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论文范文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家庭承包制也显露出其缺陷，农户缺乏稳定的土地产权，土地分包到千家万户，导致土地的细碎化，客观上阻碍了土地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等的发展。所以，在稳定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机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其客观和现实的意义。

1湖北省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湖北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看，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好的县(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1广大农民尤其是乡村领导干部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缺乏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由于思想认识缺乏，导致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步子缓慢，范围较小，覆盖面不宽。

1.2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导致“有市无序”和“有地无市”共存虽然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做出许多规定，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私下交易仍频繁发生。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现阶段湖北省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还未发育成熟，进一步说就是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没有规范的交易市场，也就不能将需要流转的集体土地进行合理的引导，从而形成一种“有市无序”的现象[2]。

1.3由于湖北省农村的二、三产业不发达，没有给农民提供足够的土地流转空间，经营土地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逐年增多，劳务输出人数逐年增加，但其中绝大多数为临时性，无经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盲目转移，就可能造成耕地撂荒的问题出现，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1.4因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相继上马一些工业项目，建立工业园区，征用了一些农用土地在征用集体土地过程中，因土地补偿、土地安置机制的不健全，时常出现损害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3]。

2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几点建议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过程，是土地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决定流转机制得以形成的条件而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在机制上要创新，在工作态度上要积极引导，在工作方法上要坚持条件，在流转形式上要灵活多样，在具体操作上要依法规范，切忌强迫命令搞一刀切。为了搞好土地使用权流转，推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2.1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

长期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长期稳定是党的一项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是实现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前提条件。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是依据承包权而产生的，离开了承包权的稳定，就谈不上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承包权的稳定问题，才能有效地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这是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的体制前提[4]。

2.2加大农村金融对土地流转的支持

由于农村土地投资风险高，回收期长，大规模的土地经营需要有力的资金支持。但是，目前农业的金融支持十分薄弱，普通农民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取得贷款，从而影响土地市场化流转。农村信用社在湖北省农村金融中有着重要地位，农民却难以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缺乏农业发展资金，影响了土地投入和产出，成为制约湖北省农业发展的瓶颈。地方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农村信贷市场和农业经营环境：政府尽快建立以土地抵押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获得中长期贷款，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不仅能降低农业融资风险，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而且可使土地利用更加合理；要改革信贷管理体制，加大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村信用社，要合理确定信贷规模，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放宽审批限额；要改善信贷投向，使信贷投入资金向龙头企业、种养大户、专业能手和其他农业经营大户倾斜。

2.3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培育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机构

2.3.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为了促进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一个开放、公平、规范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积极探索建立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包括农用地使用权的价格机制、农用地流转约束机制、农用地使用权交易的中介机制、农地收益的分配机制[6]。

2.3.2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促进土地市场的完善发育土地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有很大的区别，其运作程序相对复杂，涉及到多个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如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中介组织应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搜集土地流转的供需和市场价格等资料，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并加以统计、分析和预测，定期公开，对外公布，接受供求双方咨询，沟通土地资源市场供需双方的相互联系，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2篇

（一）部分农村实情需要从我国农民收入的来源构成及其比例来进行分析。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1990—2012年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从原来的518.55元增加到3533.37元，工资性收入从138.8元增加到3447.46元，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从28.96元增加到935.75元。从增长量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2005年前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而2005年之后则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量大幅度提高，到2012年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持平。从农民收入构成比例来看，从1990—2012年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从75.56%下降到44.63%，而工资性收入却从20.22%增长到43.55%，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4.22%增长到11.82%。这些变化说明：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赖经营土地提高收入，外出务工等方式也可以大幅度提高收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河南省部分农村出现了一些农业从业者锐减、农村土地被撂荒、粮食产量降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农村实情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因素。

（二）市场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市场是一把看不到的手，在土地流转与农业开发巨大升值潜力的驱动下，工商资本“上山下乡”。与以往响应政府支持乡村建设不同，这是工商资本的主动出击。大到像联想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小到有盈余的普通市民都在行动。在“褚橙柳桃潘苹果”等农产品的成功营销之下，又加上社会舆论的引导，工商资本不断下乡投资土地与农业，并呈现增长之势。当工商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时，这必然会引起土地流转的热潮。

（三）地方政府推进近期以来，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这和地方政府的推进密切相关。第一，地方政府是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者。中央和省级的行政系统颁布命令与任务，具体的执行要依靠市、县、乡（镇）。第二，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对政策的解读会有加减。土地流转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还是在建设政绩层面，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力支持的工程。这也不难猜测到今天农村土地流转热的局面。

（四）学术界的肯定态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的一步步扩大，三农问题不断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农业发展虽然总体稳定增长，但是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多年来，学术界不断有学者提出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尤其是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促进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已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

二、结语

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粮食问题更涉及到13亿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二者事关河南省发展全局。长远来看，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现阶段来看，应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在河南省这样的粮食主产区，须稳妥地推进，不可急近功利。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3篇

通过抓好农业产业化项目，拓宽粮食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种粮收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稳定提高粮食产量，深入实施“千万头猪富民工程”，促进粮食“过腹转化”；大力发展粮深加工业，促进粮食“过机转化”。积极发展和培育粮食副产品加工业，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等项目，提高玉米秸秆、稻草、玉米须、玉米芯等副产品的工业利用率。

2重视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力

通过打造全程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和深松、深翻项目建设，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作业质量及耕、种、收综合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不断增加农机补贴规模的基础上，鼓励发展节油、节水、节肥、节药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节约型农业机械，大力推广玉米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高效植保、保护性耕作等环保型机械化技术；从政府公共投入的角度，大力加强与农业机械化相匹配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机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农机安全监理；创新人员技能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在市场层面，通过一系列优惠措施的引导，扶持农机经营服务的中介组织，开创农机维修、作业、运输等服务市场，促进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

