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2002年9月14日～29日，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党组的指示，在总局外事司的大力协助下，国家工商总局研究中心组团赴美国和加拿大，就电子商务监管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考察。美国是全世界电子商务发展最早和最为发达的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和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考察的目的是在中心组织的《电子商务监管》课题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赴美国、加拿大两国实地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电子商务监管体制、方式、手段，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动全系统工作在电子商务监管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研究中心主任谭小英同志任考察团团长，考察团成员包括来自地方工商部门的8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卓有成效果的同志，以及研究中心的3位同志。出国前夕，总局李东升副局长和外事司袁有祥副司长、吴洁处长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要求大家在考察期间一定要坚定地维护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严格遵守考察团各项纪律，在认真完成考察任务的同时，了解并批判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总局领导的嘱托和外事司同志们的帮助为这次考察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全部考察工作历时15天，考察了美、加两国的6个城市，详细了解了美、加两国政府的电子商务监管机构设置、职能分工、法律法规、执法程序以及政府鼓励电子商务发展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讲座，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考察任务。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电子商务监管经验以美国的更为典型和成熟，下面主要就电子商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政策支持、美国电子商务监管体系以及中美两国电子商务的比较与借鉴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美国电子商务的关键发展时期

根据国际商会在世界电子商务会议的定义，电子商务是指整个贸易过程中各个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狭义的电子商务就是商业交易的电子化，它涵盖的业务包括：信息交换、售前售后服务、销售、电子支付、组建虚拟企业、公司和贸易伙伴可以共同拥有和运营共享的商业方法等。电子商务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复杂，包括电子合同、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网上管制、法律适用、甚至计算机犯罪等多方面的问题。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电子商务活动带来的新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运营方式，电子商务的成长不仅取决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如何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当的法律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提出电子商务概念和目前电子商务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1985年～1990年）、快速发展期（1990～2000年）和2000年以后的低潮期。在其快速发展期间，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监管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电子商务在美国国内及世界范围的发展。

1993年9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提议下，美国商业部创建了基于国家信息基础（NⅡ-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的美国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设想和计划。1995年，美国政府又推出了“全球信息基础（GⅡ-Glob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合作议程”，旨在把国家信息基础构建的事业有计划地扩展至全球平台，分阶段将NⅡ和GⅡ相互联通，从而形成有利于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全球网络系统。随着这些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在电子商务技术和电子商务推广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一跃为世界领先水平。

1997年，美国政府在广泛征求了产业界、消费团体和IT业界的意见之后，制定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AFrameworkForGlobalElectronicCommerce）计划。美国政府认为，Internet是第一个全球性媒体，不能采用传统的各国独立的方式来发展国际谈判的模式，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和协议，促使Internet顺利发展。事实上，从1997年7月1日开始，美国政府已为此实施了一项战略性计划，即通过与其他国家讨论的方式来达成对美国所建议的电子商务框架的共识，并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7年12月，美国与欧盟发表有关电子商务的联合宣言；同年，美国政府出台了同时支持国内和全球电子商务的统一商业法律框架（UniformCommercialLegalFramework），这个法律框架旨在确证、认可、强化和促进美国及全世界的电子商务交易。在美国国内，各州已采纳了“统一商业法规（UCC）”，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商业法重要领域的范围广泛的法规。

1998年5月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庆祝多边贸易体制建立50周年时把电子商务自由化作为重要议题，并发表了《全球电子商务联合宣言》。6个月以后，美国又推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最新计划，强调保护在线购物的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政府在1998年10月颁布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规定在3年内禁止征收新的因特网访问和服务税。1999年1月1日起，美国要求联邦政府所有对外采购均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将美国电子商务推上了高速列车”。12月，美国有关部门公布了世界第一个《INTERNET商务标准》。同年，美国政府还公布了《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的政策》。

2000年2月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公众对电子商务障碍的评价报告。2000年3月，美国与欧盟就网上隐私权保护问题达成安全港口协议。2000年6月，克林顿签署了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表明美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走上了联邦统一立法的道路。

二、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政府政策支持

（一）美国电子商务行业基本经验

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经验表明，电子商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软硬件配套设施及适当的发展环境：1、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网络是电子商务的传媒和载体，没有高速通信网络的技术支持，电子商务将流于空谈；2、金融支付手段的完善。电子商务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零距离支付和零距离购销，离不开安全有效的金融服务的支持；3、标准和法律环境建设。电子商务涉及数字签名、电子发票、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信息安全问题、隐私权保护问题、交易程式规范和数据交换标准等诸多技术问题，急需法律和统一技术标准提供相关的保障；4、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企业要实施电子商务，就要实现企业信息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并将自己与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建立快速回应系统，实现“零库存”；5、实物商品配送服务体系的建立。缺少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商品配送服务体系，电子商务只能实现网上购物目录服务。

电子商务从其交易双方的形式和实质内容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企业对消费者(BtoC)、企业对企业(BtoB)、消费者对消费者（CtoC）以及企业对政府（BtoG）、消费者对政府(CtoG)等形式。无论怎样划分，电子商务的核心应该是企业间的电子商务，作为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在新经济形式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二）美国政府支持电子商务发展采取的法律政策措施

电子商务向现有的传统商业规范模式提出了技术、财务、法律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重大挑战，这使得电子商务的推广过程不同于一般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政府有计划地进行电子商务的推广，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其发展速度，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美国运用计划方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美国政府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立足于倡导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宏观组织协调、创造市场环境、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体制与制度障碍、推进全球合作等数项基本原则，从战略角度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以信息技术促进产业革命，从而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几项有利措施：一是利用政府采购上网、通过互联网清单、推进政府信息化等方式，促进和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二是直接资助，支付电子商务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电脑及附属设备的升级改造费用，以适应电子商务网络技术的推广；三是通过税收政策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克林顿政府通过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同时成立电子商务发展委员会，积极倡导减免关税，以税收为杠杆，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四是开放通讯行业，允许多家企业竞争，通过公平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五是美国政府不直接监管电子商务，而是成立行业组织“电子商务协会”，由协会制定本行业的经营和竞争规则，包括登记域名、注册网站、仲裁纠纷和调查公布网站信用等，约束行内企业，促成行业自律；对违法行为则通过司法手段予以制裁。

克林顿两届政府（1993年～2000年）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克林顿执政时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而电子商务理论及电子商务技术本身所产生的客观效应，使得网络技术与信息化紧密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电子商务的价值。1998年，克林顿政府通过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规定对凡在2003年10月前由电子商务运作所产生的产品或商品流通税给予免缴的优惠。这项规定主要分三个层面，一是减免关税。美国国际电子商务推广促进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给予国际贸易中运用电子商务形式进行交易的某些商品部分或全部关税免除的待遇；二是厂商与厂商之间的交易往来免税，激发了企业之间的贸易热情，使BtoB交易方式流行起来；三是除消费税，鼓励消费者运用网络进行消费，直接从电子商务活动中得到实惠。

1997年制定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发展电子商务的三项基本政策：（1）让企业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2）政府参与的管理应以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为原则，强调政府的参与应从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出发，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及合理解决纠纷机制，防止假冒，增加透明度，支持商业交易，制定适合电子商务环境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政府应认识到Internet具有飞快增长的扩展速度和与日俱增的涉及范围，所以及时地调整管理模式和管理政策是非常必要的；（3）在国际范围内促进Internet上的电子商务。

总之，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在推进现代产业革命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扶持、培育的力度极大。在对电子商务监管中，美国政府恪守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越位不错位；经营和竞争规则由行业协会制定，政府不介入，不偏袒，扶持而不直接干预，管理而不越俎代庖，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上述政策措施是美国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缩影，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发挥作用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其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美国电子商务监管体系

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使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监管涉及多个部门，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其监管电子商务的体系与国家的市场监管体制基本相当。从监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市场行为的监管以及市场体系的监管，其重点在于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

（一）美国市场监管体制

美国政府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主要集中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广告监督管理、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体制上。

1、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体制

美国实施反托拉斯（即垄断）法的机构有两个，分别是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托拉斯局是一个在反托拉斯以及其他有关事务方面代表政府从事管理活动的专业法律机构，在行政上隶属于司法部，其主要职责是实施反托拉斯法，监督和贯彻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其追究违反该法行为责任后果的方式是在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执法机关，它的工作直接受国会监督。委员会内设竞争局、消费者保护局、经济局，同时还设置国会关系办公室、公众事务办公室、消费者和竞争保护办公室、消费者和商业教育办公室、法律顾问办公室等若干机构。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但为了使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委员会的职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全国设有10个垂直领导的地方办公室，每个地方办公室负责管辖几个州的反垄断和消费者保护事务。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行政调查权、要求报告权、资料公布权、公司重整权、结束行为和停业令权以及准立法权、准司法权。

2、广告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政府管理广告的主要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它代表政府对广播、电视进行管理，负责确认电台与电视台的经营资格，对电视台、电台播出广告作一些具体规定。一旦当事人违反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委员会有权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或对当事人，追究其民事或刑事责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下属的消费者保护局没有广告处，对州与州之间的违法广告进行管理和查处，同时还受理由于广告引起的一些经济赔偿案件，做出必要的行政裁决。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出版一些有关广告的指南性读物，使广告从业者切实了解哪些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

此外，联邦保护消费者委员会可以依据联邦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广告和广告商提讼。其他如联邦邮政总局、联邦农业部、联邦证券委员会、美国专利局以及国会图书馆也可以按照各自的职能进行监管。

3、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

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主要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停止违法行为令”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基本执法工具，具体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某种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规定的行为作出行政裁决后，二是委员会颁布了某项具体的贸易规则后。另外，美国商务部也具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能。

（二）电子商务监督管理

根据美国电子商务专家的介绍，目前美国电子商务监管工作主要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白宫高科技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及非官方协会进行行业自我管理。由于电子商务发展时间尚短，美国政府目前未明确由哪一个政府部门或机构主管电子商务。克林顿政府时期对电子商务基本采取宽容自由、放任发展的，随着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就进行指导性立法，以便更好地规范电子商务市场。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经验，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扶持和促进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政策和电信行业政策方面，一般不介入到具体的管理事务中去。

至于网络欺诈行为视性质而定——若为全国性的，就由美国证券委员会行使管辖权；若为地方性的，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介入，一般性的由商会仲裁，不过最终均通过法院解决。美国目前出现的网络欺诈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网上购买股票诈骗行为，属证监会管辖；与股票无关的属联邦调查局管辖。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目前网络交易发生纠纷的不多，即使发生按照美国有关法律可马上退货，或寻求地方商务仲裁委员会仲裁、消费者委员会及法院解决，其主要法律根据是美国统一商法典。在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小额的争议和纠纷，一般由当地的商务仲裁委员会解决，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法院对诉讼标的在1万美元以下的诉讼设立专门的法庭，并采取相对简单的程序，诉讼的周期和费用都控制在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行业自律管理方面，美国的电子商务管理很多是由非官方机构来承担的，如著名的E-TRUST和DandB公司，就是由政府鼓励支持，由企业出资设立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些负责行业管理和协调工作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在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方面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总的来讲，美国电子商务的经营秩序基本良好，这种良好的经营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传统交易活动中已经具备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已经形成的良好的交易环境，以及经营者对自身商业信誉的重视。

（三）美国规范电子商务立法浅析

美国是判例法系国家，司法过程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法官作出裁决必须坚守“遵循先例”的原则，因此美国的立法体系较少预先创设法律。面对电子商务这一新鲜事物，美国政府的立法宗旨主要是事后救济。美国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大致可分二类：一是现有法律，如统一商法典等；二是专项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INTERNET商务标准》、《网上电子支付安全标准》、《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法案》、《电子签名法》。另外，对于“电子付款”、“网络银行”、“线上下单”等，美国政府也都已着手拟订修法草案。

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美国的监管比较宽松。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和一些问题的出现，美国相继公布了《网上电子支付安全标准》和《全球电子商务纲要》，许多州通过了《电子签名法》和《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法案》。这些法律法规较好地解决了电子商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电子商务行为。

即使象美国这样一个电子商务发达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治国家，目前对电子商务监管的专门立法也并非很多，并非十分完备和健全。究其原因：一是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持支持鼓励态度，不愿设立太多的条条框框阻碍其发展；二是电子商务活动并不是整个商品买卖交割、支付过程都是电子处理，是10%的电子处理、90%的传统式商品买卖运作行为，即许多现有的法规仍适用，并非过时；三是电子商务发展时间尚短，人们还未能完全揭示电子商务的规律及潜在问题，对其管理只能从“补救”逐步走向“预防”。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目前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比较放任，出现问题才介入管理，主要是事后补救。今后应作预防性立法，使美国的电子商务法律规范体系逐步达到完善和健全。

四、中、美两国电子商务的比较与借鉴

（一）与我国电子商务管理的比较

1、我国缺少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建立电子商务所需要的法制环境。目前，我国先后制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暂行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出入口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40余种。1999年3月15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采用数据电子形式订立合同的法律地位也给予确定，但是对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也还是停留在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的状况。缺少有关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等电子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电子商务方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私人隐私权的立法，网上交易各方面的权、责、利不明。

