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范文

林语堂散文篇1

关键词：京海合流；海派散文；论语派；市井气；名士气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045-05

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真正意味的海派散文开始成型并很快出现其鼎盛局面。一般认为，海派文学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的文化，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文学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19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海派散文作为海派文学的一脉，其整体文学性亦当作如是观。以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为代表关于海派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且日臻成熟，海派散文却涉及较少。而海派散文的作家构成、创作个性、发展流变等都有着不尽同于海派小说的个性色彩。在海派散文的生成史上，京海合流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创作构成上，海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京人海转型的作家，二是上海本地新起作家。前一部分作家就是随着“语丝”的分化及沪版《语丝》的出现而伴生的。“语丝”分化的直接原因是奉系政府因“有伤风化”之名查封北新书局，《语丝》受池鱼之灾。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即周作人所谓的“沪版语丝”，1930年宣告终结。走马灯似的军阀执政及对文化人的迫害，使得鲁迅、林语堂、章衣萍等语丝同人避祸南下，语丝社友人风流云散。

北方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以后，似乎对海派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很快一改初衷，俨然海派。京派背景的散文作家在由京人海的过程中完全或基本蜕变成海派散文作家的，以“居士”章衣萍和林语堂为代表。章衣萍似乎早就有着“海派”的倾向。在北京时期的《语丝》上，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之多，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氏为文一概本着《语丝》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其文风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和叛逆，以《樱花集》为代表。但也恰在此时，章衣萍已露出些许海派气息，如其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或正因如此，章衣萍走在“京海合流”前头。早在1927年，章氏未等《语丝》终刊，便同妻子吴曙天联袂南下。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同时，也把《情书一束》的传统发扬至极致，随后即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的面世。章氏最终远离了“京派”，俨然成为一个地道的海派。

林语堂本为京派中人，但上海亦是其文学之源，他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同是1927年奔赴上海，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却远甚于章衣萍。林语堂的“海”化稍复杂于章衣萍，其庙堂意识和京派背景的根要深于章衣萍。但因身居上海而受到现实及时局的影响与冲击，其“海化”的散文小品也时或出现。如发表于1933年的《谈女人》如此说道：“近来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放于案上玻璃片以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日‘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谈女人”似乎宣示了林语堂小品写作与海派的合流。林氏散文论及范围广大精微，政治病、西装，甚至牙刷等，信手拈来，真是无所不谈，追求自我心头的轻松，书写自己的世界，远离经世文章。然而，质言之，林语堂散文的“海化”体现着的至多是一种向上海市民社会的倾斜；它解放了读者的趣味，是一种“轻文学”的新文体。而实际上，林氏之救国救民之心一直潜藏于中，距离“海派”为文的“潇洒”尚远，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始终难以脱却。这从他的很多言行中，不难体会得到。如1932年他在《论语》发刊词中如此说：“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在北伐革命及接踵而来的的“”和“钳口”政策下，既不愿以头颅作政治的祭品，又不愿避世，生存技巧便成为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个人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有所坚持与有所逃避，结果便是走一条非普罗的路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1933年初林语堂在中央研究院任上曾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林语堂移居美国途经日本时写下的《临别赠言》说：“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除去直接叛变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该尊重些”。显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其“海”化是一种被迫与生存技巧，林语堂尚算不上地道的海派散文中坚作家。

诚然，林语堂不是海派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但以他为精神盟主的论语派却直接促进了真正海派散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刊物的市场导向

