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论文范文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世界政治

【关键词】东欧/民族矛盾/政治转轨

【正文】

一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转轨的开始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Simon,TrondGilberg(ed.),SecurityImplicationsofNationalisminEasternEurope,Westview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但与此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失误，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使之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息斯纲领中清楚说明，“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国家的所有行政部门。”(注：MikulasTeichandRoyPorter(ed.),TheNationalQuestioninEuropeinHistoricalContex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246.)在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SecondEdition,RevisedandUpdated,St.Matin''''sPress,1998,p.145.)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3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西方国家借机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又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到20世纪80年代末，矛盾和东欧内部各民族的纷争再也无法遏制，在一些国家以迅猛之势爆发出来，政治转轨开始了。1988年8月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抓住民众把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苏联控制相提并论的心理，借苏联出兵20周年、捷独立70周年和帕拉赫自焚20周年的契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喊出了主义的口号；1989年4～5月间，保加利亚土族人聚居区不断爆发示威游行，挑战日夫科夫政权；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匈牙利族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农村规范化计划被驱逐，该市市民发起抗议活动，罗局势迅速恶化，蒂米什瓦拉事件成了罗政局演变的导火线。

与上述三国相比，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黑山族以及波黑波什尼克族(注：即穆斯林——作者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引发了政治转轨的同时，更导致了国家解体乃至流血战争，正如《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所写：“虽然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诸如经济停滞、外债增加、风气衰败、意识形态体系崩溃等问题，但真正导致这个国家解体的原因却是民族冲突。”(注：[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轨也因而在东欧显得颇为独特。

二政治转轨的展开与民族矛盾的激化

政治转轨开始后，东欧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表现得更尖锐。“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正在从全球政治中消失，那么，民族主义便替代了它的位置。……在东欧和苏联，民族主义曾被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加强了的联系所抑制。在西欧，民族间的紧张状态曾被冷战这个更大的问题所遮掩，被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所缓和。而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崩溃将在整个欧洲大陆释放出民族主义的幽灵。”(注：DavidS.Mason,RevolutioninEast-CentralEurope:TheRiseandFalofCommunistandtheColdWar,WestviewPress,1992,p.173.)压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及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下，在西方国家及其机构的干预下迅速激化，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又一重大问题。

“东欧，特别是其南部，是多个民族不可救药地混合在一起的地区，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单独的实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土耳其人撤走后便不断爆发剧烈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开始，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互残酷地屠杀。现在这些仇恨再一次表面化了。”(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前南斯拉夫成为民族矛盾最为复杂、民族冲突最为尖锐的东欧国家。

伴随着南联邦的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部队与南人民军交火；克罗地亚克塞两族间矛盾激化，拥护南联邦统一、反对独立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居民组成克拉伊纳塞族自治区，要求脱离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合并，该自治区继而联合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雷姆塞族自治区及西斯拉沃尼亚塞族自治区建立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塞两族间激烈冲突，并因支持塞族的南人民军的卷入而愈演愈烈；波黑独立在得到了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支持的同时，遭到塞尔维亚族的坚决反对，后者为此退出波黑议会和政府，相继组建了五个自治区，并把这些自治区合并为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克族也成立了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克族共和国，波什尼亚族则控制了波黑共和国政府，局势急剧恶化，三族混战旷日持久，惨烈异常，直到1995年年底“波黑和平协议”签署，燃烧了三年多的战火才渐渐熄灭。

然而，前南地区的民族争斗并未结束。1998年2月，南联盟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间又大动干戈，冲突升级，南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介入，并于1999年3月底到6月初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滥炸，同时，南联盟内部黑山族与塞尔维亚族的矛盾也在加剧，黑山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南联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2001年2月，马其顿和南联盟签署边界协定，划定了绝大部分边界线，这引起了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的不满，马与南科索沃交界地区硝烟弥漫，马境内阿族的民族情绪也随之高涨，马其顿这个前南地区惟一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共和国(注：1991年11月马其顿独立以来，希腊一直反对马其顿使用“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并对马实施经济制裁。1993年4月，马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国名加合国。1995年马希双方达成了关系正常化的临时协议，经济制裁被取消。2001年2月，马希就马国名问题进行谈判，希腊以给马提供经济援助、对马公民免入境签证、支持马加入欧盟为条件，建议马以“北马其顿”命名。)终未逃脱战争的厄运，《中欧和东欧：转轨的挑战》一书的预言不无道理：“有50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马其顿。这可能赋予争斗以国际性。希腊和保加利亚，在其境内实际上存在着马其顿族，关注马其顿的命运。土耳其已经对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的命运表示了担忧。又一个巴尔干战争的幽灵在这里徘徊。”(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

【正文】engeofTransition,p.35.)

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似乎没有像前南斯拉夫那样充满火药味，但在较为平静的水面下也涌动着民族冲突的暗流，难免有时会波澜骤起。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坚决地提上了日程，民族主义也是一样。捷克欲快速转向西方式经济，而斯洛伐克更主张国家控制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并建立福利国家。这反映了两个共和国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斯洛伐克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此之上，在语言和历史遗产等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更为突出。但决定性的事实是，当拥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时，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归在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议程互不兼容的政党旗下。”(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p.147.)两族先是在修改国名问题上激烈争斗，接着斯独立党、民族党等政党和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举行集会，发表声明，要求斯洛伐克独立，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最终在1992年6月大选后，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两个执政党——公民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协商，实现了和平分手。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在捷克共和国的308，000斯洛伐克人和在斯洛伐克的59，000捷克人成为少数民族，甚至是外国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BertelsmannFoundationPublishers,1996,p.86.)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的民族问题出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划分使得多达1/3的匈牙利族人沦落到外国统治之下，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近200万、斯洛伐克南部约60万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伏伊伏丁那省约40万的匈牙利族人(注：见上书，第63页。)不仅与其所在国主体民族多有冲突，而且因匈牙利对境外匈族人的关注造成了匈与罗、斯、南三国间的隔阂。1990年3月，罗马尼亚的匈族人借纪念匈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142周年之机，打出匈牙利国旗，涂改街道、机关等的罗文名称和罗军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引起罗族人的强烈抗议，两族发生暴力冲突，部分公共设施和匈航空公司驻罗办事处被毁，罗匈两族矛盾激化，罗匈两国也相互指责，匈总统根茨•阿尔巴德甚至亲自为《特兰西瓦尼亚的过去和未来》一书校对，重版了这本强调罗马尼亚境内的特兰西瓦尼亚为匈领土的书，罗匈间的领土争议被重新提起。同样，斯洛伐克匈族人的自治要求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支持，后者不仅呼吁斯洛伐克保证匈族人的政治、文化和语言权利，还在匈斯边界进行了军事演习，再加上在共同修建多瑙河水坝问题上的纠纷，两国间关系趋于冷淡。在南联盟，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匈族与塞族也是尖锐对立，并要求建立自治区，南匈两国矛盾不断加深。

