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1篇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助理、信息中心主任刘帆以" 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和数字化医院建设"为主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和体验。

医联体即国外的IDS：（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早在医改之初的美国，大医院为了降低成本必须和社区医院合作，共同组成一个有效的体系，完成一体化健康与疾病相关的整合型服务体系，达到医疗资源合理配置。该模式在国外已有二三十年的实践，命名为IDS.在中国，不同的医疗机构互相配合在一起，为病人提供一个连续的服务，所谓的医联体也就是IDS，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助理、信息中心主任刘帆介绍。

在IDS包括很多方面，从社区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六位一体的功能，到二级医院的康复，覆盖了人全生命周期的从健康到亚健康；以及疾病、重病的全部服务内容。在IDS这个内涵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技术的整合，包括临床服务的整合，医师的整合，功能的整合，行政的整合，信息的整合等。

刘帆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二级医院跟三级医院抢生意，整个医疗服务配置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协调和控制，进而导致资源配置出现问题，造成整个服务导向大医院。所以，迫切希望在北京地区有若干个IDS来相互制约这种无序状态，共同促进不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协调合作，能够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并在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同时改善服务质量。

医联体三种模式：医联体的模式有很多种，在美国和台湾有三种，分别是契约结盟模式、平衡权利模式和闭锁模式。在我国，由于社区医院，区级医院不能并购，各医院之间基本上是契约结盟的关系。也就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互相整合在一起，按照政府的要求，借助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团队，在政府的监管下为病人提供一整套的服务。核心来讲，现阶段的医联体主要是围绕医疗机构互相联合，医疗工作者可以围绕以下几点开展工作。

医疗服务的转诊服务，也就是从一级医院到二级医院到三级医院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转诊，而不是将大医院所有的触角伸到社区。做到大型医疗中心专注于疑难病治疗和研究的专业医院；地区性医疗机构提供常见、多发和普通医疗服务；社区型医疗机构提供社区服务，实现医生、私人诊所和社区医疗中心的全面合作，主要接待门诊病人，最终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2篇

日前，“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下称“北大人民医院”）西双版纳州医疗单位老挝南塔省医院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完成建设并启用。至此，由北大人民医院开创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家跨境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据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介绍，此医疗服务体在西双版纳州的落地，源自原卫生部的一项帮扶任务。2009年，原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到西双版纳调研时，希望首都医疗机构能够对当地进行医疗支援。随后，北大人民医院与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并将西双版纳州4个乡卫生院与基诺族基诺山乡卫生院医务室联入北大人民医院，形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双版纳州医疗单位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该医疗服务共同体可以为西双版纳州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免费的视频病例会诊、疑难病例讨论、远程教学和培训等工作，还可以支持县、乡各级医院与西双版纳卅1人民医院的双向转诊工作。由于医疗服务共同体在当地广受欢迎，最终整个西双版纳州38个乡卫生所，也完全纳入其中。

作为该医疗服务共同体的区域性医疗龙头，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不仅担负着当地的医疗服务工作，还长期担负着老挝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工作，并深得老挝国家领导的信任。在此背景下，2013年5月，北大人民医院以西双版纳州医疗单位为媒介，进行跨国医疗合作的探索，成为中国首个国际性医疗服务共同体。

医疗服务共同体的成立，为老挝南塔省医院与北大人民医院及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之间搭建一条绿色通道，使老挝南塔患者在当地即可得到北大人民医院专家远程视频会诊服务，促进了两国间医疗技术和教学科研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据王杉介绍，目前国际上的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产权为纽带的紧密模式。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产权一致。第二种是以股权为纽带的合资模式。作为医疗集团不同的出资人，各级医疗机构间可以实现自由转诊。第三种是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模式。在不涉及产权和人事权的基础上，各医疗机构间在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继续医学教育等方面展开合作。“由于涉及产权，所以在当下的中国，紧密型医疗服务体较难实现。合资模式虽有探索，但尚不成熟。”王杉表示，北大人民医院建立的医疗服务体系属于契约结盟模式。此种模式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与传统帮扶相比，更能发挥实际效果。“医院可以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对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按需服务。”

王杉认为，通过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北大人民医院获得了更多疑难病例；常见病留在了基层，大医院的医疗负担也有所减轻。“更为重要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的探索为北大人民医院实现了真正的品牌效应。”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3篇

75岁的欧阳颖学是北京市西城区一名普通的居民，2007年12月6日，欧阳大妈却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欧阳大妈尝到了“西城区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的甜头，电视台请她老人家现身说法。

欧阳大妈患高血压病多年，这一天，她去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社区医生看病。欧阳大妈希望查一下是不是得了冠心病。社区医生说: “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您转到人民医院心内科。”于是，社区医生通过网络为欧阳大妈挂上了免费专家号。由于社区医院和人民医院共享患者的健康档案，欧阳大妈本人还没到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就已经看到了欧阳大妈的健康资料。做完检查后，检查结果还可以回社区拿，极大地方便了患者。

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

造成医疗服务资源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社区居民不信任社区全科医生的医疗水平。而只有把三甲医院的优势资源融入到社区中，才能把患者吸引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医疗服务资源浪费的问题。

作为北京市的普通居民，我们都有过去大医院看病的痛苦经历。譬如说，如果想去协和医院、人民医院这样的三级甲等医院挂专家号，通常都得凌晨5点钟去医院排队挂号。上午8点钟，医生开始出诊，病人往往要等到上午10点或11点左右才能看上病，再加上排队交费、取药的时间，不到中午12点都回不来。有调查显示: 85.3%的人认为看病是件非常麻烦的事，73.3%的人担心花钱太多。

一方面，大医院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 另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却少人问津。即便是患了普通感冒，很多患者也愿意选择去大医院看病，大家往往认为去大医院看病心里才踏实。这就造成了“大医生看小病”，不仅难以体现专家的价值，而且浪费了医疗服务资源，也给患者带来诸多不便。

“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社区居民不信任社区全科医生的医疗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王争说: “当务之急是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水平，只有把三甲医院的优势资源融入到社区中，才能把患者吸引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医疗服务资源浪费的问题。”

据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刘帆介绍，应该在功能和服务上，明确各类医疗机构的专业定位，譬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六位一体”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基本医疗、慢病干预、健康管理、康复、计划生育和健康教育，由此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区属医院则定位在小综合、小专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常（常见病）、多（多发病）、普（普通病）、慢（慢病）、康（院内康复）”; 而三甲医院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对象，拥有优势的医疗资源，其工作重点在于疑、难、急、重症的诊治与研究，以及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只有各类医疗机构定位明确，做到功能互补，才能解决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

尝试医疗服务共同体

医疗服务共同体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 首先是提升社区全科医生的医疗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实现了绿色、快捷、安全、方便的双向转诊。

在探索如何解决医疗资源浪费的道路上，北京市西城区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尝试。“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应运而生，该项目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北京市卫生局的推动下，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撑下，由人民医院主持设计完成的。