以林语堂为核心，论语派创办的期刊很多，主要有：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论语》；1934年4月5日林语堂、陶亢德、徐讦合编的《人间世》；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林憾庐等主编的《宇宙风》等。论语派期刊已经不同于《语丝》时代的同人杂志性质。在上海特殊的工商背景下，出版商与文人将文字作为商品出卖的焦虑较前凸显。正因如此，林氏刊物及论语派刊物对上海以商业性赢利为动机的文化工业持认可的态度。将刊物定为“半月刊”，林语堂也有着商业性的考虑。他在《说小品文半月刊》一文中，就特别比较了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等的区别，他说：“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睛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总不及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闲阅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半月刊所隐含的灵活、轻巧、亲切等正显示着与都市大众文化的谐和及节奏的共鸣。同样源于商业文化的机制，论语派的诸多刊物相对开放，编辑是只认文章不看人，迎合着一般市民大众的欣赏口味，追求着大众流行。论语派的所谓“派”已然不是一个严密的社团组织，林氏刊物上的作者成员非常复杂：北京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青崖、郁达夫、沈启无、姚雪垠、刘大杰、江寄萍、丰子恺等，左翼作家有鲁迅、陈子展、徐懋庸、风子（唐弢）等，另外像宋庆龄、蔡元培、胡适、郭沫若等也赫然在列，可谓八方汇聚。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氏刊物上，年轻一代海派文人纷纷加盟。主要有邵洵美、周劭、章克标、徐讦、陶亢德及黄嘉音、黄嘉德兄弟等：1940年代成名的苏青最早也于1935年以冯和仪之名为《论语》和《宇宙风》写作。另外，更大范围的新起作家还有林微音、钱歌川、叶灵凤、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张若谷、周黎庵、周楞伽、毕树棠、钱仁康、燕曼人、林无双、林如斯、林疑今、林惠文、余新恩等，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林氏主办的及林氏影响下的刊物上。如此，海派散文乘论语之风而起。新起海派文人表现出更为超拔、清新的散文风格，由此形成真正的海派散文并很快出现了海派散文的鼎盛期。林氏刊物实际为海派散文的兴起与兴盛提供了平台。显然，论语派刊物因市场导向及市场机制规约而显示出来的宽容，注定其不是一个严谨的散文派别。各组成成员的风格差异相较明显。一些北方成员如老舍及一些内地成员如老向与何容等本身就没有沾染多少上海气。然而，上海的卖艺为生与北平“吃皇粮”的贵族式学者的生存方式毕竟有着很大区别。南下文人的大部则显示出对上海现代物质文明所怀有的那份颇为暖昧不明的情绪以及与现代都市尚未完全融入但已切身感觉到的胶着。散文小品所表现出的游戏、趣味、幽默及闲适等已经显露出与1920年代散文路径的差异。在上海特殊的时空语境下，“语丝”时代的文化政治立场等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语丝”时代所看重的对于一切卑劣之反抗、排击及挑战的意愿似乎已经减退消沉，而以“谑而不虐”及“幽默”代之。这似乎也正意味着他们的“海”化，然而毕竟又未能使其变成地道的海派文人。传统文人的“问世”思维始终或隐或显地规约着他们。不过，由于论语派与林语堂的“宽容”，客观上却使一批“小海派”将之作为平台实现了带有“派”味的集结。

（二）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

林氏刊物实现了事实上的京海合流。京派散文作家在上海刊物的集体亮相及其作品的流行与流布，无论直接或间接，很难不对上海作家产生影响。这其中，周作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周作人不仅影响了京派，同样对海派影响深远。海派散文代表作家很多都与周作人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散文在海派文学期刊中频频露面，数量颇多，而且往往排在头条，从1930年代的《人间世》至1940年代的《风雨谈》大多如此。上海文学期刊还常常刊登一些专门介绍周作人散文的文章，竭力加以推扬。如此，周作人散文便成为海派散文作家摹写的范本，其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本色为文。周作人为文追慕自然本色，从容镇静，安详沉着，他继承了中国散文的“和淡”传统，其小品有东晋六朝遗风。周作人文体的“本色”魅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语言的简单味：平淡地处理与人生紧密相关的种种问题。喜怒哀乐不入藏腑，包住火气与芒角。其为文的情感、议论、行文叙述等，皆平淡自然家常，没有狂热与虚华。受其影响，海派散文完全是一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原真本色。文风平淡，收放自然，是“放野马”式的散文。