3科技和创业培训，提高生产和就业能力

一是用技术培训提高素质。通过科技大集、科技培训、广播电视、报纸，进行全面培训，提高农民生产的科技水平；二是就业培训增强能力。通过“阳光工程”、“春风行动”等项目，整合农广校、职业培训中心、农机校、广播电视大学、就业培训机构等各方面资源，对农民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

4打造品牌带动，提升影响扩大市场

利用农产品品质的优势和量的优势，打造自己的品牌。为了提高效益、提升影响、扩大市场，重点从三个层面推动。一是企业层面，推动做大优势龙头企业，增强企业的品牌整合能力；二是行业层面，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管理和组织协调，实现农超对接，降低流通成本；三是政府层面，加大对优势品牌和具有一定潜力品牌的扶持力度，优化品牌建设环境，有序推进同类农产品的品牌整合，打造一批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5建设体制机制，强化保障功能

一是政策措施机制。下发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做到了有目标、有任务、有措施、有保障；二是责任落实机制。对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重点工作，年初就分解到乡镇和相关部门，并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三是激励约束机制。制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考评办法》和实施细则；四是督导包保机制。成立督导推进组，分别由市领导牵头，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工作进行常年督导。对土地流转等重点工作实行四级包保，即市级领导包片、农口部门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屯。体制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保障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和完善。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4篇

（一）土地流转的现状与问题分析1998年至2007年我国土地流转速度缓慢，基本保持了包产到户不动的小农户生产模式，十年土地流转年均增幅14%。自2008年，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土地流转进入高速发展状态，2008年土地流转量增长率达到了70%。到2008年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1.09亿亩，占我国农户承包耕地面积的8.9%。2009年流转面积再创新高，年增长率近50%。截至2011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2.28亿亩，比2010年底增长22.1%；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17.8%，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截止2012年年底，全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占家庭承包总耕地面积的21.5%，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多万户，而土地流入企业的比例较低，但增速在加快，较上年增长了34%。截止2013年年底我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3.4亿亩，同比增长了25.93%，占家庭承包总耕地面积的26%，相比2008年增长了3.1倍。规模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了280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5万个，土地流入企业的比例保持上升趋势，较上年增长了40%（见表1）。为促进我国土地流转，我国相关政策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政策明确指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建立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发展规模经营。2009年政策偏向于土地流转的承接方向和集中方式，鼓励建立农村合作社，鼓励以大户、家庭农场、企业等多种土地流转集中发展模式。2010年土地流转过程的问题开始呈现，如土地流转后的非农化、农户基本权益问题、流转纠纷问题以及农民增收问题，政策强调土地流转必须遵循依法依规、自愿的原则。2011年强调农村土地产权化，农民可以通过抵押等多种方式对土地进行流转。2012年各级政策在推动土地流转的同时，着力保障农户的基本权益和农地农用的基本属性。2013年政策偏向规范化农村土地流转，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体系。深入分析，我国土地流转存在以下几个方面趋势：第一，流转方式由农户自发流转逐步转向为组织化、规范化流转。过去土地流转一般限于熟人之间与个体之间，一般是农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土地进行流转。这种自发流转一般没有合同而只有口头约定，非常不规范。近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土地流转开始组织化、规范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流转不再是口头协议而以流转合同为主；二是农户流转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三是农户流转方式多样化，例如转租转包或入股等；四是土地流转基本在政府引导下完成；五是流转后的土地使用情况受到政府的直接监督和管理。第二，土地流转呈规模化集中趋势，往大户和企业方向流转转移。个体流转比例下降，规模化集中是当代土地流转结果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在政府引导下，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成为趋势，因此土地基本实现集中流转；二是农业生产组织不断丰富和壮大，例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等，在政策引导和鼓励下，这些组织大规模吸收个体农户土地，从而使得土地规模化集中流转。

（二）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原因分析1.虽然我国土地流转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土地流转集中度依然较低，规模较小，企业化程度低。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土地的集中化流转，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流转量不足，流转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不到30%。流转后规模也较小，基本以大户生产的形式存在，规模在1000亩以下，一般在50-200亩之间。以企业形式进行农业生产的总体规模较低，据农业部统计，我国农业生产企业参与度不到3%。实际上，我国许多大户生产模式基本靠政府的补贴机制来盈利，实际处于亏本状态，并且存在盲目生产的现象。现代化企业生产方式能够及时顺应市场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最高效的生产方式。企业化程度不足是我国农业生产低效的重要原因。第二，流转依然不规范，纠纷频繁。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由于不规范导致的纠纷也非常多，这主要是因为：一是目前我国对土地的流转缺乏监督，个体农户对相关制度和法律的认知度不够，流转双方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其合约履行困难；二是我国相关规范体系缺失或者不足，如制度缺陷、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这导致纠纷处理难度大；三是流转主体混乱，例如法律规定土地流转的主体只能是农户，但实际中政府、集体组织会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流转，多方参与导致利益纠纷较多；四是流转双方存在差距，农户被误导签订合同的现象存在，农户利益被不合理剥夺，导致纠纷发生。第三，土地流转市场化不足。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主要停留在熟人之间、个体化之间，自由流通不足；二是一些农户流转的意愿不强，处于可转和不转的状态，一些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三是土地流转的承接者较少，即大户、合作组织以及企业等土地承接者较少，供求都不存在竞争性。市场化程度低主要是因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村本身市场化不足，导致土地无法很好的进入市场；二是农村土地流转主体不足，农户没有市场意识，其他主体也没有强烈的进入意识；三是政府引导不够，导致土地无法良好的进入市场。第四，农户收益得不到合理保障，流转不畅。从中央做出土地流转战略时就将农村土地流转保持农业化以及保障农户的基本权益作为基本准则，但是实际中国个体农户的土地流转权益难以保障。首先土地流转的价格非常低，一亩地一般一年转让价格就几十元。二是流转时间基本被一次买断，农户未来缺乏利益保障，这导致土地流转引起的土地增收农户没有收益。权益无法保障导致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降低。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资产市场化不足。农村市场化本身的市场化程度成为重要限制，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资产进入市场非常困难，土地市场化也非常困难。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其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不足等缺陷，这些缺陷一方面会阻碍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即使土地流转进入市场也会产生系列问题，如价格混乱等。第二，政府存在功能。土地流转一直是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进行，政府应该表现的是间接参与的角色，这也是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基本要求。但纵观我国土地流转的发展过程，政府直接参与的程度非常高，很多大户是在政府直接参与下产生，农村合作组织是在政府直接资助下建立，甚至企业进行的土地流转也有政府的直接角色。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来达到规模的目的，强迫农户的土地进入流转。此外，政府没有执行合理的监督机制，法律体系以及农村土地流转体系也不健全，导致农户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土地流转纠纷频繁。第三，农户传统思想严重。传统观念下，农户保持着对土地的强烈依赖性，即使其外出也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这种意识会限制土地的流转。一般其只愿意短期流转，对长期流转存在忧虑，害怕因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这种传统思想很难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农户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策变化频繁，农户对未来收益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农户整体知识水平低，对新的政策和相关知识的接受度较低。第四，当前农村土地收益偏低。土地收益较低实际上是指农业生产的收益普遍较低，这将导致三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导致当前土地流转的价格低，农户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满足基本生活的收益；二是导致农村资本参与土地流转的量少，许多企业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目前我国大户生产也大都处于亏本的状态；三是土地收益增值的部分农民无法收益。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土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和障碍是影响博弈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博弈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分析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博弈情况如下。农村土地流转博弈关系的主体是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即政府、农户和土地承接者（大户、农村合作社、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这三者存在多种形式的辩证关系，关系的不同主要在于政府角色的不同。根据政府的参与情况可以分为三种：政府不参与；政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间接参与和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直接参与。