2、政府电子商务管理脱节。美国等国家基本采取上网浏览和接受投诉的方式，强化对网上欺诈、侵犯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在加强电子商务政府管理方面，美国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责、权。全国性问题由联邦证券委员会管理，地方性问题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与股票有关的电子商务问题由证券委员会管理；与证券无关的网络欺诈由联邦调查局管理。此外，由白宫高科技委员会支持电子网络科技发展，引导行业出资成立调查公司，对每个公司经营信誉进行评估；联邦贸易委员会运用实体市场的法律对有网上欺诈行为的公司进行查处。而我国面对这一新兴的综合工程，缺乏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和明确分工。全国乃至同一地区各部门之间均未实现电脑联网，信用信息相互保密，信用资源难以共享，使其成为电子商务管理的前提障碍。同时，部门职能不明，管理职能交叉，存在有能力管理的部门无管理依据、有依据的部门无管理能力的情况固有企业化的部门管理难以适应社会化的电子商务发展。

3、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尚不能完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亚太地区之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上网计算机数2000年1月为350万台，2001年1月为892万台，2002年1月达到1254万台；国际出口带宽2000年1月为351兆，2001年1月为2799兆，2002年1月达到7597.5兆。高速宽带互联网络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制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网络技术瓶颈有望得到缓解和逐步解决。但是，我国网络建设较慢，网络运作质量尚差，电信费用较高；网络安全性能差，信息安全缺乏保障。对网络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必须要有网上工作平台，至少要有可上网电脑，但中国相当多的地方基层执法单位都不具备此条件，直接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违法案件的查处。

4、网络经营缺乏信用基础。总书记指出，互联网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真实性问题。电子商务作为虚拟市场，其规则是与物理市场规则等同的。只是因Internet的特殊性而产生不对等性。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经营者的合法，加强跨地区和国际间的合作，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等都必须以市场信用和社会信用为基础。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少有明目张胆欠债不还、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现象，首先是受益于他们有健全的信用法律制度。如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案》规定，不守诚信将受到严厉惩罚，迫使大家养成守信的习惯。而当前中国信用立法欠缺，尤其对目前大量出现的网上信用调查组织和网站评级机构等信用中介机构管理的立法一片空白。这些信用中介机构经营混乱，自身的信用缺乏保障，直接影响了我国证券业、网络销售等健康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与规范必须标本兼治。

（二）对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经验的借鉴

毕竟美国的国情不同于中国，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电子商务的成功经验，而不应照搬照抄或盲目模仿。

1、政府政策。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调是尽可能按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要求减少企业的包袱，多让企业发挥作用；现有法律不能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的，并不急于立法。“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全力应付国际问题，对电子商务的发展采取放任政策，也未作投资。而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信用意识比美国低得多，电子商务的发展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这决定了我国必须着力解决自己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政府要加大协调力度，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代表未来方向的贸易形式，国家经贸委、外贸部应承担培育和促进的责任，信息产业部应集中精力继续推动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还涉及金融、运输、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因此应建立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协调与监管机构。要在资金政策上加大引导力度，尽快建立能促进电子商务创建的风险投资基金，使我国的企业能够得到最初的创建资本；另一方面放宽高科技公司的上市条件，使初步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公司能得到发展资本。

2、监督管理。电子商务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安全问题、税收、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问题，由于其特有的虚拟性和无国界性，使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在美国，有的网络公司通过给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进行欺诈，有的消费者利用信用系统骗取商品，有的网站宣称房屋贷款免利息，还有消费者在网上修改自己的不良信用记录，另外还设计电子合同的履行、著作权的侵犯等问题。美国电子商务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因此急需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秩序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整顿。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而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们的信用意识差、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判断力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必须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引导电子商务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美国相比，我国的优势在于有着一支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综合执法队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应注重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主力军作用。工商部门在监管各类市场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人才，执行的各种国家法律法规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在我国的电子商务体系中，市场监管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对电子商务进行监管，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经贸委、科技部等在各自领域进行监管或向工商部门提供技术协助。

美国是全球网络经济最为发达、交易秩序最为良好的国家。其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和规范，更多的是依赖于美国在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各种内部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概而言之，美国电子商务的开展是经济达到较高水平后在Internet上的一种应用和拓展，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具备了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和信用卡消费方式等基础性条件。2000年以来，虚幻的网络泡沫破灭后，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子商务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国外风险投资的大量涌入以及国外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而并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该说，电子商务的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在我国还并不完全具备，电子商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取代传统的交易方式。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此次会议是对中央有关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精神的学习传达。此前,2月22日,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要点》提出,2010年要继续开展制止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坚持巩固成果、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完善管理的指导思想,继续严格控制和适度压缩因公出国人次数和经费,狠抓因公出国管理制度的执行,继续完善因公出国管理制度,加强对双跨团组的管理,严肃查处公款出国旅游案件。

我省因公出国经费锐减

2009年,我省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要求,对公款出国考察严格审查审批,加强督促检查。全省因公出国经费开支、团组数量、人数分别比2006年至2008年3年平均数下降21.6%、31.34%、24.79%,很好地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因公出国经费支出、人数压缩20%的任务目标。

此外,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3月,我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1.38%,为我省今年开展制止公款出国旅游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省制止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对我省今年专项工作做了进一步安排,会议要求,要立足于我省“两欠”省情及对外开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实际,今年全省因公出国经费、人数在不突破去年数量的基础上,实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重点确保外事、商务、旅游、文化体育、国际合作、高层次人才培训、重点科研和项目等因公出国活动,同时禁止借机搭车出国和照顾性出国。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省制止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联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领导要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带好头,把好关。

1997年9月3日,中纪委《〈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即明确规定:“公费出国(境)旅游或者变相出国(境)旅游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旅游费用由个人负担。”

去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通知》再次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从工作实际出发安排出国(境)任务,不把因公出国(境)作为福利待遇,更不得组织、参与各类公款出国(境)活动。

国家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相关负责人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是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的必然要求。

强化制止公款出国旅游监督机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制止公款出国旅游,监督是关键。2008年,为形成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长效机制,省委组织部与贵州日报社、省外事办在《贵州日报》联合开辟了“领导干部出国考察报告观点摘登”专栏,定期摘登省管干部因公出国(境)学习考察后撰写的心得体会和考察报告。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

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

记者：首先要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1887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游历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呢？

王晓秋：近现代中国历史和古代的中国历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在于近现代的中国已经融入到或者说是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生的每件事情几乎都跟世界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来分析研究。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常常在思考，近代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怎样从对世界的不认识到逐渐认识？怎样从闭关锁国到走出国门？当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各种途径：有的是被动的，如被传教士带出去，或被当作华工卖出去；但也有主动的，比如说通过游历、考察、旅行、访问、出使、留学等途径。例如，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考察的这段历史，就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当年轰动一时的盛举却早已消逝在历史浩瀚的烟海之中，几乎成为晚清一段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历史，竟然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的著作和教材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甚至连专讲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论文著作中也很少涉及。这令我研究的时候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一次盛举为什么会被湮没了呢？因此，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课题，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试图挖掘这段不应埋没的历史，搞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并进一步探索它被埋没、被遗忘的原因。我陆续写了一些论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就是最近出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这本书。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磨亮，还有一些资料没找到，还有一些问题没彻底搞清，甚至感到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多，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您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呢？

王晓秋：因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这是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此次游历考察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等。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记和纪游诗110多卷。这次大规模的海外游历考察在当时应该是很辉煌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清政府要在1887年大规模派遣游历使出国考察呢？

王晓秋：清末，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之名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并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开始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

此次派遣游历使的由来，缘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的奏折。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对此作出答复，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这个意见虽然得到了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887年1月3日，光绪皇帝下旨催促各部保荐出国人员。同年5月18日，总理衙门特别拟定了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出洋游历章程》，对出洋的人数、选拔考试办法、期限、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经皇帝同意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才正式进入考试和派遣的实施阶段。

记者：这次选拔考试和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晓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人员考试。1887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这次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大为不同，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据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和“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此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考试录取28名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再向皇帝引荐，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12人为正式游历使，分别为傅云龙、顾厚、刘启彤、李瑞、孔昭乾、陈唐、李秉瑞、程绍祖、缪孙、金鹏、洪勋、徐宗培。

选的游历使有以下特点：首先，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中正途出身的并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低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官员。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籍贯以江浙籍居多，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第四，年龄均为三四十岁，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

记 者：这些游历使是怎样分组派遣的？他们都到了哪些国家？

王晓秋：1887年7月24日，光绪皇帝钦定派遣这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分5组派出，都指定了重点游历国家。其中，傅云龙、顾厚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瑞、孔昭乾、陈唐四人前往英国、法国和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缪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两人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看看他们的游历路线。

傅云龙、顾厚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考察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了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此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经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总计何止10万里”，其中船路6万余里，铁路约4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游历国家数也大大超过了原来指定的西班牙等五国。

记者：他们在游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王晓秋：他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段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地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在美国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而孔昭乾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死在英国。

记者：这些游历使在游历中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王晓秋：游历使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比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了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等，还雇了翻译、仆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片。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他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或国王和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云龙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他们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他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记者：看来游历使们调查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王晓秋：的确如此。1887年派遣的这些游历使们撰写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中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远大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的例行公务或游山玩水，而是把这看作是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

游历使们为了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而且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12名游历使中，以傅云龙最为勤奋，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其成果也最为显著。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种86卷，其中《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他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游历秘鲁图经余纪》2卷、《游历巴西图经余纪》1卷、《余纪叙例》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和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下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9卷，其中《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

与傅云龙一组的顾厚则着重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命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奉命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著述颇丰。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录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

奉命游历俄国的缪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西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等。

他们的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比起那些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体和议会政治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也有一定启发。他们还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和介绍，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逐渐就被遗忘了”

记 者：游历使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什么回国后却没有得到重用呢？

王晓秋：选派游历使的时候，《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将来的外交官可从这些人中选拔，因为他们了解了世界，我们对他们寄以厚望。可是当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实际上没有人当上外交官，也基本上没有能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对此原因我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仅仅要求游历使调查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分发六部或派遣地方任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事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

其次，这跟海外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的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主事、员外郎和郎中，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也不受重视。而且由于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游历使们辛辛苦苦写的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后来有的书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出来。现在北大图书馆还有几个稿本，就是他们当时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清政府选拔的游历使基本都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多新学的基础，也没有外语能力。受到本身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这跟日本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使节团很不一样。岩仓使节团也是走了欧美很多国家，派出去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而且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分别去考察外国的宪法、教育等。他们回国后都担任了明治政府的要员，主导日本的变革。我一直认为岩仓使节团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很关键的一步，确定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和方向。

第三，经费制约及与驻外公使的矛盾。当时他们出去时经费很少，而海外游历远涉重洋，花费大，又要保持中国官员的体面，所以游历使们常常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干脆不去了。例如，缪孙在俄国游历时，由于经费快花完，只好取消原定到海参崴游历考察中俄东北边界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经费是从驻外公使、驻外使馆的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政府要每个公使、参赞和其他外交官们省下20% 的薪水，用这笔钱作为游历的经费。这样，一方面是经费不够，另一方面造成了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之间的矛盾。游历使到了驻外使馆里，有时本国的公使却不支持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便利，甚至刁难他们。

第四，当时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攻击压制。选拔考试与派遣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有人诬蔑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于是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以致他们回国后，清政府也不敢破格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

1919年，五四前夕，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发起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即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提倡科学，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

早在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然而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民主科学的思潮席卷而来，而商务印书馆办的杂志却“不合时宜”地渲染“东方固有文明”，引起了文化界的不满。的领军人物陈独秀、罗家伦在这一阶段撰写文章，对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抨击，新旧思想的撞击让商务印书馆陷入深深的尴尬。

此时，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者非常焦急，他们积极寻求打破瓶颈之道，引进有才之人是其中之一。1921年，在胡适的推介下，王云五加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带领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即使现在看来仍具现代企业精神的改革，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编译所。

王云五对编译所的机构按学科进行分科重组，延聘专家主持各个部。新设立的有哲学教育、国文、英文、词典、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理化、杂篆，十个编辑部；英汉大字典、国文字典、四部丛刊，三个字典委员会；另设“百科全书”委员会，各系另有负责人，另外还有庞大的事务部、出版部、几个编委会，《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十七个期刊、函授社，以及中外闻名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处。其组织之庞大、齐全，现在也很少有出版社可与之比拟。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之外，商务印书馆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商务印书馆对每位职工都建有人事记录卡，卡上贴有照片，职工每月请假、矿工、工资收入、奖惩等各种事项均有记载，查阅卡片，一目了然。

此外，改革还大力引进人才，起用思想观念开放的年轻学人，王云五以“学术分科”为原则，“极力罗致专家学者， 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外编辑”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此后大规模学术出版的基础。史地部部长竺可桢、美术部部长黄宾虹就是此时进入商务印书馆的。

另外，商务印书馆扩大了出书范围。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万有文库（万有文库是王云五策划和主持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 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从出版业务角度看，改革成效是显著的。商务印书馆出书的质和量都呈上升趋势，到1923年， 出书667种，比1921年出书量翻了近两倍，有人评论“当时商务的教科书几乎找不到一个错别字，从编辑、排字、校对、制版、印刷到装订成书、出版发行，一套套工序，一丝不苟”。当然也有人对改革持相反意见，分歧集中在人事、工作制度与按量计酬方面，反对意见认为，严苛的工作规范、扩大的待遇差距危及到了编译所全体员工的利益，这种争议也成为商务印书馆日后推行科学管理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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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18岁开始步入教育界，19岁时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杨杏佛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孙中山聘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在教育部任职。1916年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1946年5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出任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到了香港；1951年，去了台湾。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王云五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向“赛先生”寻求救赎

