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助申请书范文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1

1、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规定。《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而《办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均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而不包括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没有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难以全面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规范和设计。

2、司法救助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的倾向。《规定》及《办法》采取列举式规定，很难穷尽，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围被扩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围被缩小。

3、司法救助的内容规定不具体。首先，申请减免交诉讼费用是否包括证人、鉴定人、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其次，再审案件、支付令案件、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可否申请司法救助无规定；再次，救助内容只有缓、减、免诉讼费用，没有规定其他救助内容，明显过于单一。

4、司法救助条件规定不科学。《规定》第二条以“经济确有困难”、《办法》第四十四条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作为救助条件，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而“经济确有困难”在实务中很难界定和把握，没有具体标准可比对，导致司法救助随意性较大。

5、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营利性法人和外国国民是否属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

6、司法救助实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及《办法》对实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审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

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内涵与体系进行重构：

1、重新界定概念及确立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得以真正实现，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对部分经济困难、诉前、诉中、诉后陷入困难或者需要法律帮助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经济救助和法律帮助。这个定义和原来的定义相比在救助阶段、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上都进行了扩容，它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充分及时行使。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构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权益及时救济原则；二是弱势群体优先救助原则； 三是经济困难先决原则；四是公开、公正原则。

2、扩大适用范围和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围应涵盖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及司法adr；不仅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包括再审程序、督促程序和执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权利主体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包括福利性单位，也包括营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不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或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条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3、扩大适用条件及救助内容

司法救助适用条件为：（1）有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胜诉可能；（2）有证据证明经济确有困难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体和适用范围；（4）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司法救助内容主要应包括：（1）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缓交期限为立案阶段，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仅适用于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减交、免交为立案后至宣判阶段，减交比例为总额30%，减免交在作出判决时一并决定，并均在法律文书上载明。减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免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但只适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政诉讼、刑事自诉、刑附民诉讼、国家赔偿诉讼而有胜诉可能时指定人，适用于当事人文盲而又无人的情形；（3）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人，适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刑事案件；（4）设立法律咨询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诉讼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启动、审批程序

（1）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在立案审查阶段、审理阶段或执行阶段，由当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内容书面提出申请并附有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由县级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优抚对象和收入的证明等），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如决定救助，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起诉、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由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在决定立案之日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并在宣判之日补交；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于申请刑事救助金和执行救助金的，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提出意见，经庭（局）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其他救助内容的，则由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即可。法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制作《司法救助决定书》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没有获得救助的，应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2）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适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案件应当限制在现代型诉讼，即围绕着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引发的纷争。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除诉讼费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内容，可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5、增设撤销、复议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有不当企图或行为时，经对方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发现，应当作出撤销司法救助的决定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当事人可以在接到书面决定后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级法院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三日内予以复议并书面答复。

6、建立其他配套制度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2

第二条执行救助，是指案件在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当前确无履行能力，致使案件不能执行，而申请执行人生活确有困难时，给其一定的款项以解决生活急需的一种司法救助行为。

第三条执行救助基金实行政府主导、部门支持、社会参与、封闭运行的筹资和管理机制。

第四条执行救助基金从下列渠道筹集：

（一）市财政每年划拨5万元；

（二）市民政局每年筹集一部分；

（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捐赠。

第五条市政府成立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由市政府市长任主任，常务副市长、联系政法工作的副市长为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室、法院、财政局、民政局、审计局、监察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法院执行局，作为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并向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提出基金使用方案。

第六条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执行案件具有给付内容；

（二）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又无法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及线索的案件；

（三）申请执行人家庭生活确有困难，无固定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且经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其他基层组织出具证明并经执行员调查核实；

（四）当前申请执行人急需的生活必须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学费。

第七条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应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或者由执行员视申请执行人的情况提出意见；

（二）由市法院执行局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初审并填写“执行救助基金审批表”；

（三）经市法院院务会研究审议后，报市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四）经审批后，凭市法院发出的拨付通知书由市财政部门直接向当事人拨付执行救助金，市财政部门向市法院出具拨付执行救助金的凭证。

第八条申请执行人领取执行救助金后，应出具收据存卷并从申请执行欠款金额中扣除此金额。在被执行人恢复执行能力后，市法院应当继续执行，执行款用于弥补执行救助基金。

第九条执行救助基金的救助标准分一般救助和特别救助二个等次。一般救助每人每次不得超过1000元；特别救助由市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视执行案件的欠款金额额及申请执行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十条执行救助基金由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建立专户，专款专用。每年底公布一次收支情况。