保加利亚的演变加剧了保族与土族的对立。1990年年初，为与日夫科夫的民族同化政策彻底划清界线，保社会党政府决定恢复土耳其族人的穆斯林姓名，保族人对此深为不满，指责政府不顾泛土耳其主义在保的影响，仓促向土族人妥协，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土族人则抨击保族人搞民族沙文主义，并悬挂土耳其国旗，呼吁马上恢复土语学校。双方接二连三地游行和集会，保族工人还进行了罢工，两个民族冲突频发。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的德意志族、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保加利亚的马其顿族和捷克的波兰族等也提出了平等、甚至自治的要求，与本国主体民族时有摩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捷克和波兰间因民族分布分别存在着对多布罗加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争端，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问题也在困扰着东欧，尽管它们是否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尚无定论。从一定意义上说，“1989年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崩溃为少数民族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间。”(注：RayTaras(ed.),NationalIdentitiesandEthnicMinoritiesinEasternEuropeSelectedPapersfromtheFifthWorldCongressofCentralandEastEuropeanStudies,Warsaw,1995,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98byMACMILLANPRESSLTD,First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998byST.MARTIN''''SPRESS,INC,p.208.)东欧国家自转轨一开始就羁绊于斑驳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中。

三民族问题对政治转轨的影响

(一)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出台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东欧各民族间的恩恩怨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着各国的政治转轨进程。面对旧政权崩溃后的真空，“新精英不仅想通过把自己定位于民主、市场经济和‘欧洲’，而且打算用民族的概念来填补这种真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10.)民族问题为新出现的政党和政府所关注。

波兰剧变后即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局和波兰与犹太人关系委员会，以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和睦相处。1997年4月通过的《波兰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波兰共和国应保证属于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波兰公民自由地维护和发展它们自己的语言，维护它们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发展它们自己的文化。少数民族或种族应有权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旨在保护宗教认同的机构，以及参与与它们文化认同相关的事务的提案。”(注：《波兰共和国宪法》(1997年4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英文版，引自网上资料。)

匈牙利在其1990年8月公布的宪法别强调少数民族权利：“在匈牙利共和国居住的少数民族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立国因素。”“匈牙利共和国参与保护少数民族。保证其集体参与公共生活，保护自己的文化，使用母语，传授母语，以自己的语言使用姓名的权利。”“匈牙利共和国的法律保证在国家领土上生活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机构。”“少数民族可以建立地方或全国性自治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在其被通过时需要与会代表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注：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4页。以下关于宪法的注释均参见此书。)1993年7月，匈还通过了少数民族法，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保护。

斯洛伐克宪法第33和34条专门提到了保护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的权利，包括与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一起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用他们的母语传播和接受信息，参加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建立和维护教育与文化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在官方联系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及参与解决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等权利。

克罗地亚宪法表示：“克罗地亚共和国要建成克罗地亚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与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对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均保障表达民族属性的自由，保障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保障文化自治。”同时要“保护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自己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他们同祖国的联系。”

斯洛文尼亚更为重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19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61～65条除认定“每个人有权自由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维护和展现本民族的文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每个人有权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中，在与国家机关和其他从事公务的机关交往中，依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还专门列举了其境内聚居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以及吉普赛人的特殊权利，并于1994年10月颁布了少数民族法。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联盟和马其顿均在其宪法中宣布其公民不论其民族和种族归属一律平等，拥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本民族文化等权利，罗更关注境外罗马尼亚族，保则禁止以种族、人种为基础建立政党。

被捷克共和国沿用的1991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颁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法案”的第24和25条也涉及保护少数民族问题(注：参见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38.)，阿尔巴尼亚则与保加利亚一样禁止以“种族原因”建立政党(注：同上书，第39页。)。

(二)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出现并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

如《东欧向民主的转轨》一书中所写：“地区和民族党，在许多多民族国家是个重要的力量，有时它们会使意识形态阵营间的平衡倾斜，就像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党那样。”(注：KlausvonByme,TransitiontoDemocracyinEasternEurope,MacmillanPressLTD,1996,p.139.)主要由土耳其族组成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保1990、1991、1994、1997和2001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始终保持了较稳定的得票率和席位数，因而一度成为左右翼力量间的砝码。“在1991～1994年间，‘运动’成为仅由三党构成的保加利亚议会的决定性因素。”(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45.)1991年10月选举后，它联合民主力量联盟一起把社会党赶下了台，1992年9月它撤回了对民盟的支持，同社会党联合行动，弹劾身为民盟成员的议长，否决对政府的信任案，致使民盟政府辞职，继而在民盟和社会党组阁失败后，得以掌握组阁大权。2001年大选后，作为议会第四大党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大获全胜的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达成协议，入主联合政府。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南联盟的匈族政党在各自国内也较有影响。罗的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在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得到了7.23%的选票和29个议席，两年后的第二次大选，其得票率上升为7.46%，在议席由396减至341的众议院中占据了27个席位，1996年选举后得以进入政府，对罗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有所加深。斯洛伐克的匈族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和民族议会选举中，共处党联合匈牙利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在联邦议会两院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分别得到12和14席，在公众反暴力组织的旗帜下参选的独立匈牙利行动分别得到了4席和6席；其后，独立匈牙利运动重组为匈牙利公民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分裂出了匈牙利人民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人民党组成选举联盟，以共处党的名义参选，保住了其在联邦议会12席和斯民族议会14席的席位，公民党则未能进邦和民族议会；直到1994年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选举，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公民党才成功地组成了统一的匈牙利族政党联盟，以10.18%的得票率赢得1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政治力量；1998年选举后，匈族联盟入主联合政府，开始在斯洛伐克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联盟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主同盟在1990、1992和1993年三次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相继以2.75%、3.17%和2.72%的得票率在250个席位中得到8、9和5席，(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66。其他有关选举的数字均参见本文附录。)并在1992年12月和1996年11月产生的联盟公民院中，占了3个议席。

较之罗、斯、南三国的匈族政党，罗、波、匈三国的德意志族组织的力量要薄弱得多。罗的德意志族民主论坛在1990年大选中在众议院只夺得了1个席位，在参议院则是空手而归，1992年选举也未见起色；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党在众议院历次选举中所占议席呈下降趋势，1991年为7个(注：同上书，第71页。)，1993年为4个，1997和2001年均为2个；匈牙利的德意志人联盟更为弱小，以至于无法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只能在地方选举中分得一杯羹。

吉普赛人在东欧一般还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只在罗马尼亚和马其顿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组织在1990年选举中获得一个众议院席位，马其顿的吉普赛人彻底解放党则在议会中一直保有一个席位(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88.)。此外，马其顿的阿族政党——民主繁荣党、斯洛文尼亚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组织、克罗地亚代表塞族的党等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本国的政治转轨进程。

(三)民族间的尖锐对立阻碍政治转轨进程

尽管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某些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民族间的对立、乃至兵戎相见仍不时阻碍、甚或打断政治转轨进程，这在前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斯洛文尼亚的武装冲突在欧共体的调解下只进行了三天便告结束，而克罗地亚的内战打了九个月，波黑的战事则持续了三年多，科索沃危机的升级更使南联盟遭受了北约极为残暴的空中打击，北约的数千枚导弹和两万多吨炸弹严重破坏了南的工厂、医院、交通和电讯等设施，难民人数激增。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孤立的国际环境，面对西方支持的反对党频繁活动和海牙国际法庭的威胁，米洛舍维奇在极力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对军队、警察部队、经济命脉、乃至文化教育和新闻媒体的控制。西方所认定的南联盟在政治转轨方面的落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治转轨进程受挫。

同时，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科索沃问题上相互指责。黑山坚持中立，避免了北约的大规模轰炸和西方的各种制裁，它还通过了与南联盟或塞尔维亚的公民权相区别的公民权利法，实行德国马克和南斯拉夫第纳尔并行的双重货币制，独立倾向日益加重。2002年3月，在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斡旋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宣称新国家将以“塞尔维亚及黑山”为名，给予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允诺其在三年后有权寻求更改共和国地位，南斯拉夫联盟又一次面临解体的威胁。

