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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共产国际支持，陈独秀负责具体筹办《向导》周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1921年6月来华，后来参加了中共一大。马林在筹建中共的过程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建议中共中央创办一份党报。马林还就此问题询问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份党报的事如何实现。由于李达对马林的工作作风表示不满，不愿与马林合作，表示要等陈独秀从广州回来后再说。后来，因为经费困难。人手不够，所以未能实现。不久，马林又主张将内容基本相同的《新青年》季刊和《共产党》月刊合并，另外再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的问题。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会议还专门研究了中央的宣传工作。中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但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因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只应办一个周报。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中央还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筹办工作。

在《向导》周报的创刊过程中，陈独秀高度重视，参与了《向导》周报筹办的具体工作。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总发行处设在环龙路。每星期三出版，16开4版，以政论、时评为主，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生动活泼。《向导》周报在其创刊号的本报宣言上，以犀利的笔调，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国内和平统一的障碍――军阀与反对中国自由与独立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的政府。

1923年，中共中央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厘定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周报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重新明确了各党报的职能，确定《向导》周报是“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还有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此外，还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北京《工人周刊》、广东《劳动周刊》等刊物。为了加强对党报党刊的管理和指导，加强宣传力量，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彭述之等17人，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五部，分别负责党报党刊的编辑、人员培训、中外报刊的编译、印刷发行和资料保存等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管理报刊发行的机构，就是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的印行部。中央要求印行部每月造统计表报告《向导》周报等报刊的发行与收人情况。1924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张伯简任书记。1925年底，毛泽民任出版部经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向导》周报的发行上，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向导》周报在当地的销售、邮局寄递情况，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在当地的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当时，负责管理报刊发行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交通干事的任务除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外。就是“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与“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当时中央组织部拟订的工作计划和颁布的几则中共中央通告均涉及报刊发行。如《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就是陈独秀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是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文件，其中就有具体的运送报刊的办法。例如：选择一两个妥当地址，“最好是靠近轮船码头便于运送的地方作接纳中央出版品的机关”。

1924年9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署一则通知，要求党组织、党员订购和推销《向导》周报。通知要求：“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中共中央还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当时，《向导》周报、《中国青年》都印了可以张贴的推销广告，要求党员、团员将它们张贴于各处。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C.Y.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由于《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所以它的发行受到全党上下的关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各个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五份以上的《向导》周报。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三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发行量不过数千份。《向导》周报当时的售价是每份6分，这个价位不是一般的农民能接受的。《向导》周报曾经刊出一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一块豆腐已不敢问津。由于经费少，决定了《向导》周报的售价偏高，而偏高的价格又制约了《向导》周报的销售。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向导》周报的工作，特别是降低了零售价格。分售处也由最初的上海、广州、北京、长沙等少数城市。扩展到10多个城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销售网络，因而

使《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增加到3万份，在当时全国报刊销量中名列前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向导》周报的销量达到T5万份，不仅遍及国内各省市，而且远至越南、德、法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也能代售《向导》周报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

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向导》周报主编

《向导》周报的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他在同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在中共二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委，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筹办党的机关报，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以后，中央决定蔡和森不再兼管宣传工作，而与瞿秋白一道负责编辑《向导》周报。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的时间最长。从1922年9月13日创刊到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工作，总共近3年的时间。如果从蔡和森实际负责的工作时间来看，有2年零8个月的时间，超过了《向导》周报办报时间的一半。蔡和森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向导》周报的迅速发展，为后继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蔡和森担任主编期间，主编了116期的《向导》周报，超过了《向导》周报总共201期的半数。蔡和森身体瘦弱，又患有哮喘，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仍夜以继日地工作。1979年，当年与蔡和森一同工作过的罗章龙回忆说：“他所写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酣畅，宣传鼓动作用很大。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只要一提到《向导》，就自然地把它与和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就可想而知了。”2005年3月30日是蔡和森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蔡和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

《向导》周报第二任主编，是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直到1927年4月离职，共18个月的时间，主编期数70多期。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随着《向导》周报的发展，工作环境、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相关编辑人员也日渐成熟起来，具有了较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彭述之不必像蔡和森那样事必躬亲。就工作条件来看，《向导》周报创办之初，编撰队伍只有七八个人，五年中逐渐发展，先后拥有近百人的队伍。为了筛选材料和服务于领导，《向导》周报编辑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秘书处。《向导》周报辟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是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上交的报告。秘书处初步查阅后认为值得发表的，再交给编辑部审查定夺。

