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

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2017银行柜员半年工作总结1】 我从事工资岗也已整整一年，在领导的带领与指导下，我学到了很多业务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从中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也是最深刻的。领导在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充分地信任我，大胆放手让我施展才能，从中我得到了很好地锻炼。柜台营销方面是我的弱点，但是领导仍然对我给予充分的鼓励，使我更加信心百倍地迎难而上，进而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改进，并不断进步。

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首先，在思想与工作上，我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招行的各项操作规程和各种制度文件并及时掌握，各位同事的敬业与真诚都时刻感染着我。在工作期间，我能够虚心向同事们请教，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团队精神、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同时为自己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工作方面，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能够任劳任怨，不挑三拣四，认真落实领导分配的每一项工作与任务。日常我时时刻刻注意市场动态，在把握客观环境的前提下，研究客户，通过对客户的研究从而达到了解客户的业务需求，力争使每一位客户满意，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护好每一位客户。

其次，在技能方面，我个人也能够积极投入，训练自己，这半年中，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以一名合格的招行员工的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工作，潜心钻研训练业务技能，使自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招行事业发出一份光，一份热。

对我个人而言，点钞技能已经超额达标，但是加打传票和打字与熟练的同事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加紧练习，因为我知道，作为储蓄岗位一线员工，我们更应该加强自己的业务技能水平，这样我们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更好的为广大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准确的服务。

第三，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能够及时地融入到招行这个大家庭中，积极面对工作，与大家团结协作，相互帮助。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哪个岗位，都离不开同事之间的配合，因为一滴水只有在大海中才能生存。只有不同部门之间、同事之间相互沟通、相互配合、团结一致，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创造出更多非凡的业绩。

第四，服务方面。银行做为服务行业，除了出售自己的有形产品外，更重要是出售其无形产品——服务，银行的各项经营目标需要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实现，由此可见，服务是银行最基本的问题。做好银行服务工作、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不仅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培育客户忠诚度、提升银行声誉、增强综合竞争实力的需要。

每一天我都被同事们的微笑所感染，被同事们的满腔热情所打动，招行的服务处处体现着“客户第一”的理念。在招行工作过程中，逐渐地，我也明白了“以客户为中心”，是一切服务工作的本质要求，更是银行服务的宗旨，是经过激烈竞争洗礼后的理性选择，更是追求与客户共生共赢境界的现实要求。银行就像生活，偶然发生的小插曲，客户轻轻的一声“谢谢”，燃起了心中的激情;客户不解的抱怨，需要的是耐心的讲解。激情让我对工作充满热情，耐心让我细心地对待工作，力求做好每一个小细节，精益求精，激情与耐心互补促进，才能碰撞出最美丽的火花，工作才能做到最好。

做好银行服务工作、取得客户的信任，很多人认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基础;细心、耐心、热心是关键。我认为，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仅有上述条件还不够，银行服务贵在“深入人心”，既要将服务的理念牢固树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要深入到客户内心世界中，真正把握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仅做表面文章。我们经常提出要“用心服务”，讲的就是我们要贴近客户的思想，正确地理解客户的需求，客户没想到的我们要提前想到，用真心实意换取客户长期的理解和信任。现在社会日益进步，人们对银行服务形式上的提高不再满足，多摆几把椅子、增加一些糖果、微笑加站立服务，这些形式上的举措已被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从根本上扭转服务意识，切实为不同的客户提供最有效、最优质、最需要的服务才是让“上帝”动心的关键。

“深入人心”一方面要求我们内心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而不能被动、机械地应付客户，要时刻把客户放在内心，要经常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表现。还要求我们及时、准确把握客户的内心真实需要，要能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不同的客户需求心理不同，要深度挖掘、动态跟踪。我们要区分客户、细分市场：对于普通客户形式上的服务提升就可能获得他们极大的认可，比如大堂经理的进门招呼，柜台人员的微笑和礼貌用语;对于VIP客人，则更多的要考虑如何为其缩短等待时间、节约交易成本和个性化服务及增值服务问题。为客户服务除了及时、准确、到位之外，还要能激发客户需求。

在时时处处把客户放在心中的同时，还不能忘记风险，在服务过程中，要严格把握适度原则，服务流程、手段一定要依法合规，防止过头服务。

最后，谈谈我的不足之处：由于岗位限制与个人因素，柜台营销是我的一个弱点。在领导的指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的个人营销技巧有所提高。俗话说得好：不要怕麻烦，就怕没人找麻烦。麻烦越多，朋友就越多;朋友越多，发展业务的机会才越多。因此，今后我会积极认真践行营销技巧，抓住每一个发展业务的机会，做好日常营销工作。

【2017银行柜员半年工作总结2】 本人在支行党组的领导下，按照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政治信念，加强政治理论、法律法规、金融知识学习，转变工作理念，改进工作作风，坚持廉洁自律，自觉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职责，以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

一、在德的方面: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纲，法纪、政纪、组织观念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顾全大局，服从分工，勇挑重担。尊重一把手，团结领导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职工，思想作风端正，工作作风踏实，敢于坚持原则，求精务实，开拓进取，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坚持依法行政，认真负责分管和协管工作，大力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促进支行三个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在能的方面:熟悉和掌握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金融法律法规，能较好地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贯彻执行;较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共同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写作水平较高，口头表达能力较强;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专业理论水平较强，具有本职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能通过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具有独立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经验较丰富，知识面较宽。

半年来，本人先后主持召开辖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会议、外汇管理工作座谈会、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分析会，协调县政府召开国库工作座谈会。在上述会议上，分别组织学习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把“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外汇管理政策、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帐户管理、现金管理、国库管理规定等传导到辖区金融机构和各有关部门，并通报相关的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较好地发挥了基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和窗口指导作用。2006年初，本人组织支行中层干部学习“四法”，并进行考试。通过组织学习和考试，提高了中层干部金融法律法规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根据分管工作和协管工作的职责、范围和上级行的要求，一年来，本人先后组织开展现金管理情况检查，《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管理办法》执行情况检查，《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执行情况检查，并协调中心支局检查科对辖区外汇指定银行开展外汇业务检查和对辖区外贸公司开展出口收汇核销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有关问题，促进了辖区金融机构和外贸公司依法依规经营和管理，较好地协调了各有关方面的关系。

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一、认真学习，提高对安全保卫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我分行认真学行和上级领导部门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和工作指示，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持续平稳，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提速，影响社会稳定与治安平稳的各类因素大量增多，我国已步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和刑事犯罪高发期，社会治安形势将更趋严峻复杂。在此形势下，我分行必须提高对安全保卫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牢固树立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就是责任、安全就是效益”的思想，始终把安全保卫工作作为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和十精神，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围绕分行中心工作，高度重视安全保卫工作，定期研究分析安全保卫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工作制度，明确安全保卫工作责任，落实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切实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分行安全，不发生任何刑事案件、治安事件和安全事故，为分行各项经营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多措并举，夯实安全保卫工作的根基

