证券期货论文范文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在刑法中规定证券、期货犯罪是保证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完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调控体系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我国证券、期货犯罪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以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为刑事立法基础、对证券、期货犯罪刑法处罚的宽和、以自由刑和罚金刑并重和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从证券、期货犯罪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具体描述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善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措施是：用不同的标准处罚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增加刑法与证券法规定之间的协调性，改进法定刑设置及应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专门的规定。

一、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依据

是否要将证券、期货市场上的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历来是理论上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例如，在经济学界中，人们往往希望多给市场“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不希望法律过多地干预证券、期货市场，更不希望将证券、期货市场上的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而在法学界则较多地要求对市场“加强监管”，并期望通过立法特别是刑事立法控制和调整证券、期货市场上的各种侵害行为。笔者认为，在刑法中规定证券、期货犯罪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刑法中规定证券、期货犯罪是保证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期货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是各种筹资者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控制不当、畸形发展，就会导致投资膨胀，危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由于在证券、期货市场往往发生许多违法行为，如一些单位或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内幕交易进行证券期货发行、交易活动；一些单位或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操纵市场，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一些单位或个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或导致投资者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作出证券、期货投资决定并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一些单位或个人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这些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证券、期货市场的混乱，甚至影响了其他金融市场的秩序，有时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如果不对这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惩罚，不用刑法条文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证券、期货市场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其次，刑法中规定证券、期货犯罪是完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调控体系的需要。

毋庸置疑，当前尽管我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高速发展，但无序化现象仍时有出现。因此加强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调整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主要坚持使用行政手段结合经济手段对新兴的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管理。应该说在证券、期货市场初建时期，为了维护市场的正常运作，采取以行政手段结合经济手段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对此我们不应厚非。因为，法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证券、期货市场上更是如此。但是，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证券、期货市场也同样应该在高度法制化的环境下发展。笔者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必然最终走向主要用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管理的道路。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那就是证券、期货市场与证券、期货法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近年来，我国也尝试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规范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人们对于用法律调控证券、期货市场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充分。用法律手段调控证券、期货市场主要是指对证券、期货市场中带有规律性的活动，用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法律确定下来，以规范、引导、教育和制裁证券、期货发行者、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行为。

当然，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调整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的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完善刑事法律规定也不容忽视。应该说，在用法律手段调控证券、期货市场中，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法理上分析，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行政制裁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给予犯有轻微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的一种制裁。其主要的措施有：警告、罚款、通报批评、责令部分或全部停业整顿、没收非法所得、拍卖库存证券期货、撤销公司、撤销经营股票业务资格、暂停上市交易、责令重新办理、责令退还所筹资金、通知其开户金融机构对其停止贷款、取消发行公司的发行申请等等。民事制裁的主要形式是判令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强制过户等等。刑事制裁则是司法机关对犯有严重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触犯刑法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制方法。刑事制裁的种类主要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综观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有关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体系，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分层次综合运用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方式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规范和管理。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一种制裁手段，也是用法律手段调控证券、期货市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完整的法律调控体系中不能没有刑事制裁手段，这是防范和制裁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刑法是调控证券、期货市场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刑事制裁是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以其特有的功能介入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调整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上看，加强对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现象的刑法调控和司法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即通过刑事立法，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具体罪名，通过刑事司法对证券、期货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也不足以遏制已经出现且有愈演愈烈趋势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势头，并预防其进一步蔓延；也不足以确保证券、期货市场上的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以及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

再次，刑法中规定证券、期货犯罪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需要。

证券投资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投资手段，缺乏完善规范的市场，使投资风险不但无法控制，而且会大大加强。风险加剧的结果必然导致大中小投资者的惨重损失和极少数机构和操纵者获得暴利。所以，我们认为，证券、期货犯罪在严重侵害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必然会损害证券、期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投资者是证券、期货市场的支撑者，如果没有投资者，证券、期货市场就不复存在。但投资者涉足证券、期货市场是以谋取某项权利和收益为前提的，如果证券、期货市场存在有犯罪行为，投资者的风险就会变得很大，投资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为，所有的证券、期货犯罪都是为了利益而实施的，而这种不法利益的取得必然要以牺牲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为前提，这是由证券、期货市场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实质就在于使证券、期货投资公众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投资活动。世界各国和地区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对投资公众利益保护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包括刑事内容在内的证券、期货立法，对包括证券、期货犯罪在内的所有的违法行为进行规范和惩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期货法律的立法精神。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介入证券、期货市场，将刑法手段纳入调控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体系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保证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调控体系、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均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笔者同时还认为，刑法应该介入证券、期货市场，但是范围不宜过宽；刑事制裁应该适用于证券、期货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刑罚不宜过重。这是因为证券、期货市场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本身的存在当然需要一定的自由度，失去了这种自由度也就不会有证券、期货市场的存在，刑法如果介入太深，恐怕不利于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另外，证券、期货市场上存在的许多违法行为多少都带有一定的投机性，但是，投机性又是证券、期货市场不可避免的属性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投机也就不会有证券、期货市场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很精彩。刑法如果过深地介入证券、期货市场就有可能将那些合理存在的投机行为也一并加以消灭，这就必然会阻碍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笔者主张只对于那些危害较大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才用刑法将他们规定为犯罪，并规定明显低于处罚传统犯罪的法定刑。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则要树立一种新的刑法理念，即从证券、期货市场本身的特点和要求出发，正确认定证券、期货犯罪，只有对严重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严重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才能依照刑法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我们完全可以把刑法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作为“一把高悬于证券、期货市场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主要起警示作用。

二、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原则

时下，许多刑法学者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原则问题在开展讨论。有人提出相关性原则，认为惩治证券、期货犯罪所运用的刑罚手段须与其所保护的利益、程度具有相关的关系，也即刑事立法对证券、期货犯罪所规定的惩治手段应当与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危害性相适应。对于违反证券、期货法规的不法行为，只有当其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才能作为犯罪加以规定。(注：樊志刚等主编：《最新金融证券反欺诈实用全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也有人提出必要性原则，认为只有在必要的条件下，才以刑事制裁作为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制止性手段，也就是应当科学地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刑罚量。(注：樊志刚等主编：《最新金融证券反欺诈实用全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还有人提出可行性原则，认为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切合实际顾及证券、期货活动的专业性，使制定出来的刑法规范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注：樊志刚等主编：《最新金融证券反欺诈实用全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笔者认为，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原则应充分体现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和刑法规定的内容以及各自的特点，并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由此而言，我国证券、期货犯罪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为刑事立法基础的原则

在刑法理论上，证券、期货犯罪是属于法定犯(或称行政犯)的范畴。也即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必须以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为前提，如果没有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也就不存在有证券、期货犯罪。换言之，证券、期货犯罪的行政违法性是其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只有违反了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行为，经过刑事法律的选择将其中严重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刑事制裁，才构成证券、期货犯罪。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证券、期货犯罪均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性，行政违法性是刑事违法性前提。因此，在刑事立法活动中，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必须严格依照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设定。特别是在罪状形式的选择上，对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可考虑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样有利于协调证券、期货法律规定与刑法规定在内容上的一致性。

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制裁，多规定在附属刑法之中，即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罪名只能在经济行政法规中才能找到，而刑法典中则没有规定。理论上所谓附属刑法，是指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的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附属刑法在形式上体现于民事、经济、行政法律等非刑事法律之中，并不表现为专门的刑法典、特别刑法，而是在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包含有刑事立法方式。国外将证券、期货犯罪规定在附属刑法中的立法模式的好处在于能充分体现证券、期货市场的特征，以证券、期货市场领域作为规范和制裁行为的标准。我国采用的立法模式则是采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模式，也即在有关证券、期货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对证券、期货犯罪作一般原则规定，即在条文里对某些严重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何追究刑事责任?追究什么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法规中均不作规定。对证券、期货犯罪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规定。现在除个别条文以外，一般证券、期货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犯罪在刑法中基本上均能找到对应的规定，不仅如此，刑法还详细地规定了各种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模式的主要宗旨还在于维护刑法典统一规定刑事责任的格局，采用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相结合的形式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好证券、期货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协调，如果出现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应以什么规定为准?笔者认为，由于法律颁布的时间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证券、期货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条文的规定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认定犯罪时，必须以刑法(包括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为标准。因为，根据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量刑只能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即使其他法律法规作了规定也不能给当事人定罪量刑。

(二)对证券、期货犯罪刑法处罚的宽和原则

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处罚控制主要是着眼于把握刑法干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对刑法干预的质的把握；对证券、期货犯罪刑法处罚程度的宽和则对刑法干预的量的考虑与选择。这是刑法谦抑原则的必然要求，两者共同构成刑法谦抑原则的本质内容。对于证券、期货犯罪刑法处罚程度的宽和，在刑事立法活动中表现为应当尽可能地使刑法处罚程度轻缓、宽和，具有人道性的一种立法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刑法宽和的思想已经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认识到“泛刑主义的扩张与重刑主义的威慑均属刑法的滥用，而刑法的滥用对社会则意味着恐怖与黑暗”。(注：刘华：《刑法干预经济行为的‘边界’原则》，《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5期，第26页。)

正如前述，我国的证券、期货市场正处于发展和完善时期，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就需要完善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而刑法手段又是这一法律机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在刑法中规制证券、期货犯罪在所难免。但是对于证券、期货市场的刑法调控必须适度，因为“过度干预”与“无为沉默”同样都会阻碍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所谓适度是指刑法介入证券、期货市场必须把握合适的广度与深度，这是刑法处罚宽和原则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证券、期货市场的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证券、期货犯罪是法定犯，在性、反道德性方面以及主观恶性程度上，法定犯对社会侵害的程度要远远小于自然犯；其次，证券、期货市场本身就具有投机与投资相结合的特征，其存在需要以一定的自由、宽松的环境为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刑法过度介入，就可能扼杀市场经济的生存条件，这样当然不会有利于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刑法对于证券、期货市场的调控要做到适度，首先必须转变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刑法观，以真正做到可罚可不罚的不罚，可轻罚可重罚的坚决轻罚。虽然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已经取消了死刑，但是比较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法规定，我国有些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还是比较重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均是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的规定一般也控制在3年以下；而我国刑法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一般都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较高的要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如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的可达无期徒刑。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必要的时候可作些调整。

(三)以自由刑和罚金刑并重的原则

证券、期货犯罪是一种典型的经济犯罪，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一般均把证券、期货市场归入金融领域，因而证券、期货犯罪又属于金融犯罪范畴。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都在向以经济惩罚为主的方向发展，这是与整个刑罚体制的改革相一致的。由于刑罚轻缓化的进程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一致的，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刑罚轻缓化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近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罚金刑是一种较轻的刑罚方法，其适用范围的扩大是整个刑罚轻缓化的一种表现。对通过犯罪手段非法获利者的金钱予以剥夺，无论从抑制贪欲预防犯罪的角度，还是从让犯罪人欲得反亏强调惩罚的角度，均可作出解释，从而有较大的趋同基础。(注：孙力：《罚金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证券、期货犯罪具有经济犯罪的一切特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贪利性是这些犯罪的共同特征，在适当地运用自由刑的同时，适用一些罚金刑，可以有效地抑制证券、期货犯罪者的贪利欲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犯罪者的再犯能力。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对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应特别重视对罚金刑的规定。应该考虑对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中均设立并处或单处罚金刑，这一点我国现行刑法已经做到了。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证券、期货犯罪法定刑如果只规定自由刑而不设立罚金刑，就不能充分体现证券、期货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区别，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需要，当然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刑罚体制改变的趋势相悖。但是，如果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只规定罚金刑而不设立自由刑，显然与我国刑法所确立的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不一致，同时也不利于打击证券、期货犯罪，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由刑的警示作用要远超过财产刑的警示作用。就此而言，对于证券、期货犯罪法定刑的规定最好是采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重的原则。当然对于证券、期货犯罪自由刑的规定和适用，我们理应坚持轻缓的原则，而对于证券、期货犯罪财产刑的规定和适用，我们则应加重其力度。

(四)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即单位的内部成员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根据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的批准、同意或承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严惩危害社会、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是在否定单位犯罪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因而刑法没有单位犯罪的内容。其后的单位犯罪立法都是通过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体现出来的，且都属于分则性的规定。1997年新刑法采用了总则和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对单位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定罪原则和处罚原则等，为正确认定和处理单位犯罪提供了既概括又具体的标准。应该看到，现行刑法将惩治单位犯罪的重点放在经济犯罪方面，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经济犯罪的罪名约占单位犯罪所有罪名总数的一半之多。作为经济犯罪一部分的证券、期货犯罪理所当然也存在有单位犯罪的情况。随着证券、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单位实施证券、期货犯罪的情况十分普遍，某些单位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了各种各样的证券、期货犯罪行为以谋取暴利，严重地扰乱了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秩序，也危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为此，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以及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刑事责任。

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有转嫁制(即以处罚单位组织本身，而不对单位中的自然人适用刑罚的制度)、连带制(即虽未明确肯定单位须直接对其代表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规定当其代表人不能缴纳罚金时，应承担连带责任，代为缴纳；如果单位也不能缴纳时，则对单位的代表易处徒刑的制度)、代罚制(即以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来代替对单位的处罚的制度)、双罚制(即除了处罚单位的代表人外，同时对单位本身也要予以处罚的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主要采用双罚制，理论上认为对于部分单位犯罪的处罚采用单罚制。对于证券、期货犯罪，我国刑法在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的同时，均强调要用双罚制进行处罚，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相应的自由刑。笔者认为，对单位证券、期货犯罪的处罚采用双罚制，符合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法律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惩治证券、期货犯罪的客观需要。理由是：首先，双罚制是对单位组织体的证券、期货犯罪行为的综合性的全面处罚。这种处罚最后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落实到单位内部成员的头上，根据单位内部成员在单位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使他们不同的责任，不但合理而且公正。其次，对单位证券、期货犯罪的处罚采用双罚制符合我国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采用的刑罚方式的要求。我国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的刑罚方式主要采用自由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方式，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相应的自由刑，这符合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的自由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刑罚方式。再次，对单位证券、期货犯罪的处罚采用双罚制符合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法律的发展趋势。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只要规定有单位犯罪的，一般均采用双罚制的处罚原则，这无疑是一种对单位犯罪处罚的立法发展趋势，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显然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