彭述之是陈独秀在党内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向导》周报一度改变宣传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使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削弱。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央宣传部及《向导》周报编辑部也一同西迁至武汉。当时，彭述之并未去武汉，主任和《向导》周报主编便由瞿秋白。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瞿秋白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瞿秋白为《向导》周报端正宣传方向和恢复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瞿秋白主编《向导》周报期间，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为革命政治斗争“导向”的指导原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办刊宗旨和主编思想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中共三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密切联系读者，瞿秋白常以《向导》周报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答问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第四，重视报道各地的革命运动。

《向导》周报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因为人员紧张，所以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人不得不身兼数职，他们既是中央领导，又是《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当时称记者)。担任编辑人员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郑超麟等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罗章龙、、、王若飞、、高君宇、郑超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为《向导》周报写过文章。在《向导》周报的作者中，陈独秀毫无争议地名列第一。除1922年底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和1926年初因病住院外，几乎每一期《向导》周报上都有他的文章。有时甚至整期都是他的文章，如第55-第77期。据统计，《向导》周报上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66篇，短文402篇，约占整个《向导》周报文章的五分之一。蔡和森除了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共计156篇。彭述之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3篇，瞿秋白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0篇。陈、蔡、彭、瞿四人，成为了《向导》周报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导》周报创刊后，陆续开设了“时事短评”(后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丰富多彩的栏目。“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旨在向广大读者介绍一周内国内国际所发生的大事，并通过简评来引导读者分清是非，培育国民的政治敏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这两个栏目最受读者的欢迎。“读者之声”主要刊载各地读者对《向导》周报的评价、建议和《向导》周报给读者来信的答复，以沟通读者与编者的思想。“各地通信”主要登载各地所发生的重要新闻。“寸铁”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特色栏目，所发文章大都短小精悍，析理透彻，逻辑性强，富有号召力和战斗力。

《向导》周报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反对离开问题谈主义。多数文章都不是空发议论，无病，而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战斗力强。《向导》周报文章的文字浅显。文笔犀利，文字生动活泼，针砭时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宣传和招揽，显示出《向导》周报在大革命狂飙突进时期的巨大影响。最能体现“急

进”的，是与《向导》周报提出的许多对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口号分不开的。《向导》周报大力宣扬“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中共二大时确立的最低纲领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向导》周报在宣传的时候运用了曾经提出的“国民革命”这一口号，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原来反对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经过重新解释的“国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向导》周报还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词。因此刚刚提出的时候，民众并不了解，甚至被讥讽为海外奇谈。

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周报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甚至成为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是中国共产党内论述“纸老虎”问题最深刻、最全面的领导人，但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与军阀割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向导》周报概括并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得“三大政策”最终成为了区别左，、派与、革命与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时期内，“三大政策”成为了最流行的口号，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唯有“三大政策”。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有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联合战线。《向导》周报从创刊到1924年1月改组，共发表宣传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50多篇。《向导》周报的出版，正是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五卅运动期间，《向导》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有关五卅运动的文告、论述、文章达54篇。《向导》周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舆论准备。赵世炎以“施英”为笔名，撰写了七篇论上海工人罢工的文章，刊载在《向导》周报上，被誉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历史文献。

《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陈独秀等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列举中央在农民运动方面的右倾错误，并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927年3月5日，《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正式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发表。陈独秀接到报告后颇为不满，把《考察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理睬。当时，瞿秋白看了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3月12日，《向导》周报第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向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而且不许的《考察报告》在《向导》周报上继续刊登。在彭述之的直接干涉下，《考察报告》下半部内容未能发表。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得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向导》周报的艰难发展和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每星期三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负责印刷发行。后来。光明印刷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向导》周报便改在租界一家规模较大的明星印刷厂印刷。尽管《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周报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向导》周报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当《向导》周报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周报。

为躲避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向导》周报的查封，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周报北迁至北京。

1923年4月，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南迁至广州，以便更快地推动国共合作。《向导》周报随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广州虽然公开发行，但其独立批评的办报方针受到方面的牵制，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向导》周报又迁回上海英租界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的时间最长，超过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以上。

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中共中央迁到武汉。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揭露了“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7月15日，集团公开“”，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8日，《向导》周报出版了第201期。这一期仅有8页，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曾经想恢复《向导》周报，但随着武汉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领导的长江书店、印刷厂、纸行等出版发行机构己经瘫痪，编辑人员也缺乏，中央又准备迁回上海，因而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没有实现。不久，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向导》周报原编辑郑超麟按照瞿秋白的指示，在上海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租了一堂式的洋房作为党报编辑部兼中央宣传部办公地点。郑超麟主张不必恢复《向导》周报，而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布尔塞维克》，得到瞿秋白的赞同。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正式出版。

