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范文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林语堂 闲适观

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这一文学主张显然与晚明的性灵说有关。后发展为虽饱受批判却从来没有湮灭掉的重要散文思潮，闲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要求有自赏自适的精神心境，力主追求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行为的洒脱。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具体而言，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坚持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林语堂提出：“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 便叫性灵。”而“性灵”就是个性，也就是“个人笔调”。在变化纷纭的特定现代，其表层看是散文的审美取向，但却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五四现代散文理论一开始都众口同声承认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力量，强调抒发自我的精神。但由于身处社会大变革中，这种倡导式的启蒙往往被组织化、集团化所湮灭，忽略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一部分作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林语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这些自由派人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闲适追求的是文学本体性，不附庸任何党派，不做姿态，与激进的政治性功利分离，始终使文学（这里指散文）处于政治的旁观状态：冷静、自由、超远地体察人生；忠实地、诚意地、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独见，这样，文学的本性之美才可能得到。

林语堂在《言志篇》中申明“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声明：“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 我是无条件反对的。”邻域堂明确指出文学应该超政治化，“文学不必革命， 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林语堂高抬文学的“人生”，为的是不让文学沦为经世致用的工具，或者更狭隘范围内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一方面秉承作家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陈腐的事实，不得不愤慨地言说：“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对此，林语堂提出了自我的理想散文家的标准：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其实，这种旁观的姿态是思想真自由与傲然的个性姿态，不出卖灵魂也不依傍强势。昭示散文文学的自由：不为政治所困，不为外力牵制的自由。“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不说别人的话”……这就是林语堂所追求的现代性――有关人的真正自由。他的文学摆脱工具性的所有论点都从此出发。

其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林语堂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林语堂自称“言志派”，他在散文《言志篇》中陈述心中有关“闲适”的理想。林语堂笔下的观察物是再平凡不过的书房、院子、梅花、暖炉。甚至连躺在床上的姿态也不放过，以此延伸到由这些自由闲散之处回归到内在世界时的姿态，表明他是一个超越政治的“在大荒中孤游的人”。

林语堂眼中的小品文正是文学意义上的闲谈：正所谓要抒写自我的“一种心情，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他把“谈天”与小品文联系起来，“人生途上小憩谈天”，在于两者始终能透着一种闲适而无压力的轻松状态。乃至他爱好主编杂志也是因为“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从这方面来说，林语堂可称作现代以降个人化的始祖。

第三，“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

林语堂的散文理论包涵两层含义：一、散文的现代性；二、散文的艺术性（文体的本然性），林语堂的所谓“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他的表述里洋溢着一种对于纯美艺术的迷恋。当然，他绝不是忽视社会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实现这一艺术理想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些言语构成了林语堂的散文现代性理论，在林语堂的眼里，所谓的政治大概只不过是艺术的基石，是为文艺服务的。“闲适”的散文因此也只有“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就是只有“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林语堂利用西方的已有话语解释称“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

从上文也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语堂的“闲适”美学观受外来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新文学构建之初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给知识分子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其《论随笔essay》中一段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上和好友谈心、啜苦茗的相关论述深深影响了林语堂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我国萌芽中的散文理论的构建自然形成了深远影响。在西方，也能找到闲适的理论基础。正如罗素所说，服膺于快乐哲学的有闲阶级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贡献了近乎全部的我们所谓的文明。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解放也往往由此而发。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钱理群，1991：251-255）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认为“她们的死，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林语堂，2009：21-23）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哀痛有余，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政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烈士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如今细细品味起来，这种“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也就注定要衰亡了”。（顾彬，2009：168）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主席，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林非，1981：122）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林语堂，2009：325），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有意超脱于现实，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关于国民性

最后，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林语堂，2009：291）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比如倚老卖老，逆来顺受，弱肉强食，明哲保身等等，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林语堂，2009：378）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独立意志和公共精神，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但是除了抛弃它，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显然，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王兆胜，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为自由，不屈服的信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3]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9]伊莳，《林语堂散文精品》，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语堂 散文 思想形成 思想内容 文体风格

林语堂被公认为是“幽默大师”和“20世纪最有智慧的人物”之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林语堂思想性格的形成

林语堂说：“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龙溪县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1]1985年林语堂出生在美丽的福建龙溪坂仔村的一个牧师家庭，船夫讲述的感人的故事，远处幽怨悦耳的箫声，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浸染着林语堂，使林语堂的性格倾向田园，偏于浪漫，喜好自由，讲求闲适。林语堂受家庭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其宗教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基督教成为了他宗教文化观念的核心。因为林语堂父亲信仰基督教，受父亲的影响，全家都信仰基督教。家人经常轮流诵读《圣经》、做祷告等，家里基督教的氛围特别浓厚，这在他晚年写的《八十自叙》一书中有提到。

林语堂从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基本都是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如在国内读的是教会学校，留学去的美国、法国。因为长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林语堂的文化意识里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且两者不断融合。林语堂提倡散文写作风格应该具有性灵、闲适、幽默的因素，但其作品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纵意而谈、即兴而作的个性。

这就是林语堂，一个融汇中西文化，一个虔诚的信奉基督教，一个倾向田园、偏于浪漫、喜好自由、讲求闲适的文化人与作家。

二、林语堂散文的文体类型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不仅数量多，风格也多样，文体类型也很丰富，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通过阅读林语堂各个时期的散文作品，大致总结出了以下三种不同文体类型：

（一）社会批评类

社会批评类作品主要是指林语堂时刻关注民生、关注社会苍生、对丑恶现实社会进行讥讽批判的一系列散文作品，这类散文作品大多写于“语丝”时期。例如《读书救国谬论一束》一文，是一篇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散文。林语堂将文中的遗老遗少视为一群“疯子”，因为他们鼓吹“勿谈政治，读书救国”，讽刺那些思想封建、老顽固的读书人。《祝土匪》一文，在写作技巧上方法得当，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大量运用反语，讽刺那些所谓的学者。

林语堂不仅能很好地运用讽刺和反语，幽默的语言也在文章中经常出现。比如《粘指民族》一文，写“染指，中饱，分羹，私肥……”[2]文章的妙处在于故意混淆“染指性”这一概念，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它进行正确的介绍，而是用一种看似正确的科学的解释，实则是运用了反语证明。看似认真的态度，其实是为了突出幽默和讽刺效果，使讽刺与幽默结合，语言幽默生动形象。