执行救助基金帐户接受市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一条承担执行救助基金申报、管理、审批、发放、使用等职责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出具虚假证明的；

（二）审核不严造成受救助人员情况严重失实的；

（三）冒领、截留、挪用、贪污执行救助基金的。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3

论文关键词 域外 刑事被害人 救济程序

一、审查程序并非诉讼程序或审判程序，救济程序所解决的并非民事法律关系问题

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与民事侵权法律制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救济金的计算方式各国普遍采取与民事侵权行为的损失计算标准挂钩的方法。例如，暴力犯罪致被害人重伤的案件中，不同的伤害等级所接受的救济标准并不一致，而伤害等级的划分以及医疗费、误工损失、赡养抚养费等计算方法类似于侵权行为诉讼中的计算方法。此外，对于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受养人提起救济申请的顺序和范围，这些均与民事侵权法相类似。此乃其一；其二，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之后，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它与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相接近。其三，在救济审查程序中，如果被害人的行为与直接造成其伤害或死亡结果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即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将会产生被拒绝或降低救济金额的后果，这与民事侵权中混合过错以及过失相抵理论也有相似的地方。事实上，救济审查程序解决的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各国普遍对救济数额设定了下限和上限。设定下限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救济申请过多，造成审查成本上升，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对被害人的国家救济程序主要是具有救助性质，而对小额的损失和轻伤的救助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救济程序的救助功能。补偿不同于赔偿，它不以一方的过错为前提，并且具有救助性质，因此多数国家还对救济金设定了上限。此外，多数国家将被害人的经济状况作为救济的前提之一，并将补偿作为救济的最后手段，因此补偿程序具有补充性质和从属性质。

二、强调救济程序的及时性特征

域外被害人国家救济程序最初奉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即，犯罪被害人在扣除加害人赔偿、政府伤残补助、社会安全基金之医药医疗补助、暂时失业补助、雇主之补助及保险理赔之后，仍有困难者，方由国家给予补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补偿具有补充性质和辅助性质（subsidiary），因此它应当在穷尽了其它救助手段之后，作为发挥补充作用的救助手段，在所有的赔付手段中国家补偿应当是最后的给付者。例如，在瑞典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计划中，提起国家补偿申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被害人向警察报案；二是其它可能的求偿手段或获取救助的手段均已经用尽。如果严格遵循国家补偿的最后顺序原则，那么只有在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无实际赔付能力以及被害人无法从其它途径获取救助或救济之后方能启动国家补偿程序，即补偿程序应当在刑事程序和以加害人为被告的民事程序结束之后得以启动。这意味着，急待医疗救助而生活维艰的被害人必须经历漫长的诉讼程序的等待。因此，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必然与为被害人应当获得及时救助原则相冲突，也与国家救济制度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对于二者的冲突，欧洲委员会曾指出，严格执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这一原则将导致被害人在实际获取救济过程中接受不合理的延误后果，并存在使被害人受到第二次伤害的风险。尤其是当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的状况较为明显时，再希求被害人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要求加害人赔付损失，并请求执法机关执行判决，已毫无意义，更不用说，由于漫长的侦查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被害人还难以进入请求赔付其损失的民事审判程序。联合国的《对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5条明确要求成员国建立刑事受害者的国家补偿程序，使受害者能够通过迅速、公平、省钱、方便的正规或非正规程序获得补救。这里迅速的补救程序是国际人权文件对国家救济程序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要求。禁止双重补偿原则主要以防止被害人获取双重利益，以确保国家救济金的补充救助目的的实现。与最后顺序补偿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将救济的时间大为提前，更有利于为刑事被害人提供及时的救助。这主要体现在允许提前预支救济金和国家代位行使求偿权两方面的制度上。通过提前预付救济金的方式能够为被害人及其受养人提供紧急救助服务。欧洲人权委员会为缔约国设立了提前预支救济金的前提条件：（1）申请人的适格性已经基本清楚；（2）被害人必须因犯罪行为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3）给予国家补偿的最终决定无法迅速做出；（4）可以推断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无法履行诉讼确定的赔偿义务。最后一条还适用于加害人不明确的情形。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之外，各国还设立的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即，在被害人获赔前由国家先给予救济，由此取得对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的求偿权，国家可直接在其救济金范围内要求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给付赔偿金。例如，《加拿大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第10条规定，（补偿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即获取代位求偿权）如果被害人接受了赔偿，应当立即告知委员会。委员会应被追加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赔偿诉讼，如果赔偿之诉并非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提出，委员会享有代位求偿权，也可以被害人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申请行为和支付救济金行为均不能限制和损害委员会在诉讼中对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的人员行使权利。和解或豁免责任并不能损害委员会的权利，除非委员会认可此做法。法国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也有类似规定，法国补偿基金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有权代位行使被害人对于加害人之权利。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制度和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外，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还体现于其它制度之中。例如，申请人在获取国家补偿前已经得到加害人的赔偿或保险理赔以及其它来源的救助资金的，应向补偿决定机构声明，后者可在救济金额中扣除上述款项，如果上述款项超出了救济金额的，可拒绝予以补偿。如果申请人在获取了国家补偿之后，又得到了加害人的赔偿或其它来源的赔偿或救助，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补偿决定机构，并交回救济金。