《向导》周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5年里，尽管处在抄收、查禁的恶劣环境下，但它的发行量依然从几千份上升到十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和汇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4k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而是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办报的风格。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最后，重复翻译。从事翻译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断出现多人先后译同一种作品，使中国读者失去更多接触域外汉学著作的机会。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和《蒲寿庚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等，均出现两种中译本；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至少有张星?、冯承钧、李季三种汉译本，冯、李二氏译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张氏所译玉尔译本，只出版了《导言》及第1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而无法问世；其他单篇论文重译现象更为严重，说明译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状况虽可解释为中国学界关心域外汉学，热心沟通中外学术，但以当时国内学界实际情形考量，应该更多更全面地译介域外汉学。重译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后出者转精，取代较为劣质译本，对学术也是一种推动。这种细致活在中国学界已充分掌握国际汉学的“发达”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废待兴，亟待域外新知补充动力的“饥荒”期，重译之举非但浪费人力，亦不利节约成本，以尽快融入世界学术。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正是在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烧制历史长达千年的古代瓷窑——会理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大专院校的两代专家学者唐昌朴、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黄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别多次到今西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窑址遗存，会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窑址遗存，冕宁有元、明、清的陶瓷窑址遗存，在上述遗存地层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来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亦多次去会理调查或考察，并在古窑址试掘。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昌朴先生在1982年6月对会理瓷窑（鹿厂窑）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其窑的建造时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专家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在考察后撰写的《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一文中论述道：

“我国陶瓷发展史釉下三彩的运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宫隋、唐窑址内已有发现，唐代长沙窑和四川邛崃县的十方堂窑以及其他邛窑系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釉下三彩的技术已为大家所公认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厂窑就发展为划花填彩和绘三彩的所谓‘宋三彩’的釉上彩技术。因而釉下彩技术，可能由成都地区南传到会理为鹿厂窑所继承发展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论可靠，则鹿厂窑宋、元青花就是运用当地原料并继承发展成都青羊宫窑隋、唐釉下三彩技术而创烧出来的新产品。”

“湖田窑不是青花瓷的创烧者，而玉溪窑又晚于（会理）鹿厂窑，故鹿厂窑在青花瓷的创烧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禄丰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壶春瓶，是玉溪窑的产品，其所绘鱼藻纹图案的绘法粗放自由，与鹿厂窑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绘法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在收集、整理有关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有幸读到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的论文《四川会理古陶瓷窑口归属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会理地区实地考察，她认为会理铁厂的抱母鸡坡古瓷窑的年代应比鹿厂古瓷窑更早。在那里，她发现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残片”……其色泽与玉溪窑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论文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陶瓷老专家耿宝昌先生的话：“云南的青花瓷在着色上色彩比较暗，灰，釉色泛黄，花纹多呈现青黑色。”她认为：“会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点且颜色更深，应早于玉溪窑青花。”

她解释道：会理窑青花碗内底的支钉痕迹，是运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蚕豆大小的颗粒状支钉垫烧形成的，“与玉溪窑青花的烧制方法完全一样”。

她感慨地说：”通过对上述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邛窑工艺对上述地区的影响。”

会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体呈浅灰色，胎质较细腻；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黄土色；普遍开“小块冰裂纹”，青花发色呈“灰蓝色”、“灰黑色”、“青蓝色”、“青黑色”等，深黑为早期产品，淡蓝者为晚期产品。绘画手法分涂划和雕皮印刷两种：涂划线条粗放随意潇洒，雕皮印刷则图案整齐划一。雕皮印刷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图案多为树叶或朵花，或无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记。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无匣钵，只有少量垫饼，用于烧制大件器物，盘、钵、碟皆为涩圈叠烧。所用青花颜料则是当地土产青料。装烧方法多为涩圈重叠和支钉垫烧，故多数瓷碗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或五至六个支钉痕迹。

多年来，按照专家的指引，笔者出于学习、研究的需要，也陆续收藏了一些会理的青花瓷器，在此发图与方家交流、探讨。

朵花纹碗（图1-1），元代，支钉垫烧，土黄色釉，青花色深，发黑，简笔弯钩状花瓣。这只碗的花瓣画法与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图1-2，图1-3）雷同。

