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史范文

时间：2023-09-21 16:46:18

畜牧业发展史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1篇

如今的安阳县，像天鑫蛋鸡、金戊牧业、天竺牧业、优特羊业、圣三牧业等，一批规模大、效益好的畜牧企业正呈现出蓬勃之势，有效引导了全县畜牧业的产业集聚，开创了安阳县畜牧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蛋鸡养殖促产业调整

位于安阳县柏庄镇西苏度村的安阳市天鑫种养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鑫蛋业），是一家集蛋鸡饲养、大棚蔬菜种植、生态养殖与服务为一体的民营企业。该公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占地面积50亩，总投资770万元，建有高标准、全封闭养殖车间3栋，蔬菜大棚6个，实现了农牧结合。

天鑫蛋业注册商标为“喔爱佳”，为市场供应散装土鸡蛋、笨鸡蛋、柴鸡蛋等品种。公司对蛋品进行分级销售，销售网点6个，遍及安阳、邯郸、石家庄、保定、大同、天津等地，主供各大型超市。公司还配有蛋鸡自动化笼养设备6列，养殖车间采用环境控制系统，蛋鸡养殖从投料、喂水、控温、通风、收蛋、清粪等实现了全封闭、工厂化、自动化。2011年，该公司通过无公害畜产品认证。总经理高天光告诉记者，天鑫蛋业是凭质量赢得市场。

天鑫蛋业于2010年6月被定为农业部福利蛋鸡示范场。公司对福利鸡养殖进行栖架设计和安装，在统一化管理的饲养环境下，保证了所产鸡蛋数量和蛋品的质量。据统计，安阳县畜牧蛋业年产值4.47亿元，存栏1000只以上蛋鸡的养殖户593户。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安阳县也被列入河南省鸡蛋优势产业示范区。

安阳县还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标准化、规模化饲养为纽带，深化结构调整，在巩固发展蛋鸡、生猪等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快发展肉牛、奶牛、草食畜及肉鸡新兴产业，全县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质量安全和标准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

畜牧生产转型升级

在安阳县安丰乡付家洞村的金戊牧业，只见标准化的羊舍整齐干净，大型青贮机吞吐着饲草忙碌运转，消毒室等现代化养殖设施一应俱全，一只只优质杜泊羊和夏洛莱羊在羊舍里迈着悠闲的步子，体壮身圆。

羊场负责人在一旁轻轻按一下按钮，粪便的清理通过自动刮粪设备不到20分钟便可完成。“我们采取‘统一标准建设饲舍、统一提供种苗、统一饲料供应、统一技术管理、统一回收销售’的‘五统一’模式，与农户签订合同，带动农户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去年赚了400多万元！”他笑得合不拢嘴。

据介绍，金戊牧业投资2000万元，现已建成标准化羊舍5栋，存栏优质母羊3000只，全部建成后可存栏优良种羊1万只，年出栏肉羊2万只，向农户输送种羊1万只，产值5000万元。二期工程计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年产5万吨牛羊肉屠宰、冷藏生产线一条，高效果、草、牧生态园2000亩，安装6兆光伏发电屋顶，形成集牧草种植、肉羊繁育、冷冻加工、销售、果蔬种植采摘、光伏发电为一体的高效循环农业示范区。

随后，记者参观了位于安阳县崔家桥乡沙堆村的天竺牧业有限公司。天竺牧业创建于2005年4月，占地面积160余亩，生产销售瘦肉型猪及种猪，注册资金2216万元。目前已建成存栏种母猪1000头的标准化良种繁育场和存栏肉猪1万头的标准育肥场各一座，拥有年出栏种猪、育肥猪2万头生产能力。天竺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地区，并将目光投向全国市场，产品主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2006年，天竺牧业被河南省科协评定为科普示范基地；2010年，被农业部授予“畜牧标准化养殖场示范基地”；2011年，被评为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企业和安阳市十佳企业。

董事长曲强告诉记者，天竺牧业以种猪生产为依托，成立了富易康种养专业合作社，为周边地区养殖户提供生产、销售、技术等多方面专业的服务，切实解决了广大养殖户一家一户想办办不了、该办办不好的实际问题。

为促进畜牧业从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开发优良品种，安阳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开发方案，坚持走“政府扶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开发路子，出台了畜牧业发展奖励办法，持续加大对龙头企业、生产场户在土地及水、电、路配套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催生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功能的饲养大户、繁育基地和典型企业，实现了强龙头、壮基地、富农户的共赢局面。