在林语堂眼里，奴性、奸猾、保守和容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存在的根本痼疾，这些国民性的痼疾是必须进行抵制和大力批判的，必须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抵制文化专制。

（二）文化批判类

对待各国文化，林语堂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因为对中西方文化的谙熟，自己又有独特而深刻的体悟，所以在写作中，涉及中西文化时，会时不时地对两种文化进行对比研究。

例如《论幽默》一文中，林语堂写到了中西方人的平时生活状态。在对比中发现，中国人是不懂幽默的，而西方人谙熟幽默，最后揭示出幽默的重要性，告诉中国国民“幽默”对生活、对文学、对心灵等都是不可或缺的。

林语堂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例如《中国文化之精神》就是1932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的一篇演讲稿，在文中林语堂诙谐幽默地向英国人讲述了中国民族的优劣之点，让他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因为对西方文化的谙熟，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林语堂总能理解并清楚地知道西方读者的需求，所以能给他们准确的翻译和地道的解释。

（三）生活感悟类

林语堂是一位热爱生活、情感丰富的作家，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和乐趣，调解自己的身心，抒发个人情感，这类文章在他的散文中占很大比重。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人的本能天赋即向往悠闲。《秋天的况味》以秋景写人情，以秋天古意磅礴的气象衬托人生之秋“成熟”的快乐，显得朴素宜人。

林语堂认为写文章必须有性灵的倡导，对于生活美感的挖掘，就是把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寄托于写作、寄托于文字。而这样就必须做到 “真”、“诚”二字，因为只有做到真实的自己、写下真实的话语、抒发真实的情感，才能有真实的体悟，写出真实的文章。无论哪类文章都要平等交流，都要有人情味，不要有道学气之类的歪风邪气。

林语堂就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所以他写的文章总是能真实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总给人很亲切的感觉，很自然朴实但却很有格调。从古到今，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人们习惯了安宁、稳定、没有战乱的生活，所以多数文人都追求在稳定的生活中，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世人和谐相处，在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和自然融合，调试自己的内心，获得身心的真正安定。

三、闲适、幽默和独抒性灵的文体风格

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的散文不仅借鉴了外国娓语式散文和中国明清之际“性灵”作品的长处，而且也加上了他本人的天赋气质，让其作品散发着主闲适、通性灵、富幽默的艺术魅力。

（一）闲适

林语堂所说的“闲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内容上的闲情雅趣，二是指形式上的闲淡文体。这是他根据中西文化融合得出的认识和总结。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林语堂；流散文学；误读

一、介绍作者

林语堂（1895.10.3 C 1976.3.26）福建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从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一直在中外做往返运动，从1912年到1976年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所有大事件，他著的《吾国与吾民》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与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一味迎合西方人口味，误读中国文化，丑化中国形象的一些文学作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笔者在研读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发现林语堂先生的地位很特殊，很难去把他归类。但是无论他的归属在哪里，就《吾国与吾民》这部作品，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试图用一个中国人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展示给整个国际社会。

二、介绍作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了九章辅之以闲话开场和收场语。分别从中国人民 C 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中国人之德性 C 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和保守性八方面介绍了中国人的性格，并把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这三方面归纳为民族劣根性；同时，先生也介绍了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生活等方面。读林语堂先生的文章总会觉得语调平缓，温婉贤淑，与世无争却句句深入人心。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乱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强的虎视眈眈，天朝威严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是没有地位的，从马可波罗游记获得东方信息的西方人，有的人想来探险，有的人笑话我们的长辫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为什么我们只能有西方下三烂不入流的冒险家才愿意来”。这个时候，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梗概。

三、立场中立，不卑不亢，娓娓道来

当时华裔美国作品中出现的几大问题，《吾国与吾民》都做出了很好地解读，比如第一章中国人民中介绍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差异性，文化民族等信息，这个是综述，介绍天朝威严，请不要把部分当整体，表面看到的可能只是南方或者北方的一部分，是个例，不要拿回来当中国的全部，这样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1、正本溯源

第二章开始解释了几个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感兴趣的误读。第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可能特殊的历史关系，早期到美国的华人无论去的身份是商人、劳工还是学生都选择了服从那个社会，做惯了顺民的中国人，把在中国的忍忍，不反抗带到了美国社会，所以唐人街的华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忍，不反抗。这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有关系，天朝培养了顺民，所以到了美国，他们不会反抗。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性格特点本身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难怪美国人会误读。所以也就造成了第二代华裔美国作家的误读。这里我理解误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是顺民，一个顺民是写不出鞭挞反叛精神的作品的；第二他们可能小时候生活在中国，或者根本没在中国生活过，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长辈嘴里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着情节性，所以误读。林语堂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到国外求学，接受了西方文化又回到中国，他看到的东西和想做的事情肯定在中国是不能够完全契合的。但是漂泊学子的爱国心是最强烈的，所以他写文章办学校，他想改变，但是无法改变，这时，他的文章是坦诚的，既不包庇也不鞭挞，正如他的作品他的人。

2、中西较量

作品还提到了理想和妇女。这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常见主题。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中庸是什么呢，佛家说中庸，就是不极端，道家说中庸就是无为，先生将西方人对中国人无甚的问题，轻松就化解了。另外就是妇女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总是被压迫，逆来顺受，被封建礼制所束缚。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是个民族习惯，改变也是需要一点点的。现在的女性可能不会有缠足附属的问题困扰。但当时的林语堂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干跺脚干着急，没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只能提倡教育；林语堂这种坦承中国大环境与中国人的这种民族热忱是激励人心的，作为国人有义务让混沌的民族清醒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中国辉煌过，但是都被淡忘了，但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拨乱反正的事情确实应该做一些。

四、结语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在乱世之中一直寻求能够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的意识，向西方国家展现一个全面且真实的中国。《吾国与吾民》在林语堂的笔下，以中立的立场表达了一个流散在外的国人对中国问题的阐述，既不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贬低国人，也不会以大国自居，孤芳自赏，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的真实平台。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兆胜. 两脚踏中西文化. 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05.

