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法范文

土地法范文第1篇

稻草人本来是麦田的看护者，不许偷嘴的鸟靠近，但是稻草人不仅没有看住鸟，反被鸟儿嘲弄，在他身上可以恣意枉为。土地法也是麦田的看护者，他唯一的责任就是看护麦田种的是庄稼就行，仅仅这一点，他都无法做到。周郎说：“土地法，你稻草人也。”

第三十一条：“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诸位看官郊区走一走，大兴土木的有多少是在麦田中。

第三十六条：“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基本农田是十几亿中国人养命的，以现有的土地养活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是非常的艰难了，所以基本农田要严格保护。据报道湖北天门市10万亩良田被种上了速生丰产林，这不过是个典型而已。

第三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君不见郊外多少麦田在围墙里荒草何只长两年……

第四十五条：“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很多小区、开发区动辄过千亩，又有谁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呢？

第四十七条：“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些标准也够详细了，可是如果都遵照执行的话，又那来那么多怨气，上访、静坐示威、甚至与地方政府武力对峙。

……

土地法哭了：“你莫说了，周郎，我心头之痛，岂可胜数，我是你们人制定的，是否执行也是你们人决定的，不实之重怎让我独立承受？”

土地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农村土地，中突；土地法规缺陷

中图分类号：DF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44―04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已成为政府、学者和百姓的共识。但是，诱发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原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农村土地冲突已与和谐社会严重相悖。农村土地冲突的危机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它给脆弱的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若处理不当，政府、政策和法制将失信于农民，引发农村社会动荡。因此，正视农村土地冲突并剖析诱因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着重对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进行详实剖析。

一、征地制度缺陷

1、征地规制相互矛盾。征地引致的土地冲突已成为当前农民最多的领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一是征地权的滥用；二是征地补偿不合理，其根源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相互矛盾。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条款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表明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土地管理法》不仅没有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与此相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还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法律规定陷入两难境地：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农地向城镇国有土地的转换，若不征为国有，不符合《宪法》第十条规定，征为国有却不符合《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土地征用方面的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引致征地权的行使陷入了法律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导致征地权滥用有恃无恐，导致了农村土地冲突。而法律关于征地范围的不明确导致土地冲突的数量大大增加。“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掌握解释权的地方政府很容易扩大征地范围，使卷入土地冲突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多。

2、征地补偿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尽管土地补偿倍数有6―10倍，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补偿费由政府行政规定，而非由市场决定。《土地管理法》界定了土地补偿费的上限与下限相差近1倍，执行难以掌控其层次，征地前三年的年产值难以确定。在现实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业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农产品价格相当低廉，前三年的年产值不足以反映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值。尤其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在城镇安居和就业。失地后的农民无力支付城镇生活的成本，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他们担心未来，担心有限的补偿不能抵抗社会变故、自然灾害和严重疾病等风险，再加上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总额上大打折扣，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项时有发生。征地补偿不合理已经成为征地过程中农村土地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

二、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土地制度的核心在于明晰土地的产权，我国农地所有权名义是归集体所有，其实是“一权多主”。《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个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可见，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对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各级政府拥有凭借所有权衍生出的土地征用权、总体规划权、管理权等重要的实际控制权，农民被动服从的地位决定了其受到多维权力的控制，当多维控制权力相互矛盾时会使农民无所适从，这必然激发农民的焦虑、紧张、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爆发。

三、农村土地承包权残缺

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承担不遵守的成本，社会通行的产权制度则确立了每个成员相对于稀有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产权不明确引致土地冲突出现在土地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模糊，其承包经营使用权也面临残缺，同样引致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

1、权能残缺。(1)农地收益权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承担“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土地用途受到严格行政管制，在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在比较利益太低且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往往会选择弃地、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与政府博弈来获取利益。改变用途和“用脚投票”，必然要受到政府相应的行政干预。遇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强行执行规定很容易酿成干群冲突。(2)土地承包权流转受到限制。土地法规在鼓励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又做出了种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转让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的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乡(镇)政府批准”。这些规定过分强化了发包方在土地流转中的实际控制力，为以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大余地。为基层干部干预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提供了依据。(3)承包权的期限不稳固。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权的期限为“耕地三十年、草地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三十年至七十年”，但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三十年至七十年承包期内，农村二代或三代人口必然发生很大变动，有的农地承包后不久