三、强调被害人救济程序的权利保障功能

首先，域外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程序重视审查机构的职权调查职能，以弥补被害人取证能力不足的缺点。与诉讼程序中法院的消极性和被动性特征不同，救济程序中审查机构的职权性特征更为明显，各国强化了审查机构主动取证查明事实的义务。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中只需要提供向警方报案的案件索引号，而由审查机构根据案件索引号向警方和法院查询相关案件材料，或向医疗部门、保险部门或雇主查询核实。如果申请人提交材料不充分，审查机构应通知申请人补足材料，而不是直接做出拒绝救济的决定。例如，《加拿大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第21条规定，补偿委员会与最高法院有相同的强迫证人出庭权，要求其宣誓，并强迫其出示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定，对于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由社会福利署向警务处、受害人的家人、雇主核实，再呈暴力伤亡赔偿委员会审批。而丹麦规定，申请人可直接将材料交给警察，由警察将报案材料以及从被害人那里取得的其它支撑材料交给刑事伤害补偿委员会。除了强化审查机构在审查程序中主动查询取证的职权外，各国还降低了申请人的证明标准。此外，申请人的知情权和获取法律帮助权在整个救济程序中均有设定了具体的保障程序。

其次，为了防止对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救济程序还注重对被害人的隐私权的保障。例如，在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必须签名表示同意警察局、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和雇主将其个人信息提供给审查机构。再如，与审判公开原则不同，补偿程序的听证活动原则上不公开，除非申请人书面承诺同意媒体代表旁听。如果没有申请人的同意，申请人的身份以及听证中所涉及的其它人的身份应保密，不得因宣传而披露其身份。 美国加利佛利亚州在此基础上还规定，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者，还需要其父母、监护人或其他经合法授权的人做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披露其被害人和申请人的信息。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4

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的一个案例。近日，记者带着“**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为“老赖”开脱、是否会滋生法院执行不作为等疑问到实地展开调查。

困惑：执行难生存更难

执行难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已在**市法院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10年的孙亚东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在执行案子的过程中，有些来申请执行的人车旅费都靠借，要求法院执行的愿望非常强烈。法官们去执行时，发现对方条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财产协商一个价格执行给对方，就会出现被执行人与法官发生冲突的事，每年都会遇到，有的执行法官甚至还被打伤。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削弱了法院的执行能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尝试：缓解“两难”困境

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因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这不仅使司法机关案件了结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究竟该怎样破解法院执行难和涉诉人员生存难这座“两难”冰山呢

建议：长效机制需完善

把低于生活保障标准或处在保障边缘的执行申请，在穷尽一切措施依然无果的情况下纳入民政救济的“**模式”，切实带来了执行合力：对法院来说，缓解了执行难;对当事人来说，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生产、生活、看病和子女就学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社会来说，救助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刑事案件被害人，使当事人双方对立、对抗的情绪得到消减，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

但是，也有人认为，涉诉就是法院的事，法院是裁办者，怎么变成了救助者?有的单位或部门甚至认为，搞救助是政府在替被告人“埋单”、替“老赖” 开脱。**市法院院长刘建刚认为，这些议论可以理解，但透过“**模式”可以看出，执行救助机制涉及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以党委领导、政府为主导，由法院积极推动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医保等部门协商对接，如果缺少党委、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是肯定办不好的。法院参与恰恰体现了司法关注民生，司法贴近涉诉特困人员，诠释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谈到“以救代执”可能会造成案件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申请人的救助，免除其执行责任，造成怠于执行的问题，**市法院负责调研、起草救助办法的朱泽法官认为，救助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穷尽执行手段，救助办法中穷尽执行手段的硬性规定，保证了法官必须履职到位、穷尽执行手段才能进行救助;另一方面，在终结执行裁定书中必须明确，一旦对方有履行能力，申请人就有权申请恢复执行，法院就必须重新启动执行程序，怠于执行就得到有效防范。谈到涉诉低保与实际的困难群众产生矛盾该怎么处理时，朱泽认为，涉诉特困人员所面临的困难和伤害比一般困难群众要大得多，因为打官司身心疲惫，只是在同等贫困条件下，涉诉人员优先。在确定涉诉人员救助条件时，首先要实行公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达不到救助条件，就要组织当地基层组织及村民和当事人进行听证后，确实符合条件的才进行救助。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5