所谓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是指国家在法律上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方式。理论上一般认为，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立法者如何在法律中设定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如何在法律中设立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而是通过什么法律对证券、期货犯罪进行法律规定。就此而言，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全属于立法技术问题。但是，透过这些立法技术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出立法当时的法律环境、立法背景以及立法者的理念和对证券、期货犯罪的认识程度。

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各国和地区根据自己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国外关于证券管理体制及与之相应的证券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大类型：其一，英国式。英国虽然是证券业发达的国家，但对于证券管理和证券犯罪至今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法规。除了某些国家立法外，其证券管理基本上是通过由各类协会、交易所、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制定的业务规程、从业准则等规定来维护的。因此，对于证券犯罪也相应地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如《公司法》、《防止诈骗法》、《借贷法》、《股票交易法》、《银行法》、《金融服务法》等。其二，美国式。美国的证券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具有最为严密、最为科学的组织管理体制。美国联邦管理证券的法律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信托合同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美国强调政府对证券的统一管理，形成了一整套专门管理证券交易法律。因此，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也较为集中，主要规定在《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等联邦证券法中。其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犯罪的立法模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关于证券犯罪的立法模式，有的按英国式建构，例如印度；有的按美国式建构，例如墨西哥；还有的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把股票交易所和证券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结合起来，即在统一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中规定有关证券犯罪，也同时在一些公司法、银行法、金融法中规定涉及证券的犯罪。(注：樊志刚等主编：《最新金融证券反欺诈实用全书》，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笔者认为，上述对证券、期货犯罪所作的立法模式分类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十分科学。因为，作为立法模式简单地用某一个国家的名称并不十分妥当，事实上在一些国家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有时还会变化。笔者赞成从证券、期货犯罪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具体描述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

从证券、期货犯罪法律规定的形式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国家用刑法典对有关证券、期货犯罪加以规定，也即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的。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统一性，不能因为某种特别犯罪而使刑法失去这种统一性。但是，由于刑法条文相对较为稳定，且修改又较困难，这就很难适应证券、期货市场上犯罪变化较大的情况。另外，由于证券、期货犯罪均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法定犯，而所有的法定犯均是以违反证券、期货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的，在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均应有相应的规定，否则就很难称得上是法定犯。可见，刑法典规定型具有一定的弊端，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采用此立法模式者几乎没有。

其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由于特别刑法一般是针对某一种或者几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规定的单行刑事法律，因此其具有针对性强、内容集中以及灵活性较大等特点。但是，由于其脱离刑法典而专门就某一特别问题作出规定，难免会出现一些与现行刑法不一致的地方。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单纯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并不很多，一般均是采用特别刑法与其他法律结合规定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例如，美国1984年的《内幕交易制裁法》，1988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实施法》等。

其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即在有关证券、期货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如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证券业法、证券市场法等)中，附带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充分根据证券、期货市场的特点规定证券、期货犯罪，因而不仅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强，而且较能协调证券、期货犯罪与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关系。但是，由于在刑法典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条文，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行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不是刑法而是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由刑法统一规定刑事责任的模式。应该看到，附属刑法规定刑中也并非完全一样，如上述提及的英国式和美国式其实均属于附属刑法规定型，但是，英国因为强调自律性组织“自我管理”，所以政府机构对证券市场与投资的直接干预较少，因而其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美国则因为较强调政府对证券、期货市场的集中管理，所以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比较集中在一些由联邦制定的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之中，如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同样荷兰也采用这一立法模式，荷兰一开始对证券、期货犯罪是用刑法典加以规范的，而现在则主要由《证券交易监管法》来规范。也即现在虽然荷兰也强调要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进行惩治，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模式上则采用行政法规规定的模式，在刑事法律规定中则不设专门的条文加以规定。

其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除由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模式一般是由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在条文中具体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并指出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而与之相对应的，则由刑法典作出内容相同的条文规定，同时规定具体明确的法定刑。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考虑到证券、期货市场本身的特点，并以此在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证券、期货犯罪；同时又保证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统一性，即在刑法中更具体地对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作了重申或明确。例如，我国目前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就是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

其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除由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证券、期货犯罪作出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是上述第二、第三种立法模式的结合，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一般都是先有附属刑法的规定，后来为了解决一些特别的问题，才专门制定一些特别刑法规范某些特别的证券、期货犯罪。例如，美国在1933年颁布《证券法》后，又于193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以后又陆续颁布了1984年的《内幕交易制裁法》和1988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实施法》等。

对于以上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立法模式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很难说谁优谁劣。各国和地区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受本国和本地区的立法传统、证券、期货市场的实际需要，以及刑事法律对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程度等因素影响。另外，许多国家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随着证券、期货犯罪种类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证券、期货犯罪认识的提高，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在变化。

正如前述，我国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实际上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刑法典型，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对证券、期货犯罪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罪状有法定刑，而证券法中虽然有规定，但均是笼而统之地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法定刑，甚至没有罪状。(注：祝二军：《证券犯罪刑事立法原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对此观点不能苟同，应该看到，在我国刑法典中确实具体对一些证券、期货犯罪作了规定，有罪状也有法定刑；但是，刑法所有规定的证券、期货犯罪实际上均必须以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为前提，这是由法定犯的原理所决定的。就此而言，对证券、期货犯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而没有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对应，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事实上我国的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也同样对有关证券、期货犯罪作了规定，而且一般均具体规定了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并提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是没有对有关证券、期货犯罪规定法定刑而已。我们不能因为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法定刑而就认为他们没有规定证券、期货犯罪。事实上如果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法定刑，刑法就根本不需要再作具体规定了。笔者认为，由刑法具体规定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这是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统一性的要求，而由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对证券、期货犯罪作出相应的规定也是由法定犯的要求所致。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应该说现有的这种立法模式还是比较科学和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四、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法完善

应该承认，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是比较全面并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特别是在立法上采用了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模式，基本上能适合我国打击证券、期货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有关证券、期货犯罪法律规定中仍存在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探讨，并在适当时进行完善。笔者认为，当前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法完善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应用不同的标准处罚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

如前文所述，证券、期货犯罪虽然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的地方，但是证券交易毕竟不同于期货交易，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对市场造成的危害在数量和范围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分析我国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轨迹：从刑法中不专门规定证券、期货犯罪，到刑法中只规定证券犯罪而不规定期货犯罪，又到将期货犯罪简单地归入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文里，并在有关的证券后面加上期货一词。应该说，这一过程绝对不容易，也完全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我国有关刑事立法将证券、期货犯罪归在一起的立法方式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有关证券、期货犯罪中，一般均规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衡量这些要件的标准一般又主要是以犯罪的数额作为标准的。但是，由于期货交易能进行“以小搏大”和买空卖空，所以期货犯罪对市场的破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均可能大于证券犯罪。如果将证券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条件与期货犯罪等同的话，完全可能出现对证券犯罪处罚重于对期货犯罪处罚的情况，这就必然会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有几种方案：一种方案可以在刑法中将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分开规定，也即用专门的条文分别对证券犯罪和期货犯罪作出规定，并规定不同的相应的罪状和法定刑；另一种方案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证券、期货犯罪中的定罪和量刑情节分别加以规定，也即以刑事司法解释的方式分别对证券犯罪和期货犯罪的立案标准、起刑点和各种具体情节作出不同的规定。就目前情况而言，第一种方案可能还不很成熟也没有必要，理由是：首先，刑法刚刚通过修正案对此问题进行了修正，将期货犯罪归入刑法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文中，如果现在马上变化则显然不符合刑法条文稳定性的要求；其次，将证券、期货犯罪分开规定就必然会增加许多刑法条文，这种做法与当今世界刑法改革精简刑法条文的发展趋势并不相吻合；再次，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行为方式上以及主观罪过上(如内幕交易、操纵交易价格等)则基本相同，刑法对行为方式和主观罪过基本相同的犯罪行为没有必要分别加以规定。相比较而言，上述第二种方案无疑在目前情况下是可行的方案，因为，时下刑法中所规定的大多数犯罪之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实际包含的内容，特别是有关经济犯罪的犯罪数额标准，均是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的，就此而言，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补充。在刑法暂时无法将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对证券犯罪和期货犯罪的定罪、量刑情节作出不同的规定，制定不同的犯罪立案、起刑点等的数额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际需要的。

(二)对于证券、期货犯罪应增加刑法与证券法规定之间的协调性

应该看到，我国的证券犯罪最早是由1997年刑法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以后颁布的证券法也就证券犯罪作了具体规定，由于两者的规定在内容上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正。经修正后的我国刑法除了增加了期货犯罪内容外，还针对证券法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些立法规定。例如，根据原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规定中未包括证券、期货机构等，而证券法第178条、第179条规定，“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未经批准并领取业务许可证，擅自设立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的问题，修正案对《刑法》第174条作了修正，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将原条文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以适应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的规定；同时明确将设立证券、期货机构也作为设立金融机构看待，以保持与证券法中规定的一致。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也为了保持与证券犯罪的一致而对刑法作了修正。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经修订后的刑法在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和证券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如有些在涉及构成要件的问题上还很不协调，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规定，刑法条文中没有将“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列入内幕交易罪中，而证券法却明确规定“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可以构成内幕交易罪。由于证券法颁布在后，而刑法颁布在前，人们一般习惯用后法优于前法的思路考虑这一问题，但是，颁布在证券法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也同样没有将“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纳入内幕交易罪之中。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有关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的规定上，证券法在规定该罪主体时比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多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内容。

另外，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虽然具体规定了证券、期货犯罪，但是在有关条文中均笼统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应该根据什么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应该根据什么条文追究刑事责任则一概不谈，这就很容易使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犯罪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完善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律规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在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对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增加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刑法条款，同时在刑法条文中作相应的规定，以保持两者之间的协调。

同样，笔者认为刑法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规定虽然具体，但是大可不必。因为，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罪状基本上都在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中作了规定，根据简明扼要的立法要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再作重复规定，而只需在刑法条文中指明“违反……法律法规”并简单地描述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即可。这样既可以简化刑法条文规定，又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与刑法条文规定的不一致，同时也符合有关法定犯罪状规定的一般模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可能要对刑法条文作一定调整外，还可能要对证券、期货法律法规原有不具体区分证券、期货违法与犯罪的规定作一定调整。

笔者认为，我国对于证券、期货犯罪的立法采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其好处自不待言，但是，对于有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等原则问题，理应保持一致性。造成现在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证券法与刑法是由不同的立法部门起草的，且不同法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等原因。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定罪量刑的标准只能依照刑法规定，但是证券、期货犯罪毕竟是法定犯，证券法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内容对定罪量刑影响往往很大，如果与刑法规定不一致很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

(三)应对证券、期货犯罪的法定刑加以完善

应该看到，我国刑法有关证券、期货犯罪法定刑的规定还是存在有某些值得完善的地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其一，法律对于有关法定刑的规定不协调。受法律出台的时间先后不同以及立法者角度的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法规定的证券、期货犯罪法定刑中的罚金刑与我国《证券法》中规定的罚款不很协调。例如，《刑法》第182条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规定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与《证券法》第184条规定操纵行政违法行为的罚款比例相同；《刑法》第181条第1款对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规定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低于证券法第188条对同样的行政违法行为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由于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证券、期货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证券、期货行政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法定刑中罚金数的规定与证券法中对证券、期货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数的规定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罚金数与罚款数倒挂的现象显然与刑法基本理论相违背，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刑法中有关证券、期货犯罪的罚金刑的数额加以调整，这一调整应以证券法为基础和依据，适当提高现有罚金数的规定。

其二，刑法对自然人与对单位罚金刑规定的不协调。我国刑法明确将单位列为犯罪主体之一，在有关证券、期货犯罪中，刑法分则规定单位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对证券、期货单位犯罪的处罚，刑法均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这一法定刑中的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罚金数，而对证券、期货自然人犯罪法定刑中的罚金，刑法则均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如“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等。这种只对自然人犯罪规定具体的罚金数而对单位犯罪不规定的情况，显然很难从理论上加以理解，因而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当然这一不协调并非只存在于证券、期货犯罪规定之中，在其他刑法规定的犯罪中同样也存在。由于这一不协调的存在，实践中就很难掌握标准，特别是对单位判处罚金时究竟应该是重于还是轻于对自然人判处的罚金刑，人们的一般理解应该是重于，但具体操作时还是因缺乏法律标准而导致处罚不统一的情况出现。笔者认为，对单位犯证券、期货罪所判处的罚金理应重于对自然人犯罪所判处的罚金，这是由单位犯罪的特征和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形式所决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刑法或者司法解释中，对单位犯证券、期货罪的罚金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一规定应该以刑法对自然人犯证券、期货罪的罚金刑规定为基础，具体规定对单位可处较自然人罚金额几倍的罚金。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些国家的刑法中已有规定，如法国刑法典第131～141条规定：“适用法人的罚金最高额为惩治犯罪之法律规定的对自然人罚金最高定额的5倍。”显然对这些规定我们完全可以加以借鉴。