[3]阎嘉.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5篇

林语堂10岁时就读于厦门鼓浪屿小学，17岁父亲送他到上海圣约翰学校读书，1922年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北平、厦门大学等任教。一次，星期天林语堂应邀去郊外钓鱼，没想到钓鱼有着赏画的绚丽，吟诗的飘逸，恋棋的睿知，游览的旷达。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钓竿结缘，钓了半个多世纪。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先生去执教，他去美国后住在纽约。在教学期间，经常忙里偷闲，去碧波大海进行舟钓，以此放松身体，减少教学压力。休闲时，林语堂经常与华人钓迷们一起坐着钓艇出海钓鱼。他在散文《记纽约钓鱼》中写道：“纽约处大西洋之滨，钓鱼为乐的人亦自不少，长岛上便有羊头坞，几十条渔船专载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处钓鱼，春季一来，钓客逐多。今天是立春，此处又可以常去钓鱼了。到了夏季七八月间，鲅鱼正盛，可通夜钓。”这次钓鱼林语堂收获不小，其中钓了两条大蓝鱼，像雨伞那么长，重20多斤，过了一次钓鱼瘾，他说：“这是我钓鱼中最可记的一次。”

1938年春，林语堂先生想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介绍给西方读者，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译成。于是便决定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即名著《京华烟云》。小说结构框架完成后，这年8月他旅居法国巴黎，开始正式动笔创作，每天写15页左右。在紧张繁忙的创作中，他很注意劳逸结合、运动养生，时常提着钓竿来到郊野，寻一泓清水的湖畔扬竿，从钓竿上获取逸乐。当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鱼钓上来后，他兴奋万分，心里的愉快难以言表。由于他科学安排，有张有弛，精力充沛，身体强健，于1938年8月小说《京华烟云》正式完稿，年末在美国出版发行，一时轰动了世界文坛，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翻译出版。

林语堂先生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国一地，总是念念不忘了解当地的鱼情，工作再忙也不忘钓鱼健身。一次，林语堂来到南美国家阿根廷，休闲时驱车去风光旖旎的巴利洛遮湖垂钓。此湖位于阿根廷与智利两国交界处，濒临大西洋，水深鱼肥，是钓鳟鱼的好去处。这天，林先生与他的夫人一起，坐着汽艇慢行拖钓，钓线拖在汽艇后面100余米，渔竿插在船舷上，大鱼吞钩后可见到渔竿摇动，两人稳坐钓鱼船，优哉游哉，好不风光，一路流光照碧，一路拖钓鳟鱼。有时鳟鱼吞钩后跃出水面一米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人欢鱼跃场面，动人心魄，趣乐无穷。事后，他写了一篇《谈海外钓鱼之乐》，他在散文中写道：“夕阳返照，乱红无数，仰天知啸，响彻云霄，不复知是天上，还是人间。”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6篇

摘要：从钱钟书的《说笑》一文说开去，谈林语堂的幽默，实质是从反面入手去认识林语堂的幽默。《说笑》其文写作的时间是在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以后，是针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提出的反驳。文中用辛辣、尖刻的讽刺笔调，驳斥了林语堂的幽默观点。本文意在通过对《说笑》一文的分析，区别钱钟书与林语堂笔下幽默的异同。

关键词：钱钟书 林语堂 幽默 异同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语言大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广博、文笔精炼的文学奇才。他的幽默是一种表现深刻思想并运用各种知识展开讽刺的深沉的、含蓄的、带刺的幽默，他的幽默有时会今人捧腹大笑，但更多又带有发人深思的韵味，其幽默中还“……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胜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1]让人回肠荡气，是一种豪不留情的，不虚伪的，带讽刺意味的幽默。从钱钟书的《说笑》一文说开去，谈林语堂的幽默，实质是从反面入手去认识林语堂的幽默，同时也细细品味钱钟书笔下幽默风格在《说笑》一文中的具体体现。《说笑》其文写作的时间是在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以后，是针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提出的反驳，文中用辛辣、尖刻的讽刺笔调，驳斥了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说笑》全文是怎样用尖酸的，不留情面的文字来反驳、讽刺那些所谓的提倡“幽默文学”的文人的，但通过通篇阅读，读者不难发现钱钟书驳斥的实质矛头是对准林语堂的。《说笑》其文的开篇，钱钟书很不客气的把林语堂之类文人的职业称做是“卖笑”，可见钱钟书笔下文字的辛辣，何以称“卖”，这听起来似乎是极不礼貌的言语，比之鲁迅先生的文字更加刻薄、毒舌。接着钱钟书又以“驴呜似哭，马嘶如笑”作比，讽刺林语堂的幽默“只等于马呜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2]体现了他对林语堂幽默的不屑态度。全文第二段，钱钟书运用充满着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语言旁征博引，指出了一些名人对于幽默的看法，宣扬一种提倡稳重，沉稳的讽刺风格。第二段中末尾文字说到：“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贫乏的遮盖。”[3]钱钟书以“儍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比喻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足见钱先生对林语堂幽默观点的极端鄙视，紧接着在文章第三段中钱钟书又指出林语堂之类文人的幽默“是矫揉造作的，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4]对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似乎否定得不那么确切，林语堂自已曾在他的一篇谈幽默的文章中说过，“文章要本色清真，自然，不做作，别具风韵”。[5]这表明林语堂也并不喜爱“做作”的文字。但在钱钟书认为，“一切可笑都使灵活的事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人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6]换句话说就是指出林语堂的幽默中的笑是人性的一种呆笑，一种呆板，机械的笑。然而，林语堂笔下的幽默真就如同钱钟书所批判的那样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研读林语堂的诸多作品，我发现林语堂的笑，能使人从理智和情感上发出会心的甜密的微笑。林语堂也并不崇尚呆板的笑，文章第三段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噪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7]此处用一比喻，将林语堂之类文人的笑比作是作戏，比作是游艺场里的玩耍，上不得台面。这段话对林语堂的讽刺，我个人认为则显得有些太过激了，讽刺过了头，且达到了全盘否定的地步。钱先生将林语堂的幽默确确实实是看得一钱不值。

那么，驳斥了林语堂的幽默，钱钟书笔下的幽默到底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说笑》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这是钱钟书先生对于什么是“幽默”深层次的看法。他认为林语堂的幽默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是“板了面孔”的笑。这在林语堂的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关于“板面孔的笑”的解释。在林语堂看来“幽默决不是板起面孔来专门挑剔人家，专门说俏皮话奚落、挖苦、刻薄人家。他赞成幽默是满肚慈悲心肠的说法。”[9]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似乎是错怪了林语堂。看法过于主观化了。《说笑》文末，钱钟书将对林语堂的幽默，尖酸、刻薄、不留情面的讽刺推到了极点，把林语堂的幽默产生的笑说成是“铅笑，像搀了铅的伪币”。将自已对林语堂幽默文学的看法大胆的阐明，文笔沉着，老炼。