一、案外人权益受侵害的案件类型

（一）侵害案外人物权类

［案例1］2007年10月，王×在其与楼×离婚诉讼中，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达到独享夫妻共同财产两间营业房的目的，找到朋友汤××帮忙，由王出具52万元的虚假借条给汤××，汤即凭此借条提起虚假诉讼，王、汤二人随即在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汤××依据该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以上述两间营业房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被楼×发现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2008年7月，检察机关向受案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建议对此案进行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再审，后撤销了原调解书。

［案例2］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与武汉××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在法院受理该诉讼前，武汉市工商局已撤销发展公司有关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就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置业公司明知此事实，但双方仍以已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名义进行诉讼。由于上述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与置业公司利益一致，双方迅速达成调解，被撤销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以发展公司名义以其二宗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案件执行过程中，发展公司合法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提出案外人异议，后以调解书内容非发展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申请再审，该案进入再审程序并撤销原调解书。

（二）侵害案外人债权类

［案例3］被告徐×与台州市××灯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其房屋被依法拍卖。为拿回部分执行款，2007年底至2008年9月，徐×与翁×串通，伪造了向翁×借款160万余元的借条，并提讼，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08年下半年，徐×又伪造了向陈×借款83万元的借条，并冒充陈×的朋友委托法律工作者冯×提讼，双方亦达成调解协议。上述两起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案外人对两份调解书均提出异议。该院经再审审查，发现涉嫌虚假诉讼，遂移送公安侦查。两被告人先后被抓获，并交代了虚假诉讼的事实。后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撤销原调解书。 2010年人民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被告人徐×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翁×有期徒刑10个月。

［案例4］陈××因借款300多万元被人民法院冻结资产223万余元，为达到参与分配该冻结款项的目的，陈××从3名亲戚处骗取身份证复印件，私刻3人印章，伪造了向该3人借款80余万元的借条，同时以3人名义委托律师潘×将自己诉至法院。其后潘×代表3人与被告陈××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院在执行中发现，3原告竟对此毫不知情，经调查核实发现3案属虚假诉讼。后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2009年人民法院对制造3起虚假诉讼的陈××作出司法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

二、现行《民事诉讼法》提供的救济途径

（一）案外人提出异议

如案例2、案例3，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再审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对原调解书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排除执行,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避免进入一旦提出异议就必须另行提讼的繁琐程序。如果执行法院认为案外人异议成立，即作出对争议标的物的中止执行裁定,案外人则无申请再审必要。对于案外人异议被裁定驳回的,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案外人无从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对确有错误的原裁判予以救济,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申请再审,法院经再审审查，发现涉嫌虚假诉讼，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决定进入再审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对于案外人未在执行程序中提出异议的,如案例4，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申请执行案件系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的，应当主动依职权提起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三）案外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提起再审

如案例1,案外人在提出虚假诉讼当事人办理物权移转登记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执行法院经再审，撤销原调解书。

三、有关案外人救济主要争议的问题

比较法上,案外人救济制度除了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以外，还包括案外人撤销之诉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国、意大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对此都有规定，但其内涵不尽相同。如意大利赋予案外人可以向原审法院提请重新审判的申请再审权利，法国民诉法规定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不仅可以向原审法院也可以向其他法院提请。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案外人撤销之诉是通过上诉程序提出，台湾地区民诉法设立了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不依赖于此前的任何程序。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案外人救济制度，也存在两种主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立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保护案外第三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于原判决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这样可减少再审程序的启动，减少对既判力的突破，有利于维护原判决所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此外，由于案外人未参与到他人的诉讼中去，没有进行辩论和陈述，没有一审、二审，何来申请“再审”？就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主张为：第一，案外人与生效裁判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非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三，没有其他法定程序可以请求救济。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了案外人的利益，就应当给案外人提供救济的渠道。当执行标的物的归属已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时，只有除去法律文书的效力，才能够为案外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所以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是必要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民事再审解释》第5条第1款已经对此作出规定，只要为立法所吸纳就可以解决实践当中突出的问题。同时，将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明确为：第一，案外人应为原审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第二，案外人对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侵害案外人利益的；第四，当事人故意隐瞒重大事实，侵害案外人利益的；第五，当事人假冒案外人名义提起或者参加诉讼的。

