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08:04:42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课程设计；教学特色
[作者简介]周喜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3-0149-05
一、泰国法学教育发展简介
泰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很高。2009年，泰国一共有166所高等院校，其中公办大学78所，私立大学69所，集体所办大学19所。泰国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学习西方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经113年，融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和国情，其法学本科、硕士及博士教育已独具特色且市场化程度很高。
泰国第一所法学教育机构“法律学校”始建于1897年，当时隶属于司法部，主要由法官授课，第一届毕业生只有9人。随着“法律学校”的发展壮大，逐渐具备了当时发达国家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条件，于1933年4月25日将当时的“法律学校”并人朱拉隆功大学并独立成院，挂名为“政治学与法学院”。但原来的“法律学校”不满足于成为朱拉隆功大学的一个院，要求独立设立为一所大学。1934年3月8日，“政治学与法学院”在短暂地并人朱拉隆功大学后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大学，命名为“法政大学”，即现在位列泰国大学排名第二的“法政大学”。而朱拉隆功大学直到1941年才有了隶属于政治学院的法律系，到1973年才成立独立的法学院。随着泰国法学教育蓬勃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泰国拥有法学院的大学已有59所。
泰国法学教育主要是封闭式法学教育。其从事开放式法学教育的大学只有一所――兰甘亨大学，该校是唯一一所开放式公立大学，创建于1971年。该校独家主办和管理高等自考教育。入读该校不需参加入学考试，不受年龄的限制，不需上课，只需注册学分通过考试并修满学分就能毕业。且学费非常便宜，每学分25泰铢(相当于人民币5元左右)，本科专业总学分一般为130学分左右。该校会有计划地组织大量的培训班和网上授课，印发各种自考教材和资料。每年兰甘亨大学的新生数量后全国大学之最。该校的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并不亚于泰国其他知名大学，这归因于该校一贯坚持宽进严出、质量严格把关的原则。而其法学专业则享誉全国，紧排于朱拉隆功大学和法政大学之后。泰国将高等教育自考由一所大学主办和管理，使得自考教育蓬勃发展、井然有序且质量很高，也为社会各类人士提供较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泰国法学本科教育
泰国封闭式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全日制本科生，这类考生是高中毕业生，白天上课。第二类是非全日制本科生，这类学生来源于社会，晚上和节假日上课。泰国公立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一般都要经过泰国统一高考并按分数高低录取，而泰国私立大学则一般无此要求。非全日制本科生则由各大学自主招生。泰国本科教育已经相当市场化，泰国人只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入读大学的决心，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
泰国法学本科采学年制和学分制并重，学制四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本科至少需修满135学分。其中包括一般基础课程学分30分、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学分71分、法学专业分类必选课程学分18分和自选课程学分16分。
1 一般基础课程(30分)。一般基础课程分为普通培养大纲课程和法学院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普通培养大纲课程18学分。其中：外语课程学分6分，社会学课程、人类学课程、数学与科技学课程和其他学科类课程各3学分，此类课程不是在法学院修学分，而是去相应的学院修学分。
法学院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12学分。主要有法律逻辑学、法律历史学、法律与社会、律师会计学、律师经济学、专业外语(有法律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供选)等。
上述一般基础课程在大学第一和第二学年修完。
2 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71分)。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一共26门课程。包括：债因I(主要内容为：法律行为和合同的一般原则，时效和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财产法；人法与家庭法(主要内容为：民事主体制度、家庭身份法律制度和婚姻法律制度)；法律基础；债的效力；遗产继承法；借贷与担保法(主要内容：借贷和债的各种担保，如保证、抵押、质押等)；典型合同Ⅰ(主要内容：买卖、互易、赠与、租赁等)；典型合同Ⅱ；债因Ⅱ(主要内容：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法律制度)；商业组织法；票据法；税法；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泰国司法程序与法院制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公法一般原则；宪法与政治机构；行政法；法理学；劳动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这些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在前三个学年学完。
3 法学专业分类必选课程(18分)。在大学本科第三学年末，本科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专业方向。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分为四个专业方向：民法与刑法方向、商务法方向、国际法方向和公法方向。
民法和刑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民法刑法法律英语、民法讨论课、民事诉讼法讨论课、刑法讨论课、刑事诉讼法讨论课、保险法、经济犯罪、破产法、比较法基础等。此方向主要为将来想从事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职业的学生设计。
商务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商务英语、律师会计、知识产权、反垄断法、商务法讨论课、证券法、合同洽谈与起草、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际商务法、国际合同法等。此方向志在培养公司企业等商事组织的法律顾问和法律工作者及专攻商事案件的律师。
国际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国际法专业英语、国际海商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欧盟法、国际法讨论课、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国际经济法Ⅰ、国际经济法Ⅱ、国际法与发展等。
公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公法专业英语、宪法组织法、行政法院和行政诉讼法、财政法、行政程序法、政府合同法、法律与社会问题讨论课、环境法、经济公法基础、立法与立法程序讨论课、行政法讨论课、宪法讨论课等。此方向主要针对立志成为行政法院法官或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学生设计。
4 自选课程(16分)。自选课程范围非常广泛，既可选法学院开设的自选课程，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选择法学院以外的院系开设的课程。而法学院本身开设了大量的自选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专业知识而针对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例如：针对商务法方向的课程有金融衍生品法律制度、投资法律制度、市场法等。第二部分是满足因社会和
科技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法律领域的需要而开设的新课程，例如：科技法律制度、电子商务法、计算机犯罪法律制度等。
本科生除了修满上述学分外，还要进行大约三个月的法律工作实习。工作实习时间安排在第三学年度结束的暑假期间，学校会帮学生联系工作实习单位。但工作实习并不是本科毕业的硬性条件之一，所以由学生自行选择。如果学生选择学校安排的工作实习，学校将颁发工作实习的资历证明。学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都会选择工作实习。
(二)法学本科教学特色
泰国本科法学教学特色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就是“案例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不仅体现在老师的授课方式中，也体现在学生考试考评方式中。
泰国本科法学专业前三学年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泰国一些最基本和重要的部门法，也主要是针对泰国基本法典授课。这些法典主要有《泰王国宪法》《泰王国民商法典》《泰王国刑法典》《泰王国行政法典》《泰王国民事诉讼法典》《泰王国刑事诉讼法典》《泰王国行政诉讼法典》。泰王国法院审理案件素有判例法系传统，其高级法院案例都得到了系统而详细的整理，查阅非常方便。泰王国高级法院在具体运用法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权威性判例，这些判例在对法律的具体解释中具有绝对权威。因此，离开泰王国高级法院的庞大的案例，就较难理解泰王国各类法典中的法条的准确含义。正因为泰王国法律实践的这一特征，法学教师在具体授课中都会列举和总结高级法院典型判例对法条的理解。授课的重点也是培养学生对具体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除此之外，每门课受教师所接受判例法系国家或者大陆法系国家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对法律基础理论授课的侧重点不同，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教师会更偏重于法律基础理论。到本科第四年时，因开始分专业方向，教学才开始倾斜于法学理论教学。法学理论教学主要是通过在原有基本部门法基础上开设讨论课方式进行。
泰国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考试题目几乎全部是主观题，且不外乎两种题型：最主要和常见的一种是案例分析题，第二种是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综合性非常强，需要灵活运用相关法条，学生想得高分除了阅读法学教材外还需经常翻阅高级法院案例。而论述题也往往要求例举相关权威性判例或举例说明。每门课有期中和期末考试两次，期中考试占三十到四十分，期末考试占七十到六十分。每次考试都有两到五个不等的主观题。所以，泰国本科生无须死记硬背任何概念和理论，而是参照高级法院判例准确理解各大法典中法条的意思及法条的具体运用。这也是和泰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官选拔考试及检察官选拔考试相符的，因为泰国这类考试绝大部分是案例分析题及少量论述题，而没有其他题型。
三、泰国法学硕士生教育
泰国法学硕士招生由各大学自主招生。报考泰国法学硕士，第一个条件是考生必须是法学本科毕业，然后通过英语入学考试。英语入学考试既可报考托福、雅思等国际承认的英语等级考试，也可报考每所大学自己组织的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考生英语考试成绩需达到各大学规定的标准。然后，各大学自行组织其他相关考试，该类考试由各院系自行出题和评卷。所以，泰国各大学所要求的硕士入学英语水平和其他人学考试都会有差异。泰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泰国的法官、检察官选拔考试只承认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兰甘亨大学和博仁大学的硕士文凭。
(一)泰国法学硕士课程设置
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分为四大专业方向：国际法方向、刑法方向、公法方向和商务法方向。其法学硕士教育采学年制和学分制并行，学满2年但不得超过4年，修满3分。3分分为：统修专业必修课程6学分，专业必修课程分，专业选修课程分，自选课程3学分，论文12学分。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1 不计学分必修课程三门：法律专业英语、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论和专业讨论课。专业讨论课分为四个方向。
2 统修专业必修课程两门：大陆法系和法理学。
3 专业必修课程：国际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国际法理论和方法、高级国际组织法、国际社会主体关系法；刑法方向必修课程为高级刑法学、刑法政策、刑事诉讼比较法；公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公法理论、宪法与政府组织法I、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法律制度；商务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商事组织法、商事税务策划及法律制度、法律与商事关系。