2007年9月25日，共同体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的展览路社区和德胜社区的23万居民享受到了转诊的便利。居民如果想在人民医院看病，那么只要符合转诊条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预约人民医院的专家进行挂号、检查。“在共同体中，将统一接诊程序、统一检验质控、统一诊断标准、统一治疗原则、统一康复计划。”刘帆说。

站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角度，韩王争认为，共同体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首先是提升社区全科医生的医疗水平。

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往往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同，提升医疗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此，共同体成立了13种慢性病管理团队，每个工作团队由1位学科代表或者专家牵头，由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再加上区属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这个工作团队里，他们定期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包括教学查房、继续教育课程学习、远程的视频会诊、病历讨论等。

“如今，每周三下午，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36个全科医生都可以与专家或老师进行会诊讨论。在每次培训和交流前，培训主题和病历都通过系统提前做好了准备。”韩王争介绍说: “共同体的培训体系形式多样，不仅有被动接受式的讲课，还有双向互动式的讨论，对于提升社区全科医生的专业素养、业务水准和技术水平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这一培训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体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实现了绿色、快捷、安全、方便的双向转诊。

两级卫生服务体系合作的核心问题就是: 既转不上去、又转不下来。社区医院希望能够把他们的病人转诊到大医院; 病人在大医院完成治疗后，大医院希望能把病人马上转回社区医院，让病人在社区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以往，上下转诊非常不方便，只能通过电话等传统手段进行联系。而现在，转诊的过程简单、快捷，能够实现门诊、急诊、住院和检查共四种形式的转诊，只要是符合转诊标准的，都可以进行转诊。社区医生在网上为病人填写预约单，预约信息传至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协管中心按照转诊要求帮助病人安排，很快预约确认信息就传回德胜社区，社区医生将预约检查单和挂号单打印出来，交给患者。同时，社区医生还把病人的电子健康档案传送至人民医院，人未到信息先到。病人在人民医院做完检查后，检查结果也将直接传到社区卫生服务站，患者可以在社区拿到检查结果。同时，在病人回到社区康复的时候，病人在大医院的所有资料都完全到达社区。

“畅通的双向转诊通道帮助实现了‘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目标。”刘帆说: “展望未来，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是X+X模式，即多家中心医院对应多个社区，社区医院的病人可以选择转到不同的大医院。这样才能引入竞争机制，让多家中心医院比拼医疗水平、服务水平，由此最大程度保护患者的利益。”

跨越体制藩篱

医疗机构的体制非常复杂，号称是“八路大军”，譬如: 有卫生部的、市政府的、区政府的、军队的、企事业单位的，等等。因此，要实现医疗资源整合，体制与利益协调是最大的壁垒。

原三零一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医疗信息化专家任连仲教授介绍说: “简单来讲，区域医疗有如下这些形式: 一是满足监管部门对医疗运作状态的实时监控; 二是建立大社区的数据中心，居民的人口信息、健康档案等信息得以共享，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增强治疗的连续性; 三是医疗文档共享，理想状态是实现区域内多家医疗机构的医疗文档共享。”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很多地区进行了医疗资源整合的尝试，譬如在北京市东城区，实现了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源共享，上海市实现了20多家大医院的资源共享。“合纵联横”是区域医疗整合的理想目标，但是，上述这些尝试基本都是“横向”的，共同体则在“纵向”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据了解，医疗机构的体制非常复杂，号称是“八路大军”，譬如: 有卫生部的、市政府的、区政府的、军队的、企事业单位的等等。因此，要实现医疗资源整合，体制与利益协调是最大的壁垒。

在区政府的推动下，共同体巧妙地跨越了体制藩篱。原有的体制和架构并没有剧烈变更，只是在业务层面来探讨资源如何优化组合、业务功能如何整合。通过引入各项机制，真正保证了大医院和社区医院，各取所需，利益协调。

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收支两条线”――社区医院所有收入都直接上交政府，不从病人交纳来的费用中提取个人收入，也就是完全切断社区和病人之间这个利益关系; 同时，社区医院的所有支出完全由区政府下拨。为了避免下拨过程中的“大锅饭”现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一套全新的管理手段，从工作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满意度和资源利用率这四方面进行考核，通过这四项对社区医疗机构的部门和科室，以及个人进行量化考核，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确定人员的收入。韩王争说: “通过这项制度，整个医院的工作量增加了30%～40%，病人的费用在中间消费的费用减少了30%～40%，单处方费用减少了30%，每一次门诊病人在社区消费的费用，也叫日均费用，每天住院的每床日费用都减少了38%，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收支两条线”是共同体获得成功的前提，因为它解决了利益矛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全不计较经济得失，考核他们的评价标准只有居民的满意度。三甲医院为了提升其经济效益，就必须把小病患者转出来，集中优势资源专攻疑难重病。刘帆说: “只有大医院认真对社区医院做好传帮带，帮助社区医院提高医务人员的水平，才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尽快将病人转到社区，节省时间，重点解决突发急大病和疑难杂症。而要保证这种良好的合作，大医院必须保证对社区的较高服务质量。”

SOA助阵

在共同体项目中，SOA发挥了巨大作用，SOA成为实现区域合作信息系统的解决之道。通过SOA，实现了对异构系统的整合。

区域医疗全都依靠后台的IT系统做支撑，正是由于IT应用系统的支持，才使区域医疗模式成为可能。网络应用使医院之间的病人转接方便快捷，提高了效率。在大医院与社区医院互转的过程中，韩王争说: “以前也能转接病人，但都是靠电话，记录病人信息和预约挂号等非常不方便，效率非常低，信息共享也不充分。”

以往，各单位的信息系统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联通，不知道在哪个层面整合。在共同体项目中，SOA发挥了巨大作用，SOA成为实现区域合作信息系统的路由器。通过SOA，实现了对异构系统的整合。

在开始区域医疗合作时，其实每个医院都已经有自己的信息系统，而且每一个医院和自己的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联网应用。而现在要把不同医院之间、不同的主管部门之间、医院与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和功能共享，就必须打通，开放接口。刘帆说，各个机构将自己的系统应用按照制定的标准进行开放，通过信息交换平台（平台设在西城区卫生局），将向各个系统提供相应功能。在谈到SOA应用的发展前景时，刘帆说到，只要以后区域医疗合作不断普及，SOA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就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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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共同体的效果分析

1. 建立健全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原架构无剧烈变更、实现资源优化组合、业务功能整合型共同体模式。中心医院有机融入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可复制、具开放性、工具化。

2. 完善综合/专科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功能定位和职能转变: 定位科学、利益单一、成本/效益合理，降低社区及各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不合理费用。

3. 统一团队、标准、流程、健康档案，形成居民信赖的、职责清晰、渠道流畅、优质高效的共同体，改变居民就医习惯，缓解就医难、双向转诊难、住院难、手术难，化验及检查结果互认。

4. 探索不同信息化建设水平下的共同体模式。

5. 共同体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专业素养、业务水准和技术水平，构建可持续发展全科医师培训体系及“三全”服务体系。