四、有关案外人救济的立法建议

鉴于目前我国利用虚假诉讼侵害案外人权益的问题十分突出，而诉讼中虚假诉讼当事人往往通过自认、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等形式转移财产，即便发现有配合默契的双方当事人，不合常理的诉讼理由，以及可能伪造的证据，没有实质性对抗的诉讼程序，异常容易达成的调解协议等涉嫌虚假诉讼的特征，在当前案多人少、诉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法院难以主动依职权一一查实，因此，确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进一步完善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赋予案外人独立的申请再审权利予以救济。为此，建议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197条增加第2款，专门就案外人申请再审作出规定：“与诉讼标的或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之所以限定案外人“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才能申请再审,这一条件其实是为了保持与再审制度性质的契合,因为再审属于非常规的救济机制,在有其他更为便宜的救济手段时,不宜轻易启动再审程序。同时，考虑到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功能是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生效法律文书,即使原裁判、调解书被再审撤销,案外人受到侵害的实体权利仍然需要通过另行诉讼加以判定。而案外人如果可以直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那么再审就不需要作为首选予以救济。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6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细则最新版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大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市区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庆政办发[20xx]8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符合救助条件的低保对象，由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持《低保证》原件和身份证、规定就诊医院的诊断书、入院治疗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向低保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宇请，并填写《大庆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申请审批表》)。

第三条、社区居委会在接到申请材料后，在二个工作日内，结合低保对象动态管理的核查结果形成低保家庭基本情况说明。送报街道办事处。对于核查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申请救助的低保对象本人或家庭成员，并说明理由。

第四条 街道办事处接到社区报送材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社区提供证明材料的初审和汇总，报送区民政局。

第五条 区民政局在接到送交材料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大病救助审核、汇总工作，并将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市民政局救助办公室，市救助办公室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未经批准救助的，由区民政局告知低保对象本人或家庭成员，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经批准享受救助的低保对象，由市救助办公室下发《大庆市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通知书》(以下简称《救助通知书》，《救助通知书》注明救助期限和最高补贴额度。《救助通知书》一式三份，由低保对象送交规定就诊医院一份，医院凭《救助通知书》给予救治。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各留存一份备案。

第七条 申请医前救助的低保对象必须在接到《救助通知书》后，一周以内办理住院手续。

第八条 需转外埠医院治疗办理转诊手续的，经油田总医院或哈医大附属五院一(专科疾病经市级专科医院)专家会诊后，填写《大庆市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转诊审批表》，由各区民政局报市救助办公室。

第九条 市救助办公室接到各区民政局报送的《大庆市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转诊审批表》后，会同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共同审核、审批。

第十条 经市救助办公室批准享受外埠治疗的救助对象，向市救助办公室直接领取规定救助病种定额补贴标准的7 0%救助，其余3 0%救助金待治疗费用超过定额补贴标准后，由救助对象凭前期治疗收费票据到市救助办公室领取。

第十一条 每年3月和8月初，市救助办公室提出低保重大疾病外埠就医资金需求计划，市财政局将预拨款拨付到市财政支付局。年度外埠就医资金不足时，市财政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追加。当年结余于年底前由支付局返还市财政局。

第十二条 低保对象住院期间要随身携带《低保证》和身份证以备接受监督检查，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病区时，必须向医疗机构履行请假手续，并告知市救助办公室。经查实属于挂床住院的人员，取消本年度医疗救助资格。

第十三条 市救助办公室适时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通报同期救助对象的有关情况，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市救助办公室提供的信息，责成市、区两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救助对象的住院治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被救助的低保对象办理出院手续时，主治医生和低保本人需在《救助通知书》上共同签署医疗费用确认意见，市救助办公室依据低保对象的确认意见同医院进行结算。 、

第十五条各定点医院凭《救助通知书》每季度对垫付资金进行统计汇总，并与市救助办公室核对，统计资金经过市财政局、市救助办公室、医疗机构三方认同后，市救助办公室形成汇总意见，送交市财政局与定点医院进行结算。 .

