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金融学范文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1篇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具有不可估量的长期发展潜力和扩展余地，因为它直接承继和接续的是经济学发展谱系中最为正宗的“古典血脉”。不仅如此，透过交易成本视角，该框架还十分巧妙地论证了信用货币在提高生产力和增进福利方面的正向作用，从而基于全新的制度条件，证明了“货币非中性”这一在理论史上被长期纠缠的命题。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2篇

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资本市场的监管研究，国际上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金融学术界并未产生与其重要性相适配的重视。新古典理论以理性预期和完美市场假设为前提的各种理论模型，显然并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股票市场。传统的建模方法及求解技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在研究完善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方面，更加显得乏力。适用于成熟市场的理论模型面临中国的复杂情况，所获得的结论经常是似是而非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手段和技术方法，来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制度建设问题。

最近这些年来，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参照国际上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致力于发展人工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即利用计算机建模方法，直接在计算机系统里构建金融市场的仿真模型，模拟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的行为，考察各种监管措施和政策可能产生的市场反应，由此评估政策效果和制度建设的可行性。例如，我们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起“做庄”行为的模型，再加上各种可能采取的监管政策，通过微观模拟运行，考验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涨停跌板制度、持仓量限制等措施都不足以抑制“做庄”，而唯有增加市场理性，即发展理性的投资者，才能促使市场自身产生打击“庄家”的力量。因此，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促使市场的理性化发展，是正确而科学的制度建设方向。把微模拟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获得的结论就会更具备说服力。因此，人工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的发展，对于改善监管、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效益评估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这些研究，都将有利于市场向完备化方向发展，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控制总体风险的能力。

中国的金融学术理论界实际上承担着比西方学界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虚心向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的金融学术理论研究学习，同时必须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应用速发展的金融实践。

人工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的发展，还预示着金融学科的一个新的发展分支的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支称之为实验金融学。金融学科的发展，将不断地向交叉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将不断地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学科的营养来滋润自己。以微模拟技术为关键技术的实验金融学科，在金融学的应用性研究方面，尤其是规范市场、完善监管和金融创新等方面，相信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值得引起中国金融学界的重视。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深度心理学;投资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126-01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美】赫什舍夫林.超越恐惧和贪婪.贺学会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4篇

(一)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经典金融学及其方法论: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经济领域绽放的典型成果，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中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视为经典，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在逻辑上可以承认金融学从属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推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所以归纳、演绎、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金融学领域。其次，词典中明确说明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中，我们不必对资本资产定价，因为市场中存在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大环境下的子市场，金融市场围绕金融产品的定价展开，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字化计算变得相对轻松，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理论或命题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第三，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专注微观行为主体动态选择理论的同时对于动态均衡的研究产生了极大需求。

三、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

在波普尔关于证伪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猜想与反驳》问世后，特伦斯•哈奇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很多科学分支给出的最终命题往往不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命题的附属物……即便对于那些能够‘最终’断定一个命题‘绝对真伪’的‘终极’检验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该思想被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是极端经验主义，没有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做这种考虑，但仍然为现代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金融危机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在该理论发展方向下，行为金融、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金融理论对现代金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行为金融:对个体理性假设的证伪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在各主体的交易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均衡体系。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构造抽象的数学、计量模型来得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场异像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像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像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应运而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随着经济体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所处大环境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各领域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将交易成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金融学在所处经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对现实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在证伪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现代金融学研究方法的关键词可以总结为:“勇气”、“耐心”和“高瞻远瞩”。科学经验表明，“证实”远远比“证伪”容易实现，因为后者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现代经济学家不是企图驳斥可以检验的预测，而是经常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这样就用容易进行的证实来代替难以进行的证伪，所以敢于迈出“任重道远”的第一步需要十足的勇气。有人曾指责当代经济学家更乐于讲述证伪主义，但不愿意实践证伪主义，不愿意建立那种存在潜在被证伪的理论，也不愿意将有可能被证伪的内容拿出来面对事实，即使科学命题是无法被证实的，对其进行不断修正而逼近真理的过程需要我们充分的耐心。弗里德曼等人将证伪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的理解推向了新的高度。数理模型的高度理想化与现实相去甚远，金融市场异像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构成现实挑战，噪音交易理论谋求对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重要考察的还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均衡价格形成机制具有全新研究范式的博弈论框架则对人的理性又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挑战都倾向于开始重视多样化高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对未来决策的影响。因此，在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添加些许实用主义色彩更符合当今的时展需要，高瞻远瞩才能运筹帷幄，达到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 投机 开户数 一字板 概念股 联动