模式创新富民增效

8月25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阳县东部吕村的圣三牧业，这里交通便利，绿荫环绕，远离闹市区，是理想的养殖场地。圣三牧业养殖场是安阳乃至豫北规模较大、品种纯正、设备一流、科技功能齐全的肉羊繁育基地，主要以繁育肉用羊为主，其品种有夏洛莱羊、杜泊羊、萨福克羊、小尾寒羊及一二代改良羊等。经过多年发展，圣三牧业已扩大到占地60亩、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其中养殖区7000多平方米。公司计划投资1000多万元，在三年内达到1.5万只的规模，并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养殖业。公司董事长张有利兴奋地告诉记者，规模化饲养再加上市场行情一路看涨，今年每头肉羊比去年同期要多赚300多元。

在安阳县许家沟乡河西村的安阳优特羊业有限公司（正大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1500只肉羊在标准化羊舍里不时发出“咩咩”的欢快叫声。“过去，这里很臭，苍蝇成群。如今变了，干净了，整洁了，空气也清新了。”饲养员笑着说。

据了解，优特羊业所在的场所原来是石坑、尾矿库，通过平整，合理利用了这些土地资源。公司养殖的品种主要是湖羊，湖羊是目前国内最适宜农区大规模饲养的品种之一，湖羊温顺胆小，吃了就睡，长肉较快。加上安阳县许家沟当地盛产的青贮玉米秸秆、花生大豆秸秆，成本低、效益高，让肉羊饲养业的利润空间最大化。预计到2013年年底，优特羊业将发展成为集种羊繁育和肉羊育肥于一体的万头羊场。

优特羊业按照“走出庭院、人畜分离”的原则，大力发展生态养殖小区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推进畜牧业由小而全向大而专转变，由家庭副业向经营主业转变，由自然散养向舍饲圈养转变，由粗放经营向科学管理转变，实现了年出栏优质肉羊1500余头，年产值达1500万元，带动300余户农户走上致富路。

统计数据显示，安阳县2012年畜牧业产值达13.21亿元，肉、蛋、奶产量分别为5.21万吨、7.39万吨、3.96万吨；家禽存栏913万只，养猪80万头，养牛8.58万头，养羊10.82万只，各类畜禽规模饲养场（户）4427家，规模饲养比重突破80%。目前，全县已建成达标小区（场）146家，5家企业获得农业部和省级示范场称号，56家企业通过部、省无害化认证，38家企业通过升级改造，达到省级标准，并成为上海、北京等地肉、蛋重要输出地之一。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草畜关系

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尽管在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方面比较一致地认为应当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法，但在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自然恢复”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绝对封育才可自然恢复。以禁牧休牧为主要内容的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战略”、“工程”的出台，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一、术语的界定

为清晰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廓清“草原”、“传统畜牧业”这两个常用术语。

1.1草原。对“草原”这一常用术语，通常有两种定义。植被学家们认为，草原就是草本植物群落的泛称，即在湿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或饲用灌木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是用于畜牧业或绿化的土地。农学家们则认为，草原即草场，它意指凡能生长饲用植物，供牲畜放牧或刈割后进行家畜饲养生产的土地。

1.2传统畜牧业。蒙古高原的畜牧业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当代人所说的“传统畜牧业”究竟指的是哪个时期的畜牧业？有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草原承包到户之前的时期，也有人可以理解为解放前或自治区成立前的畜牧业，还有人可将其理解为凡是现代畜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所有畜牧业类型。

二、选择营地、寻找草场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是否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的那种“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经营，首先是对草牧场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利用问题。这样必然产生如何选择、分配、调节牧地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嫩禿兀臣（蒙古语nutugchin的音译，意为负责选择、管理牧地的官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草原管理需要。《蒙古秘史》第279节载，窝阔台即位不久便降旨：“牧地的分配、选择、駐营，应由各千户派遣的嫩禿兀臣进行管理。”之后，从千户到浩特阿寅勒各级，均由本级嫩禿兀臣专事司营当地牧地的选择、安排、协调以及打井取水等项事务。内蒙古牧区草原管理的嫩禿兀臣制度，一直延续到草原完全有偿承包到户，从而传统游牧方式被取缔为止。

