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

时间:2022-07-04 02:36:46

“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

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1935年3月25日是个不应该被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被迫辞去职务,并彻底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可以说,这是一起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个银行总经理的去职,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先来看看张嘉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嘉,江苏人,生于1889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江浙财团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张嘉进入中国银行,不久,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这个职位上,张嘉 干了一件大事。

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由于连年打仗,中央政府财政极度紧张。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两家最重要的中资银行,部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为了应对中央财政紧张,中交两行都增加了货币发行量。这就引起了公众对银行信用的担忧。一些地方出现了挤兑现象。公众纷纷涌向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为了稳定国内的金融秩序,北洋政府命令中交两家银行暂时停止兑付储户存款,强行制止挤兑风潮。

停止兑付,固然可以立即中止挤兑风潮,但必然是对银行自身信用的极大伤害,而信用是银行生存的根本。储户把钱存到银行,不管出现什么原因,如果银行拒绝储户按自己意愿取钱,储户又怎么能够再信任这家银行呢?

颁布命令以前,北洋政府询问中交两行意见。交通银行各分行均无异议,愿意服从中央,但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均表示不赞同。其中态度最激烈者电告中央政府:“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北洋政府反复斟酌以后,还是下达了停兑的命令。命令一下,交通银行完全遵守,立刻停止了储户兑付。中国银行总行也下令各地分行执行政府命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在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的带领下,公然抗命不遵。他们以银行股东的名义公告,宣布继续兑付,并要求政府不得再从银行随意提取款项,自此以后,一切事务均按照普通银行办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不再是政府的筹款机器。

公然对抗政府命令,宋汉章和张嘉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们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事实上,上海分行的上上下下确实提心吊胆、非常紧张,随时准备应对非常情况。当然,宋张二人也不是简单地对抗而已。他们同时积极联络各方,取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和其他银行的支持。

此后的一个星期是最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大量储户涌到中国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第一天来了2000多人。银行职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挤兑持续了几天以后,储户发现中国银行的现金流没什么问题,来提取存款的人也就大量减少了。第四天只来了100多人。再过几天,这场危机渐渐平息了。上海分行终于挺过了这次危机。事件过后,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有钱人和生意人纷纷把钱存入中国银行。银行吸收的存款反而超过了危机以前。而张嘉,也被称为有胆有识的银行家,声名鹊起。

1917年,张嘉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日常事务。从这时起,张嘉 开始大力改组中国银行。改组的核心原则就是强化银行的独立地位,以期使银行的发展尽量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

中国银行的前身的大清银行,有很浓厚的政府背景。但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银行非政府的商股比重一直在增加。张嘉 上任以后,更是一再扩充商股比例。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居然达到了99%,政府在董事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按说,这样高的商股比例,银行应该可以摆脱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了。可惜,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了。北伐战争以后,南京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一个控制社会能力更强的政府出现了。

早在北伐战争中,就多次向上海的银行和财团索要大笔资金。其中一次就向中国银行索要1000万元,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总股份才3000万元。银行家和商人们都感到极大的压力。张嘉 叹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但张嘉并没有放弃银行独立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中国银行彻底改为中央银行,财政部长宋子文专门就此与张嘉洽谈,要求提高政府的股份比例,政府股比要超过商股。张嘉 委婉地表示反对,他认为,银行要想发展,就必须取得独立地位,能够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银行的各项业务,而不是成为政府的筹款机器。如果政府股比超过商股,中国银行势必严重受到政府人事变迁的影响,财政部长的人选将直接决定银行的发展。这样一来,银行的经营将非常困难。

张嘉建议政府为社会保住中国银行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另行拨款,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作为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工具。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外汇经营银行,专业经营进出口汇兑业务,将交通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实业银行,为国内的工商界提供金融支持。三家银行分工合作,共同构建国内的基础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银行体系。

政府接受了张嘉的建议,成立了中央银行,并批准中国银行成为专业汇兑银行。在张嘉的带领下,中国银行开始了专业化的改组,具备了外汇经营的竞争优势。这种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都已经可以经营外汇业务,但仍以中国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国内外的机构最为完备。这种专业化的优势正是张嘉当年打下的基础。

虽然张嘉在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他所设想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工协作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南京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实力薄弱,并不能充分发挥国家银行的作用。中交两行仍然承担了货币发行、国库收支、国债垫款、公债发行等等的央行业务。三行的职能未能完全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三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社会信用最好的中国银行担当了最多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政府越来越强的完全控制的愿望。

进入30年代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开始全面兴起。自由市场经济的空间被逐渐压缩。到了1935年,南京政府已经开始了全面垄断经济的进程。在金融领域,政府再次大幅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比例。其吞并中国银行的愿望显露无疑。这就和张嘉公然违抗北洋政府命令以来致力于独立经营银行的努力直接对立了。政府意识到,想要实现吞并中国银行的愿望,就必须首先排除张嘉。

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直接指出,张嘉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于是,1935年3月,在张嘉 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南京政府突然宣布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个任命看似提拔,实际上显然是剥夺了张嘉 在中国银行的实权,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空衔代替。张嘉得知消息以后,极为愤怒,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这时的中国银行,已经无力反抗政府的压力。张嘉虽然可以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他也不可能继续留在中国银行了。3月25日,张嘉被迫宣布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并从此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随后,中国银行进一步增加官股比例,彻底成为了政府的金融工具。

后来,鉴于张嘉在社会和商界的重大威望,为了笼络人心,把张嘉列入政府内阁名单,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接受了这个任命。

70年代,旅居美国的张嘉在接受采访问及当年离开中国银行事时说道:“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所以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

商人之独立经营地位,为市场体系健全发展之前提。政府虽然可以成为商人的顾客,从市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但并不应该成为商人本身,也不应该谋求对商人独立地位的剥夺。这种前提不但不因为银行在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而有所减弱,反而因为银行的这种重要性而更要坚持。事实上,30年代以后,正是因为政府控制了国内的银行体系,才多次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对社会的破坏性是以往普通的金融危机远远不能比拟的。而政府的信用也随着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而丧失殆尽。同时失去的还有政府的合法性。

面对强势的政府,张嘉这样的大银行家都败下阵来,可以想象,那时其他的普通商人的遭遇会是怎样了。结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逐渐落到了官员手中。而原来那些在市场中创造了经济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地位被降低,要么就被吸纳到政府中去,从企业家转变为政府高官。当商人们逐渐失去自主经营的权力以后,中国一度出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商人们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立刻被全面剥夺,但一种趋势,国家吞并社会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只要这种趋势存在,自由被全面剥夺、社会被全面压抑就只是早晚的事。

“商人之独立经营地位,为市场体系健全发展之前提。政府虽然可以成为商人的顾客,从市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但并不应该成为商人本身,也不应该谋求对商人独立地位的剥夺。这种前提不但不因为银行在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而有所减弱,反而因为银行的这种重要性而更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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