青花盖罐（图2-1），豆青釉，有细冰裂纹片，灰蓝色青花，彩绘“福”字、“春”字。这只青花盖罐带八思巴文草书“福”字的写法，与传统汉字草书“福”字的写法绝然不同；变形花草形的“春”字，与邛窑酒罐上的“春”（图2-2）字一脉相传。

青花团花纹罐（图3），灰白釉，有微细冰裂纹片，青花呈色灰蓝，雕皮印刷朵花。

青花瓷鞋残件（图4），灰白釉面有微细冰裂纹片，青花色呈灰蓝色。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亲自主持《选集》的编辑工作，组织人手把从延安带来的著作书稿编成6卷（合订）报送中共中央批准，布置东北书店总店于1948年春在哈尔滨出版，史称“东北版《毛选》”。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先后有周保昌、李文、王大任、黄洪年和东北日报社的史堪、李常清、廖井丹、李荒等人。

东北书店总店是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出版机构，拥有两个印刷厂、100多个分支店。其总经理李文，副总经理周保昌、卢鸣谷，在上海、延安从事出版工作多年。他们对这部《毛选》的出版细节作了周密安排。

“东北版《毛选》”分成6卷合订，共收著作50篇，约84万字。卷一为农村调查，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外，还包括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人民版《毛选》”第一卷对上述三个调查均未编入。卷二、卷三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卷四为军事著作，卷五为财经著作，卷六为时期的著作。有些未发表的文章如《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文化统一战线方针》等，也编入相关各卷。1947年1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因“东北版《毛选》”已经发稿付排，遂将这篇文章印在卷一前面，赋予该选集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著作书稿中，有一封1930年1月5日写给的信，开头说：“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些什么给你呢。”“我要提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预感，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1948年2月，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作了如下批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指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文集（指“东北版《毛选》”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外文。”根据这个批示，“东北版《毛选》”抽去了这封信。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啥选集》第一卷，将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指名批评的地方作了删节。

印刷工作饱含工人的心血与汗水

“东北版《毛选》”的封面采用硬面烫金精装。封面用料有两种：小羊皮精装和布面精装。李文请一位雕刻钢印的能工巧匠精心雕刻了两枚侧面头像钢印，压印在封面上，显得格外庄重大方。在扉页前的环衬上，印有9个红色大字“在旗帜下前进”，体现了党的七大精神。在扉页后加装一页硬卡，压暗线框，将印在铜版纸上的像贴在硬卡上。

“东北版《毛选》”内文使用道林纸印刷，显得洁白、光滑、厚重。全书为大32开，共1000个页码，需要大量的道林纸。而当时道林纸奇缺，李文先向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王首道申请了经费，又亲自到东满解放区的吉林石岘造纸厂订购道林纸。尽管该厂从未生产过道林纸，但热情高涨的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如期生产出合格的道林纸运到哈尔滨。

为确保印刷质量，李文没有将“东北版《毛选》”交给东北书店总店的两个直属印刷厂印刷，而是选择了东北铁路印刷厂。该厂历史悠久，熟练工人多，精装烫金设备齐全，但也从未印过如此大部头的著作。厂里专门召开大会，对排版、印刷、装订等各道工序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为保证印刷字体清晰明朗、笔画完整无缺，该厂全部铸造新铅字，直接上机器印刷。工人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为防止印刷机连续运转、胶辊受热变形而导致纸面油墨不均匀，每隔一段时间，工人便卸下胶辊用电扇冷却。发现字迹稍不清楚，即停机拆版、调整铅字。拣字工人每天拣字7000至10000字，工作量是平时的3倍。编校人员一丝不苟，前后校对了7遍。李文派人日夜守在印刷机旁，负责抽查。为保证装订牢固、不掉页，图书全部采用手工锁线，每天仅能出厂几百部，装订组女工每天都忙到深夜。

1948年5月，“东北版《毛选》”正式出版，初版就发行了20000册，发行量之大在各解放区出版的《选集》中占第一位。《东北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消息，读者争相购买。黑龙江省委（驻地在北安市）书记王鹤寿派人到哈尔滨买了100部，下发各县农村，用于正在开展的干部学习。

各界读者给予高度评价

面对“东北版《毛选》”供不应求的态势，李文决定保留一部分供应即将解放的地区。不久，长春、沈阳、锦州解放，“东北版《毛选》”热销，只好控制投放。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胜利后，“东北版《毛选》”一直供应到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深受读者欢迎。