4 专业选修课的课程非常丰富。每个专业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少则上十门，多则二三十门。法学院会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生选课的情况确定每学期的专业选修课程的开设。
5 自选课程也非常丰富，同样会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生选课的情况确定每学期的自选课程的开设。
6 论文12学分，则为学生注册学分而无须上课，只需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即可。泰国法学硕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都是学生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考试的时间，而没有统一的时间安排。所以最快的2年就毕业了，最慢的则需4年，而学满4年未能取得学位证的也大有人在。
(二)泰国硕士教学特点
泰国硕士教育完全侧重于法学理论教学，授课老师会对一些重要法律问题的理论起源，各国理论、各国制度尽可能地做比较分析。每门科目的考试题目类型只有一种：论述题。答题方式是阐述既有理论和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独特见解并阐述理由。
其有特色的两门课程是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和专业讨论课。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讨论课安排在第三学期。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主要讲解研究方法，同时要求学生开始物色硕士论文题目，并与专业讨论课相辅相成，为学生做硕士论文作准备和铺垫。该两门课由学校法学研究经验最丰富的教授主讲，并以每位学生的硕士论文导师作课外辅导为辅。主讲教授主要讲解研究选题的方式方法，同时要求每位学生在查阅大量资料和请教硕士论文导师后提出初步开题报告，并在全年级主讲其开题报告，然后由任课教授和全年级学友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如果题目没有得到任课教授的认可，学生就必须重新找研究题目。这两门课促使学生为毕业论文选题而大量查阅资料并请教导师，再通过任课教授在研究方式方法上把关，从而使学生能基本确定硕士论文题目，为硕士论文进一步研究和写作夯实基础。
四、泰国法学博士生教育
泰国有资格开设法学博士专业的大学，现有四所，即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兰甘亨大学和博仁大学。上述大学法学院在法学博士生的招生数量、条件、培养方式等方面具有自。但法学博士生在报考前一般要参加托福、雅思等国际承认的英语等级考试或本校组织的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并达到各大学规定的博士生入学英语分数线。而进一步的考试各校会不一样，例如法政大学，需要提交博士论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法政大学两名有资历做导师的老师认可并出具推荐信，然后才可报名参加考试。报名后组织5人左右的委员会审查博士论文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该报告进行口试。
而朱拉隆功大学同样要求提交博士论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不严格要求有资历的老师的推荐信(即可有可无)，提交报告后首先安排3个小时的专业英语考试，然后安排3个小时左右的博士论文可行性研究报告口试。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的博士课程分为通修课程和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
博士通修课程有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和专业讨论课。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安排在第一学期，从2009年起，如果学生入学第一学期的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没有通过，必须自动退学。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由研究资历深厚的教授上课。每次课学生必须对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进展程度作报告，然后由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主讲教授会根据学生汇报情况安排下一次课的研究任务。当第一学期结束后，交一份详细的博士论文研究进度报告。任课教授会对学生是否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作个判断。如果教授认为学生没有具备博士生应有的研究能力，此课程就不能通过，学生必须自动退学。
专业讨论课则是指导学生深化博士论文大纲和丰富博士论文的资料，并指导学生如何准备和组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高级学术研讨会。学期结束时，博士生必须以博士论文为议题，自己组织至少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的所有经费由法学院支付，但学术讨论会所有事务和过程都由博士生自己处理和安排。学术讨论会的一般要求是：第一，必须向与博士论文研究范围有关的所有专家、相关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以法学院名义发出邀请函；第二，除了博士生做议题报告外，必须有不少于3位权威专家主讲；第三，会议规模应是二十人以上。让博士生自己组织高级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让国内相关专家审核博士论文是否有可行性和研究意义；第二，在邀请专家过程中能向专家请教和征求意见，并可向专家和相关单位收集资料；第三，培养博士生组织学术讨论会的能力，因为该能力是一位研究工作者必备能力。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博士生必须做一份详细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交给专业讨论课任课教授。该报告需详细汇报学术讨论会的参与成员构成、议题内容、讨论内容、观点资料收集情况、学术讨论会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和效果、对收集的观点和资料的利用价值的详细分析等等内容。专业讨论课任课教授会根据学生提交的学术讨论会报告和亲自参与学术讨论会的印象来评定学生是否能通过该课程。
而每个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则由入学考试委员会成员根据学生的教育背景、知识储备和能力情况、博士论文选题方向来确定需要补修哪些课程。课程数量和课程内容因人而异。比如笔者，是中国学生而不精通泰国法律，研究民法方向，所以，必须修泰国本科有关民法的所有专业基础课程和硕士专业的一些民法专业课程。又如泰国一位研究银行法问题的博士生，必须去外院修财务会计、金融等专业方向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博士生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还必须通过博士生综合能力考试。这个考试的目的是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具备做博士论文的综合素质。考试的过程为：首先提交博士论文进程报告，然后成立一个不少于5人的考试委员会商讨考试题目。考试题目一般是一个到两个，例如笔者的综合能力考试的题目只有一个，题为“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制度发展对各国财产法和合同法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分析上述法律的发展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所产生的影响。在分析时请结合具体国家的财产法和合同法进行分析”。可见题目是针对博士论文的方向考察学生相关知识储备程度。而答题的时间会根据考试题目范围大小而定，一般少则15天，多则1个月，例如笔者的题目答题时间为1个月。答题期间届满，考生提交一份答题报告，然后考试委员会对学生就答题报告进行口试。
只有通过上述考试后，才能进行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答辩和论文最后答辩。而关于博士生学习期间学术要求则不同年级要求不同，例如2007年及之前入学的法学博士生必须在泰国国外权威刊物发表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一篇，而2008年后入学的博士生，必须每学期发表一篇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直至开题报告答辩通过为止。
五、泰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泰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只有我国二十分之一，法学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程度却非常高。其法学教育有如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
首先，法学本科教育实践针对性非常强。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让学生理解法条和灵活运用法条，并直接与泰王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官选拔考试及检察官选拔考试的要求相符。无论其课程设置、教材，还是老师的授课方式和课程考评方式，都注重学生的法律实际运用能力。本科教育注重学生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死记硬背法律概念或理论。而我国却没有把本科生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太注重理论教学和死记硬背。
其次，研究生阶段的研究能力培养非常凸显。泰国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非常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会有大量课程深化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及比较各国相关法律制度，并对硕士生的研究能力进行初步培训。而到博士阶段，则主要是培训博士生独立研究专题的各种必备的能力，例如独立组织学术讨论会的能力。笔者认为，其法学研究方法课程和学术讨论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式很值得我国借鉴。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 “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记：您既是著名的律师，又是著名的法学家，您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您是如何将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呢？法律实践对您从事法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在中国法学界，堪称“人才”的学者不计其数，但可谓“鬼才”“怪才”的，学界却近乎一致地认为非邱兴隆莫属。
他身材瘦削，长发挨肩(一年剪一次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且有毒辣之光(学生评语)。24岁写下人生第一部“不堪回首”的法学著作，却被专业人士誉为“提升了我国刑罚理论的水平”。博士毕业在即，却演绎了一出为学界瞩目的“神秘失踪”剧。蹲了近五年的监狱，出来时却带出了203万字的法制报告作品，以及一部40万字的纯理论著作，里面没有一个注解，令那些整天泡在书堆里扒抄资料的拼书者汗颜，而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让一些因爱惜他而担忧他学术前途的师友宽慰。
天分、个性，以及独特的经历，使他成为在中国公开表态应当立即废止死刑的第一位学者。回首往事，邱兴隆并不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而得意，也没有为别人眼中的错误而追悔。“做自己的人，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想自己的问题”，人群中，学界里，邱兴隆就是这样我行我素。
人生急转弯
邱兴隆，1963年元旦生于湖南湘乡东台山。26岁以前，他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16岁上大学，在当时中国惟一的重点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读法律。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研究生。23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高铭暄的博士生，虽外语成绩未上最低录取线，但高铭暄爱才如命，多方争取下，邱兴隆被破格录取。
在邱兴隆的回忆中，来到人大，他便置身于一个绝好的学术氛围中。他的法学天分也得以更好地施展。其中里程碑式的一件事，要算1988年《刑罚学》的写作与出版，时年他2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学良在其著作中不只一次肯定了《刑罚学》的学术价值，并认为这部书使邱兴隆“一鸣惊人”。而邱兴隆本人，虽也体会了出书的快意，但更多时候是为书中不成熟的观念感到歉疚。尤其当他听说，时隔十余年，此书尚为学界广为参考、引证，便决心“再写一部刑罚学来系统地扬弃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早期学术思想”。邱兴隆说：“我总认为褒扬不是源于这部书本身有何成功，而仅仅源于它在推动新中国刑法学中刑罚论的研究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在《刑罚学》出版之前，没有哪一部著作提到刑罚功能的概念。”
