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调查报告范文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对地下文物的保护，文物管理部门一贯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在目前经费紧缺又无博物馆和专用库房的情况下，对已知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等地下文物，尽力做好原地保护工作，待时机成熟再报批发掘，进行科学研究。对在基建中暴露的各类地下遗址，只要一得到信息就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调查发掘，从不遗漏。近几年，先后抢救性调查发掘了万家山墓葬群、黄土岭墓葬、何婆岭墓葬、象山三中古墓葬区、大溪蒋村宋代古墓、黄狗山宋代瓷窑残址、花岙岛古代遗存等，尽职尽力做好了塔山路东首延伸段的塔山遗址的保护工作，使一批面临厄运的地下文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多年来，我县通过财政拨款、上级文物部门补助和群众自发集资捐赠等多种途径，筹集了数百万元资金，视各文保单位不同情况，已全面或部分整修了石浦城隍庙、大徐殷夫故居、丹城石屋、丹城姜毛庙、东门岛灯塔、东门岛天后宫、王家谟烈士墓、陈汉章先生墓、爵溪街心戏亭等十余处省、县级文保单位和重要文物点。在维护和整修各级文保单位的同时，注重使用单位和专(兼)职管理人员的落实工作，加强定期检查，即时提出保护意见及整改措施，使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得到较为妥然的保护。对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不仅落实专人值班和法人代表负责制，做到24小时不断人，还加强双铁安全保护措施，实现110报警联网，单位职工双休日、节假日轮流值班。文物部门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监管好库藏文物的安全，XX年被评为宁波市文博系统安全先进单位。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县各级文保单位及文物保护点受损情况普遍存在。如丹东街道林海赤坎游仙寨，寨城护体石墙大部分被拆，寨城内建有非法庙宇和水泥面道路，寨城东边新建的公墓区严重破坏了环境风貌;丹城塔山遗址保护区外沿修筑道路时不经勘察调查就动工，破坏了地下遗存;基建工程中民工挖沙掘土暴露出土文物擅自捣毁或私藏现象时有发生;爵溪街心戏亭周边电力、通讯、有线电视等杆线密布，不仅破坏环境和景观，还存在严重隐患;王家谟烈士墓旁屡建养鸡场，鸡粪遍地，臭气熏天，严重破坏环境;陈汉章先生墓区缀学亭围栏及墓道石凳被毁，纪念壁上先生瓷像遭砸;石屋景区乱建违章建筑等等。更有一些文物急需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如爵溪街心戏亭后厢房年久失修而破旧;陈汉章先生故居缀学堂房屋倒塌急待整修;许多古建筑电线老化隐患严重;王家谟烈士墓区通道严重毁损;第五批文保古建筑单位励氏宗祠、东陈鉴公祠等的维修，因缺专项资金无法启动。

(二)原因分析

1、对文物价值认识不足。一直以来，有些领导和有关部门视文物保护为包袱，为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往往从眼前的经济利益出发来衡量文物的价值。如古建筑保护中有人认为这有损于城市建设的形象。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一拆了之来对待文物保护，或者要算眼前的经济帐，保护文物要花多少钱，而拆后搞开发能赚多少钱。不能充分认识到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沉淀。它不仅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素材，而且文物资源可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县经济建设服务，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2、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从我县情况来看，全社会普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一些地方领导和干部不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严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文物保护与否对其政绩无任何关系，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普通群众则认为文物保护是政府的事情，与己无关，毫无顾忌地占有出土文物，随意地破坏文保单位的周边环境风貌。如爵溪城墙非法建筑时有发生，环境风貌遭到严重破坏。

3、文物依法行政力度不足。文物保护虽然有《文物保护法》可依，但由于《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的主体不是文物部门，而是工商、公安、规划等执法部门，由于没有协调处理好相互之间关系，所以造成文物被破坏情况发生时，往往得不到有效遏制或被处理。如丹城赤坎游仙寨遗址内建有非法庙宇和道路，文物部门无力处理，相关部门由于职责关系，相互推诿。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各级政府相继投资约4500余万元对座落在河北正定古城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隆兴寺进行了全面科学的修缮保护。其中位于寺院主体建筑大悲阁前相对而立的两座宋代楼阁――转轮藏阁、慈氏阁的落架复原性修缮，则是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下作为全国首批古建筑修缮项目进行的。它不仅体现了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对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拉开了全国重要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序幕。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何会首选二者进行修缮？这除了隆兴寺在佛教与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转轮藏阁、慈氏阁两座建筑自身价值及残破状况这些因素外，1950年雁北文物勘送徘袄凑定调查古建筑及其提交的调查报告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初，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较大规模的野外考古及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鉴于当时需弄清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进行水利基本建设时，发现古城遗址详情及雁北地区重要古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在战争年代受损情况，文物局商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相关专家与该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建筑的调查工作。同年7月21日，由文化部负责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规模较大的关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体――雁北文物勘查团，该团由16人组成。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及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梦家任副团长。勘查团分考古、古建两组。古建组组长为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赵正之教授任副组长;组员有清华大学营建系胡允敬 、汪国瑜、朱畅中等。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晚即抵大同。次日全团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护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组即分头进行工作。历时40天，迨至8月31日返京。期间专家们不辞劳瘁，通力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回京后分组写出了调查报告，后由团长裴文中整理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一书付梓出版，文物局长郑振铎为之作序 。其中的古建组调查报告，文字部分言简意赅，准确概括。并以图、表、照片形式反映调查目标的保存现状及残破情况，同时提出保护意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摸清古建筑现状，进而实施修缮保护工程的考查目的及工作方针。

因此次勘点为雁北地区，所以勘查团只是在接近尾声的8月29日至正定，勘查了隆兴寺、阳和楼、华塔、青塔、天宁寺木塔、开元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刘致平在《古建组勘察总述》中写道：“在正定只有数小时勾留，然所见七八百年以上木建筑近20余所，可谓不虚此行矣。”正因如此，刘致平特将正定的古建筑与花费较长时间勘查的大同古建筑一起整理出《大同及正定建筑勘察纪要》。该纪要正定部分记有隆兴寺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大悲阁、阳和楼、天宁寺木塔、广惠寺多宝塔、开元寺砖塔及钟楼、唐纪功碑、铺面。所涉建筑简要记述了其建筑形制、时代、保存现状、残破情况等。其中对慈氏阁、转轮藏阁的记述是：“慈氏阁三间，六椽正方形，三檐九脊，斗拱五铺作，为元代重修。现已大部坍塌，修复不易。然应设法支撑牢固，勿使继续残破，以便将来修整。 转轮藏殿三间六椽，正方形殿，三重檐九脊，斗拱五铺作，与慈氏阁形制大小相同，似为宋金间物。明清大加修葺者。殿内正中为八角形重檐之转轮藏一，雕饰精美，为清初之物。现殿之楼板、楼梯全毁，屋顶朽坏，宜加修葺。”同时，刘致平教授通过此次勘查，还将应列为国宝的建筑列成《重要古代木建筑勘查表》，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开元寺钟楼榜上有名。

古建组的组长、副组长三人均系上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当年是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得意门生;莫宗江作为当年营造学社的测绘生、梁思成先生的助手，1933年曾两次随梁先生来正定调查古建筑。许多建筑图纸都是由他绘制而成。对关于正定古建筑最权威的调查研究文章――1933年梁思成的《正定调查纪略》内容都非常了解。另外，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也曾于1935年5月18日至20日来正定调查古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再者，1949年3月，由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的中国建筑研究所编辑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中收录的9处正定重要文物有隆兴寺、阳和楼、关帝庙、天宁寺塔、广惠寺花塔、临济寺青塔、开元寺塔及钟楼、县文庙大成殿、府文庙大成殿，为此次勘查明确了目标，这几处建筑的基本情况《正定调查纪略》中均有记述。所以此次雁北文物勘查团将正定定为调查对象并在数小时内完成勘查，无疑得到了早年中国营造学社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由于时间短促，勘查团对正定的勘查确有意犹未尽之感。对此刘致平先生感慨：“我等一行路过正定仅作数小时勾留，未暇细测。盖为日程所限不得不尔。而正定古物甚多，他日如有机缘，仔细勘测也。”