著名学者龚育之曾回忆说：“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选集》，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黄，因为要查阅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1949年1月，卢鸣谷奉命带领30余人的小分队和600多种东北版图书，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在北平，卢鸣谷向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同志赠送了一部“东北版《毛选》”。十分高兴，爱不释手，边翻阅边说，这是他看到的解放区出版的最好的一部精装《选集》。此外，卢鸣谷还送给彭真等市委领导人各一部“东北版《毛选》”，他们也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北平和平解放后，派他的秘书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由卢鸣谷等随军小分队所建），取走10部“东北版《毛选》”，赠送给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当年春，有些民主人士也渴望阅读这部著作，卢鸣谷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如今，“东北版《毛选》”作为革命文物，被国家图书馆和版本图书馆收藏。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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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六西格玛管理的理论与实践[D].上海：同济大学，2006.

[4] 张喜爱，张书晔，曾庆平，等.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有关问题的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09（7）：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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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志强，苏娜.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9-23.

[10] 智库中国.智库评价要考察其调研质量[EB/OL].[2016-09-13]..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化工设计概论》是一门综合专业课程，要求将一个系统（如一个工厂、车间或一套装置）全部用工程制图的方法，绘制成图纸、表格及必要的文字说明等方法编制成相关的技术文件，指导生产、技改和建设。PVC（聚氯乙烯）的生产工艺成熟，极具化工生产过程的代表性。通过该工艺流程的考察学习，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对照《化工工艺设计概论》这门课程，学习现实生产中的工艺流程设计，加以验证。考虑到中职学生的水平，仅重点考察整个工艺流程中的聚合工段，其他工段作为辅助考察，了解其工段的任务即可。

第一部分教学设计

[教学对象]中职精细化工专业二年级下学期学生

[学情分析]二年级学生通过一年半的学习，已经对化工生产过程有所了解，在二年级上学期已经对化工原理、化工生产过程、工艺条件的确定和设备的选型等有了深入的学习，为考察法学习化工设计和化工工艺课程打下一定基础，但查找资料和数据的处理能力不足，需要重点引导。

[教学时数]课外两星期：考察的计划与准备。课内10课时：考察5课时；整理资料与展示成果2课时；学生评价和总结1课时；教师点评和总结1课时；反馈1课时。

[学习目标]

1.通过对PVC生产工艺进行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巩固、验证、扩大已学的化工知识，获得实际生产方面的知识；

2.丰富其专业经验，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产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工艺设计与生产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相互交流与学习；

3.锻炼学生组织协调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专业精神，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

[教学方法]总结性考察。以小组形式，每组由4-5人构成。

[教学媒体]教室、互联网、市场、公园等。

[教学过程]

教学安排表

第二部分实施过程

一、计划阶段

教师提供项目（PVC生产工艺，重点是其工艺的聚合工段）考察任务，通过与学生交流讨论，征求学生意见，最后确定了考察地点——福建××电化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将学生分为4-5人的工作小组（分组时应考虑学生个性、成绩、能力等一些情况，最好采取异质分组）。教师组织学生先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查阅相关资料，为制定计划做准备。整个实施过程要求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教师仅仅给予一定程度的辅导。

考察计划的制定以小组为单位，采用讨论的方法，共同确定。考察计划的内容由学生自己设计，大致包括考察学习的内容、范围、主题、目标和考察方式、考察步骤、考察要求等。

二、准备阶段

考察计划初步确定之后，各小组成员进一步细化考察方案，明确考察内容及其重点，分配小组各成员的具体任务。教师提示学生考虑在具体实施计划前应做哪些准备，考察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应该如何解决等。同时，明确注意事项，比如进行考察时候应该注意的穿着：不能穿皮鞋（避免引起静电）、凉鞋，女生不得穿裙子（方便行走，也为了安全起见），应该穿什么样服装等。

教师可以提示学生考察目标，然后学生讨论考察计划。组织一次课堂活动，先让各小组提问教师，然后由各小组自行讨论。如：

生：我们这次去企业具体要考察些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是去考察聚氯乙烯的生产。

师：你们要先去了解PVC的大致生产工艺流程，化工设计课本中所分的设计阶段就是我们这次所要考察的内容。

三、实施阶段

1.听取企业方面的介绍。

陈××工程师（以下简称“陈工”）：××电化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1998年联合其他四家企业共同发起组建为股份制公司。我厂是大型国有企业、“全国512家国家重点企业”之一，华南地区基础化工原料基地，目前生产的主要产品为：烧碱，聚氯乙烯，盐酸……