如果照此发展，一个法学家就沿着一条“正常”的轨道成长起来了，可邱兴隆却偏偏要另辟蹊径。事情缘于1987年的一次海南之行。“我本好动，面对外界诱惑容易动心，就在商业一条街开了一个书店。”而他的性格又是“干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就全身心投入。”于是，这位尚未毕业的法学博士生一转身成了敬业的书商。博士毕业论文被他抛在脑后。
1989年元旦，邱兴隆接到北京电报，要他立即回校提交论文并做答辩准备。如果事情就此步入“正轨”，他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对付”一篇论文答辩，对于他也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邱兴隆回校后，仍不忘身为“书商”的“本职工作”，转赴河北联系业务。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祸从天降了。
在他去河北期间，例行检查的公安从他在京落脚的宾馆抄走了一部分书稿。这些书稿，邱兴隆称“是北大和人大的一些学生委托我联系出版的”。1989年7月20日早，刚刚返回北京的邱兴隆被民警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带走，收容审查了185天。时年他26岁。
1990年春节前一天，邱兴隆解除收容审查，获得自由。此时，海南大学早已致电中国人民大学，明确表示不再接收他。高铭暄经与研究生院协商，决定让他在一年内重写论文申请博士学位。而此时的邱兴隆却感到心灰意冷，“再呆下去没意思，还不如重操旧业”，于是发生了当年学界广为人知的“邱兴隆神秘失踪事件”。
邱兴隆就此断绝与学界的一切来往，下海当起了个体书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3年3月，他又因“涉嫌非法出版”被抓了。“当时书刊界的一个朋友向我借了一万块钱，在我向他讨账的时候，他说没钱，只有书――《读者文摘百期精华》，我矢口道这是非法出版物，但为了把钱要回来，便把书接下来抵账，然后托朋友销售。书到市面上有反馈，有人检举，抓了我。”邱兴隆说，“我说书不是我印的，但他们又找不到那个人，而当时又正好赶上‘扫黄打非’运动，我被抓作典型，在河北关了近五年。”邱兴隆在羁押期间提起上诉，在他本人和他的辩护人张金龙律师的请求下，于1998年2月被取保候审，年底改判无罪。
就在邱兴隆被改判无罪的当天，他在“失踪”九年多后，第一次给导师高铭暄教授通了电话，高老师的话他至今难忘，他说：“既然是无罪，说明小邱没错，而是有关机关错了。”带着恩师的理解与支持，邱兴隆次日飞回表示愿意无条件接收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开始了执教生涯。
囚禁中的思考
“监狱的环境迫使我思考问题。”邱兴隆说，“我学了10年刑法，没想到歪打正着，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他开始研究监狱亚文化，写狱中手记，并以研究者的角色思考司法不公的问题。随着素材的积累，邱兴隆的思路回到他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刑罚根据论》上。“我在狱中，接触到很多司法不公的案例，感到很压抑，决心要在宏观上颠覆现有的刑法理论，还刑罚以理性。”这样，坚信自己无罪的邱兴隆在一个行动不自由但思想绝对自由的囚禁环境中做起了刑罚哲学研究。
没有资料，对邱兴隆来说并不是缺憾。“别人的思考来自于文献资料中的间接的知识积累，而我思考则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狱中手记的写作实际上让我完成了对刑罚进行理性思考的资料积累过程。”
囚禁期间，邱兴隆写了10来本“黑”字与“法”字系列法制报告作品，总计约200万字。活生生的现实材料让邱兴隆文思泉涌，原本以为10来万的《刑罚理性导论》，在3个月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下来，正文竟达到40万字。陈兴良对这部书的评价是：“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衡量，它不是一部刑罚理论著作，我更愿意将它定位为一部刑罚思想著作”。在写作《刑罚理性导论》的过程中，邱兴隆还形成了“刑罚理性四部曲”的构想――至今他仍认为这是狱中最大的意外收获。
被取保候审后，邱兴隆在当地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从事四部曲的第二部《刑罚理性评论》的写作。“《评论》以自己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刑罚理性统一论为标准，评价历史和现实当中存在的刑罚制度。既然是评价，就应当有根据，因此这部书有大量注解，而且这个时候也有条件获得资料了。”《评论》顺利地在半年完成了定稿。
此时邱兴隆已经对做学术研究“走火入魔”了，“把学问作为惟一的精神寄托，觉得自己不写下去，很压抑。”《评论》出版后，邱兴隆开始着手四部曲的第三部《刑罚理性辩论》的写作，为此，他开始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资料，
甚至有意识地下功夫恢复专业外语，翻译了大量的英文资料。“在被宣告无罪前，我就在做这个事，乃至我飞回西南政法大学时，带了9麻袋书。”
做学问的感觉已经回来了，而且不可抑制，邱兴隆请求高铭暄允许他博士论文答辩。2000年5月25日，人民大学法学院会议室，邱兴隆未及启口，泪如雨下。这是一场迟到了11年的论文答辩。就在这。一天，作为他的《刑罚理性辩论》的一部分的博士论文《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在经历了痛楚的人生急转后，邱兴隆又回归了学界。
提出废除死刑主张
对死刑问题的思考始于囚禁期间。在邱兴隆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是被判死刑的人。而他作为一个刑法学人，对于哪些人该判死刑，哪些人不该判死刑，有一种法律意识。但现实跟他的意识之间差距很大，“那些我认为不该判死刑的被判了”，这令他反思，“有些罪，本不该规定死刑，怎么还规定死刑”。最终邱兴隆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回到生命神圣的本源上来，废止死刑。
邱兴隆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明确表态废除死刑是在2000年3月份。当时他应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邀请去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死刑的德性》的讲座，从“死刑是否符合道德”的角度考察了死刑是否必要，得出的结论是：“死刑，从报应正义的角度是不必要的；从功利目的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必要的。既然作为刑罚正当根据的两项内容都不要求有死刑的存在，或者说都不能证明死刑是正当的，自然，死刑是经不起道德检验的。也就是说，死刑是应该废除的。”
时隔多年，经历了与国内外反对者和慢性废除死刑论者的多次交锋，他对于最初的主张仍坚定不移，“我还是坚信，中国应该现在废除死刑”，与此同时，他也以积极的作为践行着这一理念。2002年在湘潭大学期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死刑问题研讨会。“做这个事情胆子比较大，因为当时死刑问题是比较敏感的。”邱兴隆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死刑问题由一个政治问题、敏感的问题，转向一个公开的、大众化的、学术的话题。”报道见诸报章网络后，引起社会舆论大波，仅网上帖子就达一万六七千张。
2003年，邱兴隆组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死刑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法学院死刑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5月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联手在湘潭合办了第二个死刑研讨会――死刑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
除了在各种公开场合、论文中阐发观点，邱兴隆的一个重要司法实务是为死刑犯辩护，“把我的思想贯彻进去”。而在最近，他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怎么应对。“对于二审律师不管死刑复核的缺憾，我主张最高法院决定不改判的死刑案件，复核人员应该无例外地跟二审律师见面，征求他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律师的意见，贯彻到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中来，才能真正实现防止错案，限制死刑的作用。”
“对于死刑犯的监管，我有一个想法，应该由公检法联合出台方案，在罪犯一审判死刑后，其案件移交省高院二审的同时，罪犯本人也应该移交到省会城市的看守所。这样既解决了省高院开庭的不便，又大大提高了最高法院的复核效率。”
“第三个问题是律师方面应该做的。全国各地，律师水平不一，这决定了对死刑犯的辩护是否有效。我认为律师应该建立一个联盟，在全国搞一个‘面对死刑者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死刑案件辩护同盟’，这样律师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沟通信息，以达到有效辩护。为此，我正在着手建立‘死刑案件辩护同盟’网站”。
邱兴隆也知道，面对在人文精神、信仰基础、立法导向，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他所提出的立即废止死刑的主张不可能为官方接受，“但瞄准天上的星星总比瞄准树梢上的鸟要打得高，我提出来你要废除死刑，你总得有点态度吧。我提出你要走两步，你走一步，总比我提出你要走一步你不走要强得多。”邱兴隆笑称自己废除死刑的主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伎俩”，但这个“小伎俩”又确确实实基于他对生命神圣的信仰。
他也并不孤单，在主张废除死刑的队伍中，还有许多人跟他一道摇旗呐喊，其中的主干人物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久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
再积累
在邱兴隆第一次被取保候审后，好友陈兴良曾对他好言相劝：“经历了这次不公正的待遇，你自己也应该成熟了，不要再折腾了。”但邱兴隆的性格似乎决定着他不可能呆在一个地方终老一生。2001年4月，在西南政法刑法专业博士点获准通过后，他想起了他年迈的父母。于是离开重庆，回到湖南，到湘潭大学法学院出任主管学科建设的副院长，继而任院长。
这段时间，他承担了多项重要课题，并在湘潭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死刑研究中心，承担多项关于中国死刑问题的国际、国内课题。
干了3年零8个月，邱兴隆与湘潭大学的聘任期届满，他决定离开湘潭大学，改做律师，于2005年1月创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在湘潭大学期间，行政事务缠身，着实让他感觉太累。这时，邱兴隆对学术“走火入魔”的状态早已结束，按照他的初始设想，自己不会再回到学术界。
可偏偏他又是丢不了学问的。接手了大量刑事案件后，邱兴隆发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大量在理论上找不到答案的司法案例迫使他思考，而且到了“不坐下来研究不行”的程度。
2036年9月，邱兴隆再返学术界，律师事务所交给学生管理，在厦门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授，“我不要特殊待遇，也不尽特殊义务。我是一名普通教授，工作会保质保量，但校方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他一面在律师事务所兼职，一面在书斋搞学问，他觉得只有这样他的才思才不会枯竭。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1928年5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改为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荣誉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的杰出代表，高铭暄教授数十年来兢兢业业、尽心尽责，不仅全程参与了新中国刑法典起草、制定、修订工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法学界培育了一大批优秀法学人才。
“得经师易，得人师难”。在学生们心目中，高铭暄教授不仅仅是一位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是一位明德传道的“人师”，“在高铭暄教授门下学习，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先生不仅教会我们治学之道，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独辟蹊径 探索教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学方法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杰出的法学教育家，高铭暄教授带领众学子，步入法学殿堂、培养法律信仰、领悟法之真谛。他在几十年的法学教育生涯中，紧密地结合法学学科特点，探索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刑法学教学方法。
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必须在课堂中渗透教师个人的研究心得、反映出最新的前沿动态。因此，对高校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关系处理得好则并驾齐驱，否则很可能南辕北辙、双受其害。