就面临被征用的状况，农地承包权“大稳定、小调整”是既成事实，而“小调整”成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频繁变动的借口，土地频繁调整和不可抗拒地被征用，使承包地的继承权成为虚化。

2、物权内容债权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质上说已经实现了物权内容，在权利的地位、内容、形式、期限、变动要件等方面均作了法律规定，并予以物权保护。《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对土地承包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物权法定原则的体现；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时，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发包方若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八种行为之一的应承担的六种民事责任，完全是侵犯物权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显然《土地承包法》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利即物权来保护的。

然而，物权内容依靠合同来赋予农民，物权实际被债权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依据承包合同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户是以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合同是这一权利发生的原因”。依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可以单方面解除，致使土地承包权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由于缺乏合理运作的规范程序和不规范法律体系、制度的欠缺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多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从法律上看，发包方之所以敢撕毁承包合同，破坏合同关系，主要是因为双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债权而非物权关系的缘故，其根本要害就在于，债权的对抗效力远不及物权强。致使在征地、占地环节，蔑视农民土地经营决策权利，违背农民意愿，占农民土地，毁坏农民庄稼等事件屡屡发生。

3、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有力保障。为了强调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列出了专门条款。在第六条规定了农村妇女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第三十条就农村妇女结婚、离婚或丧偶的情况下其承包地不得随意收回作了保护性规定。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七项中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十五条关于“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的规定相矛盾。现实中，妇女只是农户中的成员之一。法律既然规定“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没有主体资格作为农户中一员的妇女就不能单独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何谈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规的原则性与现实社会农村妇女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以上这些笼统的保护性条款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农村妇女没有承包地或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不断发生，农村女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

四、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

1、案件协调者不确定。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有两方指向：一是针对地方政府；二是针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的，这类冲突数量比较多且激烈。

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可能是用地者，还是标准的制定者，这如何保证协调的公正性?同时，具体的土地征用争议仲裁制度尚未建立，不利于征地相对人在利益受损时寻求救济。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不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征地相对人对已批准的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县级以上政府协调但协调不成时，只能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这样，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由批准者做最终裁决，农民要么妥协、要么维权抗争。

村干部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是履行政府职能委托者，行政法对其不适用，人民法院又不受理老百姓对这类掠夺行为的申诉。加上一些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偏袒和处理土地问题比较轻率，许多本来属于耐心协调就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问题，经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后，往往使群众受到伤害，矛盾激化，酿成干群械斗，警农冲突等土地冲突，使矛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难以有效解决。

2、案件审理机构含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产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前，村民的权利为有权依法承包农村土地。通过这两条分析得出，仅以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就认定此类案件由民庭受理显然理由不充分。村民有两种权利，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生效之前，是承包权；而签订合同并生效以后，是承包经营权，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根据，侵犯承包权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法律依据。此类案件村委会行使的权利属公共权力范畴，应该由行政庭进行依法处理。其他的土地案件，大多是侵犯承包方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由民庭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需要合法分工、及时处理，防止内部相互推诿，延误案件的处理，造成矛盾进一步扩大。

3、案件处理依据不足。《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责任方面没有界定如果侵犯了权利怎么处罚，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同时，《土地管理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大部分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也有少量缺项。如：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这些禁止性条款所述行为，因无相应的法律处置，只能参照相关条款，易引起分歧。《刑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土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土地管理法》中未明确相应的土地行政法律责任。如：《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最高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对追究这一犯罪行为明确了三条立案标准。那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土地管理法》却无明确规定。

五、结语

20多年的农地改革实践常常面临不完全市场，不完备法规，不完备契约，有限理性的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情境，此情境展现了一幅幅画面：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当地方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集团)有各自的利益需求源于同一地块时，他们以地生财的谋利行为或谋生行为的互动难免会引发土地冲突，而土地法规时时贯穿于这些冲突的过程之中。但由于相关土地法规的缺陷引起未来土地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引起各个土地权益主体的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相对完备的土地法规来治理各个权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施公平的奖惩机制，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以维持农村土地市场合作秩序，为农村各权益主体提供合法的、平等的、兑现的救助、福利、保障和优抚，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晖，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地权与征地补偿[J]，中国农村经济，2002(2)：17―20。

[2]陈华杰，房地产纠纷典型案例评述[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98―102。

[3]税杰雄，试析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J]，农村经济，2005(9)：26―29。