适应蒙古高原的大陆性严酷气候，山地、平原、戈壁、沙漠、半荒漠等地理单元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气温升降幅度、年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植物营养成分、土壤肥力的特点，水源与盐碱的分布等环境条件，蒙古人在不同季节选择具有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的场所，是蒙古族的一项创举。对不了解这一独特生产方式真谛的农耕民族而言，蒙古人的放牧只不过是“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而已。但是对蒙古族牧民而言，局外人看似简单的“游牧”方式蕴含着根据一年四季乃至每个季节里不同时段里，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与界限内如何组织迁徙；如何选择牧地，在所选牧地内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个畜种中如何根据大畜与小畜、怀胎与否、成畜与幼畜的不同，有次序、分阶段使用草场；如何根据季节、月份的不同，甚至在一天当中早晚时段、阳光强弱、风向变化、风力大小的差异组织放牧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逐水草而居”成为被一些人用来表示草原畜牧业“落后”的习惯用语，已年深日久。殊不知，在像蒙古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严酷，植被、水源等状况变化无常的草原上进行游牧，是一件十分复杂的高难度任务。事实上，游牧意味着对如下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经常修订所作的决策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一年的四个季节，甚至在不同的节气之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沿着哪个方向，以何种畜群规模，如何组织迁徙；如何结合具体的人畜情况选定新的草场；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畜种中的大小畜、公母畜、成年畜与幼畜、怀胎与空怀等等复杂的区别利用已选定草场；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乃至一天期间日照、风力风向、阴晴变化，如何放养畜群，以及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将其列为“其它”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既懂得草原、又懂得家畜、还懂得人的人，而且是高明的人才能完成的决策。但蒙古族游牧人却完成了它。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即完整、准确地论证游牧方式的科学内涵，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指出全盘否定游牧生方式的“游牧文明落后论”站不住脚这一点，却不难做到。

三、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草畜关系

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是已经讨论几十年，但至今没有搞清楚的话题，因此它是个既老又新的论题。据笔者的文献追踪，关于草畜关系的论述，是以“草畜矛盾”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报刊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只强调了草原与家畜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另一面；国内出版或发表的关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关论著，也仅把草食动物描述为“消费者”。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期间，伴随蒙古民族自身的兴衰，它也曾经历形成、发展与萎缩等不同阶段。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缺乏认识，以及对这一经典产业的无知。二是包括内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的整个草原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严酷，降水少且年内、年际降水的变率极大，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无论农耕还是集约型舍饲畜牧业，在该地区都不适应；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另辟蹊径，从事了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他们的畜牧业经营并不是毫无管理的“自由放牧”，而是蕴含丰富知识内涵的适应性管理。三是游牧蒙古牧人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在创造、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千百年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该区域的人（蒙古游牧人）—畜（五种家畜）—草（草原生态系统）关系，从而经营畜牧业达数千年之久。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五是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所有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研究者们的肩上。（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草原工作站）

参考文献：

[1]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64—2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9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十召开以来，突显生态建设与保护日益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方向。在十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生态需求，还大地以绿水青山，还老百姓以绿色家园。新巴尔虎左旗（以下简称新左旗）草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腹地，现有草原面积2000万亩，占呼伦贝尔大草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有4.2万人口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生存、发展、保护”是这片草原的中心任务。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特别是在如何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基础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成为政府的首要追求。本文就保护好草原生态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关系提出几点思考。

一、新左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新左旗是呼伦贝尔市4个牧业旗之一，草原畜牧业为传统支柱产业、当家产业。1996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历史性地突破百万头（只）大关，达到105.7万头（只），成为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中第一个牲畜过百万的地区。至2000年，这种经济结构仍未有过多的改变，当年地区生产总值3.68亿元，畜牧业占61%，工业仅占3%，财政收入1678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1元，牧民人均纯收入3403元;至2005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达至200.3万头（只），当年地区生产总值8.87亿元，畜牧业占41%，工业仅占6.8%，全口径财政收入3120万元，在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市县区中排在最后一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82元，牧民人均纯收入4257元。这两个“五年”发展情况表明，畜牧业确实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牧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由于对畜牧业的过分依赖，不但使草原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制约了其他经济产业的发展，导致新左旗经济在这十年里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落后水平。

进入“十一五”时期，新左旗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工业经济实现突破并得以发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攀升，地区经济整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至“十二五”中期的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32.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7980元，牧民人均纯收入14310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1.3：50：28.7。