一、概论

在开始A股市场行为金融的分析研究之前，我们先系统的回顾一下现代金融理论体系架构，以明确行为金融学的地位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存在的学术贡献。新古典金融理论建立于两大金融理论基石，一是以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1]为先的资产定价理论，另一个是以Fama对市场有效性研究为先的有效市场理论[2]，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体系架构。新古典金融最早的构建来自Markowitz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1]，该文于1952年发表在《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上，开创性地利用数理统计的语言描述了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奠定了金融学定价模型的基础，成为了现代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资产定价理论以外的金融学另一重要理论基石是有效市场理论。70年代 Fama等人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2]，并给出了金融市场价格运动规律的实证检验思路。

继资产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以后，金融理论的框架基本构建清楚，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与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正不断发生着冲突，基于投资者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的传统金融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投资受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投资者总是用有限理性的态度作出决策，存在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的现象。

Banz在1981年的发现[3]又打开了新古典金融理论的另一扇窗户，Banz发现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的异象，他首先提出了小公司效应异象，即小公司收益高于大公司收益，即使经过风险调整之后，溢价依然存在，该异象的发现无法从经典理论给予解释，随后发现的金融市场系统性的异象还包括时间异象等等，这些异象的存在需要更新的理论予以解释，在此之上发展出了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是金融理论领域的一个革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场革命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挑战了传统金融学的统治性地位，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行为金融学假设投资者具有系统性的行为偏差和投资决策的非理性，恰恰能够就资产定价和市场效率中的很多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基于行为金融的证券市场分析，可以为证券市场中大量的异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10多年的新兴市场，A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具有高投机性、高换手率及个股波动剧烈等特点，心理因素严重影响着A股市场的投资行为。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分析A股的投资者的行为，从而对A股资本市场有进一步的认知。首先，A股投资者结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尽管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投资者结构组成在短期决定了市场行为。目前在沪深交易所开户的个人投资者近9000万人，其中50万元人民币以下投资者完成的交易约占股票交易总量的60%，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以中小投资者为交易主体的A股市场决定了短期投机氛围。基于此点，赵学军和王永宏研究了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即投资者有太长时间的持有亏损股票而太短时间地卖掉赢利股票的倾向[4]。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A股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存在机构通过操纵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这方面的研究包括：赵涛和郑祖玄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对定价机制的影响[5]；朱建民也讨论了券商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演化趋势[6]；另外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刘俊阐述了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模型[7]。但是，A股市场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特有的现象。而对于这些A股市场的异象，目前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涉及。因此，本文从股票账户及活跃度、一字板个股现象透视、概念股板块现象分析等三个角度来观察A股的投机行为。

二、股票账户及活跃度的分析

1、新增股票开户数

自2006年初以来，考虑到券商经纪业务每年开发客户带来的增长，从股票开户数每年增速的变动率来看，股票市场指数对增速的影响非常大，最初几年两者关性极高，随着市场开发程度的增高，相关性有所降低，总体相关系数达到0.72。

从周度数据来看，新增股票开户数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达到0.6，在上证指数在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6124之前，周新增股票开户数在2007年5月率先达到历史高点178万户。

2、活跃度分析

截至2013年10月份，A股股票账户数达到1.74亿户。从2008年以来周度交易数据上看，平均每周有36%的持仓账户，参与交易账户大概占持仓账户的5.6%。结合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来看，每周参与交易的户均成交金额在6.4万人民币左右，这再次印证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以广大散户为主。

三、从市场表现看投资者行为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个人投资者容易受到群体情感的感染，倾向于采取与群体行为相近的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偏好与习惯，并忽略自身可获得的信息，而对于个体来说这些行为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典型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包括认知的系统偏差（systematic biases） 、信息串流（information cascades）和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行为金融学认为，人们的此类社会心理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金融市场中热点频繁出现的现象，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从一字板股票打开后的表现，市场概念股联动效应两个方面来考查A股市场的羊群效应。