然而，林语堂的幽默，真的就如钱钟书所说那般没有价值吗？难道就真是一帮子呆笑大会串吗？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点的阐述，有这样一种说法：“林语堂既不愿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不愿被现有的政治制度所禁锢，而又能超脱于世，指点于世。”[10]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很难得的。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林语堂幽默文学的价值所在。根据对其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归纳出林语堂和钱钟书的幽默不同以及存在不同的原因。

首先，两位作家的“幽默文学”观点不同是由他们二人的个性不同造成的。两位都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幽默大师。钱钟书被称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兼有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文化人之一。钱钟书的幽默文字风格，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钱先生性格较古板，孤傲，善于发现社会的丑恶面。而林语堂的文字，不管是小说还是小品文，特别是小品文，都无不流露出作家冷静、追求闲适的性格特征。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他们作品风格的不同。

其次，两位作家对“幽默文学”的认识态度存在不同。由于钱钟书先生善于揭示社会矛盾的根源，同时也因为他孤傲的性格，决定他认识的“幽默文学”应该是能反躬自笑的“幽默文学”，他的幽默文学风格泼辣、尖刻且带刺，又由于他知识的广博，使他的幽默具有了独特的知识性特点，而又不乏趣味性。在这一点上，林语堂与之存在不同。林语堂的幽默最大的特点是谑而不虐，把握好讽刺的尺度，充满了同情，是随意的，存在鉴赏性的，富于美感的幽默，他的幽默完全是他幽默思维个性化的表现。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敢骂“他妈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11]恰恰是幽默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其文字风格宜庄宜谐，宜痴宜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幽默文字带有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特点。

再次，两位作家认识“幽默文学”的角度不同。钱钟书认识幽默，善于通过对事物的本质的深层次的挖掘来创造自已的带刺的幽默风格。如同一朵玫瑰虽美丽但带刺。而林语堂则是从分析封建礼教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束缚入手，提倡解脱性灵，从而提倡自由；个性是鲜明的。具体到他个人的文章则显得宽厚通达，自然流畅，谑而不虐，如同一株丁香花，恬静而优美。

综上所述，通过对《说笑》一文的分析，管中窥豹，总结出钱钟书和林语堂幽默的异同。钱钟书的思想构成、个性特点以及他对幽默的认识，决定了他的幽默观，独特的将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运用到作品中，使其作品大放异彩。而林语堂的那种谑而不虐的，闲适的随意的幽默，展现了另一种幽默风格，作为“幽默大师”，其作品着实也让人读之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版，357页.

[2]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198页.

[3]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199页.

[4]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200页.

[5]林语堂.幽默杂话，人民出版社，1990版，6页.

[6]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198页.

[7]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199页.

[8]文祥，李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199页.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276页.

[10]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278页.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7篇

关于读书，林语堂常引黄山谷的话：“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可见此种读书观，是以涵养为主的。他在《涵养》中提到：“中国旧有教育，标举‘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熏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认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注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亦异。”涵养要了解自己的性情，或者说从性情出发。林语堂在《大荒集》的序中说：“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渐，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学与思，总是学占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为所学是趋时之学，不一定与自己思想能发生活的关系。”《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读书的艺术”。“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惟有藉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之中获得益处。他必须不受拘束地去找寻自己的先生。”本于性情，觅得知音，这样的读书才有助益。进一步，则可用读书的方法来读生活。“聪明的读者则既读书，也亲阅生活的本身。宇宙即是一本大书，生活即是一所大的学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生活与书本也是关联着的。

读是为了涵养性灵，写则是把它表现出来。林语堂在《论文》中说：“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这里讲到近代文学的特点是以个人的表意为主，文体也随之解放。这是以意役法，而不再以法役意。他在《文章无法》中又说：“其实文章体裁，是内的，非外的，有此种文思，便有此种体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工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作文六诀》中虽也讲到一些诀窍：要表现自己；感动读者；敬重读者；精神爽快，始可执笔；必要时，抽烟助兴；随兴所之，倦则搁笔。这其中，切要的就是意到笔随，随机生发。“凡人不爽快时，作起文来，也必不爽快。尖酸的作家，或脾气不好好为人师的作家，必为人所讨厌。作文时应当是丰神奕奕，说得滚热，说得拍节，不费思索，佳文佳句，一一由笔尖下流滴出来。”有了丰沛的心灵，不吐不快，自然成文。再说题目，林语堂在《烟屑》一文中说：“小学作文教学误谬甚多，而出题为文列第一。我早晚不离笔墨，行文亦不觉难，然有人出题命我为文，必做不出来。故学为文者，须使题生于文，不可使文生于题。见了题目，再想如何下笔者，谓之文生于题，万世不通。有佳意要说，顺其自然如落花流水写去，再加题目，谓之题生于文。”求之于作文的自主状态，当是题生于文，即心中有了意想，再表达出来。“虽然，行文时心中自然须有题旨，此题旨并不一定为本文最后决用之题目，乃根本要说之几句话。但话在心头，文在笔端，题旨得之意象思考之内，韵致得之有意无意之间。文之佳者，一篇之中，立意要说话居其二，行文后不说自来者居其八。此所谓行文韵致也。一篇文中尽是立意要说的话，其文必木强；反之，有意无意间得之之语多，其文必清逸。能文与不能文之区别全在此。”有了丰沛的心灵，不吐不快，便可意到笔随，自然成文。

由性灵出发，林语堂又提出一种小品文笔调。他在《小品文之遗绪》中说：“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比正名要紧。”“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声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作者所说，强调的是有一种小品文写作的笔调，讲闲适，如闲谈或娓语。而在《论小品文笔调》一文中又说：“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作者所说的，无疑是写作中最具兴味，也即最有性灵的。性灵是林语堂写作观的核心。在林语堂看来，小品文笔调最能传达性灵。至于表现，除了闲适外，或许还有幽默。幽默一语，最早也由林语堂移译而来。他在《论幽默》中这样说：“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又说：“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里所说的幽默，也可谓一种心性的发挥。林语堂所说的性灵，表现出来就是闲适与幽默。换言之，闲适与幽默都是用来发挥性灵的，可谓三位一体。