其三，刑法中可考虑设立“禁止从业”的资格刑。所谓禁止从业，是指禁止犯罪者从事与犯罪相关的某些行业的刑罚方法。就证券、期货犯罪而言，禁止从业意味着禁止证券犯罪人继续从事证券行业(包括证券发行、交易、服务、监管等的一部或全部)，还意味着禁止犯罪的自然人担任与证券有关的行业的重要职务。这是一种剥夺证券、期货犯罪的犯罪人一定时期或者永久从事证券、期货业的资格的刑罚。禁止从业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方法或者保安处分措施，在西方国家采用颇为普遍，有许多国家还逐渐地将其作为刑罚方法。

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分析，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等五个主刑都是涉及到剥夺生命和限止或剥夺自由的内容的，而三个附加刑中则主要涉及剥夺经济能力的内容，其中虽然有剥夺权利的规定，但只限于剥夺政治权利而不包括剥夺其他权利，由于政治权利不同于其他从业权利等，因此我们无法把剥夺犯罪者从事特定职业和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权利归入剥夺政治权利之中。就此而言，显然刑法有关刑罚的规定对于剥夺犯罪者从事特定职业和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权利持排除的态度。但是，从证券、期货犯罪分析，证券、期货犯罪行为人有很多均是利用自己的职业、职务等便利条件实施的，这种行为明显地违背了证券、期货行业的职业、职务要求，如同对于证券、期货犯罪者适用罚金刑可以在经济上剥夺其再犯罪的能力一样，对于证券、期货犯罪者适用禁止从业的资格刑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其再犯罪的条件。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禁止从业的资格刑，不仅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具有正当的法理根据和道义根据。

另外，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在我国有关的行政法规中已经出现了禁止从业的惩罚规定，如1997年3月3日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对于因进行证券欺诈活动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的，将在3至10年内或永久性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不得从事证券业务。可见在我国对于一般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都可以适用禁止从业的惩罚，而对于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却不能适用禁止从业的惩罚。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因为，证券、期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证券、期货犯罪者对职业、职务要求的违背显然要比证券、期货违法者要严重。从一般犯罪学原理分析，证券、期货犯罪者再从事证券、期货业务所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的危险性要比证券、期货违法者高得多。但是，现行法律却只规定对证券、期货违法者可以禁止其从业，而并没有规定对证券、期货犯罪者也可以禁止其从业。事实上对于证券、期货这些特殊行业的犯罪者如果仅仅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虽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剥夺犯罪者再犯证券、期货犯罪的物质条件和能力，而“禁止从业”的资格刑则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剥夺从事证券、期货犯罪行为人的从业资格，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证券、期货犯罪者再犯罪的条件，这对于证券、期货犯罪实施者而言其实等于废了其“武功”，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不会看轻它。

(四)应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管辖权作专门的规定

证券、期货市场是全国性的市场，其涉及面之大、范围之广非一般市场所能相比的。在这种市场所出现的犯罪也不可避免地会具有犯罪地不明、犯罪地多处、犯罪地交叉、犯罪对象分布各地等特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证券犯罪案情都比较重大，主要由犯罪地或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或由公安机关协商，或由上级指定管辖。由于犯罪地本身很难确定，再加上如果有多处犯罪地就更难确定由谁来管辖的问题。通过公安机关的互相协商以及上级机关指定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这势必影响办案的效率，有时甚至会引起互相扯皮的问题出现。理论上有人提出能否通过法律确定证券、期货犯罪的侦查权干脆由证券、期货市场监管部门来承担。笔者认为，这显然不妥当。因为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并非司法机关，他们只能对那些涉及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理，而无权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虽然时下许多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都是由证券、期货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公安、检察部门进行，但这毕竟是配合而且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监管部门对有关案件情况比较熟悉所致。笔者主张根据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需要，可适时在公安机关中设立专门侦查部门用于查处证券、期货犯罪，在管辖上可采用谁发现谁管辖的原则，以确保及时发现和处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介绍了股票价格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因和方法后，重点讲述新华财务股指的编制。

关键词：股票价格指数

中图分类号：O212C8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66(2000)02――0051――09

TheApplicationofStatisticsonSecuritiesandFuturesMarkets(2)

Indexnumberofsecurities(1)

LICong-zhuZHENGWen-tangWANGLing-huaCHEYou-liang

（Nor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100041）

AbstractInthispaper,someprinciplesandmethodsareintroduced,XinHuaindexnumbeofsecuritiesisstudiesmainlyafter.

中央电台午间新闻30分指导沪深股票行情时，首先报导上证综合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深证成份指数开盘是多少，前市收盘是多少等。综合指数，成份指数是什么，它有何意义，本文就来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们先从股票价格指数的基础知识谈起。

股票价格指数(以下有时简称股价指数)是我们统计学里指数中的一种。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方向和程度的动态相对数。由于政治经济，市场及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种股票的价格均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股票在进行交易。为了从众多个别股票纷繁复杂的价格变动中判断和把握整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水平与变动趋势，美国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亨利.道第一个提出了平均股票价格指数作为衡量尺度，这就是久负盛名的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如今，世界各国的股价市场几乎都编有股票价格指数，较有影响的除道.琼斯指数以外，还有美国的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有时记为S&P500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票价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股价指数、日本的经济新闻社道氏平均股价指数以及香港的恒生指数等。股价指数可以为投资者和分析家研究，判断股市动态提供信息。它不仅反映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观测经济形势和周期状况参考指标，被视为股市行情的“指示器”和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在我国大陆，主要有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

编制股票价格指数的意义在于

(1)综合反映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2)据此进行因素分析，分析各种股价对股票市场股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3)分析股价长期内的变动趋势。(4)在宏观上，股指可以预测国民经济景气情况和企业经营业绩。

(一)股票价格指数的一般概念

1.股价平均数：它是用来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股票价格平均数由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公司、银行或新闻机构编制的，用以反映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行市变动的一种价格平均数。

由于股票市场上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不可能一致，为了衡量由各种股票共同组成的大市整体价格水平和整个市场总体变动方向，一些组织开始编制了股票价格平均数。1981年6月，“道.琼斯公司”的共同创立者之一――查尔斯.亨利.道在《客户午后通讯》上首先发表了一组后来被称为“道.琼斯工业股股票价格平均数”，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价格平均数，一般计算步骤是：先选定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公司，再通过简单算术平均法，以这些公司股票收盘价之和除以样本公司数得出。计算公式为：

P=(ΣPi)／N

其中，P代表股票价格平均数，N代表样本公司个数，Pi代表第i家公司股票计算期的收盘价。

2.基期：指在编制股票价格指数时，被确定作为对比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是某一日，也可以是某一年或若干年。例如，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基期是一年，即以某一年全年股票价格平均数作为对比的基础；标准.普尔500种和400种工业股股价指数则以1941―1943年为基期。通常较多采用以某一日作为计算基期。由于股票价格指数是由现期水平同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因此，基期的选择对指数绝对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水平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数。

3.基数：指股票价格指数在基期的数值。在大多数国家中，基数都定为100，也有定为10(如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50(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还有的定为500(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普通股股价指数)、1000(如香港远东指数，加拿大多伦多300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等。基数有大小，对股票价格指数绝对数大小有重要影响。

4.点：是股票价格指数的计算单位，在采用股票价格平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衡量股市行情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计算单位的“点”具有不同含义。在前一情况下，“点”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的价格单位，是一个金额概念，同货币单位(如元)在类似的含义上运用，如平均价格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平均水平为150元。在后一情况下，“点”反映的是计算期价格水平相对于基期价格水平变动的幅度，是指“百分点”(或“千分点”等)的意思，一般不能直接同金额概念等同起来，如基期指数定为100点，计算期指数为150点，即意味着计算期股票价格水平是基期水平的150%。但无论在任何场合，“点”总是衡量股票价格行情起落变动的尺度。由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都编制有若干不同的股票价格指数，其选定的基期、确定的基数不同，尤其是计算方法的差异，针对不同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与同一股票市场的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在绝对数上并没有可比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不同股票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运性”，这一点尤其是在1987年10月的世界股市崩溃时得到了印证。

5.股价指数编制的一般步骤：

其编制步骤如下：(1)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经济实力、资信等级等因素，选择适当数量的有代表性的股票，作为编制指数的样本股票，样本股票可随时变换或作数量上的增减，以保持良好的代表性。(2)按期到股票市场上采集样本股票的价格，简称采样。采样的时间隔取决于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以往的股价指数较多为按天编制，采样价格即为每一交易日结束时的收盘价。近年来，股价指数的编制周期日益缩短，由“天”到“时”直至“分”，采样频率由一天一次变为全天随时连续采样。采样价格也从单一的收盘价发展为每时每刻的最新成交价或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平均价。一般来说，编制周期越短，股价指数的灵敏性越强，越能及时地体现股介的涨落变化。(3)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手段计算出指数值，股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总和法，简均法、综合法等，计算手段已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了增强股价指数的准确性灵敏性，必须寻求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的支持。(4)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为保持股价指数的连续性，使各个时期计算出来的股价指数相互可比，

有时还需要对指数作相应的调整。股价指数是一种定基指数，它是以某个特定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为基期(基期的股价水平为100)，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基期的股价水平相比计算出来的百分比率，用百分数或百分点表示，为了避免报告期与基期之间所跨时期太远而带来计算上的麻烦，常先将报告期的股价水平与上一期的股价水平相比求得环比指数，，然后利用环比指数与定基指数之间的关系算出报告期的股价指数，即：报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上期股价指数(定基指数)×报告期股价指数(环比指数)，这种求股价指数的方法，叫做连环法。当变更样本或基期后需要对报告的指数进行调整时，也可按此法从新基期往回溯源至旧基期，以保持股价指数的可比性。

(二)股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1.加权综合平均法

因为发行量、流通量、成交量不同的股票其价格变动相同幅度，对股市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因此计算股价指数时，通常要考虑到股票的发行量、流通量或成交量等因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否则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股市价格的变动情况，故需要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法来计算股价指数。根据计算公式所选择时期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依同度量因素的选择不同划分)：

(1)以基期值(Q1)为权数的公式(又称为L氏公式或拉氏公式)

I=(ΣP1Q0)／ΣP0Q0(算术平均法)

(2)以报告期值(Q1)为权数的公式(又称为P氏公式或派氏公式)

I=(ΣP1Q1)／ΣP0Q1(调和平均法)

(3)同时考虑到基期与报告期数值的理想公式

(几何平均法)

选择不同时期的权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各种指数计算公式都会产生偏误，而就指数偏误实质来看，它是指数计算值与指数真实值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以基期同度量因素为权数的L氏公式未能反映同度量在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同时，L氏公式实质上是一个变化了的算术平均数的算法；而P氏公式经过变形后，实质上是一个调和平均数的算法。由于算术平均数在同一资料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并且受数列极大值的影响大于受极小值的影响，(调和平均数正与之相反)；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与指数真实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称为“型偏误”，即由于使用的平均方法不同所致。指数偏误产生的另一种原因称为：“权偏误”，即由于计算权数选择不同所致。

为了准确地反映指数化因素总变动情况，美国经济专家I.Fisher在1992年的《指数编制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指数公式，即上面的公式(3)；他认为该公式同时满足他本人设想的因子互换测试，时间互换测试和循环测试三种指数测算方法中的前两个。因为公式(3)实质上是一个几何平均算法，而在众多的个体指数中，几何平均法计算的指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三种指数测试，并且几何平均数的结果大于调和平均数又小于算术平均数，所以还可以消除指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指数偏误是影响指数准确度的重要原因，能够消除这种偏误的指数公式，无疑是科学的，但由于Fisher理想公式计算复杂，在实际计算中缺乏具体经济含义，在结果上得到的准确性的改进要远小于它在计算中所带来的繁琐，并且当应用在股价指数的计算上时，还存在增资、除权及基期修正上的困难。由于以上各种原因，目前国内国外计算的各种指数多采用以报告期时点权数的P氏公式进行计算，在后面的股指计算中也将采用P氏指数加权综合平均计算公式。

2.股价指数计算中权数的确定

在计算股价指数的P氏加权综合平均公式中，首先必须确定权数是选择报告期的成交量、流通股本还是总股本。

由于国外股票市场上所发行的股票均要上市流通，因此国外股价指数大都以发行量作权数，如S&P500指数，恒生指数等，此外我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在这方面也参照了这一国际惯例。众所周知，目前我国股市的最大特点是“三股并立”，对国家股、法人股是否上市流通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三股并重的局面会一直存在，甚至国家股、法人股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在计算股价指数时，必须对选择不同权数下计算的指数序列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问题进行分析。

3.基期修正的方法

(1)基期修正方法的使用

在发生非股票价格因素的变化时，如：有偿增资，新股上市，股票合并，停／复牌，更换采样股票，改变样本容量等情况下，股票的股本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变化，引起市价总额发生变动。这时要对基期市价总额进行修正；目的是使报告期与基期统计口径基本一致，确保股指的连续性和真实性，避免由此带来的股价指数序列出现断裂现象。道.琼斯指数是最早采用基期修正方法的股票价格指数。然而在发生“股票分割”及“无偿配股”等情况下，尽管上市股票数量改变了，但是并未改变股本的市价总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对基期作修正。

(2)基期修正法的基本原理

当股票市价总值由于上市股票数量的变动而改变时，就应当对原有基期市价总值进行修正，剔除上市股票数量变动所引起的股指变动，单纯保留由于股价变动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指数变动。即：如果仅仅是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或数量发生了变化，而股票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则股价指数就不应该改变。因为按照前面的定义，股价指数是单纯反映股票价格变化程度的，应当只由价格一种因素来决定股指变动，而剔除掉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每次基期市值修正以后，就应以该修正后的基期市值来计算股票价格指数，直到再次修正时止。并以最新一次修正的市值作为基期市值来计算股价指数。