在实际教学中，高铭暄教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他一直强调教学与科研必须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只有真正做到教学与科研两者并重，才能达到启发学生思维、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教学相长、教研并进的良好效果。”
传统的课堂讲授对于本科教学可能还是主体，但是对于已经接受本科、硕士教育的博士研究生来说，如何继续加强教育？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一任务首先摆在了高铭暄教授面前。经过多年的刑法教学实践，他形成了一整套博士研究生教育思想，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三严”、“四能”、“五结合”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在他心目中，“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博士生虽然已系统地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的甚至还做过几年实际工作，但仍需要严格要求;“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要求每个博士生在以上能力方面都要有所提高;“五结合”是指要求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学生只有把学习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科研中更好地有目的地深入学习。
除此之外，高铭暄教授还借鉴医学教学研究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综述教学法，即在教学中指定某些问题让学生在全面收集中外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并做出文献综述、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今这种方法已得到推广并适用于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研究生教育。
其实，无论是学习还是科研，都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高铭暄教授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在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科队伍里，理论联系实际蔚然成风，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勇担大义 编撰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根本，一堂生动的教学课可能影响一个班、几十个学生，但是一本优秀的教材却可能影响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几代人。作为新中国刑法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高铭暄教授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一直十分注重刑法学教材的编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云集北京，他们受司法部委托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铭暄教授被推荐为该书主编。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以他为代表的诸位刑法学家克服资料匮乏、经费不足等困难，力求使全书全面地反映出新时代刑法学研究的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下刑法学教学的需要。
1982年，历时三年多、数次增删易稿的《刑法学》终经法律出版社出版，获好评如潮，被原国家教委认定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阐述全面、重点突出，纵横比较、线索清楚，评述客观、说理透彻，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特点，在我国年轻的刑法学发展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1988年，该书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奖”双重殊荣。截至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该书重印10余次，总发行量超过150万册，创同类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97年，国家立法机关对《刑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刑法中许多重要制度随之发生改变，刑法学教材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迫切任务。彼时，高铭暄教授已年近古稀，但是本着急国家法治之所急的心情，他再次担纲编撰了一批高质量的刑法学教材，其中包括“九五”部级重点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以及与马克昌教授一起主编的《刑法学》。
后来，《刑法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成为法学本科教育最常用的教材，至今已再版三次，发行数10万册，并于2002年10月荣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教育的形式是多样的，特别是法学教育，既包括全日制本科教育，又包括函授教育、自学教育，还包括高端的研究生教育。鉴于此，高铭暄教授编写教材，从来都是注重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作出不同的内容调整。数十年来，他不仅编撰了十余部影响极大的全日制法学本科教育教材，还主编了数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对中国刑法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爱无声 提携后进
学术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为此，高铭暄教授对青年学子的培育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并多次指出，“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无比高兴，看着青年学者一步步成长起来，是我最大的欣慰。”
1984年，高铭暄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位刑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开始为新中国培养第一届博士生，其中包括如今的赵秉志、陈兴良等知名教授。与年轻学子在一起，他不仅言传身教，还多次无私地把一些参与科研、立法的机会提供给学生们。
1993年，他在主持《刑法学原理》编写时，除吸收王作富、张希坡等老教授以外，大胆引进了赵秉志、陈兴良、周振想等刚刚在刑法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加入写作队伍。后来，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刑法学研究的必读书”、“刑法学界的红宝书”，赵秉志、陈兴良等青年学者也因此跻身于刑法学研究前台。
与此同时，上个世纪80、90年代，正值我国刑事立法频繁修改时期，政府立法机关时常咨询、征求高铭暄教授的立法建议。每当有这样的机会，他总是及时将信息提供给学校刑法教研室年轻的学者们，通过组织大家讨论，将青年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立法机关。例如，在国家立法机关决定全面修订1979年刑法典时，高铭暄教授郑重推荐了青年学者赵秉志、陈兴良、姜伟等全程参与刑法典的修订。
时至今日，谈及高铭暄教授当年的栽培之情，赵秉志教授仍念念不忘，“1988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正是高铭暄教授的推荐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器重与培养，使我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法工委的刑法修改小组之中，从而有了将刑法学理论和参与刑法修改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条件与动力。”
其实，不只是对自己的学生，只要是年轻的刑法学人，甚至只要是对法学怀有兴趣的年轻人，高铭暄教授就总是怀揣满腔热情、竭尽所能给予关怀。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郭东对犯罪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定以《犯罪的经济分析》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然而，由于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他深感自身刑法学知识储备不足，于是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高铭暄教授进行请教。没想到，高铭暄教授在听明缘由后，毫不犹豫地对他进行了精心地指导，并像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从论文提纲到完稿都作了缜密的调整、修改，甚至连错别字也予以修正，最终使该论文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并获得了论文答辩委员会很高的评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铭暄教授正是通过看似平凡的一件件小事实现了对年轻一代的精心培育，赢得了广大学子们的一致爱戴。同时，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刑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刑法学才得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得以发展，并使之在整个法制状况萧条凋敝的严峻形势下迅速走上繁荣之道。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本来修改好的《军职罪暂行条例》整体并入刑法，列为分则第十章。这在客观上将军职罪湮没于浩瀚的刑法典之中，使之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此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寥若晨星。文章就近年来军职罪的研究现状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并分析了几点原因，希望能够引起军内外对于军职罪研究的关注。
【关键词】
军职罪；研究现状；原因分析
一、军内外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非常活跃，每年问世的刑法学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发表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可观。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刑法新旧理论的交锋日趋激烈，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比之下，军事刑法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寥若晨星，少得可怜。尤其是军职罪方面的论著、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自修订后的刑法典增加了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内容之后，军内外专家在出版的教材、专著中才开始涉及到军职罪的内容，如2003年黄林异、王小鸣主编的《军人违反职责罪》；2011年卢树明主编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精析》等。这两本书主要研究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罪名、认定和处罚。此外，关于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李国振的《军人违反职责罪体系化研究》（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本文围绕“职责”这一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核心概念，从静态制度与动态规范两个层面，以静态层面的分析结论为理论前提，探究规范在适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得出系统性的完善建议。硕士论文有：付海珍的《论我国军职罪的立法完善》（四川大学，2006年）；作者从军职罪立法沿革与现状入手，指出了现行军职罪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种类不齐全，罪名稀缺犯罪主体的规定不周延，共同犯罪的规定缺失，部分罪名的罪状规定存在问题，没有独立的军职罪刑罚体系等。在此基础上，从加大军职罪的适用范围、明文规定军职罪的特殊共犯、完善部分罪名的罪状、完善军事刑罚的配置、改进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邰忠云的《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文章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入手，着重对军人违反职责罪主体和刑罚两个方面在立法上的不足及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释，然后，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完善、补正措施。杜彦博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作者通过纵向的历史学研究和横向的比较法研究，力图完整的展现我国军人违反职责罪过去的历史渊源、现在的立法成就，以及未来的完善方向。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外国军人违反职责罪立法的比较，并结合我国军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提出我国现行军人违反职责罪存在主体立法不足、刑罚种类过于单一且执行方式不灵活、罪名稀缺、入罪标准偏低四大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其他代表性论文有：冉巨火的《论军职罪立法的疏漏之处》（《法制与社会》2010年25期）；蔺春来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犯罪主体立法的不足》（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2月）；高巍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立法缺陷浅探》（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等。