6. 为探索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4篇

刘丽红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同时也是这个房间的负责人。她介绍说，电脑连接着展览路、德胜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北大人民医院一道，三者组成了一个名为 “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简称“共同体”)的试验。

准确地说，这是个科研项目，探索的是: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双向转诊的另一种模式。在这个课题即将完结之时，决策层也谋求在更大范围将它推广。

“小”傍“大”

一位患者介绍说，为了上午能在北大人民医院看上病，往往得早上五六点钟排队挂号，有一次看病总共动员五六个人，分别在医院的挂号处、医务室等不同地方排队。

这是中国看病难的一个佐证。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社区医疗发展相对滞后，致使大量患者流入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同时出现了“大教授看小病”、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在一部分人看来，如果“共同体”的做法推广开来，患者 “下沉”到社区就医，这种状况或许会有所改观。

刘丽红介绍说，患者在上述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只要符合转诊条件，服务中心的医生就可以在网上预约北大人民医院的相关科室。而在另一端的北大人民医院的协管中心接到信息后，便会及时处理，安排就诊时间。

和平常不同的是，患者只需拿着预约单，来到人民医院一楼大厅接待处，便有护士全程陪同就医，无需漫长的排队等候。在患者来到前，电子病历实际上已经传到医生手上，在检查后，这些诊治情况和治疗方案又会及时传回社区服务中心。

此外，患者还可以在人民医院看病，到社区去拿药。由于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了药品 “零差率”销售，药品价格远远低于各大医院，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这又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这项名为“医疗服务共同体”的试验，源于2007年1月北京市科委的一个科研课题，它旨在整合现有医疗资源，通过数字化信息系统实现了资源共享和双向转诊，从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9月25日，该项目正式启动。

据了解，“共同体”试验的直接推动者是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在接受采访时王杉表示，建立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的目的是整合医疗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不同的医疗机构回归其本位，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也就是说，大型三级医院主要承担疑难急重症的诊治和科研等工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常见病、慢性病治疗，坚持预防、医疗、妇幼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六位一体”的功能定位。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机制能提高社区首诊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可罗雀”的现状也会有所改变。

双向转诊新路径？

其实早在“共同体”成立之前，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有了 “结对子”、“手拉手”的关系。

从2007年4月1日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了全市二、三级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据了解，北大医院对口支援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大人民医院对口支援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由于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共同体”筹备之初，曾打算只在人民医院和展览路社区服务机构间进行，但后来西城区政府认为，仅有一个中心，试验结果如何很难判断，于是增加了距离人民医院较近的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便有了目前的“1+2”模式。

分析人士认为，“共同体”和对口支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以双向转诊为主要内容。为此有人认为，“共同体”是对对口支援举措的完善、补充，也有人认为这是另一种不同的路径，是新探索。

在以前的合作中，由于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不同体制，前者自负盈亏，要通过收入来养活医院职工，因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收入和经费均由政府投入，在两种不同体制下进行双向转诊，往往存在不少问题。

一位长期从事社区卫生工作的人士介绍说，对于从社区转诊的病人，这些大医院可能会有所选择，例如转来的100个病人，可能只有50个有科研价值或者住院能产生费用，这对医院是有好处的，而那剩下的50个人就没有这样的价值，医院可能就会不愿意接收这样的转诊。

同时按照对口支援方案，没有按时完成规定的每年下社区服务15天任务的人员，当年不能晋升职称，年度考核为不合格，因而各大医院均会派出医生到社区“蹲点”，进行会诊等工作。

上述人士介绍说，社区真正需要的是常见病、慢性病方面的医生，但往往他们担负着繁重的科研教学、临床工作，或者有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一般不能按时并长期在岗，“只能是今天来半天，明天就不来，然后大后天又来半天。”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水平、能力了解甚少，甚至能开什么药都不了解，但是经过15天磨合期后，刚刚有所熟悉，“结果呢，他又到点了，要走了”。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双向转诊时存在“上转容易，下转难”的窘境。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助理张跃红告诉记者，从一年的运行来看，“共同体”是很有优势的，能真正起到双向转诊的作用。以前是能转上去，但是就得不到转下来的病历指导。现在实行网上转诊，把病历传到人民医院去，人民医院在诊断后能把病历传回中心，有利于社区医生对病人进一步观察，做到对个人健康全程管理。

据了解，张跃红所在的德胜社区服务中心病历转回率达100%，同时该中心还为12万常住人口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

多赢的结果

据了解，目前“共同体”已经覆盖23万居民，一年间，居民通过社区门诊预约北大人民医院医生200多次。不过，这在人民医院总门诊量中所占比重，可谓微乎其微。

分析人士认为，从短期来看，这是三级医院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人民医院对于转诊上来的病人实行免挂号费，同时病人可以在三级医院就医然后到社区买药，对于医院来说，又少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不过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

由于社区管辖人口较多，同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了大量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圈住了一个社区服务机构就等于圈住了一大批人群。分析人士认为，“共同体”下的合作是多方共赢的。

刘丽红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信息技术平台支撑下建立的，它依赖网络的通畅性，如果网速不稳定，它的运行就会受到限制。要推广“共同体”的做法，则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选择公网还是选择专线，如果是后者，通畅性能得到保障，但成本较高。

此外，由于该试验目前还是一个科研项目，运转所需的软硬件费用均来自课题经费，而一旦大面积推广，挂号费是不是免除？运转中产生的费用如何分担？目前专门为社区预留的医疗资源是否够用？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据了解，北京西城区已经有意推广这一经验，同时各社区服务中心也表现出较高的热情。至于大医院愿不愿意做，“关键看医院领导感不感兴趣”。

北大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赵越告诉本报，医疗服务共同体最终将发展“×+×”模式，即多家大医院对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赵越看来，如果有政策推动，它的发展会更快些。(翁仕友)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5篇

一、发展医联体意义十分重大

医联体是在一区域内，以一个实力强的医院为核心，纵向联合多个下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分工协作关系而形成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医联体意义十分重大。

推进医疗服务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医联体有利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合理控制公立综合性医院数量规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使医疗服务体系供给侧更加适应城乡居民医疗服务需求。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发展医联体有利于在医联体内部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推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贯彻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医联体有利于创新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更加注重预防为主，更加注重防治结合，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更加注重群体健康，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过程的健康服务。

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发展医联体有利于建设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经济性，最大限度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效率、效益，从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

落实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发展医联体有利于“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总之，发展医联体有利于改变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条块分割、布局失衡、基层薄弱、上下割裂、重医轻防、效率不高现状的重大举措，是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对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发展健康产业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助推健康江苏建设的有力抓手。

二、发展医联体政策措施明确

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江苏综合医改方案、“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以及江苏综合医改相关配套文件等对发展医联体在政策措施上都有明确要求。