商务印书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时局变化以及内部矛盾很快又让它陷入重重危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以后，中国的劳工意识逐渐觉醒，在工人运动迭起的浪潮里，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这让当时的企业领导人备受困扰，加之市场竞争加剧，怎样提高经营效率，改善劳资关系，激发劳工的积极性，成为当时企业生存下去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逢多事之秋，人事关系复杂，工作10年以上的老人众多，工潮不断，工会力量强大，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经常要处理各种纠纷。1929年，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另谋发展，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去世，商务印书馆再次聘请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按王云五的说法，鲍咸昌任总经理由于年事已高，多委托李拔可、夏莜芳两经理担负其职，而两经理又把其职转托于机要科正副科长，责与权因而分离，这在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因此，王云五同意就任，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他希望看看国外是怎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希望了解国外怎样解决劳资纠纷的。

当时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已经引起了重视和推崇，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运用科学管理，以改善经营，提高本身的竞争力，借此摆脱困境。科学管理最早由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穆藕初引入中国。穆藕初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结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及其弟子吉尔布雷斯（F·B·Gilbreth，1868-1924），多次与他们探讨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获益甚多。穆藕初对科学管理思想十分倾倒，特别是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十分敬佩。有鉴于此，穆藕初回国后决定与其同事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

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穆藕初与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的中文译名在《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连载，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成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该书中文版离它的英文原版出版仅有短短的7年时间。然而，在《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后的十年间，只售出800本，其中100本还是穆藕初自己买来送人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管理最初在中国并未被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界的因循保守，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国内各产业欣欣向荣，获利率相当可观，遂使经营者难以认识到改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更遑论实施科学管理。

在时局的推动之下，解决劳资纠纷、提高竞争力成为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科学管理重新进入企业家的视野。当时企业界以科学管理为导向的所谓“实业合理化”风靡一时，实业界先后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归国后，有些人竭力称赞“实业合理化”的成效，甚至把“实业合理化”称之为“经济思想上之大革命”，是“中国实业之唯一救星”。

1930年3月初，王云五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刚获任命，王云五便起程前往国外，他一共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九个亚欧美发达国家，参观的公司达到四十多家，咨询的专家有五六十人。1930年9月11日，王云五回国后第三天向董事会提交了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建议推行科学管理法。

董事会很快通过此报告，王云五立即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核心内容是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劳资双赢。泰罗科学管理的思想是通过生产工序标准化，以计件的方式核定酬劳，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效。1931年1月， 王云五在编译所试行科学管理，重点放在按编译实绩计酬，但遭到强烈抵制而失败。反对意见集中在报酬支付，例如，有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记件报酬，未能全面地考虑脑力工作的特殊性，脑力工作本身难以加以计量管理，所谓科学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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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1876—1943），名湘碉，上海人。1909年自费赴美留学。初入威斯康辛大学，191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农科，1913年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回国。穆藕初不仅是科学管理思想的早期传播者，而且即使是从世界范围内来审视，他也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早期实践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的企业家。他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率先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并注意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企业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穆藕初首先在其归国后创办的第一个工厂德大纱厂中实行科学管理法，在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设于1917年）和豫丰纱厂（设于1920年），同样采取科学化管理，其中厚生纱厂一时成为华商示范工厂。穆藕初的实业报国，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指导之下，成效明显，引致当时企业纷纷效仿。

“一 "二八事变”成为转机

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等，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受到重创，商务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被迫停业。

灾难反而成了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契机。为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经过董事会同意后，王云五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总馆、总厂复业后，王云五新订雇佣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法”。复业之际，王云五仅返聘1309名原总厂职工，被永久解雇者达2400余人。受返聘的职工业务水平较高，又珍惜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这为王云五全面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一轮科学管理的推行中，王云五大幅度精简机构，用“机器来管人”，限制编译人员自撰书稿，改成审外稿为主，以审稿质量和字数计酬；以岗位要求为标准培训职工，按岗用人，改革生产和行销各环节。科学管理思想强调节工省料，密切企业各生产环节的衔接，加快资金流转，通过培训提高职工专业素质等，对于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是有益的。重新推行科学管理之后，果然收效明显。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版速度加快，同时，多套丛书出版，甚至能做到“每日出一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巨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王云五拟订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100部编辑而成，被称为“丛书的丛书”。）

商务印书馆劫后余生与成功推行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若非如此，遭到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就此偃旗息鼓也未可知。作为文化出版企业，检验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成败与否还要看它出书的社会效益。1934年至1936年三年中， 商务印书馆出书量占全国48%， 1936年出版新书4938种、9438册，占国内新出版物52%，而且多是纯正的学术文化类著作，对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在科学管理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冲突并不剧烈，其出书量仍保持国内第一。当时，王云五调整出版计划，推出战时常识丛书，如以“厚今薄古”和适应时需为主旨的“中学文库”全套共400种书，半年间行销4000余套。张连生赞叹道： “中学文库”为后方出版界最大规模之出版。各方无不惊讶其复兴之速， 莫不赞仰科学管理之功绩。冯友兰回顾道：“在抗战的条件下， 印刷发行都很困难，但商务印书馆对我的稿子总是随到，随印，随发行，与平时无异。”

科学管理的中国式探索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一条企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商务印书馆当年的成功，在商业运作、社会舆论、文化传播上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推动作用。在商务运作上，它的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及于具体实践中彰显出的管理理念等，都与现代公司制度契合与接轨。这使得其能够经历百年风雨而不倒，在灾难、战乱、同业竞争、政治打压等危机中终能化险为夷，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企业家虽积极引进西方科学管理制度，但并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穆藕初在企业推行科学管理中也注意尽可能的“中国化”、民族化，如他要求各种技术名词、操作要点，要译成中国工人易懂易记的条文，西方的度量衡也要换成华制，使工人能“直捷痛快，易于取法”。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一、基本情况：

考察期间，以巴西、智利如何利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解决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带来得环境保护工作、生态保护的问题为考察重点，先后访问了巴西环境保护部、巴西国家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相关部门及官员对来自于中国山东的环境保护考察团表示了热烈欢迎和周到的接待，并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流，提供了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府行动计划，专项环境保护项目规划在内的各类资料近20套（盘）；参观访问了圣洛克市政府及环保局，并以城市化带来得环境问题，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工业污染与医用垃圾的处理技术等为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研讨，同时了解了巴西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所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参观访问了**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位于里约市的会址，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环发大会的宗旨和主要内容；考察了两国城市生态建设与规划、医疗垃圾与有毒有害废弃物处理、自然保护区、河流、湖泊、森林保护现状。针对有机食品发展，先后考察了巴西、智利有机食品市场，并与巴西有机食品贸易公司进行了交流与合作的会谈，在此期间，中国住巴西商务领事参加了该交流，并表示出了进一步促进该公司与山东有机大蒜贸易企业的合作意向。

考察期间，在团长张凯局长的带领下，全体考察成员利用机场侯机、参观考察、房间座谈等时机与形式，先后多次进行总结、交流和谈体会，每到一地首先明确考察主题和任务，采取了“听、看、访、问”等形式，获得了大量关于生态、环境、有机食品发展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同时结合我省生态省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创建、生态市建设以及有机食品发展目标进行了专题讨论和调研。

在考察期间，利用各种交流和访问机会，介绍了我国、我省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等现状和重大事件成为了华人和华侨的骄傲，成为当地人羡慕和询问的热门话题，同时重点对我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地方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的制定，特别是生态省建设，生态市建设，济南市、聊城市环保模范城创建以及烟台环保模范城群创建等举措以及我省有机食品发展现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兴趣和注目。

二、主要收获和体会

1、法律法规的制定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实施法律、法规更重要

巴西的环境保护工作是在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农业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大量出口、城市化速度过快等过程中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中发展起来的，其环境法律、法规的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巴西的法律、法规以联邦立法与地方立法两级立法相结合，除具有法律法规的共性特点外，还具有适应性、针对性和多样性强的特点，在注重农业、矿业带来得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历史背景下，更加重视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在修订过程中也越来越严格和法制化，例如制定和颁布了《环境犯罪法》（ENVIRONMENTALCRIMESLAW），对任何引起生物多样性，动、植物种类灭绝，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将被罚款外，还将被诉逐法律程序，定为环境犯罪，同时对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除受到经济重罚、勒令停产外，环境承担恢复生态原貌的责任，在巴西的《刑法》中，具有对公众、法人等量刑的具体条款。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的召开，以及在会议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虽然不是巴西的环境法律法规，但是对巴西的环境保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巴西环境保护的行动准则，影响巨大。

2、重视城市化过程中带来得社会和环境问题

巴西向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着力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城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和恶性犯罪率增多的现象，同时无业者和无居房者“开山建房，开山建城”，形成了巴西所特有的大片山岭、山区建成了穷人区的社会现象，造成了大量的山林和植被被破坏的现象。以圣堡罗市为例，警察着防弹背心、穷人区年年扩大、穷人城不断增加的社会现象和环境破坏现象尤为严重并且仍在持续。因此，加快城市化速率的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控制，发展与科学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在科学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和兼顾社会和环境问题。

3、经济高速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4、发展有机食品，培育本国市场尤为重要

在考察中，先后多次考察了巴西、智利超级市场的有机食品专柜和市场，根据调查和了解，目前巴西和智利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税收优惠和减免有机食品进店费等措施，鼓励有机食品进入超市、鼓励超市设立有机食品专柜、鼓励消费者消费有机食品。

5、城市环境规划与建设中，体现了环境保护与以人为本的理念

巴西的城市建设中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环境保护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城市中“可渗透性铺装路面”处处可见，许多城市将绿化率纳入到地方法规内容予以约束，公交车网络密布、专用车道醒目，科学的调控交通信号管理，提高车辆平均速度和通行量，提倡和鼓励使用乙醇为燃料，提高燃油标号，减少尾气排放量，无障碍性路段和建筑，尊重妇女、儿童的行为。

三、建议：

1、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省建设。要认识到生态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要确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省建设的核心，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进生态省的建设。

2、进一步加快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定、依法行政。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执行好国家和省已经颁布和实施的法律法规的同时，要加快环保立法的步伐，同时要加强和强调有法必依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更好的为群众服务、为发展服务。

3、加强有机食品发展力度，使其成为生态省建设的亮点。围绕生态省建设，开展省、市区域性有机食品发展规划编制，建设有机食品示范基地，推动我省有机食品发展。

出国考察报告（二）

一、日本韩国城市规划建设

日本城市规划立法较早，而且法制体系较为健全，法制观念已深入人心。基本规划的审查是由城市规划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大学教授、市民代表、企业代表、律师等等，但政府部门人员不能参加审查。审查通过后，由市长签批通过，最后向市民公布，稍有变更又得重新进行调整，重新审议。在日本，城市开发从立项到动工，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必须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一旦项目竣工，要对建筑物进行改造或者拆除，又需要一个复杂的论证过程，人为的因素很难改变现状。因此，很少有新建的大楼没过多少年就被爆破炸毁的现象发生。

日本城市化水平很高，沿高速路一路上你分不清楚哪是城市，哪是农村，到处是高楼、商场、饭店、自动售货机等，基础设施很完善。

日本的城市建筑看上去比较随意，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建筑、道路、景观浑然一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东京的高层建筑结构以立方体为主，强调实用性，建筑形式不求奢华，建筑色彩东京以橘红色为主格调。大阪的建筑很高很大，路也宽一些，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大桥，感觉就是一个海上的城市，挺漂亮的，风格以冷色调见长。京都和奈良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布局也有明显的模仿洛阳和长安的味道，因为现代建筑风格与古都风格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少有高层建筑，窄窄的道路，悠长的街巷，灰色的屋顶，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觉。到了京都、奈良，好像走进了遥远的江户时代，走进了历史的回忆中，接触到了浑厚古朴的生活。

日本城市建设很注重景观设计，20**年日本出台了《城市景观法》，主要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日本城市道路和社区道路路灯不求豪奢，朴素大方，简单实用，多是单臂灯，灯罩设计也考虑到了如何避免污染；夜色下的日本城市可以说灯火通明，日本要求临街的商户，夜间必须开启临街的橱窗灯，最著名的大阪道顿堀，夜晚明亮的电子招贴画街景和造型人偶吸引了不少的行人驻足观赏。日本的城市绿化根据道路的宽度和环境，做一些点缀，从造型到四季花卉的搭配，都独具匠心，真正做到四季有花，终年有景。

日本城市道路建设水平较高，给人的感觉是每条道路都是精品，都是精细施工、精心管理的典范。道路施工用料很讲究，路上石子一粒一粒清晰可见，渗水和防滑功能较好；为区别道路性质，在路口还专门铺上颜色不同的路面。道路的排水设施不似国内道路边不远一处的排水孔，而是使用纵贯道路全线的长条篦型的不锈钢制品，排水效果很好。日本的地铁和电车的车站建设也有特色，几乎所有大的节点都设在著名建筑物里面，不出站就可以直接购物、餐饮、娱乐等，出了站台就可以搭乘公交车、出租车，生活极为方便。同时，在整个行程中，我们没有看到道路施工的，也很少看到道路警察。

可以说，日本城市建设处处体现了人文关怀。日本城市便道砖尺寸偏小，地板材质防滑功能特强；在城市所有道路上都铺设专用盲道，过街天桥的栏杆上都有盲文指示；在大型公众场所，设置手拉环，铺设斜坡，增设残疾人电梯；公共厕所设施齐全，设有残疾人专用座位。在城市的社区内，配套功能完备，就近可解决生活所需问题，所有社区都设有群众议事中心，有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等。名古屋市的荣商业街异常繁华，交通、娱乐、餐饮、购物等设施完善，其间乘电梯到天井，天井上建造了一个很大的水面，水面上有喷泉，专供游人赏玩休憩，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奈良东大寺前面广场的环境设计非常具有亲和力。广场草坪间穿梭的小鹿，它一会驻步凝视，一会追逐人群，一会低头寻食，憨态可掬，给游人带来了许多乐趣。