由于刚刚建国，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财力有限，所以确定修缮项目需根据实际情况慎而又慎，从重点中再选重点。1952年，为掌握一些重点地区重要古建筑的情况，以便安排保护维修，文化部又派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的罗哲文和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组组长祁英涛前往包括正定在内的河北地区进行古建筑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及时向郑振铎局长进行了汇报。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报告》和1952年专家考察后所反映的情况，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重要古建筑修缮保护的重点地区。依据勘查报告中所反映的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慈氏阁的重要价值、残破状况及“宜加修缮”的保护意见，经科学研究论证，文化部将这两座建筑列入首批重点修缮项目之列。

转轮藏阁、慈氏阁作为隆兴寺时存四座宋代建筑中的两座楼阁式建筑，价值不容小觑。梁思成先生评价：“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而慈氏阁的结构为永定柱造，是国内古建筑此种结构最早的实例。由于慈氏阁残破甚重，有坍塌之险， 1952年11月14日刘致平再次带队，率卢绳、罗哲文、祁英涛、余鸣谦等一行10人对残破甚重的慈氏阁进行了详细勘测。之后为安全起见，先行将此建筑拆卸落架，而首先进行转轮藏阁修缮工程。

转轮藏阁修缮工程，不仅是建国后河北省第一项木结构文物建筑重点修缮保护工程，也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56年改名为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这个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全国性业务机构承担的第一个外省市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特聘请由著名专家学者朱启钤、梁思成、杨廷宝、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诸先生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对工程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指导工程进展。并由国家、省、县三级组成了修缮委员会。国家下拨款项16万元。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余鸣谦先生为工程项目主持人。参加人员有李良姣、李全庆、梁超、何凤兰、姜怀英、汪德庆、李竹君、贾瑞广。该工程设计基本原则是以本地区同时期的实物及宋营造法式为主要参考资料，在建筑本身基础上进行复原。无资料依据者维持现状，此称局部复原。这是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中首次运用此种理念和方法，对其后古建筑维修工程影响甚大。依照此原则，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了详细的修缮说明书，绘制了大量的现状图、施工图、复原图。由于该殿阁于清顺治年间重修时二层增加了腰檐，此次修缮对大木结构进行了全面加固维修，并依照专家组的意见去掉了清代添加的腰檐，同时依宋代规制恢复了博风与悬鱼，瓦顶部分依当时现状进行修配。重新包砌台基、铺墁了地面。在新建筑材料尝试应用方面，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瓦作师傅邓九安、徐庚申二先生出力尤多。二位师傅探索实验，将底层墙内原12根木柱改用钢筋混凝土仿木柱。构架交接处部分加用了不少铁活。整个落架复原性修缮工程始于1954年9月，1955年8月竣工。阁内正中安置的直径七米的木制转轮藏，为我国现存宋代小木作稀有遗物。期间对其也进行了修补。转轮藏阁工程结束后，利用剩余款项修补、还保养了寺院其它建筑，并对主要殿阁进行详细勘测。

慈氏阁修缮工程由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设计施工。设计方案由项目主持人祁英涛拟定。参加人员有：余陈、陈继宗、李哲元、秦秀云等。慈氏阁自北宋始建以来，历经重修，掺杂了一些后世手法，尤其是清朝重修时加入了清官式作法。此建筑修缮基本遵循在本身基础上争取做到部分复原，在总体外观上尽量与藏殿取得调和一致，对于缺乏复原资料者维持现状的原则。维修过程中取消了清代大修时增加的腰檐和各层擎檐柱，取消了天花板，恢复了宋式博风、悬鱼。上下檐出檐按照宋制予以加长，椽飞形制亦按宋式制作。上檐斗拱、内檐梁架及瓦顶部分按当时现状进行修补。底层墙体内木柱亦改用钢筋混凝土柱，平座四角廊内木楼板上加铺地面砖。自1957年9月至1958年9月，历时一年，慈氏阁落架复原性工程告竣。斥资10.5万元。修缮后的转轮藏阁、慈氏阁以更加古朴严整的姿态矗立在隆兴古刹。

转轮藏阁、慈氏阁落架复原性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专家实地勘查后由文化部批准的全国第一批古建修缮项目。工程技术人员以丰富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的工作精神为新形势下古建筑保护领域树立了典范，也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古建筑维修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多年来各级人大对如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增强监督的实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总结了不少经验。我们也从人大教科文卫的工作实践中体会到，人大在行使人民赋予的监督权时，要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为指针，坚持执政为民，时时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处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我们的监督工作才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一、坚持执政为民，才能保证行使监督权的正确方向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表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不是“天赋”或“神授”的，而是来自于并受制于人民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权力行使的过程既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也是代表人民利益，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的过程。因此作为代“民”行使监督权的机关必须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时刻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监督工作始终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 在人大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在行使监督权中，有一条原则：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地方组织法》界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十四项职权，但我们感到实际工作中还是比较难把握。不同部门有不同的要求，但我们认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确定监督议题时，坚持执政为民，选择民之所望、民之所向的事，选择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才是该管的、必须管的事。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执政为民，才能体现权力运用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执政为民，才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最高价值，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权力才真正属于人民。 二、坚持执政为民，才能找准行使监督权的切入口 “一府两院”工作包罗万象，千头万绪，教科文卫工委的联系范围涉及政府的11个部门，相关法律法规近百部。我们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必须抓住重点，找准监督工作的“切入口”，那么监督的切入口是什么呢？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认识到，在选择监督题目时，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民”。“民”的呼声，“民”的要求，“民”的困难，“民”的利益是我们选择监督事项的重点，只有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监督工作才会有的放矢，卓有成效。五年来，围绕常委会的审议议题和执法检查的重点，先后开展了《食品卫生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技术教育法》、《计划生育条例》、《科技进步法》、《文物保护法》、《档案法》、《浙江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二十多部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并充分利用渠道，抓住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进行专题调查，先后开展了“择校生高收费现象调查”、“义务教育阶段学制改革调查”、“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调查”、“工业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情况调查”、“教师工资县级统筹发放情况的调查”、“少数民族扶贫情况的调查”、“浙江婺剧团现状的调查”等等，这些执法检查和专题调查从教科文卫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此外，在“两项评议”活动中，我们把科技局、文化局、教育局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部门作为评议重点，评议中又把这些机关及其领导是否依法行政，勤政廉政，是否重视为民办实事作为评议重要内容，我们还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议案意见的督办。如我们把关于加快学校布局调整适应中心城市建设、给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扶持政策、尽快落实金华二中扩建校园、降低医疗费用切实减轻病人负担、江北新华书店的拆迁和建设、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造以及文物保护经费，教育科技投入经费，少数民族扶贫经费的落实等议案意见，分别作为我委每年重点督办的议案，使监督工作的切入口与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比较一致，这样大大增强了监督的针对性，提高了监督的质量，也能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实践证明，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尤其是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坚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工作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