统筹规划医联体建设。发挥政府规划引领作用，以优化区域内医疗资源配置为基础，以建立区域协同或分片包干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机制为基本思路，着力推进医疗资源纵向联合。根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功能任务、服务范围以及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等因素，县域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市区以三级医疗机构为龙头、市域以三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为龙头、省域以省属大型三级医疗机构为龙头，逐级、分片组建纵向医疗体。紧密型医联体要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医联体内部资源整合。从发挥医联体内部各类服务因素最大效能出发，实现人力、技术、设备、管理、服务、信息等资源的有效整合。大力发展基于医联体核心医疗机构的影像、检验、心电、病理、后勤服务、消毒供应、药械联采等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集约化。

完善医联体运行机制。建立医联体内部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机制，在医联体内部医师执业不受多点执业限制，推动上级医院管理和医疗专家在医联体内下级医疗机构担任单位或科室负责人、首席专家等，推动上级医院医务人员下沉、下级医疗机构人员上带。推动医联体内部专科共建、临床带教、业务指导、教学查房、科研协作、开设联合病房等。建立统一的人员培训、轮训、进修等机制，实现医联体内人员继续医学教育、规范化培训一体化。建立规范的双向转诊制度，签订双向转诊协议，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引导患者在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实现急慢分治和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医联体的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实施表彰奖励或整改。

积极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落实财政投入政策，发挥医保引导调控作用。要巩固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积极性，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发挥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群众健康“守门人”作用。

三、江苏医联体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江苏医联体建设与综合医改同步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纵向医联体覆盖城乡医疗机构。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推进医疗资源纵向联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形成了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各地根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功能任务、服务范围以及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等因素，按县域、市区、市域、省域逐级、分片组建纵向医联体。医联体建设基本覆盖12个地级市，建有医联体187个，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本都与二、三级医院建立稳定的技术帮扶和分工协作关系。徐州、常州等地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推广江苏省人民医院与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开展“院府合作”的经验，实现群众、政府、医院“三满意”的目标。

基层首诊制度全面实施。以提高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率为重点，省政府召开全省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推广淮阴区先进经验；将城市大医院一般专家、特殊专家各不低于20%的号源留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签约家庭医生，引导患者基层首诊；以信息平台建设为支撑，适应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基层服务能力的需要，畅通上下转诊渠道和信息共享。

慢性病、重大疾病分级诊疗全面启动。以慢性病为切入点，完善一体化分级诊疗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护理等连续性医疗服务。以五大中心建设为切入点，推广苏州健康市民“531”行动计划，启动胸痛、创伤、卒中省、区域、市三级救治中心建设工作，构建融合预防、筛查、救治、康复为一体的分级防治网络。

推进基层健康服务模式创新。以医联体建设为重要载体，从政府层面加大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力度。2016年7月，江苏省政府召开“全省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截至2016年底，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已覆盖到90%以上街道、乡镇，签约服务覆盖城乡890万户、2524万人，人群签约率32.14%，重点人群签约率44.8%，个性化签约率9.13%。江苏连续两年设立专项补助鼓励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试点建设，2016年重点支持了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经验。淮安市物价、卫生计生等部门联合印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签约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和签约居民付费分担；镇江市通过组成医联体、推行上级医院与基层机构“全―专联合门诊”、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苏州通过“531工程”、“互联网+”、“残疾人群打包”、“私人订制”等方式服务签约人群，成效显著。

四、破解制约医联体健康l展的重大难题

尽管江苏医联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制约医联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逐步显现，主要存在四大问题：一是组织无序，缺乏统筹规划，有城市大医院“跑马圈地”的嫌疑；二是动力不足，主要是激励参与各方的利益机制没有形成；三是体制障碍，参与各方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办医体制机制不同；四是政策短板，医保支付、价格等政策制度不配套。要克服以上问题，需要各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凝聚共识，合力攻关，尽快取得突破，使江苏医联体真正成为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助力健康江苏建设。

必须实行统筹规划。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为统领，以人民健康服务需求为中心，充分考虑本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机构地域分布、功能定位、服务能力、业务关系、合作意愿、交通和时间成本等因素，加强对各类医联体建设的规划指导，防止出现无序状态，避免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促进医联体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注意把社会资本办医纳入医联体建设统筹规划。

必须实现“三医”联动。在医联体建设中，医疗是核心，关键在于优化资源结构、促进优化资源下沉；医保是引领，关键在于发挥好医保支付方式对就诊行为和医疗服务行为的引导作用；医药是保障，关键在于提高用药的可及性。在医疗方面，要大力发挥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医养结合等接续性医疗卫生服务，要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在医保方面，要完善各项医保政策，尤其是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采取按病种、按人头、按服务单元、按总额预付等多种复合式支付方式，引领人民群众在基层首诊。安徽省天长市在医共体内部实行按人头付费方式效果很好，值得学习借鉴。在医药方面，要根据人民群众就医需求，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

必须加强信息支撑。要基于省、地市、县级三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推动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和信息共享，在医联体内部建立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医联体内诊疗信息互联互通。发挥远程医疗作用，建立影像、检验等多个远程诊断、会诊中心，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服务能力。研究开发多种面向公众的APP，实现就诊预约、健康监测、健康宣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提升人民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必须建立利益纽带。这也是调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医联体建设的动力机制。要打破行政隶属关系，明确并落实各级政府对医联体内各所属机构的投入责任。要完善医联体内价格政策体系，在收费政策上向基层服务倾斜。要完善医保基金分配和支付政策，合理分配医保基金，探索以医联体为单元进行结算，实施资金结合留用政策，调动各类机构的积极性。要完善医联体内利益分配机制，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劳动，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必须聚焦“强基层”。“强基层”是医改的重点任务，也是医联体建设重点环节和重要目标。基层不强，医联体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在基层人才队伍、专科技术、绩效工资、药品供应、医保政策等方面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把基层真正做强。同时，要大力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建立起家庭医生与人民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促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机制的完善，发挥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和费用两个“守门人”的作用。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6篇

合肥市芙蓉社区的刘女士感到胸闷不适，到社^中心就诊后发现，左心房有较高的收缩压和心律不齐。社区医生征得她的同意后，登录“分级诊疗云平台”，为她预约了合肥市人民医院的心内科专家门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几分钟后，手机上就收到了转诊提示短信。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医联体、临床路径、三医联动……作为全国四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之一，安徽大力推进旨在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的全面改革，让改革红利最大限度惠及百姓。

从安徽医改的时间历程上看，从2009年启动基层医改开始，安徽一直是全国的“排头兵”。7年来，安徽医改走过了怎样的路线图？

基层医改“破冰之旅”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年前的2009年11月24日，安徽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这一天召开，标志着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时任安徽省政府主要领导说：“安徽的试点在全国率先展开，如同一个探路灯。”

2010年1月1日，安徽省32个试点地区首尝基层医改滋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和补充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以彻底取消“以药补医”。与此同时，推进管理、人事、分配、补偿等全方位改革，明确基层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