[4]陈彦彦，任大鹏，浅析《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8―30。

[5]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31―135。

[6]钱文荣，毛迎春，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1―25。

[7]王景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65―68。

土地法范文第3篇

稻草人本来是麦田的看护者，不许偷嘴的鸟靠近，但是稻草人不仅没有看住鸟，反被鸟儿嘲弄，在他身上可以恣意枉为。土地法也是麦田的看护者，他唯一的责任就是看护麦田种的是庄稼就行，仅仅这一点，他都无法做到。周郎说：“土地法，你稻草人也。”

第三十一条：“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诸位看官郊区走一走，大兴土木的有多少是在麦田中。

第三十六条：“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基本农田是十几亿中国人养命的，以现有的土地养活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是非常的艰难了，所以基本农田要严格保护。据报道湖北天门市10万亩良田被种上了速生丰产林，这不过是个典型而已。

第三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君不见郊外多少麦田在围墙里荒草何只长两年……

第四十五条：“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很多小区、开发区动辄过千亩，又有谁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呢？

第四十七条：“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些标准也够详细了，可是如果都遵照执行的话，又那来那么多怨气，上访、静坐示威、甚至与地方政府武力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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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哭了：“你莫说了，周郎，我心头之痛，岂可胜数，我是你们人制定的，是否执行也是你们人决定的，不实之重怎让我独立承受？”

作者：周郎，电子邮件：

土地法范文第4篇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早期的人类在狩猎经济的方式下生存，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所有权。农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土地，与之相适应，土地法成为最早的经济资源配置法则。工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机器，于是动产法取代了土地法的核心地位。信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法必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完善的法律部门。

关键词：

土地法 动产法 信息社会 信息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复杂的整合机制以维系社会的团结[1]，在这些机制中法律是最后的保障。马克思说，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的团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维系“团结”的法律规则都是建立在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法学领域的体现。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财产法的目的在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充分利用[3].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从狩猎时代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不同的社会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核心经济资源就不相同。与之相适应，核心经济资源的配置法则也就不同。当然这些差别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不断更迭演变的缓慢过程。信息社会，有形的物质在社会经济资源中的核心地位已经逐渐被信息所取代。信息法的产生，是段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和必然结果。

一、农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土地法

早期的人类在只收获不制造的狩猎经济的方式下生存，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几十万年。狩猎经济是一种共享共有的经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所有权。在这个阶段，连个人都是隶属于集团的。“与文明人相反，那些处于狩猎、采集或自然经济中的原始人，它们与没有食品的人分享食物。一些行路人可以随意选定人家接受饮食招待。受灾地区也总会得到邻居们的接济。一个在树林中吃饭的人，惟恐自己独享，他一定要大声叫喊，希望有旁人来与他分享。”[4]所有权意识的缺乏，有很多因素，道德因素是其中之一。原始人认为，无条件的分享与互助是道德的，而交易是反道德的。他们认为交易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但是，所有权意识的缺乏，最主要和最显著的因素还是经济因素——互惠交换的经济原因。一头大型的猎物往往超出狩猎者个人或者家庭的需要，不分享必然导致浪费。而分享带来的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互惠交换，当自己没有食物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其他人的猎物。在迫不得已进行交易时，他们选择了一套“沉默交易”的模式。“卖主”蹑手蹑脚地在交易地留下自己的交易物品，这些物品大多是森林物产以及狩猎产品。然后，他们就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买主”。“买主”在看中的物品旁边放下一些他们认为价值相当的物品，然后悄悄离开。当害羞的卖主重新出现，并把“买主”留下的物品拿走，表明他对交换表示满意。“买主”在“卖主”走后，小心翼翼地出现，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5]

狩猎经济是一种摄取经济，与生产无关。加之最后冰期的严酷气候，在人类的疯狂掠夺中，可食性动植物资源锐减。当人类已经在普遍意义上面临饥饿和生存的压力，拯救恐慌的人类的种植业在女性的手中悄然诞生。这意谓着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称作的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的到来，其产生于约公元10000年以前。农业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从疯狂杀戮的狩猎方式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本分和稳定的家居生活，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这种以家庭为单元，以村落为组织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新台阶。与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是社会基础经济资源。土地是造物主所赠与人类的第一笔财富，被称之为财富之父[6].目前，在我国大约有9亿人口仍然处于“第一次浪潮”覆盖之下。这些生活在第一次浪潮中的9亿农民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变革，才有可能跨入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但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党和政府也始终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首要工作。

