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猜想

差不多80年前，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向他的欧美读者提出了一道有趣的问题：

假如中国北方和南方各出了一个不肖之子，假如都被父母一顿棍棒逐出家门；再假如浪子回头，都在20年后衣锦还乡。那么，北方回来一个什么人，南方回来一个什么人?

他自己给出的正确答案是：北方回来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而南方回来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且从统计学上看的确存在着这一现象。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大多出在北方，而名商巨贾大多出在南方。也就是说，中国北方人更有政治军事秉赋，南方人更有商业经营才能。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一条“逆定律”：北人经商略输文采，南人从政稍逊。这就是林老先生80年前的结论，我们姑且把它称为“林语堂定律”，或者叫――“林语堂猜想”。

一

首先，不仅南方人，全体中国人都有经商天赋。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除了犹太人，中国人可能是全球最有经商天赋的民族。这一说法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千百年来犹太人漂泊世界各地，政治上也许是“侏儒”，但经济上绝对“大哥大”；同样，颠沛流离的海外华人，贤与不肖，经商方面大都可圈可点，甚至有点“战无不胜”的味道。

犹太人中国人究竟谁更厉害?我认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在这里，指出两点就足够了：

――尽管美国人并不喜欢中国人，他们也承认原来贫穷落后的大陆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势力，而且不远的将来肯定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有世界声誉的美国高盛公司甚至将这一历史性时刻精确定位于2041年)！

――在华商的势力范围，“大中华”以及东南亚各国，眼下犹太商人是绝对看不出有什么骄人业绩。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从越南到马来西亚，华商经济所占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一半；而在犹商“传统领地”的西欧、北美，华裔商人如日之升，咄咄逼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所以，中国人都有经商天赋。和一些有识之士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儒家文化更能适应现代经济潮流。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不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欧北美，而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日本、“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今后半个世纪，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发生逆转。

由此，“林语堂猜想”似乎应当这样表述：中国人都善于经商，南方人可能更厉害一些。

二

其次，不仅北方人，全体中国人都有政治军事天赋。

林语堂先生动手写《吾国吾民》时，以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正在神州大地上肆虐，从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归来的蒋先生在上海做陈其美将军的幕僚。当时，南方的马王爷究竟有几只眼，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林老先生说，千百年来，中国总是“啖馍馍的”当皇帝，历史上“啖米饭的”南人只有一个人有机会当皇帝，可惜他不肯当，弄得“啖米饭的”一个皇帝也没有。他说的这个人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将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首领。

那么“三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吾国吾民》问世之后，轰轰烈烈，浙江人、湖南人、四川人邓小平，江苏人，安徽人，一部中国现代史，竟然是“啖米饭的”掌舵的历史。很显然，聪明绝顶的林老先生这回看走了眼。如果他还健在，如果《吾国吾民》再版，关于如何看待“啖馍馍”和“啖米饭”，他肯定会搞“修正主义”。

由此，“林语堂猜想”似乎应当这样表述：中国人都有从政天赋，古代北方人可能更厉害一些。

三

这样表述仍有一些漏洞。

比如，从现象上看，同为南方人，东南沿海的人经商得心应手，而中南、西南的人从政更显才华；同为北方人，华北、东北、西北人长于政治军事，而濒临大海的胶东人、辽东人更长于经商办厂。

那么，除了南人北人现象，是不是还有东人西人现象，内陆人沿海人现象?

这些现象太有意思、太重要，也太值得研究了：

在海外成功的华裔巨商中，沿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温州人、泉州人和潮汕人占有绝对优势，至少80%的巨商出在北起长江口、南至北部湾的沿海新月形地带。他们是不是“中国的犹太部落”?

与此相映成趣，赞叹过的“俱往矣”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莫不出于北方，莫不出于西北、华北和东北，“王侯将相宁有(北方)种乎?”

而在当代，中南、西南地区可以称为“领袖摇篮”，共和国开国元勋、主席、总书记、委员长、元帅、大将，乃至上将，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出在距离三峡大坝不到500公里的狭小区域。难道他们是南方的“北人”?