当年的基层综合改革涉及到五大方面：建立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管理体制，其工作重点转向公共卫生服务；建立因事设岗、全员聘用的用人机制，试点县乡镇卫生院编制按照农业户籍人口的千分之一实行总量控制，并分类核定；建立科学公平、体现绩效的考核办法，医务人员工资水平与当地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取消“以药补医”，实行零差率销售；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尤其是对村医有一定的补助保障标准，按照每1200个农业户籍人口每年补助行政村卫生室8000元。

实践证明，安徽的改革重塑了基层医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反响强烈。试点8个月后的2010年8月10日，在安徽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安徽省决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两步并作一步走”，从2010年9月1日起，基层医改扩展到全省所有县（市、区）。

仅仅过了2年，在2012年9月，安徽省政府制定《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全面实施县级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人事分配、价格机制、医保支付制度等综合改革。

以此为标志，安徽医改推进到县级公立医院。如果说安徽在2009年开始基层医改叫“破冰之旅”；2012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全面实施叫“求是之策”的话，2015年开始的综合医改试点则是“落地生根”。

综合医改“落地生根”

2015年1月，安徽被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列入首批4个深化医改综合试点省之一。相对于基层医改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牵涉更多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体制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也更加突出，是改革的深水区。此时的改革，不仅有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有对以往改革的提升和完善，主要是在乡镇基层医改的“再改革”上。

从2015年4月起，安徽新医改对基层医疗机构做出重大调整。

首先，叫停了实行多年的基层医疗机构“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财政经费定项补助。在此基础上，有序调整乡镇卫生院布局，重新规划设置中心卫生院，促进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向中心卫生院集中，扶持实力较强的中心卫生院创建二级综合医院。采访中还了解到，安徽力争到2017年，全省三分之一的中心卫生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水平。

其次，选择15个县启动县域医共体试点，即在一个县域内成立由县医院为龙头、重点乡镇卫生院为主干、普通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为支干、医保定点民营医院加盟的医疗共同体，负责承担辖区内当年门诊和住院，实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努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安徽省将当年新农合筹资总额的85.5%交由医共体包干，超支部分由医共体垫付，结余部分也归医共体自行分配。这样一来，引导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发力，将病人留在基层，减少医保支出。

在县域医共体的体系中，医疗服务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重点卫生院能够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医改的核心是提供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因此分级诊疗也应该从这一核心出发，让乡镇卫生院有实力、有规模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才能让老百姓自愿去基层看病。”安徽医科大学一位参与医改方案研究的专家认为，安徽新医改正在探索建立一种“中国式分级诊疗体系”。

改革试点县之一的天长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杨辅仁告诉《决策》：“医共体是四位一体的区域医疗共同体。具体而言，可分为四个层面，分别是服务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这四个方面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

安徽不仅首创县域医共体，还在全国首创城市医联体。

2014年8月15日，由安徽省儿童医院牵头建立起全省62家成员组成的医联体，打通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让患儿就近、高效享受优质服务，开创了“患儿不动、医生移动”新模式。这是全国首家由专科医院牵头、跨区域的医联体。

根据统计，已有4100多名患儿通过医联体绿色生命通道和“儿童120”转院至安徽省儿童医院救治，康复出院3670人，约有30%的患儿好转后转至当地基层医院治疗，其中合肥市社区服务中心住院患儿下转率90%。

儿童医联体不仅仅整合省内资源，安徽省儿童医院院长金玉莲告诉《决策》：“与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合作，成功打通了儿童医联体的国家、省级、市县、乡镇（街道）社区一体化的诊疗通道，基层疑难重症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城大医院甚至是全国一流专家的优质诊疗服务。”儿童医联体已成为安徽综合医改中“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一个典型缩影。

综合来看，安徽组建了四种形式的医联体，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一是以三级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栈构，组建城市医联体，推动大医院优质资源延伸到社区，方便患者就近得到高质量服务。二是以城市三级医院为龙头，联合县级医院组建城乡医联体，17家省属医院已与101家县级医院建立了协作关系，搭建双向转诊平台，为疑难危重病人提供转诊、住院绿色通道、专家号源预约等服务。三是以三级医院重点和优势专科为依托，构建覆盖省市县二级以上医院的专科、专病医联体，牵头医院指导专病治疗同质量管理和疑难重症专病治疗，及时下转病情稳定或康复期的患者。四是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联合，建立紧密的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每个县组建2-3家医共体，医共体内建立双向转诊机制，实行医保资金总额预付。

“三医联动”

从安徽全省来看，改革效果一方面是创新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是提高县乡医疗机构的服务保障能力，方便群众就医看病。

2016年，县域医共体试点县增至40个，覆盖参合人口2891.5万，占新农合覆盖人数的56.3%。统计显示，2016年上半年，首批15个、第二批25个试点县县外住院病人分别同比下降11.87%和8.20%，县内住院病人同比提高11.05%和12.13%，乡镇卫生院住院人次同比增长12.08%和4.83%；40个试点县住院总费用减少6.38亿元，次均住院费用减少221元，新农合资金支出减少4.02亿元。在节约费用的同时，试点县实际补偿住院患者的费用较非试点县提高了6.34%。

采访中了解到，2017年还将有25个县跻身试点县，全省县域医共体试点将放大至65个。

12月初，国家卫计委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在天长市实地调研后认为：“医改到了今天，没有三医联动，没有改革协同，根本就不可能。哪里三医联动得好，哪里协同得好，哪里的医改成效就好。哪里这方面不行，就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作为全国四个县级综合医改示范县之一的天长，通过取消“以药补医”腾出空间，然后再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结构，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医保管理体制改革配合医疗、医药改革。

代涛分析说：“医疗卫生服务过去几十年的很大问题是服务体系碎片化、防治割裂，不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同质化竞争，造成基层病人流失。如何构建一个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分级诊疗制度，打造以健康为中心的新型服务模式，而不再是以医疗为中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天长医改正是转变卫生发展方式的实践，其特点是上下联动、预防治疗康复联动及三医联动，代表着以健康为核心的新型服务模式和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因此代涛认为：“如果这轮医改结束的时候，全国所有县域的医改或者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都能够达到天长的水平，那时医改就很成功了。”

放在全国视野中透视，安徽医改聚焦药品价格、过度医疗、无序就医、医保作用、提升效益“五大空间”，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正在实现“患者就医负担不增加、医务人员收入不减少、医疗机构能力得发展”的三赢。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安徽省卫计委开展的儿童医联体专题调研，提供了安徽医改多赢局面的翔实数据。儿童医联体运转一年多以来与上一年同期比较发现，在医联体没有建立之前，辖区内到安徽省儿童医院就诊的门诊患儿近25万人次；医联体建立后，成员单位到省儿童医院就诊的门诊患儿下降至15万人次；而同期转入省儿童医院的危急重症患儿比例相对上年度增长70%。这些数据直观反映出医联体建设使得常见病、多发病逐渐留在基层，危急重症患儿以绿色通道转到大医院就诊，分级诊疗见成效，基层医疗单位和省城大医院的收益都得到提高。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7篇