二、军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原因分析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发现我国军事刑法理论研究尤其是军职罪研究的总体态势是基础理论研究基本真空，具体内容研究基本雷同。主要表现在：其一，都是具体研究某个问题，如绝大多数是研究主体和刑罚方面，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内容雷同，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其他论文，在主体上，都是①未成年人负相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行为列举不周；②欠缺军事单位犯罪的规定；③共同犯罪理论没有考虑到军职罪的特殊情况；④没有包括台湾军事人员；⑤没有包括国外军事人员等等。在刑罚上，基本没有规定附加刑，其缺陷和不足都集中在①军职罪不适用管制刑；②军职罪不适用罚金刑；③设立了战时缓刑制度；④死刑的大量适用等几个方面。
究其缘由，其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1997年并入刑法典十余年来，在地方院校的刑法教学中对军职罪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其二，由于军职罪并入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客观上要求不宜“朝令夕改”，修订的途径繁杂，熟悉军事司法实践的军队有关部门对军职罪修订的积极性大减。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5月1日，我国新刑法已经公布了八个修正案，但是我们从中找不到关于军职罪的一点影子，真可谓“只字不提”。其三，在每年召开的刑法学年会上，很少见到有关军事刑法方面的文章。其四，相对比较熟悉军职罪立法和司法情况的军队司法机关和法学工作者，以军职罪为专题的学术研究活动多年没有进行过，真可谓“一片空白”。
其五，也是最根本的，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其研究问题的展开都是以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特别是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而承袭于前苏联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所一直奉行的包含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这种平面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着似是而非与规范说理的缺失，主观与客观认识不清，四个要件作用不明确，司法机关过分依赖主观问题定罪导致定罪中的主观化与入罪化等难以应对实践需求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平面的犯罪构成体系在遵循主观与客观要件的统一之时，往往从文意中的主观在前客观在后，发展出从主观到客观的定罪思路，而且这种定罪模式在实践中大行其道，其结果是导致犯罪认定的入罪化。例如，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上，“如果从主观到客观认定犯罪，即先考虑行为人，再分析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查行为人实施了何种行为，侵犯了何种法益，难以避免‘先抓人，后填补事实’的现象。”这就使得刑法在相关犯罪的认定上出现了违反逻辑和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的问题，影响了刑法社会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黄林异.军人违反职责罪，人民公安出版社，2003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军职罪；基础理论；缺失
一、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第一部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刑事法律，是1982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将本来修改好的《军职罪暂行条例》整体并入刑法，列为最后一章（第十章）。这在客观上将军职罪湮没于浩瀚的刑法典之中，给人造成了诸如法律中的“附则”之意涵，使之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一，在地方院校的刑法学教材中，缺乏必要的资料，不太了解军事刑法方面的情况，军职罪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其二，相对比较熟悉军职罪立法和司法情况的军队司法机关和法学工作者，以军职罪为专题的学术研究活动多年没有进行过。基础理论研究的整体“失语”，直接导致了我国新刑法已经公布的八个修正案中关于军职罪方面的规范，我们找不到“只言片语”。其三，在每年召开的刑法学年会上，很少见到有关军事刑法方面的文章。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军职罪理论研究非常滞后。这与目前中国刑法新旧理论交锋日趋激烈，学术研究异常活跃，每年问世的刑法学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军职罪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此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寥若晨星。通过检索查新，笔者发现，今年来关于军职罪的著作有，黄林异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卢树明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精析》等。这两本书主要研究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罪名、认定和处罚。关于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李国振的《军人违反职责罪体系化研究》，本文围绕“职责”这一核心概念，从静态制度与动态规范两个层面，以静态层面的分析结论为理论前提，探究规范在适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系统性的完善建议。硕士论文有：付海珍的《论我国军职罪的立法完善》；作者从军职罪立法沿革与现状入手，指出了现行军职罪在犯罪主体和刑罚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完善措施。邰忠云的《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研究》；文章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入手，着重对军职罪主体和刑罚两个方面在立法上的不足及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补正措施。其他代表性论文有：蔺春来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犯罪主体立法的不足》；陈书浩的《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探讨》；冉巨火的《论军职罪立法的疏漏之处》等。
二、军人违反职责罪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
纵览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关于我国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其研究问题的展开都是以我国刑法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而承袭于前苏联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刑法理论创始之初，完全移植了前苏联刑法成果――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及犯罪构成理论。在此指导下，以苏联及我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体系，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构成。四要件之间不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要件都不是为了递进到下一个要件而存在的，只有四个要件全都具备了，才说的上是构成某一个犯罪。具体言之：
（一）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要件与传统思维规律不符。在实践中，在犯罪成立与否尚未确定之时，对各要件却冠以“犯罪”之名，显然是思维混乱，不符合犯罪认定的逻辑，在犯罪成立之前如此称谓，也有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之嫌，实与现代形事法治精神不相吻合。而且，先考虑犯罪构成要件，实际上等于先定罪，再找证据，这也与先有证据再定罪的司法理念正好相反。
（二）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我国刑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保障功能也是其重要的一面。确保保障功能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出罪”机制的建立，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出罪机制，才可以在犯罪的认定上不仅可以“进”，也可以“出”。要想“出”于犯罪，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辩护机制。可惜的是，由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具有耦合式的逻辑结构，在应用该理论分析某一具体犯罪时，往往通过对四要件的逐一遴选之后，就可以在认识阶段上一次性的得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结论，而没有进一步的排除分析。其结果，失去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谨慎，不仅不能明确违法的相对性，而且未免有扩大定罪范围之嫌，不利于限制司法权，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由于传统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使得取代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的犯罪构成体系呼之欲出。在阶层化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以违法和有责构建的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颇具代表性。具体言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军职罪是由违法和有责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决定的，当行为不符合违法性构成要件时，在犯罪构造系统的第一个评判层面上就被剔除，用不着还对它做下一层面（有责性）上的判断，犯罪构成呈由前推后、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丝丝入扣的缜密逻辑形态；而不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决定的。换言之，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构成应当是“阶层化”的，而不是“平面化”的，不是四个要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前无后或者前后均可地一有俱有，一无俱无。
参考文献
[1] 黄林异.军人违反职责罪[M].人民公安出版社，2003.