二、日韩综合交通及管理

日本运输工具种类繁多，现代化程度极高。东京的交通由地铁、电车、高架公路组成立体格局。东京的交通系统可形象地用“网”来形容：地下一张网，地上一张网，共同承担着繁重的“消化”任务。主、次、支路干道一目了然，道路虽不宽，交通流线图尺度小，但路网线密度大，中心区是开放式，道路管制划线清楚，路标功能分明。

日本交通车辆运营率高，地下空间利用率高。东京地下大约有50多条线路，全是公共交通系统，由地铁和电车组成，延伸到几乎所有角落，是承担东京交通的主力。城市内多采用立体地下停车场和空中停车场，地下至少三四层，空中还利用楼顶，道路循环畅通，就连地面自行车停车场也是双层停车。

日韩交通管制严格，民众守法意识强。在到过的城市，我们看不到行人横穿马路现象，看不到行车压黄线和闯红灯现象，看不到乱停乱放车现象。韩国为严格限制小汽车拥有量，对于使用率不高的小汽车驶过首尔的各隧道路口，要增收交通拥挤费。车主就餐时，饭店服务生负责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如果车主饮酒，则有人负责将车帮你开回家。

三、日本开发区建设考察恳谈情况

为深入了解和学习日本在园区规划设计方面的先进理念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20**年1月18日，我方与日本城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在东京银座召开了新桥恳谈会。我方汇报了马头生态工业城园区规划情况并听取了与会日本专家的建议：一是马头生态工业城行政区建设要尽快落实详规，不仅要考虑硬件措施，还要多考虑软件环境的优化；二是东京迪斯尼乐园规划启示--工业用地也可用作商业娱乐用地，中国要转换思路，保持规划的灵活性，工业用地规划方向多功能化；三是将工业园区和生活区体现马头工业城特色的点亮化起来；四是西南工业园区上班族住宿问题要妥善解决，职工安置要合理化、科学化。会上，双方就马头观光农业带的节点--中鲤湖的详规建设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在日本专家带领下，我们考察了日本的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海滨幕张与东京湾临海副都心台场。

两个开发区都是采用填海造田建起来的，其场是由垃圾填海造田建设的。在千叶幕张新都心属于填海造地开发区，我们重点考察了城市中心区、住宅区、文教区、公园区。在面临东京湾、碧水绿荫环绕的住宅区，装饰典雅的楼群底层配有各式各样的商业设施和停车场，充满个性化的居住空间和街景设计，体现出安居乐业、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色。在东京都临海副都心台场，我们主要参观了台场海滨公园、丰田汽车会馆、船舶科学馆，为建在“垃圾堆”之上的著名建筑赞叹不已。

四、韩国新农村建设

据介绍，韩国政府对农村建设支持力度大。村中的中小学、医院、敬老院、警察所、文化活动室等社会公共事业建设都由政府支持建设；农业生产方面，农民购买农机具、化肥、农药、大棚塑料、煤气、汽油等，国家补助50％。我们参观了老年人活动室，有的在玩纸牌，有的在跳老年健身操，真正感受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村中的温室大棚，**年建设，总投资23亿韩元，其中政府补助了一半。

作为全国第一个信息村，社区服务功能齐全，配备的电脑设施可供村民免费使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可以远程看病、接受远程教育。我们到村内的公务大厅参观了电子指示屏，群众需要办理的所有手续表格，都可通过这里打印出来，只不过要交打印成本费。在红辣椒玻璃温室，现场一边品尝着又脆又甜的大辣椒，一边听着社区会长介绍当地农副产品如何网上销售、网上订货、送货、采购等情况。

五、借鉴日韩经验，构筑邯郸城市发展新格局

在东京银座公务晚宴上，日方的浦野光央先生无限感慨地说：“邯郸要想腾飞发展，光靠邯郸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不行的，人们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借鉴日韩的发展理念--主要是大手笔规划，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外为我用，突出特色，务必走自己的路。为此，我们应该做好几项工作：

首先要完善我市规划建设方面的法规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提高城市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修改，对违反者要严查，追究法律责任。在园区建设上，要坚持规划先行。

其次要突显城市建设特色。既要汲取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精华所在，又要秉承传统，一定要摒弃那些贪大求洋的旧观念，要立足实际，坚持经济、适用的原则，走出一条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城市形象表现空间。针对马头生态工业城的城区建设与园区建设，二者应注意相互协调发展，要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突出体现莲藕、鲤鱼、水稻三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设主题。

第三要构建和谐城市交通。一是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有效控制票价，给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二是大力发展卫星城，完善卫星城内部各种功能；三是必须对小汽车的使用加以限制可增收交通拥挤费，建设立体停车场，以缓解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

当然，因为时间紧，深入不够，更加上知识储备少，水平有限，看到的和接触到的也许只是外表性的现象，还需要我们去进行更深的研究，以上意见只供借鉴，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出国考察报告（三）

20**年9月2日至9月22日，我作为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四川子项目第一期培训班成员，前往瑞士、法国、德国参加了为期20天的学习考察。此次培训听取了三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的20余次讲座。重点考察了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现结合所从事的环保工作将考察中的主要心得体会报告如下：

几个理念

瑞士及德国、法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世界闻名，被称为“欧洲的公园”。但是做到这一点不仅靠“天生丽质”，而是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保护自己的天然家园的重要性，采取相关措施，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学习考察中感受到了许多先进的环保理念，至今仍记忆犹新。

1、“我们不会砍掉长苹果的树。”

这个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特别强调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永续利用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在瑞士、德国和法国，节约资源和能源，转变消费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建立在现行的各项合理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政策及计划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具体行动过程。学习考察时，无论在政府、在企业、在研究机构还是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无处不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并从一种理念转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自觉行动。

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因此当前中国直面现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2、“顺其自然，使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

这是瑞士及欧洲各国自然保护工作者的理念。他们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反映。“不要规划自然”是其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自然保护的定位不是使自然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去改变，而是认真去做一些研究和恢复工作。

德国在19世纪曾因航行、灌溉和防洪的需要在莱茵河上修建了各类工程，如河流两岸的水泥护坡、引水工程以及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使莱茵河河道缩减了80多公里，导致水流加快、冲刷加剧，加大了下游城市的洪水威胁，并且使河道的蓄水能力与生物量大大降低。后来德国认识到了恢复天然河道的重要性，认识到河道人工化后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陆续开始逐步拆除一些河岸的水泥护坡、砖石护坡，还原于灌木、草本等植物。并且对曾经裁弯取直的人工河段，恢复自然弯曲的原貌，让我们在考察中看到了今天充满天然生机与活力的美丽的莱茵河。

在德国巴法利亚州，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是使森林逐步自然化，努力恢复森林的历史特征。国家公园内，培育森林的经济目的已经消失，狩猎绝对禁止，树木的生长和死亡完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行。国家公园将6000公顷最有科学价值的森林划为核心区，置于严格保护之下，杜绝了一切人为的干扰。另外一些遭受过破坏的森林地区，就采取谨慎的措施使其向半自然化转化。1983年一场雷暴，在几分钟内摧毁了数以千计的大树。如果以通常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德国人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认为这是森林自然化的一个契机。

巴伐利亚州环保局官员在讲课中谈到，在他们国家公园内，枯枝、枯树和落叶掉落在河中，不会去人为清除，即使是一棵巨大的树木横倒在道路上或河流中央，也要顺其自然，因为那些拥有枯枝、枯树和落叶等众多自然之物的河流，正是各种生物生存的最好栖息环境。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当前我国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的定位，如何定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把保护的主观愿望变为大自然所能接受的客观效果。

3、“企业的目的是赢利，不能指望企业主动增加环保投入，也不能仅靠强制手段，而要让企业自身从环保中受益，感受到环保与企业兴衰息息相关。”

瑞士、法国、德国各级政府均制定了全面的环保法律和法规，并且建立了有利于环境生态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强调企业要在环境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严格的环保立法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负担，因为严格的环保立法使工业企业在早期就被迫适应总的环保潮流，使之在后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并着力采取了富有生态效益的解决办法，最终加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从短期看成本较重，但从中长期看，则是对未来竞争力的投资。竞争力是基于对资源更有效的使用，和在全球市场上对质量的分辨。因此在欧洲这些人工成本很高的国家，产品的竞争力在于质量而不全在于价格。

瑞士及法国、德国政府非常重视通过经济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的发展。经济手段包括增加能源消费税、颁发消费许可证和补贴等方式。引入经济手段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污染大，花钱多”的原则，使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将环境保护置于其成本中，从而达到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在法国圣戈班企业的考察中，管理人员告诉我们环保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企业的环保政策直接影响其股票价格。他们不断研究和采用有效的污染防治技术，最近为工人降低噪声的防护项目投入就达每人1000欧元。圣戈班的经验告诉我们，严格的环保措施并没有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反而能促进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考察中我深切体会到各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环境保护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能只靠部门、企业和民众在环境和经济利益之间去权衡、去取舍。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责，有效运用法律手段、政策手段、经济手段进行主导和调控，使得工商企业和民众积极投身环保并从中受益，进而成为环保的鼓吹者和积极参加者。

一点体会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率团出访西欧，担当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6年10月粉碎“”、结束“”以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从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设想，并制定了保证设想实现的包括“整顿”、“加强科研和引进新技术”、“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等在内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汇报要点》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这时的中央高层对于向外国先进的东西学习，借以改变中国经济科技落后面貌的做法也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这样，1978年前后，就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在众多的出国考察团中，有中央政府的三路考察团，即：由谷牧委托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考察团，由李一氓、于光远等带队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团和由谷牧亲自带队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这三路人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相继出动，被人们称为共和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三路考察团中，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最受世界注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部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严明、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广西主管工业的书记朱广权以及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中央领导人对谷牧副总理这次率团出访欧洲五国非常重视。邓小平曾专门约谷牧谈话，指示他要广泛接触各个方面，多做调查研究工作，认真考察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为了切实做到有备而去，不辱使命，出发前，考察团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认真研究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驻华使馆送来的本国材料，同时邀请外交部同志介绍五国情况。著名国际事务专家宦乡长期在欧洲多个国家出任大使，并在联合国任过职，对国际经济很有研究，对西欧情况比较熟悉，通过他的介绍，代表团成员对五国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五国的15个城市。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了各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受访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有关政要纷纷出面会见和宴请，使代表团成员亲身感受到了欧洲五国对中国的热诚和友好。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亲自到奥利机场（当时法国专门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机场）迎接谷牧一行，并为代表团铺上了红地毯。谷牧团长在与巴尔总理会谈时，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重点讲了一些有关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但在边讲边观察中发现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再谈时就主要讲经济和两国贸易问题了。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还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经济问题谈得就更多了。巴符州的州长卡里先生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并且马上就可以签字，而北威州表示贷款100亿美元问题也不大。总之，这些国家都想和中国做点生意。访问期间，代表团还会见了一批工商企业家，考察了许多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工厂、农场以及市场、港口、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谷牧后来说过：“过去，‘’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的好，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考察团于6月初回国后，集体在北京总结了半个月时间，最后写出考察报告上报中央。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有、、李先念、乌兰夫、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进行到晚上11时15分。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等，我们都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汇报结束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兴趣盎然，热烈发表意见。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谷牧同志的汇报讲清楚了。”“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主持汇报会的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好，就是很大的利益。有几年可能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一定要选好，要先进的，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在务虚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他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政策，现在应该认真组织贯彻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了。这次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星期天休息）。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

奉命筹建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突破口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但对于一个封闭已久、国门乍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应如何把开放政策付诸实施，寻找一个正确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切入点和突破口，探索一条通过开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风险又小的路子，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面对如此情况，邓小平指出：“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向邓小平提出拟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实行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时，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他随即对广东的同志表态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还向中央建议，同意广东省的要求。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副总理到广东、福建，帮助两省作进一步的调查论证工作，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的指示，从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前往粤、闽两省进行考察。5月14日，在深圳考察时，谷牧强调指出，广东应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建设步伐，赶上上海的工业水平，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我们搞特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24日和25日，谷牧一行来到汕头视察，他对汕头港历史上年最高有600万吨的吞吐量这一事实十分重视，要求要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这一条件。通过20多天的详细考察和与当地干部群众及有关专家深入讨论研究，在如何举办特区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以下思路：

第一，要发挥这两省的经济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经济计划以省为主安排、实施，省内企业、事业单位除必须由中央直属的以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

第二，在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以便增强对外经济联系，加快经济发展。

第三，在财政上，一定年限内对两省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交，把新增的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增大地方自筹建设资金的能力。

第四，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举办出口特区，参照国际经验和做法，实行优惠税率，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按照上述思路，谷牧帮助两省分别起草了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批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以上两个报告。文件指出，粤闽靠近港澳，海外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央决定，在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文件批准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随后，中央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兴办经济特区重大决策的出台，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在中央发出文件的当月，由谷牧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施行。这部法律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经过深入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订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据此，当年就批准兴办了6家中外合资企业。9月，为借用日本政府的“海外协力基金”，谷牧又受中央委派出访日本，经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谈判，达成了以年利率3％，还款期30年的条件，第一批借用日本政府贷款500亿日元（当时折合2．3亿美元）的协议。这是粉碎“”后，我国借用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坚持“不用西方国家贷款”的思想禁锢，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打开了通路。从1979年到1981年，在谷牧主持下，我国还先后与科威特、比利时等国签订了政府贷款协议，并争取恢复了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开始借用其贷款。