2001年年初，战火烧到了马其顿——一个曾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驻守下免遭战乱之苦的前南共和国。马安全部队与阿族“民族”半年多的战斗激化了马国内马阿两族间的矛盾，阿族组织反政府游行，支持“民族”，并在民主繁荣党之外，又组织了新党——民族，提出建立“马阿联盟共和国”的主张，马政局动荡。为缓解危机，2001年5月，在马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联盟的提议下，包括阿族政党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但马阿两族的对话仍十分艰难。阿族政党要求马当局停止对阿族“民族”的进攻，修改宪法，改变阿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加强阿族在参政、议政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把阿族升格马“主体民族”，马族政党则坚持要将“马其顿人”写入宪法前言。在西方的敦促和斡旋下，马议会于9月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将宪法前言中“马其顿共和国是马其顿人的国家”一句修改为“马其顿共和国公民，包括马其顿人以及在马境内生活的其他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等，均负有法定责任”(注：新华社地位那2001年10月26日电。)，宪法修正案的审议并通过指日可待。可以说，在前南斯拉夫联邦中，除冲突迅速被平息的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轨得以进行外，克罗地亚、波黑的政治转轨刚一开始，就被战争打断，南联盟更是纠缠于前南地区形形的民族纠纷，政治转轨才刚刚起步，而马其顿则因阿族极端势力的介入导致了政局动荡，政府换马和宪法的修改。

与前南地区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虽也引起了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在和平中进行的，因此未造成其政治转轨进程的中断。其后，捷克共和国的民族成分变得较为简单，没有因民族分歧影响到政治转轨的推进。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族与斯洛伐克族的关系却很紧张，有时直接干扰转轨进程，如，1995年11月，斯通过语言法，把斯洛伐克语作为斯惟一的官方语言，引起了匈族的抗议和匈牙利的反对，导致国内政局动荡，而“如果民主制的巩固也能够被理解为社会上所有重要团体都需要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利益的话”(注：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ofDemocracyinEast-Central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234.)，斯洛伐克的做法则显然是有悖于所谓“民主制”原则的。

在主体民族占本国人口98%的波兰、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注：参见《世界知识年鉴》(2001/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国内的民族问题远没有上述几国那样激烈，匈牙利因境外民族而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纠纷也因1995年3月和1996年9月分别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国家关系条约而得到缓解，民族问题对政治转轨进程的威胁不大。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明]曹昭，字明仲，是一位博学多识的鉴赏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鉴赏家所重”。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

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

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明]曹昭，字明仲，是一位博学多识的鉴赏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鉴赏家所重”。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一

20世纪40年代，位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为了方便校内穆斯林学生的就餐而设立了清真灶。为了管理清真灶而成立了“回民同学会”。“回民同学会”是由穆斯林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有理事数人，来自甘肃张家川（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法律系学生马通被推选为理事长。马通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冯虚（冯增烈，1926—1996）等人，创办了一份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刊物——《新录》。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办刊经费依赖穆斯林学生的捐助，经费十分困难。1949停刊，前后出版四期。主要向读者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和伊斯兰教教义，比如《为什么回民不吃猪肉》《为什么回民不食血液》《回民不食没有诵真主之名屠宰的牛羊肉》《回民婚丧礼仪》等等。自此以后，马通探究回族历史、伊斯兰教历史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他一生执著追求与坚守的志业。

马通在学习法学史时，因涉及罗马法和伊斯兰法，而从此“知道了《古兰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还是一部法学典籍，是可以研究的”。马通的家乡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他的家庭是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从幼年时期就听到教派、门宦中的一些矛盾与斗争，以及发生械斗的情形”，因而想到“教派与门宦”问题的研究，“经过与同学们交换意见，认为这个课题很有现实意义，从此就开始翻阅报刊杂志，访问一些宗教界人士，走上调查研究的漫长岁月”。思考的种子和问题的意识，在他的大脑里扎下了根。这是他漫长学术人生的开始。那时候，马通还不到20岁，他的名字还叫马春华，经名尤素福。但后来真正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马通。

在马通迄今为止勤谨、执著于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的60余年中，一共撰写了7部专著、50余篇论文，主编了2部志书，7部论文集和资料集，还参与了3种辞书词条的撰写。他的代表作《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细致周密，精见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被称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备受国内外学界的推重。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德国学者雷尼·戴凌称其“资料十分稀罕，学术价值很高”。有人称他为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有人称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研究的奠基人，有人称他为我国苏非派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奉献者。

他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二

1927年，马通出生于甘肃张家川一个经营皮货的回族富商之家。5岁入学校读书习字，常去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小学毕业后，进入秦安县的中学读书。1942年中学毕业，考入甘肃政法学院附中。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1946年4月，西安解放，还未毕业的马通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工作。11月，受派赴甘肃进行社会调查。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便随委员会迁至兰州。1951年初，被调至甘肃省民委，成为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民委副主任马青年的秘书，后又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延续着大学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着意于民族、宗教问题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并撰写了三四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提纲，自此在学术田地经之营之，孜孜石乞砣，60余年。

2000年，马通73岁，撰写了《古稀回顾》一文，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他在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些论著中，专著、论文集、志书、辞书，均已出版，有的甚至三版、四版，但50余篇论文却从未结集。10年后，他终于腾出时间，编集了这部文集。因他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临夏、兰州，古为边塞之地，为了纪念，便取名为《边塞纪事》。

这部集子，虽以“边塞纪事”为名，但所述不限“边塞”，文体也不仅仅是“纪事”，所收48篇文章中，既有撰写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也有怀人、纪事、纪行、会议发言等散文、杂著，还有两篇序文。依照主题，马通先生将之大致分为三类：“民族问题”、“宗教思想”和“历史人物”。这样的分类，仅仅是大略；这样的书名，仅仅是一种泛称，表达的或许是他感念过往、心系乡土的一种心绪。

如果仔细梳理马通迄今为止的著述年表，不难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论著撰写或发表的时间，是在1981年以后。有些问题虽然萌生久远，比如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思考，但真正结出果实，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最早出版于1983年；而他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是最早发表于1981年的，收录本文集中的《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

20世纪80年代，是马通学术生命的新生代，“学者马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自此之后，文章如细雨，绵密无尽，未尝稍歇。本书所收的全部论文，撰写或发表于1981年至2007年的26年间。26年，48篇，仅以数量而论，委实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26年，也是他7部专著、7部论文集和资料集、2部志书的撰写、编辑、增订、出版的时间，是3部辞书词条的撰写时间，也是参与、组织、主持全国几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时间。

三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政治;分形

【作者】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39-010

TWO NEW TRAINS OF THOUGHT AND TWO DIFFERENT

ROUTE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Comparison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National Theory

Guo Liang

Abstract：

The successional publication of two articles， ie. ‘whether shall we introduce fractal thought’ by professor Gong Yonghui and ‘new thinking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 relations’ by professor Ma Rong in 2004 represented the two authors` common concern on component imitating the Soviet Union in national theory which breaks away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latter led to a“de-politicization”trend of thought， and provoked a debate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former promote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department where he works silently， and obtained facilitation effect of the accurate“drip irrigation”. After ten years， Professor Ma and Professor Gong publish articles successionally and spread a dialogue that exposes the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ew paths. The first one is a spiral promo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docking with the spirit of central ethnic work conference seamlessly. The other falls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aradox after the defeat of crossing the ideology. The very reason lies in different thinking between the fractal and integrated dimension.