2.与负责接待的陈工座谈、访谈，了解PVC以及电石法生产PVC的工艺流程。

陈工：我看了你们查阅的资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工厂2010年的PVC生产目标是105200吨（等下我会带你们参观整个工艺流程）。其中聚合工段采取悬浮聚合工艺，悬浮法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聚合方法，采用该方法生产的树脂，占世界聚氯乙烯树脂总产量的85％。

（1）国内外悬浮聚合的生产概况；

（2）产品及原料的性质；

（3）掌握悬浮聚合的生产原理、工艺流程、操作要点、主要设备及故障处理；

（4）掌握悬浮聚合过程中的物料衡算及经济核算；

（5）了解悬浮聚合的安全、卫生和环保要求。

3.考察车间，生产人员介绍和参观工艺流程。

（1）主要设备，原料；

（2）工艺流程；

（3）生产和调度；

（4）员工协同工作情况。

4.学生访谈一线操作员工。

生：这些聚合釜好大啊，容积有多少啊·

工人杨：这些是不锈钢的聚合釜，处理能力是50立方米。

生：那聚合釜外面一圈一圈的是什么·

工人杨：那是蛇管冷却，管内是冷却剂，它的冷却效果很好。

生：陈工，我们做聚合实验的时候要用分散剂，那PVC聚合时候用的分散剂是什么啊·

工人杨：我们的工艺采用聚乙烯醇作为分散剂，聚合的悬浮剂是用甲基纤维素。

……

四、成果展示与汇报

回校后，教师组织各组学生处理考察过程中收集到的材料和访谈资料，包括考察活动中记录的笔记，拍摄的照片，以及访谈记录等等，写成考察报告。考察报告完成后，组织学生将考察活动收集的资料、图片、图表进行展示，汇报考察结果。

学生展示的资料有：学生的笔记、拍摄的照片、考察记录单、考察报告、工厂的宣传资料、图片等。学生观看展示成果材料后，各小组组长汇报考察过程，提交考察报告。最后，各小组学生代表交流考察的心得体会。

五、反馈阶段

考察展示活动结束后，教师向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题，引导学生对考察过程进行回顾、反思，帮助学生分析考察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收集学生对考察活动本身的意见，听取他们对开展考察活动的好的建议，以便在下次考察活动中加以参考，提高考察活动效果。

反馈时向学生提一些引导性问题，进行师生交流。

六、评价阶段

考察活动结束后，组织学生对考察活动进行评价，反思自己在活动中的表现，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展开互评，促进学生学会在反思中成长、进步。评价包括学生评价与教师评价。例附学生评价表与教师评价表。

1.学生的自评和互评。

学生评价表

2.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指导教师评价表

第三部分教学反思与问题讨论

整个考察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同学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亲眼看到许多新鲜的事物，那些原本印刷在书本上的、平面化的仪器设备都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无不感到新奇、激动，那些老师课堂上经常讲的抽象的、枯燥的化工名词、术语，一下子鲜活起来，不再遥远、生疏。二是大部分的学生都能主动去与“陌生人”进行交流，交际能力得到了提高。三是通过考察，学生们初步体验到车间的工作氛围，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对于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强化了专业意识。

当然，由于学生知识经验和现场条件的制约，实施考察法教学时，学生容易走马观花，注意力分散，因而降低了考察的效果。考察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学生对于课本的知识掌握不够熟练、深入，因而对工厂工程师的讲解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比较吃力；还有一些学生缺乏社会交流能力，不懂得该如何开口请教别人，在与一线工人交流时无话可说，或者根本不想去跟别人交流。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陶奎元教授认为，雁荡山地貌作为流纹质火山岩景观地貌的代表，它与包括丹霞地貌，沙砾岩地貌，武陵源地貌，嶂石地貌，彩色砂林地貌，雅丹地貌，黄土地貌，风成地貌和喀斯特地貌乃至花岗岩地貌相比，在成景的岩石、地层、形态、空间分布结构乃至演化过程上均有自身的特性。尤其是雁荡山具有特别丰富的审美学情趣的象形石，由于岩石结构的复杂性、差异性，经外动力地质作用后其造型更为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尤其移步换景和昼夜变换造型，堪称一绝。可以将流纹质火山地质地貌命名为“雁荡山地貌”。