从日本回国后，1979年底，谷牧即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进行考察，具体指导特区的筹办工作。次年4月，他与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再次南下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两省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办好四个经济特区。经过热烈讨论，谷牧最后集中大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特区发展的如下建议：1．特区主要吸收外资和侨资进行建设；2．特区建设要做好总体规划，分批分期铺开，先搞好基础设施，创造好的投资环境；3．先上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加工工业生产项目，根据条件逐步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4．为鼓励外商来特区投资，可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5．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的前提下，采取不同于内地的体制和办法，特区的经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考虑到特区不但要发展出口加工业，而且还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而且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种功能，谷牧在会议上采纳广东同志的意见，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涵盖内容更宽的“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这样，举办经济特区已由一年前的大致构想开始逐步具体化了。

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程，国务院早在1979年8月就委托广东省有关方面起草关于举办特区的法规性文件。后来则由谷牧领导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组织研究论证，字斟句酌，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十三次易其稿，最后在1980年8月26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收益。”这是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就是以1980年8月26日这一天作为自己诞生的纪念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特区建设，谷牧于1981年5月29日至6月14日，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一是派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率领一个九人小组，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这六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并在日内瓦邀请联合国机构的十多位专家进行座谈，吸收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发展经验。第二，请我国驻外商务机构收集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性特区的法规、条例，作为参考。第三，各特区认真总结了起步的工作经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人任仲夷、吴南生、项南，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及特区的负责干部，还邀请了钱俊瑞、许涤新、薛暮桥、古念良等多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管理办法、权责利划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10条政策性意见：

1．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四个经济特区内，全面行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与帝国主义强加于旧中国的“租界”有本质区别。

2．举办经济特区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中观察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提高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本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3．特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工业生产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特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4．各特区的发展规划要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各有侧重。深圳、珠海建成综合性经济特区。汕头、厦门先以发展加工业为主。

5．特区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立隔离管理线。特区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

6．对在特区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优惠和方便，企业所得税按15％征收；简化外商入出特区手续。

7．授予特区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边防、公安、海关、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业务，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专项管理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8．特区的对外贸易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并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的不归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9．特区货币流通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在规定范围内使用；特区某些基础设施，允许中外合资建设经营。

10．加强特区法制建设。后经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订该省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

这次会议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7月19日批准下发的包含上列10条意见的《会议纪要》，对举办经济特区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作了初步的集成工作，对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十多年间，经济特区就是按照这个总体框架不断向前发展的。

这次会议后不久，谷牧组织国家进出口委，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迄至1981年上半年对外开放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7月27日，谷牧就进展实绩、下一步的战略设想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详细汇报。他着重指出，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一是外贸部门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抓体制改革，抓出口商品生产，抓改善经营，走出去做生意，争取外贸出口的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二是在利用外资上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快步伐。听取汇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谷牧的意见都非常赞成，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当天没有结束，于30日又开了半天。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把实施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提到战略高度。主持会议的在总结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走自给自足的道路，应当着眼于全球；要以自己力量为主，同时以争取外部力量为辅；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但不忽视外部因素；既要提高国内工作的本领，又要学习开展国家经济交往，走向世界。

当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对台湾工作的方针政策。原稿有八条。邓小平批示给谷牧提出意见。谷牧根据实施对外开放的实践，考虑到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发展可能，建议加上：“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障其合法利益和利润。”中共中央予以采纳，增列此条，成了“叶九条”。

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坚持兴办经济特区不动摇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搞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路绿灯，兴办主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的经济特区就更是如此了。能否兴办特区、怎样兴办特区、兴办怎样的特区，不但马列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试过，一切都要靠自己探索和创造。因之，一开始就有人对此心存疑虑，非议之声不断。特别是在1981年底至1982年上半年，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发生了走私贩私的严重情况，于是那些对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举办经济特区素持不同看法的人，乘机公开对建立特区提出种种责难。什么“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啦，“深圳是走私的主要通道”，“是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啦，等等，一时间各种非议流传甚广。甚至个别不明真相的领导同志也心存误解。在一件下发的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历史材料中，竟然把清朝末年上海租界的出现，若有所指的说成是当时上海道台吴煦糊涂所致。上述情况，无形中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也给主持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经过深入思考，特别是特区发展蒸蒸日上的事实，使谷牧坚信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没有错，也不会错！他对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确立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我们党有着长期“左”的影响，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作中也确实应该防止和克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但是许多议论不符合实际。比如旧中国租界的产生，根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腐败无能，不能简单归因于那个吴道台。我个人不算什么，别人怎么议论都行。我仍然要坚持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兴办特区和对外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本着这种精神，谷牧一边受命组织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斗争，包括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充实国务院和有关省的打击走私领导机构，形成工作系统，统一组织、指导海关、公安、边防、工商管理等部门的查私缉私工作，从组织和装备上加强查私专业队伍，强化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政管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党政组织，从重惩处首要分子，终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当时一度猖獗的走私歪风压了下去；一边下了很大功夫做调查研究，他不仅亲自到广东、福建对经济特区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还在北京邀请有关干部和专家座谈，支持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召开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他于1982年11月初，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三个问题提出意见：

第一，关于举办特区的进展和不足。谷牧写道，中央的决策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特区以创造投资环境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很快。吸收利用外资已经起步，工农业迅速发展。有些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已开始赢得声誉。过去大批人员偷渡外流的状况已经被遏止。这说明特区发展大有前途。工作中也有问题，如基本建设战线长，有些企业违法进行倒手买卖，有些对外经济合同由于缺乏经验被外商钻了空子等等，这都是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第二，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谷牧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国家独立自主举办，完全行使管辖的区域，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只是采取更加开放的方针，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特别优惠的经济政策，以便招商引资，拓展外贸，并在实践中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与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们的租界根本不同。虽然我们参照了国外经济性特区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的经济特区，同国外那些“区”也有质的区别。

第三，关于国家对特区的管理。谷牧认为，特区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国际市场，在管理体制上应当着眼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特区的管理权限。谷牧提出，经济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掌管；特区内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海关、税收、银行、邮局、铁路、民航、港口业务，权力仍归中央，但应由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按照特区需要，制订具体管理办法；不属于中央统管的各项业务，特区可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1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的主持下，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批准了谷牧的《汇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也作了重要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谷牧根据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意见，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的《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中央批示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要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对举办经济特区，又一次在中央取得共识，建设特区的具体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进一步明确，特区发展的步伐自此明显加快。

主持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促进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立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十二大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逐步全面铺开的新阶段。1983年冬，谷牧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考察对外开放工作。在佛山、中山、新会等8个市县，他看到当地工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一批新、优产品；乡镇企业从发展来料加工向中外合办较大的生产项目发展；农副产品采用先进种养加工技术，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蒸蒸日上。当地干部群众反映，珠江三角洲迎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代。谷牧根据这些情况，于1984年1月24日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广大干部群众以至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了，这种“人和”又把这里雨量大、热量足的“天时”和土地肥沃、交通方便、临近港澳国际市场的“地利”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他建议因势利导，进一步落实侨务工作等项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还提出他准备在翌年春季组织召开相应的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推动对外开放加快步伐。中央对谷牧的报告很表赞同，中央书记处很快予以转发。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6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明确指出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央作出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回到北京以后，邓小平在2月24日召集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在谈话中对对外开放问题和特区工作问题，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对经济特区的性质、作用和战略地位作了更为科学的概括。邓小平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要始终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二是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等，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把具体组织落实小平意见的任务交给了谷牧。一直致力于推进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谷牧深受鼓舞，再接再厉，加倍辛勤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

3月上中旬，谷牧在天津、大连等地调研后，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建议：1．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必须与改革体制、改造老企业相结合；2．考虑到沿海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而且在原来体制下行政效率不高，有条件的城市可先办个小区，集中搞好投资环境“硬件”和“软件”的配套，创造吸引外资的“小环境”（以后正式命名为“经济技术开发区”）；3．准备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各异，要分类指导，逐个审批开放工作方案，以便扎实起步；4．首要之点是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防止思想上的盲目性和工作上的表面化。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些意见表示赞同，并责成谷牧和当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胡启立，组织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研究讨论，进行部署。

座谈会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有天津、上海、大连、深圳、珠海等市和海南行政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共90余人。谷牧首先作了引导发言。在发言中，他概括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五年来的实践进程，强调要坚决落实小平同志谈话精神和中央指示，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他同时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政策性强、国际影响大，需要周密部署，积极扎实地工作。针对准备会议过程中各地提出的问题，谷牧强调：不宜办新的经济特区；所需要资金和物质条件不能指望国家开多大口子；各地要根据条件逐步进行，不能一哄而起；经济特区应自加压力，严格要求，走在前头。会议结束的4月6日下午，邓小平、李先念特地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与会同志见面，并在怀仁堂后园的草地上与大家照了相。邓小平在与谷牧交谈时，一再语重心长地叮嘱：搞对外开放关键是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训练干部。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期间由谷牧主持起草并经过五次重要修改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厦门岛和鼓浪屿。中央在批示中还特别规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至于“进一步开放”的含义，谷牧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特区建设和沿海十四个城市进一步开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曾经有过说明，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这些城市的自，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二是对前来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待遇，以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又一个新的重大步骤。”

邓小平关于特区和扩大开放问题的谈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发出，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更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当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1984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

为了具体组织落实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事宜，谷牧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经过督促、协调先后办了九桩重要的实事：

一是在原来由他主持的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基础上，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组建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

二是国家计委分别拨给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不同数额的外汇使用额度，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三是制订下达《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规定沿海开放城市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业的所得税，减按24％优惠税率征缴。

四是邮电部制订了1985年前改善沿海城市电信状况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五是将当时由烟台市代管的威海市视同烟台市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确定山东龙口港对外开放。

六是确定辽宁营口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政策。

七是在深圳举办经济开发研讨会，训练沿海开放城市的领导干部和涉外经济事务负责干部，两期各一个多月，共培训160余人。

八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在香港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海南岛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九是逐个审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工作方案，谷牧在此期间先后到了除连云港、湛江以外的12个城市，进行调研和具体指导。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地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次会议结束不久，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率有关部门同志去东南沿海一带考察，研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措施和办法，最后写出了《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形象地提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应当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两个扇面、一个枢纽”的作用，即形成对内和对外辐射的两个扇面，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居中起枢纽作用。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应该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比照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扩大出口贸易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从这两个三角洲取得经验后，可在适当时机扩大到北方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沿海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

在研究此事的过程中，谷牧曾应邓小平之召，于1985年1月4日，专门前往汇报。谷牧先向他介绍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八个多月来的主要进展情况，邓小平听了之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接着又谈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邓小平说，这很好嘛！沿海连成一片了。这时，谷牧把他在国务院讨论时提的一项建议，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即把条件与上述两个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谷牧认为，这既有利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邓小平对谷牧的建议表示赞同，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开放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区这件事，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谷牧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订具体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和贯彻。1985年1月25日至31日，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有关省、市和部门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了工作方针、开放的59个市县名单、重要政策措施和相应的加强管理的办法，起草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纪要》，并要求这三个地区应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工业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带动内地经济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至此，我国对外开放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港口城市及沿海中小市县梯次推进的态势和格局就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加强督促引导，推动对外开放上水平

在沿海扩大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全党对兴办经济特区的共识显著增强，从1984年起特区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是，前进中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特区基建规模铺得过大，非生产性项目多，产品出口增长慢，外汇支出大于收入；特别是有的特区热衷于成为商贸、金融中心，对中央规定的以工业为主和出口为主的发展方针贯彻不力。

为了及时纠正发展中出现的偏差，从1985年初开始，谷牧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特区工作会议，研究分析特区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26日会议结束时，谷牧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特区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盖大楼，一定要办好工业，也不能只是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建成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小平同志的要求，成为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谷牧要求“从现在开始，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会后，他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加以推动：一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率领专家组，前往深圳作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查研究；二是批转了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关于深圳应联合内地工业部门创制优势产品的建议；三是请曾在广东工作、已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到特区调查，作有关地方负责干部的工作；四是委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和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约请在特区办有企业的工业各部负责人，到深圳举行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

5月26日至6月1日，谷牧再次在深圳主持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福建两省的负责人、各特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与会同志经过几天的座谈、交流和参观活动，从正反两个方面认真回顾和总结了特区兴办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特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在于如何引进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一方面在于如何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困难都很大，但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动摇，一定要抓住这两个重点，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建立特区的意义和作用。会议结束时，谷牧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前一段时间同志们干得不错，得到中央的肯定，人民的赞扬。下一步的困难更大，今后的担子更重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盯着你们，全国也在盯着你们。要推动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教育全体干部戒骄戒躁，把步子迈得更踏实，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给特区制定更切合实际和适应国际市场变化需要的发展计划及明确的发展方向，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谷牧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国务院29个部委的负责人以及广东、福建两省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负责干部共200人参加了会议。谷牧在会议上对1985年以来虽经三令五申但各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仍然不断扩大基建规模，没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爬坡”、“上楼”，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这些批评的话，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公开说，后来决定还是要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会议经过讨论，制订了特区建立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提出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特区产品以出口为主，争取1990年前工业制成品60％以上外销，做到外汇收支平衡有余；要提高经济效益，特区人均国民收入要进入全国前列，在财政、外汇收入上要给国家多作贡献等等。同时要求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