三、坚持执政为民，注重监督实效 同志说过：“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从人大工作性质上看，调查研究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基本功，也是委员会协助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基础。我们把每一次调查研究都看成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机会。比如常委会要听取和审议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或者开展“两项评议”，首先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有这样，审议和评议时才有话可说，肯定成绩才能恰如其分，指出问题才能切中时弊，制定措施才能妥当可行。比如，前些年金华市郊豆制品生产场所的卫生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市人大常委会在开展《食品卫生法》视察中也发现由于村民卫生习惯较差，许多豆制品作坊与猪圈在一起，污水，酸浆水四处横流，豆制品露天堆放苍蝇蚊子飞舞。据反映，卫生部门几次提出整改方案，但由于村民对整治工作认识不足，抵触情绪很大。面对这一“难点”，市人大常委会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组织人大代表三进豆腐村开展调查。市政府领导也十分重视，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参与调查，并抓紧落实人大的建议意见，狠抓整治。由于作风深入，工作细致，得到了广大豆制品加工户的理解和支持，使豆制品生产场所的卫生整治顺利展开。又如去年我们根据人民群众关注的教育、科技经费投入问题，围绕“该拔的有没有按规定拔下去，该收的有没有按规定收起来，管理使用有没有按规定办”这一重点开展专题调查，先后到五个县（市、区）开展调查，走访了10年乡镇， 8家企业了解教育投入情况和企业技改经费的投入使用情况，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形成了两篇专题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指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有的县、市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城乡教育费附加的征收难度仍然较大，少数地方还出现农村教育费附加被移用和虚报的情况；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未达到“科技进步法‘规定要求，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金融部门支持力度不大等。由于调查研究深入细致，调查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客观公正，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又如今年五月婺城区教师工资实行县级统筹后，教师反映领到工资比四月份人均下降了250元左右，校长、教师反响强烈。为此我委组成调查组， 深入学校开展调查，倾听教育意见，针对婺城区教育经费的现状和困难，以及对教师工资统筹发放后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形成调查报告向市、区两级政府作了反映，很快使教师工资到位。几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腿要勤，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才能广泛占有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耳要长，要多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好话、坏话都要听；手要动，要及时记录下群众的要求对占有的全部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从各个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形成的调查报告才有说服力。 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和手段，加大监督力度。本届以来，我们每年都确定1-2个事项作为监督的重点工作，运用议案、专题调查，上下联动执法检查， 开展评议以及作决议决定等形式和手段，加大监督的力度。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新的形势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文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旧城改造、旧村镇改造；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日趋突出，有些问题确实不容忽视。如各级政府对文物的认识尚不到位；城市建设和改造中，对文物古迹遗址及历史文化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文物保护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文物盗窃事件时有发生；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及人员配置与文物事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等问题。因此，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根据本地文物保护的实际，进一步贯彻实施“文物保护法”、“省文物保护条例”，加强法制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因此，今年我们把文物保护列为监督工作的重点，先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增加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议案”，并作为我委今年重点督办议案，历时两月开展调查，走遍了我市所有的部级和省级文保单位11处市、县级文保单位，较全面地了解了当前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状况，并用信函形式了解我省各地市文物保护情况。在此基础上，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我市《文物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文物保护工作。 其三，加强跟踪督办，努力为群众多办实事。议题选准后，就锲而不舍，一抓到底。工作中我们不满足于作出决定决议，提出建议意见，而是把监督工作着力点放在跟踪督查上。几年来我们坚持做到认真抓好“督办”这一环节，对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审议意见，决议决定或代表议案意见，我们采取了领导督办，回查反馈，视察评议和跟踪督办等形式，加大监督力度。如我们进行了教育科技投入的调研后，认真抓好落实，使教育、科技投入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2001年全市财政科技总投入13940万元，比2000年增长了63.3%；2001年全市财政教育拨款95406万元， 比2000年增长了69.4%。又如我们通过对浙江婺剧团的调研， 及时解决了剧团的困境，为地方剧种的保护和发展做了一些实事。我们体会人大监督工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办些实事，只有多办实事，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2006年5月，临汾市二届人大常委会产生伊始，随即召开了不同方面、不同范围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民意筛选确定常委会监督重点。

市区平阳大桥、马务大桥是连接城市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此设卡收费既影响了城市西扩，给人民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也严重影响了临汾的对外开放形象。水是生命之源。近年来，由于工业企业废水及居民生活污水排放，河西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严重恶化。直接影响市区36万居民的身心健康，水源地环境整治刻不容缓。尧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现状堪忧，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迫在眉睫，义不容辞。近年来，临汾市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在全省11个市中名列第二。而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却相对偏低，干部职工反映很大。

认准这“四个问题”，临汾市人大常委会集中力量，跟踪督办。

首先，成立四个专题调研组，分别由常委会分管副主任任组长，开展全方位调查论证工作，拿出了四个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其次，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调查组组长关于专项问题的调查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认真审议，形成了审议意见；再次，听取市政府对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再次审议，之后又形成了反馈意见。

为解决这“四个问题”，市委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批示；市长及分管副市长积极采取措施，现场调研。及时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全力落实；形成了抓大亭、解难事、办实事的合力。

去年8月份，市直财政供养人员全部领到了通讯费补助，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得以调高；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解决遗留问题，使“两桥”收费站于去年9月30日停止收费，并拆除了收费站卡；河西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重新界定，保护区内所有污染企业于去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水源地保护取得初步成效；该市专门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尧陵修复工程已如期开工，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尧陵建成全国一流的集文物保护、拜谒祭祀、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这“四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凸显了临汾人大的监督模式，这就是：

――从人民呼声中确立重点．这是开展监督工作的前提。“人大监督受权于法，听命于民。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排解民忧、维护民利是人大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合心如是说。临汾市人大正是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而政府通过努力又能解决的问题作为监督重点，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监督落实。

――从深入调研中找到症结。这是开展监督工作的基础。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摸清问题的症结，拿出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易于形成共识，提出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

――从法定会议中形成审议意见，这是开展监督工作的关键。临汾市人大连续几次常委会会议听取调查报告、落实情况报告、督办情况报告，集集体智慧形成权威性、法定性、规范性的文件――审议意见，被监督者依此办理解决。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随着电影的火热上映，实的《白鹿原》原著也再度火爆起来。记者在光谷书城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无删节版《白鹿原》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很多大学生在仔细翻阅。而在当当等电商网站上，首批到货的足本《白鹿原》已经被一抢而光，下批到货要到几天以后。

《白鹿原》曾因其尖锐的历史政治观点及大胆的描述，在竞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编辑和删减。作为《白鹿原》的首版编辑，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回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实，转述了一些评委要求他进一步修订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认为：书中关于政治斗争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解，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为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修改。实随后对《白鹿原》进行了适当修改。

1993年，《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度推出后，被高度评价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1997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此后，各家出版社以各种版本形式，争相出版。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截至2012年6月，《白鹿原》出版发行整整20年，累计销售138万册。

故宫博物院有望择址新建实行“宫”“院”分离

近年来，故宫游客量频频突破千万，给文物古建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市政协常委会近日通过《关于推进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完善的建议案》，建议择址新建故宫博物院，实行“宫”“院”分离。

《建议案》建议，为了缓解故宫博物院“宫”与“院”的矛盾，可考虑将“宫”与“院”分离，一方面使故宫成为集中展现明清皇家宫廷文化的场所，另一方面择址新建一座博物院，作为专门展示故宫所藏180余万件文物旧藏的场所。同时，包括故宫在内的各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应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和环境容量，设置合理的游客承载量，超出承载量就不再售票，还可采取预约参观等形式合理引导客流分布，尽可能地减小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安全隐患。针对故宫内一些宫殿和两侧的太庙、社稷坛被占用的现状，《建议案》提出，大力支持故宫占用单位的搬迁工作，逐步腾退太庙、社稷坛等属于故宫整体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使“左祖右社”的建造格局和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完整的体现。