其二，笑脸为文。周作人是闲适散文的始作俑者，是现代散文幽默风一派的宗师。他喜欢滑稽，喜欢那种“庄谐杂出”的“名士清谈”。他努力给读者一种严肃书写之外的文学选择——“轻松”与“随意”。当然，周作人的“轻松”是一种故作的“轻松”。“轻松”的背后隐含的是严正，潜藏着与政治话语的敌意。周作人立足于国民性剖析与改造的作品似乎一直占有多数。他无法脱离其隐逸背后潜隐的政治。显然，新起海派的轻松与幽默比周作人走得更远，渐趋一种完全的“轻松”与“幽默”。他们不追求空言与浮言的传道立场，不追求外在的价值联想，而是逼近与叙述现实，追求语言的狂欢，是一种放松的写实主义的“幽默”。比如章克标用嘻嘻哈哈的态度调试着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彰显一种放恣的插科打诨式的小品风格。海派文人基本没有了周作人及大部分论语派作家于“幽默”中所显现的那份雍容，而是从低就俗，没有了深奥和神圣的感觉。

其三，生存之轻。对本色与自我个性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决定了散文小品所言话题远离了神圣性与崇高性，而偏重生存感觉之轻。在此层面上，上自周作人，下及论语派及新起海派散文，一脉相承。周作人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小”大致具有如下特征：知识丰富、情感节制、重视学理思考、意在文化批评；基本是随笔；重视个性与自我；重视凡庸人的真表现；言自己之小志，载自己之小道。林语堂等论语派，承周作人衣钵且大加发扬。他们更加重视小品文对世俗生活的偏爱与对日常叙事的热衷。正是在周作人的暗示及影响下，林语堂等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发动和形成了推崇晚明小品的热潮。但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散文依然有着潜隐的政治化的姿态，他们更多的是以文学的自主与独立作为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并且他们所注重的往往也多是对“现代”与传统进行重新厘定与思考的相较宏大的内涵。质言之，他们市民化的痕迹尚不明显，与海派散文的超拔与“拉杂”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相较于周作人与论语派，海派散文更“小”更“轻”更“形而下”，甚至如章克标等人以极度“轻浮的态度”，写不三不四的题材，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等极端的态度表达自己“极端”的个性。有时不免带有媚俗及自娱的倾向。他们更有生活的现场感，更有与市民社会的胶着、认同与市井气。海派散文的风景线是真正属于市民的，它比周作人等的散文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快乐，更市民化，更没有火气和艰涩，更觉轻逸与隽永。但海派散文的“轻”与“小”，似乎也同时显示出市民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迷惘与无奈，如张爱玲、苏青等，在其散文的“闲”与“碎”中多有某种温柔的悲情。如果说周作人等的“生存之轻”尚保有深厚与神圣的话，海派散文的“生存之轻”则已完全转入了新锐、怪诞、惊诧、激扬、趋时、神奇之中，甚至亦有颓废。

质言之，海派散文所继承于周作人等的是个人的“言志”的文学传统，是个人的散文笔调。但周作人等似乎一直站得很高，尚不属于大众的一员。周作人的散文也始终有着“冷”与“怀疑”，他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而海派散文则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因为工业社会的刺激而发声，这声音是从下就俗的，有着市民社会的温热与吵闹以及工业社会刺激之下话语狂欢的轻松与放恣。

（三）消费文化与文体选择

京海合流形成了海派散文的作家队伍及创作之魂，但因生长的时空语境有别故而生成了异于京派的别样果实。晚清民国之际，西方列强以长枪巨炮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中国跌人世界市场的旋涡，尤其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成为华洋杂处的国际商业消费大都市，到了1930-1940年代，上海更是成为由发达的工商金融业和消费性文化构成的现代都市空间。上海流行的消费文化在悄然改变着一切。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态度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当消费文化深切地介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创作、阅读与传播的每个环节以及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时，文体也就只能随之变化。消费文化正是通过改变作家、读者、文本传播等因素进而影响到文学文体。作为海派文学重要一脉的海派散文正是以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完成了对都市消费文化背景下世俗百态的探索，实现了以文求生的现实目的，得到了在非常时期非常地点的读者的欢迎和认可。