1、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我分行切实加强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把安全保卫工作列入分行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与经营业务等其他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同志为领导小组组长，、同志为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同志为领导小组组员。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保证安全保卫工作人人有分工、事事有人抓，时时有人管、件件有落实。同时，把安全保卫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同时检查，同时考核，同时奖惩。通过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副职具体抓，业务骨干配合抓的工作格局，为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提供坚强的思想组织保障。与此同时，我分行层层签订安全保卫工作目标责任状，建立上级抓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安全责任制，进一步明确了各岗位安全保卫工作职责。制定安全保卫工作计划，下发各支行遵照执行。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安全保卫工作，针对安全保卫工作在一年中的不同特点及时进行安排和布置，深化全分行干部员工搞好安全保卫工作的思想认识，提高安全保卫工作水平，促进安全保卫工作深入发展，取得良好成绩。

2、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建设。我分行牢固树立“安全才能发展、安全就是效益”的观念，充分认识制度在安全保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建设，切实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为全面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在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建设上，一是根据分行安全防范要求，制订了一系列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程序，并结合工作实际，不断进行总结和完善。年初，修订了《》和《》等相关制度与政策，完善了《监控室出入登记制度》，把安全保卫工作渗透到经营、人员、财产安全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制度的作用。二是组织干部员工利用例会、晨会认真学习安全保卫工作制度，要求入心入脑，落实到平常实际工作中。三是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分行领导和保安部同志经常深入支行和各营业网点，检查安全保卫工作，看安全保卫工作制度有没有落实到位，找一线员工了解安全保卫工作。对落实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好的单位和个人当场予以表扬，对好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进行总结推广，提高全分行的安全保卫工作水平，切实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对安全保卫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当场提出批评，责令整改，直至整改合格，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3、加强安保文件的学习。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再完善的规章制度，再坚固的防范设施，都离不开人的执行和操作。因此，人防是不发生所有安全事故的根本保证。为此，在日常安全保卫工作中，我分行重视人防工作，注重人的因素，将思想工作放在首位，采取多种形式对保安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我分行组织保安人员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行实际学习相关的安全防范知识，利用每月召开的安全教育及工作总结会议，适当插入思想教育的以会代训，与保安人员个别进行谈心，交流，灵活多样地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保安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技能，使保安人员增强工作责任心和工作紧迫感，爱岗敬业，认真努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在平时安全保卫工作中，我分行加强与保安人员的沟通与联系，认真听取保安人员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把合理正确的意见和建议采用到安全保卫工作中，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保卫工作效能，又充分调动保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全体保安人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认真努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切实维护分行的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分行结合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加大对保安队伍的思想整顿工作，通过抓自查促整改，使广大保安人员认识到安全保卫工作的严峻性、必要性，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纠正思想误区，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按照安全保卫工作职责做好工作，促进分行持续安全稳定，为分行各项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4、加强保安队伍建设。我分行把加强保安队伍建设作为安全保卫工作的根本基础工作，全面提高保安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日常战斗力，能够全面完成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取得良好成绩。一是不断锤炼保安队伍素质。保安人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城镇适龄青年，部分来自于下岗职工和复退军人，相对而言，他们普遍学历较低，社会交往和处事能力较差，我分行从基础教育培训开始，在加强军事体能、仪容仪表，言行举止等基本功训练的同时，贴近保安工作的实际，对保安员开展门卫值守、目标守护及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预案的制订、治安信息的收集等保安勤务技能培训，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使保安员明确工作职责，提高防火、防盗、防事故、防破坏能力，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保安员。二是积极开展各项专业技能培训。我分行狠抓日常的军事化训练，从跑步、列队、敬礼、军姿等各方面进行训练，做到风雨无阻、冷热不断，强化保安人员的敬业和服从性。同时结合安保设施的使用、安保新形势的不断变化，不断进行专门性训练，进一步提高队员的工作实践能力。多次组织保安人员进行应急训练，在训练中既锻炼了保安人员间的协调能力，也锻炼了团队的合作精神，使保安人员能够尽快掌握各项技能，提升工作水平，成为一支拉得出、打得响、有组织有纪律、有较强执行力和战斗力，能出色完成任务的队伍。三是坚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题教育，加强保安员的爱国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明的要求广大保安员应该坚持什么、必须反对什么，积极倡导什么、坚决抵制什么，让“忠诚、奉献、为民、正义”成为保安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四是坚持人文关怀，从细节入手，从小事体现，关注保安员的工作，关心保安员的生活，建立领导定期走访、节日慰问、生日祝福、疾病探视、困难帮扶等制度，以真挚的情感温暖人心，使保安员真正感受到组织的重视与关怀，把自身融入到保安这个大家庭，以主人翁的姿态认真努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五是保障保安员切身利益，保安员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最前沿，承担着艰苦的工作，我分行认真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建立健全党团工会组织，不断改进保安员的劳动条件，落实保安员每周44小时工作制，维护保安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保安队伍稳定。

5、加强技防建设。我分行在完善人防的基础上加强技防建设，切实将安全防范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2014年，对全分行的ATM自助银行、自助单机进行拉网式安全检查，事先做好检查计划，配置人员，抓好检查落实工作。检查对象包括报警系统是否正常，受高温天气影响，电脑硬盘所在位置的风扇是否正常运转，远程对讲机是否好用。对存在问题的设备进行维修、更换，对所有视频摄像头进行清洗维护。通过对每个设备、设施的逐一检查，认真比对，及时维修、更换，确保了所有设备的正常运转。年底之前已把全分行营业网点及自助银行的监控进行摸底，针对现金区的监控盲点进行统计，并加装摄像头，保证监控无死角。在加强技防建设中，我分行着重做好以下安全防范工作：一是加强ATM自助银行、自助单机的技术防范建设，新增技防建设必须达到公安部《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全防范的规定》（GA745-2008）标准，自助设备要与安装地面牢固连接,不易被拆卸；必须安装撬盗报警设施，并与110联网率，达不到安全技防要求的，不能开机运营。二是加强日常安全防范制度落实。全分行各营业网点要严格执行下班后进行110布防的规定，并实时登记，对违反规定不布防、忘记布防的管理人员要严肃处理。三是加强自助设备钥匙的管理，自助设备钥匙要有2名员工分别掌管，使用完毕不得随身携带，必须入库保管，自助设备密码锁使用以后必须打乱，不能原封不动，自助设备管理人员离开加钞间要反锁防盗门，自助设备安装在两扇防尾随门之间的，下班时更要将门反锁。四是加强自助设备加钞间的管理。按照公安部《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全防范的规定》，对自助设备独立设置加钞区，安装防盗门或防破坏能力强的钢筋栅栏，确保自助设备加钞区安全。五是加强自助设备紧急事件处置预案的完善，加强营业网点、相关管理部门、管控中心的内部联动和与公安机关的外部联动，适时组织预案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做到内外联动，快速反应，有效正确处置。