调查报告：上海半数学生喜欢演艺明星不愿做普通劳动者

近日，一份关于上海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与语文教师学科德育现状的调查报告出炉，由上海市第三期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全员参与实施的课题组对上海14个区的300名语文教师和508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学生最不愿做的是工人农民，认为读书是为了找好工作和赚钱，喜欢的榜样和偶像以演艺明星居多。

选择率最高的前三项为：教师（19.4%）、其他（19.4%）、自由职业者（18.6%），选择率最低则为工人（0.6%）和农民（1.8%）。课题组分析，选择“自由职业者”的接近20%，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职业观更加多元化，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个人理想至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博物馆每年增加100个

近日，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大会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嘉宾来到武汉，共同探讨“多学科视域下的博物馆：包容与协作”。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作者］马玉华（1965―），女，博士，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史；庄成余（1967―），男，昆明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贵州省于1945年成立了“边胞文化研究会” ，这是贵州省重要的边政机构。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宣传和改革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尤其在少数民族调查方面较为突出。本文根据民国时期资料，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

中图分类号：K291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3－0159－06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1］。于是，西南边疆省份各自设立了一些边政机构，云南有“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省有“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有“川康建设期成会”和“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等。本文以民国时期资料为基础，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1945年10月，贵州省政府“为适应环境，促进边胞文化，特于省政府下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聘派专人负责，研究改进，出版刊物”［2］。研究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当时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兼任；设常委委员3至5人，委员若干人，均由省主席就省级机关高级人员中指任。研究会设调查、研究、出版3个组及秘书室。调查组主要负责边疆问题的调查研究；研究组下分史地、教育、政经、礼俗、卫生等；出版组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刊物及《边疆文化丛书》。

边胞文化研究会以民国时期盛行的“国族同源理论”为基础，“以开发边疆，改进边胞（少数民族）习俗，提高生活水准、文化水准为宗旨。”［3］（P246）提出“确保自由权利，发扬平等精神，巩固统一组织，发挥团结力量，造成尚同风气，促进共同进化”六大纲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张实行改良服装、统一语言及各民族通婚三大政策［4］。

1945年，研究会一成立就制定了以后三年的工作重点，“第一年的中心工作：1被狡鸸人注重边陲；2贝俳边胞共同进化；3比啡瞎族一元理论；4背导中国化运动；5狈⒀锲降染神；6奔忧勘叩毓ぷ鳌5诙年注重边区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第三年：1奔忧炕导工作；2倍啪民族自决、高度自治之荒谬言论；3蓖瓿山ㄉ韫ぷ鳎同时对言语之统一，服装之改良，通婚之鼓励，亦列为经常中心工作之一，随时宣传劝导。……”［2］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40年代贵州重要的边政机构，其工作主要有研究、宣传和改革三方面［5］。研究方面：研究首重资料，故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比较重视资料搜集，除由贵州省政府饬令各县征集文物、史籍、图片、填报调查概况外，并派员赴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考察，收购有价值的资料，以供研究参考。同时聘有通信研究员，远驻于我国边疆地区，搜集边疆文物制度，再与贵州省做比较研究，如当时马鸿瑞被派驻承德、赵捷民派驻北平等。研究方法是参考实际资料，以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等方式研究，来阐扬所谓国族同源理论。

宣传方面：首先发行刊物，边胞文化研究会发行有《边铎旬刊》和《边铎月刊》等刊物，并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边铎旬刊》于1945年10月10日开始发行，到1948年时共发行85期；《边铎月刊》于1946年3月创刊，到1948年发行到第二卷。这两个刊物贵州省内外的文化机关和团体均有寄赠，互相交流。1945年1月，刊印有《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颁发各县以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1947年7月，又印有《贵州边胞风习写真》。

为使宣传迅速而有成效，研究会曾派员到边地实地访问宣传，如1945年冬，李寰、陈贻荪及梁聚五等赴石头寨观礼，并宣传访问；1946年10月，又派本会研究员李祥金、张问童两人赴雷山、炉山等县考察访问等。同时，凡从事边疆教育及边胞青年来省城者，边胞文化研究会或寻机晤谈，或开茶话会联欢。

改革方面：主要是与各级政府会商联络，制定各种改良实施办法，通饬各地实行，限期完成，由政府实行强制同化。

二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中，较为突出的是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由白敦厚拟定《贵州省各县市边胞概况调查大纲》，大纲要求调查报告分上下篇，上篇为一般状况，下篇为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其后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与大纲大体相同。目前看到发表在《边铎月刊》上的调查报告，主要有《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这些调查资料是实地调查所得，成为人们了解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为我们保留了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的宝贵史料。

（一）《镇宁县边胞概况》

镇宁县（今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部，为滇、黔孔道，北连普定，西接关岭、东邻安顺、南界紫云。少数民族占了全县人口的80%，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少数民族有“夷（今彝族）、苗、戎三种，苗胞较少，有黑苗、花苗两种，零星散居，不上两千人；戎胞尤少，近西部之比工上、下两寨，人口约三四百左右；夷胞最多，类分‘补以’、‘补农’、‘补开方’（译音）三种，人口约八万五千人。”

调查报告分一般状况（包括地理、经济、教育、卫生等一般情况）、各族特殊状况（包括各族的历史、组织、礼俗、生活等内容）、结论三部分［6］。

报告对镇宁县各族的由来有初步的识别，指出：“本县边胞，除戎、苗为当地土著外，夷胞均于明洪武时迁徙而来，”根据本县一些边胞家谱记载，这些“边胞确由江西移来，而且实系明时征南军之后裔也”。在结论部分，对于边胞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以下建议：1背闪⒈呶窕构，作为指导边民政治之最高机构，此组织无论在中央在省都应设有，并确定政治的全盘计划，按步实施。2.澄清吏治，严惩土劣。3备纳粕活。认为本来边民素好勤劳，惟其生产方法及工具，非常幼稚，产量最低，兼受一般巨富高利贷之剥削，乃边民社会穷困之主因。故一面应当改革生产方法，一面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另一面成立农村贷款社，使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4.促进教育：主张在边地，应由省政府拨款多多创设省立小学，普遍分配于边疆各地，进而在边民集中之地，设立边疆师范，以培养师资人才。5.交通：交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极大之关系，故开辟边区的公路，实为不可缓之要务。6.提高政治认识，对于各地边胞人才，应当随时调查，量才录用，使其对服务方面，深感兴趣，并边情亦因此能上达。这些建议，中肯而有远见。

（二）《望谟县边胞概况》

望谟县系民国29年（即1940年）春，奉命划拨贞丰、关岭、紫云、罗甸四县边区之地，新设的县治。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东界罗甸，西毗册亨，南邻广西省，北与关岭、紫云县接壤。本县民族可分汉、夷、苗三类，汉人多居高山地带，一般称之为客家。夷族人口最多，约占90%以上，分布较广，平原地带、重要城镇、场集所在地等，是他们的聚居地。苗胞分布在县境僻远之地，有白苗、黑苗、老苗、孛拉子、红苗等。

调查报告共有两大部分，一是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卫生（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几方面内容。二是夷族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生活（衣、食、住、行及嗜好）四方面内容［7］。

此调查报告是对望谟县边胞情况的全面介绍，对各民族分布情况的调查十分仔细，详细介绍了各乡镇民族情况及户数。本文与其它调查报告不同的是在教育一项，从学校、私塾、社会和宗教教育几方面进行介绍，尤其是对本县天主教堂教育情况的介绍，是其特点。

（三）《荔波县边胞概况》

荔波位于贵州省南部，毗连桂边，东北连三都、榕江，东南倚下江及广西宜北，南邻广西思恩，西接广西南丹，北界独山。本县民族有汉、夷、水、苗、瑶五种，合计八万四千人，夷族、水家占人口的50%，苗族和瑶族占人口的30%，其余为汉族。