第十六条 市救助办公室建立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台账，及时对大病救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登记备案。

第十七条 市救助办公室建立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档案，对低保对象申请大病救助的相关证明材料和调查、审批资料归档保存。同时建立医疗救助电子信息备案数据库，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细则：保险范围从20xx年4月3日起开始实施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规定：

保险公司将产品定名为重大疾病保险，且保险期间主要为成年人(十八周岁以上)阶段的，该产品保障的疾病范围应当包括本规范内的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除此六种疾病外，对于本规范疾病范围以内的其它疾病种类，保险公司可以选择使用;同时，上述疾病应当使用本规范的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细则：救助对象(一)农村五保对象;

(二)城镇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来源、无法定赡(抚)扶养人的人员(简称城镇三无人员

(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四)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60年代精减退职职工;

(五)享受民政部门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

(六)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

(七)城乡低收入家庭成员。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细则：申请资格个人申请提供以下材料：

(1)医疗救助申请书;

(2)户口簿、申请救助人身份证;

(3)农村(城镇)低保证复印件;

(4)申请救助人住院的出院证明、转院证明;

(5)住院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6)医疗诊断书、病历复印件。

村(居)委会应当：

(1)调查核实;

(2)组织村(居)民代表评议;

(3)符合条件的村(居)公示;

(4)对不符合条件的返回申请人。

镇社会救助办应当：

(1)调查核实;

(2)符合条件的返回村(居);

(3)不符合条件的返回村(居)，并书面告知不符合条件的原因。

区民政局

(1)复核审批;

(2)符合条件的返回村(居)公示;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7

论文关键词 检察救助 维稳 工作探讨

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09年3月9日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在办案中，我们常碰到：由于刑事案件的发生，致使被害人或其家属受到重大的经济、人身损害，但又无法从罪犯、赔偿义务人或其他来源获得充分物质保障，导致生活陷入贫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尤其是交通肇事、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造成家庭支柱死亡，令孤儿寡母无法生存的悲剧。这也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之一。而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意义正是消除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此，笔者谈谈在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看法。

一、对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认识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国家依据法律程序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无法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时，给予其适当经济补偿、解决燃眉之急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当犯罪人、赔偿义务人无力承担被害人损失时，由国家财政帮助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摆脱犯罪给其造成的悲惨境况，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救助的性质是对被害人给予临时救济，具有救济抚慰性质，不是国家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安排，属于检察院管辖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由检察院的控申部门办理，并接受区委政法委的领导。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操作程序

1.申请程序。由被害人或近亲属提出申请，对属于救助范围而受害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提出申请的，承办案件的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请求救助的权利，并协助当事人提出申请。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承办案件的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请求救助的权利”，是属于由检察机关主动提醒的申请。那么检察机关如何去主动提起呢？我认为：一是告知。即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办案部门认为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需要救助的，应当告知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可以提出救助申请并提出意见，连同有关材料移送办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控申部门审查办理。二是备案。检察机关办理刑事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决定的，办案部门应在送达不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不决定书、刑事被害人基本情况等材料移送控申部门备案。对于办案部门移送的备案材料，控申部门要认真审查，及时办理。

2.审核程序。具体包括申请的受理、申请材料的审查（如：申请书、户籍证明、是否获得民事赔偿的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被害人近亲属的，应提供与被害人的关系证明材料、当地民政部门或者乡镇、街道出具的生活确有困难的证明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等），了解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向其说明救助制度的含义、条件、要求、审批程序、审批时限、发放程序以及可能的结果等内容，并决定对被害人是否救助及救助的具体金额。

3.发放程序。在作出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决定后，由控申部门向政法委申请，再由政法委统筹发放。救助金的发放原则上采取一次性审批，一次性发放的方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一次审批，分批发放的方法。

4.救助程序。控申部门在审查被害人申请救助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作出予以救助或不予救助的决定，被害人对救助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政法委提出复议，以保证符合条件的被害人都能得到及时公平公正的救助。

5.追偿程序。必须明确的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并不是免除犯罪人及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义务，而是在犯罪人及赔偿义务人无力承担该赔偿义务时的救助。在犯罪人及赔偿义务人恢复赔偿能力时，应由经办本案的单位向犯罪人及赔偿义务人追偿。这既能节省国家救助资金的支出，也能形成对犯罪的威慑。