会议还讨论了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的有关政策措施，建议国务院批准实行。

会议结束时，谷牧作了总结讲话，他强调：各特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要从前几年“搞基建、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一定要像“拓荒牛”那样，笃实力行，埋头苦干，致力于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围绕这个重点，特区要认真进行改革，切实加强管理，使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实现发展战略重点的转变。2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产生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这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今后特区工作的任务和重点，对特区“七五”时期的工作方针、方法、目标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为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指明了方向，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到1990年，特区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上述目标。当年与1985年相比，工业产值翻了一番（达到296亿元），外贸出口翻了两番半（达到46．8亿美元），出口大于进口12多亿美元。

1986年，谷牧在组织引导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还花大力气狠抓了以健全有关吸收外商投资法规为重点，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工作。

沿海扩大对外开放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得到较快发展。1984―1985两年，协议外商投资金额和外商实际投资金额，分别相当于1979―1983这五年的1．3倍和1．9倍。但是，投资环境的“硬件”还不够配套；行政办事效率、投资服务质量、涉外经济法制这些投资环境的“软件”，更不适应外资投入迅速增长的情况。尤其是已经投入生产运营的1800多家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条件方面遇到不少实际困难。1986年初，外商抱怨我国投资环境的声音骤起，新签投资项目呈现下降趋势。

为了扭转这一态势，这年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以谷牧为组长、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宏观指导、督促检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组织推动有关经济立法和司法工作，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担负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办理日常事务。

遵照中央的指示，谷牧立即组织调查研究，会商有关部门，还征求了当时来京开会的部分省长、直辖市市长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很快起草出文件并报国务院审批。7月12日，国务院据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前几年工作中积淀的问题，作了一次集中清理，并提出若干解决的措施。

但谷牧觉得，仅靠发一个《通知》还远远不够。为了做好鼓励、引导和吸收外商投资这篇大文章，他指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采取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地区）比较研究的办法，对进一步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理出了这样三条思路：

第一，境外客商所以来华投资主要是看中我国税收低、劳务费用低、场地使用费低和市场大。限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让市场有限，应着重发挥“三低”的优势，使外商投资者感到在中国投资办厂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同样有很强的竞争力。

第二，发挥“三低”优势，实行优惠政策，要与引导外资投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面紧密结合，重点应是产品出口的企业，提供了先进技术的项目，将在我国办厂获取的利润再投资的外商。

第三，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坚持执行合同，不能沿袭管理国有企业的办法，动辄进行行政干预。

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谷牧关于上述思路的汇报，一致表示赞同，并责成他抓紧起草一个规定。谷牧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工作。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就审查批准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并于10月11日公布。《规定》明确提出，对产品出口企业（年出口值占当年产值70％以上）、先进技术企业这两类企业，在所得税信贷资金、土地使用费等方面放宽优惠条件，共有22条，故后来被简称《二十二条》。

为了使这个《规定》具有可操作性，以便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谷牧又组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经贸部、劳动人事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15个部门，分头制订了22个实施细则，包括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的目录、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编制和审批、货物进出口管理、人员因商务出国的审批、贷款发放、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考核和确认、税务征收和减免、外汇调剂和管理、中方从中外合营企业获得利润的分配，以至外商投资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为了把这些“细则”制订得准确、完善、便于操作和检查，从1986年第四季度到1987年初，谷牧为此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主持召开有关会议达20次之多。到1987年7月，经过反复修改的“实施细则”终于全部出台。这一工作的完成，不但使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而且在总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操作上都有法可依了。从1987年起，外商在华投资持续上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愈益明显。

指导开发开放海南岛，主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问题，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决定加速海南岛的建设。1982年12月，在兴办经济特区初步走上正轨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组织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谷牧对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视，他当即就派人去了解情况，酝酿工作方案。

1983年2月，谷牧在随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等结束非洲11国访问后，径直来到海南岛进行调查研究，指示海南要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开创加速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新局面。3月，他一回到北京就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广东省、海南岛有关人员具体讨论，提出综合意见，报请中央审议。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这个《纪要》明确提出了以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要求中央和广东省各有关部门要从人、财、物上积极给予必要的直接支持，同时还决定扩大海南的自，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比照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做法。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回京后，提出了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根据这一谈话精神，为了加速海南岛的发展，同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海南的自限。

从1983年实行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到成立海南行政区，几年下来，海南岛的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一直负责指导海南开发开放的谷牧认为，海南虽然成立了有较大自的行政区，但由于仍然隶属于广东省，下面又有黎族、苗族自治州，州下面又有县，行政层次繁多，不利于海南的进一步发展和吸收外商投资。为此，谷牧向中央建议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海南岛的开放力度。恰在此时，1987年4月，香港的李嘉诚等几位华商巨子向谷牧提出，将整个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管理办法，由港商负责投资开发。但国务院领导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于是责成谷牧进一步研究提出新的方案。5月，谷牧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认为香港几位人士所提办法，一是国内难以接受，二是海南经济技术底子薄，基础设施不健全，也不具备办自由港的条件。经过仔细研究和讨论，谷牧最后提出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的一些初步设想》报送中央。谷牧在《设想》中建议，将原来的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单独建省，直辖各市、县，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另建一些民族自治县，同时将海南全省办成经济特区，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上更放开一些。中共中央、国务院完全同意这个设想，并责成谷牧着手筹办海南岛经济特区。

按照中央的指示，谷牧先后同广东、海南和国务院的25个部门，还有包括钱昌照等在内的多位专家，进行了详细研究论证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87年12月8日至11日，由谷牧主持在海口市召开了有国务院所属16个部门、海南建省筹备组及广东省负责同志、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资集团负责人参加的专门会议，就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性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谷牧在会议总结中归纳了以下五点共识：

一是海南要立足开发利用岛内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扩大出口，逐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外向型经济；

二是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方面，建议国家允许外商投资者在海南成片开发经营土地（租用土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延长至70年），对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有偿开发，对国营、集体企业承包、参股和投标购买；

三是建议国家扩大海南的经济管理权限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限额；

四是允许海南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群众，以个人集资或合股举办工业生产企业和零售商业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给个体、私营经济以较大的发展空间；

五是考虑到海南有个积累资金的过程，建议国家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在五年内给予支持，包括从海南征收的能源建设基金全部留给海南安排建设。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随后，国务院批准下达和公布了谷牧主持制订的《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从此，海南岛揭开了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的一页。

与筹备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差不多同时，198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研究，要在对外开放上迈出新的大步。这就是按照1985年初邓小平明确表示过给予支持的那个思路，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赋予沿海开放地区（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所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大的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任务。在1988年初，由谷牧参与制订了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沿海地区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较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有效地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加快沿海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给中西部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报告送交中央以后，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强调，沿海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为安排这项决策的贯彻执行，谷牧组织抓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指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二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市县。在此期间，谷牧亲自或派人逐个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研究，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234个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若加上先前已经批准的59个市县，至此沿海经济开放区就扩大为293个市县，面积达42．6万平方公里，总计2．2亿人口。

十年辛劳不寻常，“告别演说”寄厚望

1988年3月，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研究制定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4日，谷牧在会议上作报告。

谷牧在对我国十年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回顾中指出，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是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和发展的，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向前推进的；沿海地区的开放过程，也就是广大干部更新经济思想、学习国际经贸知识、锻炼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本领的过程。十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外贸出口和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这就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谷牧还对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提出了基本指导原则和工作重点，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国际交换和竞争，提高企业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不但可以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将由于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经济信息等向内地的转移，带动中西部经济的振兴，从而为全国共同富裕开辟道路。他要求上海、天津等大中型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要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头，要求他们：在提高轻纺等传统出口商品质量档次的同时，要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在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工作中，要增强科技自我开发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吸收外商投资中，要注重与国外大公司发展合作；在加速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谷牧特别强调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要培育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改进行政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的“软环境”。

在报告的最后，谷牧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景做了充满信心的展望，强调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是按照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在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努力之下，逐步开展，扎实前进的。现在的局面，已经同十年前我接受国务院委托，开始承办这项工作时相比，大不一样了。”他坚信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再经过十年奋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定会取得新的丰硕成果，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我想同志们也会有这个信心，并且下定决心去创造这个未来！”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创作；刘海粟；中西艺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传统；写实；抽象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读《吴湖帆日记》，翻至1938年1月7日，发现这么一段话：

海粟前几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备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令购藏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善为.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

因为那天，刘海粟将其所藏的吴文中《武夷九曲》卷请吴湖帆题词，故有此所言。但这绝不是一偶然事件，诚如吴湖帆所述，刘海粟与之交往，多因其喜欢古画了。吴湖帆日记中还有这么几条与刘海粟有关的记载：1.“刘海粟来，示石谷轴、枯树山水。甚好。”（1938年10月18日）；2.“刘海粟携来石涛画竹，托补笔。”（1938年11月28日）；3“午前同欧儿至刘定之处，遇刘海粟，同至刘海粟处，观石涛六尺大幅，设色绝古艳雄奇之致。又见仇十州绢本《回猎图》，画六马，有飞奔、打滚诸态，人亦姿态逼真，上写飞雁一行，为项子京、安仪周旧物，上书堂有项声表题字、怡亲王宝，洵绝品也。”（1939年4月7日）。然而，刘海粟就此真的“回头”了么？我不以为然。而且，我以为刘海粟热衷古画并“先学石涛”，与其提倡现代艺术息息相关，只不过他的文化立场从西方转向了中国。

刘海粟被称为“艺术叛徒”一事，缘自模特儿事件――1917年7月，上海图画美术院举办师生成绩展览，内有人体习作，引起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的公开辱骂，称刘海粟为“艺术叛徒”。而据王震所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只说这次展览在该院。举行，“有数室陈列男人体习作，群众见之，惊诧疑异。”…”；且那时校长为张聿光，刘海粟为副校长，学校只开设西洋画科，即便是函授、夜校或师范科，均在西画范畴内教学，未及国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1923年4月聘请诸闻韵、潘天寿来校任教之前。刘海粟出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长是在1919年7月1日.而在1919年12月18日，《申报》刊登一文《活人模型绘画之创举》，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重资雇得壮年肌肉丰美的数男子，使学生绘写”，亦未言及论争一事。真正有关画论争乃至上诉法律者，则是在1924年.即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毕业后回老家江西.办刊物并筹备展览，宣传现代美术与人体美术，刊登刘海粟的文章《记雇佣人体模特儿之经过》，引起社会教育各界反应，其展览遭江西警厅查禁，随之刘海粟卷入这场风波。那时刘海粟年轻气盛，风头正健.具有叛逆精神，一再据理力争，说明艺术的人体画与色情的画是不一样的。随之，就是1925年姜怀素对刘海粟的指控，1926年朱葆三对刘海粟的劝告。正是在这么一场连续几年的风波中，刘海粟由“艺术叛徒”转而为“名教叛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欧美的现代文明的冲突；在艺术问题上，刘海粟是否又代表着力主推行欧美自由与民主的那股思潮？那时刘海粟年不到30岁，他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美术界，或许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但这“艺术叛徒”的称号，并不说明刘海粟拒绝传统的艺术，他完全可能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去重新看待传统问题，特别是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去看待文人画这一系统。所以，1920年7月4日，上海美术学校举行西洋画及普通师范科毕业式，校长刘海粟就在他的简短致辞后，请来三位嘉宾分别演讲，一是陈少白，讲题是《西洋画亟宜提倡》；二是高剑父，讲题是《中西画之异同及变迁》；三是汪亚尘，讲题是《画学上之必要》。三者之间，高剑父的出场是一信号。不久，即是年9月6日的开学式上，刘海粟面对西洋画科与师范科的新生们发表演说，说到男女同学、研究艺术的方针与学术自由这三大问题。解放个性，推崇自由，是刘海粟思考艺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刘海粟理解欧洲现代艺术与传统文人画的基本点。1921年，刘海粟发表了《塞尚奴的艺术》；1923年4月，他便聘吴昌硕的及门弟子诸闻韵、潘天寿来校任教，筹建中国画科。他对石涛的喜好与偏爱，也在这一时期，并南法国的塞尚联系到中国的石涛，1923年又发表了论文《石涛与后期印象派》。塞尚与后印象派画家.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颠覆了欧美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反叛性；而石涛在中国清代画坛也独辟蹊径，形成与“四王、吴、恽”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强调自我，反叛精神非常突出。刘海粟之所以欣赏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本身也在追求这么一种独立自主的艺术创造精神。他以为这才是现代艺术的精髓，而无所谓采取怎样的形式样态，无所谓采取怎样的工具材料及相应的表现技巧，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又会看到刘海粟在做着一件文化沟通工作。在理论方面，刘海粟以石涛阐发塞尚，以后印象派单纯的形体分析和自由的表达呼应中国传统的画学。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翻译家，因为他很直接地转换了中西绘画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没有给自己制造难题。他是用“对应”的方式.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之间建立了一条顺畅的通道。

刘海粟非常聪明，他返回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在于他能在纷乱复杂的现代现象中以最贴近自身的方式处理眼前的一切。他以精神自足为目的，只解读不设问――让中国人从自己的近代人文自觉的思想资源中解读欧洲的现代，让欧洲在现代的人文诉求中接应中国传统的诗性哲学。他不断给双方提供阅读的文本，其目的是什么？我以为他既回避了“科学”的现代精神，也回避了“写实”的造型要求，而在“表现”的旗帜下张扬自我的感觉，让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获得现代身份。