[2] 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
[3] 郝东升.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及其缺陷[M].山西青年，2013（12）.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责任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稳步提高阶段。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得以确立,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日渐开阔,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的刑事责任研究成果备出。展望未来。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特别理论研究,关注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刑事责任和刑法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是刑法理论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和我国刑法理论的繁荣息息相关,经历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责任的论文近千篇,着作20余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83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导下,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于1979年7月1日通过。这一阶段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复苏和恢复发展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介绍79刑法展开,对基础理论还没有过多挖掘。作为刑法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并不多,本阶段发表的以刑事责任为主题的论文仅有20余篇。代表性成果有李光灿、罗平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5、6期发表的《论犯罪和刑事责任》,张智辉在《法学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的《试论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等。
2、研究内容
本阶段的主要学术观点包括:(1)刑事责任不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的地方在于刑事责任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经法院用刑事判决的方法使犯罪人依法承担刑罚的处罚。(2)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主要包括:行为人缺乏责任能力、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行为缺乏罪过;行为缺乏社会危性;行为在形式上虽然符合犯罪条件,但因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等。(3)过失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致,仍然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应当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刑事责任。
3、评价
(1)专门研究较少。本阶段没有专门研究刑事责任的论文,是探讨在犯罪等其他问题时予以涉及,或者从其他侧面研究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并没有关于刑事责任本体问题的研究。(2)研究较为肤浅,没有形成系统。研究的边缘性决定内容的浅显性。由于研究重点是其他问题,所以关于刑事责任的研究就相对比较浅显。虽然也涉及到了刑事责任的根据等理论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而且,相关研究显得比较零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3)没有注意到刑事责任本身的独立意义。研究的边缘性也说明本阶段并没有注意到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独立作用。在学者眼中,刑事责任更多地依附于犯罪,作为犯罪的后果或者犯罪的特征而存在。
二、第二阶段(1984年~1991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为起点,本阶段刑法学研究主要围绕79刑法进行,理论研究稳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在此大背景下,刑事责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刑事责任研究出版专着1部,译着1部,约100篇,专着为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代表论文有王希仁在《河北法学》1984年第4期发表的《刑事责任论》,张令杰在《法学研究》1986年第5期发表的《论刑事责任》,高铭暄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的《论刑事责任》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自然人实施了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之后带来的特定强制性的法律后果,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定,作为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只限于作为犯罪主体的自然人个人承担。此外,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还存在义务说、否定性评价和谴责说、刑事法律关系说、法律后果说、责任说、承担或者负担说等观点之间的争论。
(2)刑事责任的根据或基础。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具体犯罪构成决定具体刑事责任,犯罪人之所以要负刑事责任首先是因为犯罪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秩序。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包括相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是刑事责任的哲学理论根据。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以分为哲学根据、政治学根据和法律事实根据等。
(3)刑事责任的作用和阶段。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表现为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刑罚的存在,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判处刑罚轻重的标准,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体现形式。关于刑事责任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可以分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和实际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刑事责任的终结时间一般情况指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4)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有限性和延伸性的特点。在立法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在普通刑罚中不规定,在行政刑法中规定法人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的混合式的立法方式。在处罚方式上,由于法人犯罪的复杂化和多样性,应灵活多样。还有学者对世界各国法人刑事责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对法人刑事责任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5)刑事责任与因果关系。有学者指出因果关系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都可以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有学者指出,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目的在于分析行为人的
主观状态,为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提供准确的主观依据。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在对结果、形成结果的方式以及引起结果之原因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刑事责任。
(6)未遂犯和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指出要确定未遂犯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明其根据,正确理解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认真研究从轻减轻的幅度。其中,主观上的直接故意和客观上的实行行为是追究未遂犯刑事责任的根据。另外还有学者专门对伤害未遂的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指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共犯人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各犯罪人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对整个共同犯罪负责。正确认定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必须把独立性说和从属性、成立犯罪和犯罪阶段、正确定罪和适用刑罚加以区别。
3、评价
(1)刑事责任基本理论逐步受到重视。与前一阶段的萌芽相比,本阶段是我国刑事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刑事责任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相对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意义,自觉将其作为重点予以关注。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已出现大量从正面对刑事责任理论进行探讨
的论文。学者们在研究的同时,已经就某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2)刑事责任理论系统逐渐成形。在研究广度上不仅涉及到基本理论问题,还涉及到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与因果关系,共同犯罪中以及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深度上,不仅对概念和特征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对于刑事责任根据的研究也挖掘到了哲学的深度。对刑事责任的作用和阶段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一些关键问题,为以后的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3)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疑难问题。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刑事责任的研究对于这些问题予以了积极回应。如面对法人犯罪的增多,我国学者开始探讨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认识错误、共同犯罪以及犯罪未遂问题,学者们开始结合具体犯罪研究其刑事责任问题。
(4)研究力量迅速增长,学术活动全面展开。本阶段,刑事责任理论研究力量迅速增长。这一方面因为学者们认识到刑事责任的理论意义,加入到本领域研究中来;另一方面我国分别从1980年、1984年起开始培养刑法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刑事责任的硕士论文,很多博士生也加入到刑事责任的研究中来。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把刑法学者团结起来,围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刑事责任的研究也在该组织的领导下逐步由自发到自觉。该组织在1991年刑法学年会上将刑事责任问题作为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第三阶段(1992年~2000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繁荣阶段。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转折点,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方向下,刑法学研究面向主战场,继续加强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性研究,进入繁荣时期。与此相应,刑事责任理论研究也逐步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关于刑事责任问题共出版着作约10部,论文近300篇,另外还有一批硕士、博士论文。代表性着作有:张明楷着《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智辉着《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冯军着《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马克昌在《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发表的《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本阶段学者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从刑事责任本身探讨其概念,而是更深一步到从“责任”的含义人手研究。如有学者认为责任是基于一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负担,而刑事责任是体现国家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由犯罪人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所表现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冲突中蕴藏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伦理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2)刑事责任的根据。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指确定刑事责任有无和程度的依据,确定刑事责任既要解决质的问题即刑事责任是否存在,还有解决量的问题即刑事责任程度的大小。有学者对我国刑事责任根据的诸种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要解决刑事责任根据之争应当引入刑事责任要素的概念。只有引入刑事责任要素的概念,并使之与刑事责任根据的概念相结合才能科学地说明刑事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并解决认定刑事责任存在和程度的依据,从而实现刑法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研究的目的,结束关于刑事责任根据长期争论的状态。
(3)刑事责任的地位和功能。本阶段,虽然对于刑事责任作为刑法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其在刑法学中的地位还存在很大争论。第一种主张是添加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应当采用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这种观点是刑法学界的通说。第二种主张是修正模式,该观点认为应当用刑事责任论取代原刑法学体系中的刑罚论,形成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的体系。第三种主张是替代模式,指在刑法基础理论中不直接使用刑事责任一词,而是用“责任论”涵盖相关内容。其他一些关于刑事责任地位和功能的观点基本都可以被涵盖在上述三种模式之中。
(4)刑事责任的实现、减轻和免除。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主要有基本方式、辅助方式和特殊方式。关于刑事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有论者认为减轻刑事责任指行为人实施犯罪后,由于具备某种特定事由而实际承担了较之同种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为轻的刑事责任。免除刑事责任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由于具备某种法定事由,享有权力的国家机关不再要求其实际承担刑事责任。
(5)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在本阶段也十分突出。有学者提出“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是法人负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法人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有机整体,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但法人犯罪又是通过其系统内部的自然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因此其中起重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法人成员也应负刑事责任。该学者还在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进行全球性考察和比较研究之后对我国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进行了系统研究。
(6)刑事责任的比较与借鉴。本阶段对于外国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有学者在对人格责任论、性格论的责任论、实质的责任论进行探讨后指出,我们可以继受的是刑事责任是道义责任、行为责任和主体责任。刑事责任理论应当注重研究“道义”的具体内容,主体责任的主体性,责任与预防的关系以及责任与处遇的关系。还有学者通过对国外刑法学关于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认为其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基本上就是犯罪构成的要素,刑事责任在本质上就是犯罪概念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
(7)其他问题。本阶段学者们关注的还有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事责任,证券法中的刑事责任,未成年人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险犯罪、虚假出资犯罪、税务犯罪、产品质量犯罪、公司 企业犯罪、雇佣犯罪、医疗事故犯罪、过失犯罪、共同犯罪、预备犯罪的刑事责任、国际刑事责任等等问题。
3、评价
(1)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在继续围绕以往热点问题如刑事责任的概念、根据、作用、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等开展研究以外,本阶段学者们开拓了刑事责任的本质、地位、功能、刑事责任的减轻和免除,刑事责任的比较与借鉴等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深度上特别是刑事责任根据问题的研究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加重视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刑事责任的合理根据,从而将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遇。特别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事责任、雇佣犯罪中的刑事责任等等在刑法学的研究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填补了理论的空白,拓宽了研究的疆域。
(2)更加重视刑事责任理论在刑法学中地位的提高,出