（一）政府不参与政府不参与是指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政府不参与任何活动，不进行任何行为，农户与土地承接者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这是土地流转发展到最后的状态：农村土地已经完全市场化，可以进行自由流通。这时的博弈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博弈关系，本文将a，b，c和d分别代表博弈主体的收益大小。农户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其获得的收益为a，a包括农户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所有收益，即农户转让土地的收益以及从事其他劳务的收入。当农户不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时获得的收益为c，包含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在农业闲暇时间获得的其他收入。土地承接方选择参与，其收益为b，包含了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净收益。土地承接方选择不参与，其收益为d，即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净收益。从表2可以看出，其只有两种可能，合作与不合作。两方合作得到的收益为a和b，不合作得到的收益为c和d。可以看出只有当a>c且b>d，时，二者合作才能完成，否则不会合作。这是完全市场化的状态，市场中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利益的大小决定了合作或不合作。这里的利益不仅仅是当前利益与短期利益，一般来说，无论是农户还是土地承接者，都会综合考虑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二）政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间接参与当政府作为非利益主体进行参与时，二者的当前利益格局会改变，这是因为政府即使作为非利益主体，其行为也会影响双方的利益以及选择，并且其作为有指向和导向的作用。政府一般通过政策引导来改变双方的行为。这时政府行为一般存在三种选择：一是鼓励农户，从而提高农户受益；二是鼓励土地承担者，从而提高其收益；三是双向鼓励，提高双方的收益。政府采取何种行为需要根据其目标和在完全市场状态的利益关系进行权衡。假设在政府不参与的完全市场状态下，农户参与的收益要低于农户不参与的收益，那么政府为了改变农户的选择，必然需要制定对农户有利的政策来改变其选择，从而达到鼓励农户参与的目标，而如果土地承担者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要低于进行非农生产的收益，那么政府要改变其选择，必然需要制定对其有利的政策来改变其利益大小关系，从而达到鼓励其参与的目标。如果a<c且b<d，那么政府就必须进行双向鼓励。在实践中，政府的行为选择不仅仅需要考虑利益关系，也要考虑农业未来的战略以及农民的增收问题。由于我国农户当前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非常低，政府在进行土地流转与农业改造时，促进农民增收也是重要的目标，因此即使a>c，政府政策也会偏向农户，以提高其收入水平。政府会根据利益关系进行一系列行为，以促进土地流转，但其政策实施的行为效果不一定得到认可，这就是政策失效。假设政府进行鼓励农户的政策，并估计在政策实施后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后的收益会高于不参与土地流转的收益，但对于农户来说，其依然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因此依然可能产生两种博弈结果，即选择合作与不合作。如果政府的引导行为要先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后者必然会在前者行为的基础进行抉择，因此这时政府行为成为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假设政府的行为在农户与土地承担者的行为之后，那么农户和土地承担者需要预测政府的政策导向进行决定。在此，政府也会对二者的预测进行评估来实施最终的行为（见图1）。政府的行为顺序会直接影响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在某个市场状态下，土地承担者都愿意参与土地流转进行农业生产，而农户的选择不确定。如果政府给予确定的政策，并且政策在农户做出抉择之前，那么农户可以根据确定政策来决定选择。那么这时政策的效果是100%。如果政府政策在农户做出行为之后，那么农户需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可能性，那么政策的效果就小于100%，那么在同样的政策下，农户可能选择合作，也可能选择不合作。如果政策是有利的，那么效果会被缩小。如果政策是不利的，那么实际效果是增强的。因此，当政府给予有利政策时，应该提前给予确定消息，那么更多农户选择合作。如果不是非常有利的政策，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预期来引导农户参与。但这种行为会影响农户对政策的长期估计。