1、一字板现象透视

这里并不论述涨跌停板制度本身带来的暗示作用，仅从一字板个数及之后开板表现来管中窥豹。2000年以来截至2013年11月8日的数据统计显示，发生过涨停一字板股票次数为4299股次，持有30个交易日后绝对收益率为3.68%，相对上证综合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平均为0.75%，表明整体上一字涨停板股票在打开涨停后动量特征明显。同期发生过跌停一字板股票次数为1985股次，持有30个交易日后绝对收益率为7.1%，相对上证综合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平均为4.59%，表明整体上一字跌停板股票在打开跌停后反转特征明显。从收益率上看，跌停一字板反转特征强于涨停一字板动量特征。

2、概念股板块现象分析

概念股相对业绩股而言，主要依靠某一种题材比如资产重组概念，自由贸易区概念等支撑价格，不需要有良好的业绩支撑。概念股通常具有某种特别内涵的，而这一内涵会被当作一种选股和炒作题材，成为股市一时热点。从近两年的85个Wind概念板块交易数据上看，这类股票爆发时的特点有： 短时期大幅上涨、 超额收益明显、集群效应明显、高换手率等特点。具体来讲，统计分析的85个概念板块，在各自的爆发期间，持续周期平均在41个交易日，对应的日历周期在2个月左右； 板块振幅平均达到44.12%，最高达到147%；区间个股平均绝对收益率达到44%；相对上证综合指数，概念板块爆发期有非常明显的超额收益，区间个股平均超额收益率达到20.84%，最高达到77.65%；个股的平均换手达到1.47倍，最高达到3.65倍。

四、结论

从投资者结构上看，A股是典型的散户市场；在交易行为上，投资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从一字板股票交易数据上看，涨停一字板动量特征明显，跌停一字板反转特征明显。A股市场上持续的主题的是概念股的炒作，最近2年的Wind概念股统计数据显示概念股在爆发期间具有短时期大幅上涨、 超额收益明显、集群效应明显、高换手率等特点。从这些现象，人们应该从更高层次上思考；在股票市场牛市时期，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对投资者风险和证券市场基本知识的教育，而在证券市场熊市时期，监管机构更应着注重立法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以保持二级市场活性。

参考文献：

[1]Harry Markowitz. Protfolio.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52， 7（1），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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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建民.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行为研究[J].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5）.

[7]刘俊. 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模式与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J]， 新金融， 2002（1）.

[8]张雄等 投资者结构与期限结构对期货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 证券市场导报 2010年4月号

[9]朱伟骅 中国投资者结构、交易策略与股票价格泡沫分析 财经市场

[10]《超越恐惧和贪婪：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心理诠释》 赫什・舍夫林 著 贺学会主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乘数论 内生货币供应论 资产选择的货币供应论

一、新古典综合派基础介绍、影响及其面对的挑战

（一）含义及经济主张。所谓“新古典综合”的含义，就是把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倡导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微观理论，与凯恩斯的以总量分析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新古典综合派是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

（二）相关背景。1929年爆发了一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出版的 《通论》一书中提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热潮中，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部大体上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恚新古典综合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流行的主流经济学。

（三）代表学家及著作。新古典综合派的创始人是美国的汉森（Alvin H.Hansen），主要代表人物有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索洛（Robert Solow）和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酌托宾（James Tobin）等。

保罗.萨缪尔森在其写作的《经济学》一书中，大量引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看法，此书成为美国大学中教授经济学的重要教科书，这个学派也随之扩展到世界各地。他们推广约翰？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用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模型导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

（四）理论特点

与凯恩斯和新剑桥学派相比，新古典综合派更侧重于货币的内生性。其理论特点有：1.综合性、2.现实性、3.实用性、4.政策性。

二、货币主张

（一）货币乘数论

乘数（亦称倍数）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F.Kahn）提出的。所谓货币乘数就是指基础货币扩张或收缩的倍数。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狭义的货币定义下（即 ，现金加活期存款），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基础货币（用B表示），又称高能货币或强力货币，由现金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组成，它是货币供应量（用Ms表示）变动的基础；另一个就是货币乘数（用m表示）。这样，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为： Ms=Bm

货币乘数论的模型大体可以分成简单乘数模型和复杂乘数模型两类。

1.简单乘数模型：■=m

式中，r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复杂乘数模型

萨缪尔森用“超额准备金率”来衡量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的大小，用“现金漏损率”来衡量原始存款漏出存款领域的多少。超额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保留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准备金与存款货币的比率；现金漏损率是顾客在整个存款派生过程中所提取的现金总额与存款货币的比率。如果用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用c表示现金漏损率，货币乘数公式则变为： m=■