(3)基期修正的三种情况及其修正公式：

新的修正后的基期市值Z*0=(Z*t-1)/(Zt-1).Z0

其中：Z0：表示原有基期市价总值Zt-1：修正前一日的市价总值

①采样股标不改变，但上市股本数发生变动

②样本容量不变，替换样本股。(用第N+1只股票替换第1只股票)

③样本容量发生变化的基期修正公式

(a)当增加样本容量时：(由N只股票增加为N+1只股票)

(b)当剔除样本时：(设将第N+1只股票剔除)

这样股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变为：

It=［Zt／Z*0］.I0I0为基期指数值。

(三)国内外主要股价指数简介

1.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由美国道.琼斯公司编制并在该公司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的股票价格指数。简称道.琼斯指数。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股价指数，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的前身，是1884年公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1种铁路股票简均价。1897年，铁路股的采样股种发展为20种；并开始计算12种工业股简均股价。1928年，工业股发展为30种。同年，道.琼斯公司发明了调整简均股价的除数调整法，并正式用于铁路股和工业股的计算。1929年，18种公共事业股股价平均数发表。1938年，公共事业股减为15种。随后，包括20种铁路股，30种工业股和15种公共事业股的65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问世。1970年，20种铁路股改为20种运输股，其成份含铁路股，轮船股和航空股。

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现有四种，即：30种工业股平均股价指数、20种运输股平均价数，15种公共事业股平均股价指数及全部65种股票平均价格综合指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种指数和第四种指数，它们均以1928年10月1日为基期，基斯指数为100。

道.琼斯指数以其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亨有盛名，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股价指数。该指数通过电子计算机连续采样，每分钟计算一次，每小时一次，计算迅速，及时，所选用65种代表股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大公司股票，其行情深受世界股市及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是，道.琼斯指数系按简均股价计算，易受少数股价大幅度起伏的影响，而采取调整除整数的方法，又导致各种股票的相对权数发生人为的变动，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道.琼斯指数的样本股票的代表性已大不如前，若不予调整，将越来越难于充分反映股市的全貌。

2.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的证券咨询研究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是美国仅次于道.琼指数的又一重要股价指数，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从1923年开始编制，采样股票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3种普通股股票。1957年，样本股票扩增为500种，其中工业股425种，铁路股15种，公共事业股60种，1976年7月，该公司对500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作了重新调整，将工业股减为400种，铁路股改成运输股并增至20种，公共事业股减少40种，另新增金融股40种，这种样本构成一直延续至今。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式为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P氏公式，故从计算方法上看，标准―普尔股价指数属于综合股价指数，它是以报告期的市价总额为分子，以基期的市价总额为分母计算的百分数，用百分点或“点”表示，其基期为1941―1943年。

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按随机原则抽选样本。方法是：先将各种产业部门的股票分成上中下三类，然后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样本股票，所确定的500种样本股票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全部普通股票的90%。标准.普尔股价指数虽然在显示每日内的短期变化方面不如道.琼斯指数灵敏，但由于它是按发行量加权计算，既考虑了不同股票的数量对股价的影响，又无须对折股股票进行调整，而且样本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较全面地反映股市动态的指数。美国商务部出版的《商情摘要》一直把它用为观测经济周期变化的12个先行指标之一。

3.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由美国纽约证券所编制并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数起编较晚，1966年开始公布。其样本股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570种普通股，其中工业1093种、运输股65种、公共事业股189种、金融股223种。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包括工业股、运输股、公共事业股和金融股四个分类指数，计算方法为综合法或加权平均法，采用派氏公式，即以样本股票报告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交易量为权数。基期为1965年12月31日。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虽然问世时间不长，但采样股种最多、速度最快、且按交易量加权计算，能比其它股价指数更好地显示纽约股市的变化，是投资者经常观察股价行情变动的指示器。

4.标准.普尔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是由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反映其选定的所有代表性公司股价行情变动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它是在分类指数的基础上编制的。

5.《金融时报》股价指数

由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编制并公布的股票价格指数。它既是反映伦敦证券交易所股价变动的最权威指数，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重要股价指数。《金融时报》股价指数主要有以下三种：

1)《金融时报》普通股股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交易的30种工业普通股票计算。样本股票均为英国工业中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发行，发行量多，在整个股市中所占份额大，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上市公司实力的升降，30种样本股票的成份股也在不断调整。该指数1935年7月1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是《金融时报》最早公布的一种股价指数。通常所说的《金融时报》指数多指这种。它是伦敦股票市场行情变动的指示器，可以及时为投资者提供股价变化的一般情况和趋势。

2)《金融时报》综合精算股价指数。根据伦敦股票市场上700多种精选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该指数从1929年开始编制。1962年4月10日由《金融时报》接手计算和对外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100。该指数采样范围广、统计面宽，可为职业投资者提供整个股市的基本变动情况。

3)《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上市的100家有代表性的大公司股票计算，由《金融时报》于1984年1月3日开始公布，并以当日为基期，基数定为1000(为方便期货和期权交易)。该指数是为了解决30种普通股股价指数代表性不够强、统计面又过窄，而700种综合精算股价指数统计面又过宽、难以快速计算的矛盾而编制的。它通过伦敦股票市场自动报价系统随时采样，三分钟计算一次，能迅速灵敏地显示股市行情的即时变动。

6.联邦德国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联邦德国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联邦德国股市行情的股票价格指数。每日公布一次，在联邦德国最具代表性。以1953年12月1日为基期，选定总市场价格额占联邦德国所有上市股票市场总额的75%、主要经济部门的60种热门股票作为代表性公司股票(60bluechpcompanies)，用加权平均数法(权数由该类股票当日成交额决定)算出；以基期数字记为100点，指数通过与基期水平相比较得出。1975年对60家代表性公司进行了调整。到1984年末，60家公司的行业构成情况是：化学工业9家，机构制造业7家，钢铁、建筑业6家，电子技术6家，公用事业6家，银行业5家，保险公司5家，汽车制造业4家，其他12家。

7.巴黎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

巴黎证券交易所编制的反映法国私有工商业公司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以1961年末为基期，记作100点，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编制，权数大小依该公司市场资本价值总额确定。从1982年起，改为1981年末股价指数为基础，编制新指数。

巴黎证交所股价指数有两个明显特征：(1)代表性公司有257家，其股票市场价格总额占上市公司股价总额的85%，代表性公司限于私有工商业公司，故该指数变动仅反映私有工商业公司股价变动；(2)在新指数中，服务业公司所占比例最多，反映了现代经济中服务性行业正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新特征。据1984年末情况，275家公司中服务业有61家，建筑业24家，消费品制造公司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资本品生产企业36家，金融业44家，原材料工业24家，食品公司21家，海外公司11家。

8.意大利商业银行股票价格指数

意大利商业银行编制的反映米兰证券交易所股市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意大利商业银行是意大利十大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米兰；米兰证券交易所是意大利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该指数以米兰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为样本，通过加权平均法求出，每一种股票的权重由其市场价格总额决定；然后再以1972年所有股票市场价格的平部上市有143家，其行业构成是：银行、金融公司27家，不动产公司16家，化学、制药公司15家，保险公司13家，工程公司13家，纺织公司12家，冶金公司10家，通讯行业公司9家，食品公司6家，建筑材料公司4家，汽车、橡胶公司2家，其他16家。

9.多伦多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

此交易所是加拿大五个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的证交所，按成交量计算该交易所成交的股票价格总额占全加拿大的75―80%。早在1934年以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就成为全国最著名股价指数；1977年1月以后开始编制300种股票综合价格指数。该指数以1975年为基期，基期股票平均价格记为1000点，以300种成交量最大的股票为代表性公司股票，将300种股票的每一种股票价格与其上市数目相乘，将这一乘积与基期相比较得出。该指数交易期间每15分钟计算一次。

根据1984年12月的情况，300种代表性公司股票行业构成是：石油、天然气公司60家，金属，采矿公司52家，工业公司39家，金融服务公司27家，商业公司26家，消费品制造公司21家，公用事业公司15家，运输业公司13家，混合联合公司13家，其他34家。由于加拿大经济发展同其自然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故300家代表性公司中同资料利用相联系的公司数量占有相当比重。

10.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全部普通股股票价格指数

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编制的反映该交易所股票行情变动的股票价格指数。始编于1980年1月，由于编制时间较晚，在代表性公司的选择上，首先，按公司规模大小选定规模较大的10%的公司；其次再根据公司股票交易是否频繁选定热门股票。这样，代表性公司投票既不是有一定的固定数量，也不把全部上市公司列入，而是在270家左右。代表性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一般占交易所上市股票市场价格总额的90%，能够反映整修股市的行情变动。在计算方法上，以1979年12月31日的股票市场价格平均数为基期数，记为500点。现时数由代表性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总额除以前一交易日市场价格总额的值表述为一个指数，股价指数由这一指数与基期数相比较得出。据1984年底的情况，代表性公司共有281家，其行业桅成情况为：银行、金融、保险业17家，食品、饮料、烟草工业23家，建筑材料业20家，零售业14家，医药业12家，运输业12家，工程、电力业27家，财产信托业8家，其他工业64家，资源开采业84家。

11.日经道.琼股票价格平均数

日本经济新闻社按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和的股票价格指数。该指从1950年9月7日开始计算，样本股票为在东京交易所内上市的225家公司的股票，并以当日为基期，当日的平均股价176.2日元为基数。1975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向道.琼斯公司买进商标使用权，该指数因此而正式得名。

日经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采样股票分别来自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电力和煤气业、仓储业、水产业、矿业、不动产业、金融业及服务业等行业，覆盖面极广；而各行业中又是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作为样本股票。同时不仅样本股票的代表公司和组成成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样本股票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已从225种扩增为500种。因此，该指数被看作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股价指数，通过它可以了解日本的股市行情变化和经济景气变动状。

12.恒生指数

由香港恒生银行编制的票价格指数。1969年11月24日起开始公布，它是香港股市上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股价指数。该指数以1964年7月31日为基期，基数为100，按综合法(也称加权平均法)计算。原先只编制综合指数一种，它是用样本股票每日的收市价计算的报告期市价总额与基期市价总额相比的百分数，每日发表一次。从1985年1月2日起，恒生银行开始编制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及公共事业四类股价指数，每隔15分钟公布一次，香港各大报刊均有登载。

恒生指数的样本股票定为33种，分别代表着香港各主要行业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这样样本股票按以下四条标准来选择和更新调整：在整个股市交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行量足以应付旺市需求；成交额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公司业务以香港为基地。自创设以来，该指数已对样本成份股进行过10次调整。目前使用的33种样本股票的构成为：工商业14种、地产业9种、公共事业6种、金融业4种。通过这33种股票价格的综合变动，即可把握整个香港股市的行情动态与发展趋势。

13.上证指数

由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和的股价指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其前身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于1987年11月2日开始编制的“静安指数”。该指数主要参考道.琼斯平均股价指数的方法编制，以简均法计算平均股价，并利用除数调整法剔除了红利发放、增资减资及股种增减等非市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但它以全部上市股票为计算对象，而且采样价格取平均成交价格，而不是开市价，收市价或最新成交价。“静安指数”于1990年3月19日首次在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编发的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年报》上发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以后，该指数改称现名，编制方法不变。上证指数以1990年3月19日为基期，以当日平均股价为基数，最初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9种股票计算，它们是：延中、电真空、小飞乐、爱使、申华、大飞乐、豫园、风凰、兴业。随着股种不增加，上证指数是上海股市行情变化的“晴雨表”，投资者应善于用它来分析股价动态和趋势。上证指数分为上证综合指数和上证分类指数。两者均以上市股票的发行量为权数。分类指数含有：工业、商业、地产、公用事业、综合等类。另外还有上证30指数，它是以上证所上市股票中选择30只为样本股，主要为上海本地上市股票，多为绩优股。因此上证30指数实质上是一个近似的上海板块指数。

14.深圳指数

由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和公布的股票价指数。其前身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3日开始的深圳股价指数，即A股指数。1992年2月28日第一只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报上市后，改称现名。目前，深证指数包括一个综合指数和A股、B股两个分类指数。其中，深证综合指数和A股指数以1991年4月3日为基期，B股指数以1992年2月28日为基期，基期指数值均为100。

深证指数的采样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当遇到新股上市时，以其第一天的开盘价作为基数纳入指数计算，深证指数的计算方法综合法(或称加权平均法)采用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的派氏公式，即用报告期的市价总额除以基期的市价总额，再乘以100。实际计算时按连环法进行，公式为：报告期指数=上期指数.(报告期市价总额÷上期市价总额)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3篇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统计学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应用，其中包括作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证券期货市场指标体系的研究；新华财经指数的编制；证券投资组合的研究与应用等。

关键词：统计学证券市场期货市场

分类号：O212C8F83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66(2000)01-0054-04

TheApplicationofStatisticsonSecuritiesandFuturesMarkets

LICong-zhu,DINGShao-fang,WANGLing-hua,SUNDa-ning

(Nor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100041)

Abstract：Inthispaper,theApplicationofStatisticsonSecuritiesandFuturesMarketsisintroduced,author''''smanynewachievementsareincludedinit,suchasstudyofindexsystemonSecuritiesandfuturemarkets;studyofXinHuaindexnumberofsecurities;studyandapplicationofinvestmentinbondandsoon.