（三）政府直接参与政府直接参与的博弈关系往往更为简单，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其目标产生的博弈关系。当政府直接参与到博弈关系中时，农户和其他经济组织就处于被动状态，即只能选择合作。这是我国当前存在的状态，例如一些乡镇基层政府组织会直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游说的方式来改变农户与土地承担者的选择。如果只有农户一方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况下选择不合作，那么政府只要直接改变农户的选择即可。如果只有土地承担者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况下选择不合作，那么政府只要改变土地承担者的行为即可。如果二者都选择不合作，那么政府需要同时改变双方的行为和选择。政府直接参与不一定是强制的，也可以通过未来的收益预期改变其行为。同时，政府直接参与也可以以利益主体的角色参与，即由政府担保或者政府直接签约的形式进行（见图2）。以上三种博弈在我国都存在，只是其存在的条件和区域有差别。在经济发达区域，土地流转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思想已经改变，众多土地承担者参与竞争土地的转包或者转租等形式的土地转让，这时不需要政府进行参与，土地进行自由流转和集中。例如在广东省部分区域（从化）已经实现土地的自然流转和集中。政府直接参与的形式的存在一般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对土地承担者不信任，需要政府直接参与进行引导；二是土地承担者缺失，政府需要作为土地承担者来实现土地流转和集中；三是政府无法通过间接的政策来引导博弈关系的转向，但可以通过直接参与来改变。可以看出，政府直接参与一般在市场非常不规范、博弈关系严重不合作的情况下发生，这时政府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来实现目标。我国最常见的是政府间接参与，即政府通过引导来实现土地的流转与集中。这时政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鼓励政策，改变利益相关者的选择；二是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体系，以保障土地流转的宏观环境；三是监督功能，保障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实施。事实上，博弈的三个参与者，都处于理智状态，因此都遵从理性人假设。政府有自己的目标和能力，其会根据目标以及现实博弈状态进行选择，农户也能清楚辨别自己的长期与短期利益关系，从而做出最佳的决策，土地承担者也能够汇合各方信息做出最佳行为。

三、促进土地流转的创新路径分析

（一）政府方面虽然部分区域土地流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流转比例较高，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区域的土地流转与集中还处于发展初期，因此政府一般是直接参与者或者间接参与者。对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政府功能：第一，完善与稳定政策体系，提高政策预期。政策体系是影响土地流转参与利益与行为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政策预期是参与者对政策效果的估计，是直接影响因素。目前许多农户对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犹豫不定，原因之一在于政策的不稳定导致的政策预期不稳定。建议政府对于利好政策应该在农户确定行为之前公布，以提高预期效果。对于无法给予当期利好政策的政府，为了提高土地流转效果，可以提高政策预期，在农户选择之后公布政策。第二，加强土地流转监管，减少土地纠纷。土地的纠纷的产生主要在于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对此应从多个视角加强监管：一是监督合同的合规性与合法性，以保障农户的基本权益；二是监督合同的平等性和收益的平等性，以保障农户的合理收益，防止农户被误导；三是监督土地流转使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保障农户后期的基本权利，防止土地流转后非农化。第三，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体系，加速土地流转。目前土地流转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由流转较多，合同缺乏；二是合同本身存在不规范；三是土地流转非常不稳定，违约行为时常发生，而违约得不到良好的处理；四是土地流转市场化不足。对此，政府应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及时公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二是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和实施，保障双方权益；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土地流转市场的有序性，严厉打击土地流转的投机行为和违规违法行为。

（二）农户方面在博弈中农户是理性人，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在实际中，农户思想保守而传统，其对土地的依赖性会影响其做出理性的行为，因此会降低政策的效果。为了改善农户的意识，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加强对农户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教育和认识。土地流转不是改变其所有权，而是改变其暂时使用权。只有农户认识到这点才能降低对土地流转的抵触；二是提高其对当代社会形势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认识。许多农户目光短浅，习惯守着一亩三分地过贫穷生活。这主要在于农户对社会环境认识不足，应该加强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只有走出去才能发展自己，固步自封只会更加贫穷。此外农村经济正在转型时期，农村内部具有广阔的就业机会，即使在农村，也能找到比农业生产更好的工作。第二，充分保障农户的短期和长期收益。实现土地流转的基础必须充分保障农户的短期和长期收益。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户的非农收益可能非常不稳定，其对未来的预期会降低，因此只有保障其短期和长期收益，农户才能放心的将土地进行流转。为了保障短期和长期收益，建议流转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年度分红收益，以实现土地增收和农民增收统一的双重目标。第三，加强对农户非农技术的培训，引导农户进行非农就业。农户是否选择合作，关键在于其从事非农工作的收益。因此只有提高其非农就业的能力，保障其非农就业的收入，其才能真正从农业中解脱。总的说来，当前农村已经出现“386199”的现象，很多劳动力处于年龄结构大、知识水平低和劳动能力弱的局面，因此其脱离土地难以找到适宜的非农工作。所以应该另辟路径，开展一些针对中老年人的培训，并辅助其进行非农就业。

（三）土地承担者方面我国土地承担者非常稀少，并且企业化程度低，主要以大户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过渡，土地流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企业化程度，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建立区域性的农业生产性企业。现在企业生产形式是最高效的、能够对市场做出快速反映的生产形式。为了提高企业化程度，首先应该实现区域的专业化生产，以提高单产品的总产量，满足企业规模生产的基本要求。其次，区域可以引导农村合作社往企业制度转型。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数量巨大，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强度，因此如果完成农村合作社往企业的转型，那么企业化程度会大大提高。第二，加强招商引资，丰富农业生产主体和资金来源渠道。农村资金不够丰富，农业规模化生产主体不丰富，是限制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为丰富农业生产主体，满足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资金需求，各级政府应该扩大招商引资范围，利用政策优势和区域农业生产优势吸引国内外生产企业入驻。第三，培育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建立配套的农业生产发展专项金融配套资金。配套的金融支持是农村土地流转加速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应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给予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的个体和组织相应的财政和金融支持，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以及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对规模化生产者发放贷款，扩大生产。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5篇