（二）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

1.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创造信用、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

其理由是：a.金融创新使得替代活期存款和通量的流动性负债形式迅速增加；b.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具有完全的替代弹性；c.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争夺放款的竞争，削弱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d.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扩张上只有程度差别。

1.金融机构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实际上取决于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第一，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行为对创造货币的能力的影响；第二，对信用的需求是创造货币的关键。

2.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是控制货币扩张的唯一措施（作用有限）。

3.宏观金融控制的目标和手段应该改变。

（三）内生货币供应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明确提出了“内生货币供应论”，其主要观点是：货币当局无法对信贷的供应实行完全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已成为一个内生变量。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所决定，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又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更不可能支配他们的行动。因此，货币供应量是由经济体系内部诸多变量决定并影响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由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

和公众的行为共同决定的。其主要理由可归纳如下：1.由金融机构业务活动决定的信贷及其创造的存款货币是货币供应的源头，即信贷需求决定信贷供给；2.金融媒介方面的创新，能起到动用闲置资金，节约头寸和改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3.企业创造非银行形式支付扩大了信用规模，通过扩大信用规模推动货币供应量增加。

因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四）资产选择的货币供应论

托宾的货币供给理论认为，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使货币的供给函数变得极为复杂。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以及社会大众的资产选择都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应将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行为函数与社会大众的资产需求行为函数引入货币供给模型。包含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一般均衡模型，货币供给是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与其他资产的供求同时决定的。

托宾模型资产主要有四种：1.股权、2.政府债券、3.基础货币、4.外贸资产。

私人财富新供给来源有三个：一是存货或生产资本的净积累（I），二是政府预算

赤字（D），三是国际收支盈余（CAS），家庭储蓄（S）是这三项之和，即 。由于储蓄等于国民收入减去消费（C）和税收（T）之余额，赤字等于政府支出（G）与税收（T）之差，因此，国民收入Y=C+I+G+CAS。

1.股权资产供给――净投资方程

托宾认为，私人资本投资是形成新的事物资本的来源，其信资本的所有权通过股票方式实现。资本品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间的差异是加速或减缓投资率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当资本品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则诱导资本积累的加速；反之，当资本品的市场价值低于其重置成本，则抑制或减缓资本积累。净投资方程：

2.政府债券和基础货币的供给――政府赤字的融资方程

托宾认为政府赤字是政府债券和基础货币的来源。货币发行相对于基础货币，包括现金或中央银行存款债务中的等价物；非货币政府债务是永久性公债或统一公债政府赤字必须用发行基础货币、统一公债和出售外币资产来弥补。其中，发行基础货币越多，负债越多，收入越多，出售外币资产实质是本币置换，不利于解决财政赤字。赤字的计算公式如下：

3.公众的外币资产供给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外币资产供给由国际贸易盈余和外汇资产收益构成。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汇资产增量等于国际收支盈余，用公式表示：

根据上两个公式可导出公众的外币资产供给函数：

4.托宾的资产选择的货币基础模型理论

托宾的决定短期均衡数量和价格的多资产模型表明，资产市场是相关互联的，任何一种资产需求变化或收益率变化都将导致其他资产需求的调整，引起资产组合的变化。这一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托宾认为，货币供给受制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公众资产偏好及其资产结构是由整个金融体系的社会经济部门的共同活动决定，非货币当局能够直接控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是储蓄与投资高度不完善的协调，协调失灵是经济不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出笼的基本原因；金融货币政策能够改变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结果，无论长期还是中期，金融政策都不是中性的。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影响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表明，这个学派已感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必须考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如何协调问题。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C合对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论述，对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古典综合派是从实证经济学的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实证分析与

规范分析的结合的。萨缪尔森扩展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表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课题上的交叉和结合的取向。这为我们进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汉森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更替，必须交替地实行收缩与扩张的政策。这种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确有借鉴之处。

（四）新古典综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内部的不足，并试图通过其理论体系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健.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2：91-95.