KeyWords：statisticssecuritiesmarketsfuturesmarkets

一、序言

我国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证券期货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仅拿股市来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境内公司已达900家，沪深市场的A，B股股数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沪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沪深A股股数874只，B股股数107只。这与1991年沪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市价总值2108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开办证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现有43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近50亿美元；股民已达4000多万。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喷式行情以来，沪深两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达800多亿(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为790亿港元)，创下空前的天量。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从世界范围谈起。

据有关报道，当今华尔街最抢手的不再是传统的MBA，而是有统计背景、数理能力强的人才。一些在美国获得统计或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华尔街录用，转眼间便当上了年薪百万美元的“白领”贵族。如，1984年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黄沁于1988年提前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金融证券业最发达的地方，他以统计和数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理论，现已升任该公司副总裁，主管对外投资工作。年仅27岁的黄沁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高层领导的少数华人之一。

华尔街取才原则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目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潮流。证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强、信息变化频度最高的领域。随着市场日趋复杂，数字已成为传递信息最直接的裁体，加上未来的经济是被网络覆盖与笼罩的数字化经济，大量的数学与统计工具将在分析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无味的数字所隐含的精微变化，成为决定未来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期定价公式。本世纪20年代开设了股票期权品种，由于采用柜台交易方式和缺乏标准化的设计合约，很难转让对冲，交易量不足称道。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上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推导出不支付红利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从此期权有了明确科学的价格定位依据，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直至现在，期权占据着金融王国的重要位置。定价公式成为整个市场运转的基础。这个期权公式的定价思想所引发的金融革命表现在，预测远期价格成为可能，不仅使期权为指数、货币、利率、期货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各种金融产品的价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论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期权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发达，如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总结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时，总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价是否存在漏洞和错误

建立一个模型就摘取经济领域的桂冠这一事实，体现了经济与统计数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40多位获奖者中，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有23位，10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六位直接靠计量经济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获奖。借用统计数学，将经济理论数学公式化，将经济行为定量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门课题。

有关专家指出，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数学给经济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抽象的数学工具一旦准确地切入金融市场，就显得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二十多年来，指导期权交易的理论—定价模型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贯遵循。没有统计基础、不懂定价公式含义的人要想在市场有出色表现将是十分困难的。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投资者都想寻求收益回报，但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损失可能。市场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如何确定风险的大小，如何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历来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自从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运用数量方法创立证券组合理论以来，市场风险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不再变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驾驭。

马柯威茨组合理论的立足点是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它通过总结投资损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即我们统计学上的方差)，发现投资者应该同时按适当比例购买各种证券而不是一种证券，进行分散化投资，其收益才尽可能是确定的。通过数量分析得出的这种结论，迎合了投资者避风险的需要。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基金的蓬勃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组合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法越来越完善，成为现资学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马哥威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给金融投资和管理思想带来革新，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所周知，量变引起质变。数量关系的背后，牵扯着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统计与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当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也越来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国斯但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就通过实证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兴，预测出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完整、科学的分析预测工具，就可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蒙受重大损失。只有加强对作为金融信息的各种变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使各种经济行为也越来越数量化。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定价公式和组合理论地位的确立，就证明数量工具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统计显示，在西方金融市场，三分之一的人运用组合理论来投资，三分之一的人靠技术分析管理头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坚守基础分析。虽然运用何种手段来指导决策是投资者个人偏好、观念的问题，但组合理论和技术分析所运用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说明理性投资将成为市场的宠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华尔街选才的动机。

主观意见和直觉判断有很大的随意性，显然与现资决策的要求相去甚远。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用统计工具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其主要表现在：

1结构分析：证券市场与汇率、利率变动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关联度；单一证券与整个市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市场指数设计是否合理；证券与期货价格走势是否相互制约；同一类证券有没有一定的连动关系。

2价值预测：分析未来证券发行和上市价格的理论定位，确定金融衍生证券的价格，分析预测证券期货的价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等。

3政策评价：研究市场系统风险的预警及控制，探讨不同的组合投资效果。

4理论检验：证券价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场的有效性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指标的适用性和优化处理，周期效应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风验管理，设计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时机，评估市场特性。统计工具在证券金融市场的大量应用，对交易技术的升级换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电脑交易系统在国外大行其道，依据不同要求设计的模型软件层出不穷，只要把数据输入电脑中，投资者根据分析结果随时制订和调整投资计划。

投资者竞争的优势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简单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发展需要。随着统计和数学工具的推广应用，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金融统计学应运而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先后确定了金融统计的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计划。我国近几年来，像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建立了统计金融系，去年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管理中心、金融数学系；像北方工业大学统计学专业等建立的证券期货模拟实验室的也有很多家；开设相关专业的就更多了。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证券与期货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实训仿真性

一、高职证券与期货专业校内实训教学基地现状

高职证券与期货专业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实训教学由于其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已成为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通过实训教学，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帮助学生增强感性认识。如组织学生参与某些金融期货经纪公司联合媒体举办的沪深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大赛和我专业举办的炒股大赛，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模拟交易软件，通过这些途径，学生不仅能够了解证券交易的运作程序，还能够掌握证券投资分析的相关技术，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促进理论知识的吸收和深化。因此，证券与期货专业实习实训教学基地建设的优劣对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与否具有关键的作用。

据调研，我专业实训教学基地的建设具有如下现状：

1、实训教学基地初具规模

目前，我专业实训教学基地初具规模，占地250平方米，共有证券实训室、期货实训室、综合金融实训室各1个，位于1号教学楼和5号教学楼。实训室共有教学电脑80台左右，大一到大三的专业学生共计300人左右，平均3个学生拥有1台电脑。然而电脑所装置的证券期货等金融软件级别较低，电脑设备比较老化，电脑数目有限，有关专业方面的软件不太齐全。

2、实训基地教学实现浅层仿真模拟教学

虽然我专业的实训教学基地的设备设施相对比较老化，但是整个实训教学环境及教学软件能够初步满足当前学生对证券与期货业务操作流程的部分体验。然而，目前我专业的实训项目数量有限，实训操作项目仅限于证券与期货交易，而证券期货结算、证券期货分析等实训项目还没有涉及到。因此，本专业的实训仿真性相对有一定差距，模拟操作层次尚浅，与证券期货岗位一线符合的程度还有有一定的距离。

3、实训基地教学使得专业技能提升初显成效

目前，我专业实践课时占总课时60%，实训课开出率100%。通过实训基地教学，我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了提升，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能够运用技术分析进行实际理财操作。另一个方面，我专业学生在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中，其通过率达到40%（略超过全国平均通过率）。然而，这个通过率与专业学生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综上所述，我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与证券或期货岗位的一线拟合层度较低，这使得高职院校的证券与期货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存在硬件上的缺陷，不能完全满足在第一线从事证券业务或其他金融业务。同时，校内实训基地的缺乏，令专业教学的教师在证券、期货操盘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师的问题会延续到所教的学生的知识的掌握上。这样，学生对专业课程就提不起兴趣了。而高职学生本身自主学习性不高，对于需要考试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更加没有兴趣。一连串的反映，最终使得本专业学生的证券从业资格考证的通过率不高。

二、校内实训教学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我专业校内实训教学基地建设迫在眉睫，这主要表现在：

1、市场对证券与期货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随着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中国金融行业与世界接轨，市场对金融行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证券、期货专业。据统计，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城市，每年证券行业的基层人才缺口过多。期货更是一个新生事物，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上市，至今还没有一年，据调查，今后我国还将上市外汇期货、利率期货等等。因此，对此类人才更是供不应求。在这些缺口当中，尤以证券经纪人缺口最大。据统计，现在整个证券业约有8万经纪人，只有1/3人通过相关考试。而对于上海市来说，目前缺口20万。而我专业正是为培养这一部分人才而设置了证券与期货专业。从市场对本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进行校内实训教学基地的创新建设十分必要。

2、校内实训基地是应用性人才培养的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具有的情景性、仿真性、现场性，能使学生按照未来职业岗位的要求，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掌握实际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而我专业在教学时，主要是以模拟操盘与理论教学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其中，校内实训基地正是进行模拟操盘以培养证券与期货应用性人才的主要场所。

3、校内实训基地是专业知识的实践基地

高职校内实训基地是验证基础理论、巩固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方法的实践基地。通过校内实训基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吸收和消化专业知识，并有利于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动力。

4、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实现上海高职教育目标的需要

上海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以就业为导向，坚持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统筹优化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配置，着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实习体系的社会服务功能。而我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设置的，因此未来几年，进行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刻不容缓。

5、促进高职学科和课堂教学的改革的需要

通过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进一步完善证券与期货专业的课程设置、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真正实现培养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同时，校内实训基地的创新建设有助于完善模拟操盘实绩换分的“相对评分法”评价机制。

6、为学校提供赢利增长点

民办高职院校要生存，需要的是钱。而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除了让学生培养投资理财观念，还可以给学校提供赢利增长点。证券与期货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既是证券与期货经纪人以及操盘手的培训场所，更是证券期货在职培训的重要基地，这正是让学校能够实现赢利机会的方式之一。

三、创新校内实训教学基地建设的建议

（一）校内实训教学基地建设目标

通过校内实训基地规划目标，最终将专业实训规模由250平方米增加到1150平方米，从根本上提升专业实训水平，并增加实训项目，使实训操作实现高水平的全程仿真模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为本校培训证券与期货经纪人以及职业操盘手提供实训场所

按照我专业的定位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证券、期货专业知识的基层应用型人才，即证券与期货经纪人或者职业操盘手。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全仿真性的校内实训场所必不可少。同时，学生在实训场所学习证券与期货经纪业务以及证券与期货操盘，正好体现了高职工学结合中“做中学”、“学中做”的内涵。

2、为上海高职金融类人才教育提供资源共享的公共实训平台

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不仅能在校内发挥实训平台作用，同时，还要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为上海市乃至全国高等金融类专业的学生提供服务。

3、为提高学生的从业资格考证通过率提供仿真场所

由于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是属于机考，考试题型是客观题，题量非常大。要求学生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大量的题目，对于本专业学生而言是有难度的。因此，通过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提高学生的从业资格考证通过率。

4、为把本专业建设成证券期货在职培训的重要基地而提供赢利增长点

利用院系的师资力量，在开放性的校内实训基地平台上，可以通过定期对外开设考证课程和技能培训课程或者针对证券期货业界开展短期专题性培训业务，这些都可以为本专业提供赢利增长点。

（二）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的具体设想

为了达到以上建设目标，我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想：

1、新建“证券公司模拟营业部”

新建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占地750平方米的“证券公司模拟营业部”，通过仿真的“证券公司模拟营业部”的建设，构建一个信息充分共享、技术不断创新的开放式平台。项目基地建设的所有情形都与真实的公司一样，大大增强证券期货教学的仿真性。本模拟营业部共分为六个业务部门。即：（1）证券业务部：提供证券模拟操盘服务。（2）期货业务部：提供期货模拟操盘服务。（3）金融工程业务部门：提供外汇、黄金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服务。（4）证券经纪人业务部：主要是提供做证券经纪业务服务的。（5）分析师业务部：主要是做证券期货分析师分析股票、期货的场所。（6）证券期货结算部：主要对证券期货投资进行清算交收。

2、新建人机测评中心

通过占地100平方米的人机测评中心的建设，使证券考证通过率从40%达到60%。人机测评中心主要对证券期货考证进行演练的场所。

3、新建金融风险控制实训平台

通过占地50平方米的金融风险控制实训平台的建设，对学生进行交易风险项目的实训。可见，金融风险控制实训平台主要针对证券期货交易的风险进行控制的场所。

4、更新原有的实训基地的硬软件

在更新原有的实训基地的硬软件的同时，新增软件设备6个，即CSMAR数据库、课程易、学习易、备课易、论文易、全球金融资讯多屏集成系统软件，以此增强证券期货实践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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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小婉.高职实训基地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J].实验技术与理,2010,2.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根据翻译理论的忠实和通顺原则,scienter应当翻译为“欺诈的故意”。美国刑法中,scienter主要应用于证券期货领域,是认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欺诈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作为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scienter,其认定标准、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则,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刑法;scienter;欺诈;证券;期货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2-0071-05

Scienter在美国法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一般被司法机关用作认定违法或犯罪法律责任成立的主观标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美国证券期货领域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规则。然而,我国学者在介绍美国证券期货法律制度的时候,对scienter很少有专门研究。本文试图从金融刑法的角度,在系统介绍scienter的概念、认定标准、适用范围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探讨这一规则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完善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scienter的名称、概念及特征

1.scienter的名称

英语中,scienter是一个从拉丁语演化而来的单词,它和science(科学、知识)有着相同的词根sci-,意即知道(knowledge)、意识(mind)。[1]我国刑法学者对scienter有不同的翻译方法,第一种做法是译为“欺诈”,[2]其主要是在证券期货犯罪领域内考察scienter,认为证券期货犯罪均为故意犯罪并且必然带有欺诈性,所以scienter即为“欺诈”。[3]这种翻译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较强,但是,笔者认为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证券期货犯罪中,“欺诈”一词原本就有多重含义,[4]将scienter翻译成“欺诈”,会进一步增添“欺诈”含义的不确定性。第二,“欺诈”可以理解为一类犯罪行为的概称,而scienter仅仅是欺诈犯罪构成中的主观方面,不能涵盖客观要素,译作“欺诈”冲蚀了其作为主观构成要素的属性,有扩大外延之嫌。第二种译法是直译为“明知”,[5]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将scienter限定在主观要素的范围内,但是,“明知”一词,在美国刑法中一般是指knowledge,[6]scienter并非是所有犯罪中都必须具备的主观状态,而专指各类欺诈犯罪、尤其是证券期货犯罪中的主观状态。所以,这种直译不利于将scienter和刑法中的knowledge区分开来,因而也值得商榷。那么,scienter究竟应当如何翻译呢?