二、新巴尔虎左旗草原生态保护的难点

传统畜牧业经济曾经是新左旗的主体经济和支柱经济，曾经为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经济已经不堪重负，应该得以减压及休养生息。根据1990年国家农牧业专家对新巴尔虎左旗草原理论载畜量评估结果，新左旗草原总载畜量仅为144万头（只）（含牛、马、骆驼、羊）。而2013年统计数据表明，新左旗牲畜存栏数达到137.5万头（只）。就新左旗目前工业发展不足的情况而言，牧民创收的主要渠道就是单一发展畜牧业，而如果超载的牲畜养殖必会带来草场压力，这就与保护草原生态产生了矛盾。

1.新左旗畜牧业发展已经到了瓶颈，牲畜存栏头数达到了理论载畜量边缘，已经没有更多的草原为牧民增收而发展畜牧业。如果牧民继续增收，不改变目前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继续扩大饲养规模，必将造成草原生态的破坏。

2.国家近些年来不断实施禁牧、休牧、退牧还草等工程，也在不断减少畜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空间，牧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和提高，必将影响牧民的幸福指数。

3.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传统畜牧业的量的发展，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已经无力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和牧民收入提高的压力，必须对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发展载体来承担这一社会功能。

三、对新左旗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思考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让国民致富奔小康，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在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注重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倡导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十以来，更是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既要保护好草原，又要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为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一项系统的综合的发展规划。其中，尤其要注重以下几点：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新左旗目前的主题。在呼伦贝尔市的发展史上，原市委曹征海书记曾提出“我们需要的是美丽与发展共赢，在科学发展中崛起”。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新左旗具有丰富的地下矿藏资源，要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以资源的科学有序开发为主，实现资源深度开发、循环利用，从而适度发展工业经济，以工业经济拉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力反哺畜牧业。促进畜牧业生产中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牧民增收。

2.深度实施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2013年末，呼伦贝尔市政府提出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新左旗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迅速解决畜牧业生产中牧民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粗放、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问题，加快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新左旗草原畜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和设施化”方向稳步发展，从而尽快实现自治区规划的“8337”发展思路中“建设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目标。

3.充分发展旅游业。新左旗具有森林、草原、湖泊、动植物、宗教、二战历史等丰富资源，如蒙古族长调之乡、诺门罕战役遗址、甘珠尔庙宗教资源、纯天然草原生态、世界知名淡水湖、底蕴深厚的蒙古族民俗等，构成了得天独厚的旅游业发展特色。在这种潜力的基础上，发展草原牧户生态游、历史宗教观光游等特色旅游，将草原、宗教及战争题材为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壮大，引导牧民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之中，可快速带动牧民增收。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草原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F3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73-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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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LI Ping，HOU Xiang-yang

（Grassl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Hohhot 010010，China）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was distinguished and through that the way to develop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was discussed. There we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has to experience an intensive process more or less in China. This is a conditional intensive livestock production system. It work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logy economics with the final aim of the unity of ecology，socie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5篇

垦区畜牧业的发展，得益于龙头企业强力拉动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得益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得益于持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构建产业化经营模式

任何时候，市场都是决定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重要因素。而培育产业龙头是开拓市场、培育市场的重要手段。进入“十五”以后，垦区围绕实施“放心奶”、“放心肉”工程，确立了集团化运作强龙头、规模化经营壮大基地、科学化饲养提质增效，走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先后建成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龙头企业。

龙头的牵动加速了畜牧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开始由传统粗放式的生产经营向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此，垦区制定实施了《奶牛小区建设标准》、《养猪场技术管理规程》、《奶牛小区管理办法》等，按照畜禽生产和防疫要求科学规划，将科学饲养、良种应用、定点防检疫等技术集成于一体，为养殖户提前、产中、产后各种专业化和综合配套服务，逐步规范养殖户生产经营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养殖收入。

健全社会化服务网络

畜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健全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垦区自上而下逐级建立健全了畜牧兽医综合服务站。同时，按照“强化总局级、完善分局和农场级、规范管理区级动物防疫站”的建设原则，加大畜牧防疫体系建设投入。据统计，近3年垦区用于防疫体系建设投资逾亿元，超过前20年投入的总和。购进各类检验监测仪器设备5100台（套），完善了104个农（牧）场和9个分局动物防疫站建设，现在垦区已建立各级动物防疫站（所）855个。此外，垦区还实行畜牧防疫防控目标管理，确保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达到100%；对奶牛、肉牛、羊进行结核和布病的集中检疫；产地检疫开展面为100%、屠宰检疫率为100%。