关于散文写作，林语堂还列出了一些标准。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这仍就是闲话笔调，大体上是以英美随笔传统作为参照的。再如，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等，都是作者提出来的衡文准则。本于这些准则，林语堂反思着传统，并有所选择。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人都兼为诗人。”文集各各不同，却都有什锦的性能。对此，作者只好另觅传统。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知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有性灵或个性，又有才力，才写得出好散文。

林语堂的读书观，相通于写作观。在《生活的艺术》中有一节“写作的艺术”。“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的跟着纯熟。”与其操练技巧，不如揣摩心灵，因个性是艺术及文学上成就的基础。但个性如何养成，阅读及鉴赏是不可少的。他说：“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应学习怎样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这里所说的温文和醇熟，颇有点夫子自道。“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功夫，方能寻到他。”林语堂认可了由读到写有一种迁移，但此种能力不是从技法入手，而是在心灵上下工夫，这样路子更正。换言之，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其侧重点是在内容方面。有趣的是林语堂自己写作《生活的艺术》，就坦承是受到了传统中一帮文士的影响，如袁中郎、金圣叹、李渔、袁枚等，大多都是明清之际那些游离于正统而又很看重性情的士人。对林语堂来说，他们是精神的友人，正可借来立论，从而引发开去。这样既找到了文化的依托，又表明了性灵的选择。林语堂自诩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然而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难免有冲突。他说自己是一团矛盾，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但若从生活的艺术出发，又还有调和的可能。写作艺术是生活艺术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林语堂关注的是心灵或性灵的养成。“‘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写作就是自我发挥，可谓言简意赅。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散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品读；细节

G633.3

《动人的北平》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的一篇散文，入选人教版《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散文部分的第一单元的精读内容。《教师用书》中明确表示，这篇文章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从内容看，林语堂先生将各种景象、各色人等一一呈现在文章之中，纷繁杂芜，没有重点突出描写的对象。从结构看，文章前部分采用总分的形式来表明北平的特点，而后半部分又宕开去探讨北平适合居住的原因，初读之下，并未有清晰明白的条理思路。对于这样一篇语言质朴而内容繁杂的现代散文，教者应该如何把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问题使课堂教学行之有效地进行便成了重点。

“形散神不散”是散文的特征，很多教师在教授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以结构为切入点探讨学习《动人的北平》的形究竟是怎么散的，神又是怎么不散的。我认为以这样的设计为基本图式来解读这篇散文，进行赏析教学，不仅不能很好地展现散文语言文字的魅力，还不利于学生散文鉴赏能力的提升，使得语文教学陷入泛泛而谈之中，仅仅是走马观花，不能领略其中的妙处。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在备课的过程中，反复阅读这篇文章，希望能寻求一个新的鉴赏点来进行教学。因为在语文课堂上，“怎么教”的解决取决于“教什么”。教学内容的确定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确定教学内容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这篇文章在课程以及教材中的地位。《动人的北平》一文被选为精读文章，首先是因为林语堂先生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大名家。这篇文章也实属名文佳作，可以熏陶学生的审美情趣。教师在教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尊重教材编者的安排。其次，这篇文章本身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教学的侧重点。《动人的北平》整体描写北平景象，将北平的精神、神韵和灵气表达出来，丰富多彩，动静结合。最后，还要充分考虑当下学生的学情。经过这样的思考，我把《动人的北平》的教学内容聚焦于“品读亮点细节描写来理解散文，感受散文的魅力，从而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以及个性特征”。《动人的北平》细节描写不是很多，但是只要有细节，那些地方都成为了亮点，也成为了探讨和玩味的重点。比如文章第2段，驼背的老人，第4段，可爱的老画家，第5段，那个踢毽子的老人，第10段，茶馆里的光头倌那段有趣的对话，比如还是在这一段记帐的贫老人，比如在文章最后，三轮车夫对待生活的态度，从他们对苦难对自身遭遇的理解都有一种毫不在意的豁达。把这些细节挑选出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值得玩味的地方都是和生活在北平的人们有关系。林语堂将这些人物随意地散落在文章的各个段落，若不留意，这些文字背后深沉的东西是看不到的，这就需要师生在课堂上作深入地探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

综合上述，我形成了三个主体教学环节：第一，初读文章，找出阐释北平的城市品格和阐释北平成为理想居住地的原因；第二，精读文章，引导学生筛选北平成为理想居住地的原因（城市布局宽阔，居民生活方式舒适可爱，住在那里的常人），并结合文本探讨哪一点原因最具有吸引力；第三，赏读细节，集中寻找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品味语言，把握神韵，然后深入分析林语堂为什么会对这些寻常百姓投入这么多的热情。而第一、第二个环节都是为了第三个环节作铺垫，目的是让学生在初略理清行文结构之后，能集中关注北京城中的人们以及那些看似随意却有价值的细节。

前两个环节属于散文教学的常规解读，操作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针对第三个环节，我做了一些设计，将城市与这些人联系起来，并用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田野与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的人们却给我颇多的教益”作为课堂的过渡，重点强调“城市的人们”，提出问题“ 寻找这个城市的人们”，让学生通过自由赏读，发现寻常百姓的生活情趣，进而通过细节的品读，来感受林语堂先生散文的魅力。然后，教师创设情境，配上《杨柳》轻音乐，营造亲切而又遥远的氛围，带领学生更好地M入到文本中间去。接着学生分组讨论这些人物的特点，以及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细节。让学生自由地寻找教师所要求的内容，这样不仅不会架空教师的问题陷入浮夸的课堂氛围之中，或者限制学生发思维，跟着教师亦步亦趋，让课堂陷入死板之中，而且还能帮助学生提升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学生通过分析讨论，能较快地找出“驼背的老人、可爱的老画家、踢毽子的老人、光头堂倌、记账的贫老人”这些人，并且通过分析细节，得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悠闲自在、自得其乐”的。学生也能发现篇末的三轮车夫被林语堂先生描写得十分有趣，他们能抓住“欣然”、“ 互相取乐”、“ 笑论”、“口吻诙谐清雅”、“强拉你回家”、“他向你表示的那种竭诚感激，是你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等细节，真切地体会三轮车夫“踏实、感恩、无欲无求”的快乐生活，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有如此简单豁达的心性，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赞美的，也是符合林语堂先生的审美观和人生观的。第三个环节的设计，是完成教学内容的关键，主要引导学生自主阅读筛选信息，并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是新课程改革形势下，许多教师喜欢采用的一种活动方式。但是小组讨论不应当是一个摆设，不应该是为讨论而讨论，它必须达到某个教学环节的目标设定，必须摆脱貌似热闹而实际低效的现状。