活到21世纪的吴冠中，与刘海粟一样对石涛也怀有同样的情结。在晚年，他还在写一本书，名为《我读石涛画语录》，其前言中道：“石涛这个17世纪的中国和尚感悟到绘画诞生于个人的感受，必须根据个人独特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画法，这法，他名之为‘一画之法’，强调个性抒发，珍视自己的须眉。毫不牵强附会，他提出了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的宣言。我尊奉石涛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造比塞尚早两个世纪。”

可见，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过程中，石涛伴随我们走过了一个世纪，而且还提示我们，中国美术的现代或近代问题似乎可以从他开始谈起。而刘海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由西画及国画，由塞尚及石涛。寻其原因.我以为不能忽视日本现代艺术运动对上海画坛的影响，不能忽视汪亚尘与刘海粟之间的关系。

如，1912年11月23日，筹办图画美术院之初那“五人团”中就有刘海粟与汪亚尘。汪亚尘年长刘海粟两岁，那时才从杭卅I到上海，在乌始光家中认识刘海粟，待1913年图画美术院开学后便任函授部主任兼教员；1914年与丁悚、张聿光、刘海粟一起组织振青社；1915年7月与乌始光、刘海粟、丁悚、陈抱一、俞寄凡、沈泊尘等人去浙江普陀写生；1916年赴日本求学，次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1919年4月，日本画家石井柏亭赴欧洲考察美术后途经上海，应邀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参观演讲，亦到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演讲，讲题为“吾人为什么要学画”，副会长刘海粟致欢迎词。是年7月，汪亚尘回沪探亲；8月23日.刘海粟即请汪亚尘到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演讲，讲题是“我国美育之误”；8月26日至9月2日，刘海粟与汪亚尘、江新、王济远、张邕、陈晓江等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寰球中国学生会举办洋画展览会，刘海粟的作品《龙华春色》《农》《小贩》具有未来派风格，其《予之姐》与汪亚尘的《静物》则倾向后印象派；9月8日，刚上任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即聘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江小鹣为教务主任；9月11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开学典礼，安排三人演讲。一是江小鹣讲中西画学之不同及西画理法，二是丁悚讲日本美术界的革新情形，三是汪亚尘讲日本及法国美术之大概及东京美术学校教学实况。最重要的是。也就在1919年9月，汪亚尘返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就读，并邀请刘海粟、俞寄凡、陈国良、贺伯锐赴日本考察美术。这是刘海粟第一次出国考察，他们参观了当代日本美术的重要展览会，如日本帝国美术院第一回展览会（简称“帝展”）、日本美术院第六回展览会、二科会第六回展览会、草土社第七回美术展览会、日本美术协会第六十一回展览会；又参观了重要美术院校。如东京美术学校、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太平洋画会研究所、日本美术学校、日本美术研究所、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川端画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和关西美术院；同时，他们还会晤了藤岛武二、石井柏亭、纪叔雄、本野精吾、石井寅冶、松本亦太郎、前田喜时等。

在日本画坛，油画家藤岛武二刚从欧洲留学回来（1905-1909年先后留学法国和意大利，1910年回日本）.在白马会展览新作30件，表现出印象派的画风，导致大正前期日本画坛风靡印象派、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画风，并被称为“西洋画的东方化探索者”。接着，梅原龙三郎于1913年回国，他的画感性、热烈，色彩明快，表现性强，超越了西洋画与日本画的界限：安井曾太郎于1914年回国，在第二届“二科会”展览中展出他的欧游作品，而被称为“日本民族化的代表者”。在“二科会”，梅原龙三郎、安井曾太郎与坂本繁二郎合称“三巨头”，引领油画界一时之风尚。以日本画的民族审美情感与趣味为本原，揉和西洋绘画的有关技巧，在融合中建立新时代的审美规范。

日本在中西艺术之间传递，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文化过滤作用。以至到中国来的表现主义已不局限在表现的工具材料上，或者说，中国画和西洋画.不过是工具材料上的差别而已，其表现人类情感的精神性因素是一致的，无论国画还是油画，都强调绘画内在的生命意识。事后，汪亚尘与刘海粟合撰考察报告《日本之帝展》而刘海粟自己则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他认为日本的现代美术超过中国，而中国的现实则是“艺术的精神，也永远压在物质追求的压迫之下，国民性便无从充分发挥，思想便也无从充分表现”。

这时的刘海粟开始思考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变革路径，在认识上并不清晰。如1918年，在致江苏省教育会的一份提倡美术意见书中，其曰：“吾国美术发达虽早，而数千年来学士大夫崇尚精神之美术，而于实质之美术缺焉不讲.驯至思想日陋，百业隳敝，……拘泥如故，弁陋如故，若非亟求改进，恐数千年之文化，数百兆之华胄，将随此世界美术潮流而澌灭。”那时他期望的是什么？还是“实质之美术缺焉”，原因是士大夫崇尚精神之故。此种论调与批判文人画的时尚极为相合。1918年12月，他在上海环龙路观看英国迈克洛德（Macleod）夫人举办的美术博览会，却极为欣赏油画中那“极简略之笔”，欣赏画面颜色以“原色调合”及“用笔劲苍老”，甚而感叹：“此种画法在今日吾国一般之时髦画家见之，必有绝对不赞成，且必大骂之日：‘大红大绿不成为东西，那里如我国名家所绘之水彩画之精细美丽，用色有成法，青天、绿草、黑影，各有当然之彩色。’噫！吾不欲言矣。”――这才是他的本性。

刘海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如在《画学上必要之点》一文，他依然强调破成法而提精神。无论印象派、新印象派、写实派与自然派，“其施色之自然配合，用笔之特具创造，无不各本其天性所感触自然之景象而来”，并将目光转向日本，曰：“今日岛国画学之活动发展，有甚于他国。盖彼邦研究西画者，皆知求真理而不守成法，其在今日盛唱新派画法，且‘文展’与‘二科会’为剧烈之竞争，可证其新[旧]与新之争，其精进靡已也。”他的思想意识自然倾向于表现，倾向新派的自由表达。他认为，画家的功夫愈深，其法愈呆。他的理论是，无拘无束无“压迫”，天机活泼，真趣盎然，才不失其美，否则，循规蹈矩，左抵右触，前桎后梏，“久而久之，已成积习，师长之一笔一点，类皆肖矣，然后再进而学其一种皮相习派.加以师之赞许，而于不知不觉中造就其一种习惯上强制的技能，自夸为有渊源有出身有派别之画家矣。”不过，刘海粟并不简单地将此视为反对定法而自由涂抹，主意笔而废工笔。他的自由。是“求理法中之自由，非理法外之自由也”什么是理法中的绘画自由？他说要先明法则，合美学之本旨；次者对对象全身贯注.洞察无余；再者知光色变化原理，免于成见。这些都是写实绘画的基本要求，刘海粟以其解释或校正其表现说，显得十分勉强，估计其无非想避免他人的攻击.如以“记号作画之讥也”。然而，到日本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他的思想一下子清晰了，有了方向感，并意识到他必须以日本作为考察世界美术的出发点。

1920年1月1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修订学则，设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雕塑、高等师范及初级师范六科。是年6月，汪亚尘从日本回沪，7月4日参加上海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及普通师范科毕业式并演讲，题目是《画学上必要之点》；7月底介入上海美术学校暑期绘画讲习会的教学，不久便返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继续学业；1921年汪亚尘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沪后，就在上海美术学校任教。

在中国现代美术变革的思考上，汪亚尘与刘海粟有不少接近之处。如1921年3月发行的《美术》第2卷第4期，刊有汪亚尘的《个性在绘画上的要点》。1922年。汪亚尘说得更透彻：“我们采用西洋艺术的长处，就是在材料上面，因为油画材料有永久性。至于表现方面。尽可依东方的风俗、民情和自然等努力发挥。”1924年汪亚尘在谈到新日本画的变革时还说：“一方面受西洋绘画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是要打破从来传习的信条而振救画术的沉沦。日本画家可说是对于东洋画（概括中国画和日本画等等）最先的觉悟者。近来日本人的新日本画.是优是劣，暂且别论.单从他们各作家的努力上看来，确已创出了一个新的途径。”这种创新经验对中国留学生不无启发。此时，他们已不再简单地考虑油画的民族化问题，而如汪亚尘那样.他说他“素来不赞同所谓‘折衷派绘画’.拿摄影术的技巧用在材料简单的中国画上，根本是误解。国画的精髓，是在简单明了借用物体来表出内心.同时便包含许多哲理，不是粗浅的技巧主义者所能了然。”在中西画法融和问题上，汪亚尘不在意于外部形式而注重内在意涵的沟通。而刘海粟在日本看了“帝展”，就提出中西调和应坚守两项原则：第一，不能东抄西袭地改造。“既然要改造就需彻底。什么叫彻底呢？就画法论，就是不许用先人为主的方法来束缚自己，中国画旧方法的束缚固然不受，就是西洋画的新方法的束缚也不应该接受。”第二，新旧是相对的。欧洲的新派画或已过时，而中国的传统绘画也不算旧，现在欧洲“许多有思想的画家仍旧在那里研究”，考究东方艺术的究竟。“绘画不应该拿吴（道子）、李（思训）、荆（浩）、关（仝）或江左‘四王’的流派当作什么金科玉律，也不应该把拉斐尔、委拉斯开兹当作神圣不可侵犯。”刘海粟有感于日本美术家对艺术的批判精神，有感于他们磨练情操，“随机应变”，发展个性。他不再逗留写实方面，不再勉为其难地努力，他可以在新派旗帜下，抱定“自由发展的主义”，施展他的才华。

刘海粟于1923年3月18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的论文《艺术是生命的表现》，可视为他的艺术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刘海粟只强调一点，即“感觉”――由感觉而表现.由感觉而生情。所谓的“感觉”就是“直觉状态”。不知他是否接触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是否对克罗齐（Benetm Croce.1886-1952）的“直觉说”有过详细的阅读并获得足够的理解，但他仅仅凭借个人的感觉就已经兴奋了，因为尼采的酒神“提奥尼索斯”（Dionyseseh）艺术和日神“阿波罗”（Apallonian）艺术之分类，很容易使中国画家有着重新发现自我的异样激动。刘海粟很注重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所以。他说：“我晓得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的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几乎未见刘海粟创作过什么大题材的绘画。，他的创作就是面对对象的直接表达――离开具体的对象，他的感觉也没有了，创作激情也没有了。他的感觉，他的激情，他那生命的表现，全在于点线之间运行。“不论是罗丹，或是，他们用几条线.几点墨，也能使人看出无限的趣味，这就是他们生命和灵感的表现。”这样的艺术观念，自然使他贴近了历史上的文人画，认为宋之院体派的画“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而元四家们将宋院体讥为“匠画”，实在不错。他也拜康有为为师，但不沿袭康有为的观点，他将视线转到了清初画僧、石涛及石豁。说他们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丝之隙。一分之地，极微妙的明暗间，都有精神存在，视觉的造型要素被直接还原为单纯的形迹。接着，他要“把后期印象派的要素剔抉出来，再与石涛的画论相对照考蔌其当否”，为中国明清之后的文人画进入现代获得“合法性”而论证，甚至还想证明在艺术上中国比欧洲更早地进入“现代”――“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其人溶发之矣。”

一个石涛是否能应对欧洲的后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的艺术主张并不一致，就是塞尚、凡・高和高更也难以统而论之。刘海粟会在怎样的一个理论基点上论述两者的异同？文中，刘海粟还是站在“主观情感”上谈，如“后期印象派之为画，悉本其主观情感而行”，以感受之真实、真实之形式而白解。在科学上.“真实”是可以被求证的，但用在艺术上，“真实”就成了自我印证而回避旁人追问的遁词。艺术，真的无法追问，就是理论的表述也难以清晰，一切都是相对的。有时只可意会。

刘海粟不可能十分严谨地论述这一问题，他只凭他的观念或凭他的理解阐释两者的共同意义（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即个人情感表现的审美性。如他将后印象派的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表现”，“表现者，融主观人格、个性于客观。非写实主义也”；二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故重表现之画，自必重综合；重综合，则当用省略”；三是“有生命之艺术创作，期其水久而非一时也”，达一时者，未及本原，达本原者。自能永久――“若能达艺术之本原，亲艺术之真美。而不以一时好尚相间，不局限于一定系统之传承，无一定技巧之匠饰，超然脱然，著象于千百年之前，待解于千百年之后，而后方为永久之艺术。”三者的关键词即是：表现，综合，超然。这里的“表现”的含义很宽也很模糊，但“综合”与“分析”相对，与“简略”相关，其含义就有了限定，塞尚是综合的或曰是简略的么？。而“超然”一说，适合凡・高吗？适合高更吗？适合塞尚吗？无论如何，在对后印象派进行一番自我规定之后，刘海粟便开始从容地对应石涛――“观夫石涛之画，悉本其主观情感而行也，其画皆表现而非再现，纯为其个性、人格之表现也。其画亦综合而非分析也，纯由观念而趋单纯化，绝不为物象复杂之外观所窒。”一个“主观情感”就可以沟通石涛和后印象派？其实，何尝是石涛和后印象派，就是在艺术领域内的所有现象，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主观情感”通论之。1926年，曾仲鸣写一篇《艺术与科学》，谈到艺术的概念，就说：“凡关乎情感的表现的学问，皆可统称为艺术。”曾仲鸣的定义不一定就很严谨，但说明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说明“情感”在艺术中的普遍性。我们也明白刘海粟使用“主观情感”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客观的再现的写实的绘画，就是用与联系石涛与后印象派亦可，但未免流于宽泛。或者说，就是以此论述后印象派，也不确切，因为塞尚就不好相类而规范。前者之“表现、综合、超然”似乎也就是为石涛而设定的，作者完全站在石涛的立场（实际上是文人画的立场）看后印象派，制定一个度量的标准。所以，他谈石涛之表现，石涛之综合，石涛之超然脱然，十分顺畅，但也不能说石涛没有“一定系统之传承，又无一定技巧之匠饰”，此言过其实矣。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并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技巧主义”，石涛的画是有技巧的，否则，何谓“不可脱节，不可无理”？石涛的《画语录》锋芒毕露，但石涛的画却温和雅致，没有那许多的“否定”。不过，我们得承认石涛《画语录》所表达的个体独立的自由精神及其批判性，与20世纪欧洲绘画的表现主义有所应合，但归根结底.石涛的绘画是感性的，不是西方的非理性；石涛的理论话语是“描述”的，多隐喻，既不是陈述更不是分析，包括“一画”说。