Key Words： national theory; ethnic politics; fractal

2004年，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一篇是《广西民族研究》当年第1期发表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一点思考》（以下简称《思想》），[1]一篇是《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6期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下简称《思路》）。[2]两篇文章的“新”与“思”，都在于借助他山之石来攻民族理论政策之玉;而所谓“山”“石”“玉”各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故其新思内涵、影响效果与价值意义迥然各异。2014年，两文作者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的演讲》（以下简称《反思》）[3]和《从根子上反思民族政策必须下足格致功夫――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三》（以下简称《功夫》）[4]中形成对话，凸显了十年一贯的“新”“思”两异脉络，同时也基本反映了双方思想走势。本文从两条新思绪的发轫环节入手，追述围绕《思路》展开的争鸣，介绍沿着《思想》探索的成效，并结合《功夫》与《反思》的对话略抒浅见，以期民族理论与后现代思维的联通，从而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永续创新。

一、《思想》和《思路》始于对仿苏理论的共同忧思

《思想》和《思路》的发表处于同一历史背景，即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民族社会发展形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研究亟须创新。两位学者在各自的文中表达了同样的忧思。

《思想》的作者龚永辉教授结合在民族院校讲授《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体会，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该门课程史上的“三难”时期，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具体追述“教纲之难”“教材之难”和“教学之难”的历史记忆。[5]3龚教授认为，这种“三难”的原因，在于民族领域“理论、政策两张皮”――虽然从民族政策思想开始，民族制度设计、民族工作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切合中国实际，但在民族原理上还未脱离苏联――斯大林模式，因而事实上缺乏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6]在质疑传统民族理论仿苏话语这一点上，《思路》作者马戎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马教授指出：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马教授还结合近年来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趋势强调，一些人的“民族意识”具体体现在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内容完全相符。[7]

我国仿苏民族理论落后状态，并不仅仅引起这两位学者的忧虑。事实上，这种困境早已引起民族理论界的反思。不妨以20世纪后期民族理论界一些知名学者发表的相关言论为据。

――1997年，中国社科院王希恩先生《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一文指出：

民族理论对其它民族分支学科的抽象概括是乏力的，而其它学科从民族理论获得的指导又是机械和不充分的。民族理论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而其它分支学科则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民族理论的应有关系。从常理上讲，民族理论因自己的主导地位而容易产生不良倾向当是莫视其它民族分支学科，但事实则是它始终漠视自己的这种地位，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责。这不但对自己，而且对整个民族科学都是有害的。[8]

――1996年，国家民委吴仕民先生在为纪念李同志100周年诞辰民族理论研讨会作总结时说：

两年前，……大家认为……民族理论方面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远远地落后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与其他活跃的学科相比，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甚至是不太活跃的学科相比都显得有些沉寂，在理论上的创新不多。时过两年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9]

――1988年，中央统战部马寅先生在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说：

10年来，民族理论工作者是努力工作的，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民族理论研究自身也存在不少旧的条条框框，严重束缚了理论研究的进步，落在伟大变革的后面……解放思想、认真反思、改进工作、迎头赶上，是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的要求，是民族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马寅：《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

民族理论界的这种忧思由来已久，其产生根源是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内民族实际出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民族政策思想。然而由于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并未能跟马克思主义切割，实践中往往将其高高挂在“指导”地位而不接地气，形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两张皮”的历史积弊。尽管时代曾经在民族问题上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之患，但以平等、团结、进步为导向的民族政策思想总体上切合中国民族社会实际，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发生的偏差，而没有意识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缺位。因此也就不能理解那是一度被挂起来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借助极“左”路线对民族政策思想形成的干扰。长期以来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政策脱节的历史积弊――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处于一种潜伏状态。[6]

“”结束后，民族战线即乘着“解放思想”的东风展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在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同时，掀起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热潮。由于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依然缺位，恢复民族政策的同时也“恢复”了一度被挂起来的仿苏民族理论。这样的理论不接地气，从而使得这一热潮矫枉过正，片面推进“干部民族化”，大量撤离早已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新的倾向中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了新的损失。其后，进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政策渐渐失效。当时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观念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相距甚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往往变得“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剧变之后我国周边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激荡，也严重影响到了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敌对势力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大肆渲染，挑拨民族关系。当“”已经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下死灰复燃之时，我们并未及时认清问题的本质，依然不靠谱地强调“两少一宽”。

这些，都牵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如果说，这种历史积弊在时代属于潜伏状态并不断累积，那么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爆发，则越来越趋于明显。于是，自然引起民族理论界或者民族问题研究学界的共同关注及忧虑。当人们结合苏联瓦解的悲剧来认识我国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时，这种忧思就更叫人不能安枕，必须寻求创新之路。于是，才有了2004年共同求“新”的《思想》和《思路》。

二、《思路》引发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汹涌思潮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尽管《思路》与《思想》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其影响效果迥然各异。晚于《思想》面世的《思路》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在民族理论界乃至民族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思想》。这种影响直接体现于《思路》在学术界乃至民族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相继引发的“去政治化”思潮。

据2014年8月29日查询中国知网，《思路》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以来，下载次数为5012，引用次数为305。《思路》刊发前后于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以中文或英文交流，这些交流论文的下载次数各为564（《2006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甘肃研究基地年会文集》）、363（《2007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文集》）、172（《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族往与宗教共处”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英文）、323（《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此外，马教授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10]《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前提》[11]《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12]《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13]《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7]《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14]等。这些文章同声疾呼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反复论证其在民族问题上以“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在学理层面主张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概念，在政策层面基本否定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族群作为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概念，相对近代“民族”概念要晚得多。这个概念的流行，在西方也是对现代民族概念僵化弱点的一种弥补。改革开放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适用的民族政策部分失效，而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造成的“”死灰复燃局面更令人焦虑。于是，“去政治化”新思路不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思潮，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势头。马教授此前在民族理论与政策领域很少发声，《思路》及其后续诸文均显示其自外于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并对这种体系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于是，自然引起长期坚守民族理论学界的学者的回应。诸如郝时远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15]、陈建樾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16]、杨建新的《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17]、马守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18]、陈玉屏的《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19]等，接连展开严正批驳。然而，“去政治化”的思潮并未因此而减退。201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与马教授的《思路》题目相同的论文集[20]，2011年出现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及其博士生胡联合特约研究员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论。[21]

胡鞍钢、胡联合两位学者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两种基本模式：“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认为“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大拼盘”模式则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因而，他们提出：一定要“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并具体建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随后，他俩又在2011年10月2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国外民族政策的两大模式》，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迄今尚未声明自己的主张与《思路》有什么承接关系，但他们的作业区的确比《思路》作者更远。胡鞍钢教授早年关注民族领域的论文基本上是与别人合作的，他与胡联合共同关注这个领域的论文始见于《思路》发表之后的四年。[22]他们在政策方面的一些主张跟马教授的“去政治化”思路十分相似，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相似度很高的“非政治化”概念。