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本阶段学者们对于如何界定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产生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在刑法学界起到了相当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发展,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处理好刑事责任、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刑法学理论大厦。
(3)刑事责任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在经历了零星到逐步系统的过程以后,本阶段包括刑事责任的概念、特征、本质、构造、功能、地位、实现、减轻与免除等在内的刑事责任基本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同时包括作为刑事责任特别理论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犯罪、犯罪停止形态、过失犯罪、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刑事责任、以及常见多发犯罪的刑事责任的研究已经初见雏型。基本理论与特别理论的有机结合,将大大推动刑事责任理论体系的形成。
(4)更加重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疑难问题,外国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显着。本阶段学者们对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如证券法中的刑事责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的刑事责任,以及疑难问题如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学者特别关注了国外的特别是德日刑事责任理论,结合中国刑事责任理论进行比较,借鉴他国长处弥补我国刑事责任理论的缺陷,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5)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调整是刑事责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我国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采取注释方法,严重影响到理论水平的提高。本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注重思辨、实证以及比较的方法的应用,借鉴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四、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稳步提高阶段。进入新的世纪,在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的照耀下,刑法学研究瞄准学科前沿,在持续的开拓创新中继续前进,刑事责任的研究也进入繁荣以后的稳步提高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有关刑事责任的着作约10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博士论文约10篇,硕士论文约70余篇。本阶段的代表性论着主要有:黎宏着《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其华着《刑事责任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张明楷在《法学》2004年第3期发表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张旭在《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刑事责任的若干追问》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有学者指出刑事责任的定义包括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应当从实质上界定刑事责任的定义。刑事责任本质的含义包括:相对于犯罪和刑罚来看,刑事责任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刑事责任存在的宗旨是为了使犯罪后受损伤的社会安定得到恢复;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只能是“易感触的力量”;从语义的角度看,刑事责任指用以承担犯罪恶害,借以恢复社会宁静的代价的份额。
(2)刑事责任的根据。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认识十分混乱,表现为刑事责任根据的不同表述、刑事责任根据概念的不同界定,刑事责任根据内容的不同认识。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选取视角、确立基点以及关注内容的不同对于刑事责任根据理解的影响。应当认识到刑事责任根据的哲学前提不同于刑事责任根据本身,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不同于事实根据,事实根据又不同于加重、减轻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3)刑事责任的地位。有论者在对以往刑事责任处理模式进行科学评价基础上,建议用改造模式解决刑事责任的定位问题。“改造模式”以刑事责任为主线重新构筑刑法学的体系,从刑事责任的视角将刑法总论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刑法论或刑法概说,主要对刑法学中的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等基本范畴及其间关系进行解释和说明。第二部分为刑事责任的确定,即犯罪的成立,具体对犯罪的成立条件进行分析、探讨。第三部分为排除和影响刑事责任的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犯罪;犯罪未完成形态;累犯、自首与立功等内容。第四部分为刑事责任的实现,包括刑罚的体系、裁量、执行及非刑罚处理方法。第五部分为刑事责任的终结,主要涉及时效和赦免的内容。
(4)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有论者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指出在首要分子总体性、概括性的故意范围内的,属于首要分子总体策划、指挥下的罪行,就是集团所犯的罪行,首要分子对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确定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必须遵循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原则。确定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以罪刑相应与从严处罚为原则,区分首要分子与组织成员在具体犯罪中所起的客观作用,区分首要分子对组织成员的支配形态,考虑具体犯罪犯意的产生情况,明确个人责任要素的影响范围。
(5)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论者对我国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进行了检讨,指出少年刑事责任制度是以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原则而建立。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折衷于辨认控制能力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制度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说,只不过侧重于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学者指出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立场出发,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仍应维持在14周岁。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应当采取以生理年龄为基础,辅以心理年龄的标准。
(6)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指出法人犯罪先是见诸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现在也开始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确认。虽然两大法系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已逐步趋近,但是由于其固有传统的差异,两大法系关于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内容和适用刑罚上仍有许多可比可鉴之处,这种比较研究的结论可以为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提供参考。还有学者指出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表现为双层结构:一层是刑事责任要件,由刑事义务、归责能力和归责要素组成;另一层是公司的刑事责任分担,包括分担的理论解说和分担原则解释。
(7)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的刑事责任。有学者在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历史沿革、国际法委员会对国家刑事责任的编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学术界有关国际犯罪的性质、强行法原则及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法人犯罪等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指出,与《罗马规约》相比,我国刑法中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的规定不仅系统性和明确性不够,而且在精神上也有差异。应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通过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努力实现我国刑法与《罗马规约》的协调。
3、评价
(1)研究方法更加开阔,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地位得以巩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刑事责任研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更加开阔,学者们突破了以往就刑法而研究刑法的单一套路,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学术研究。本阶段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刑事责任对于刑法学理论的重要意义,甚至提出以刑事责任为主线重新构筑刑法学的体
系,使刑法学体系的安排更科学、更合理,这对于刑法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刑事责任特别理论研究 持续拓展。刑事责任特别理论的研究是本阶段的一个亮点。不仅一些传统特别理论如法人犯罪、犯罪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继续保持以往的良好势头,一些新的课题如虚假新闻、垄断犯罪、大公司侵犯上市公司资产行为的刑事责任等不断涌现,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在本阶段也初具规模,理论体系日渐成熟。
(3)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缓慢。与前一阶段相比,本阶段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相对缓慢。虽然成果数量不少,但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并不多。这可能主要是经过前一时期的研究热潮之后,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饱和,虽然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并不能动摇权威观点的地位。对于国外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虽有新意,但是如何借鉴其长处改造我国刑事责任理论却也并没有可行的步骤,所以研究兴趣有所消减。
(4)比较刑法、国际刑法研究引人注目。本阶段学者们继续关注国外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态势,努力借鉴为我所用。国际刑法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刑法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特别是《罗马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也初现雏形。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给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注入新的生机。
(5)成果迭出,但质量参差不齐。本阶段研究成果较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存在一定的重复和浪费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出版业、教育业的繁荣,我国刑法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但是相关行业的一些弊病如出版质量较差,学术期刊良莠不齐,硕士、博士生学术功底亟待提高、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等也明显影响到了刑事责任研究的正常发展,出现了量多而质不高的现象。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
中图分类号：S759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披露了两则关于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消息，一是银行员工泄露出售客户个人信息，二是罗维邓白氏低价贩卖1.5亿个人信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热议。我国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情况令人堪忧，而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却存在失控状态， 200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初稿已制定完成，但至今未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12年初工信部直属的中国软件测评中心联合30多家单位起草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报批国家标准，但即使得到批准，它仍然只是“技术指导文件”，并非国家强制性标准。《刑法修正案（七）》虽增加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也只限于“情节严重”，对日益泛滥的并未达到刑法保护高度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并不适用。目前我国亟待建立一套切实有效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一、个人信息的概念
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身份证号码、教育及工作经历、医疗记录、照片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客观信息。
二、关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关于立法理念。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理念上要兼顾个人信息的静态保护与合理流通。在静态保护上应将个人信息权利确认为具体人格权并设计适当的权利实现途径，在动态流通上要处理好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以及个人信息交易过程中的交换程序问题。
（二）关于信息主体的权利。
信息主体应当享有信息控制权、信息获取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删除权、信息封锁权、信息收益权及获得救济权。
（三）关于立法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原则应当包括：（1）直接收集原则。信息控制者应当在信息主体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本人收集信息。（2）信息质量原则。个人信息应当能够满足信息使用的目的，同时做到精确、完整并及时更新。（3）目的特定原则。信息收集应有特定、明确的目的且应在收集之前列明。（4）安全保障原则。在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时必须采取充分的安全保护措施。（5）公开原则。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及提供等程序性信息应当进行公开。（6）个人参与原则。信息主体有权向信息控制者确认是否持有关自己的信息。（7）利益平衡原则。法律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不得妨碍他人的权利，不得损害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
（四）关于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
一方面，对于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的个人和非公共机构，应当引入政府监管，在法律明确行政责任的基础上，采取吊销执照、行政罚款等措施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政府机关自身要依法行政，在处理个人信息时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体系，明确管理负责人及管理目标，侵犯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权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刑事责任。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为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最严格的法律惩罚依据，但有两点需进一步明确：一是关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列举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其他单位则取决于对“等”字的解释，而就现实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情况看，应将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均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关于“情节严重”问题，何为“情节严重”有权机关应及时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准确认定。
3、民事责任。
首先在诉讼中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被诉信息控制者举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其次采取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可选择适用，若作为受害人的信息主体与作为加害人的信息控制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信息主体可选择适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第三，在赔偿数额问题上，加害人不仅要对受害人的物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还应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确定一个法定赔偿数额，以减少很难确定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并提高司法效率。另外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况或许每天都在发生，若每个人都独自维权，则维权成本势必过高，因此可以考虑完善集团诉讼，如成立一个个人信息维权机构接受个人的投诉，将每个个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再形成集团诉讼，在诉讼程序结束后再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应得补偿，由此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使每个人的权利得到维护。
（作者：吕霄翔，临汾铁路运输法院科员，学历：法学硕士，专业：经济法；汤晶，四川省电力公司阿坝公司法律顾问，法学硕士，专业：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6.