农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是土地法。人类的所有权观念就其起源而言，导源于生产的领地占有行为，而领地的占有行为又与食物的有限程度直接关联，占有领地就是占有资源。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人类的原始所有权，即领土占有行为应发生在最后一次冰期或狩猎和采集的经济方式之中。而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所有权的外延才由不动产（土地）扩展到了工具、生活用品和其他人为不动产（如房屋）。[7]关于土地在农业社会的重要性已经被无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中秦始皇陵园的考古中有关大量农业工具的发现就是典型一例[8].在农业社会，土地如何确权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第一要务。 “在古罗马社会中，农牧业是社会的基础，土地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财富，这决定了法律必须对土地的占有加以保护，同时土地的不可替代性和不能再生性使对土地处分权的保护成为罗马私法的核心使命。”[9]英国伟大法学家梅因在研究古代法时发现，在财产的分类上人类曾长期处于不动产吞噬某些重要的动产的历史阶段，他说，“古代法分类偶然地把财产分为各个范畴，并把不动产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后来发现它们或者把许多和不动产毫无关系的物件归在不动产之内，或者把它们从和它们有极其密切关系的各种权利中强行分出来。这样，在罗马法中，”要式交易物“不但包括土地，并且也包括奴隶和牛马。苏格兰法律把某种抵押物和土地列在一起，印度法则把土地和奴隶联系起来” [10].同时，梅因发现，在那个时期，不动产优越于和它们相对的动产。[11]维克认为，最初的法律就是土地法。[12]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建构及其变动模式的选择，甚至对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及其制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13].在农业社会所有权的外延逐步由土地扩展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其他人造的不动产。传统的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一般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直接消费为生产目的。在这种经济关系下，关于财产的立法必然以确认归属为核心价值。有学者敏锐的指出，“以所有表述财产的归属状态，以所有权表述财产归属的法律性质，是人类法律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一页，大陆法系在这一领域中精心耕耘了两千多年，形成了一整套的概念、原理和规则，深刻而完整地表述了财产归属制度，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14]这个评价，用于土地法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并不算过分。

二、工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动产法

托夫勒所谓的第二次浪潮是指工业社会的到来。18世纪，人们以工业革命为契机，离开农场，涌向大城市的工厂寻找生机。机器是工业革命的支柱内容。工业革命使欧洲率先步入生存自主的“天堂”。在中国，目前约有3亿人口为第二次浪潮所覆盖他们生活在城镇，属于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我国农业社会的兼业化现象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兼业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多或少的进行着一些其他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有禀赋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5]正是这种兼业化经营方式使得中国农业经济与农业社会具备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而得以长期延续。历史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业社会的到来，并没有象它在欧洲大陆那样声势浩大并迅速使农业社会消退，反而是它自己委曲求全于中国农业社会的一隅。对工业社会而言，机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取代土地成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且它还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社会改变了农业社会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定位，在这个时代，机器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财产。人们对动产（包括机器等重要社会经济资源）的关注已经超过了不动产（主要是土地）。工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仍然是财产法，但是已经由土地法（不动产法）转向了动产法。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动产立法迅速发展起来，德国民法典关于物的规定已经无条件地涵盖所有的财产。梅因指出，“欧洲大陆的”财产史“是罗马法的动产法消灭封建化的土地法的历史，虽然在英国所有权的历史还没有接近完成，但已可以看出，动产法是在威胁着要吞并和毁灭不动产法” [16].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如果说农业社会重视的是不动产的归属，那么工业社会重视的是动产的利用。“古罗马物权法以确定物的最终归属为宗旨，且以保护处分权为核心，使财产无法突破所有人意思和所有物固体形态归属的限制”[17].工业社会由于交易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物的利用便成为首要的价值目标。我国有学者指出，应“本着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公平合理、促进财产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原则，明确财产利用的性质、地位、种类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在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利用人之间确立起基本的法律规则，从而构筑统一的、稳定的、普遍适用的财产利用制度”。[18]这里的财产利用制度，包括不动产，但适用更多的是动产。