《荔波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关于全县一般状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税捐、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为各族特殊状况，分为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能力）、礼俗（言语、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和娱乐）、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几部分［8］。

此调查报告是对荔波县边胞情况的较全面介绍，与其它调查报告不同的是讲到了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由于汉夷同化，荔波县存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其租佃制度有三种：1.土肥径捷之田，工少效多，则佃主与佃户平均分花；2.土瘠丘多，此事半功倍之田，则须由佃主帮助佃户耕牛一只或二只，以资耕耘，分花亦可各半。3.开荒，荒芜之田，经佃户开拓，佃主亦得帮助佃户耕牛一双或二双，及粮食七八秤，并给予佃户三年收益。租制则于每年初议定租金数目，年终给租，其收获如何，地主概不过问。从租佃制度来看，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并不严重。本县原来为蒙、皮、雷三土司辖地，清末改土归流，改为州县制。民国成立后，废州设县，以县长综理县政。

（四）《平越县边胞概况》

平越县（今贵州福泉市）位于贵阳东南，东接黄平、炉山两县，南与麻江县，西与开阳、贵定两县，北与瓮安接界。主要有汉族和苗族，其中苗族占全县人口数的18%强，分布于各乡镇。苗族有花苗和黑苗两种，以所穿衣服为区别，语言亦略有差异。苗族系贵州土著，花苗原籍平越，黑苗多由麻江、黄平两县移入。《平越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务、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主要记述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和丧葬）、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9］。

这篇调查报告与《荔波县边胞概况》的内容大体相同，由于平越县只有苗族同胞，所以其下篇只介绍苗族状况。

（五）《威宁县边胞概况》

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插入滇省，西南北三方与云南省的昭通、鲁甸、会泽、宣威、彝良等县接壤，东北和东南与贵州省之赫章、水城连界。威宁原为乌蛮居住地，其民族有汉、夷、回、苗四种，汉族众多，占全县人口数的60%，分布遍于全县。次则夷族，约占全县人口数的20%，除附城一二个乡外，夷族几乎遍及各乡。威宁夷族有土目、黑夷、白夷和仲家等类，土目为部落时代之酋长，势力厚而领土广，世代相袭。若论族众，当称黑夷，至于白夷和仲家，则为土目黑夷之佃户，多属贫弱。回族惟西南四、五个乡为多，占全县人口数的10%左右。苗族人数较少，只占全县人口数的5%，依据其服饰分为青苗、大花苗和小花苗，散处本县西北部。

《威宁县边胞概况》分上下篇。上篇为全县一般概况，包括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古迹）、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私塾、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是关于本县民族的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和人物）、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体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10］。

与上面两篇调查报告不同之处：一是在组织一栏，增加了人物一项，介绍本县所谓“为国宣劳”和对教育有贡献的几位人物，如对教育有功者缪良玉、孙家祥等均有介绍。二是在语文一栏,介绍了威宁苗族文字的由来。苗族文字历史较浅，创造只有四十年。苗文的创造者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来威宁石门坎传教，发现苗族语言难通，乃采用各国字母26个，仿用拼音，联成字句，以教苗族同胞。三是在礼俗下面，增加了节令和体貌两项。尤其对少数民族体貌的介绍，如苗族体质较弱而黄，个头稍矮；夷族鼻高而面黑；回族体强而剽悍等，这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观察和描述。

（六）《施秉县边胞概况》

施秉县位于贵州东部，西邻黄平，北界石阡、余庆，南接台江，东连镇远。本县主要有汉族和苗族，苗族占全县人口的60%。其分布特点是县城以北多汉少苗，县城以南多苗少汉。本县苗族分为河边苗和高坡苗。

《施秉县边胞概况》分为上下篇。上篇包括全县地理（区域、地势、气候、交通、种族分布和名胜）、经济（农产、工矿、渔牧、森林、水利、商业、货币、借贷、捐税、租佃制度及土司制度）、教育（学校、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三部分）、卫生（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环境卫生和医药）。下篇苗族特殊状况，包括历史（由来、传说和变乱）、组织（人口、家族、集社、自卫）、礼俗（语文、歌谣、神教、婚姻、丧葬、娱乐、节令和礼貌）、生活（衣、食、住、行和嗜好）等。［11］

与《威宁县边胞概况》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在礼俗一栏，《威宁县边胞概况》记载的是苗族体貌，而《施秉县边胞概况》是礼貌。

上述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和施秉6县边胞概况均是由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分别选择黔西南、黔东南、黔西北和黔东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派专门人员赴上述地区实地考查，收购有价值之资料，进行研究，汇编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对于了解各民族状况，制定边疆建设计划做了准备。

（七）《台江边胞生活概述》

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文章还有王嗣鸿写的《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发表在《边铎月刊》第二卷1期。

台江位于贵州省东南，东界剑河，南邻雷山，西接炉山，北以清水江与施秉、黄平两县为界。台江县边胞占了全县人口的90%，皆为黑苗，细可分为五类（以县内边胞的习惯分）：即方朗（意为下域人）、方纠（意为上域人）、方西（意为西方人）、方排（意为高坡人）和方你（实为水家）。

《台江边胞生活概述》共有台江地势、边胞类别与其分布概况、经济生活略述、一般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三部分）、一般礼俗（有婚姻和丧葬）、风俗习惯（有过年、敬桥、登高、划龙船、吃新、抬龙、抬猪、吃牯脏、摇马郎等风俗）、迷信观念、特殊技能与特殊习性（包括绣花、织布、洗染三种技能，有健康、勤苦、朴实、重情谊、重信用、互助合作等习性）、英雄崇拜、对汉人与政府之印象及结论［12］等十部分。

文章对台江县边胞好的风俗习尚，如辛勤耐劳、节约单纯、忠诚守信等美德，及简单合理之婚丧仪式、不受礼俗之严格束缚，不失人生之本来面目等良好风俗的赞扬，对他们迷信观念的批评，对边胞英雄崇拜的正确分析，都是实事求是，难能可贵的。

（八）《车寨社区调查》

车寨地属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位于县城以北，这里是侗族聚居区。全寨合计170余户，人口1400余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在此创立村寨教育实验区，实验村寨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收容侗家子弟入学。车寨既为村寨教育实验区的地址，1946年3月，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研究工作中列入了“车寨社区调查”一项，经过调查，梁瓯第先生写出了车寨社区调查报告。《车寨社区调查》分为前言（简述了车寨设立村寨教育实验区的经过）、车寨释名（车寨的命名，意为使用水车的寨子）、历史沿革（据称车寨原为苗民的住地，其后侗族迁来，侗族勤敏，为苗民所不及，苗人遂被迫移住山坡，侗人反客为主，车寨成为侗族聚居区）、地理背景、社会概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寨风民俗（银毫的币制、女系财产继承制、忧郁的歌堂、斗牛的经济意义）、同化关系（向来侗汉关系协调融合）等七部分。［13］

这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的记录。

三

边胞文化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贵州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机关，以“国族同源，共同进化两大理论为研究宣传之目标”，其目的是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治。

到1948年，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边胞学生数字之增加，边胞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之遴选，（贵州）省训团优秀边胞青年训练之挑选，省政府边胞参政之奖拔，不良习俗之改革，……边胞妇女职业训练班之成立”［2］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颇多，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是典型的民族学、社会学的文章，如《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荔波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是民族学的调查报告；梁瓯第的《车寨社区调查》，是一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以社区为单位，对其历史沿革、地理、社会、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完整记录。这些成果均为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可靠，内容丰富，成为人们了解民国时期贵州民族情况的重要文章，也是今天不可多得的历史民族学资料。