根据课程目标、教材内容出发点，以提升学生散文的鉴赏能力为根本目标，关注的重点由“怎么教”转向“教什么”，这是教学理念的转变。如果脱离教学内容而一味探讨教学方法，就如在空中架楼阁，也许课堂是热闹了，学生是活跃了，但是却不能从本质上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培养解读文本的能力，这样的教学是失败的。一线教师应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研读文本取舍教学内容上，从而在课堂教学设计中有效地发挥能动性，重新整合教材内容，实现教学资源优化，从而提高散文教学的课堂效率。

参考文献：

[1]何善亮. 有效教学批判[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夏燕靖. 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的探讨[D].南京艺术学院，2007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9篇

虽然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主张“幽默”的志同道合者，然而他们的幽默风格却迥然不同，因此导致了两人在三十年代初的对立。对此，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对两人的幽默风格做出比较和分析。看过不少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专著、论文及评论文章后，我认为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主张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两人的对立掺杂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因素，所以大多评论家会偏向鲁迅的幽默思想，认为其更为积极。但是撇开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单从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来看，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风格孰好孰坏，难以比较，因两人幽默个性突出，不尽相同，倒也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两人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地位牢固，而这里我要比较的是两人幽默风格相同和不同之处。

一

说到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运用幽默这种文学载体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且内容都是来源于生活，并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这些地方能表现出两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情怀，对生活有着敏感的洞察能力，对社会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笔下文章除了能使人感到诙谐外，又能使人有所收获。

（一）在幽默中反映社会，关注民情

许多评论文章都把林语堂和鲁迅作为完全对立的代表作出分析和评论，认为鲁迅的幽默观才是进步的，而林语堂是落后的，这源于这些学者认为林语堂倡导的性灵、闲适的幽默不合时宜，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力度不够，而且只是一味地主张幽默能够改变思想，陶冶性情。实际上，林语堂并没有脱离社会，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看出他是关心政治和百姓疾苦的。正如鲁迅认为当时的幽默文学作家只是不想做“文字狱“中的主人，只能“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1]。”阅读林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后，不难发现他在幽默的掩护下，抒发了自己对军阀统治的不满之情，只是较之鲁迅稍有隐晦。林语堂先生通过写《中国的国民性》、《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京华烟云》等文章和小说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把幽默作为救治社会弊端的良药引进。

而鲁迅则更为大胆地用幽默作为讽刺旧社会的尖锐武器，在《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中有着鲁迅独有的辛辣讽刺，饱含沉郁的幽默浸透了他的思想和态度。这些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波动的社会和疾苦的民情。例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做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这里的语言诙谐幽默，却很好地表现出鲁迅的态度“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整篇文章指出，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国人民不敢反抗，所以中国变得没有声音了。这里反映出社会的懦弱和人民的不争，鲁迅认为只有把“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才能冲破旧社会的束缚。

（二）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林语堂认为“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2]。所以他写的散文、小品文和小说反映生活的很多，把幽默贯穿生活，把生活融进幽默，让文章显得轻松闲逸。而鲁迅写的很多散文也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对材料加以艺术夸张和渲染，把境界提升，以传达出高于生活的信息，这样就能让幽默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来俯视人生百态。

林语堂写的《看电影流泪》、《坐在椅中》、《论游览》等散文内容无不是来源于生活。他在《记纽约钓鱼》中写道：“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是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只是文人不钓罢了。”这篇散文取材于林先生与他女儿在纽约钓鱼的日常乐事，然而通过俏皮的文字却把钓鱼这件生活小事延伸，联想到中国文人只观景写诗不钓鱼的有趣现象。为了增加说服力，林语堂还列举了古代著名诗人的例子，其中一例：“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十分俏皮活泼，调侃陆游只是观看写诗却没有亲自垂钓的事情，最后还升华了主题，指出凡人在世总会俗事羁身，何不接近自然，放宽胸怀呢。

鲁迅笔下的《喝茶》、《秋夜纪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也都是源于生活的点滴片断，例如杂文《随便翻翻》写的是鲁迅自己所总结的读书见解，认为读书可以“随便翻翻”，但希望读者们要“自己有主意”，不要害怕“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东西，懂得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他还指出人们应该多读史。其中生动辛辣地写道：“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蛤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3]这样日常的内容都源于鲁迅的生活经验，平凡之余道出真谛。鲁迅借此呼吁读者要学会灵活读书，且建议编者要保存书的原味，不要随意删节，这已经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了。

二

三十年代以来，林语堂和鲁迅一直被文学界定位为对立的流派，相关论文和专著不胜枚举。林语堂曾经说过：“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文学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对于鲁迅，他则这么评价：“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以为乐。”鲁迅在林语堂的眼里是一名战士，文笔无比锋利，每当讽刺人和社会时往往会一针见血，丝毫不留任何的余地。而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中公开反对林语堂：“老实说罢，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不难看出，两人的幽默观是存在矛盾和对立的部分，所持的幽默风格也是不同的。

（一）对幽默内涵的见解不同

林语堂写过很多文章来表达自己对幽默的理解，如《论幽默译名》、《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会心的微笑》、《幽默杂话》、《论幽默》等。而鲁迅也一样，通过撰写《论幽默到正经》、《论讽刺》、《论讽刺到幽默》等文章来阐述自己的幽默观，其中的很多观点都与林语堂的观点相悖，而且鲁迅还大胆地在文章中公开表示他不赞成林语堂的幽默观，并反对林语堂对幽默的诠释，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对幽默内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林语堂在《论幽默》讲到：“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他认为幽默与讽刺是不一样的，因为讽刺会使人感到不愉快和不舒服，而“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幽默应该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温柔乐观的，能让人感到轻松舒服。

对此鲁迅是不赞成的，他一直用幽默来批判黑暗的现实，笔下很多作品都采用了辛辣的幽默风格，跟讽刺相融，讥笑现实的残忍，嘲讽当时社会的各个黑暗面，还同情着身在水深火热的百姓，却也哀其不争。鲁迅敢说敢写，决绝明了，不遮遮掩掩，大胆地用幽默作为对抗黑暗社会的武器，无情地打击着反动派，所以他认为幽默不应该是温厚和包容的。在《从讽刺到幽默》中，他就明确表明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幽默是不允许存在的，若它存在，只是披着幽默外壳的讽刺罢了。所以归根到底，那个时代的幽默就应该是一把与黑暗势力对抗的利剑，严肃而正义，这恰恰跟林语堂闲适、性灵的观点截然不同。