（三）被救助对象

被害人救助的对象为自然人，即被害人本人或与被害人有抚（赡）养关系的近亲属。他们无法从罪犯、赔偿义务人或其他来源获得充分物质保障，致使生活陷入贫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获得救助范围仅限于遭受严重犯罪致使生命、健康权遭受极大损害和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被害人；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无重大过错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的。如我院办理的温某某交通肇事案中，发现该案被害人刘某某的家庭极为贫困，是花东镇的特困户，案发后，家里更是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刘某某所花医药费总共是11万元、其它杂费1万元，而温某某仅支付了医药费7.3万元；刘某某出院后仍要面临4-5万元的颅骨修补手术费以及高昂的后续治疗费；经医院全力救治后，目前刘某某仍然是大小便失禁、右边手脚活动不便、失去记忆，语言发音不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依赖他人照顾。由于他们无法从赔偿义务人或其他来源获得充分物质保障，致使生活陷入贫困，于是我院决定救助温柳江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刘某某的家属刘某慧1万元人民币。

（四）救助的形式

救助的形式是以发放现金方式的经济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是一种新的尝试，是当前社会救助的一种补充，是在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帮助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缓解经济困难、舒解精神痛苦，是具有救济抚慰性质的，不同于一般涉法涉诉救助和其他社会救助。这里已经明确了刑事被害人救助是“经济救助”的概念，他是单一的。如办理林某某交通肇事案中，我们发现该案被害人商某某的家庭极为贫困，且其死亡赔偿金除收了一些丧葬费外，案犯再没能支付任何费用。为此我院决定救助被害人家属龙某福1万元人民币。

二、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遇到的困难

在办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该不该实施救助”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并不止于科室内部探讨，这给这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难度。归纳起来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开展的难点在于：一是对救助对象是否符合救助条件的把握。如办理张某某申请救助案中，如果当初没有考虑到张某某路途较远、年事已高，来回不方便而没有到其家中作释法说理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家中的困难。二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顾虑。在办理本救助案的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担心产生后遗症。如有可能引起其他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上访，强烈要求救助；有可能引起国家赔偿案的出现；在被救助条件灭失后，难以追偿；更有可能向某些上访人员传递出只要缠访就有救助的错误信息，引发不必要的缠访等。三是观念上难以转变过来。认为作为执法者，严格执法、狠抓办案是天职，完成好本职工作，惩罚了犯罪分子就对得起老百姓了；四是救助金的来源。救助金的划拨必须有一个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如对被害人作出实施救助的决定后，经办部门必须向政法委申请，再由政法委批复后向财政部门申请划拨。

三、救助机制在检察工作中对维稳的作用明显

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检察机关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又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化解难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如我们办理的张某某救助一案，张某某因儿子张某贤于1998年5月死于古某的私人诊所，古某随后潜逃，直到2010年10月才被抓获归案，至使张某某连续十三年的不断到我区、市和省有关部门上访，强烈要求执法部门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还死者一个公道。由于该案证据单薄，无法认定张某贤的死亡与古某有直接关系，故此本院作出了不决定。为切实做好被害人家属的释法说理和息诉罢访工作，我院派员奔赴张某某的家乡，对其作了耐心细致的法律解释工作。但我们也发现该案被害人的家庭非常贫困，完全符合刑事被害人救助条件。于是我们就进入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开展工作。经院党组研究决定，对张某某给予5万元人民币的救助，并随即向区委政法委递交申请，区委政法委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申请的批复。同年11月29日，张某某领取了五万元救助金后，感激涕零、连声道谢，表示不再就本案有关问题向任何机关上访。至此，缠访了十三年的申诉案终于息诉。

司法救助申请书篇8

关键词：司法救助；司法救助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6.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4(C)-0228-02

司法救助制度是为平等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免于受到因经济原因无法接近司法的现实状况而设置的。从我国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分析，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制度是其主要内容，而对刑事案件被害人、执行案件申请人的司法救助则规定不够。为了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善问题应当引起理论界和实务届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现行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

建国至1984年，我国民事诉讼处于基本不收费阶段，只有少数地方收取诉讼费，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无力交纳，准予免缴。1956年我国《律师收费暂行办法》规定的免收、减收律师费的情形，被认为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雏形。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诉讼收费基本制度，对司法救助未作规定。1984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第12条规定：“自然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1989年最高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七条也作了类似规定。199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一规定标志着司法救助制度的正式确立。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承诺让群众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人民法院不仅要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还要让那些打赢了官司却因种种原因暂无法执行，非救助无以自保的群众度过难关”。为履行承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7月28日颁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下称《规定》），对司法救助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进行了修订，内容有所增加，国务院2007年4月1日颁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下称《办法》），该《办法》大幅降低了诉讼费的交纳标准，并将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总则部分加以规定，同时，《办法》第六章共八条专章对司法救助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增强了可操作性。200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死亡、伤残等造成其家庭或家属生活确有困难，犯罪行为人又确无力赔偿的，国家可以给予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适当经济救助，尽可能地减少被害人的损失。该规定拓宽了司法救助的范围，扩大了救助制度的覆盖人群。在执行案件中，若执行申请人及其家庭生活确有困难，但被执行人又确无力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对执行申请人可以给予适当经济救助。这时司法救助适用的范围延伸到诉讼之后生效判决的执行问题。