但是，作为贵州省政府下属的边政机关，边胞文化研究会无专职研究人员，其成员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处职员兼任，无定额资金延揽人才。这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相比，资金和人才明显不足，取得的研究成果就大打折扣。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开发和建设，也没有设计出开发方案。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张实行改良服装、统一语言及各民族通婚三大政策［4］。由于的影响，他们在出版的《改良边胞服装住宅图说》中把贵州少数民族的服装看成是“奇装异服”，强迫少数民族改装。实行强迫同化政策，由各级政府制定同化办法，限期完成，要求统一语言，即用汉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还强迫民族通婚，这些都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反对。

参考文献：

［1］ 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J］北哒公论第1卷1期1941，08，10［2］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J］北哳煸驴第2卷1期1948，01

［3］ 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M］惫笱簦汗笾萑嗣癯霭嫔纾1996［4］ 白敦厚碧盖省边胞文化［J］北哳煸驴第10、11期合刊1947，01，01

［5］ 边胞文化研究会工作参考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J］北哳煸驴第2卷1期1948，01

［6］ 镇宁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2、3期合刊1946，06，01

［7］ 望谟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4期1946，07，01

［8］ 荔波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7、8期合刊1946，10，01

［9］ 平越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9期1946，11，01

［10］ 威宁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10、11期合刊1946，12，01

［11］ 施秉县边胞概况［J］北哳煸驴第12期1947，01，01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地名调查报告范文一

题目：陕西的西安

报告内容：

西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它的兵马俑文明中外，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古老城市。

西安市位于我国大陆腹地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面积9983平方公里，属于温热带，平均温度13.3℃，最冷月平均气温-0.9℃，最热月平均气温26.4℃，全年无霜期232天，降水量偏少，主要集中在夏季。

据说自公元前约11世纪至公元9世纪末，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历年来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在多数朝代，西安属于郡、府级建制??京兆府(郡)辖区，元代改京兆为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

现在的西安除了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建筑物和文物，还增加了许多现代化的设施和建筑物，西安变得越来越美，使许多中外人士慕名而来，西安是一个魅力城市。

报告人：

11月23日

地名调查报告范文二

题目：成都的宽窄巷子

内容来源：1，实地考察、拍摄;2，查看网上图片和文字资料。

报告内容：

宽窄巷子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群落组成。北以支矶石街与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界，南以井巷子为界，东以长顺上街与宽窄巷东街口为界，西以下同仁路与宽窄巷子西街口为界。

1659年，清军攻占成都，为了防止八旗兵与成都居民接触，就修建了城中城――满城。成都的满城建于1718年，它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其主要街道的布局极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将军衙门是蜈蚣头，长顺街是蜈蚣的身子，密集的街道和胡同则如蜈蚣身上众多的脚。其中，宽巷子窄巷子就是长顺街这条蜈蚣东向的两只脚。当时的名字并不叫宽窄巷子，而是被分别称为兴仁胡同和太平胡同。直到民国初年，这种明显具有北方风格的名称才被宽窄巷子所取代，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宽窄巷子，古老而悠闲，漂亮又个性的商铺里，有美丽的手工饰品、有传统的木制玩具、有甜美的冰淇淋、有浓郁的咖啡、有扑鼻的香茶、有精致的特色小吃可谓应有尽有，法国梧桐掩蔽下的石板路上，人来人往，充满了热闹的气氛。这里的四合院落灰砖青瓦，木门雕棂，而每一扇大门的两旁，还有一对造型各异的古朴石像有鼓，有人，也有动物。尽管今天的宽窄巷子充满着无可忽略的现代气息，却并不影响它固有的本来面目，这里的一切，依旧展现着从前的秀美和迷人的古典魅力。

附件：1，网上下载的宽窄巷子结构示意图 2，自拍的实地图片

报告人:木木

报告时间：20xx.11.24.

地名调查报告范文三

题目：公主坟

内容来源：查资料

报告内容：

北京的老地名非常难听，单是叫做坟的地名就有很多。

在很久以前，北京城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喜欢把自己家控制的地方叫作某家坟，以表示自己家财势大。如：白家坟或李家坟等。由于缺乏治理，北京城也有很多乱坟岗。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北京的乱坟岗得到了治理。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带头签名实行火葬，原有坟地被消灭殆尽，只留下一些地名，如公主坟、八王坟、英家坟等，记述着这段历史。

我们现在只闻公主坟其名，真正的坟早就夷为平地，修了路或盖了楼。其实，有些以坟为名的地名，在坟地被清理平整之后，地名也渐渐被人遗忘，并且被新的地名所取代了。比如原来阜成门外有个孔王坟。孔王叫孔有德，是明末的参将。清军入关后，孔有德在山东率军降清，被封为恭顺王，后来随多尔衮入北京，改封定南王，入汉军正红旗籍。以后随清军攻取广西，镇守桂林。后被明朝遗臣李定国攻陷桂林城，孔有德自缢身亡。顺治皇上感其忠烈，为他在京城修了一座挺大的墓地。

说是坟地，其实孔有德的尸体已被李定国焚毁，顺治皇上只是把他的遗冠玉佩放在了棺材里。因为墓地的规模很大，当时这一片的居民取地名叫孔王坟。公主坟就在这座坟的西北。如今，孔王坟这个地名已很少有人知道。但公主坟的地名却留了下来。公主坟原来是孔王坟的西花园，这里葬的公主是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孔有德在桂林被李定国包围时，孔四贞逃出桂林回到北京，顺治皇上的母后悯其幼孤，认作女儿，养育在宫中，后来，孔四贞被封为和硕公主，嫁给了大臣延龄。顺治十年，皇上因孔有德没儿子，特封孔四贞继承他爸爸的爵位为定南王，管理广西军务，康熙年间，吴三桂在云南称帝，延龄叛清相投，四贞不从，并率兵讨伐。后来，吴三桂被灭，延龄也死了，皇上觉得四贞孀居孤单，把她召回北京，孔四贞死时97岁，可谓高寿。也许是因为孔四贞的生平事迹比她爸爸在民间流传久远，所以公主坟早就平了，地名却仍保留至今。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正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博物馆开展与主题内容相关的文化遗产调查，对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效的调查工作需要观念、方法上的调整和准备，现结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情况，粗谈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博物馆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问题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涉及到文化遗产调查体系本身的特点，以及博物馆应该如何调整视角和认知，真正以组织者、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到这个体系中来。

（一）博物馆调查与文化遗产的认知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同其他调查工作一样，主要涉及主体、对象、目的三大要素。博物馆是调查主体，主体的性质对调查对象和目的起决定作用：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涉及面比较广，往往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相应专门调查；而专门性博物馆研究方向比较专一，会对特定类型文化遗产进行细致调查。这其中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当前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工作普遍重视文化遗产的发现，资料的整合、研究等，但博物馆不仅是研究、保管机构，同时也带有展示宣传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如何让调查收集到的文化遗产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方面的思路和方法还很欠缺。

二是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往往在对象上有所选择，针对某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具体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去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分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文化遗产界定为“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类别；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当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类别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补充，使得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基本形成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别，这种分类长时间内主导了国内文化遗产研究的走向。此外，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指向文化与自然相融合所形成的一类遗产类型。这种类型不能简单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来定义，亦被普遍认可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独立类别。

这样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在国内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解释和延伸。有的学者将其综合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三类；也有人认为在“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之外，“文化线路”、“产业遗产”、“文献遗产”也应该是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范围。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风貌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也受到关注，被认为是研究文化遗产本体必不可忽略的关联因素。

相应地，针对这些分类研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和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地被扩展，反而使其本质越发受到忽略，让人难以真正解读。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地方为了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开发甚至建造了不少“假遗产”，或是在文化遗产调查中概念不清，没有认定文化遗产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繁杂的分类中常有重复、混淆现象出现，如大家普遍认可的“文化景观”一类，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却独立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而单独出现。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鉴别文化遗产的关键是要把握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并以“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纪念性”加以概括；也有学者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分类的标准，并以不同层级标准为纲重新提出了遗产分类的初步设想。