翻译理论中,术语的翻译一般应当坚持忠实与通顺两大标准的辩证统一。scienter作为美国刑法中犯意(mens rea)的一种具体形态,指的是一种主观状态,其汉译首先应当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其次,scienter与一般犯罪故意又有所区别,其主要指发生在欺诈行为中的主观心理状态,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当有所体现。可见,不论将scienter翻译为“欺诈”还是为“明知”,都有失偏颇,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笔者认为,scienter的准确翻译应当为“欺诈的故意”。“欺诈的故意”是一个偏正式短语,它既体现了scienter作为主观要素的本质,又兼顾了scienter所具有的欺诈属性,因而应当是比较符合翻译理论要求的。

2.scienter的概念

许多权威著作或者工具书都试图对scienter下一个定义,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于scienter的解释就是knowingly,根据该词典,scienter经常被用于形容行为人的犯罪认识。[7]维基百科官方网站的解释是,scienter是一个指涉不法行为(wrongdoing)的目的(intent)或者认识(knowledge)的术语,其意味着行为人对其不法行为有着明确的认识,甚至在实施行为前,这种认识已经具备了。另有元照法律词典等,各种表述不一而足,他们的共同缺点是将scienter的范围界定得极为宽泛,看不出scienter与knowledge等术语有何区别,因而并没有反映出scienter的本质属性。

Scienter肇始于英国法。英国法上,scienter起初主要是用以处理动物直接致人损害的赔偿问题。目前,通常意义上的scienter是作为法院判断违法或者犯罪成立的标准。美国刑法中,尽管scienter在环境犯罪等领域也有适用,但其最主要地还是适用于证券期货领域内,比如作为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tion10(b)中的欺诈行为的必备要件等,基本上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专业术语了。[8]但是,作为判例理论发展出的一项规则,立法及立法机构从未对scienter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理论中的表述也是争说纷纭、各执一词。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在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试图给scienter下一个定义,即“包含欺诈、操纵或者诈骗目的的一种主观状态”(a mental state embracing intent to deceive, manipulate, or defraud)。[9]这个概念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人们对scienter含义及认定标准严重分歧的语境下形成的一种权宜性的归纳,它仅仅描述了包含scienter的犯罪故意(guilty knowledge)的几种类型,并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scienter。严格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

我国学者在介绍美国相关法律规范时,认为证券期货犯罪故意中的scienter,与一般欺诈有所区别,是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必备要素,具有专业性及仅适用于白领犯罪,是行为人的故意所致,行为人要为此承担严格举证责任(strict liability)。[10]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种描述也不符合“概念=属概念+种差”的基本构造,因而严格说来也算不上是scienter的概念。但是,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界定相比,这种表述大体上勾勒出了scienter在期货犯罪领域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构造,因而更具有实质意义,对我们理解scienter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3.scienter的特征

第一,与一般欺诈相比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scienter是mens rea的一种具体形态,属于犯罪构成中主观要件的范畴,具有主观性。

第二,与knowledge相比较,scienter不是一般犯罪的故意,而是欺诈犯罪中的故意,因而具有欺诈性。

第三,即使相对于一般欺诈中的主观要素而言,scienter也具有特殊性,在美国刑法中,scienter主要指发生在证券业或期货业及其交易中的职业犯罪的故意要素,因而这种欺诈还带有职业性或专业性及仅适用于白领犯罪。

第四,构成的“截短性”。美国法中,证券期货欺诈犯罪的举证责任分配上,辩方承担是严格举证责任。并且一旦被认为主观上具备scienter,被告人的行为本身即可以成为定罪的充足条件,而无需同时要求具备一定严重程度的犯罪结果。

二、scienter的认定标准

包括证券期货犯罪在内的大部分金融犯罪都是数额犯,这类犯罪与侵权、违法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行为所涉的金额以及该金额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主观标准上的认定上则往往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不妨从侵权和违法行为的角度,来考察美国金融刑法中scienter的认定标准。

1.“实足推断”规则与scienter认定标准

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改革法案”)实施前后,对scienter的认定,美国判例实践及理论中有两种不同标准。“改革法案”实施前,提起证券欺诈请求的标准,一直适用Fed. R. Civ. P. 9(b)所确定的规则:“一个人的主观状态可予以概括证明”。“改革法案”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规定了scienter的新标准:证券欺诈之诉,需要对被告实施证券欺诈行为的“必需的主观状态”有一种“实足推断”(strong inference)。[11]“改革法案”的初衷,原本在于排除不必要的琐碎诉讼,避免讼累,但在什么是“实足推断”以及“实足推断”是否提高了原有诉讼标准的问题上,“改革法案”没有规定,美国议会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实施指导意见。判例实践中,各联邦巡回法院的做法并不一致,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基本立场。

(1)否定立场。第二巡回法院和第三巡回法院以“改革法案”和议会并未明确表明提高scienter认定标准为由,在请求标准和实体标准上都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仍然沿用“改革法案”颁布之前由第二巡回法院创立的“动机和机会”标准来判断scienter是否成立。依此标准,原告仅凭声明被告具有欺诈动机和具备实施欺诈的机会,或者通过举出证明被告存在轻率或有意行为的间接证据,就足以成立“实足推断”。[12]

(2)肯定立场。第九巡回法院采取了与第二、三巡回法院完全相反的立场,其明确排斥第二巡回法院创立的“动机和机会”标准,主张“改革法案”规定的“实足推断”标准不仅提高了scienter请求标准,同时也提高了其实体标准。换言之,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实足推断”不仅在认定scienter是否成立的实体性判断中提高了标准,而且在认定是否受理证券欺诈之诉的程序性判断中,也提高了标准。因此,在Silicon Graphics, Inc.案中,尽管没有对蓄意或者有意识的轻率(conscious recklessness)的范围作出界定,但认为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意旨,scienter至少应是“一种比过失(negligence)的程度要重的主观形态”。[13]

(3)折中立场。关于scienter认定标准的态度,大部分法院并不是像第二巡回法院和第九巡回法院那样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以第六巡回法院和第十一巡回法院为代表的部分法院创立了所谓的“第三种标准”。实际上,这种标准只是对第二巡回法院和第九巡回法院的做法予以折中而已。这些法院主张,“改革法案”的“实足推断”并没有改变scienter的实体标准,仅仅是提高了其请求标准。因此,他们在判断有意行为或者轻率是否构成“实足推断”上采取肯定立场;但在程序标准上,他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游移于两种标准之间。[14]

2.“集体欺诈故意”规则与scienter认定标准

除“实足推断”外,“集体欺诈故意”(collective scienter)规则同样对scienter的判断意义重大,也同样在美国法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集体欺诈故意”理论具体到证券期货领域,即是所谓的“公司欺诈故意”(corporate scienter)理论。早先时候,“公司欺诈故意”理论在美国许多法院中得到认可,并被作为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具备scienter的主要标准。依此理论,一个公司是否构成scienter,取决于“公司中具体作出(虚假――引者注)陈述的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个人主观上的认知,而无需概括地要求公司全体员工和管理人员都具有集体故意”[15]。换言之,“公司欺诈故意”理论意味着仅仅通过证明某些个人具备scienter,就足以认定公司欺诈的责任,即使这些个人并非本案被告人甚至未曾亲为虚假陈述的行为。但是,近些年来,一些法院开始倾向于排斥“集体欺诈故意”理论的适用。

3.“轻率”与scienter认定标准。

不论对“实足推断”标准持何种立场,美国法院都认同蓄意和明知能够成立scienter无疑,但对于“轻率”(recklessness)能否构成scienter却一直存在争论。第二、三巡回法院,对这个问题大多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认为“轻率”也可以构成scienter。但处于相反立场的法院则持否定态度。还有一些法院,并不一贯坚持某一种立场,而是在具体案件中视具体情况而定,或者受到“改革法案”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在“轻率”前加上“有意识”(conscious)等限定语。总体而言,各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各法院对“实足推断”规则基本立场的涵摄和延伸,各自理由不再赘述。

由于实用主义哲学的作用,上述争论更多地体现在理论探讨上,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并不像理论探讨那样对立鲜明,大部分法院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holistic) 的态度,通过综合考虑具体案情来决定scienter成立的标准。但这些形形的标准,为法院在实践中认定证券期货犯罪中scienter的成立与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scienter在证券期货犯罪中的适用

1.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美国证券期货犯罪采用的是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其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等法律文件涉及证券期货犯罪的类型主要有侵占财产的犯罪、挪用保证金的犯罪、操纵市场的犯罪、虚假陈述的犯罪、欺诈客户的犯罪、内幕信息犯罪、非法从事证券期货交易的犯罪等。综观这几种犯罪类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对欺诈行为的规制:首先,反欺诈条款在立法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其规制范围几乎覆盖了证券期货交易的全部流程;其次,上述几种犯罪类型,有的直接是欺诈行为的具体形态,比较典型的有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欺诈客户等,从广义上讲,这些行为都可以称作欺诈,只有侵占财产、挪用保证金以及非法从事证券期货交易等少数几种犯罪,虽然与欺诈无直接关联,但实践中,往往都伴随着欺诈行为发生,或者是欺诈行为的一部分。而scienter的含义充分刻画了证券期货违规、犯罪与一般欺诈的界限,甚至被确认为证券期货领域的职业词汇,成为认定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领域里带有欺诈交易行为的基础,有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必有scienter一词的内容”。由此可见,在美国证券期货犯罪中,scienter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成为所有包含欺诈的犯罪行为的必备要件之一。

2.适用对象普遍性

适用对象上,一切被指控实施证券期货欺诈行为的主体,都需要被证明主观上存在着scienter,这些主体既包括交易主体,也包括自律机构、监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因此,scienter的适用对象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在美国判例实践及理论中认识基本一致,存在争议的是scienter对一些特殊主体的适用问题,比如控制人责任(control person liability)中的控制人等。

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tion20(a)规定,任何直接或间接对另一应负责任的人(被控制人)有控制关系的人(控制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非控制人的行为是出于善意,或者并未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人实施欺诈行为。换言之,对于那些“应受惩罚地”(culpably)参与欺诈行为的控制人,《证券交易法》section20(a)将追究其责任。这种规定看似明确,但是当被控制人的欺诈行为得以确定之后,在如何认定控制人是否应受惩罚地参与该行为的问题上,法律却语焉不详。判例实践中,各法院做法不一。包括第二巡回法院在内的一些法院认为,“应受惩罚的参与”(culpable participation)是发起指控的必备要素;而另外一些法院则认为,“应受惩罚的参与”的欠缺,仅仅是辩方的一项有力抗辩。这两种做法在实际效果上的差别,远比语言表述上的差别大得多。第一种做法要求指控方在指控时,scienter适用于控制人的条件是,指控方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当被控制人正在实施欺诈行为时,控制人知道或者应当该种事实的存在,并且这种证据要足以符合“实足推断”。而第二种做法则意味着,指控方在指控中无需证明控制人“应受惩罚的参与”的存在,而是由辩方证明此种情势之欠缺,否则就要承担“控制人责任”。譬如在前述NUI等判例中,法院发现欺诈的指控只针对公司提出而没有对公司管理人员提出,但是仍然判定指控也适用于这些个人。

四、scienter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启示

1.对罪名体系的启示

除《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等少数条款以外,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罪名主要集中在《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依据通说观点,《刑法》分则中类罪的排列是以同类客体为标准的。这就意味着,我国证券期货犯罪都有着相同的同类客体或者同类主要客体――金融管理秩序。然而,通过考察美国法中的scienter,笔者不禁对此产生质疑。

尽管金融犯罪一般都是故意犯罪,并且scienter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但是美国法中,只有部分证券期货犯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scienter,另外一些则没有这种要求,比如擅自开设期货交易所等。这说明,根据是否以scienter为要件,美国证券期货犯罪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发生在交易过程中或者与交易有直接关联的犯罪,这类行为一般都以scienter作为主观构成要件;另一类是一些违背市场准入、市场监管规则等发生在交易领域之外或者与交易无直接关联的犯罪,这类行为并不属于欺诈行为的范畴,不以scienter为要件。如果套用大陆法系犯罪客体理论,前者主要侵害了交易秩序,因而应当属于侵害金融交易秩序的犯罪;后者不直接侵害交易秩序,因而属于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这两种犯罪的客体或主要客体并不相同,不应当等同视之。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乃至整个金融刑法,显然都没有将这两类犯罪作区分,而是铁板一块。

基于上述启示,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当根据欺诈故意所指向客体的不同,改造现行证券期货犯罪的罪名体系。其一,将主要侵害金融交易秩序的罪名从第四节中析出,单独成立第五节,节名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这些罪名主要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操纵市场等欺诈犯罪。其二,第四节节名仍然叫“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但只保留真正意义上的以侵害金融管理秩序为单一客体或者主要的罪名。这些罪名包括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从事期货交易等。其三,现第五节中的“金融诈骗罪”,因其本质上属于财产犯罪,应从第三章中撤出,置于“诈骗罪”之下。

2.对构成形态的启示

主观构成形态上,尽管证券期货欺诈犯罪不是目的犯,但scienter与一般故意犯罪中的故意也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指明了犯意的特定内容,即“欺诈的故意”,而后者并没有这种要求。我国金融刑法在主观构成形态的设计上,只对目的犯和非目的犯作了区分,而对非目的犯的主观构成,则是一体对待的。譬如,将侵害金融交易秩序和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证券期货犯罪的主观形态一视同仁,没有区分“欺诈的故意”与普通故意。换言之,在证券期货欺诈行为中,行为人只要具备普通意义上的故意,就可能成立犯罪。因此,笔者建议,我国金融刑法应当将scienter作为证券期货犯罪的主观要件,使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故意犯罪。