形成持续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畜牧产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持续的政策支持体系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每亩地提取不低于两元的畜牧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支持畜牧业发展；实行鲜奶价格直接补贴政策，对完达山乳业集团公司基地的农牧场养殖户，每收购1公斤鲜奶直接补贴养牛户0.1元；对奶牛养殖户给每头成母牛3亩、育成牛两亩青贮料地，免收或减收50%以上费用；实行奶牛、生猪贷款贴息政策，对贷款外购奶牛和生猪的养殖户给予贴息；对购买挤奶机械实行价格补贴。这些政策对保护养殖户的利益和调动群众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职业萌芽产生发展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分工又起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可见，职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必然打上了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深深烙印。换言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地改变社会分工体系，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又直接促使职业的分化与演变。

可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职业应有的主题。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话，那么整个人类的职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生产力水平每向前发展一步，职业就必然体现它并日趋丰富。随着社会科技及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的职业，已经涵盖了所有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随着社会发展，旧的职业不断消失，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并且新旧职业更替的速度愈益加快。

基于职业与社会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天然联系，依据不同时代社会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析职业的产生及职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职业的萌芽

职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它可以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一般来说，人们的劳动分工是：成年男子打猎、捕鱼以及制作劳动工具和武器；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果实、缝制衣物和看管小孩等活动；老人指导并制造工具；儿童协助妇女劳动。这种按性别和年龄的分工，是纯粹自然的分工，因此称为自然分工，还不能称这些活动为职业。

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某些自然规律。如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通过观察，逐渐掌握了植物性能和生长规律，并掌握了植物的栽培技术，出现了原始农业；而狩猎经济的结果，又使人类掌握了牲畜饲养的奥秘，最早是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驯养犬，但是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开始驯养捕捉到的动物，从而产生了原始畜牧业。由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打破了单纯依靠天然物维持生活的局面，开创了经济生活的新领域。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比以往时期有所提高。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是人类自学会用火以来又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它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时代转入野蛮时代。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代”。野蛮时代也是人类有社会分工的肇始，也是职业的孕育与产生开端。

二、职业的产生

职业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古代人类开始了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人类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于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类，其经济生活的内容也因地而异。大体来说，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古代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边远草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虽然也经营农业，但渔猎所占比重也较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需要有人专门从事农业，有人专门从事畜牧业，渐渐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

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脱离了农业或畜牧业，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我国的考古发现，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产部门已有许多门类，除了农业和畜牧业以外，原始手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制陶、玉石加工、纺织、皮毛加工、冶炼、建筑、酿酒等等。可以推测，这些手工业的出现也是基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剩余粮食的出现，于是需要加工和贮存这类粮食，由此而产生了制陶业；而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部落，皮毛加工业也应运而生了。随着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所提供的产品逐渐增多，这支新兴的手工业者队伍也逐步得到了充实和独立，劳动人手增多了，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要归因于劳动产品的剩余，商品生产与贸易的出现。劳动产品的剩余促成了商业的产生，在生产力水平及其有限的时候，人们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于是以交换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商品生产就应运而生了。紧随着商品生产而来的是贸易的出现，而随着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一些人在贸易的过程中，逐渐脱离的生产队伍，专门以商品的交换为职业。至此，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由此，社会首次出现了一个不以生产为生存手段，而是以产品交换作为自己谋生手段的特殊集团。

由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导致了人类社会三次社会化的大分工。而正是这些分工，导致了不同的人群专门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而且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要求专门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等。也就是说，此时的分工不同于以往那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然分工，这种社会分工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需要基础上，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目的（为了求得生存或更好的发展）和社会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和具有专门的知识或能力），而这些都是职业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产生了。

三、职业的发展

到了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职业随之日益增多。随着冶炼技术的发明，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医术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专门的生产领域，它们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30项生产部门，并随之而形成了以掌握上述领域的生产技术为谋生手段的专职人员队伍。“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四，刮摩之工三，博填之工二”，这些工种就是著名的史志典籍《周礼・考工记》所作的记载。当时，几乎每个生产部门都有具体的分工，如车辆的制作有专门造轮子和“轮人”，专门制车厢的“舆人”和专门制车辕的“b人”。