[2]王爱琴.新古典综合派经济主张及影响[J].合作经济与 科技，2006，23：26-27.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7篇

（一）不确定性

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七、结论

现代的金融学的状况同19世纪的天文学一样，坚定的认为七大行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太阳系，但是，实践证明，不管怎样改变七个行星的运行轨迹的变化，与实际观测数据都不符合，第八颗行星有可能存在于太阳系中，所以必须变动之前的所有模型。金融学的研究领域是开放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金融学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得传统经济学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的不断波动使我们找到新的变量去完善和改进前人的成果，以此指导我们的工作，使得金融学不断的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8篇

【何志雄先生，文华新城集团执行委员会董事，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投资银行、企业融资、上市公司管理、矿业资源及传媒、慈善等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他获有多伦多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国际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毕业。同时担任香港复康会委员，香港麦理浩医院院监，香港医院西联网招标委员会委员，亦为香港上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事业之余不忘回馈社会。】

有为于金融，亦无为于金融

“商界的最高境界，相信是接近道的感觉。摸索中，你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向左转，什么时候向右转，转的力度有多大。除了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固定住。你越没有自己，道的感觉就越强，你的灵性就越接近上天的力量，进入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状态。”――这是何志雄先生对于“商”的言论。

“道”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但是“商”却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从中亦可以得窥何志雄先生过往的从业历程。顺着其事业的足迹，挖掘其时代脉络下的故事与人生感悟，以及思想的火花，不啻于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看一本言论新颖的书，让人有灵性之悟，有茅塞顿开之感。

何志雄先生何许人？为香港金融界中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专业人士。他在广州出生，在中国知名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毕业。1989年他前往加拿大，又在加拿大知名学府多伦多大学求学深造，获取金融学硕士学位，完成向金融专业人才的完美转变，攀登于金融之路上，以本我彰显人生之色彩。

何志雄先生的金融之路是从加拿大展开。当时他主持收购Pacific Gold Corporation，担任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此为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工作重点为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监水井作业。加拿大的工作经历显然令他记忆深刻，为此他用了一年时间，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倡议、融资、安排、出镜、写稿，拍摄了一部长达9集的电视纪录片《加拿大纪行》，赞助商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模拟器公司CAE等四家大公司，成片于1994年，并在北京电视台等十四家电视台播出。令他回味起以前因为在中央电视节目主持大赛业余组中获得第四名（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泽群当年获同组第三），而得以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和在加拿大两家电台从事电台主持的经历。

但何志雄先生的工作重心依然是金融，主业也是金融，1997年回到香港后，他依然是从事风险投资等金融业务，并先后任职于不同的金融公司。他曾为元成基业之首席投资官，此为一香港风险基金公司，主要专注于早期阶段的科技投资及可立即在香港转换成上市股票的投资；他亦曾为香港Laidlaw Pacific (Asia) Limited之执行董事，Laidlaw Global Corporation中国区的首席代表，此为一华尔街投资银行；他并参与了亚洲太平洋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所有投资，此为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十亿美元投资的公司。

这一段工作经历，带给何志雄先生的是更加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加精彩的人生阅历，也为他的金融之路夯实了基础，使他坦然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在两年前，他加入到文华新城集团，担任执行委员会董事，亦为文华新城集团旗下的文华新城理财顾问有限公司之项目总监。文华新城集团总部位于香港，主要关注首次公开上市及采矿、石油及天然气以及新型能源项目，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有关海外上市的财务顾问和矿业方面的投资顾问，刚刚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铬矿的巨大融资。

何志雄先生在文华新城集团负责投资管理，到此时，他已经拥有超过15年的金融从业经验，已经是一名行业内的资深专业人士。而在金融服务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专业才能更为重要，对于他来说，以国际视野配合区域性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是为“有为”，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保持着“无为”的本心。

在金融之路上，何志雄先生一直努力地去使自己保持一颗童心，在过程之中不为贪欲所迷惑，并时时保持清醒，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懂得时刻准备好向所有人学习，懂得在社会中如何不断提升自己，懂得如何在不公平的情况下保持公平性。为此他认为要学习的，正是那种共荣共存的智慧，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生存和统一之道。

而这个“道”，就是一种境界，或许终会达至“无为而无所不为”，在这个“有为”的社会中，发挥最佳的作用。

新古典儒家，君子自强不息

“其实，商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赚钱能力，而是你的缘分和把握缘分的能力。有了缘分，能够把握，你可以请其它有赚钱能力的人去执行。万事万物，看似孤立，其实，它们都是安排好的。千万人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偏偏是他胜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只有跳出五行六欲的人们，才会真正明白这里的道理！”――何志雄先生之言论。