从这些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对文化遗产界定标准的认识还很模糊；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建议也很多，但明确的、受到普遍认可的分类体系尚未出现。因此，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确定要调查的目标范围。

（二）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博物馆由于本身特性以及学科发展状况，其开展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基本还是属于考古调查。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有明显的共性。在调查对象上，遗迹、遗址等文化z产范畴也是考古调查和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在调查性质上，二者都是在资料整合基础上进行研究，并且在观察已有资料之外，都有一个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在调查程序和方法上，文化遗产调查实质就是参照了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考古调查体系而展开。

文化遗产调查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文化遗产涵盖的领域广，文化遗产调查在方法上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的方法用的更多些；而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则在民间艺术、民间工艺、传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化遗产调查不仅关注遗产本体，同时也关注其产生的背景和当下的处境；在调查目的上不仅重视研究遗产本身，也关注保护和传承、整合和开发。再次，文化遗产调查特别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调查，还要思考如何将文化遗产的特点和魅力展示给普通大众的问题，让看似“高冷”的学术以亲切的形式走向社会。此外，考古调查始终是以物为核心的，而文化遗产调查面对的对象时常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不仅指艺术、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非遗形式的文化形态，是附着在或者是根源于某种物质文化形态的，每一种物质文化形态都伴随着相应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隔阂。

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在某些热点问题研究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两个体系相互影响和融合，代表并引领着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的发展。如“文化线路”研究，在文化线路的调查中，考古学区域文化研究、聚落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都极为关键。再如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调查、村寨调查以及口述史调查，这些调查所展现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变迁，把历史从“高堂”拉回到了普通大众之中，让历史重新成为所有普通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历史。

（三）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理念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一门基础综合性学科，考古学、艺术史、技术史、理化学科、建筑学、地理学、博物馆学、规划学等不同学科在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起到不同的作用。在自身尚未形成明确规范的调查方法体系之时，必须参照、借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其他相关学科调查方法，针对调查对象的具体类型，获取较为可靠的信息。

文化遗产调查必须重视信息（数据库）的真实性、全面性。这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调查方法的问题。这些信息是否真实、能否做到尽量全面，关系着其价值能否真正实现。这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调查者必须针对调查对象的性质和类型，科学利用相关学科调查方法；二是调查者即便无法做到对多学科知识的精通，但也要保持广阔的视野和多学科的学术敏感性，针对调查对象组建调查团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信息和展示信息。

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的思考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主持的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三国文化遗产进行完整梳理。四川地区的调查是本项目的重点内容，也是项目的先行尝试，目前已基本完成省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相关调查，完成了成都地区、巴中地区、泸州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点位资料整合，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期间，我们对调查工作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总结，在观念、方法和很多细节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

（一）何为“三国文化遗产”

调查立项之前，我们就面临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哪些是三国文化遗产”和“调查哪些三国文化遗产”。最初我们并没有先行提出一个准确的“三国文化遗产”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类型上的区分和选择表明对调查对象大致的取向。这中间大致有三个关键的点：“三国”、“三国文化”和“文化遗产”，涉及到的是时代、主体和认证三个方面。

三国文化遗产首先指向的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现象和遗存，这一部分遗存有较为可靠的给定年代，有纪年材料和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支持，如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同时，有一些遗存年代上并不属于三国时期，但明显同三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民间多有建造的武侯祠、张爷庙一类的祠庙文化现象。新津先主寺是纪念刘备的祠宇，早在清代初年就已存在，康乾两朝相继进行维修，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电影院和学校，1990年代恢复为先主寺，现仅存先主殿和钟楼两处清代建筑。青白江武庙是纪念关羽的祠庙，始建年代不详，清嘉庆年间迁建于现址，现存建筑时代多为清代，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一些遗存我们无法给定其较为具体的年代，但有文献记载、传说传承和故事流传。双流牧马山遗址，其名的来源由“蜀先主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牧马川。”根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等记载可知，相传为蜀汉屯兵养马之地，现建有“诸葛亮屯兵牧马山”雕塑。金堂火烧坡地势险要，周围农田密布，无遗迹可寻，当地百姓传说蜀军与魏军在此发生战斗，蜀军用火药和硫磺在坡上燃烧打击敌军，故得名“火烧坡”。还有一些文化现象明显是近现代开始出现，但其内容是源于并附着在当地浓厚的三国文化氛围之中的。此外，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保存现状的问题，保存尚好或仅仅稍有破坏的暂且不谈，很多建筑、遗物、古迹破坏严重、另作他用、迁建甚至现已不存，还有一些为近年所重建。

以上所提都是从时代和文化现象两方面出发调查主体所能囊括的范围，明显是调查所不能完全涉及的，必须要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认证的问题。借用有学者以“普遍价值”、“国家主体”、“世界遗产”和“专家认证”来概括现代世界遗产体系之说，调查组从价值评判、文化主体、历史遗产等角度，通过内部讨论和专家论证去选择调查对象。一个点位有没有历史性，它反映的文化主体与三国文化是否契合，其现状有没有研究、保护和展示的价值，本质就是评判这些文化现象和遗存同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能称作文化遗产。调查中我们发现，真正属于三国时期的遗存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以同三国文化具有某种关联性的现象而存在。为了更好地把握“关联性”的尺度，我们在调查表设计上对于调查对象的类别、本身性质和年代都给予了说明的空间。这样的论证方式或许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从调查表上也能看出我们在调查分类上还存在盲点，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不够等。

（二）调查记录体系

我们的调查记录主要借鉴了考古记录的方法，以文字记录、测绘记录和图像记录为主，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和改变。首先，调查中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经常性使用了影音记录的手段。其次，我们也认识到文化遗产所处的现代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地形、地貌、遗址相对高度、水流、土壤、植物、动物、交通、气候、矿产资源等内容，这些都和古代环境有所联系，也是现代考古学、民族学、环境学所关注的因素。此外，在关注文化遗产本体和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同时，我们对文化遗产分布区域、分布特征以及文化遗产与当地人群关系也进行了调查，核心是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和现存的人文环境。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遗产信息，另一方面也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考虑，去了解文化遗产的现实处境、它们的发展有什么压力、它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冲击是否在内部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概括来讲，我们的记录内容主要便是“遗产本体”、“遗产背景”、“遗产生境”三个板块。

（三）调查报告

四川省境内的三国文化遗产考察已进入尾声，并已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这份报告主要由“成都地区各点位调查详情”、“三国时期出土文物资料整理”、“调查情况综述”三部分组成。

将调查所得信息展示出来，是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包括两个要点：一、信息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报告中的内容相当于原始资料，将为不同领域研究者所用，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必须真实地、不添加任何主观评判地放进去，这一点在口述史材料整理再现以及调查材料整合等方面尤为重要。二、科学的信息整合和原始资料保存。调查所得的所有材料必须经过一定程序的整合之后放入报告，目的是使报告更有层次感，如考古发掘之后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和每个发掘单位独立的记录材料整理总结。文化遗产调查所得的资料非常繁杂，分属多个学科，同一批资料亦可为多个学科所用，在调查报告无法兼顾之时，原始资料保存则意义重大。