（二）含蓄温厚的笑和嘲讽冷峻的笑之间的区别

林语堂认为幽默的最佳形式是“含蓄思想的笑”或“会心的笑”。他在《论幽默》中讲到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文中所写的“泪中带笑”表现出林语堂所表达的幽默是温厚和包容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生活或者是社会，甚至于对敌人。他在文章中表态：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悦，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字里行间所传达的笑，是用来表现林语堂的幽默。这样的笑，是一种自然率真的笑，带有孩子般的天真和俏皮，来自内心深处，

林语堂认为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得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智上以及在情感上感到会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意味。他始终认为幽默不应该让人感到难受，辛辣大可不必，反而达观超脱才是王道。就最高级的幽默而言，微笑为最上乘。他没有受时代的影响，有些作品甚至大胆地脱离了整个时代背景，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幽默风格和文学理念。在生活中不懈地挖掘童趣童真，引人发笑，这笑无疑是轻松的，是含蓄的，是温厚的。

而鲁迅的幽默风格是不允许出现这样不顺应时代潮流的纯喜剧因素，喜剧只能用来陪衬悲剧。看了鲁迅的文章，他所描绘的笑是冷峻的，那是嘲讽当时社会的讥笑，而不是林语堂所认为的“会心的笑”。鲁迅笔下的大多作品都是在讥讽无情的社会和封建的思想，例如《谈皇帝》、《无声的中国》、《流氓的变迁》等等都是在裸地讽刺封建势力和旧社会，这是严肃的控诉，在黑色幽默的渲染下却让人发出自嘲的笑，无奈至极。如他在《可惨与可笑》中写道，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这里读起来倒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若深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了解文中的笑饱含嘲讽。此文实则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阶级，在尽量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无罪之人入罪，实在可恶可笑。

（三）对幽默功用的观点不同

在那个悲剧的三十年代，在那个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里，喜剧的出现只为了突出悲剧，只能为悲剧存在。文学界大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都会推崇文学的社会功能，而鄙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源于深刻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鲁迅把文学当做武器，用以揭露社会丑陋，给人们以巨大的冲击，呐喊抗争和进步，把文学的战斗性开发得淋漓尽致。他认为若是真的猛士，就要勇敢面对一切残酷的现实，不逃避，不退缩。鲁迅所在的左翼作家群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善用文学批判社会。对于幽默，鲁迅始终认为幽默是为了让人民更加清醒，在反差中感受到悲凉，激励人们勇敢改变。发挥幽默的社会、教育和战斗功能，讽刺矛盾重重的旧中国，抨击封建阶级和反动派，用尖锐的幽默唤醒百姓的麻木，这便是鲁迅眼里幽默的功用。

而林语堂却倡导宽容、真实、同情的幽默观，这明显违背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潮流。他更重视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发挥幽默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林语堂在《论幽默》里提到，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和气，所以也不急于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林语堂这样的观点显然跟鲁迅所在的左翼作家群的观点相对立。而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提到了“第三种人”，这种人是温和的，是和平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认为文学不应该与政治相挂钩，因为一挂钩，就会失去文学的永久性和伟大性，毕竟政治斗争只是暂时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反映政治是不纯粹的，也不会永久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用锐利的笔锋讥讽那些只活在纯文学世界里的文学家，当然林语堂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多少有点脱离文学的革命性。但是，我认为这只能说林先生所推导的幽默不太符合当时时代的潮流，而不能说这是错误的。西方的教育和老庄哲学的影响让林语堂更加看重幽默的宽厚性和含蓄性，以幽默为趣，不能否认它能以委婉温柔的语气感染人性，改变人心，进而以达到改变人生，改变中国的目的。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伟大的幽默家，尽管两人的幽默风格大有不同，却也不乏相同之处。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爱社会，爱人民的，是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优秀作家。两人的幽默都反映了社会和生活，传达出独有的智慧和感悟。即便两人对幽默的内涵和功能态度不一，笔下诠释的“笑”也大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幽默观都是值得传承的，其幽默风格都应该受到推崇。如此两种不同味道的幽默，一样指引着中国文学史的前进，如明珠般照亮一个又一个探求幽默意义的后来者，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

[2]林语堂.林语堂散文[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57.

林语堂散文范文第10篇

一

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分别写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公开提倡幽默。他说：“我们应该提倡幽默，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他提倡幽默是要给生活添点趣味，以免太枯燥乏味。尽管林语堂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是幽默，他对幽默的表述也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但从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得到他对幽默的几点认识：幽默不同于笑话，它的功用是调剂生活的，使之避免枯燥乏味；幽默憎恶虚伪和假道学的，崇尚真实自由。由此可见，林语堂早期所提倡的幽默本质上对“真”的推崇，对虚伪的反对。对刚刚留美归国的林语堂来说，拥有幽默倾向并不奇怪。然而幽默却未必符合当时北京整体文化环境的需要。此时的北京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在政治上正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文化上，处于后期，相较于前期的激昂，此时已陷入低迷。带着这种被割裂的痛感他们中有的人选择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也有的人“荷戟独彷徨”（鲁迅），还有的人埋头于文学史的整理（胡适）。这三种倾向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的沉入到自我之中，即便是想拥有“自己园地”的周作人也并未完全的沉湎于花鸟虫鱼。这可见知识分子希图拯救社会、改变国民的热情依然存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笔抨击时政，挣出一个轻松自由、可说话的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自我”虽然存在，但是往往被更强大的启蒙主题所淹没。因而林语堂“偏重自我”、近于“戏谑”、带有“绅士气”的幽默显然并不会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加之林语堂当时在文坛没有文名，注意的人更少之又少。