在何志雄先生身上，最让人叹服的地方，就是他在事业进行的同时，能够融汇人生之哲理，常常思考，每有研究，均能够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他称自己对国学是业余的研究，但他每年都几乎翻阅百余本相关书籍，亦会在读书有感之时，写下自己的感悟，也会写下一些自己的文章心得，并试图去找到一种能为政府接受、为既有利益者接受、也能够为西方接受并认可的东西。

为此何志雄先生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古典儒家思想”。即用先秦思想，配合西方现代可以吸收的东西，核心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必须是中国先秦的思想和基础。因为他认为中国很早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譬如民主、人权、自由、和在很早就有提出，并不是西方所独有。这是一个可以与西方文明相统一的基础。西方的东西可以学习，只要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就行。何志雄先生主张，用天的概念统一中西方文明。因此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有很多可以做到的地方。比如宗教，它需要重新寻找形式、方法、和传播方式, 应该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各种宗教逐渐统一起来, 而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

概括来讲，新古典儒家思想是指――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民（人）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但是又与佛家道家背后的人的灵魂部分相结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儒家思想，它是与一切宗教都可以兼容的、人类在行动方法和政治方法上的一套处理哲学，它是全球伦理道德统一和结合东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先秦的儒家，是的儒家、自由的儒家、人道的儒家，是“人格单一化”与“俗圣二元化”有机结合的儒家，是与佛道相通的儒家。

中国现在的思想, 应该是以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为核心, 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 并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形式方面或“术”方面提升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中西方文明两者看上去、感觉上却没有什么区别。就像钢化玻璃与有机玻璃看上去一样, 但两者的物质结构、物理指标是不同的,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它们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看上去差不多。人们不能拿“相”、“色”去判断“性”, 前者好不一定后者好，反之亦然。但是“性”代表长远的东西，代表“相”可能变动的方向，代表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现在的“色”、“名”、“相”都是往昔种下的“因”所造成的, 包括改革开放、百年抗争的岁月、几千年的专制等等。而当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程度, 势力的崛起需要向世界展示新的“色”、“名”、“相”的时候, 中国潜在的“性”, 即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才会真正地显现出来。

当然，何志雄先生认为自己还有非常之多的不足，他说自己只是一滴水，“与先人相比，什么都不是”。因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徜徉书海之间，以书为舟，以勤为径，除了每天晚上和周末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思考写作更多的东西。最直观的主题就是，做人、生意、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即从做好人，做好生意，引领文化，创造价值，并身体力行地去回馈社会，做好事，做善事，做一个普通的人应该做的事。

何志雄先生相信――您的善行，正在影响着周边的人，影响着他们的从商之道和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千万个发光点一样，逐渐的，光会越来越亮，善的力量越来越大，世界因您而改变。因此何志雄先生在投资中的理念就是，以快于别人几步的方法进到一个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领域，然后通过经营赚钱，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这样一个状况。

一直以来，何志雄先生也是努力地践行自己的理念，事业之余不忘回馈社会，他担任香港复康会委员，亦为香港上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三年前在北京代表基金会参与创办非牟利性的机构上善医院，拥有大概200个床位，服务于广大的病患人群。另外他亦有心愿，正在筹备天仁安沃慈善基金，准备首先用现代传媒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推广；另外一个是大兴老人院，因为中国老龄化趋势加重，如此可以使老人得到更好地照顾；第三就是兴办教育，帮助读不起书的孩子，积极捐资助学。

在何志雄先生看来，回馈社会的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人性是一种若干代积累下来的东西，他希望人性是善。但在如今的社会氛围下，社会是一个交错发展的过程，曾经因为对西方文明产生盲目崇拜，一度失去社会前进的方向。当然，他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因此更应该放开自己的胸怀，以中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根基为基础，兼容并蓄，始终保持自强不息。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9篇

突然有一天,你被告知你学到的关于过去30多年金融市场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你会作何反应?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相信,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人们即使面对客观事实,也难以自我否定。社会心理学家是在诊治一些世界末日论精神病患者时,发明这个术语的。面对此次正在全球深入发展的金融危机,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也面临这种认知失调的境况了。