1.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不强。导致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不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土地依然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广大农民对国家土地承包和流转政策理解不够，担心土地流转出去后可能会丧失土地经营权，失去生活依靠，甚至宁愿土地抛荒也不愿流转出。二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虽然目前国家在积极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新农保政策和合作医疗政策也在积极全面展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参保意愿并不强，根据2011年辽宁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调研课题组的统计，辽宁省各类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口仅为146.8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左右，而且即使参保，就目前的标准，参保农民每年获得的养老保险金也不到千元，还不足以达到养老的保障水平。三是辽宁省农民外出务工积极性不高。目前参与土地流转积极性较高的农户大多是长年外出务工的家庭，这些家庭无力顾及自家土地的种植，与其荒芜不如流转出去获得一定的收益。从辽宁省情况来看，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不多，2013年常年外出务工人口为289万，占全省全部农村劳动人口的22%。外出务工人口仅占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口的1.4%，大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以经营承包土地为生。四是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往往处于劣势，流转收益不高，打击了流转积极性。

2.广大农民采取转包作为流转的主要方式的原因。一是转包主要指承包方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转交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耕种。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确保参与流转的农民仍然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承包方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相互比较了解。另外很大一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户由于担心外出务工不稳定，考虑到能够随时回来恢复耕种承包土地，也愿意短期性流转，所以大都选择转包方式。二是目前广大农民对其他流转方式，尤其是土地入股等方式存在疑虑，担心会导致丧失土地，尤其是以入股等方式参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往往要求土地流转期限比较长，加剧了流转农民的顾虑。

3.广大农户成为主要受让主体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目前广大农民主要采取转包的方式流转土地，而转包的受让主体通常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包法》的规定，农民以转包方式流转土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优先权。二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发展初期阶段，无论是发展数量还是发展规模都比较小。2013年，辽宁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27789个，入社农户约为125万户，入社农户仅占全省农户的15%左右，大大低于全国的28.5%平均水平。而且大多数合作社在管理制度方面很不完善，导致农民参与合作积极性不高。2013年，全省专业合作社中被农业主管部门认定为规范化管理的合作社只有1855个，仅占全部合作社总数的6.7%左右。三是农业企业由于生产经营限制，更多的是参与离城镇较近的土地流转，而远离城镇的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

4.导致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的原因。一是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土地流转时，通常只有口头协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土地流转处于无序、随意状态，即使签订了合同，其内容也过于简单，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且大部分流转合同没有通过职能部门鉴证和备案。二是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流转比例，村组集体往往靠行政命令干预农民土地流转，损害了农民利益，造成纠纷增加。2012年，辽宁省流转土地纠纷中，农户与村组集体的纠纷发生660起，2013年增加到961起，这也打击和动摇了农民流转的积极性。

5.导致粮食生产耕地流转不高的原因。一是粮食作物生产的经济收益不高，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粮食种植的鼓励扶持政策力度，但粮食作物与果蔬等经济作物相比，经济效益仍然处于劣势。因此参与土地流转的受让方多以经营经济作物的生产为主，不愿受让粮食作物的耕地，尤其是一些能人大户，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市场能力，大多从事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受让流转的土地也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另外目前合作社所从事的行业中，种植也占比重也不多。2013年辽宁省从事粮食生产的合作社为3839个，仅占全部合作社的13.8%。二是不少地方土地流转后“非粮化”倾向明显，改变了农业用途。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流转的土地中，30%到80%的土地流转后用于种植水果、花卉，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这种情况不仅辽宁存在，其他省份也存在，根据山东省农业厅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土地流转规模达1808万亩，占到全省耕地的19.56%，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比较普遍，土地流转前粮食的种植比例是70%以上，流转后下降到30%左右。

二、进一步推动辽宁省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新农保、新农合以及农村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扩大参保范围。同时要增加财政支持力度，逐渐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农民对土地养老的依赖度。建立完善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外出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2.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全面了解合作社的宗旨、原则、目标和业务，提高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了解和信赖，增强农民入社的积极性。要加强示范社建设，在全省范围内树立一批示范社，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在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合作社发展壮大。加强对合作社的规范管理，规范合作社各项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职能，规范民主监督机制，完善财务和分配制度，保护入社农民的切身利益。

3.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一是优化农经机构改革和加强人员建设，充分发挥农经机构和人员在土地流转方面的作用。二是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还有三分之二的县和乡镇没有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立土地流转政策咨询机制，帮助农民对流转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维护流转各方的利益。加强土地流转信息机制建设，为农民土地流转提供信息服务与指导。2013年辽宁省完善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信息并及时更新的仅有一个县和38个乡，而且阜新市就占了36个乡，发展极不均衡。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推进农村土地从农户间的自发流转向组织化、有序化发展。

4.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一是进一步规范农民土地流转行为，强化流转合同管理，对流转合同要提升到和农业承包合同一样重要地位。针对不同流转方式制定统一规范的流转合同文本，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补签工作，实现合同管理的规范化。二是要尽快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2013年，全省发生土地承包纠纷数8712件，承包经营权明确后，纠纷自然减少。三是要杜绝村组违规干预土地流转行为，严禁以下指标、定任务、赶速度等方式行政推动土地流转。四是要合理妥善解决纠纷问题，加强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切实保护流转各方的利益。

5.强化流转土地用途管制，提高粮食生产收益。加强土地流转监管，坚决制止和打击土地流转过程出现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行为，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完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和规范粮食交易市场，降低农民粮食生产成本，加大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的支持力度，切实提高粮食生产的收益水平，保护和调动农民和农业组织种粮积极性。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种植农户的政策性保险补贴力度，鼓励农户参与农业保险，降低粮食生产的经营风险。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6篇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核心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7篇

农业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农村土地制度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创新：第一次是1950年以后的，其主要贡献是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为公有。第二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规定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土地承包经营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使我国的农业摆脱了长期停滞、农产品长期严重短缺的困难局面。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源被大量用于非农产业建设，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农村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损，严重地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由于传统土地制度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永久转移以及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农村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土地问题的妥善解决,而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合理的流转必将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变化。《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的在上述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出台的。该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律层面体现了对于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该法对于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阶段通常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地使用权和土地的经营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就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状况的实证分析