因此，民族理论界实质上将“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作为“去政治化”思潮的浪峰来回击。《黑龙江民族丛刊》于2012年全年连载“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以八个题目发出一轮“排炮”：《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之一）;《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之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文化化：是新思路还是老套路？》（之三）;《民族融合：是当前促进还是将来实现？》（之四）;《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共治：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否定？》（之五）;《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协调还是相对立？》（之六）;《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是优惠照顾还是一般对待？》（之七）;《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创新中国特色？》（之八）。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由金炳镐教授主编的《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一书，荟萃老中青民族理论专家的26篇论文，更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势。

然而，“去政治化”思潮依旧一路高歌，在引发“非政治化” 的 “二胡”伴奏之外，还引发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脱敏”新声。

2012年2月，中央统战部主管民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学习时报》上发表《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到“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作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论的相似观点，也一度受到民族理论界学者的批评。2014年4月，他又以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的身份回答媒体提问，在《凤凰网》记者联系当年的批判提问“你曾经考虑收回这些意见吗？”时，朱维群回答：“请他们继续批判，我一条也不收回。是对是错，让实践去检验吧。”也就是在这次对话中，朱维群提出了他的“脱敏”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有一种将社会矛盾泛民族化倾向，可能只是一般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只要涉及不同民族成员，就往民族问题上扯，就给予特殊“关注”，违法与否的界限反而搞不清楚了。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按法律准绳作处理，许多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不应该这么复杂。[23]

在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大是大非上，“脱敏”说与“非政治化”乃至“去政治化”有本质的不同。两“化”实质上是在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实践与苏联模式捆绑在一起之后，主张“去苏联化”;“脱敏”说却是在与仿苏思维有别的前提下，精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正确主张。然而，回到《思路》引发思潮的论题上辨析“脱敏”之说，这种容异创新的理念显然也适当吸收了两“化”论者针对具体民族工作弊端所提改进意见中的合理因素。

三、《思想》带来分形探析成效与课改“三精”品牌

《思想》对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影响远不及《思路》，但十年一贯的不懈努力使其影响深入作者的本职工作，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分形建导成效。这种成效，既体现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历史经验的分形探析之中，更贯注于其主持的相关课程改革与精品建导实践之中，最终凝结为民族观育人精准“滴灌”的“三精”品牌。

《思想》与《思路》发表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中央“十二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理论传统忧思的基础。与此同时，龚教授立即结合本职工作展开了相应的科研探索与课程改革，在科研与教学的双向拓展中，应用分形思想及其方法，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绩。

在科研方面，龚教授基于《思想》运用分形的自相似观念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运用分形的奇异性表达解决长期以来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议，运用分形的分数维观念去认识复杂精细的民族结构，运用分形理论中生成元的依序演化去把握民族范畴的基本规律。在学习领会中央“十二条”精神的同时，他进一步运用分形思想帮助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运用分形思想帮助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2006年，即以民族意识调控假说和分形思想应用的有关成果作为前期研究基础，在“十一五”社科规划中成功申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项目。并组织团队跨年度连续发表了“中央‘十二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系列论文，而后自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24]一文，后者2008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民族院校一线教师的岗位职责要求龚教授主持的团队在坚持科研探索的同时必须认真完成教学任务，这也自然促使分形思想引导下的民族理论创新带动相关教学的改革与建设，从而开创了这门课程的分形建导新局面。2007年，龚教授的团队针对此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长期没有部级精品课程的实际，提出了“一轴两翼，多元一体”的精品课程建设思路。[25]根据这一思路展开课程的分形改革与建导，当年进入教育部质量工程的精品课程建设序列。此后展开的精品课程后续建设实践，由于得到分形思想及方法的帮助，不仅联通了科研与教学，还将以往在科研、教学中的探索与现实的改革建设连成一气，形成了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过程生活化、育人目标现代化的“三化”改革分形态。

教学内容本土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在努力学习、正确把握中央“十二条”体现的民族和谐发展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结合广西12个世居民族和谐发展实际，打造了“民族大义十二和”的教学品牌。不仅按照分形模式编写了精品课程特色教材《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纲要》龚永辉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2年再版，2014年三版。该教材运用分形方法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杨社平的两篇文章：《从特色教材谈〈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建导与分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建导纲要〉与“雪花曲线”――关于民族理论政策特色教材的分形解读》，《民族论坛》2014年第8期。，而且还按照《相思湖文龙》百册丛书的读写互动分形序[26]建导出《文龙》刷新版《自驭舟彩凤》[27]系列丛书。《自驭舟彩凤》的“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系列”，就是按其分形建导程序汇编而成的十二个文集：《豫和集：民族及其“共同特征”》《顺和集：科学发展的民族史观》《永和集：社会主义的民族族性》《肃和集：民族问题的范畴与特性》《雍和集：我国民族问题的建导战略》《寿和集：我国民族事务的处理原则》《太和集：建导民族和谐的根本理念》《舒和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最佳选择》《昭和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休和集：共建民族繁荣的中心任务》《正和集：引导民族进步的切实举措》《承和集：促进民族发展的关键战略》。这个系列的每一集都以中央“十二条”的相应条文为核心，都由“焦点指月谈”“诸和三棱镜”“乡土万花筒”“建导情趣园”四个板块构成，都含有广西世居民族和地方特色元素。它们跟课程自驭舟网站一道合成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是教学内容本土化催生的一个层层嵌套的自相似分形系统。

教学过程生活化的典型体现，在于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课程自驭舟模式的格局，概括为“一轴两翼四环素”。“一轴”指作为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两翼”是指教学过程依托的网络平台技术和分形建导方法，“四环素”则是指教学中的学生实践规范过程中“习、研、演、练”四个环节或要素。这环环相扣而又不可或缺的“四环素”，各自内部还有大致相似的三合格局。“习”：随堂授习，进站温习，联趣探析;“研”：研读教材，研判资讯，研究实际;“演”：登台讲演，艺术表演，制作展演;“练”：课堂训练，实际操练，生活修炼。这四个环节的三合元素，已构成学习规范的“十二和”。为了保障学生唱好这曲“十二和”，学校和老师还在“习、研、演、练”之外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支撑系统：“情、趣、励、合”。“情、趣、励、合”也有同样的内在三元。“情”：真情至诚，温情至暖，深情至厚;“趣”：趣在幽默，趣在审美，趣在欢乐;“励”：目标激励，榜样激励，过程激励;“合”：业内聚合，兼容整合，校外联合。这种在教学过程层层嵌套的四环三元的“十二和”，与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相应，构成整个课程“三化”改革系统工程内部相关相连的奇异性自相似。这种自相似性的分形特征，既可借助团队成员联合撰写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情趣建导方案”原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至第4期，后相继收入周建新主编的《课堂经验与田野感悟》，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龚永辉主编的《课改撷英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进行观察，更可借助龚教授个人的“民族和谐情趣建导课堂”杨社平等：《分形速记》（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6期。观察。

育人目标现代化处于教学内容本土化和教学过程生活化之间的分数维，也贯穿着分形思想指引下的十多年课程改革探索历史的连续统一。从《相思湖文龙》到《自驭舟彩凤》，龚教授和教学团队一直在以身作则，培育各族学生爱国、开放、创新、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先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28]、中央教科所专家朱小蔓等人的概括[29]，后来还与自治区党委倡导广西精神的核心概念[30]相吻合。伴着这股精神，教学团队不仅打造了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还打造了生机勃勃的“同舟课程群”。不仅打造了广西民族大学第一门部级精品课程，还基于这门课程打造了该校第一门部级精品视频课和第一门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同时，还于2009年以“从传统教学到混合式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十年课改”项目、2013年以“民族理论政策精品课程的内涵提升与多维辐射”项目，连续两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这一连串教改成就与现代化育人目标的关系，直接体现于《思想》作者2014年获得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课改专著：《让和谐转化成为民族的素质》[31]。