展示信息的同时，调查报告也是初步学术研究的结晶。一是调查报告本身，报告内容的编排很有讲究。在我们的报告讨论稿中，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各点位调查详情是以成都市目前行政区划为标准、分地区编排的，这一块也是我们现在讨论修改的重心。在地域因素之外，还可以参考的因素很多，比如时代（三国时期、其他历史时期）、遗产类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国文化遗产调查表中所列类型框架）、关联性（有文献、传说等历史渊源、口述史调查、三国人物纪念场所、根源于三国文化的文化现象和非遗形式）、文化线路（古交通路线、河道、大型战争）、古行政区划等。考虑的因素不同，报告内容的编排也不同，而如何把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中分出不同的层级，哪些是首要参考的标准、哪些是第二级别和再次级参考标准，这些都需要合理的解释。二是调查报告的研究部分，我们在报告讨论稿中综述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对区域保护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此外还对画像石和钱币等文物资料进行了专门梳理。在报告的修改讨论中，我们认为报告目前对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分布特征把握还不够充分，报告展示的宏观印象尚待清晰。

（四）口述史材料的收集

在四川省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口述史材料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点位特别是川南地区的点位规模基本偏小、缺乏考古发掘的条件且少有文献记载，但这些点位多数同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联系紧密，百姓口耳相传。如宜宾江安县境内的“安远寨、孟获坟”、“古校场”、“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这些点位都在同一村落，现存情况均较差，仅剩空旷的高台，周围为农田、树林，仅有少量文献记载，也多为内容传奇的故事。在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遗物和遗迹的情况下，当地不同的村民却都能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每一个高台的名称来历，描绘着当时的图景。当地对诸葛亮有广泛的崇拜，逢庙则名诸葛庙，遇井必称诸葛井，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民间氛围和文化景象。这些情况也让我们对类似口述材料的记录和整理面临着多重的考验。

首先，限于讲述者自身文化水平问题，一些当地村民的讲述逻辑十分混杂，没有前因后果，其语言为当地农村方言，让我们在听后的记录以及整理时对其语气、核心内容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其次，v述者的文化程度、个人阅历、对具体问题的个人见解以及讲述者之间的互相影响都让调查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讲述者在两次不同的讲述中可能讲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还有的讲述者在讲述过程中经过旁人的插话或提醒，当即就否定掉之前所讲内容而重新开始。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反复确认其所讲及来源，并不断调整采访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对话方式。

还有，由于文献资料极为匮乏，在调查中除去口述材料之外，我们获得的更多是图像资料，如调查点位及当地环境的老照片。在这些图像和口述历史的相互对应中我们极易陷入以图证史的经典陷阱：程式是滞后的，意义是飘忽的。我们所见的图像，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产物，可能是当时人借助了前人已有的程式；我们所见更多的看似与三国文化有关的文化现象，如诸葛亮崇拜、三国特色产业等，可能也早已不是古风传承的表现，而仅仅是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的侧影。当然，在处理口述、文字和图像的关系方面也已经出现了实验性的范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口述史的局限固然存在，但它也为我们打开了崭新的视角。通过口述材料的采集，我们见到了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鲜活历史，它来源于普通大众，充满了多样性，自身也蕴含着各种矛盾，而正是这些故事内容上的矛盾，使得我们见到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达到的，我们只能通过材料的累积去不断接近。历史记载本身就很难是全面的映像，求历史之“真”也只能是相对的。口述史调查让历史重新回到普通大众之中，如有学者所言：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之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历史研究也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奥巴马经济团队面临大换血

美国财政部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助理部长、美国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负责人赫伯特・艾利森9月22日宣布辞职，这是最近两个月以来，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中第四位宣布辞职的高级成员。

德国10万民众游行要求关闭核电站

9月18日，约有1万名反核示威者抗议德国政府打算延期关闭核电站的计划，敦促政府按计划终止使用核能。

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德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反核抗议活动。事件起因是德国执政联盟决定延长17处核电站的工作使用期限，根据决定德国境内至少在2024年前仍将有核电站在工作，但默克尔此前曾表示所有核电站将于2020年停止使用。

牛津大学将建政府学校为领导人提供智库支持

9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开工修建一所政府学校，预计2012年建成。这所学校成立后将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熟识政府政务处理技能和责任的优秀毕业生。

这项工程得到了众多世界前任领导人的支持，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

第3

9月20日，美国和欧盟联合一份报告，将印度列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3大强国，并称其为世界第4大实体。

1／4

孟加拉国媒体9月22日报道，近一年在孟加拉国有100多人因遭雷电袭击死亡，这一数字为全球每年雷电致死总人数的1／4。

10万

9月20日，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俄罗斯政府计划在未来3年裁减超过10万国家公务人员。

66％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估计，印度2009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6％，总数高居各国之冠。

638件

9月20日，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展出了638件文物，其中包括不同年代的雕像、首饰、图章等，它们都是从美国寻回的伊拉克文物。

1959年

英国25家公司将于近日前往古巴签署协议，届时他们或将成为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批购买古巴土地的外国公司。

一周・焦点

菲律宾正式提交人质事件调查报告

9月20日，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在首都马尼拉召开新闻会，正式宣布已向中国驻菲大使馆递交人质事件调查报告副本的消息。报告建议就人质事件对包括马尼拉市长阿尔弗雷多・林在内的至少15人提出指控。报告还列举了导致劫持事件以悲剧告终的8个因素。

8月23日，乘坐一辆观光大客车的21名香港游客在马尼拉市中心遭一名持枪绑匪劫持。对峙大约11小时后，菲警方发起强攻，击毙绑匪。这次事件导致香港游客8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时政

伊朗阅兵式上发生炸弹爆炸

9月22日，伊朗武装部队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两伊战争爆发30周年。而在西北部城市马哈巴德举行的阅兵式上发生爆炸袭击，造成9人死亡，20人受伤。

社会

墨西哥湾漏油油井被彻底封死

9月19日，美国原油泄漏事故救灾总指挥宣布，墨西哥湾漏油井已被永久封堵。此前，英国石油公司工程人员从底部向漏油井注入水泥，待水泥凝固后开始进行压力测试，以确认油井是否真正“死亡”。

漏油井被正式宣布“死亡”，意味着历时近5个月的封堵墨西哥湾漏油工程终于画上了句号。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4月20日在墨西哥湾水域发生爆炸，导致11名工人死亡，并引发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

哈萨克输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

9月22日，哈萨克斯坦通往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发生两次爆炸，管道破裂，天然气输送被迫中断，爆炸还引发了火灾。

文物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为了全面地继承和弘扬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增强我州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加快大理茶产业的发展｡经协商,由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理文化》杂志社联合举办“下关沱茶杯”有奖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征文内容主要是有关大理茶叶生产和茶产业发展的文章和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对大理原生茶种的调查研究;茶叶产区的自然地理,风土民情;各民族独特的饮茶习俗;各地茶商的发展史,产销渠道;堆店､茶行的历史状况及文物遗存;马帮､马店､驿道的调查报告;有关茶叶和茶马古道的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近现代我州各地茶叶生产的发展现状等｡不要求面面俱到,只求抓住一点,史料充足,说深说透｡文体要求主要是调查报告､采访手记､知情人访谈录､亲闻亲见亲历者回忆录､收集整理的民间口碑传说歌谣等｡同时也征集有关茶叶生产和贸易等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照片,或文物､实物､图片等等｡此类资料不参加评奖,由公司进行有偿征集｡

二､本次征文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四个等次｡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优秀奖15名｡一等奖每名奖金1000元,二奖800元,三等奖500元,优秀奖100元｡获奖作品将编印成书,正式出版,稿酬另计｡

三､评委会由主办单位聘请有关专家组成｡根据应征文稿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普及价值及其资料的珍贵性进行公开公正的评选｡

四､征文时间由2006年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截止｡来稿交(寄大理市下关幸福路11号)大理州文联《大理文化》杂志社杨义华收,邮编:671000,电话:2137895,｡

希望我州各族各界有识之士､知情人踊跃参与此次“下关沱茶杯”有奖征文活动,为弘扬优秀的大理茶文化,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理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