陶奎元长期从事火山岩地质学与岩石学、中国东南大陆火山地质与矿产研究。他表示，虽然“雁荡山地貌”的概念首次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提出，被学术界推广和承认需要一个过程。但研究证明，雁荡山地貌是我国乃至亚洲大陆边缘流纹岩带地貌中的杰出代表，世界上已知的中生代破火山(流纹岩)均未及极具美学和科学价值的雁荡山地貌典型与完整。在我国，流纹质火山岩地貌有较广泛分布，而雁荡山流纹质火山岩地貌更具有的典型性和演育的完整性。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从事中国东南部火山地质岩石学研究过程中，多次到过雁荡山，深深地被雁荡山山水之奇秀与流纹质火山地质岩石完美结合而感动。

考察过东南沿海火山岩带、俄罗斯远东、日本的火山带，让我深信雁荡山古火山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记得第一次到雁荡山，景区导游拉着要给我们讲解。她说：“雁荡山是从海底冒出来的，海龙王打造出来”。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何尽自己所能让社会大众了解雁荡山，科学地解读雁荡山。

到1994年有了第一次机会，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就大力推荐雁荡山作为东南沿海火山带考察路线的一个重要考察点。对此我的老朋友浙江省原地矿厅张永山总工程师表示大力支持专门安排了1：50000区域地质调查，本人受聘技术指导，与冯张庚、龚日祥等对雁荡山作了实实在在的地质调查。第一次有了一幅雁荡山火山地质图。1996年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的专家考察雁荡山。他们的结论是“奇特优秀的雁荡山自然景观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属世界罕见，它与矿产资源一样受到重视”，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事表示全力支持。 新华社一位记者在香港英文杂志《Window》报导这一次活动。尔后我写一篇文章《雁荡山自然景观的个性与成因――为推动雁荡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而作》，这可能是首次提出雁荡山申遗的论文。该文在中国旅游地学年会上(本溪)发表，得到了旅游地学研究会会长陈安泽教授等的重视。

到了1998年有了第二次机会。建设部研究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会议，推荐我参加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主持的雁荡山总规修编与申遗的论证工作。这年夏天，我与谢教授等考察雁荡山约有一个月。我执笔编写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文件的科学价值等章节，完成了《科学在雁荡山》一书的文稿。

2000年―2002年，我承担国家科技部《华东地质遗迹登录评价与保护》项目，又一次对雁荡山地质遗迹作了调查研究。

2003年有了第三次机会。雁荡山启动申报国家地质公园，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委托我作申报准备。我约请台湾大学李奇博士等专家多次详细考察了雁荡山。我主持综合考察报告、地质公园总体规划等文件，并受委托在国家地质公园评审会上作了陈述。2004年国家地质公园，提议召开雁荡山可持续发展论坛。会议很成功，王德滋院士、谢凝高、陈安泽、严国泰等20位各方面的专家发表了真知灼见。这次雁荡山可持续发展论文集的正式出版，是雁荡山的开发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集。

2004年雁荡山启动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准备申报七个文件等需译成英文，时间紧迫，从编写、编辑、翻译、设计到印刷，很多同志付出了心血。同年在北京召开评审推荐会上，评审专家一致肯定并推荐雁荡山。《中国地质勘察导报》发表评论，对雁荡山科学研究，国际结比研究作了赞扬。

当我听到巴黎传来喜讯，批准了雁荡山为世界地质公园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雁荡山终于迈出了走向了世界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珍惜雁荡山，保护雁荡山，发展雁荡山，让更多的人享受“天下奇秀，不类他山”的雁荡山之美、之奇。

印刷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时值各地城乡改造，旧城换新貌。不免回忆故土从往旧事，遂想起老字号这一字眼来。经过寒假不断思考，利用开学初的空余时间对同安老字号进行考察，拍照游走，品尝小吃美食，参观厦门博物馆，上网搜查资料等.

但几经思索不能成文，今日将其成文，有所不足待来日增补使之充实。

年2月22日，从计划中第一次走出了大门，到达同安中心区域俗称同安县城。在同安小西门下车，走进了小吃街东山社区。记得以前曾经在这里吃过美味的小炒，还打着包，兴致勃勃几个人爬上轮山顶，踏入一大块陡斜的石头。天地无限宽广，放眼天地外，似鸟儿自由翱翔。望着夕阳，伴着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美美的吃着晚餐。诗意自然，或许这就是小吃的另一中魅力吧。如今再次走在这条熟悉的林间小道，在角落寻寻觅觅。阿呆盐鸭店、福伯烧仙草、阿萍煎包&大肠血&肉粽、别有一番风情的乡村货郎档碗仔糕以及几间不知名的小店。这里的人打小生活安静，显得古朴与世无争。东山中学坐落在街中间的某一角落，不觉又增添了几分书香气息。道路两旁还零星点缀着政府办事处、宾馆、古老的工厂……在街上各自安家。