三、真抓实干，安全保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14年，我分行真抓实干，认真努力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全年安全保卫工作成绩良好。通过我分行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了2014年全年安全保卫工作的良好成绩，全分行全年没有发生刑事案件，没有发生大的治安事件，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有效维护分行的安全与稳定，在社会上树立了分行的良好形象，提升了分行安全保卫工作过硬的声誉，获得了总行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2、安全度过夏季啤酒节。2014年，我分行辖区举办夏季啤酒节。针对夏季啤酒节人多热闹、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我分行早谋划、早安排，制定夏季啤酒节安全保卫工作计划和应急预案，采取增加保安力量的应对举措，加强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检查，使得平稳度过夏季啤酒节，没有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3、有效防范台风“苏拉”、“达维”影响。2014年，我分行所在辖区，连续遭受台风“苏拉”、“达维”侵袭。根据上级指示，我分行提前做好准备，制定详细计划和应急预案，全分行人员进入紧张备战状态，围绕上级部署，做好防范“苏拉”、“达维”侵袭的各项工作。通过连续几天的集体奋战，有效阻止了“苏拉”、“达维”两次台风对我分行的影响，维护分行的正常稳定经营秩序，获得地方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4、提高了保安人员的警惕性。重庆发生重大银行抢劫案后，我分行2014年8月14日组织全体保安人员在二层会议室观看近期长沙、南京、重庆市一系列的银行抢劫案新闻录像，对重庆等重大银行抢劫案进行认真讨论剖析，每个保安人员都相继发言，表示要切实提高警惕性，认真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防范发生重大银行抢劫等刑事犯罪案，确保分行资金财产安全，确保分行员工生命安全。

四、安全保卫工作存在的不足问题

2014年，我分行认真努力抓好安全保卫工作，全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跟总行的要求和不断发展的形势相比，还是存在的一些不足问题，经梳理归纳，主要是五方面问题；一是安全保卫工作意识还不够强，存在重业务发展、轻安全保卫工作的倾向。二是新开业的支行，安全保卫工作经验不够丰富，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在夜间巡视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三是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制定不够规范全面，对安全保卫工作的细节管理不够到位。四是保安队伍建设特别是保安班长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五是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检查力度还不够强，影响了安全保卫工作的深入发展。这些存在的不足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提高。

五、2015年安全保卫工作思路

1、提高保安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加强对保安人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克服困难，自觉做到识大体、顾大局、讲奉献、讲团结，甘于吃苦、安心本职，努力完成工作任务。要组织保安人员积极参加“新知识、新业务、新技能”的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不断提高安全保卫业务知识、监控设备操作、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始终遵循“超前防范”和“警惕出安全”的总要求，按照“规范、守纪、创新”工作思路，力争安全保卫工作有新的起色和亮点。

2、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安全是第一要务”、“安全是最大经济效益”的理念，通过举办讲座、出宣传栏、编印简报等形式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分行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应急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切实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提升安全保卫工作水平，促进分行安全平稳发展。

3、做好安全保卫管理工作。不断巩固和完善人防、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防控体系，切实将安全防范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落实安全隐患普查整治工作，做好日常安全检查、安全培训和隐患整改等安全保卫管理基础性、日常性工作，加强安全保卫管理，确保不发生任何大小、各类安全事故。

4、深入开展查找安全隐患。要坚持不定时抽查分行各营业网点的安全部位，重点抽查电线线路、监控器、报警器的使用情况；夜间对值班巡视人员进行电话抽查，确保值班巡视人员不脱岗、不离岗，充分履行职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对查找出来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整改到位，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在“五一”、国庆、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期间，提高安全保卫工作措施，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实现全年安全无事故，为分行平稳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的报告》中说：

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多年来的反腐败之战告诉我们，实行刚性的“金融实名制”和“家庭财产申报制”，是最重要的反腐败制度保证。

“金融实名制”是一张奇大无比的网，它能竭泽而渔，在漏洞如筛的制度中，清官也会变成贪官，而在严厉的监督下，就是有人想贪，他敢吗?他能吗?

2011年3月7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她表示，今年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将推出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

而就在马这番讲话10天前，即2011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在当晚7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央行3月全面启动个人人民币账户身份真实性核实》。该新闻说：

在“存量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核实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告诉记者：央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完成存量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实。

这条看似很平常的简明新闻，无疑一颗定时炸弹，足以让一些拥有巨额存款的贪官们无法入眠。

因为它在宣告：银行将成为中国反腐败的主战场。

“金融实名制”与韩国的反腐败之战

2000年3月31日，我国“存款实名制”，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翌日开始实施。但是，兴奋之余，人们又痛感失望，因为这个存款实名制实际上只是半个存款实名制，只对2000年3月31日后新开户的储户，实行“存款实名制”，而对此前设立的账户，没有进行)2彻底的清理。

银行“实名制”对反腐究竟起多大作用?先看看韩国的金融实名制。

韩国的金融实名制比中国早了7m，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把“金融实名制”作为一项强力推行的重大改革新政。

1993年8月12日晚，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紧急令，推出了“储蓄实名制”，要求凡使用假名在银行开立账户的，必须在10月12日前转换成真实姓名，否则冻结该银行账号；如果超过了警告期限，还未转换成真实姓名的储户，征收60％的罚金。

其严厉的程度如雷霆万钧。

对于韩国来说，“金融实名制”的实施的确是一次总攻。它们限定的过渡时间是两个月，而中国是两年三个月。

实行储蓄实名制度一个月后，一大批韩国的政府要员，因可疑存款曝光而纷纷辞职，韩国大法院院长金德柱、检察总长朴钟吉就在其中。

金泳三之后，金大中继任总统，不仅继续推行，还更加严厉地整肃这一制度，并授权金融监督委员会在对银行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假名、借名账户时，无论数量多少，可在三年之内进行追查，除缴罚金外，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超过三年无人认领的假名、借名账户一律上缴国库。

“金融实名制”对韩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大地提高了韩国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

“存款实名制”与“金融实名制”区别在哪里?让我们从一份研究报告说起。

湖南省级机关的“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的《报告》认为，世界各国预防和惩治腐败最有效的两项制度，中国都还没有启用。

“瑞典、挪威、新西兰、新加坡这些国家在转型时期也是非常腐败的，为了惩治腐败，他们也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后来发现，其中最核心、最管用的制度主要有两项：一项是‘金融实名制’，另一项是‘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制’。

这两种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1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实施，从亚洲来看，日本、韩国、印度的一些邦，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都已施行。

中国在2000年实行的‘存款实名制’，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很遥远。‘金融实名制’要求，每一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任何账户时，都必须使用实名，而且所有的金融交易，也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并记录在案。通俗地说，一个人一生中任何有关金钱的交往，都必须通过类似身份证一样的账号进行。”

“储蓄实名制”与“金融实名制”最大的差别在于：“一个人一生中任何有关金钱的交往，都必须通过类似身份证一样的账号进行。”

也许，在开始实行此制度的2000年，中国还既不具备识别真假身份证的硬件设施，我们只能凭肉眼来进行分辨，也没有全国的计算机联网。而现在，所有的条件我们都拥有了。中国应尽快地完成从“储蓄实名制”向“金融实名制”的过渡。

修补我们现有的“半个存款实名制”的最好方法是：应尽快建立中国的“金融实名制”基本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身份确认制度；金融交易报告制度；内部监管制度；银行保密制度。

在该框架建立后，对银行的存款账户进行一次彻查。对于身份不明的账户，银行应发出公告，要求户主在限定的时间内还原真名实姓，否则，该账户存款将予以冻结，逾期再不更正，则收缴国库。

同时建议，防止私款公存，设立反洗钱和防止不法钱财转移的法律条款，以及建立完备的技术支撑系统等。

贪官们的钱大都存在银行

在反腐败之战中，最大的难点是拿到证据。从已落网的贪官污吏们看，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均数额巨大。那么，如此之大的一笔笔赃款又放在哪里?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宗的现金，就藏在家里口马?能藏在家里口马?