在消费文化的规约下，海派散文作家的精神产品不再指向庙堂，效力于政治的主导者，也不指向书斋，而是指向市场。章衣萍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人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他公开宣称他的散文集《枕上随笔》“是一册粗劣而且浅薄的商品”。苏青说：“我很羡慕一般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常常是为着生活而写作的。”作家为生存而鬻文，就必须建立在扩大销量与增加稿酬的基础上，因而其创作往往是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他们的观点、情趣并藉以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文化产品。比如对“趣味”的追尚，海派散文承接周作人与林语堂等的衣钵，大胆、直率、自然地追求与张扬着文学的娱乐性。徐讦在《谈艺术与娱乐》里明确地说：“文学也不过是一种娱乐”，并且强调“把艺术说成是纯粹的娱乐并没有把艺术看低”，这是公开为文化消费正名。海派散文的“娱乐”、幽默与轻松，已经不同于前期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往往是主体对政治文化等被动反弹的静态观念及内涵，而海派散文的幽默与轻松却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即时适应着一般都市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生活的调节剂。

为了赢得市场，海派散文常常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或者说，海派文人视自己为市民中的一员。即如穆时英和叶灵凤说他们的杂志文章“不够教育大众，也不敢指导青年（或者应该说麻醉），更不想歪曲现实，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么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严重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海派文人弱化文学的教育功能，将自己归入读者群，寻找自己文章的卖点。在此基点上，海派文人做出了避免高深难懂的严正，从轻就俗，偏爱一般，力主安稳，亲近大众等的题材选择。

语言与思想的新奇及破格也是海派散文吸引读者大众的重要卖点，这是市民社会的率直与泼辣。如苏青一直被人称为“大胆女作家”，她敢于抒怀，大胆直言，常常发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奇论！《谈女人》如此说道：“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这话在今天看来，仍然让人叫绝！直言坦率，多用怪论，其实质亦是追求散文的世俗化，这似乎远离了纯文学，但更刺激与迎合了大众。

奢谈女人，似乎永远是消费社会的卖点。海派文人无论女性亦或男性，都喜欢大谈女性。这里有女性生活的感觉，如苏青的谈女性的系列散文几乎涵盖了都市女性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男性作家所谈的女人，则往往变成了欲望的对象，他们似乎也正是借此来刺激与吸引读者的神经与眼球。如张若谷的《对于女性的饥渴》开篇就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对于女性感着饥渴。”整体上看，海派散文作家笔下的女性是欲望，是生活，是饮食男女的一部分。当然，在消费文化规约下，海派散文也常常忽视技巧，随笔性与散文结构上的“本位”性凸显，时或有因追求短平快而带有的粗浅等缺憾与不足。

三

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吴福辉先生曾如此说过：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然而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南下的京派文人本就有着海派文化的天然因子，而新起海派似乎天然有着与北京作家及论语派的亲切感，加之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似乎都在规约着其合流与产生影响的可能。京海合流虽也带来了北方作家的“海”化，使其开始有了市民文学的印记，但终究没有使京派作家变为地道的海派作家，论语派小品与超拔的海派散文并非在同一风景线上。但京派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等在上海的精神加盟，却分化与改组了上海的散文作家队伍，导致与促进了海派散文的生成，甚至可以说，没有京海合流就没有现代海派散文的产生。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及论语派刊物，并没有形成“论语派”本身的整齐划一局面，“论语派”的出现似乎仅仅标志着“语丝”时代在上海的终结。但论语派刊物却在客观上造成新起海派相较整齐的“派”性集结，成为论语派刊物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周作人、林语堂等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规约和提升了新起海派散文品位及现代性，加之上海工商化的特殊背景，使得海派散文迥异于同期的京派散文以及与之关联的论语派散文。京海合流，使得海派的浮浪气、市井气与名士气因着绅士气与书卷气多了几分典雅与庄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海派散文继承与发展了北京作家的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五四”时期，京派散文小品常以身边琐事为表现对象，留心体察世俗人生，追求生活趣味，领略与观照人生情味及人生意义，到1920年代末，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思想随之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倾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书写“身边琐事”的传统。当然，海派散文的书写琐事，毕竟有别于语丝散文的个人性，语丝散文整体仍有一定的寄情性，到了论语派散文时期，是想说而不便说或不敢说，但毕竟潜藏着一定的理想，当不属于纯粹个人笔调。而海派散文则完全由社会退向个人，是一个小写的“人”。它更加浓化了对于世俗人生况味的吟咏，加重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更加体现出处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它的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痛快、新奇、趣味至上，失去了严肃，获得了通俗。当然，海派散文更多地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其对世俗人生及趣味性与消遣性等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是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现实的刺激。海派散文同样表现与发挥哲学大义，透析世态炎凉，描摹人间世相，但它们往往有着较切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文姿态平和，不摆架子。新起海派散文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由于京海合流，规范与提升了他们的散文品格，使得其市民性及日常性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林语堂散文篇2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结尾艺术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7）01-051