关于《思想》作者及其团队这门课程的“三化”改革与“三精”品牌分形态，其团队成员2014年出版了《课改分形论》[32]一书，作了详尽的描述与阐释。

四、十年后的《反思》与《功夫》及观念旋转的奥妙

如果说，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共同的创新追求，两者事实上的差异基本上还没显露出来，那么，十年后的《反思》和《功夫》则曝光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2014年3月，《思路》作者马戎教授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发表了《反思》演讲，《思想》作者龚教授就以“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三发表了《功夫》，从一个“细节”、一个“死结”、一个“链接”入手，进行关于《反思》的反思。

《反思》开宗明义：“社会学家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论和文字概念出发，更不是从政府的文件出发，而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因而从三个“基本事实”入手，论证“中国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功夫》则指出其中所谓“到现在为止，所有出版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教科书都仍然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的判断有误，在结合本校教学实际举证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一个细节失实的背后，是《反思》“忽略了十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功夫》强调：2005年颁布的中央“十二条”在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教材发展中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评估民族理论态势不能无视中央“十二条”带来的巨大变化。“如果2014年重提的反思继续停留在2004年形成的印象之中，这种落后于实际的反思其实意义不大”。

《反思》基于2004年的判断，继续强调要在56个民族层面“去政治化”：“如果不走这一步，……就会不断刺激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功夫》则结合《反思》乃至马教授的其他论文里的一些脱离实际的论断，指其在失真了的历史印象中陷入严重误判，因而形成一个“虚幻的死结”。正是由于这种心结无法解开，《反思》作者才会在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切割的同时坚持“去政治化”，从而陷入逻辑混乱：按照《反思》的题意，是我国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应该实施调整，但具体演讲中却主张暂不调整政策，反思重点实际落在题外的民族理论范畴，落在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上。《功夫》针对这一点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体系的任务艰巨迫切、刻不容缓，继续纠缠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构成的虚幻“死结”，难免“争误实”。

鉴于《反思》实际上已经把重点落脚于民族理论范畴，《功夫》通过“相关的链接”与之展开学理上的对话。首先“链接”了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调控规律。尽管两人对民族问题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差别，但为了对话，还是沿着两者之间的分数维，将国务视角的民族问题概念压缩到《反思》作者使用的民族关系领域来进行对话。此外，还链接了杨圣敏教授跟《反思》同台发表的演讲《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借助杨教授的观点回应《反思》的首鼠两端：“做好了相应的政策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就能够在5-10年内得到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就有了保障”。并强调“要让学术思想真正成为民族意识良性调控的正能量，真正作出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谐发展、伟大复兴的有用功，必须真正回归格物致知的规范，真正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读罢《反思》与《功夫》，回味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笔者陷入思考：

尽管《思想》与《思路》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各自所谓“山”“石”“玉”皆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思想》是在总体肯定我国民族政策的前提下主张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差异，借助分形思想推动我国民族理论创新。而《思路》则是主张跨越意识形态差异，借助美国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进行全面改革。无论学科分类差异还是意识形态差异，都不是不可跨越的天堑。因此，《思想》与《思路》在十年前“亮剑”求新，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意义。十年之后，《思想》与《思路》作者在民族政策领域的观点各自向对方有所靠拢，更符合思维发展规律。

《思路》当年对意识形态的跨越，直接指向整个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既关国运又涉族权，还直接影响到千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反应自然影响强烈。强烈的反应中，既有后来居上、驭矢激进的“发扬光大”者，也有情绪高昂、意志坚决的“口诛笔伐”者，还有推心置腹、发微探幽的平等对话者。这在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是自然而然的。无论哪一种反映，都会牵动人们的思考，只要人们关注了、思考了，就会有新的感悟或发现。十年来的“去政治化”争论，就像一轮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头脑风暴”，大大有益于这个领域的观念创新。

《思想》最初的思考仅限于“民族理论”创新，未明显涉及民族政策，而且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藩篱，引入圈内并不熟悉的分形思想，难度大而板凳冷，自然从者寥寥。然而，学问不同联欢，贵在独立思考。十年曲径通幽处，分数维里有洞天。至于《功夫》与《反思》体现的主张换位，跟各自在十年间的际遇与思索相关，更与《思想》倡导引入民族理论创新的分形理念相关。

《反思》转向不主张立即调整民族政策，是因为《思路》在将近十年的争鸣中受到一些冲击和震撼，尤其是在人们围剿“第二代民族政策”论时受到连带批判。马教授作出这样的回应，虽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划清了界限，却无形中偏离了《思路》的“去政治化”立场。从十年前大声疾呼欲推倒重来，到十年后郑重声明仍维持现状，《思路》与《反思》在民族政策调整上已陷入自相矛盾。龚教授的《功夫》倾向于尽快调整相关民族政策，也自然是在关注了十年争鸣之后对《思想》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改变《思想》的“分形建导”原则，而是沿着学术分歧之间的分数维推进，从而自然实现的包容转换与螺旋提升。

《功夫》作为“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三篇，以前面两篇跟别的专家对话为基础。这些对话的起因，在于回答俞正声主席的“两最之问”。2013年10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临龚教授的民族理论政策课堂，在与龚教授探讨“民族自决”概念之后称赞：“今天的教师很有水平，讲得很清楚”。并当场提问：当前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如何实现总书记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龚教授写了《“两最之问”的“三字”答卷――关于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和“最大公约数”》一文专呈俞主席，以“川”“熵”“永”三字回答：最大分歧表现为亦真亦幻的“川字困局”;分歧之根在仿苏民族理论的“熵增乱码”;寻找与中国梦相通的最大公约数需把握“永字八法”。基于这样的认识，龚教授在《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全年连载六篇“寻梦系列”，与包括马教授在内的“川”字各派代表人物对话。2014年9月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传达的会议精神与《功夫》及其姊妹篇的理论观点基本相符，尤以系列之六的“永字八法”，更是跟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了“无缝对接”《功夫》的姊妹篇除了前文所注之四，还有：《民族问题领域“最大公约数”的“初商”――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一》《民族与国家的顺和才是中华复兴之道――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生成轨迹――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五》《确立民族和谐发展“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分别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2期、第5期和第6期。。这种精彩的奥妙，就在分形的精巧。

马教授之所以在十年之后陷入困境，原因在于思维上受到整形观念的局限。这种整形观念的局限，还表现在马戎教授最近发表的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文之中。[33]由于作者受到整形思维的局限，该文的解读存在着事实不清、观念混淆与本末倒置的硬伤。例如：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意这句话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定义为‘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不是像有些人提议的那样进一步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条例”。

马教授的这段解读之中，引文已经失实。原文中的两句话被分别取半截，然后揉在一起。原文转引自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一句是：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二句是：

“必须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

在这个失实的“细节”后面，还有一个虚幻的“死结”。那就是，马教授至今依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认为相关的民族理论、政策和道路不对。因而，他把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通过“两个表态”轻轻地概括为两句话：“旗帜不变，稳住阵脚”。并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猫论”为喻：

“猫的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抓住老鼠。在坚称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的同时，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目前中国的民族关系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提出要‘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调整方向、务实改革的新思路。这几乎是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翻版。”