客观构成形态上,我国有学者主张,基于法益保护的需要,金融刑法对证券期货犯罪进行规制的出发点是维护金融秩序而不是保障公私财产权,所以,金融刑法应当采取行为犯模式或者“抽象危险犯”模式。[16]根据行为犯――结果犯二分理论,相对于结果犯模式而言,行为犯模式将犯罪既遂点提前,更加有利于检察机关的举证和追诉,从而更加有利于金融秩序的维护。这种观点与美国法中的scienter规则不谋而合。如前所述,scienter在证券期货犯罪领域中适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旦行为人被认定具备scienter,其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充足理由,而无需要求同时具备一定严重程度的危害后果。反观我国金融刑法,却规定了大量的数额犯,而数额犯是结果犯的一种具体形态。因此,笔者认为,金融刑法应当消除立法趣旨和立法技术上的这种背离,矫正证券期货犯罪的客观构成形态。进一步论述请参见曹廷生:《论金融诈骗罪的客观构成形态》,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

3.对举证责任设置的启示

证券期货犯罪是职业犯罪,犯罪行为专业化程度很高,并且,根据信息对称理论,犯罪中许多信息是不为外界所知晓的,所以,要求控方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故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美国法中,scienter采用严格举证责任的规则,只要控方的指控符合形式要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辩方,由辩方证明被告人不具备这种欺诈的故意,如其不能证明,法院将认定scienter成立。这一点,可以为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所借鉴。尽管在客观构成形态上,立法可以通过将证券期货犯罪设置为非目的犯、行为犯,以降低追诉犯罪的难度。但是,证券期货犯罪是职业犯罪、白领犯罪,检察机关欲证明故意的存在仍然比较困难。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以事后事实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犯罪故意,但这种做法有结果责任之嫌,遭到学者的批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可以考虑在证券期货等职业犯罪以及环境犯罪等领域,借鉴美国做法,引入scienter,采用严格举证责任规则,降低对这类犯罪的追诉难度,增强刑法对这类犯罪的抗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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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n re Comshare Inc.,Sec,Litig.,183 F.3d 542,550-51 (6th Cir:1999).

[15]Southland Sec. Corp. v. INSpire Ins. Solutions,Inc.,365 F. 3d 353,366 (5th Cir:2004).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韩国资本市场；比较优势；中小企业；上市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融资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在上市地点选择上，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一直集中于美国市场和香港市场，韩国资本市场一直不是中国企业上市的首选之地，然而随着中国上市政策的缩紧，以及更多中国企业登陆韩国资本市场，韩国资本市场也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一、韩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规模

韩国证券市场的真正发展，源于1962年韩国政府制定的“证券交易条例”和1968年出台的“关于培育资本市场的特别法”。而在科斯达克市场创立前，韩国只有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主板市场，政府为了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平台，在1996年7月正式创立了科斯达克市场，其开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韩国产业转型、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来看，科斯达克市场影响力要高于主板市场。2005年1月份，韩国证券市场合并了原来的韩国证券交易所（KSE）、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X）和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并更名为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RX）。其中主板是以制造业、金融业等大型优质企业为主，创业板是以IT、BT等小规模风险企业为主的市场，不符合收益条件的也可通过创业板上市委员会的技术和潜力评估上市，逐步增强了韩国资本市场的活力。

按照上市公司数量计算，韩国资本市场已成世界第9大证券市场。截止到2009年末，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已拥有上市企业1788家。在中国企业上市可能会选择的十大证券交易所中，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上市公司数目排名第五，排在中国企业最为青睐的香港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前，是港交所的1.35倍，新加坡交易所的2.3倍。

韩国证券交易所在新上市企业的开发上，已经走在了前列。2009年，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新上市公司78家，仅次于美国纳斯达克、纽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香港大致持平，但远高于新加坡的25家。由于韩国资本市场开放较晚，外国上市公司较少，2009年仅有十家，但这也意味着竞争较少，外国上市公司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韩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市值小，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2009年新上市公司总市值为178.9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3位，排名低于美国、香港等主要证券交易市场，甚至低于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仅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1/10，香港交易所的1/5。这主要与韩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关，且韩国新上市公司多为中小企业，所以总市值较小。不过，尽管从总规模角度看，韩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最大的资本市场，但也处于世界主要交易所的中游，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这样的规模足够满足其融资需求，尤其是能够为同样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企业提供很好的条件和机会。

二、韩国资本市场准入制度、成本及比较优势

1.准入条件低

与美国证券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相比，作为新兴资本市场的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条件较低。以主板上市为例，韩国主板要求最近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100亿韩元（约8000万人民币）以上，而香港主板要求是1亿港币，高于韩国主板的要求（表2）；利润要求方面，韩国主板对盈利的要求同样低于香港，韩国主板要求最近会计年度利润不少于25亿韩元（约2000万人民币），最近三年利润累计金额不少于50亿韩元（约4160万人民币），而香港主板要求前三年合计盈利5，000万港元，最近一年须达2，000万港元。如果中国企业采取H股形式上市，还必须满足中国证监会所谓的“净资产4亿元以上、募集资金达5000万美元以及最近一年净利润6000万港元”的标准，中国企业更难以达到。

中国企业赴韩创业板上市的门槛则更低，净资产要求仅为30亿韩元（约2400万人民币）；最近会计年度净利润在20亿韩元（约1600万人民币）或股权收益率达到10%以上，而对比美国及香港创业板上市要求发现，美国纳斯达克最低要求是1500万美元（约9000万人民币），香港创业板虽无具体要求，但是实际操作中，至少需要有4600万港币的市值要求。从经营时间要求来看，韩国的要求较高，为3年持续经营，而美国最低要求为1年，香港为2年，这也符合在韩上市的主要是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特点。同时，韩国创业板把上市企业分为风险企业和一般企业。对于风险企业，只要其小股东持股比例达到20%，监事认为适合上市，即可登记上市；而一般企业，只要企业建立时间、股东资本金、小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一定要求并经监事同意，即可登记上市。而且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对企业的行业属性要求比较高。具有高技术、高成长性和高发展潜力的企业才可能在纳斯达克上市。香港证券交易所也鼓励高薪技术企业上市，并不欢迎传统制造业。而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主要行业为制造业，因而更符合中国的产业情况，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韩国资本市场能够得到更好的估值。

虽然韩国创业板市场的准入门槛要低于主板市场，但风险控制同样很严格。在上市审查阶段，要对企业的市场成长性、财务状况、收益性技术经营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企业上市后需要及时披露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而且对经营不善或不履行义务的企业采取强制性的停止交易或摘牌等措施。

2.上市成本低、速度快

相比其他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费用比较低，其主要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市场推介费及向交易所缴纳的上市初费等在内的发行成本，以及维持成本包括支付给交易所的上市年费、支付给会计师、律师、券商等的中介费及媒体披露费、市场推介费等，韩国证券交易所成本为集资额的5%～7%，新加坡是8%～12%，美国是10%～15%。因此，对于资金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国中小企业而言，赴韩创业板上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自2005年合并以来，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根据最新的《KRX上市交易规则》规定，上市初费最高为上市金额的60/100，000，而上市年费最高为股票总金额的11/100，000。同时，韩国证券与期货交易所规定了详细的免除上市初费的情况。对于发行费用，韩国证券交易所将按募集资金规模，收取1%-5%的承销费用。其他的诸如注册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等均比其他主要证券市场低的多。如在韩国公募1亿人民币，上市费用仅需6万元人民币，年费1.1万元人民币；若按照香港交易所的标准，则需要缴纳15万人民币的初次上市费和14.5万的上市年费，比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6万和1.1万元分别高出9万和13.4万元，而且包销佣金也远远高于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

中小企业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程序比较简单，而且周期较短。第一，韩国申请上市实行发行注册制，不需“排队”；第二，短期内可完成上市（最短6-7个月内）。韩国市场上市要经过上市准备、上市审查和公募及上市三个步骤。企业从提交准备上市审查申请书到上市只需3个月的时间。相比国内漫长的审核辅导上市程序，大大缩短了企业上市时间，即使同高效的香港市场相比，也毫不逊色。第三，流动资金丰富。韩国股市短期流动资金约400万亿韩元，外国企业在韩国上市能募集充足资金，并且韩国外汇储备高达2，100亿美元

三、韩国资本市场退出制度、条件及比较优势

1.限售条件宽松，便于资本退出

韩国证券交易市场的限售条件比较灵活，并且对风险投资有特别的规定，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OSPI市场上市规则》及《KOSDAQ市场上市规则》的规定：第一，最大股东的限售期为从上市之日起一年。从上市日期起六个月后，每个月可以出售相当于初始上市股票的5%。从第三方受让的新股票（包括可转换债券行权获得的股票），最大股东持有的股票在限售期限，以及如果最大股东是名义公司这三类股票限售期限也服从上述规定。第二，对于投资期限短于两年（以上市资格审查的申请日期为准）的风险投资，限售期限为上市之日起一个月。第三，自上市申请审查日期起的特殊目的公司股东，限售期限为基准日或合并日后相关股票上市日期后的六个月。

香港交易所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新上市后出售股份施加若干限制。根据香港交易所《综合主板上市规则》和《综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凡于上市时被视为控股股东的人士，自上市申请人在上市文件中披露控股股东持有股权当日起至证券开始在本交易所买卖日起计满6个月之期间内，不得出售其拥有的上市发行人的股份；或在上述期限届满当日起计的6个月内，不能出售其发行人的权益，以致其不再成为控股股东。上市申请人的控股股东须向发行人及本交易所承诺，自上市申请人在上市文件中披露控股股东持有股权当日起至其证券开始在本交易所买卖日起计满12个月期间内，如他或他们将名下实际拥有的证券质押或押记（注：即为大陆地区的抵押）予认可机构，则立即向发行人及本交易所披露有关质押或押记事宜。

可见，韩国与香港的退出政策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韩国证券市场更有利于风险资本或者大股东的退出。例如，对控股股东，按照香港的规定，虽限售期限为6个月，但一年之内不允许失去控股地位；而韩国证券交易所规定限售期虽为1年，但6个月之后即可按规定出售股票，并且特殊目的持股公司的限售期只有6个月。

2.市场交易活跃，流动性强

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本地换手率处于中游水平，交易活跃，流动性高。在十大交易市场里，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纳斯达克、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及台湾证交所，并且远远高于作为中国企业上市首选地的香港证交所和伦敦证交所，分别是香港和伦敦的2.2倍、新加坡的3.2倍。同样，从日均交易额角度来看，虽仅排名第七位，但仍高于香港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周转总额。这足以说明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活跃程度远高于香港、新加坡及伦敦证券交易所，但与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活跃程度处于中流水平。

四、总结

通过与中国企业上市首选的十大交易所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资本市场通过KOSDAQ创业板市场的建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均快速上升。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规模位于这十大交易所的中上游，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上市需求。

在准入制度层面，韩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要远远低于美国及香港市场，而且相关费用低，上市时间快。并且韩国有着与中国相近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发达；韩国投资的热点产业（半导体、电子通讯、造船、汽车、钢铁、化工等）在我国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群体，尤其是IT产业，两国均发展迅速，增长潜力相似；韩国经济规模也比较大，韩国市场有较好的制造业投资群体基础。因此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韩国上市可以得到很好的估值和溢价效应。

在退出限制方面，对于战略投资者来说，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限售条款也比其他交易所更加灵活，并且市场交易活跃，流动性好，有利于战略资本的退出。

因而综合分析韩国资本市场，其具有产业结构相似、融资迅速、再融资便利、上市成本费用低、上市条件宽松、程序简单等特点，适合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上市。虽然从规模和流动性上仅处于世界几大证券交易所中上游水平，但由于韩国创业板市场最为发达，因而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也非常适合这类企业选择上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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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刚，男，管理学博士，江苏信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产业经济与政策等，在《World Development》、《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李明，男，现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粮食产业及农村金融。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7篇

2015年A股的牛市与熊市成为去年国内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但在达到5178点的高点之后，A股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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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凤元.证券价格操纵及监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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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宗成，刘少华.沪深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联动性及引导关系实证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2010（5）：30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8篇