此后，经秦汉、隋唐至宋元时期，火药和兵器制造得到加强，航海和造船业别开生面，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继问世，纺织技术更加完善，医药医术则因医理、解剖、针炙外科等的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生产领域吸引了大批工匠艺人成为职业匠人。而不同的领域则形成了不同的职业类别。历代王朝大都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对国家百官、百工实施分类管理，具有职业类别的性质。及至明清时代，棉纺织业、矿冶业、陶瓷业、造船、制糖、榨油、制茶、印刷等生产技术在原有基础上稳中创新，并因此而加强了对百工的划分与管理。以官营手工业为例，它分别是由朝廷的工部、户部、地方官府以及内府各监司管理，其中工部和内府各监司是手工业的主要管理机关。诸司下设有各行各业的手工工厂，工匠齐备，分工细密。例如，明初最大的龙江船厂就有船木作、作、铜作、铸作、油画作、等数十种分工。在整个古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领域大为拓宽，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工匠队伍不断扩大，不同生产领域设置的各类工种岗位，反映了我国当时职业类别的面貌，形成了以行业或专业生产领域为分界的自然划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后，在传统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新型经济部门陆续建立，大量新产品相继问世，这些都是促使我国的职业领域发生巨变，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生产者不断出现。例如，随着工厂、矿山、铁路的兴建，职业劳动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形成了不同职业类别的职业大军，特别是工种的细化有了新的发展。如在兴旺的盐业，每个盐井都有四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职。其时，不少行业的工匠人数，已是明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上千及至数千工匠的大厂已不是少数。

在我国近代史上，随着生产工艺的革新细化，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专职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分工，标志着我国职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迁。清光绪年间，直隶工艺总局率先开始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为了培养既能“精通理法”，又能“发明工业”的教师和工师，该局开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一方面以重金聘请外籍专家任教，一方面派专员出国进行工艺考察。学堂教育内容分为化学、机器、化学制造、图绘等专科，每科设7～10门课程。专业技术人员的出现，为国家增添了新的重要职业。当时，国家工匠艺人职业已非古代“百工”一词所能概括。在各专业生产领域，都形成了几种以致数十种工种职业。

1999年，我国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大典》依据工作的同一性原则，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而且，随着科技发展水平及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进步，每年都会新增许多新的职业。劳动部联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统计局等管理部门根据职业设置的标准，及时颁布实行新的职业。我国自2004年第三季度首次颁行新的职业以来，劳动部在每个季度都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颁行一些新的职业，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后，于2004年产生的第一批新的职业标准是汽车模型工、形象设计师、呼叫服务员、汽车加气站操作工、首饰设计制作员、水产养殖质量管理员、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牛肉分级员、锁具修理工等九个职业。

显然，到了现代社会，职业门类已经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并且从业要求呈现出不断提高，专业化趋势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职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表明，它具有随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而加快，随生产部门的增多而增多的特点。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兴职业不断涌现，职业不仅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职业更替的高频率趋势。据1980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报道，美国已有2.5万种职业。美国劳工部预测，20岁的青年人今后一生中，职业更换可达6～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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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苏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证研究”之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为：EJA110392，课题负责人：吴济慧。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7篇

进入新世纪，垦区畜牧业进一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6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5.9%提高到26.1%；畜牧业增加值由10.3亿元提高到36.6亿元，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5%。畜牧业在“快发展、奔小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兴垦富民”的主导产业之一。

垦区畜牧业的发展，得益于龙头企业强力拉动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得益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得益于持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构建产业化经营模式

2000年，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收购、控股、租赁等形式完成了与垦区及省内28家乳品企业的重组联合，建成下辖41个生产厂、拥有机械化挤奶站230个、制冷式收奶站330个、年加工优质鲜奶50余万吨的垦区奶业龙头，牵动辐射了55个农（牧）场和27个市（县）的奶牛养殖业发展，每年为养牛户兑现奶款4亿多元，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完达山”位列第300位。

2003年，宝泉岭分局投资两亿多元建设了年屠宰加工能力200万头的北大荒肉业集团公司，先后建成年出栏一千头以上商品猪养殖小区150多个。2004年，公司又与望奎县合作建设一座年屠宰加工能力为200万头生猪的生产分厂。据了解，现在垦区年出栏生猪320万头，是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之前的4.8倍。

2005年4月，红兴隆分局投资1.9亿元建成年屠宰肉牛10万头的北大荒牛业有限公司，引入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生产符合欧盟和美国农业部标准的牛肉产品，拉动了12个农场和周边地区肉牛养殖业发展，全分局2006年的肉牛饲养量达29.2万头。

如今，垦区已建成各类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1284个、家庭牧场小区22886个。同时还建成一批千头规模奶牛、万头规模生猪的标准化养殖小区。