在平常的语文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在课堂导入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而在课堂结尾时，则一笔带过。这使得学生的语文学习前紧后松，如一盘散沙。其实，好的课堂结尾不仅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激起学生探索未知的欲望，还可以使语文课堂教学显得有头有尾，从而深化学习效果。

一、发散式结尾――诱发学生思考

语文教学不光要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在课堂结尾部分，根据课文内容的特点，采取发散式结尾的方式，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还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向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去发散。

如，苏教版《苹果里的五角星》一课，教学的主要目标是教育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要敢于打破常规思维，勇于创造。在这节课结尾的时候，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深化学生对创造力的认识，笔者是这样总结的：“学了这一课以后，你们明白了什么是创造力了吗？在平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现象我们可以打破常规重新认识？”在笔者的启发下，学生展开了讨论：风扇还有哪些转动方式？木块怎样才能转动起来？课桌设计成圆形会怎样？虽然这些只是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模型，但正是有了这些创新的思想，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与学习中，思维才会变得更加活跃。

在上述教学案例中，在课堂结尾的时候，教师主要依据课文的性质特点，采取了发散式结尾的方式。这样一来，学生的思维就不会再局限于一种认识，而是能够真正进行积极有效的思考，从而对所学内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二、回味式结尾――深化学习感受

在语文教学中，有许多课文内容情感真挚，含义深刻。在这类课文教学结束的时候，教师如能采取回味式结尾的方式，围绕课文内容，以恰当的方式去激发学生内心的情感需求，使其自觉对文本内容产生无限回味，那么，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会更深刻，情感也会随之得到升华，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如，苏教版《鞋匠的儿子》一课，主要讲了林肯先生在就职演讲时遭到了别人的刁难、挑衅，但他处变不惊、从容应对，不论身在何位，他都永远尊敬父亲，以父亲为榜样的典型事例。在这篇文章中，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林肯对于父亲是鞋匠的认识，给了参议员们狠狠一击，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在课堂结尾的时候，笔者是这样设计的：“同学们，林肯――美国的总统，在面对众人的嘲笑时，他的表现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同学中间，有些同学的父母可能是公务员、教师，也有同学的父母可能是清洁工、服务员等。那林肯的演讲，对你有什么触动吗？你想对父母说些什么？”这样的结尾可以使学生在无限回味中产生更多的感受，深化了学生的认知。

在上述教学案例中，教师主要根据课文所要表达的主旨，采取了回味式结尾的方式。这样一来，自然把学生带入了回顾课文、对比反省的状态之中，促进了学生对人物的进一步认识。

三、延伸式结尾――拓展学生视野

对学生来说，下课铃声的响起并不意味着语文学习活动的结束，一些平凡的生活琐事也能成为语文学习活动的延伸。作为语文教师，要具有大语文教育观，在课堂结尾部分，可以采取延伸式结尾的方式，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