二、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确实让部分弱势群体获得了司法救济。但现行司法救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司法救助制度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司法救助制度的内容过于简单、司法救助的范围过于狭窄、司法救助对象的认定具有随意性、证据材料规定不明确、欠缺经费保障机制等等。以上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因此，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构想

为了解决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在救助立法、救助方式、经费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司法救助立法之完善

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立法相对滞后，司法救助规定比较分散，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援助条例》、《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司法解释，这样不利于司法救助工作的发展。在现代法治社会，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救助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尺度。从位阶、稳定性、权威性等而言，法律显然优于司法解释。以高位阶的法律进行规定较之于司法解释的修修补补而言，前者更能显示国家对弱势群体诉权的关怀，更能体现国家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说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权、消除因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而可能造成的诉讼权利实际行使的差异进而维护当事人的实质平等所作的制度构建的努力。当前世界上司法救助工作走在前面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司法救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了有专门的司法救助（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司法救助制度的立法层次都比较高。因为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救助现状，其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即制定独立的司法救助法，将司法救助的对象、机构、内容、标准、方式以及程序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充分体现国家立法对司法救助和弱势群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和重视态度，使司法救助逐步走上法制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

（二）司法救助方式之扩展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司法救助机关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司法救助实践要求建立以诉费让度为主体、多种救助方式共存的新型司法救助方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扩展司法救助方式：

1、诉讼费用的缓、减、免

我国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缓、减、免交诉讼费用的范围，除了申请人向法院缴纳的诉讼费之外，还应包括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缓、减、免诉讼费用的对象应当包括被告和被上诉人、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申请再审人、刑事案件自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缓、减、免诉讼费用的适用主体应当包括营利性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而不单纯是自然人和社会福利事业、企业单位。

2、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是国家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无法获得赔偿或赔偿不足时，给予其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近代被害人补偿制度由边沁提出，到现在为止，已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但是，我国现在对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方式主要局限在减免诉讼费用和损害赔偿方面，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但这种赔偿最后很难实现。我国现在刚刚进入到“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阶段，部分地区正在试点。

3、执行司法救助制度

执行难是各地法院遇到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众多的执行积案中，被执行人没有执行能力的案件占了很大比重。人民法院在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时，通常采取中止执行的做法。但中止执行无法缓解一些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的困境，还经常带来更多麻烦和矛盾。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份要求有条件的法院设立特困群体执行救助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执行救助金），对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给予一定的救助。近年来，虽然各地不少法院因本地执行工作的需要，对于执行救助基金制度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一些地区在执行救助制度的试行上还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是指法院为了救助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告知、提示、发问当事人等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旨在恰当适时地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处分权和实施处分权，帮助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正确、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从而打赢官司。释明目的不是为了使司法救助当事人能够获得比对方当事人更加优势的诉讼地位，而是促使诉讼能力弱的司法救助当事人在“攻防”能力上与对方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也规定，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职责和义务，笔者认为法官适度的释明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

（三）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制之健全

司法救助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的权利平等的得到实现。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司法救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而必要的经费保障是正常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的基础条件。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国家，落实司法救助制度所需的经费都被依法纳入了国家的财政预算。反观我国现实，许多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千辛万苦打赢了官司，却因为判决得不到执行而无法享受胜诉利益。2004年，青岛在全国率先设立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2006年12月湖北省高级法院规定全省各级法院要尽早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并将司法救助基金适用范围从审判环节扩展到执行环节。现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已经越来越普遍。因此，应将司法救助的费用纳入国家财政，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基金制度，由国家财政每年专门拨付基础资金，同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对实施司法救助所需诉讼成本统一由该基金支付。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法院积极推进，各个社会机构大力配合，各个需要救助者积极争取等。如若做到以上这些，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善之日可待。

作者单位：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作者简介：吴海苗（1976.02― ），男，法律硕士，安徽岳西县人中共淮南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周荣静（1978.07― ），女，法律硕士，安徽肥东县人，中共淮南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刑法、诉讼法学。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2][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