邓小平推动改革功不可没，他的改革智慧也妇孺皆知。但在上述“翻版”比喻之中，马戎教授忽略了时代差异和目标导向，从而陷入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误读。邓小平的“猫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中提出来的，当时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涉改革还能够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用不着也不可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在“八个坚持”“五个必须”的原则上，针对民族问题领域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全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历史要求的巨大差异，把当年的“不管白猫黑猫”搬来作比喻，实际上是要给读者以这样的暗示：所谓“旗帜不变”只不过是为了“稳住阵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人们吃的“定心丸”未必当真。

显然，这样解读中央民族会议精神是错误的。笔者宁愿这里的分析偏离了马戎教授的本意，但其至今坚持的“去政治化”思路却粉碎了我们的这种愿望。“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去政策化’、‘去法律化’，其指向就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4]坚持“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在坚持已经被总书记讲话里批评的“模糊不清”“脱离国情”“张冠李戴”“妄自菲薄”的那一套。[35]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整形观念作怪。在整形观念下，吸纳西方国家的某些有益成分就必须彻底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马教授看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不排除借鉴国外某些有益经验，就误以为要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龚教授则既在“永字八法”的“横折竖钩”强调了充满中国自信的“正路躬行”，又在“八法同构”之际强调了“西策长撇”的“包容转换”，体现了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的永续创新。

理解了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的根源在于整形与分形之差之后，不妨以一段“永字八法”的概括语为本文作结：

实事求是，格务求真;

解放思想，耗散分形;

与时俱进，螺旋发展;

求真务实，永结同心。[36]204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一点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04（1）

[2]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3]马戎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的演讲[EB/OL]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minzu/marongshtml

[4]龚永辉从根子上反思民族政策必须下足格致功夫――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三[J]广西民族研究，2014（3）

[5]龚永辉让和谐化成民族的素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龚永辉从马恩列斯民族思维螺线到民族政策思想――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四[J]广西民族研究，2014（4）

[7]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J]领导者，2009（2）

[8]王希恩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J]民族研究，1997（5）

[9]吴仕民纪念李同志诞辰100周年民族理论研讨会总结[J]民族工作研究，1996（增刊）

[10]马戎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上[N]中国民族报，2007-03-02;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中[N]中国民族报，2007-03-09;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下[N]中国民族报，2007-03-16

[11]马戎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前提[N]中国民族报，2007-08-03

[12]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13]马戎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J]西北民族研究，2008（2）

[14]马戎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5]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J]民族研究，2005（3）

[16]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J]世界民族，2005（5）

[17]杨建新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族学辑刊，2008（1）

[18]马守途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J]民族工作研究，2008（2）

[19]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20]谢立中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1]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22]胡鞍钢，胡联合民族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分析[J]人文杂志，2008（2）

[23]朱维群处理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N/OL]（2014-04-02）[2014-12-20]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4_02_218886_3shtml

[24]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J]民族研究2007（2）

[25]龚永辉一轴两翼多元一体――“民族理论政策”精品课程建设思路[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26]杨社平，郭亮分形原理应用于教书育人的典型个案――写在《相思湖文龙》出版十周年之际[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27]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和谐素质建导中心自驭舟彩凤[M]南宁：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

[28]成思危写在《相思湖文龙》出版之前[G]//余益中相思湖文龙《代序分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9]朱小蔓培养具有民族精神血脉的现代人格[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

[30]郭声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N]广西日报，2011-11-18

[31]龚永辉让和谐转化成为民族的素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三化”改革探索与实施[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32]杨社平课改分形论――跨学科参与一门部级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边缘心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3]马戎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4（172）

[34]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J]民族研究，2014（6）

[35]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N]中国民族报，2014-11-07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一、民族主义及民族理论

民族主义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朱伦研究员认为，召开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既是正确认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和加强跨学科研究的需要，也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民族主义问题的需要，同时还是解决我国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等现实问题的需要。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潘光研究员认为，就当今世界而言，无论是民族、宗教问题，还是地区热点问题，以至反恐问题，都与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应该加以深入研究。

研究民族主义和世界民族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名誉会长赵延年同志在《关于加强新世纪新阶段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几点建议》中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应当在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总框架中，对不同类型国家特别是代表性强的国家的民族情况和族际关系进行由浅入深的了解和研究，扎实拓展研究领域，增进研究深度，扩大研究成果，努力为推进国内民族和睦与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推动建设和谐区域、和谐世界服务。这应是今后世界民族研究的基本方向和根本任务。

应该如何面对民族主义呢?对此代表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俞新天认为：国家政府应当积极引导积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要研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特点和局限。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俞正棵教授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命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特别是从一开始就应排除极端民族主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夏立平研究员认为，在当代，必须防止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各国应超越民族利己主义，将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王庆仁教授认为，研究民族主义，要认清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效用对我们有什么警示，应特别注意其负面的影响。

与会代表还对民族主义的本质、功能、特点以及类型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彤博士认为，民族主义有两个叙事特点，即民族应以独特方式生存的“普适性”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西南民族大学的陈玉屏教授认为，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属性，是一种最能调动普通人情绪并进而引起感情冲动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俞新天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上形成了第四次民族主义高涨，其特点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使得现代民族既是法律一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认同共同体；发达国家之间已经不再以武力争夺领土和霸权，其原有的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无论现代化成功与否，其民族主义都在上升；由于冷战意识形态减弱，也由于全球化造成了工业文明和通俗文化的传播，使得各民族都更关注保存和发扬本民族的特性、文化和价值观，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叶江教授认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类型的研究，并试图将民族主义区分为不同性质的类型。然而，民族主义及其运动表明，无论哪种民族主义都有正、反两面性；当前西方学术界仍相当关注民族主义的未来前景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副教授对宗教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宗教民族主义因其与政治民族主义有许多共性而应归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包胜利副研究员在简述了蒙古民族主义发展的基本脉络、现状和基本特点的同时，分析了其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云南陆军学院郑汕少将分析了印度民族主义三个流派的特征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黄仁伟指出，与以往民族主义浪潮相比，当今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浪潮表现出参与国众多、跨国流动快和高度交叉等特点，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世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对外关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谋求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准确把握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应加强对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对世界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代表探讨了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及其化解途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坚教授就“轴心国”阴影下的二战民族问题进行了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邓颖洁助理研究员就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因佩雷希尔岛的归属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历史由来和过程进行了介绍。在世界民族问题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厦门大学历史系陈衍德教授从民族关系的视角解读了印尼爪哇与外岛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国际民族政治的舞台上，民族冲突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化解这些民族冲突呢?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邱显平副教授认为，通过谈判与妥协使北爱尔兰民族冲突得以缓和、和平逐步得到实现，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反对“”、“”，维护国家统一，一直是我国政府不变的方针。许多学者力图从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实例中得到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某种启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蒋莉副研究员认为，车臣曾经一度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而在2003年，车臣地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政治进程和战后重建稳步推进，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斗争取得重大突破。虽然车臣与我国台湾、新疆所处境况不同，民族和的基础各异，民族文化意识也迥然不同，但车臣问题和我国的、新疆问题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俄罗斯当局治理车臣、阻止分裂的某些做法对我国政府反对“”、“”，维护国家统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球化浪潮必将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也是研究世界民族问题时应予以高度关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胡键副研究员就全球“民主化”浪潮下的中亚社会稳定进行了探讨。她认为，中亚国家的社会动荡与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民主化”以及以“”为背景的政治“民主化改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对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在全球“民主化”浪潮暂时趋缓的时候，有必要对它进行反思。