本刊讯为加强血液净化质量安全管理，卫生部2月2日印发《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10版)》，并要求以往文件与操作规程不一致的，以操作规程为准。

近年我国慢性肾脏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慢性肾脏病导致的尿毒症而接受血液净化治疗，给社会、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提高血液净化治疗水平，保障患者医疗安全，降低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的感染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受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组织专家编写了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操作规程主要包括血液净化室(中心)管理标准操作规程、血液净化透析液和设备维修、管理标准操作规程、血液净化临床操作和标准操作规程等内容。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陈香美院士在操作规程的前言中指出，针对目前我国血液透析患者丙型肝炎的群发事件，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特别规范了合并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液透析操作。

陈香美表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从事血液净化的医疗单位条件不同。血液净化操作的具体方法存在差异。因此，《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10版)》还需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北京将试点医院手术同意书口语化

本刊讯从专业晦涩到通俗易懂，备受争议的医院(手术)知情同意书改革又有新进展，手术等有创性治疗前的患者知情、同意，将通过风险告知的多渠道、统一范本和“口语化”，让患者知情、理解后，再选择是否同意。

1月29日，卫生部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在中国开展的“中澳卫生与艾滋病”项目，将“预防和有效处理医患纠纷的机制研究”作为13个子项目之一启动。

项目负责人、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郑雪倩说，医患沟通模式的改革，将先在北京两家公立医院试点半年，试点前后分别通过医患满意度调查来反映改革效果，并形成调研论证报告提交卫生部门，得到认可后就能在全国医院试推广。

除了手术等有创性治疗告知的口语化，项目组成员还制作了详细的医患沟通和告知流程。对于一台择期手术，患者的病情，可能的并发症、诱因；进行手术的预期效果、风险、意外发生后的抢救措施；手术费用情况等内容，都明确了适宜的告知时间、告知地点和告知方式，以及哪些告知需要患者签字等。

2010版《中国药典》即将颁布

本刊讯记者从2月1日召开的201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工作总结会上获悉，201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和印刷出版工作满完成，即将由卫生部颁布，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出席总结大会的266位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新版药典是一部高水平、有特色的药典，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新增与淘汰并举，收载品种大幅增加。新版药典的一、二、三部收载品种总计4 567种，其中新增1 386种，增幅达43％。对标准不完善、临床不良反应多的几十种药品进行了淘汰。二、现代分析技术得到扩大应用。新版药典广泛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实验方法，扩大了对药品质量控制成熟技术方法的收载。三、药品的安全性保障进一步加强。新版药典特别提高了对中药注射剂、儿童常用药、生物制品等高风险品种的标准要求。四、药品质量可控性、有效性保障进一步提升。新版药典增加或完善了药品有效性检查项目，大幅度增加了符合中药特点的专属性检测鉴别方法。五、药品标准内容更趋科学、规范、合理。新版药典中新增了药用辅料总体要求；采用国际通行的药材命名原则，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六、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新版药典积极研究并引入了能反映中药整体特性和内在质量整体变化情况的质量控制方法，同时积极引入国际协调组织在药品杂质控制、无菌检查法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度，实现了部分品种的控制指标与欧美药典相一致。

人保健康与北大医院共建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本刊讯2月2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人保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此次合作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与医院首次开展“共同体”式的深层次合作，是新医改方案出台后，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的新探索。此前医疗服务提供方与医疗费用提供方的合作，仅限于医院与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本医疗体系合作，尚无商业保险公司参与。

中国人保健康保险公司总裁李玉泉表示，在此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人保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项目中，中国人保健康保险公司将利用“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的管理、运作模式，将其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公司符合条件的客户中，以便提高公司的健康管理服务水平，达到合理安排就医，有效降低医疗、道德风险的目的，并在风险管控、数据分析、健康管理等方面提供更全面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双方还将扩展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合作开发个人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互连共享的信息平台，实现门诊、住院诊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开发专署健康保险产品等。

广东省中医院首设癌症无痛病房

本刊讯2月2日，广东省中医院成立了全国中医系统首家“无痛示范病房”，为肿瘤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止痛治疗，据悉，卫生部医政司今年将在全国100家医院推广“无痛示范病房”建设，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8篇

救治病人和战胜疾病是医学繁荣发展的基础。要善于把医务人员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对立面。我们往往对“病不离医”看得多，对“医不离病”看得少，其实离开了病人，医生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

医生是伴随疾病和病人而生，病人离不开医生，医生也离不开病人。我们往往对“病不离医”看得多，对“医不离病”看得少，见病不见人，忽视病人对医学发展和医生成长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离开了病人，医生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救治病人和战胜疾病是医学繁荣发展的基础。古人云：“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这就是说，卫生事业发展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患者，理解病人，一切为群众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使卫生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都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真正做到想问题、办事情都以患者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尺度，做到思想上尊重患者、感情上贴近患者、行动上关心患者、服务上理解患者，真正关怀患者疾苦，多为患者着想，多为病人办好事、办实事。

卫生事业的发展要靠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团结奋斗，也要靠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这就需要尊重人民、理解人民、关心人民。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心要紧紧与人民贴在一起，互敬、互爱、互信、互谅，医患双方要真正成为共同战胜疾病的战友和兄弟。离开了人民的理解和信任，就做不好卫生工作；把医务人员与患者对立起来，就必然伤害医患双方的利益。

我们要正确处理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既要注意维护医务人员的利益、更要注重人民群众利益，既要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提供良好服务体现自身价值，又不能超越阶段，追求过高利益，要善于把医务人员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对立面。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协调，加大投入，改革体制机制，营造良好环境。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9篇

一、工作目标

通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以下简称“医共体”）建设，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医保基金得到有效利用，居民医药费用负担合理控制，有序就医格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20年底，县域内就诊率、县域内基层就诊率有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镇）”的工作目标。

二、基本原则

（一）实施三项合作。基本医疗合作，即以牵头医院领办为主，乡镇卫生院派员合作；公共卫生服务合作，即以乡镇卫生院为主，牵头医院业务支撑合作；绩效考核合作，即双方制定绩效考核方案，对收支结余资金进行分配，互惠互利。

（二）明确四个不变。开展医共体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法人地位不变，功能定位不变，职工身份不变，政府投入政策不变。

（三）实现五个确保。确保完成医改及医共体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开展医共体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中心卫生院两年内基本达到二级医院水平）；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资产增值；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职工队伍稳定且待遇明显提高；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收支有结余并在政策范围内共同享有。

三、建设内容

按照“两包三单六贯通八统一”的建设路径，从资金打包、清单管理、服务群众、统一管理等四个方面，落实医共体建设工作。分别由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牵头组建2个“医共体”，即县人民医院医疗共同体和县中医医院医疗共同体，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合作。

（一）密切利益共享机制。打包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建立紧密型利益纽带。

1．医保基金打包。医保管理部门将基本医保基金按医共体人头总额预付，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当年筹资总额扣除增量基金风险金（与上一年相比筹资增量10%）和大病保险基金进行预算，将不少于95%的部分作为医共体按人头总额预算基金，交由医共体包干使用。合理确定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标准。预付医共体资金包干使用，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结余资金由医共体成员单位合理分配、自主使用，分配份额与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挂钩。