1.总体流转程度偏低，但不同省份流转规模有差异。广东、江苏、湖南、安徽四省的流转比例均较低，四省平均流转比例为9.1%；不同省份流转规模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规模要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广东省耕地流转比例比安徽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水平较高，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农民非农就业渠道相对较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因此，其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动力较高，土地流转的规模也相对较高。

2.传统流转形式比重偏大，短期化特征明显。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四省土地流转主要以转包、转让等传统的流转方式为主。其中，湖南土地转包比重达到65%，而一些新型土地流转方式如土地入股流转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省份此类流转形式还只是刚刚起步。表1所示，安徽省土地入股所占的比重仅为3.5%。而广东省由于经济发达，其土地入股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比重达到30.6%。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永久转移的影响，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客观上需要土地来为其提供生存保障。

3.土地流转主要在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且流转户占承包户比重偏低。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四省土地流转也主要在农户之间进行的。其中湖南省农户间土地流转比例达到85%，而农户与企业流转所占比重仅为15%，其他省份也基本类似。另外，从四省的流转户占承包户的比重来看，最高的广东省也只有25.3%。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还比较封闭，土地流转市场还没有真正发挥效应，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同时也反映了农业的弱质性及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以至于缺乏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4.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持续不断。前些年，由于农民种田效益比较低，负担重，农业生产条件差及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等原因，农民弃田撂荒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地方村集体为了不让承包地负担的税费落空，保证田地不至撂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转包给他人耕种，并由其承担税费。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农民纷纷回乡要求获得土地使用权。据对江苏省52个乡（镇）部分乡村干部的调查，由于无土地流转协议、合同或土地流转协议、合同规范以及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等原因，在少数地区土地流转纠纷仍在增加。

5.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人改变土地用途，破坏性流转突出。一些举家外出户为了不让稻田抛荒，随意把承包田转让出去让人种植。调查中发现流转的土地除大部分仍为种植业用地外，还有部分用在牧业、渔业、和二三产业中，特别是还出现了破坏性比较严重的非农土地流转。湖南省宁远县舜陵镇乐家村100多亩稻田流转后全部变成了渔池。据溆浦农调队反映的情况，该县占用良田建砖瓦厂的有10多个，共占良田300多亩。如双井镇大塘村砖厂，占良田面积达到70亩，涉及到该村的4、5、8、18组和宝塔村的6组，涉及农户50多户，虽然跟农户签订了书面合同，并给予每亩800斤稻谷的补偿（按当年市场价折币），但砖瓦厂破坏性的取土，严重影响了良田的质量。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发生。

三、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思考

1.农村土地产权虚位是限制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从土地资本角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土地分为“土地本身”与“土地资本”。前者是指自然存在的土地，后者是指固定在土地上的投入。无论是在产权制度安排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关注的只是土地本身的所有权，而忽视土地资本的所有权问题，导致土地资本所有权在立法上的长期缺位，产生农村土地价值偏低、农民土地资本在流转和征用中得不到补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土地的市场价值是已经投入并融于所涉及地块的劳动和资本，以及该地块周围地区所接纳的经济投入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人”的农民，不仅需要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以获得更大的农业收益，而且需要通过行使土地资本所有权参与其他风险投资以获得更多的非劳动收益。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否认农民享有土地资本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弱化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削弱土地的商品属性，使农民部分地丧失了在市场竞争中从事资源配置、产权组合等交易活动的“理性选择”权利，失去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长效激励，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供应和需求动力。

2.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导致土地流转混乱。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市场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二是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致使农村土地流转因缺乏土地市场信息以及无完善的市场操作而无序进行，因而导致流转成本较高，流转效益较差；三是各级政府组织干涉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增加。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水平较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完全空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极大地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农民长期依赖土地，从而限制了土地的流转。而土地流转受到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产业化的速度也相对缓慢，最终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相对缓慢。

摘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源被大量用于非农产业建设，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农村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损，严重地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由于传统土地制度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永久转移以及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8篇

（一）流转方向聚焦特色农业，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目前，灵宝市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更多地围绕果品、食用菌、烟叶、蔬菜、畜牧养殖等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农业。随着经营规模和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得以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阳平镇沟南村张哲民，通过潜心研究，成功引进10个樱桃新品种，并进行了无毒组培繁育，吸引沟南、九营2个村300多户群众流转土地20hm2，注册成立了鼎元樱桃专业合作社，建成了20hm2的樱桃基地。天地科技公司在建成亚洲最大杜仲基地的基础上，进行杜仲产品研发，开发出杜仲雄花茶、杜仲胶囊、杜仲胶等系列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灵宝市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农业信息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二）社会效果逐步显现，破解了制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瓶颈”问题首先，通过土地流转，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办而不能办的事情，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明显改善。故县镇冯家塬村连片流转土地109.7hm2发展烟叶生产，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建设高标准育苗工厂，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强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其次，通过土地流转，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苏村乡东里村民刘项臻流转土地后，返包合作社建成的16个大棚，2014年收入达25万元，同时家里还能腾出1个人外出打工。最后，通过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灵宝市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尹庄镇尹庄村、东车村10hm2土地，建成了集农业科技培训、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与示范、科技研发、基地带动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其两大功能区、十大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受小农思想束缚，多数群众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灵宝市大多数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很重，认为只要有土地在手，生活就有了保证，所以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土地长期流转。另外，由于近年来土地征用频繁等原因，一些农民等待土地征用补偿而不愿流转土地，另一些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加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

（二）缺乏必要的服务引导，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不足，普遍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情，与乡镇、村组关系不大，不愿参与管理。加之土地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耕种情况又不尽相同，连片流转往往因为一户原因造成工作被动。因此，乡镇政府和村组对土地流转的支持、引导和服务工作普遍偏少。

（三）土地流转的服务管理机制不健全，流转行为有待规范在管理层面上，普遍没有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管理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以及规范的土地流转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灵宝市土地流转现状与对策灵宝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王改丽工作还存在着程序不完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在服务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缺乏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和纠纷调解机制，缺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四）土地流转缺乏政策扶持在促进土地流转方面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具体表现在：推进土地流转、加快规模经营没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农业企业融资难、贷款难还普遍存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缺乏后续保障。