时隔九年，1932年9月刘海粟又发表《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承认石涛和塞尚各有各的世界。并接过吕激关于“生”的本能及其欲求的理论（“生”之扩充论），专门谈论石涛的艺术，说石涛是将对象所有的一切通过自我的“心灵综合”而表现出来，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真实”。他认为艺术上的“求真”与科学不同，不能在“忠于自然上讲，只能在忠于自我上讲”，艺术就是自我表现，艺术的世界是自我所创造的。这里，刘海粟引用了不少近代欧洲流行的理论术语，如自我“人格”、心理“投射”、形式“自律”以及“直觉”、“象征”等，对石涛进行了现代心理学的剖析，结论是：“石涛的实在，在内而不在外，所以他底画的生命也是双层的，不单是表现个性的一回事”，而成为永恒的存在。中国画界对石涛的再认识，主要建立在“创造性”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国画的攻击是“因袭”，而中国画家要重振旗鼓。要取得现代的发展，获得现代性就要确认自身的创造性。因此，抬举石涛、取代“四王吴恽”，一方面说明国画家们也可以面向自然，“搜尽奇峰打草稿”；另一方面高度张扬创作主体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摆脱成规，以无法为至法。二者都非常符合现代的要求。在以主体为中心价值的现代社会，客观真正成为了对象世界。人被不断地放大，人文话语也被不断地放大，中国明清的文人画也被回头审视。

那时，上海中国画界不少人热衷石涛，上海西画界也有不少人热衷后印象派，刘海粟是站在石涛和后印象派之间阐释主观情感的表现问题。尽管石涛和后印象派还不是刘海粟自己寻找的，是时代浪潮推给他的，但他乘浪而行，将石涛的美学思想和后印象派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一个典型的中国画家的身份阐释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

四

1923年10月15日，刘海粟又写《论艺术上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从思潮说到运动及之主义的形成――“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是借印象主义为桥梁，后期印象主义是过桥后开辟的新途径。但是这种艺术思潮在距今三百年前，已有人在东方大声疾呼者，则吾国之艺杰石涛、是也。”这种观点，同样见之于汪亚尘。如“我国的南宗画，从南北融合以来，同现在欧洲盛倡表现派的主张，暗相吻合。国画精神骨髓的地方，都依作家胸中的丘壑来描写，在今日经过了许多变迁的西洋画，渐渐接近到国画的精髓，要晓得他们用了几十年暗中摸索的试验。不过刚才到了我国数百年前国画的出发点咧。”

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美术界出现的一股新思潮，借西方现代派大潮涌人之际，直接反拨前一阶段写实派的“科学主义”对艺术的负面影响。重新反省“五四”的文化批判，重新检点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股思潮中，不少中国画家选择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意象创作心理迎合西方现代的抽象创作心理，以稚拙的天真对应无意的真切，以最便捷的方式扯起表现主义的现代旗帜，这是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相撞时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而在这场运动中，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是表现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如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天马会”。在会章中规定的赢项会务，就有两项属于中西美术方面。如第二项“宣传东西洋近代美术作品”，第三项“考查东西洋美术之沿革”。所谓西洋，即欧美诸国之美术；所谓东洋，含中国、日本之美术（印度及东南亚往往被忽略）。1922年4月15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邀请张君劢到校演讲“现代美术”；是年8月13日，又邀请梁启超到校演讲“美术与生活”。特别是梁启超，谈到创作问题时就涉及主体精神，谈“锐人观察法”。所谓“锐人”，有些“悟”的成分，近乎“智性直观”（Inteklektuelle Anschauung）。智性直观是德国哲学界较为普遍的一个概念，但在2（】世纪初的东方却产生很深的影响，如日本的西田几多郎（1870―1948），将智性直观理解为对“生命的深刻把握”。梁启超的理解呢？他说：“在未动工以前，先把那件事物的整个实在完全摄取，一攫攫住他的生命，霎时间和我的生命并合为一。这种境界，很含有神秘性，虽然可以说是在理性范围之外，然而非用锐入的观察法一直透人深处，也断断不能得这种境界。”与此同时.他亦举苏轼“胸有成竹”的那段画论相比较。如“执笔熟视，乃见其欲画者”、“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难怪倪贻德说当时的艺术界“想把我们固有的国画的价值，用新艺术的见地，再来重新估定一下了”，怎么估定？或者说如何对国画的价值再行确认？倪贻德既不在于估定写实与否或科学与否，也不在于强调使用西方绘画的材料画中国画，而是追慕一种艺术理想――“从摹仿到创造，从追慕到现实，从幻想到直感”。倪贻德也关注石涛，在《石涛及其画趣》一文中，他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的拘泥于自然，他们常常望祈于自然而得其灵感.如古人所说‘行万里路’和名山大川之气相同化，则山川之气自能于其笔端进出.云烟之气萦回于纸上。所以这种画并不是故意画出来的。西洋画的写实和宋院的画是从外带内，文人画是从内表现外面的。”

这种对应性的比较与解释，缓和了“五四”以来国画家和西画家的对立情绪。譬如，以维护中国画学的学统著称的广州国画研究会。，其发起人之一赵浩公曾声明：“我们不是学西洋绘画的，西洋绘画自有其思想与形式。中西文化各有其特异之处，我们应不基于狭隘思想与西洋绘画的工作者分庭抗礼”，并说“最近表现主义兴起，肇于德国，因此次战败，于无可奈何中，欲发国人于冥省，故艺术以‘体验’、‘精神’、‘主观’三者之表现以出，表现自然内界”。诸家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当时这种观念流行之广，绝非刘海粟一人之见。德国表现主义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受到尼采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斯泰纳的神秘主义影响。至于东方美学影响西方世界还是有限的，或许还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发现。但这些言论却极大地鼓舞了坚守传统的中国画家们，如以“抱残”为号的广东画家潘稣与赵浩公等人就自我表白“吾人不能逆世界潮流”。张谷雏在《世界绘学之表征及时代变迁》一文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欧洲兴起的表现主义思潮，正因东方绘学的影响，西方的自由表达与中国画学“写物外形”的传统美学精神极为吻合，这就是世界潮流。其结论就是，中国画家何必舍近求远？只要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自然也就踏上了世界现代化的道路。念珠《美之民族性》、黄般若《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李凤廷《世界画学之趋势》等数篇文章，与张谷雏的论调基本一致，无不从艺术的地域性和艺术的民族性关系出发，强调文化的生存环境和创造心境的差异导致自然物性和人类心性的歧异，导致世界美术形态的种种特殊性。尤其是西方现代诸流派兴起，表现之风日长，形式因素益重，使国画家们对自身绘画传统的价值重新认识。认为东方和西方各有其美，不能以西洋画与东洋画之美绳之于中国画，此犹“举吾民族性而羁勒于西方民族性之下”。黄般若对“东西方画学”的穷途之叹笑以驳之，认为西方画学由自然物象的描写到精神的表现，非穷也；中国画学本不求与外界一致，求诸心性，“表现其内界之蕴藏”，自古而今，代表着艺术的真谛，更何以言穷？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鲁迅对这一现象也有评述。如1934年5月28日，鲁迅在《大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喻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之后，便发表一番感慨――“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旺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什么呢？”那时，鲁迅提倡木刻运动，既看重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及其表现力，叉注重造型能力，对苏俄现代艺术也十分了解，他不会将常识（历史知识与基本概念）与个人的看法混为一谈。他列举了20世纪初苏俄的象征主义之后，构成主义的兴起，后又被写实主义所排去。另。“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常[尝]是象征”，所谓的“代数”应为今之“符号”概念。鲁迅没有谈象征与表现的关系，但他并不因为欧洲表现主义的盛行，而为中国文入画张目。这篇《谁在没落》的文章，鲁迅对刘海粟既无非议亦不称赞.只是纠正媒体上记者的知识性错误。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i]“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ii]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iii]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v]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vi]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vii]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viii]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ix]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xi]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xii]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

影响极其深远。 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xiii]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xiv]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xv]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xvi]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xvii]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xviii]严格地说，无论在那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

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之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xix]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__]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

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来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__i]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__ii]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孙文、袁世凯政府各自的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是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的法学专家，他们却一致肯定清末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的认识是被当时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在革命热情洋溢的临时参议会批准伍廷芳的建议以前，各省早已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各省光复，各省知旧刑律不能再用，江苏省议会，首先就资政院法典股之修正案(即《大清新刑律》——引者)，去其与共和国体抵触各条外，即用为暂行刑律。湘浙各省陆续仿之。”[__iii]以如此广泛的共识为基础，沿用清末新法律一事，没有受到值得一提的挑战。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__iv]

这个新传统无非是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法律来说，是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这些新法，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20世纪的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打着“依法治国”的招牌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在革命高潮中也欣然接受，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把公私混同于善恶、为公可以侵私的观念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后，只有章士钊等极少数人察觉这是后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__v]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这是盲目学日本的恶果。他还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十分有负于国民。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__vi]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

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__vii]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__viii]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__ix]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___]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___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___ii]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

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___iii]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___iv]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起，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___v]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___v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___v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___viii]

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___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夥。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xlii]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xliii]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xliv]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xlv]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枪。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这也与它们实力雄厚密不可分。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

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 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xlvi]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xlix]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

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并剥夺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 参阅：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 张之洞：（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 《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 胡燏棻：，《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 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 陈独秀：，《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__] 《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__i] 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__ii] 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__iii] 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

[__iv]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__v]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__vi] 章士钊：，同上第85、86页。

[__vii]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__viii]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__ix] 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___] 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

[___i] 〈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___ii] 〈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___iii] 《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8~99页，宣统二年三月广东法政学堂活版。

[___iv]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___v] 《申报》1906年9月7日。

[___vi] 马相伯：，《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___vii] 同上第76页。

[___vi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___ix]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0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xl] 《大清报律》，同上第31~32页。

[xli] 《光绪朝东华录》总5806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lii] 同上，总第5859~5860页。

[xliii] 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xliv]，《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xlv] 刘恩涛：，《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163~165页。

[xlvi] 文廷式：，《文廷式集》，767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

[xlvii]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6—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xlviii]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lix]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l] 同上341~342页。

[li] 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lii]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商务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i]“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ii]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iii]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v]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vi]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vii]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viii]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ix]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xi]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xii]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

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xiii]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xiv]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xv]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xvi]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xvii]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xviii]严格地说，无论在那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

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之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xix]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xx]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来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xxi]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xxii]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孙文、袁世凯政府各自的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是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的法学专家，他们却一致肯定清末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的认识是被当时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在革命热情洋溢的临时参议会批准伍廷芳的建议以前，各省早已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各省光复，各省知旧刑律不能再用，江苏省议会，首先就资政院法典股之修正案(即《大清新刑律》——引者)，去其与共和国体抵触各条外，即用为暂行刑律。湘浙各省陆续仿之。”[xxiii]以如此广泛的共识为基础，沿用清末新法律一事，没有受到值得一提的挑战。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xxiv]

这个新传统无非是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法律来说，是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这些新法，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20世纪的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打着“依法治国”的招牌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在革命高潮中也欣然接受，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把公私混同于善恶、为公可以侵私的观念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后，只有章士钊等极少数人察觉这是后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xxv]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这是盲目学日本的恶果。他还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十分有负于国民。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xvi]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xxvii]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xxviii]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xxix]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xxx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xxxii]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xiii]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iv]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起，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xxxv]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xv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xv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viii]

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xxx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夥。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xlii]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xliii]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xliv]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xlv]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枪。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这也与它们实力雄厚密不可分。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

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xlvi]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xlix]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并剥夺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参阅：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公司律>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xxii]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xxiii]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

[xxiv]参阅拙著：<刑法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xxv]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xvi]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xxvii]《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

[xxviii]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xxix]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xxx]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

[xxxi]〈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xxxii]〈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xxxiii]《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8~99页，宣统二年三月广东法政学堂活版。

[xxxiv]<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xxxv]《申报》1906年9月7日。

[xxxvi]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xxxvii]同上第76页。

[xxxviii]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xxxix]<报章应守规则>，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0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xl]《大清报律》，同上第31~32页。

[xli]《光绪朝东华录》总5806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lii]同上，总第5859~5860页。

[xliii]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

[xliv]<商部为劝办商会以利商战角胜洋商折>，《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xlv]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163~165页。

[xlvi]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

[xlvii]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6—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xlviii]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lix]<上海总商会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通电>，《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l]同上341~342页。

[li]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lii]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