那么改革开放20多年，胶东、辽东经济活力也令人刮目相看。以青岛海尔、大连实德为代表，胶东人、辽东人的经营天赋决不在东南沿海人之下。莫非他们是北方的“南人”?

四

显而易见，中国存在着南方“北人”、北方“南人”现象。

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现象呢?

我认为，如果按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来划分人群，这一现象就能得到很好解释。古语云：“北人骑马，南人乘船。”那么，按这一古老标准，骑马的中南、西南人可以称为“北人”，而乘船的胶东、辽东人可以称为“南人”。

认真讲，中南、西南人类似“北人”很容易理解。他们虽然地处南方，但同属北方语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经济文化形态与北方人基本出于一源。

而胶东、辽东人类似“南人”颇堪玩味。我也是翻了不少旧书，请教过不少学者，才稍微理出一点头绪来：

事实上，胶东、辽东人与东南沿海的“吴文化”一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现代人并不十分清楚，古代由于黄河泛滥，除了胶东、辽东是两块“硬地”，包括今日河北、天津、山东和江苏，中国北方东部沿海长期横亘着一条长约1200公里，宽约100公里的淤泥滩涂，海船很难靠岸。于是大多数时候，滩涂以西的中原地区在骑马的“北人”控制之下，而滩涂以东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成了乘船的“南人”飞地。情况就是这样，远在春秋时代，生活在长江三角洲的吴人即在胶东、辽东营建居民点，从事殖民开发。为了保护自己的臣民，吴王夫差曾四次渡海伐齐，一直打到临淄城下；三国时代的东吴大帝孙权数次派兵渡海作战，迫使辽东太守公孙渊称藩于吴。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林语堂猜想”中的北人和南人：“北人”是以秦人为代表，特别具有政治军事天赋的中国人，他们在各地都有分布，但以北方内地和湖南、四川密度最高；“南人”是指以吴人为代表，特别善于经商的中国人，他们在各地都有分布，但以东南沿海和胶东、辽东密度最高。

五

至此，我们就有条件分析“南人”和“北人”的特点了。

我觉得主要有四大差异：

――“北人”枪杆子厉害，“南人”笔杆子厉害。千百年来，战场上总是“北人”打败“南人”，号称“虎踞龙盘”的南京城总是不旋踵而被“北人”攻陷(最后真正迫使蒋先生退出大陆的，竟然还是“北人”，是将军麾下的“四野”――战无不胜的东北兵)；而考场上总是“南人”打败“北人”，古代科举、现代高考总是“南人”唱主角。真难以置信，明清两代竟然有四分之一状元出在弹丸之地的苏州府，仅小县吴江便出过八位状元郎，而北方一些省区剃光头。南人垄断进士榜的现象曾引发“北人”大规模抗议风潮，明清两代都发生过“南北榜案”，皇帝老倌不得不亲自出面“主持公道”，重新考试，南榜和北榜。当然，从考官到考生，南方读书人的无辜鲜血两次染红了神州大地。

――“北人”重义轻利，“南人”好贾趋利。宋代出现过一种有争议的学说――“程朱理学”。那么，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颢、程颐是洛阳人，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永嘉学派”，倡言“功利之学”的薛季宣、陈傅良是温州人；与此不无联系，现代“处级道士”、“局级和尚”大多发生在北方，而“闯红灯”、“见着红灯绕道走”大多发生在南方。

――“北人”喜欢用政治方式玩经济，“南人”喜欢用经济方式玩政治。我们应该注意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两大计划经济模式出在“北方”；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胶东模式”，四大市场经济模式出在“南方”。

――“北人”经商略输文采，“南人”从政稍逊。北京、天津，我们北方的两大直辖市，种种政策优惠，种种资源优势，开放搞活20年后，经济总量竟然敌不过南方两个“副省级”城市――广州和深圳。与此成对照，我们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是河南汤阴人、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史可法是河南开封人，他们出在“北方”。

（摘自《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