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培养能熟练认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懂得证券、期货投资，证券期货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通晓证券投资，证券管理的各项具体业务，具备独立从事证券、期货各项工作的操作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技术型与基层型人才。 该专业培养的学生除了掌握基本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着重培养学生技能方面的素质，让大部分学生具有较强的从事证券投资的经营与管理、股票与债券投资运作与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处理各项证券投资与经营业务。为了最终把学生塑造成具有较强的公关、组织与协调能力、证券投资业务能力及观察分析能力等综合素质的现代化复合型人才。 一、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实践性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计划中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教学比例失调 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必须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基础理论课和基本技能课的安排比重上，应明确基础课为专业技能课服务，适当增大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强调从知识教育到能力教育的转化。而较多教学计划的制定没有考虑到实践性教学，即便考虑到实践性教学，但实践性教学学时很少。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应按职业岗位的需求，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增加实践性教学所占课时比例。在教学计划中一般理论课时占45%，实训、专业岗位实习课时占55%。这样就明确了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专业技能标准。 (二)校内模拟实习缺乏实践性 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一般已经配备模拟实验室，并且硬件设施完备，但是校内综合模拟实习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模拟实习指导教师多数都是兼职从事该项工作，精力不够，实践经验不足；二是模拟实习资料的仿真性和内容的完整性以及实习资料所涉及各行业的多样性仍然不足；三是模拟实习的效果不明显，无法将理论知识和企业实际业务有效衔接。 (三)校外实训基地建设难度较大 学生实习，一是前往大中型企业、公司、行政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以及有关经济决策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但是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不同于化工、汽车维修等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进入企业后进行顶岗实习，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带来直接经济利益，还能够为企业输送优秀的操作性人才。但是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由于受实际工作单位工作环境的限制、岗位的具体要求、单位商业机密的安全等因素制约，实习单位只是安排学生做一些简单的、象征性的工作，往往达不到实习的目的；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联系安排专业实习很艰难，很多时候是靠领导和教师的私人关系在维系，没有任何保障，难以寻求与企业双赢的切入点开展社会实践。 二、建立“全方位、双循环、多模块”的实训教学体系 (一)全方位 1.模拟实训内容的全方位。包括证券、期货投资，证券期货管理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单元实训及其综合实训，同时配以就业岗位的专项实训。使模拟教学内容更加全面，更加岗位化，人才培养走向准职业化。 2.模拟教学形式全方位。根据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系列课程特点不同而采取不同形式，既有每门课程单元实训，又有针对岗位需求的专项实训，还有集证券、会计、理财于一体的专业综合实训，同时又有校内校外两种形式紧密结合的实训与实习，以及手工模拟、计算机模拟的实训。 3.模拟教学环境的全方位。校内建立健全“仿真模拟证券实验室”“、银行实验室”，校外建立实习基地。 (二)双循环双循环是指日常教学中各门课程的单元模拟循环与毕业前的综合模拟循环。 1.各门课程(指专业主干课) 单元循环是伴随专业系列主干课程理论教学同时进行。一是按章节内容分散进行实训；二是课程结束后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该课程综合实训。这需要科学的安排时间，理论教学精讲多练，通过实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2.毕业前的综合模拟循环。 这是在专业系列课程单元模拟实训后而进行的实训。着重培养学生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通过双循环模拟实训，使学生在对各门专业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技能分块、分条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实现了每门课程的整体循环和相关知识的交叉循环，使学生专业知识步步升华，达到全面把握、重点应用的目的。 (三)多模块 为了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强化职业能力培养，毕业前设计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岗前实训模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证券保荐实训模块。该模块主要学习证券发行的准备与承销、证券上市保荐、证券估值与询价、证券信息披露，着重培养学生的证券发行承销能力、证券营销能力、会计计量核算能力。 2.证券经纪实训模块。该模块主要学习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回购交易、证券风险控制、现资银行业务操作，着重培养学生的柜台服务能力、证券经纪能力、证券委托交易能力。 3.证券投资咨询实训模块。该模块主要学习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营销、企业财务分析，着重培养学生的证券软件应用能力、证券咨询营销能力、证券投资分析能力。 4.期货交易实训。该模块主要学习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期货结算，着重培养学生的期货交易能力、价格分析能力、交易结算能力。 5.基金管理实训模块。该模块主要学习基金募集交易、基金估值、基金收益分配、基金信息披露、证券组合投资，着重培养学生的基金募集能力、基金交易、基金营销能力、基金运作组合能力。#p#分页标题#e# 6.证券会计实训模块。该模块主要学习证券会计核算、期货会计核算，着重培养学生的证券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证券会计基本核算能力、证券会计分析与监督能力。 7.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模块。毕业论文是实训教学体系中的更高层次它是理论和实训的升华，是对四年(专科三年)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质量的检验，是对学生综合素质全方位的考察。 三、完善实训教学体系实施的措施 第一，将实训教学纳入教学计划，构建了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的分层次、模块化及点、线、面相结合的实训课程体系，从而保证上述实训教学体系的实施。 第二，认真做好实训教学内容的衔接。 做好以下几个结合：一是单项实训与综合实训相结合。包括每门专业课按章节分散实训与该课程结束后集中一定时间进行系统实训相结合；每门专业课程实训与专业系列课程综合知识与技能融合为一体的综合实训相结合；二是手工实训与电算化实训相结合。 在实训过程中，要求学生既能熟练的进行手工操作，又能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三是课堂集中实训与课余学生分散实训相结合。所谓的分散实训是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各个实验室中随时随机进行操作实验；四是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相结合。 学生在校期间，在强化校内实训的同时，校外实习必不可少，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规定学生自找单位进行一定时间的专业实习；五是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撰写相结合。 学生在毕业实习期间，根据论文选题注意搜集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提炼出论文论据、从而使学生撰写论文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加强实训教学资料建设。包括教学大纲和实训教材，要求单项实训与综合实训均要有相应的教学大纲，具体规定实训目的，要求、内容、步骤、方法、时间、地点、进度及考核方法。实训教学环节都要有相应教材和实训指导书。 第四，改革与完善实训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实训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鼓励教师在实训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达到“寓教于乐，乐学致用”，这是提高实训教学质量的保障。 第五，加强实训教学的考评，完善评价体系。一是建立学生实训成绩的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学生的出勤情况、实训预习情况、实训操作情况、效率能力、协作互助、实训态度、实训总结；二是建立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实训内容方案的设计、实训工作方案的实施、实训指导过程情况、实训作业批改情况；三是建立师生互评指标体系。该体系即让课任教师参于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考评也让学生参于对课任教师的师德、教育教学工作的考评相结合，在互评中加深双方的了解与沟通，建立起师生平等、和谐关系。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9篇

贺强，男，满族，1952年9月14日出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是国内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信息局特聘信息员、中央统战部信息员、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是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二、研究贡献

贺强教授1985年就开始对股份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股份经济的专家之一，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1991年开始，对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94年创立了国内第一家证券期货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的工作。贺强教授曾多次受到国家证监会及银行部门领导的邀请，反映证券市场的情况，提供监管意见，其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8年10月，贺强教授接受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邀请，为《证券法》（草案）提供修改意见。2002年，贺强教授接受全国人大《基金法》起草小组及中国证监会基金部的委托，为《基金法》第六稿提供修改意见。2005年，贺强教授再次接受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邀请，为新修订的《证券法》提供修改意见。2005年5月，贺强教授接受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邀请，参加了股权分置改革座谈会，提出了从战略的高度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8年3月，贺强教授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两项重要提案。其中，关于单边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已于2008年9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并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实施。2008年7月，贺强教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中全会常务委员会议上向有关领导反映了股市的情况，并提出了稳定股市的政策建议。2008年10月，贺强教授通过中央统战部，提交了关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应当结束长达五年半的从紧宏观政策调控，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以防范金融风险，刺激经济增长，该建议已通过中央统战部上报至中央政治局，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上已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2月24日，贺强教授以北京市政府参事的名义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在首都建设零排放大楼作为地标式建筑的参事建议，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及市长的批准。2009年3月，贺强教授在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适时推出股指期货》等6篇提案。此外，贺强教授在担任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期间，在学校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校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曾在北京举办了“巨额游资高级研讨会”，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998年又与泰国朱拉隆恭大学在曼谷合作举办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贺强教授十分重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亲自走访了许多上市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水平研究》及《北京市上市公司业绩分析》等研究报告。

三、主要奖励

1996年9月获“涌金”青年教师学术奖；1996年12月专著《中国企业改制与证券市场运作》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评选；1997年9月《以科研带教学，以实践促理论――证券教学改革》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评选；1998―1999年获得安盛奖；2000年9月，获得华为研究生培养基金优秀教师奖；2003年参与执笔的专著《诊断与治疗――揭示中国的股票市场》一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著作《我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与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评选；获评2006年中国金融业杰出贡献专家，中国金融（专家）年会组织委员会及中金网评选；2008年被评为“十大最亲民的预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四、主要著作

1、我国上市公司重大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2、证券投资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

3、债券收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中国金融改革中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

5、证券投资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拓展及创新趋势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7、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创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8、中国资本市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我国开放式基金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

10、我国经济周期 政策周期 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

11、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创业板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期货市场原理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证券法》知识读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9年。

14、证券法释义与境内外上市操作指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证券期货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股市；波动；原因；对策

1 中国股市发展的跌跌撞撞

自1991年起设立沪深证券交易所以来,我国现代化的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交易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发展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让世人瞠目。但是也应该看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市场还很不成熟,市场效率相对低下,突出表现为股市呈“坐过山车”状。以2005—2007年为例,上证综指一路上扬,从2005年6月6日的998.23点上涨至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上升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大跌眼镜。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后又迅速流出,导致中国股市大幅回落。其实,纵观中国股市,其一直呈“坐过山车”状。我国股市波幅巨大,1992—1994年,波幅近200个百分点；而2006—2008年又重蹈1992—1994年的覆辙。除了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外,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以下笔者就简要做一分析。

2 中国股市“过山车”式发展的原因

2.1 股民的投机偏好是股市“过山车”的思想文化原因

凯恩斯说,“人生有限,故人性喜欢有速效”,也就是说人在短期迅速获取收益的方面兴趣浓厚,因此“对于即刻致富之道最感兴趣”。而我国国民普遍存在一种投机心理,在股票市场就表现为股民较强的心理和暴富心理。与国外成熟市场投资者长期持股寻求股利收益和资本长期增值不同,中国股民通常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进入股市,以致一些老年人抵押住房以筹措入市资金。这种心态导致了市场参与者只为短时间迅速赚钱而入市,投机心理较强。暴富心理使投资者产生急功近利的通病,过于关注股票价格变动,频繁交易手中的股票,不但造成交易成本过高,收益无法保证,也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2.2 计划经济的痕迹是促成股市暴涨暴跌的制度原因

我国自1949—1992年期间,计划经济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而今,许多领域仍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就股市而言,政府的政策是影响股市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每次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都使我国股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中国股市与其说是价值引导波动不如说是政策引导波动,这绝非危言耸听。政府应该是市场的“守夜人”,对其提供必要的监管也是职责所在,但抱有计划经济的思想干预股市则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发展缓慢。

2.3 市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有学者认为我国股市忽高忽低的走势不是技术和经验方面的问题,而是立市的基础建设方面即市场的基本政策和规则不明确、不统一、不连贯、不讲规则。市场经济有两块基石,一是道德基石,诚实守信;二是法律基石,规则立市。就道德层面来说,中国信用先天不足,而现在全社会的信用机制仍未建立起来。从银广夏的造假一条龙到颇有争议的国美之争,诚信的缺失都略见一斑；而就法律而言,我国相应法律制度确实在不断完善之中,但距离保证资本市场有序运行所需的法律制度环境还有一段距离。以《证券法》为例,从法律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宗旨应该是为全体投资者的收益最大化负责。但在“官本位”的阴影下,股市实际上是围绕政府政策走,股市诸多规则的价值取向更多地倾向于国有企业,首先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包赚不赔。在这个大前提下,设置诸多的竞争规则,这就使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股市上大打折扣。由于政出多门和历史惯性,按所有制划线和政策倾斜痕迹依然很明显。

2.4 资本市场欠发达

有效市场说由fama在1970年提出,他依据投资者可以获得信息的种类将有效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弱有效市场,半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当证券价格能够完全反映投资者获得的全部信息时,资本市场就是强有效的。而弱有效市场以往价格的所有信息已经完全反映在当前的价格之中,但存在内幕信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短,甚至不能归为弱有效市场。这样资本市场下的股价,并不能真正反映股票的内在价值,加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缺乏有力监管,致使拥有内幕信息的机构投资者操纵股市,庄家误导中小股民的现象泛滥。

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不仅会助长投机行为,还会加剧经济波动,积累经济泡沫危害国家经济安全,难以发挥股市“晴雨表”的作用。因此,繁荣我国经济,就要修匀股市波动。

3 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

3.1 培育复合型的证券期货人才

完善我国资本市场,除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外,拥有夯实的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和证券知识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已开设证券期货专业,也有一些证券期货专业独立门面,成立证券期货学院。但总体来说,高校证券期货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师资力量极为有限。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加大对证券期货人才的支持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出外深造的机会,让这些人才零距离接触最发达完备的资本市场,并提供良好的平台供他们回国发展。将先进的理念引入我国,为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添砖添瓦。

3.2 加强法制建设及加大监管力度

《证券法》的出台,银监会的成立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的重要一步,但构建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仍然任重而道远。由于股票市场监管的局限性,机构投资者操纵股市的行为时有发生；上市公司提供虚假报表已是司空见惯。而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出现,以境外投机资本为主的国际投机力量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国内金融市场,依靠自身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复杂的投机手段操纵市场,使股市波动更加剧烈。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合理引导国际游资成为稳定我国股市的重要一环。

3.3 夯实经济基础

股票市场的发展成熟要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任何片面强调壮大股票市场而把实体经济束之高阁的论调都是舍本取末,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给世人忽视实业,只顾金融创新的教训。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要循序渐进,与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匹配。唯有如此,股市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3.4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应当具有的特色是具有投资价值,保值增值价值,增加普通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国股民都抱有投机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股票的投资价值,因此不愿长期持有,易手频率高。另外,上市公司很少分红,促使赚取买卖差价成为获取资本受益的唯一途径。因此,要根除投机心理就要让股票具有长期持有的价值,强制上市公司分红,遏制企业随意增发股票圈钱。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不是以牺牲中小股民利益为代价换来一时的繁荣。

参考文献：

［1］张玖丽.中国股票市场投机行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郭冬,段居正.基于投资情绪的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现象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18).

［3］陈永昌.剖析中国股市的体制性缺陷——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的思考与探索［j］.北方经贸,2010(12).

［4］张阳,高连芝.经济转型期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北方经贸,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