如已落网的如苏州市的副市长姜人杰，受收贿金额竟高达1.4亿元。试想，即便都是百元大钞，如果将这笔钱堆放在家中，得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整整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门都开不开。

还有，一大批腰上挂着国家金库钥匙的，中国银行业的地位显赫的高官们：

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总裁：

腐败案时间跨度达7年之久，而且在他的带领下，中银上海市分行和中银香港两地的7名下属官员，其中5人为副厅级干部也一同栽进监狱，另有4名厅局级银行官员因此案被免职。

他当上中银香港总裁后，中国银行总行专门研究制定了给予他的薪酬方案，“比欧美各大行长还高出一万多美元”。他还享受了比中国银行总行派出的副行长董事还高的认股权证，被授予173.52万股认股权，与总行行长的水平相当。

可即便如此的高官厚禄，仍不能满足他的贪欲。因贪污1428.87万元；受贿143.8万元；145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

还有，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及接替壬建行行长的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等等。

真有点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味道儿。这

都是“国之重臣”，中国的财神爷哪。

这些钱他们能放哪里?据案发后的卷宗看，全都放在银行的金库中，被我们的银行在妥善保管着，还每天都为其支付利息。

由于贪售亏吏们收受贿赂的数额巨大，所以此种犯罪都会在银行的往来账目中，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迹。这一切都能在银行的现金流中很容易地查到证据。只是在过去的许多年中，被假账户掩盖着藏匿着。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震惊全国的屡次抢劫银行，制造惊天大劫案、惊天大血案的张君，落网后发现，他从银行抢来的几百万赃款，也都用假名存在已实行了“存款实名制”一年后的银行的金库里。

腐败吞噬了多少中国财富

据有关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公布的2010年最新一版的《全球政府清廉排行榜》上，在178个在榜国家中，中国名列第78位。

“政府清廉度”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为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中国“政府清廉度”得分为3.4-3.8，即腐败比较严重。中国1995年仅得2.16分，为极端腐败。之后略有上升，但幅度有限。

在2010年的排行榜上，香港得分8.30分，排名第18，台湾得分5.80分，排名第33，澳门得分5.0，排名46位。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得分9.3，并列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2008年6月6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说，俄罗斯一名高级检察官说，俄腐败官员的贪污所得与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相当，达到约1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喜。

此文不禁让人想问：中国腐败官员每年吞噬了多少财富?我们查不到这个至关重要的数字，但有个间接的数据，也能拿来说明问题。

2009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对媒体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220万贪官落马。

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贪官总数能达到这个级别。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人口总数为全球第一，还因为中国的官员总量为全球第一。

中国每年被判入狱的罪犯有90多万人，这比改革开放前每年入狱的人多出了差不多整整一倍。

那么，中国的法律严了还是宽了?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的法律宽了许多许多。中国的法律中取消了许多很可怕的罪名，比如反革命罪，政治犯大幅减少，减少的幅度超过了90％，公民不再会因言论获罪。而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量刑标准金额大幅放宽，处罚程度大幅下行。

这个数字让人且喜且忧。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反腐败是真刀真枪，动真格儿的，中国反腐败成绩卓然，可这个数字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的反腐败越反越多，腐败的水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这批新开放的档案分为三个部分：一是1860年至1949年形成的历史档案。二是1949年至1965年形成的档案。主要有各工业局党委、市政府各部门、各社会团体、金融商业机构、重要企业、中央驻津机构等145个单位的档案。三是1977年至1999年制发的现行文件。主要有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第43届世乒赛组委会、世体赛组委会有关工作方案、组织机构、工作总结等档案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汇集。

这批档案的开放，对于深入研究近代和建国后的天津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天津市档案馆为天津、乃至全国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

卷帙浩繁

―翔实记录天津的发展历史

1964年1月21日，天津市档案馆正式成立，负责接收和管理全市的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和撤销机关档案。馆址经过几次搬迁，1990年4月迁至现址。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有134万余卷册，馆藏数量、规模居全国省级档案馆前列。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工业、商贸、交通的中心和国际港口城市，天津市档案馆因此而积累了大量系统完整、富有研究价值的馆藏。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封赠臣僚的诰命和1793年（清乾隆八年） 的房地契档案。馆藏主体则是天津开埠（1860年）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档案。

最近，天津市档案馆二期工程竣工，馆库面积增加至1万余平方米。这座见证城市发展的历史宝库也将会拥有更多的馆藏以面对世人，更好地见证城市变迁的脉络。

清代邮政护照

―展示邮政发展一斑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依照条约总理衙门有保护各国驻华使节文件的责任。文件海运到上海后要往北京转运，因驿站代运路途遥远，总理衙门怕担责任，经与总税务司赫德商定，从1866年起由海关兼办。天津邮政档案和旧海关档案就记录了这一过程。

1865年以前海关总税务司署设在上海，1865年移设北京，赫德在天津和上海两海关内设立邮务处。最初只递送使馆往来信件，后来，外侨交由当地海关邮务处交寄各通商口岸之洋文信件，也能同传收寄。光绪四年（1878年），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地设立海关邮务处。

1867年4月，在津海关与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之间，开办了定期邮递业务，以迅速传递从上海来的外国使节信件，到天津后能及时送往北京。津海关把邮递业务委托给承办人并签订合同。天津至北京由骑差递送信件，限时十二小时内送到，超半小时罚款一元，提前到达半小时增加伍角。

1871年11月，津海关又开辟天津至镇江的长途邮路，最初是定期运递，每周互发信差三次，后来业务不断增加，日益繁忙，就改为每日一次。 海关税务司对承包信差规定有管理办法，信差在执行公务时，要穿特制的制服，包括制服帽和镶有红边及白色盾形胸补的黑色号衣和号坎，上面印有“津海关信差”字样。为了信差运送信件安全无阻，海关税务司规定，凡承办信差邮路的信差，都要由海关或海关道发给护照。这种护照既是骑差身份的证明，又是接运信件的凭证。1879年，在天津往镇江信差邮路上，发生了山东巡抚在山东境内拦截扣留骑差事件，干扰这道邮路的正常通行。德璀琳要求清政府迅速恢复邮路，李鸿章会同总理衙门派人前往，使邮路重新畅通。从此，津海关道再颁发护照需经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签发，加以保护。