健全社会化服务网络

在实施“放心奶”、“放心肉”工程中，垦区畜牧管理部门重点开展了畜禽饲养管理标准化体系建设和畜牧实用技术推广活动。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绿色食品奶牛生产技术规程》、《绿色食品肉牛生产技术规程》、《绿色食品生猪生产技术规程》等20多项生产技术规程。同时，大力推广全株玉米青贮饲料、畜禽全价日粮应用、疫病综合防治等五项实用技术，优质奶牛冻配率达100%，肉牛品种改良率达到78%。生猪生产中，“杜洛克”、“长白”、“大约克夏”三元化杂交比例达84%，畜禽良种率达90%以上。奶牛的平均单产达到5286公斤，高于黑龙江省平均单产600公斤，一些奶牛养殖小区单产达到6500公斤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形成持续的政策支持体系

为夯实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垦区通过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银行贷款、企业和职工自筹等形式加大对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每年投入畜牧业发展资金4亿元左右，使畜牧业发展的“硬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一大批彩钢板、砖混结构和“板夹泥”等不同档次的畜舍，推进了畜禽饲养舍饲化的速度，使畜舍总面积814.3万平方米。建成永久性青贮窖5320个，总容量达102万立方米，购置各类青贮收获机械达2400多台，收获能力达到40万亩，青贮收获实现了100%机械化。建设机械化挤奶站180个，奶牛户100%实现了机械榨乳。

据统计，2006年，垦区奶牛存栏33.2万头，同比增长9.2%；肉牛存栏50.2万头，同比增长1.0%；生猪存栏180.3万头，同比增长3.6%；家禽存栏1450万只，同比增长31.5%。肉类、禽蛋和牛奶产量分别为38.5万吨、5.3万吨和92.1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18.9%、13%和11.6%。实现畜牧业增加值35.4亿元，增长16.7%，高于全省3.7个百分点。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8篇

在“*”开局之年，省政府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推进畜牧业实现新突破，加快我省由畜牧大省向畜牧强省跨越，这是我省畜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科学指导现代畜牧业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省长在百忙中亲临会议，还要作重要讲话，我们倍感鼓舞。根据会议安排，我先作个发言。

一、“*”时期我省畜牧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紧紧围绕建设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这一战略目标，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监管与服务并重，狠抓关键措施的落实，畜牧业实现了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同步增长。主要表现在：

（一）畜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是猪牛羊禽协调发展。肉牛居全国第一位，肉羊居全国第二位，生猪居全国第三位，家禽居全国第四位。二是奶业发展势头强劲。“*”期间，奶牛年均增长35.8%，牛奶产量年均增长38%。三是中原肉牛肉羊产业带、黄河滩区绿色奶业示范带、京广沿线生猪产业带、豫北蛋肉鸡和豫南水禽等优势区域初步形成。

（二）生产方式转变步伐加快。养殖小区成为发展规模养殖的有效形式，畜禽养殖企业集约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各类养殖小区发展到3295个，养殖场户达到54.5万个，生猪、蛋鸡、肉鸡规模饲养比重分别达到49%、64%、94%。标准化生产有了良好的开端，经过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的企业达600多家，出口备案的养殖企业516家，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产销联建的企业370家。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类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1650家。

（三）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速。全省各类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560多家，其中部级龙头企业11家，省级龙头企业38家。双汇、华英、众品、大用、永达等规模扩张速度加快，三鹿、光明、蒙牛、雨润等部级知名企业集团纷纷落户河南，周口志元、南乐福鑫等生猪、肉牛加工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尉氏县的中原皓月、宝丰县的河南伊利、遂平众品等一批加工项目开工建设。全省肉类加工能力达到390万吨，比2000年增长160%；乳制品加工能力达到145万吨，比2000年增长437%。

（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不断增强。各级政府负总责的责任体系已经形成，防控机制逐步完善，免疫、消毒、监测、检疫等综合防控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疫情形势基本稳定。

（五）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我省的畜牧业不仅在全国的份量更加重要，主要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成为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而且在我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不断提高，2005年全省畜牧业产值达到1251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0%；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县有49个，达到50%以上的县有17个，最高的淇县达到76%，为“*”现代畜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期间，河南畜牧业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河南实际的。