三、信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法则——信息法

信息社的到来被托夫勒称之为第三次浪潮。按照世界公认的标准，经济信息的60％-70%、政治信息的 50％-60%、生活信息的40％-50％是通过互联网获得的社会，可称之为信息社会。在1996年，全球32个工业国家的科技部长在南非开会时就宣布：信息时代已经来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开发利用和传播。这必将促使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化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信息最终取代物质和能量成为社会基础经济资源。信息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它没有重量，看得见摸不着，而且在同的时空存在和传递。信息社会劳动工具的主要功能，就是制造、存储、发送和更改信息。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信息化运动，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日语表述为“情报社会”，日本学者翻译为英文是“information society”，并最终被西方世界所接受[19].信息社会与社会信息化一词密切相关。社会信息化表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用来描述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动过程，是“从有形的物质产品创造价值的社会向无形的信息创造价值的社会阶段转变过程”[20]，也就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在此种转变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将发生剧烈的变化，法律必然因应这种变化而向前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社会的信息化出现第一个高潮。在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概念是“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年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博士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出版，他认为信息社会的到来最终引起的是社会机构的深刻变化[21].贝尔博士的预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我国有约9亿人口从事第一次浪潮的产业，处于农业社会；有大约2.5至3亿人口从事第二次浪潮的产业，处于工业社会；有大约千万人口从事第三次浪潮的产业，开始利用互联网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处于信息社会。而在美国，第一次浪潮覆盖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并且他们使用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第二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也越来越少，而第三次浪潮人口却大幅增加。由于每一个阶层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中国政府管理这样社会，复杂程度要比美国社会高得多。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地改变第一、第二、第三次浪潮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总书记在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也就是说，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努力建设信息化，并且是以信息化带动实现工业化。这预示着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将在我国并存，而信息社会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换个角度说，信息社会与前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财富的增长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后者是以有形财产（不动产和动产）作为社会基础经济资源，以确认与规范有形财产的法律为核心法律规则。在信息社会，虽然我们仍然需要土地和机器，但主要的财产已经变成信息，以信息为调整和保护对象的法律将凸显为信息社会的核心法律规则。在信息社会，有形财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逐步被信息所取代，信息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财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信息取代有形财产，人们放弃衣食依赖信息就可以生存了，而是信息取代了有形财产的核心地位。 “至于信息包括什么内容，人们给予较多注意的往往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等媒介了解到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的有关情况。但应当知道，这种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古已有之的，至少不是进入信息社会后才产生的新东西。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特点，是传递更迅速，内容更准确，对经济、技术及社会的发展（包括上至国家，下至企业、单位的决策）起着更重要的作用。”[22]信息不仅可以在空间传递，无论在无机界、有机界还是人类社会，信息的传递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且，信息的传递不仅可以在空间发生，业可以在时间上发生，如DNA中代代遗传的生物信息，信息在时间上的传递也被认为是信息的存贮。[23]

在信息社会，社会对信息的态度有二个突出的变化：第一，信息的收集与开发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如何获得准确、有用的信息成为首要问题。根据信息规则，信息越多就越不完全，因此人们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第二，社会政治经济决策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运行，商业机构进行国际与国内贸易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然而，近代法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在其体系中对这种意义上的信息给予适当的定位和评价。近代的两大法系，无论是欧洲大陆法还是英美法都不知道有“信息”这个概念，也没有制定与信息有关的法律制度。[24]随着信息财产价值地位的提升，以信息为核心的法律问题逐步在法学研究中显现出来。专利、商标、文学艺术作品被抽象成信息，知识产权客体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25]；物权的客体呈现信息化趋势，由证券化向信息化发展，所有权凭证尤其是运输业的所有权凭证向非物质化趋势发展[26]，而最典型的变化是虚拟财产的出现[27].由信息带来的理论冲击仍在向非财产法领域扩散。在人格权法领域来自信息的挑战也不可避免，英美法系从一般隐私权发展出信息隐私权的观念，大陆法系从一般人格权发展资料权制度。在公法领域，政府因信息保密和公开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信息在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资源。以上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必然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新的冲击。国内外遂有学者提出“信息法”（Information Law）概念，力图从研究或部门法的角度解决信息带来的社会问题。我国著名学者郑成思教授指出：“如果我国现有立法重点仍旧不向信息网络偏转，不将其作为重点，势必影响传统产业、高新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依旧反对网络立法或呼吁网络立法”缓行“，则属既未跟踪国际发展的动向，又未关注我国司法实践而得出的不恰当结论。”[28]