三、措施及对策

（一）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中央关于推进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能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能变、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能变。通过宣传发动，让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了解土地流转的大势，协调配合，积极支持、投身土地流转工作。

（二）健全服务体系，搭建土地流转平台农业部门牵头负责，建立全市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土地流转服务及监督管理工作。乡镇设立土地流转服务站，做好信息收集、矛盾调解等工作。同时，市里设立土地流转法律服务咨询中心，负责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利用政府网站，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库和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

（三）鼓励试点先行，创新工作机制土地流转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借鉴外地先进经验，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村镇，先行搞好试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促进土地流转。对现有的龙头企业带动型、种养能手带动型、吸纳社会资本带动型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土地流转形式进行巩固、完善和提高，引导土地流转向种养规模园区化、生产品种特色化、经营主体业主化方向发展。

（四）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政策保障针对土地流转的实际，政府应尽快研究出台推进土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实施意见，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专项奖补资金。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强化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门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9篇

（一）土地流转融资担保存在法律障碍，贷款抵押品变现难201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但《担保法》第37条第二款和《物权法》第183条第二款均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抵押尚未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及其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成为担保物，加之房屋、林地、农地等不动产登记则由多个政府部门分别负责确权登记，带来土地确权登记管理的混乱，造成土地流转使用权和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缺乏法律保障，金融机构难以掌控贷款风险，制约贷款发放。另外，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必须保证其农业生产用途不变，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受损害。加之缺乏专门的价值评估机构对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价值评估，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无法作价，也就无法实现交易，导致其理论上存在的担保和抵押功能无法充分实现，进而导致农民融资困难。在动产质押方面，实践证明也难以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问题，因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且受气候、市场价格波动等偶发因素的影响较大，农业生产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价值难以准确衡量，使金融机构因质押的债权变现难度极大而不愿对土地流转贷款。

（二）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缺失，流转纠纷增多受制于自身条件，大部分农民无法对其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也无法签订科学合理的流转合同，因此需要借助相关的中介机构来完成以上工作。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参与土地流转的非官方中介机构缺乏，土地流转仅仅依靠镇乡、街道组织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来服务。服务中心受人员和机构的限制，无法在村一级设立相应机构，对土地流转供需信息掌握有限，其土地流转中介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致使土地供求双方消息受阻。社会性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缺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土地流转贷款时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的放贷。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增加，土地流转纠纷越来越多，增大土地流入业主风险，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大，阻碍金融机构放贷。土地流转纠纷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流转缺乏规范。土地流转主要是自发性流转，多是口头协定或不规范流转合同，合同签订缺少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法律援助，加大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风险。二是中途毁约。土地流转期限一般较长，在流转后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不断提高，部分农民为获取更高的收益，要求提前收回流转的土地，引起土地流转纷争。

（三）金融与财政的协调机制不完善1．财政支农资金多头管理，用途单一，无法与信贷资金协调。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断加大，但投向农村的渠道过于分散，导致每个渠道的资金数量不足，无法产生带动和引领作用。加之财政资金用途管制严格，限定于扶贫、基础设施等各种专项投入方面，无法统筹使用。造成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各行其是，政策兼容、资金互动方面协调配合不够，因而无法支持金融机构农村土地流转贷款。2．现行财政贴息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缺乏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引导。财政对贷款利息的补贴是建立在涉农企业或农户获得贷款的基础之上的，而绝大多数农户无法获得贷款，贷款贴息政策无法落实。另外，财政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等贷款供应方放贷的激励措施，也没有专门就金融机构土地流转贷款建立利息补贴机制和不良贷款分担机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扶持和引导不足，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投入资金的缺乏。3．财政补贴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依靠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稳定了农民收入。但总体看，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晚，财政补贴不足，覆盖面小，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极其有限，同时由于保费收入少，保险公司积极性也不高，导致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农业生产风险无法分摊，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放贷的风险也无法预知和控制，回收贷款的不确定性增加，阻碍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贷款。

（四）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自身的缺陷表面上，我国农村有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组织，金融体系比较健全。但实际上，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大型商业银行基本撤出了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不直接与农户发生业务关系，合作性金融组织成为农村最主要的金融组织，而近年的改制也让其完成了金融业务的“非农化”，导致农村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对土地流转贷款支持不足。在信贷产品方面，农村金融机构针对农村的业务是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农业贷款品种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而联保贷款可以看作是信用贷款的衍生品种，其实质是“人保”，在额度、期限、规模、模式等方面都难以满足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不足极大地阻碍了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支持。

二、对策

（一）完善农村融资担保和抵押物处置的法律制度1．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对《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中阻碍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抵押的规定进行修订，消除法律障碍，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如允许业主用经济林木、农业生产和管理用房以及保险受偿权作为抵押品贷款。可以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进行修改，单独用一章来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系统、明确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条件、范围、方式、程序、中介服务、利益分配、监督管理等重要问题。2．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抵押等制度。将土地和其它不动产登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提高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地位。按照市场需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农村土地评估体系和标准，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金融机构根据评估报告来确定土地的抵押价值。

（二）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1．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加快硬件设施建设，构建土地流转有形市场，为土地流转供需双方提供自由交易的平台，开展信息收集与，降低交易双方成本；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对土地流转资格及价格、流转合同及鉴证、复耕风险抵押金等土地流转前期工作的监督管理；强化对土地流转后续履约的跟踪、对交易双方进行诚信评价与公示等土地流转后期工作的监督管理。2．构建面向农民、涉农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公益性金融服务平台。平台可由农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开展金融信贷指导、建立电子流转档案、信用评级、价值评估等工作。3．大力发展非官方土地流转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以社会中介为服务主体的土地流转机制，以解决官方中介组织机构和人员不足、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政府在土地流管理中真正起到“裁判”的作用。