天津市档案馆的海关档案中便有一张邮政护照。这是1896年大清邮政官局成立以后，1898年发给天津至镇江的骑差护照，虽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现保存完好。尺寸为56．5×36厘米，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由津海关道呈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府签发，全文为：

护照

钦命一品衔赏戴花翎监督天津新钞两关北洋行营翼长办理直隶通商事务兼管海防兵备道李为

给发护照事得，每年冬季间封河后，新关派人由陆路专送镇江、烟台、牛庄等处中外往来文函，几天津各衙门局所发递烟台等处紧要文件曾向新关税务司严明一体代寄，以期迅速历经给发护照在案兹准。

新关税务司贺 函称现届冬令陆路递送镇江、烟台、牛庄来往文函，所有信差人等应需护照。查照上年成案开具花名清单送请核发、因除呈报并分咨外，合行给照为此照仰由津至镇信差韩四海收执，该差递送文件如遇沿途地方官吏盘诘，即将执照呈验放行。该差不得借端滋事以及携带应税货物，如敢故违，即由各地方官照例究办，须至护照者。

右照给由津至镇信差韩四海收执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津海关道

此照限明春开河日缴销

护照文中提到“新关税务司贺”，为津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他指示发给骑差护照，要求明具持照人名单，以示核查。在护照两大字中间盖有一半的印章，而另一半盖在护照官府留底借查的一份上。该护照尺寸较大，骑差在路途中携带不便，便折叠后保存在文件袋中，馆藏的这份护照上留有很深的折印。

天津是近代邮政起源地，当时天津至镇江一段路程最远，是邮路的大动脉，护照为确保邮路畅通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这份护照，已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确认，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中。

温世珍的“索命状”

―伪市长的判决书

天津地方法院的档案中，记录了天津地方的无数案例，上至对伪市长温世珍的宣判，下至对普通百姓命案的审理。

对作恶多端的天津伪市长温世珍的处理可谓一波三折。温曾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一生善弄权术，尤其是天津沦陷后，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祸害天津百姓。抗战胜利后，政府虽将其逮捕，但押而不判，监狱与高级宾馆无异，解放前夕，竟假借“天津法团”名义将其保释出狱。然而解放后，天津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1951年7月10日，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温世珍很早就已投靠日本人。“七七事变”前夕，他欣然受命日本人，积极为日寇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多次得到日本人的称赞。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帮他出任伪市长，他成为亲日派爪牙，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强制粮食统配制度，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献金，强拉青壮年充当日军劳工，竭尽全力地效忠日本主子。

天津是日本“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招募”劳工的“兵站”，更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据史料记载，在天津伪政府的帮助下，1940年至1945年8月，日寇从天津抓走的劳工为73374人，还在津设立华北劳工协会、华北满蒙劳务联络会议等组织，以天津市区为据点，从附近的四乡八镇以及河北的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东光等地，抓捕大批劳工。在刺刀、镣铐和绳索下，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南满及日本、南洋。

1939年水灾后，日寇指使温世珍令伪军警宪特雇用一批地痞流氓开设大东公司，借疏散难民和安置就业之名抓捕劳工，以供日军奴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吃紧，日寇对中国人民实行经济封锁，对老百姓实行粮食统配制度，伪市公署将市内各粮栈的存粮统计后封存，作为日本军用物资，将霉烂变质的粮食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及喂牲口的饲料，磨制成又苦又牙碜的“混合面”，作为天津百姓食粮，人们吃了拉绿屎，一家人中毒身亡的事时有发生，因饥饿而倒毙街头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正是由于温世珍“功绩卓著”，日寇才让他任职长达四年之久。温离任时，特到北平向冈村宁次述职，冈村宁次对其抚爱有加地说 ：“回想既往情景，真是感慨无量。不想温阁下现在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并再三嘱咐他 ：“加意休养，有需要协助之事，径向当地日本驻军或直接函知北平有关部门，必当妥善处理。”

天津解放后，人民法院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6月30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市人民法院院长经过审理做出严正判决 ：“查该逆自‘九・一八’前，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后在日寇的羽翼下，历充汉奸要职，效忠日寇，出卖祖国，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军管会军字一号

―昭告天津历史新篇章

天津军管会的档案中，有一张十分珍贵的军管会军字第一号布告，它向人们展示着天津解放时军管会接管天津的那一幕。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天津战役打响了，几千名接管干部也冒着炮火和弥漫的硝烟到达杨柳青镇附近。随着攻城战斗的节节胜利，接管干部与攻城部队向市区步步深入，并在天津地下党同志的带引下直奔所接管的地区和部门。15日中午12时，公安接管干部首先进入市内，军管会主要领导和各机关主要干部于下午16时进城，其他干部和纠察部队连夜赶赴市区。15日下午，在攻城部队的掩护下，接管干部已分别接管了天津市政府、警察局、电台、报社、电厂、水厂、银行等要害部门，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军管会以军字第一号布告向全市宣布 ：“奉中国人民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电令，成立在中国人民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黄克诚、谭政、黄敬、黄火青、王世英、许建国、李聚奎、钟伟、袁升平为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并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公告公布，从即日起军管会开始对天津市并东至塘沽、大沽 ；南至静海 ；西至杨柳青 ；北至杨村施行军事管制，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天津市人民政府也同时宣告成立，黄敬任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人民政权的诞生，宣告了反动统治的，从此，翻开了天津历史的新篇章。

军管会接管广播电台后立即建立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并于当晚18时开始播音，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告天津的解放，号召全市人民严格遵守军管会各项规定，各安生业。为让广大人民了解我党我军城市政策以及当前形势，播放了“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平津卫戍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重要文告，转播陕北中央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同时还向广大天津市民进行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任务》、《目前职工运动中的总任务》、《秋季攻势以来，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消灭，打碎蒋家王朝统治》等宣传讲话。此外，军管会接管《民国日报》，建立了天津日报社，本着边接管边办报的方针，17日正式出版第1期《天津日报》。

天津的得名相传是因朱棣曾在此摆渡，取“天子渡津”的头尾二字而来。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当年“天子渡津而去”的那个渡口早已不见踪影，在津河旁留下的是众生繁茂的现代化城市。“天档”的馆藏也从皇家诰命、文书的“天子之档”延伸到记录城市发展的“天下之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记录这方热土变迁的天津市档案馆以及档案人，也正紧跟着时代的变迁，把握着城市脉搏，思索着、忙碌着、奋斗着，以辛勤的工作不断满足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将档案这笔社会财富献给人民。

银行加钞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两岸关系/香港/互动

两岸关系的研究，关涉中国统一大业，所以多为史家所重。然而现有的成果，在祖国统一的整体思维取向下，多着眼于台海两岸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两岸在第三地香港的互动。事实上，香港与两岸素有渊源，在国家处于分裂的现实背景下，较之台海间单一的、表层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抗，两岸在港关系更具深层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诸特征，应视作两岸关系史的主体内容之一，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文即拟从历史角度，选取50年代两岸政权建立或重组后各自寻求稳定、巩固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段，对两岸在港关系互动作一初步探讨，以期立足香港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或有裨益。