2．基本公共卫生资金打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按医共体人头总额预算，及时足额拨付医共体，交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医防融合工作。强化疾病防控，购买服务，考核结算，量质并重，医防融合，做实健康管理，促使医保基金支出减少。

（二）密切管理运行机制。建立政府办医责任、内部运营管理、外部治理综合监管三个清单，实行清单制管理，厘清责任边界，明晰运行关系。

1．建立政府办医责任清单。按照政府办医的领导责任和保障责任，建立政府办医清单。清单明确政府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规划、发展、建设、补助、债务化解等内容。

2．建立医共体内部运行管理清单。充分发挥牵头医院“龙头”作用，健全医共体内部管理体系。乡镇卫生院实行“事业一类保障、二类绩效管理”，在投入渠道、资产属性和职工身份三个不变前提下，实现医共体内部运行管理“三统一”：人财物等资源三要素统一调配、医疗医保医药等业务统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运维。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建立严格转诊病种目录，促进能力提升与分级诊疗。医共体内部按照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强化分工协作，分级收治，统一运营管理，建立防病就医新秩序。

3．建立外部治理综合监管清单。按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行风建设，建立综合监管清单，厘清监管内容、监管要素、监管流程等，完善外部治理体系。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依法行政、规范执法。

（三）密切服务贯通机制。围绕城乡居民看病就医问题，在专家资源下沉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药品供应保障、医保补偿、双向转诊、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等六个方面上下贯通，有效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专家资源上下贯通。促进县乡医务人员双向流动顺畅，县管乡用，实现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可以享受到县级医疗专家服务。

2．医疗技术上下贯通。统一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推进服务同质化，保障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能看得好病，解决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Ⅰ、Ⅱ类手术等问题。

3．药品保障上下贯通。牵头医院全面建立医共体中心药房，医共体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统一药品采购供应、药款支付和药事服务，保障乡镇卫生院药品有效供应和合理使用。

4．补偿政策上下贯通。完善医保补偿政策，按照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要求，合理确定在不同医疗机构就诊起付线标准和补偿比例，支持分级诊疗，保障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保补偿标准。

5．双向转诊上下贯通。畅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需要转诊的疾病，及时上转县级医院，安排专人跟踪负责。疾病康复期，顺畅下转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6．公卫服务上下贯通。融合疾控和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资源，实现医防融合，让乡镇居民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妇幼保健、慢病管理、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服务。

（四）统一内部管理。在医共体内部实行“八统一”管理：即行政管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绩效考核管理统一、医疗业务管理统一、药械业务管理统一、医保基金管理统一、信息系统统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医共体建设工作顺利实施。县卫生健康、财政、人社、医保等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严格按照“两包三单六贯通八统一”规定要求，序时推进，确保完成建设目标任务，确保医共体建设取得实效。

（二）明确部门职责。县直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职，按照“两包”和“三单”要求，大力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县医保局要将医保资金实行按人头总额预付，每季度前10个工作日内及时足额预拨到位，合理确定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标准，体现分级诊疗的改革要求。县财政局要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医共体，交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医防融合工作。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指导实施医共体建设。县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积极支持县域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提升；县编制、人社等部门负责落实编制、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等事项；宣传部门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深化改革及医共体建设的社会氛围。

医疗卫生共同体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利益；卫生体制改革；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28－04

卫生事业是体现我国人权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质量，其公益性已经为世界所公认。但是，当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时候，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及卫生事业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遭受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必然要面对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卫生公平、社会公平等问题。因此，在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条件下，什么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政府在保证和维护医疗卫生的公共利益上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特性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祉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古今中外，不同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作出了不尽相同的理解。英国学者边沁认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1］美国思想家潘恩认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它是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人的总和，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2］而美国学者庞德则认为公共利益是“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3］而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公共利益中的“公共”（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4］。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或共同体利益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同时，也必须看到，共同体利益不一定是公共利益，公众利益也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中的“公共”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这种不特定的群体具有开放性，即“任何人可以，不封闭也不专门为某些个人保留”。这种“公共性”原则意味着只要大多数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即属于公益。所以，公共利益就是能为一定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多数人所认可和享有的利益。

公共利益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与人们生活有关的，能够为多数人共享的领域或范围，公共利益都可能存在。其中，医疗卫生事业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强调其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更有甚者将其视为一种福利事业，免费或者低价向全体公民提供。承认医疗卫生是公益性事业，追求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医疗卫生服务乃国民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需，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公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益，如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受益者不仅仅是病患，全体社会成员也会因其而共同受益；二是医疗卫生活动可以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财富的源泉”，国民能否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息息相关。医疗卫生不仅具有促进个人发展的本体功能，同时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因此，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是一种保证和实现个人利益的活动，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为了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途径。所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必然包含着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求，医疗卫生的目的必须符合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和公共的要求与利益，而不是任何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改革在本质上是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性问题，其制定和存在的理由是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有效的选择、分配和调节。因此，改革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是改革的最终归宿，尤其是关乎民生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偏离

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市场机制的介入，意味着公共利益的主要的和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医疗物品与医疗服务的供给和提供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卫生活动的公共利益是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通过由政府垄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来实现的。在政府垄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背景下，医疗卫生服务被界定为纯公共物品，政府既是医疗卫生的举办者，又是管理者，通过医疗卫生活动追求公共利益是政府的责任。由于政府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建立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它主要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举办医疗卫生事业，它所提供的医疗卫生经费主要来自于公共财政。这样，医疗卫生活动追求公共利益就成为一个必然结果。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发政府与医疗卫生关系的变化，并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提出挑战。

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没有起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实现其追求的公共性目标。医疗卫生服务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指出，从总体上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高强表态“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事实上是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偏离公共利益取向，呈现商业化、市场化倾向的批判。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偏离主要表现为：

1．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群众医疗负担增加。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府财政予以保证，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偏离与政府卫生财政投入的逐年减少密切相关。高强曾向媒体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占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这使群众承受了更多的医疗负担。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相比，泰国政府投入占56．3％（2000年），墨西哥占33％（2002年），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政府卫生支出的减少必然伴随着群众卫生支出的增加。据统计，1980至2000年间，尽管卫生总费用在增加，政府对卫生的投入绝对量也在增加，但是卫生费用的结构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36．4％下降到14．9％，居民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却由23．2％上升到了60．6％。2006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1778．9亿元，仅占18．1％；社会卫生支出3210．9亿元，占32．6％；居民个人卫生支出4853．5亿元，占49．3％。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调查，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的评估排序中名列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必然鼓励对效率、效益和多样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益的同时，却给实现卫生公平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市场介入的条件下，追求私益与资本的寻利性将会使卫生资源的配置形成有利于追求利润的态势，卫生资源将会流向那些能够给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带来最大化利润的地区、群体和个人，从而在地区之间、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个人之间造成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均衡。我国政府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促进公平。然而，实践中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却背离了这一价值目标。从城乡来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60％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40％。根据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北京高达85％），城市卫生资源的80％集中在三级甲等医院。从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例的变化趋势来看，1990年城市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是农村居民的1．35倍，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63倍，差距急剧拉大。从地区来看，各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例差别也很大，如2000年，北京、上海、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为农村居民的2．36倍、2．4倍和2．7倍，而贵州为8．43倍。就各地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来看，差异也很大。2000年，天津为271元，北京为249元，上海为209元，浙江为200元，而贵州仅为27．68元。