一手提着阿呆家的姜母鸭，货郎档的碗仔糕，小店的包子，一手拿着相机。冲着同安中山路进发，阿婆的碗仔糕是目标之一。阿婆碗仔糕，只在早上有卖，而且很火，晚了就买不到。记得读高中骑车回家瞎逛路过买了一次，老人喜欢吃，奶奶就喜欢这一口。碗仔糕软软的，有点嚼劲，主料是碾好的糯米汁，用料包括虾米、肉蓉、油葱花、鹌鹑蛋等，酱料大多是卖家精心调制。在店里坐下来，或者直接站在路旁边，用特制的竹签舀八角碗里被划开的碗仔糕，蘸上点酱料放到嘴里，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真是最棒的一种享受。打包带走的人不少，他们总少了一份惬意的竹香和碗自然地温热，吃到嘴里总感觉少了什么。继续前行，喃厝小吃赫立街头，同安封肉、五香条、大肠血、米血、炒米粉、咸饭、炸海蛎、海蛎煎……香飘四溢，临近正午，溜进街旁小巷，一路寻觅猪腰饼、麦芽糖、冰糖葫芦最重要的是来到菜市场，它周边从来不缺乏美味。小张拉面就是其一，留着肚子吃一碗小张拉面解馋了。话说面好吃全在一碗汤里，小张拉面馆现已有两家，相隔一条街左右。很多人慕名而来，更有甚者专门驱车前来品尝一碗。小张拉面用砂锅盛装，用料不但鲜美而且很足，令人回味，美美的。吃饱喝足，迈向较场，寻访较场肉粽，据说就在钟楼附近。钟楼在同安人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着钟楼有无数故事。

说起同安钟楼的历史，人们往往知其名不知其来历。据说，抗战时期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钟楼都是空袭警报的“中心”。先是从原同安后河教堂搬来一口年美国铸的钟，后来换成了防空警报器，遇有飞机来袭，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防空警报便曾先后从这里响起。“警报声很长，在乡下都能听得见。”颜老说，年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后，就迫降于今同安双溪公园附近的溪边，当时，钟楼上的防空警报响了好久。上世纪60年代起，钟楼又成了同安消防队的驻地，直到1988年，消防队搬走。时年，颜老在同安县文化局局长任上，他组织人员拆掉了钟楼周围的一些建筑，并重新对其进行装修，才恢复了钟楼原貌。此后，钟楼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当年做防空警报用的钟和防空警报器都还在钟楼上，只不过都已成为文物，而钟楼也在周遭的尘嚣中独守寂寞，回味往昔。

大丰食品、阿吉仔饼铺、秀英食品、较场风味肉粽就围绕在钟楼四周。钟楼小商品市场、手表店、首饰店、首饰加工、造纸印刷场、传统理发店等现在也都保留着。只同安公园现正在扩建装修，电影院搬迁至新体育馆附件，使得原本热闹的景象现已人迹罕至，唯有老榕树在无言的诉说历史曾经的岁月，几个稀疏的小摊贩不舍昔日的恋情依旧留守。两边的餐饮楼店古色古香招待偶尔回来的故人和路过的新人。

逛着逛着，一辆在县城内穿梭游荡前往乌涂商业街的公交车引起了我的兴趣，便搭上车前往乌涂商业街。一路上经过同集路进入同安工业区，里面分布着同安园、思明园、海沧园、集美园等区的工业区域，一个溶缩版的厦门产业园区。碰到一个园区招聘会，小小的，倒也还行。行进中，在车站也零星的看到不少企业直接在车站设点招聘，在厂区内设置招聘横幅，派专人负责。到达乌涂商业街，有点乌烟瘴气的感觉，脏乱感远超过以往农村，在商品街走了一下，有股恶臭低回，在菜市场逛了一下，老人在街旁摆着些许青菜等待过往的人购买，经过家禽摊位，几步走开污染源。经过一座小桥，本想是小桥流水，可以呼吸下新鲜氧气，不料下面竟是污水横流，黑流缠绵。旧城改造，竟成了垃圾污染破坏的景象，令人不觉要问，这哪里比得上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