一、50年代前半期：物资与人心的争夺

1949年败退台湾，共产党建政大陆。两岸分离，两岸关系遂为发端。香港因其与两岸关系久远而介入其间，成为早期两岸斗争的主战场。触发50年代两岸在港争夺的关键，固有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内在动因，更直接的则是对前国民政府在港遗产的继承权之争。主政大陆时期，曾在香港多设政府经济金融机构和物业部门。据统计，到1949年底，计有航空、航运、银行、交通、外贸等机构29个，资产净值在2.43亿港元。其中最重要者为垄断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包括83架飞机及大量重要器材。其中仅中国航空公司资产净值达9.9千万港元。其他较为重要的还有招商局轮船公司香港分公司，资产净值1.28千万港元；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资产净值9百万港元；资源委员会贸易处事务所，资产净值3.26千万港元；中国纺织公司贸易处，资产净值4.54千万港元。（注：《接收港九台湾当局机构工作总结》（草稿），转引自刘晶芳：《接收香港台湾当局机构和资产述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另据1950年原国民政府驻港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披露，在退台前夕，曾将大量的物资抢运到香港，仅交通部物资，总价值就在4千万港元以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0年1月8日。）

如此之多的物资对于两党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振兴经济，打破国际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与军事威胁，确立其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恢复经济生产。因此，接收旧政权遗产，集中现有物资，使之为我所用，显得尤为迫切。与此同时，也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迅速建立台湾经济基础，以对抗共产党“一定要”的政治军事威胁，加强自保战略。因此，香港滞留的大量物资成为两岸恢复和重建经济基础的急切之需。围绕在港物资的争夺，遂首当其冲地成为初期两岸在港关系的重要内容。

50年代前期两岸在港物资争夺大致有如下几次：1949年11月—1952年10月对“两航”资产的争夺；1950年1月对招商局13艘起义轮船的争夺；1950年6月—1952年6月对原广东省水产局5艘渔船的争夺；1951年2-4月对万吨级油轮“永灏号”的争夺；等等。其中尤以两岸对“两航”资产的争夺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最能反映两岸在港资产争夺的全貌。

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4000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宣布起义，驾机12架飞回大陆，是为两航资产争夺的导因。原为不使飞机落入共产党手中，才将其运抵香港，借助港英庇护。但未料会产生此种变故。是以消息传出，令大为震惊。当局检讨策略，不但深感“正当政府处境极端困难，交通工具极端缺乏之际，十余架飞机损失，固然是一件极为痛心的事”，同时也幡然意识到在港资产受到“共党勾引”的危险所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因此，次日，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应变，一面指示“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谒见港督提请协助，一面又派“外交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长”端木杰赶赴香港，“尽可能争取‘两航’在港员工、飞机和设备，使其短期内继续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与此同时，大陆获益匪浅，也意识到利益攸关，遂于12日正式接受起义，并宣告原属资本的“两航”资产，现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资产，呼吁“鉴于香港环境特殊，‘两航’员工应即负起保护人民财产的神圣任务”（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两航资产争夺拉开序幕。

与中共相比，台湾当局采取的措施更积极、主动和直接。叶公超与端木杰抵港后，迅速取得港督葛量洪冻结“两航”资产的承诺。16日，“两航”亲人士沈德燮、戴安国两人出面重组“两航”公司，甄审“两航”员工，取消“两航”在港注册证，并加紧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飞机合法起飞，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两航”起义员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我驻港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成立了“护产”非常委员会，加强保护飞机及其他资产，同时聘请香港大律师陈丕士代表中央政府向港英政府提出法律诉讼。11月24日，双方同时取得“临时禁制令”，“两航”资产各方均不能移动。资产争夺进入法律启动阶段。

“两航”资产的冻结，使两岸争夺出现僵持局面。担心英国政府为保留在华立足点而将“两航”资产判归中共，遂于12月12日将“两航”资产转卖给持有“两航”股份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企图通过美国的参与“对想在法律上控制该公司财产的共产党政府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12月19日，民航陈纳德受委托向港英当局提出“两航”产权申请，称其“以美侨私人身份负起接管‘两航’资产并将努力利用这些资产为自由人民谋最佳之利益，确保不使财产落入共产党手中”，要求英、美、港对“两航”资产予以保护和发还，以便使“两公司财产尽量为自由中国人民利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出卖“两航”资产，使得两岸资产争夺变成为共产党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实力较量，标志着“两航”资产争夺国际化。中共早就预计到台湾当局会孤注一掷。陈丕士大律师曾于11月向港英政府提出过警告，指称台湾当局有出卖“两航”资产的阴谋。12月13日，总理就“两航”资产问题发表声明，指出我中央政府对“两航”在港资产享有继承权和处置权，如“两航”资产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此前，他的另一份声明还表示，如不把“两航”资产移交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则将以在华英人资产作为抵押。（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7日。）

中央政府的严正声明，给港英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英国政府在倾向于保护在华利益的现实考虑的同时，不拟在“两航”资产案上与中共构衅。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需要宣布正式承认中共政权。香港高等法院随即作出判决：“英国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政府”，大陆中共政权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享有“央航”在港资产，此前台湾当局对“中航”的出售是无效的。（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7页。）港英当局的初步判决反映了台湾当局在香港的影响消退和在产权争夺中的先行失利。中共利用外交手段，加上现实环境，赢得了两岸资产争夺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初步判决作出后，台湾当局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出卖和对共产党政权初步胜利的仇视与恼怒，公然炸毁7架“两航”在港飞机，并进一步串通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运动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涉使形势急转而下，并且很快奏效。

1950年4月3日，英国殖民大臣格里菲思在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过去的四个月里，英国政府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两航’飞机和其他资产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务院明确警告英国驻美大使，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可能严重危及马歇尔计划和军援英国计划的继续实施。”（注：英国内阁档案Cab129/39，C.P （50）61，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美国政府掌握有制服英国的杀手锏，而脆弱的依靠美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战后英国政府，也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在长达一年的反复权衡、斟酌后，英国政府最终只得吞下两家在华企业被中共报复性征收（注：征收企业为上海英联造船厂及机器造船厂。）的苦果，用修改法律的强制手段，将“两航”资产判给陈纳德。中国政府在美国的直接插手，和英国政府的骑墙政策下蒙受巨大的损失。台湾当局假手第三势力间接地取得“两航”资产争夺战中的最终胜利。表面上是两岸产权之争的“两航”资产争夺案，实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以及美中之间在香港事务中的首次较量。

除了物资之外，人心支持显然也是当时两岸在港角逐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在大陆统治的旧秩序的崩溃，导致整个社会、政治失控和文化、心理失范。失败主义情绪充斥在旧政权的精英群体们内心深处。士绅阶层和军政要员们纷纷自我放逐，滞留香港，极力想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更多的人则在静观形势、等待尘埃落定。退台初期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迫切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收集、整合和控制，以克服他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逃避主义的病态心理，树立“反攻复国”的信念。同时，共产党新政权因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建设的现实需求，也存在对滞港精英群体进行统战的必要性。