3．医疗卫生保障严重不足及享有不公平。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48．9％的人该看病而没能看病，29．6％的人应该住院而未能住院。一些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贫困人口的2／3。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受访者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弃医。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衰落，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失去了社会医疗保障，变成了完全的自费医疗者。而在城市不同收入人群医疗保险覆盖方面，高收入者覆盖面极广，低收入者覆盖面极窄，医疗保障成为“富人的俱乐部”，公平性大大降低。

4．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在市场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条件下，医疗卫生活动不再必然导向公共利益。在市场领域，市场运作机制是由市场主体通过自主自愿机制追求私益，追求私人利益的满足和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活动的内在法则。只要资本选择提供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医疗卫生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运作，资本的寻利性就会自觉地通过医疗卫生活动追求私益和利润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医疗卫生领域中出现追求公益和追求私益的矛盾，医疗卫生活动也难以必然保证其公益性。政府设立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据统计，我国9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实行鼓励创收、收入归己、自行支配的机制，导致某些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

三、政府责任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公共利益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判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公众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6］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建立于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和政府乃是一种公共人格，其活动的意志是一种“公意”，这种公意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府应该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公共政策必须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这是对政府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性义务和责任［7］。在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政事务等方面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寻找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的共同基点――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公共行政权力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并对公共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捍卫者，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宗旨和归宿，公共行政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公共性，也使政府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一点，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

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西方各国公共管理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思潮与实践模式，它强调使用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理论、原则、经验、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注重结果或绩效管理而非过程管理，提倡顾客导向和改善服务质量。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引导下，市场的势力再度抬头，政府在凯恩斯观点时期的成长和作用受到高度质疑和批评，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公共管理领域扩展，医疗卫生领域也不例外。在全球行政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我国政府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职能和角色发生了变化。政府角色和作用的转变是与“解除管制”、“市场化”以及“质量和效率”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减轻了对公共医疗卫生的直接控制，从对医疗卫生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即由医疗卫生事业的举办者向医疗卫生的管理者转变，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来实现对医疗卫生的监督与管理，减少对医疗机构的财政、人事等方面的管制，以市场力量取代政府干预，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医疗机构，赋予它们更大的管理弹性。

我们在肯定改革带来的优势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关注于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当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这不仅仅表现在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医疗卫生事业，也体现在政府对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方面。从许多国家以市场化改造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来看，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以市场化为指导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却有可能使政府推卸或转移应有的责任；在提高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却有可能忽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平。这一切必将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并最终使政府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具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责任。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实现不能单纯依靠自由市场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假设并没有揭示公共利益的本质，也不可能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现代经济学原理已经表明，由于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自然成因，“对个体来说是妥善的行为，有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愚蠢的事情”［8］。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维护和实现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在一定的场合中它甚至会失效，为此，政府必须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重任，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

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公共利益有效增进的制度安排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唯一维护者和分配者。现代政府“治理”理念也显示，政府不是公共利益唯一的维护者和提供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同样可以有效增进公共利益。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必须加以全面考虑，综合治理。

1．在改革目标上，政府不仅要追求效率，更要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把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作为基本职责。台湾学者萧武桐说，公共行政既然多了“公共”二字，就必然涉及公共利益、平等、自由等抽象概念。他将公共行政的“公共哲学”概括为三层含义：一是在民主制下为公共利益服务，以公共意志与公共价值为行政决定的论证；二是行政裁量权的公众取向；三是为提倡公平观念的公共行政理论［9］。因此，从性质上分析，政府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公共利益。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府虽然不应垄断医疗卫生资源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但是，政府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的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特别是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之下，更需要政府发挥有效作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并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公正的分配。这种有效作用的发挥，首先，表现在要坚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保证卫生经费投入，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就医机会，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为社会其他管理主体提供制度化的途径，以及通过评估制度、财政制度以及宏观的政策调节实现社会统一性。其次，政府要以身作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公正廉明、办事公道、勤政为民、公开民主、高效运作的政府机构，以便在全社会中树立起政府的威信和良好的形象。最后，要求政府在全社会积极开展以社会公德和公共生活伦理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开展遵纪守法教育，加强法制建设。

2．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市场机制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在市场条件下，更多的权力从政府转移到具体医疗机构和个人手中，更多的民间资本、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显然，医疗卫生领域内的分权与放权在提供给医疗机构和个人更多的选择性、灵活度的同时，也加大了差异性和多样性；更多的民间资本的介入在缓解卫生投入不足的同时，也因为资本的寻利性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因此，为了保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首先，建立对政府运行的监督机制。在理论上政府应该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公共利益，但在实践中又并不必然地反映公共利益。因为政府利益并不完全等于公共利益，政府的自利性会扭曲改革的公共利益取向。政府的扩张性自利，不论是政府官员个人的自利，还是地方政府的自利，都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甚至是违法的，因此必须建立对政府运行的监督机制，否则公共行政权力会产生异化，卫生政策的公共性会大大弱化，政府会变质。其次，建立对公共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的监督机制。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同时，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权能要进行必要的限制，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与指导不能因市场的介入而弱化。如政府要对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资本进行必要的监督，防止资本的寻利性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3．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的作用，建立公共利益实现中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现代国家，公共利益仍是政府政策的核心。根据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运行逻辑是“以谈判为基础，强调行为者之间的对话和协作以便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来促进公共利益更好的实现”［10］。因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不仅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会失灵，多元化的网络管理体系会促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与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首先，建立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公民社会要求通过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使政府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政府权力必须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基础，以关注社会需求和民意诉求为起点。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以充分了解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并在意见综合和决策中加以协调，形成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公共政策。因此，改革应广泛听取并充分尊重各利益的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公共利益真正体现民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吸纳民意进入政府公共决策程序，是提升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符合公众利益。造成医改“基本不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必须看到，那就是当初的医改方案基本是几个相关部委“闭门造车”的结果，缺乏公共利益的表达机制。其次，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公共行政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中，反对国家一元中心，强调发挥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伙伴关系，实现合作行政。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失灵的共存表明，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仅有市场，或仅有政府，或仅有非政府组织都是不够的。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建立新的公民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协同，建立公共利益实现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发挥政府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作用，更要发挥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实现公共利益中的作用，建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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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196．

［5］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C］．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2．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5．

［8］［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

［9］萧武桐．公务伦理［M］．台北：智胜文化事业公司，20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