二

尽管提倡幽默没有成功，林语堂内心并没有放弃对幽默的热忱。对真、自由的追求使他很快加入《语丝》，这是因为《语丝》“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和“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见《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主张与他提倡的幽默在表现形式和诉求上多有契合之处。林语堂对诚意的推崇正是由于诚意与他在幽默中提倡的“真”如出一辙，这二者都表现了对真诚的热爱，对虚伪的假道学的排斥。在对假道学、虚伪的批判、推崇真等方面，林语堂的幽默与《语丝》之间的契合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编入《剪佛集》、《大荒集》中的作品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林语堂这些作品中的幽默倾向。这两部集子的作品从内容上大致分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虚伪假道学的名流、学者的揭露和批评，以《祝土匪》、《咏名流》、《打狗释疑》、《讨狗檄文》、《论土气》等为例。第二类是对时政的抨击，如《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论开放三海》、《谈文化侵略》等。第三类是针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反思，如《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谈理想教育》、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在这些文章中，林语堂的言辞很激烈。《论土气》、《咏名流》历来被称为林语堂言辞最激烈的篇章，这两篇文章讽刺了所谓学者、名流。指出他们害怕真理，虚伪矫饰的嘴脸，而“土匪”才是富有真性情、讲真话的人，呼吁土匪的精神其实就是为当时虚伪矫饰的文化环境注入清新的空气，还学界一个清楚楚的面貌，而这也颇符合林语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人生观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无法可想。”的主张，虽然表面上林语堂把“哈哈一笑”变成了激烈的言辞，但对假冒的名流、学者的反对和鄙视则是与他幽默中“真”的推崇是一脉相承的。在《发微与告密》、《打狗释疑》、《丁在君的高调》等文章中，林语堂同样表达了“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由土匪傻子来说话。”的愿望和决心。在林语堂看来，敢于说出自己的话，敢于申明自己的主张，敢于主张真理，才是真正的学者所为。这种“土匪精神”无疑也是他幽默精神中“真实、诚意”的写照，它们的核心都在一个“真”字。在揭露北京军阀政府的恶行，特别是面对北洋军阀政府酿造的三・一八惨案时，林语堂的文字中更是充满了这种“真”。这“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段政府酷刑的愤怒、对爱国学生的悼念和心痛：“我们以伤心下泪之余，应以此，并继续他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见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这“真”不仅体现了他的良知，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在《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文中，林语堂的这种“真”则显示得更加充分，它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抨击了中国教育的形同虚设，言辞激烈宛若一个狂人。在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充分显示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风格，以及有话要说的“真性”，他借萨天师之口着力批判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一个积弱的、虚伪的民族的痛心，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痛苦，他的“真”在这些文字中泛溢。而这种对真诚的呼唤，对虚伪的蔑视，对假道学的批判也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初衷之一，即改变虚伪的环境和人性，使人具有真性情。应该说在《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达到了自己对“真”追求的极致，只不过表现方式显得激进而已。但在本质上，这种真与幽默中的真是一致的，他的言说形式之所以由“哈哈大笑”变为“言辞激烈”，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这使得他们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无须过于隐晦。正是这种较为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林语堂能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甚至“跳起脚来骂人”。而无须刻意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所以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浮躁凌厉”。

纵观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创作，风格虽然激进，但是其主旨却是幽默中的“真”。其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虚伪矫饰进行批评，这种主动的批评来源于他对“真”和“诚意”的重视。而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他的作品展现了浮躁、凌厉的风格，即便在这种凌厉之下，隐藏的依然是幽默的内容。到了《论语》时期，林语堂对“真”依然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国人要幽默必先要释放性灵，而性灵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真，必先作“真人”，才能作真文，进而才能得幽默。尽管都是对幽默中的“真”推崇备至，但是，《论语》时期林语堂的创作风格明显温和了，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三

林语堂之所以在二十年代提倡幽默，与他个人经历、性格、立场和当时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林语堂自小所受教育均为西式，无论是他自幼成长的牧师家庭还是后来的圣约翰大学都给予他早期西方教育的浸染。20年代的留学美、欧则使他更加深入的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洗礼。与胡适等不同，林语堂并不想在更宏观的角度上建构他的政治理想，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的推崇，更使他注重真诚、个性、自由等内容，因而他只是想在中国有“谈政治”的自由，而并非要寻求中国的政治自由，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应该说林语堂的政治观念从一开始就显现了模糊性和笼统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教育影响他最深远的是对他个性的塑造，即形成了他个人性格的崇尚自由和随性，而国家、民族等概念在其心目中则相对弱化。于是他1923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提倡幽默，为的是去除当时弥漫在中国学界和文化界的沉闷、虚伪、矫饰气息。幽默源自于西方，而林语堂对幽默的理解显然带有了片面性，他的幽默定格在“真实”、“真诚”、“同情”、“宽容”等内容上，而对西方传统幽默文学的讽刺功能避而不谈或者断然否定。他显然想通过温和的幽默来涤荡中国学界和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弊病，这固然显示了林语堂的天真和一厢情愿，但也同时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深刻。正是这种与中国社会的隔膜乃至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使得他的幽默主张并未获得什么社会反响。

《语丝》的自由、个性使他觅获知音，这既符合他对个性的推崇，又符合他对幽默的追求。与《语丝》的接触使他逐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在文化、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弊端，青年人独有的特质和义愤使他任意而谈，而北洋军阀政府相对宽松的文化管制为他提供了“任意而谈”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表示林语堂就能成长为像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早期的教育造成了他与中国社会的疏离，因而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以“外在”身份进行的，即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以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教育、政治乃至国民性提出批评，对中国的学生运动赋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给予了剖析。他与鲁迅等人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社会，鲁迅、周作人等是在对中国社会彻底洞悉的基础上来抨击社会的，这种抨击带有“我是社会一员”的深重的责任感，尽管周氏兄弟洞悉社会之后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外在的身份使林语堂即便在抨击中国社会现状的同时，他也依然能秉持自己的幽默倾向。因而我们在其“浮躁凌厉”的《语丝》作品中依然能看到幽默的暗流。这种暗流时时召唤着林语堂，当外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时，他就以激进凌厉的风格展现，而当外在的环境变得苛酷之时，他自然就置身事外，以纯正幽默的态度自居。所以当三十年代政治环境变得严酷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走一条“中间道路”（温和的幽默）保全自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林语堂《语丝》时期作品的凌厉风格是对政治环境的反应，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时，以幽默标榜也是他对政治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因而，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幽默倾向从二十年代产生开始一直到三十年代并没有断裂，是一贯的，是隐藏在不同形式下的同一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林语堂的幽默倾向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一贯性。这种幽默的一贯性贯穿于《语丝》时期和三十年代之间，从产生起就从未间断。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林语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以及其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外在身份，这种立场和身份决定了林语堂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