正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现实考虑，国共两党对滞港精英群体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工作手段。共产党根据数十年的统战经验和对和平民主自由的诉求，确定了攻心为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主策略。滞港精英群体之所以逗留香港，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旧政权深感失望和对新政权心存偏见：一方面其对自身的腐朽性及其现实崩溃有着深刻认识，心生厌弃和失望；另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恩怨，并因长期肆意诋毁造成对中共的误解，以及自身的罪愆自悔，又使之对新政权心存疑惧和缺信。针对这种复杂心理，中共又确定了冰释前嫌、既往不咎和礼遇劝归的统战方针。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细致的统战工作在滞港高层精英中相继取得不小的成功，并相继争取到原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原国民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原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的先后归来。

与中共相比，对人心的争夺占据有历史遗留的“人和”条件。它在人们心目中长期延存的“正统”形象，使之无需细致的心理浇释，而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具有更强的收集力。1950年1月4日，台湾当局下令一切滞留香港的军政人员必须尽快赴台。（注：张山克编著：《大事记——1945年8月－1987年12月》，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32页。）不久又全面展开党员登记运动，给予一切滞留海外的党员予以、取缔薪职的严重处分。同时，在港情治机构也频频利用恐吓、绑架和要挟等手段，逼迫滞港人员迁往台湾。台湾当局的恐吓利诱和行政强制，使得许多“高级难民”不得不弃明投暗，离港去台，但也使得一些既不愿继续为腐败的旧政权效力，又不愿投奔大陆充当“贰臣”的忠贞元老们，最终选择了定居香港，颐养晚年，甘作“寓公”的生涯。

对普通民众的争取，也是两岸在港寻求人心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争取到民众就意味着政权基础的稳固和国祚形象的树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传媒力量，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由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让全世界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支持国内建设。败退台湾后，失去英国的外交承认，其代表中国的正统国祚地位在香港舞台上受到否定。因此它确立的对港工作方针，是用精神和金钱支持闲散政客、南来报人和各党派巨头在港活动，努力在港潜伏力量，培植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宣传，以期继续保持在港民众中的影响。香港遂在两岸角逐中成为两党争雄逐鹿、各显神通的舆论阵地。

这一时期，在港主办或斥资培植的报纸，除原有的《香港时报》外，新出版的如蚁麇集。主要有成舍我的《自由人》、陈孝威的《天文台》、沈秋雁的《上海日报》、卜少夫的《新闻天地》等等。这些报纸普遍带有解放战争时期便已有的敌视、诋毁和恶意中伤等特征，不但对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大肆攻击，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且还威胁恐吓民众，酿造不良的舆论导向。为了揭露香港一些反动文人和反动报刊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港地拥护新政权的报纸，如《大公报》、《商报》、《晶报》以及《周末报》等都纷纷开辟专栏，在客观公正报道国内建设现状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展开着对敌斗争、驳伪存真、辟谣就正的舆论宣传。这些报纸持论公正、健康积极，在港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者来信称：“在香港，大小报纸刊物数百数十种，绝大多数是反动的，用有毒的色素来毒害同胞们，我们就有别于这些报纸，继续揭露他们的谣言，给读者报道真实的消息和培养读者爱国的思想，一字一句都要向人民负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周末报》更是因其笔锋犀利、极富战斗力，在港人及海外侨胞心目中成为正义和公正的代言人。读者赞誉它“象一支带火的响箭，在黑暗里划出一道光芒，喝倒了南方的叫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两岸这一时期在港争夺人心的较量中，除了直接的舆论对抗，其背后各自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也不可忽视。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实行了全面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而制定的峻急政策，在港人心目中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报纸因时而动的推波助澜，使左派报纸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促使得益于朝鲜战争而地位上升、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政权日见巩固的台湾当局吸引力迅速膨胀。许多早先徘徊观望的精英分子和民众最终投奔了“自由中国的乐土”。香港侨商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赴台考察、观光和定居。1954年11月10日，海外侨团侨队齐聚台湾，讨论发起“条条道路通自由运动”，提出利用侨胞开展国民“外交”，进行宣传，运动人民“投奔自由”。香港迅速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如此种种，表明已然利用港人对旧政权残留的权威心理和依附情结，以及中共政权自身的政策影响，重新在港人心中树立起“正统”形象。大陆在港工作处于相对劣势。

二、50年代后半期：暴力冲突与对抗

1954年6月17日，中英互换代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大陆对旧政权在港遗产具有合法继承权和处置权。它意味着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法律交涉上，财产之争必将不再成为两岸在港争夺的棘手问题。同年12月2日，美国出于遏止中国的冷战需要，抛弃“台湾中立化政策”，与台湾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与台湾“采取行动，对付共同之危险”。（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台湾得到美国的保护伞，复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叫嚣起“”的政治神话，并肆无忌惮地到处进行破坏，妄图达到颠覆新政权的目的。

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在港较量，从早期对物资和人心的争夺，转变为颠覆和反颠覆、破坏和反破坏的斗争。1955年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这一年4月11日，中国出席亚非国家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用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发生意外爆炸。同机遇难者当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作梅。4月12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发表声明，声称该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旨在暗杀原拟乘坐该机的总理，并责成港英当局“彻底查究”，将肇事者“逮捕法办，以明责任”。（注：李后著：《百年屈辱史的终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页。）台湾当局对此则严格采取低调态度。《中央日报》在短短的50来字的报道中甚至诬蔑该事件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注：《中央日报》（台湾），1955年4月14日。）。5月27日，亚非会议派出的事故调查团公布的调查报告郑重指出：飞机是在香港停留途中被装上炸弹导致爆炸的。（注：《新华月报》1955年第6号，第36-37页。）事实证明这是一起严重的特务暗杀事件。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供认，该事件的确是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排的暗杀事件。他还披露，事件发生后，香港情报网最高督导王新衡曾秘密会见港督，与之达成口头协议，谓只要港英当局不对被捕台湾情治人员判刑，则将保证不再在港制造恐怖活动，并允诺停止在港印制假钞。（注：张宜平撰：《专访谷正文筹划谋杀经过》，《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而港英当局当年也的确有意纵容主要案犯周梓铭逃遁台湾，并仅将一批涉嫌人员简单递解出境了事。一件轰动世界的国际恐怖事件，便在港英当局纵容绥靖的阴谋中瞒天过海。

港英政府拙劣的骑墙政策给两岸在港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一位谙熟香港时局的人士这样评价该事件引发的后遗症：“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来（那时周梓铭在一个英国人雇佣的暗藏特务的协助下逃走了——原注），便得到了鼓励去加强他的活动网和同不折不扣的黑社会的联系。但是，虽然豢养每个特务分子的代价是便宜的，而这一大帮特务分子的总代价却是很贵的，他们必须各自作出成绩来，如果他们要继续吃饭的话。这样便产生了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压力。……如果英国人听任这些特务分子在这个地方继续横行下去，那就不会平静多久，随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61页。）