四、信息法的体系

信息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法律部门，以信息关系为直接调整。所谓信息关系，是指在信息的确权、交易、保护、公开、管理、安全防范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社会关系。信息关系以信息为直接客体，根据所包含的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信息权属关系、信息交易关系、信息保护关系、信息公开关系、信息管理关系和信息安全关系。信息确权关系、信息交易关系属于传统私法领域，主要解决信息作为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信息确权关系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关系和其他信息产权关系，属于静态的信息财产关系；信息交易关系，是指以信息作为交易客体而形成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计算机信息交易是典型代表；信息保护关系跨越私法和公法两大领域，是指因信息保密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国家秘密保护关系、商业秘密保护关系和个人信息保护关系；信息公开关系属于公法领域，是指政府在公开公共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信息管理关系属于公法领域，是指为保证信息的品质，以信息管理对象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档案信息管理关系；信息安全关系属于刑法领域，主要是指在防止和制裁破坏计算机信息犯罪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基于以上认识，信息法的体系应当由以下六大部分组成：信息产权法、信息交易法、信息保护法、信息公开法、信息管理法和信息安全法。而国家鼓励和规范信息生产的政策、电子商务法、网络法等均不属于信息法的组成部分。信息产权法以保护静态的财产性信息为目的，除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外，还包括近年来出现的（无创作性）数据库保护法。信息交易法以保护动态的财产性信息为目的，其中以1999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UCITA）最为引人注目。基于计算机信息这样特殊的调整对象，UCITA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合同法的规则。UCITA还规范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站的访问合同（Access Contracts），适用于储存设备，如仅记载计算机信息的磁盘和光盘等。UCITA为财产性信息交易立法打下了基础，使“信息交易法”从概念法转化为部门法。信息保护法以秘密信息和人格信息为保护对象，目的是为了保护特定主体的特殊利益，包括国家秘密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三个主要部分。国家秘密保护法又称国家保密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简称保密法，是以国家秘密为保护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业秘密保护法是以商业秘密为保护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以保护资料本人的人格利益为目的的领域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迄今，个人信息保护法已有三十多年历史，早已发展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原则和体系，成为在融合民法和行政法的基础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法律部门。信息公开法以保护公共信息的公开、自由获取和传播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信息公开法和信息传播法两个部分法。信息管理法是以信息管理和保护信息安全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是指档案法。信息安全法主要是指维护信息安全，防止利用互联网实施各种犯罪活动。从法律性质上说，属于传统刑事法律性质。

结论

在人类经过的几十万年的狩猎经济中，人们没有所有权观念。在农业社会造物主恩赐给人类的第一笔财产——土地是社会核心经济资源，与之对应，土地法成为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的核心法则；在工业社会，人们逐步到城镇谋生，机器取代了土地成为了最重要的财产。因此，动产法取代了土地法的核心地位，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核心法则；在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社会基础经济资源。信息法是以信息客体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由于信息能承载财产、人格、国家安全、参政监督等不同性质的利益，而且信息管理和安全保护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规则和制度，在信息社会这一大背景下，信息法比以往的土地法和动产法要复杂得多。围绕信息而发生的大量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必须依靠信息法加以解决。因此有学者主张，信息法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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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德普。从亲爱、忠爱到自爱、博爱——论传统农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情原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0～1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22.

[3] 马俊驹。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1）：90～105.

[4] 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35.

[5] 参见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6

[7] 参见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57.

[8] 魏京武，张颖岚。秦始皇陵园考古发现中的农业信息。农业考古，1998（1）：372～377

[9] 马俊驹。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1）：90～105.

[10]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59.155.

[11]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59.155.

[12] 参见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75.

[13] 王亚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土地所有权变动趋势。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2（1）：83～86.

[14] 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9.

[15] 王亚娟。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兼业化行为趋向的效率分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人文杂志，2002（1）：65～70.

[16]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59.155.

[17] 马俊驹。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1）：90～105.

[18] 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7.

[19] 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4.

[20] 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7.

[21]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4.

[22] 郑成思。计算机、软件与数据的法律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190.

[23] 参见朱谢群。信息与知识产权。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7.

[24] 北川善太郎。网上信息、著作权与契约。渠涛译。外国法译评，1998.（3）：28～35.

[25] 参见郑成思教授2003年10月16日在广西大学举办的《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讲座。

[26] See UNCITR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Electronic Commerce on its thirty-ninth session， para.2.

[27] 参见齐爱民，吕光通。论民法对“虚拟财产”的确认与保护。中国物权法的理论探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