如苏教版语文《三顾茅庐》一课，主要讲了刘备带领关羽、张飞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帮助其统一天下的故事。在教学结尾的时候，不能只让学生了解课文内容，而要引导学生从课内向课外拓展。因此，在教学时，笔者是这样结尾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顾茅庐》，作为名著《三国演义》的节选篇目，《三国演义》中还有许多这样使我们感受深刻的经典故事。如果你想知道诸葛亮出山以后是怎样帮助刘备统一天下的，如果你想知道诸葛亮是否值得刘备重用，就请你利用课余时间到《三国演义》里去寻找答案吧！”这样的课堂结尾，延伸了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课外阅读中不断丰富视野，提高认识。

在上述教学案例中，教师主要就课文的性质特点，采取了延伸式结尾的教学方式。这样教学，既可以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又可以使学生在课外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知识，深化学习效果。

总之，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想使语文课堂结尾真正“结”出精彩，需要教师根据课文内容的特点，采取适合的结尾方式，使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与课堂教学的精彩保持到最后，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林语堂散文篇3

论争聚焦之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现代社会思潮、历史环境、知识分子价值追求及对传统文学接受态度的改变，都是促使晚明小品之争产生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论争爆发的导火索是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推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周作人就有意在散文上开辟一条新路，认为新文学可上溯到晚明散文，并将这一观点搬到辅仁大学讲堂，不久讲义刊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中将公安、竟陵派及明末文学引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来源，这构成了晚明小品论争的一个中心议题。周著还提出了一些引人争议的说法：胡适的“八不主义”即公安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文学主张的复活；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都很相同，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俞平伯、废名的作品与竟陵派相似；“五四”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的主张内生出来的。周著出版后，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朱维之、任访秋等人纷纷撰文表示支持。林语堂《新旧文学》称周作人表彰公安派、竟陵，真正找到“现代散文之祖宗”。1933年4月和11月，在《论语》上发表《论文》和《论文下》，强调“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也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林语堂大力鼓吹明人小品的“闲适”和“个人的笔调”，对文坛和批评界造成很大的冲击，加上明人小品出版风气日盛，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阿英不赞同周作人之论，1933年9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读〈狂言〉》，反对把“五四”新文学说成是公安派运动的复活，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周作人“奇迹”发现所用的不少力量实际上是“浪费”的。阿英更反对把明末散文渲染为“闲适”，在《自由谈》上发表《吃茶文学论》《明末的反山人文学》《清谈误国与道学误国》，在《人间世》上发表《嘿与谦》，强调时代与晚明已颇不相同，推崇明代散文应是个人的事。对阿英的见解，陈子展赞同说：“今人论到明末文学的，就我所见的而说，不能不算是只有他最能搔着痒处，接触历史的真实了。”（《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鲁迅对过分渲染小品“闲适”表示忧虑，批评将明人小品当作“小摆设”的习气（《南腔北调集》）。论争形成赞扬与攻击的两派，有人用“骂”和“捧”来形容。

论争聚焦之二：《袁中郎全集》的重印。1934年，林语堂倡议重印《袁中郎全集》，刘大杰担任编订，在郁达夫等人帮助下，全集陆续刊出。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刘大杰的序文各抒己见，其有关评论，构成了晚明小品论争的一大高峰。林语堂《有不为斋丛书序》为“闲适”作辩护，并解释何以要谈明人小品，是因为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底旧而又是那样底新”。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认为三袁振衰起绝的功业堪比韩愈，袁中郎的诗文表现性灵，还有翻印的价值。刘大杰《袁中郎的诗文观》也认为中郎顺应变通之理创造了“新的浪漫文学”，中郎作品与理论“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周作人《重印袁中郎全集序》再次强调公安是明季“新文学运动”，认为重印很有意义，同时指出公安派反抗正统派，引起我们的同感，但我们无意“复兴旧朝的香火”。阿英《袁中郎全集序》指出世人误学袁中郎，中郎未曾忘却“时事”，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亦是如此。