（三）构建财政与农村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增强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1．建立财政对信贷资金的导入机制。统筹使用分散于政府多个涉农部门的财政支农资金，设立统一管理运作财政支农资金的地方农村建设投融资公司。根据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以地方农村建设投融资公司为基础，以土地流转项目为依托向银行贷款融资。形成“土地转入户+投融资公司+银行”的融资模式，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入。2．进一步加强财政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和补贴力度。完善财政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贴息、减免营业税等政策，建立贷款激励制度和不良贷款分担机制，对金融机构发放土地流转贷款进行适当奖励，对土地流转不良贷款进行适当补贴。3．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加大对政策性保险的财政资金投入，不断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降低规模经营的意外灾害风险，降低金融机构贷款损失风险。

（四）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创新1．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允许多元化的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在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部分先行地区的实践证明，推广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能够打破信用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在完善农村土地评估、登记、担保等制度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农地金融产品。当前运行较好的农地金融产品有：重庆的地票交易、重庆万州的土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庆江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券化和浙江农地信托。地票交易是将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经严格验收后发等量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凭证，农民、企业和政府都可以通过地票交易获取更多收益，实现帕累托改进；土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户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生产、经营和管理，并按股份分红；农村土地证券化是在不丧失土地产权的前提下，以土地收益为担保发行证券，将不可移动、难以分割、不适合小规模投资的土地转化成可以流动的金融资产；农村土地信托是农村土地承包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委托给受托人，并以自己的名义经营管理或使用，类似于资金信托的一种农地金融产品。

土地流转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土地流转利益机制

有效的土地制度，必须是能够反映并适应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能够正常运转，具有保障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和功能，对土地的合理利用、经营以及管理方面，具有激励功能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是健康的，但由于土地流转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的问题

第一，总体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模不大，范围较小，与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占农民承包地的3%-7%。农村大多数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和土地的承包权，出现“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现象。

第二，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一是流转随意性大，效益不高。大多数流转是农民私下协商交易，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二是村干部随意流转土地，不尊重农民意愿。有的强行将农户的承包地长时间、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严重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有的为了降低开发成本，更多地招商引资，借土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并强迫农民长时间、低价出让土地经营权。三是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不规范。由于行政干预过多，补偿不到位，农民所得甚少，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

第三，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缺乏土地流转市场，信息不畅。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匾乏，信息不灵，致使一些农户有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中意的出让者，难以形成有效流转，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二、农村土地流转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

第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证。产权在个人收入最大化原则下，应从效率低的人手中流向效率高的人手中。然而，我国农民拥有的产权无法流转。从我国现行法律对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承包经营做了严格的限制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农民的产权流转管制过多，无法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产权主体也是虚拟的，所有权事实上经常由村镇干部行使，使农户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既是无偿或低偿的，又是保证不够或不完整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常常得不到落实，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利经常得不到保证。

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热

农村土地流转仍需改善

作者：滕华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87更新时间：2009-12-1515:36:47

第二，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基层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流转的干预过多。缺乏完备的法律规定和规范的操作程序，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农村土地立法不足，缺乏规范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如对集体土地流转中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主体地位、权利义务、受让人资格、收益分配等问题均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土地流转合同与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使得一些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干部利用权力，大打法规上的球，借土地流转的名义，侵害农民的利益，导致不少地方制订了有损农民权益的所谓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导致土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土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土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土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无法培育出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要求的经营主体。

三、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就不应再笼统地界定为集体所有，而应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在农村的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体制中，乡级组织因范围太大，监督管理费用太高，已经基本被排斥在农地所有权范围之外，而村民小组似乎应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但“村民小组”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无法替代原生产队的地位和职能。因为现在的村民小组既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也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它是乡村新体制中职权最模糊、管理最涣散的组织(既无公职又无办公场所)，所以由村民小组充当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显然无法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它能够代表农民意愿并独立行使权利，因而在农民当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而且具有比较健全的行政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有能力行使农地所有者的职责。

第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提供法律保证。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细则，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使农村土地流转纳人法制化轨道。具体来说，要完善和强化国家土地法，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承包经营权主体、经营管理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确集体土地流转的范围、主体，明确地方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在集体土地流转中的地位、职责、作用;修订和完善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将农民集体成员作为集体土地流转主体凸现在这些法规中，并对集体土地受让主体、权利义务以及用途方向等加以严格规定和限制;在有关财产法尤其是物权法中应确立集体土地承包权及使用权是一种财产权、他物权，而且应明确集体土地流转是一种物权行为，使农民以及全社会确立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是+财产的意识，这种财产受法律保护;由国家统一制订土地流转合同，并纳入合同法范畴，要明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又要重点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连带责任。通过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以法律形式确保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才能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合理确定地租、地价，以转让、出租、入股、继承和抵押等形式。市场是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最佳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基本力量，资本、劳力、生产资料、技术等生产要素如此，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不应例外，不仅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地给农业经济全局的冲击，而且能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只有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农民才有可能自主地按照市场情况做出扩大或缩小经营规模的决策，从制度上避免土地经营格局随少数人特别是一些干部的意志而剧烈变化，使土地的利用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可以减少少数农村十部的机会。有利于化解部分农村社会矛盾。采用市场机制，由有关农户自由协商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基本上体现了平等、自愿、经济有偿的原则，“愿打愿挨，两厢情愿”，因而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因土地流转引发的农村社会矛盾。

第四，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找准自己的角色，不能过度干预。农村土地流转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是农户自愿的市场行为，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实现的。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不是代替和经营，不应当以管理者名义去分享地租，更不应去经营土地租赁业务，与民争利。当然，同时也要搞好涉及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档案管理和动态监测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上作，制定土地利用与流转的长远规划，做好土地的集中连片和整理工作，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的来说，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在这段路程上走好，取得土地流转工作的效益，不仅仅要注意各种机制的建立，给予土地流转一个很好的环境，同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配合，将土地流转工作做出效益，并保障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与发展对策[J].农业经济，2004年04期

[2]刘斌，张兆刚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