二、认清形势，正视问题，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

今年是“*”的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对畜牧业发展更加重视，把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摆上突出位置。今年春节刚过，*省长就亲自主持研究确定了全省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省政府首次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纳入各级政府的责任目标考核体系。4月3日，*省长与刘新民副省长带领发改、财政等省直有关部门到我局现场办公、研究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畜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的新要求。7月10日，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措施，成为指导我省畜牧业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面对省委、省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我们既感到振奋，又深感责任重大，更进一步清醒地看到，实现畜牧业发展新突破、向强省跨越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和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一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目前，蛋鸡有三分之一、生猪有一半还是一家一户的分散饲养，牛羊的散养比重占三分之二以上。粗放的散养不仅制约着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而且不利于产品质量控制和动物防疫，也影响着农村人居环境。

二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大力调整优化畜禽结构。我省的奶业尽管发展速度很快，但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2005年底全省奶牛存栏31万头，而全国最多的内蒙古达268万头，黑龙江一个双城县就达22.4万头。肉牛、肉羊产业层次低。我省丰富的地方优良畜禽品种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

三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提高畜产品加工业水平。我省的畜产品大多是“原字号”产品，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产品少，附加值低。“养殖富群众、加工富财政”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我省生猪产品加工尽管发展较快，但外销比重仍然较大，每年仅调往上海的活猪多达300万头以上；禽类熟深加工比重小，禽流感疫情带来的市场风险大；奶制品加工规模小，全省加工能力为145万吨，相当于蒙牛一个企业的18%；牛羊肉加工十分薄弱，禽蛋加工基本上处于空白。

四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高度重视畜产品的质量安全。目前，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主要是动物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这是制约我省畜产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参与市场竞争的瓶颈。尤其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任务重、难度大。

五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加快科技进步。整体上看，我省畜牧业的科技含量还不高，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农民科学养殖素质低，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我省的生猪出栏率134%，远低于国外180%的先进水平；存栏牛头均产肉量72公斤，而意大利达157公斤，日本120公斤；粗饲料秸秆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目前可饲用秸秆利用率仅为46.7%。

上述问题，正是我们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我们今后的主攻方向。

三、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动畜牧业实现新突破

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研究，我们认为，要推动畜牧业实现新突破，必须在强化以下改革创新措施上狠下功夫。

（一）创新思路，明确工作重点

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推动、市场调节、科学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为核心，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装备畜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推进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实现畜牧业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同步增长。

一要做强优势促发展。围绕我省畜牧业发展的区域化格局，进一步促进优势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产业的集成度和发展层次，加快量的扩张。重点实施“25121”工程，力争到2010年，生猪饲养量农业人口人均达到2头猪以上；每个农业乡出栏肉牛达到5000头以上；农业人口人均出栏1只羊；每个县家禽饲养量平均达到2000万只以上；每个县平均存栏奶牛1万头以上。全省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5%以上。

二要加工带动建基地。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增强对畜牧业发展的拉动力。根据加工企业的需求，积极培育优质货源基地。对于中原皓月、河南伊利、南乐福鑫、北徐雨润等在建的大型畜产品加工企业，应尽快着手科学规划，加快货源基地建设。要把标准化养殖小区作为基地建设的重要载体突出来抓，40个重点县到2010年力争新增养殖小区2000个，主要畜禽规模养殖比重率先达到80%以上。

三要抓住重点求突破。这次选择40个畜牧业重点县，是省政府推动畜牧业实现新突破的重大决策。40个重点县要立足县情、科学规划，发挥优势、率先突破，力争到2010年，40个重点县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畜牧业产值之比达到3：1，畜牧业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

四要强化防疫保发展。“畜牧业效益在规模，成败在防疫”，要把疫病防控摆在与生产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提高预警预报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依法治疫、科学防控水平，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二）创新机制，增强发展活力

面对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大机制创新力度，激活发展主体和各种要素，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导向、高效灵活、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新机制。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 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 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 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 《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 《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 《魏书》卷110《食货志》。

[6]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 《魏书》卷103《高车传》。

[8] 《魏书》卷103《高车传》。

[9] 《魏书》卷110《食货志》。

[10] 《魏书》卷3《太祖纪》。

[11] 《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 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 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 缪??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 杨?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 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 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 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 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 《魏书》卷3《太祖纪》。

[24] 《魏书》卷3《太宗纪》。

[25] 《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 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 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 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Abstract: Livestock farming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especially its state-owned farm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animal husbandry. Th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was much developed then,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Qiminyaoshu” (Key skills for ruling the people). Sheep farming was the most developed one and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Close attention is also paid on change in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of crop farming and livestock farming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are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the livestock farming dominated agriculture on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畜牧业发展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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