学者们还从民族认同、族群关系等视角来解读世界民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结合文明结合部的地缘特征，探讨了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蔡丽娟副教授探讨了罗马起源神话中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博士探讨了族群冲突的起源、社会转型与族群冲突的互动框架以及族群关系的治理途径。

三、民族政策与移民问题

在当今世界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跨国流动特别是移民的跨国流动快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已不复存在，这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将面临民族问题或移民问题的考验。也就是说，移民问题已成为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和世界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每一国家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政策或移民政策来调整和处理族际关系乃至国家间的关系。近年来，在国际上由移民而引发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其复杂性和重要性，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其荣教授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变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美国移民政策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经历了从开放到选择的变迁过程，“9・11”事件之后，美国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从经济考虑转向安全考虑，但美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列部李晶教授探讨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她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同化政策失败后的一种选择，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调整、改良的一部分，也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结果。这一政策本身符合民族发展的规律，对于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善民族关系、缓解民族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应予以肯定，但它还不是一项最理想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导致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日趋普遍。跨国移民越来越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吴前进研究员主要介绍了欧、美学者在跨国移民研究方面的观点和贡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石沧金博士就拉美地区华人移民与印度移民做了比较分析。

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刘稚研究员探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她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促进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他涉及民族政策和移民问题的研究还包括：《中国民族》杂志社刘增林副编审根据解密的外交档案，从《中缅边界条约》探讨早期中缅关系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罗爱铃助理研究员探讨了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对移民的政治、社会状况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吉教授和王奎正教授对中国中部散杂居民族的问题的特点、处置原则及应对机制进行了探讨。

四、小结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广西民族研究》（CN：45-1041/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广西民族研究》主要刊发民族问题研究类成果，如具有学术性、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具有独到见解的高质量论文，及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或省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读者对象包括民族问题研究相关的科研人员、在校学生以及普通民众。

民族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综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典型产物，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到国家政治发展。新时期我国出现的新疆“7.5”烧暴力事件、“3.14”事件等一系列少数民族问题，使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到了少数人的质疑，现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一、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金炳镐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但是陈云生没有像学术界通常所作的那样沿用“国家统一领导”的表达方式， 而是采用了“国家的宪法体制内“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这种表述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根本特点的同时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与宪法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从“行政”立场看待“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避开划分“民族内部事务”与“民族地方性”的困难，而且还突显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特点。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确立的依据， 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二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图道多吉主编的《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对此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我们党和国家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 结合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而决定的。第一， 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 是多民族民主国家的一项普遍原则。第二， 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

陈云生则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入手， 他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而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上传统的社会文化思想及相关的国家机构模式演变到当代的必然结果， 是中国共产党把先进的西方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思想同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方晨曦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他特别指出：中央极权的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条件，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杨剑波在《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连为一体的历史趋势是中国各民族的最根本利益所在；二是正视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三是把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确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维护国家统一。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 勒士信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意义》中指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自治权利的广泛性等。金炳镐在《民族理论通论》中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 是工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必须遵循国家宪法规定的总原则总道路， 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 履行它规定的义务。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

吴大华在《民族法学通论》一书中也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一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组成， 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高度的自；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必须实现民族化。杨剑波补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体现和具体形式。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功能， 吴仕民认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它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 并指出其功能的发挥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 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法制条件、自治机关的状况。黎莲芬在《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蕴含和价值功能》中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 增进民族感情， 热爱民族与热爱祖国的和谐统一； 把进步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包括优惠的政策环境、健全的法律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环境； 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民族区域自治从最初的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政策演变到今天被确定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比较的过程。学者们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研究者大都将这一过程分为几个时期。青觉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把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观的萌芽。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明确提出。第三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四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相关国内研究大致如下：

改革开放以前，关于民族区域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李在1961年9月至1962年发表的6篇阐述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文章，重点揭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特点，阐述实行这一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发表了大量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论文与论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总体上看来，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研究取向：

（一）偏于规范的法律制度研究

主要是对意义上的正式规则进行诠释和描述，如解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则和内涵等。从代表性的论著来看，陈云生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据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王戈柳主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从规范和实证两个角度详细地阐释了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作用。陈嘉陵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据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张尔驹编著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分别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理论来源、建立过程、法制建设、基本内容、成就、基本经验及完善措施等。

（二）从制度的运行以及发展完善方面的研究

此种研究倾向于注意把目光从制度规范转向现实的制度运行情况，进而试图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对策。从代表性的论著来看，戴小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集中论述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行使。江平的《的民族区域自治》，张锡盛、朱国斌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实践》，吴仕民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区域自治》，孙兆文、苏利娅主编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蒙古族的发展进步》，陈国裕主编的《历史的辉煌――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50年》等论著主要涉及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自治地方具体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

（三）从地方政府相关实施经验方面的研究

从代表性的论文来看，金炳镐的《试论自治机关的建设与自治权的行使》认为自治机关的设立和建设、自治权的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两个基本问题。侯德泉的博士论文《湘西民族区域自治初探》，以政治体系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湘西的实践。吴宗金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的思想理论与实施机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建设应包括上级国家机关的“配套法规”建设机制、民族自治地方的“配套法规”建设机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机制、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机制、有关各项基金和资金状况及运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实施的实体监督机制。从实现形式来看，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挑战，应设立自治市；从自治机关民族化与自治机关的设置来看，目前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在民族地区只是表现在上一级政权机关，而所属的下一级或更下一级政权机关在干部民族化方面没有法律要求，这样，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在连续性方面有所缺陷，在自治机关的设置上应当包括乡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来看，对违反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民族法律制度的监督和处罚机制是目前的一个薄弱环节，应当予以加强。

三、当前相关研究的问题

从以上情况来看，近些年来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观点、理论视角的启发以及资料信息方面的便利。当然，对于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由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敏感又有很大难度，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和教学部门、以及从事民族实务工作的同志，造成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研究队伍的学术水准参差不齐。

（二）学术性不强，理论抽象与概括不够，理论创新不够，理论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实中的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现有的研究没有解释力。许多研究多处于对有关政策的解释与宣讲方面。正如国内学者陈云生所说：“纵观近二十多年来在全国陆续出版的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著作或书籍，在思路上基本趋于一致，在内容上也大同小异。”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也认为，虽然一年之内中国国内就有上千篇有关“民族”的，但是在证明“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中国历史的多元性”、“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区域自治论”等主题的正确性方面，“无论那一个论文的论点都几乎是一样的”。

（三）在研究方法上，偏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与法律制度描述，讲“应然”者多，“实然”者少，静态分析多而动态的、政治过程分析者少。回避问题，只讲成就。

（四）从研究视角来看，多囿于民族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偏重于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个政策和法律制度加以描述，鲜有从其他的学术视角，如政治学视角，致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期被作为民族学和法学的问题提出来，缺乏新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1]杨剑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今日民族》，2003年第1期.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3]图道多吉：《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4]陈云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7月版.

[5]方晨曦：《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6]茅擎天：《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依据》，《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学科学版），2003年第1期.

[7]杨剑波：《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今日民族》，2004年第9期.

[8]勒士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年5月版.

[10]青觉：《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1]敖俊德：《论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1期.

[12]金炳镐、马马辛、宋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和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1期.

[13]何作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创新》，《红河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