随着现代金融市场效率日益提高,金融学家们已经忘乎所以地将新古典理论全部搬过来,用以模拟仍然不够完美的现实市场。现实是复杂的,而理论是简单的,正确地使用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洞察复杂的现实世界。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简单的理论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不现实的抽象和假设,这就注定了理论只能解释部分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全部。问题往往就在于:当理论家们将自己的理论模型发展到无与伦比的典雅之时,他们也忘记了自己理论的内在盲点所在。

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最终证明了我们正在广泛使用的金融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现在正该将人类复杂的心理和行为整合到原来的理论中,以求更好地模拟市场行为。市场归根到底是由人类行为驱动的,因此,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和观点,无论对错,都可能影响市场走势。

目前各国金融市场(包括中国股市)的波动,乃至繁荣与崩溃交替的周期特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散户投资者的同质单向预期(one-way beliefs),风格雷同的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则是雪上加霜。只有在预测市场上扬和相信市场下跌的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市场才可能回稳。也只有当多数人都相信市场将上扬时,市场才可能真的涨上去。

众所周知,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有完美的信息,价格在随机波动;真实情况是,不完美的信息导致不完美的行为,因为每个参与者都会或多或少对历史存在一定的记忆,并借此作出今天的决策,这就使得市场波动更加复杂。

然而,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则是沿着一个简化而偏离实际的路径发展。1900年,法国数学家Louis Bachelier写了一篇名为《投机理论》(The Theory of Speculation)的文章,首次使用正态分布模型来模拟市场波动。不过,这篇文章直到1956年翻译成英文后,才为人们所熟悉。到了1959年,Harry Markowitz也基于正态分布假设,开创了资产组合理论;1964年,William Sharpe创造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1965年,Eugene Fama则发明了有效市场假说;最终,在1973年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发表。至此,建立在简化的正态分布假设基础上的现代金融理论框架,已经搭建得相当完美,组合投资和估值似乎已经成为一门硬科学,而不是艺术。

今天,几乎每个现代的银行和投资公司都在使用VaR模型,用以评估自己承受的市场风险及风险资本(capital at risk)。1993年,Scholes和Merton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家对冲基金。该公司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借助数学模型,通过对市场实时数据的分析来发现市场异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精英们坚信市场终究将回归均值,而且他们雇用了25个博士来完善自己的预测模型,所以,他们使用了高达50倍的杠杆率来赌自己的信念。不幸的是,1998年,俄罗斯债券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开始违约;与金融理论假设各个市场独自运动不同的是,这时候,全世界债券价格同时下跌,结果造成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得不频繁补充大量保证金,很快,他们就遭遇流动性危机。十年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真是今天金融危机的先驱。

人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理论如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应该会很快被抛弃。事实并不是这样。直到今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仍然是商学院必修的金融理论课程,也是各种风险管理模型(如VaR)的建模前提。一些过时的理论,就如同那些坏习惯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不过,这次源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一代人所有战争损失的总和。教训是如此深刻,以致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现在的市场风险分析工具需要作出彻底的调整了。

危机推动变革。每一代人似乎都要重新学习他们时代的教训。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实践比理论重要的道理,知道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书本都不可能替代经验。一个年轻的投资者,可能因为运气好或者敢冒险而获得了不错的投资业绩,但是,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家,很可能是需要时间和智慧的积累,何况巴菲特也有亏的一天。■

新古典金融学范文第10篇

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关注对整体经济现象，分析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深刻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创立者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科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基本演变形式，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托宾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释往往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现在该是给它一个新的诊断的时候了”。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样地，1970年代的大通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的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上的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以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货币主义者们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都认为非洲国家具有比东亚国家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

而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一国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原来实行中央集中计划的国家都已经走上了朝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现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对过渡初期GDP的巨大下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似乎不以为然。并提出了过渡国家国民经济的“U”型发展路径假说。因而在经历初期的衰退之后，转型国家的产出将会得到恢复性增长，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然而，目前的经验事实并没有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预期提供良好的证明。不仅对主流经济学在“东亚奇迹”问题上的解释存在争论，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更是引起了当初设计者的深刻反思。更加致命的是，对于中国的“渐进式的”、“折中主义的”自我摸索的改革道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失去了解释力。连那些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践是独一无二的”。因此20世纪以来的第四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的转型衰退与中国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