[2]洪海林.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7.
刑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德国；法学教育；实践导向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203-02
2010年8月1日至10月29日，我应德国曼海姆大学库伦教授的邀请，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资助下，到曼海姆大学作短期访学。作为一名法律人，对德国的法学教育制度自然非常关注。中德两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翘楚，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完善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法学教育概述
我访学所在的曼海姆大学是一所以文科见长的高校，法律虽非其优势学科，但其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注重法学与这些社会科学的交叉，因而其法学教育也独具特色，和国民经济学一并属于经济与法律学院。比如曼海姆大学开设了独特的企业法律人（Unternehmensjurist）LL.B.课程。开设这一专业的宗旨在于，曼海姆大学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对法律专业人员的业务要求随着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提高。传统的法学教育停留在统一化的法律人员（Einheitsjurist）模式上，曼海姆大学法律系却有意识地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一方式为毕业生在劳务市场上创造了新的机会。曼海姆大学的这种企业法律人的学士学位课程在德国首次将法学和经济学教育二者在很高的学术水平上结合起来。在七个学期中，读者不仅需要要接受民法和经济法方面全面的教育，而且要接受深入的工商管理理论知识和社交方法与技巧。
当然，大多数法科学生接受的是一种统一化的法律教育，无论他将来是做法官、律师、检察官、公务员、公司法律顾问还是大学教授，无论他在民法，刑法抑或公法领域工作，所受到的教育是同一种类型的法律教育。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称德国的法律职业者为“统一化法律人”。这种法律教育就是所谓的“两阶制法律教育”。它是由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和见习阶段两个阶段组成，这是一种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体制。传统上德国法律教育的中心在于法律的正确运用，是以法官为榜样而展开的。这种教育导向背后蕴涵的价值逻辑是法律教育应当追求培养代表法律的人，法律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始终不偏不倚地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去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而不能成为某一方利益的代言人。这种以法官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在今天看来未尽合理。毕竟法律职业的方向是多样化的，许多法科学生日后从事的是律师职业，这恰恰与以法官为榜样的法律教育并不吻合。
两阶制的法学教育，第一个阶段首先要经历九个学期的学习，这一阶段大体要4~5年的时间。这期间的课程设置包括基础课程（Grundstudium）、专业课程（Hauptstudium）、重点范围（Schwerpunktbereich）以及考试准备（Examenvorbereitung）四个顺次相连的课程阶段。基础课程通常需要四个学期，并以期中考试作为结束。这一阶段的课程围绕着法学方法论以及单行法的基础知识部分，在刑法领域如刑法总论、财产犯罪、资本犯罪，在公法领域如国家组织法、基本权利法、欧盟法、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法，民法的学习更是占了法学课程的一大部分，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约定和法定的债权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等。紧接着的是专业课程的学习，其时间依照大学的不同而从一个学期到三个学期不等。这一阶段在公法领域主要教授警察法和秩序法、建筑法和地方法规；在民法领域主要是结构课和强化课，复习基础阶段所学的知识，深化案例讨论；在刑法领域则同样是这类课程，接着是刑事诉讼法。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之后，进入了重点领域的课程学习。哲学重点领域不仅涉及必修课程的主题，也涉及其他法律领域的主题。大多数大学提供了5~10种不同的重点领域。最后就进入了考试准备课程阶段，这一阶段大多持续一到一年半的时间，主要是为了第一次国家考试作准备。这一阶段欲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大多参加私人的复习课，各个大学通常并不提供此类课程。
法科学生在取得必要的学分后要想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这种国家考试并非全国统一命题，而是由该大学所在州的法官、高级行政官员、大学教授主持的考试。各州所采取的国家考试形式并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分为笔试和口试两种形式。综合两门分数及格以上的考生，即可获得州法律考试局颁发的第一次国家考试合格证书。至此，大学基础阶段的学习就顺利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很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考生无法通过，而且国家考试原则上只能重考一次。这就决定了每位考生都必须慎重对待国家考试，没有把握不轻易提出参加考试的申请。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之后，就进入所谓的见习期（Referendariat），见习期的时间为两年[1]。这一阶段旨在培养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创造条件。这一阶段再次体现了德国教育重视实践的色彩。在见习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第二次国家考试。第二次国家考试相较第一次国家考试要容易许多，通过率较高。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被称做“完全法律人”（Volljurist），它们可申请担任法官、检察官或者高级行政官员的职务。不过这种职位空缺相对于通过两次国家考试的学生数量而言仍属稀缺资源，因而，许多“完全法律人”只能选择耐心等待或者谋求律师等其他职位。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如果没有通过国家考试，学生是拿不到任何学位的。这就给学习法律的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大约10%的学生因为没办法通过国家考试，也拿不到任何学位。
二、德国法学教育的特色
从上述简略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德国法学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宽进严出，淘汰率高，以培养法律精英为目标。对法律专业学生的入学资格不作严格限制，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年轻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但是，从入学到最终进入法律职业的圣殿，则是一个层层筛选，逐级淘汰的优选过程。经历两次堪称残酷的国家考试和为期两年的职业见习期，才有机会去竞聘法律职业的空缺位置。如此严格的选拔机制确保了最终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必定是那些具有扎实的法律素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卓越能力的精英。
二是教育周期漫长，磨炼心智，塑造完善的职业理性。德国法学教育的漫长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是在这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每一位真正以法律为职业的法科学生都经历了知识、能力、思维、性格上的反复考验和打磨，在他们身上没有了世俗的浮躁，有的是法律人的理性和严谨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的矢志追求。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注重培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法科人才。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无论是从事法学研究，还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都需要建立在对法律运作实践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德国的法学教育无论从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还是从两次国家考试之间的职业见习，都凸显了实践训练的重要性。
四是法学教育实行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确保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学队伍。在德国，要想成为一个法学教授，前提是取得良好的国家考试成绩和一份出色的博士论文。这些法律人一般在最初几年作为教授助理，在此期间他们需要申请正式教席。这意味着，必须完成申请教席的论文并规划他们的学术生涯，即必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它是指在大学某一教学科研领域里通过特定的学术考核程序对某人能否被“赋予授课权”的鉴定形式。博士论文通过后为期三年到五年的教授资格考试阶段,以一篇高水平的教授资格论文结束,论文通过后获得教授资格。与之区别的是在某大学某个教学科研领域授予某人的授课资格（讲师资格），即私人讲师（Privatdozent,缩写PD）资格。选择学术为职业，接受私人讲师的身份就意味着在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一次。只有耐得住寂寞，矢志追求学术，具有卓越的学术能力且有足够的运气的学者才有望获得教席教授的职位。由于德国的教授席位比较有限，大多数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必须等待教席的空缺，然后去竞争这一教授职位。比较顺利的话，他们可以在30岁末40岁初时取得教席。如我在曼海姆大学的指导教授即是在40岁时获得了教席教授的职位。因而，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授数量是非常少的，这就决定了教授所享有的尊崇地位，同时也表明他代表了极高的学术水准和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近乎宗教般的学术理想和情怀[2]。
三、德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以德国的法学教育为镜鉴，反观中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最大的缺陷在于法学教育的定位偏差。这些年各所高校争相设立法学院，没有条件的也要设置法律系，僧多粥少，培养质量自然大打折扣。法学教育的盲目扩张导致法科毕业生数量大幅度攀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就业老大难专业。法律本科生就业亦降到了冰点，选择出国、读研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少数已就业的往往也不大理想。这种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非理性现象以及远离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思路使得我们的本科教育很多时候沦为一种“成人教育”，而非“成才教育”。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每况愈下，这固然有供需总量上的矛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供需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更为显著的问题，即市场的人才需求和毕业生的就业意愿之间存在着错位。一方面很多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在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苦恼。我国高等教育中很多专业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要脱节，学生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无用武之地，用人单位发现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去培养以使其尽快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有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真正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而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来办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的课程安排方面也要匠心独运，紧贴时代脉搏，培养既懂理论又深谙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邵建东.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法学论坛，2002，（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