香港民众的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事实证明。1956年1月发生的李盛林事件为港英政府的“听任”态度提供了注解。当月31日，李盛林驾驭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粤闽两省上空进行骚扰时，被中国空军飞机围堵。情急之中，该机迫降于香港启德机场。中国外交部当即向英国驻华代办发出照会：“有必要指出，这架飞机是全副武装的作战飞机，它是在中国领土上空进行骚扰后逃入香港的。香港当局有责任把这架军事飞机和机上的当事人员予以扣留。中国政府相信英国当局不会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8号，第8页。）“国防部”则发表公报，诈称该飞机是在作例行长途训练时，因机械故障迫降香港的，且飞机是全无武装的，要求港英当局予以返还。（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2月1日。）在两岸的再次争夺中，港英当局又一次包庇特务的破坏活动，悍然不顾中国的抗议，将飞机返还台湾。特务分子从该事件中最终摸清了港英当局的政治脾气，“”的气焰更为嚣张。随后果然“未能平静太久”，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在港英当局的绥靖温床上迅速酝酿成熟。

1956年“双十节”的九龙及荃湾暴乱是在港特务分子的总演出。暴乱是由特务分子借“双十节”旗帜标志被撕事件借题发挥而引发的。“中央委员会”第6组的分子，“军统”驻港特务，以及暴乱前夕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特务头子直接参与、策划、指挥了这场暴乱。暴乱的基本力量则是“十四K ”、“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参与者包括在港亲台分子、驻港特务、逃港残渣余孽，甚至包括亲的在校学生。暴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力量，……出这几年来的一口怨气”（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暴乱攻击的直接对象是左派的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在港实力机构。

暴乱发生后，各大报刊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大肆诬蔑“此次骚乱是共党分子有组织的企图激起人民反西方的情绪”，“香港的共党分子则无疑是一些幕后人物”。（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2日。）“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也对外诡称：“九龙毁旗事件变质显系共×乘机造成，确信共×之阴谋活动业已掺杂其间，妄图迫使港府加强管理人士。”（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电讯太阳报》则煽风点火，指责暴乱为中共所为，并压服英国政府就此事作出解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4日。）

中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人民日报》一连发表六篇观察家评论，痛斥特务分子危害港九同胞的罪行。（注：《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2、13、14、18、24、27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向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所属的机关和企业。（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50页。）

两岸在港的对抗似乎有严重升级的态势。港英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13日，港督葛量洪提前结束度假回来处理暴乱。警察处和驻港英军在市区实行宵禁，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当夜，警方拘押在“漆咸营”的黑社会人物多达3000人，此后两天内，又升至5300余人。（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2-63页。）苦心经营的活动网遭到严重破坏和打击，整个黑社会地下网络也被摧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台湾当局的名声也弄得声名狼藉。正直的英国官员认为，在“今年10月10日的事情干得不好”。（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1页。）而和平的普通民众则重新去审视当局的狰狞面目，并视之为恐怖和骚乱的根源。共产党在港势力虽然同时受到严重损害，但其坚实的政权背景使得港英当局在其义正词严的抗议和压制下，重又隐忍观其迅速复苏。更有甚者，中共经过此番冲击，愈发提高警觉，加强防备。重新建立和迭经调整后的驻港政治管理机构的行政职能得到加强，港澳工作组被“工委”取代，新华社香港分社树立起中共在港最高行政机构的代言人地位。

九龙及荃湾暴乱后，两岸在港冲突暂告一段落。在港活动受到抑制，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1958年10月，确认统一中国的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2页。）。在港活动随之转入潜伏期，在港政治影响逐渐淡出，通过香港对大陆转口贸易的经济往来日渐频繁。与此同时，中共取得在港政治优势后，继续坚持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一贯政策。1958年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利用香特的政治环境，为两岸和谈开拓道路，酿造和平的气氛、宣传和平政策，成为中共驻港机构对台工作的总体方针。两岸在港关系受双方整体政策的影响，逐渐进入和平、有序、理性化竞争阶段。

三、总体评价及余论

综观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的历史演进，我们不难发现，两岸在港关系较之直接的海峡两岸关系既有其相联系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首先，直接的两岸关系是根源于历史宿怨的心理创伤和对统一的强烈悸动。由于地理的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军事上的对抗和对峙。断绝接触的分裂局面不可能为其更深层的互动创造条件。而两岸在港关系则恰恰相反。香港是所谓自由世界的象征，归属于英国政府的管辖，两党除了潜在的攻势，不可能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冲突。但由于两党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对立，又使得其政治较量转而在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强烈折射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化的最深层、最持久、最具长远影响力的较量。到后来，这种较量的潜在影响力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和制约九七香港回归前后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其次，两岸在港关系受到港英政府的政策影响。港英政府可以运用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来直接干涉两岸在港关系的可能性发展。英国政府由于其在国共两党以及东西方政治舞台中的矛盾地位，加上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导向，使得它在事实上采取了两面讨好的骑墙政策。一方面它对共产主义心存疑惧，唯恐左派势力在港制造事端，损及英国在港利益，因而有意纵容在港活动，以期借此制约和平衡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它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因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的胡作非为引起中共的反感，从而给在港统治带来危险，因此又不得不作出姿态，努力不让香港成为“被特务分子用作对中共进行破坏的基地”。是故，两岸在港关系受其政策影响，表现出一种均衡态势，即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和所具备的政治张力的平衡。

其三，两岸在港关系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和平竞争状态，并是在无损于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在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判决中——尽管这种法律和秩序时不时被港英当局自身更改和扭曲——进行和终结的，同时也是置身于“第三只眼”——超脱的港人和时刻关注着两党两岸政治发展的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的视野中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两岸在港的较量被赋予了一种非政治的“是非”色彩。正是由于这种“是非”观念的潜在制约，使得中共政府对于发生在香港而涉及两岸关系的种种事件的处理，始终坚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暴乱冲突中，其反应也只是限于严正抗议和口诛笔伐，并未采取过任何过激行动。英国政府担心的中共对港实施经济封锁或在港制造对抗性骚乱的事件从未发生。中国政府沉着、稳重、理性、克制的态度，和台湾当局在港蠢蠢欲动、看人脸色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形象高大、令人尊敬、更具有强盛自立的宽容风度。而这，也正是后来中共政权最终能赢得海内外华人普遍好感和欣慰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方针策略来处理两岸在港关系，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大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未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香港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络的一个通道，也是中国粉碎孤立、封锁、包围的突破口。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是整体的对港工作方针。由此出发，中共不愿因特务的蚍蜉撼树式的小打小闹而放弃对港的长远打算。此外，中共自身对台湾始终抱有血浓于水、谋求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美国对台湾的觊觎是促使中共对台欲打欲停的根本原因。要想不让台湾琉球化，真正使祖国完全分裂，就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在香港不时地抓住机会发泄败退台湾的屈辱情绪，以帮助树立独立生存的意志，从而也为以后的和平统一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