论争聚焦之三：小品年。1934年和1935年是小品文盛行的两年，以至一些学者感叹说“小品年”了。1934年的争论，已引起了整个文坛和学术界的关注。第二年，卷入论争者数量进一步增多。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和漫画》（生活书店，1935年）是太白社创刊半周年之际的征文，专门开辟园地，供发表争鸣意见。集中共收58篇文章，作者包括茅盾、鲁迅、吴组缃、郁达夫、叶圣陶、丰子恺、王任叔、唐、臧克家、许钦文、柯灵、徐懋庸、柳亚子、周谷城、许杰、伍蠡甫、陈子展、聂绀弩、曹聚仁、胡风、叶紫、郑伯奇等一时著名文人和学者，集中近三分之一内容论及晚明小品，各抒己见，将论争又推向新的高峰。茅盾《小品文和气运》表白不相信小品“应该以自我中心，个人笔调，性灵，闲适，为主”，他说“明人小品之特别被中意，就因为两者的社会气运有若干类同”，但类同之中仍有根本不同在。伯韩（姜琦）《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认为明人小品既有自由的、反礼教的一面，又有反映名士风流、绅士风雅的一面，有值得继承和提倡的，也有应该弃置的。熊昌翼《走入了魔道的小品文》说当今小品文坛乌烟瘴气，堕入“魔道”，周作人等人自己着了魔不算，还要旁人也发疯，“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小品文坛上底罪人”。的确，周作人和林语堂对明人小品还有一些误解，且正如熊昌翼所指出的，他们推崇明人的作品，大抵“要提倡一种什么思潮，或者要做种什么文章”，而“先立起一块碑来”。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明确而言：我们不会痛骂公安竟陵，把明朝亡国的责任轻轻地推到几个文人身上，可也不会“杜撰”一部中国文学史，结论归到“言志派是文学正宗，公安竟陵是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乃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的”。为了反对周作人争“道统”，陈子展此前已撰《道统之梦》《文统之梦》《谈钟伯敬》等短文登在《自由谈》上，《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刊于《新语林》，《呜呼才子》《谈古文与八股之关系》发表于《人间世》。他认为《叙小修诗》所论是“文化进步论”，不过公安作品未能与理论相合，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用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继承公安、竟陵而来（《什么叫做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作风和影响怎样？》）。

论争热潮的消退。1936年，晚明小品论争热潮开始消退，从朱光潜的《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就可看到批评视野的转移，信中说：“说句老实话，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朱光潜表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恶意批评者，出于爱护朋友，所以建议让读者歇歇口胃。他说生在20世纪，硬要大吹大擂地捧晚明小品，不过是闹制造假古董的把戏。时局日艰，朱光潜感伤而言：“我回头听到未来大难中的神号鬼哭，猛然深深地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我与文学及其他》）诚然，朱光潜、陈子展等学者不太重视明代散文，而他们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反对过分渲染“闲适”。这类批评言论，虽然纷杂，但大抵阐释清楚了明人小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事物，对小品研究与创作是有帮助的。小品论争与时局激变也使周作人发生了一些变化。

林语堂散文篇4

虽然已经是入冬的季节，但岛上气候温和，金黄色的炮仗花还在开放，枝枝叶叶地缠绕在那些老宅的围墙上，灰色的墙砖与橙黄色的花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发出闪闪的亮光。

鼓浪屿岛上的名人宅子多，故事也多。每一栋老屋里，都有着一部家族的兴衰史。有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岛上的老人们嘴里听到，有的可以从那些家族的名人自传里读到，但是那些真正不带“添加剂”的故事，只有房前屋后那些植物最清楚。岛上的每一种植物，不管是院门前的白兰花树，还是石梯下的野花，都好像是老宅们最忠实的守护者，一年又一年守护着这些院落里当年的红尘往事。它们是多么深情又多么幸运！

来鼓浪屿的游客，都会买一张牛皮纸手绘地图。岛上的道路如迷宫一般，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就算来过几次，还是很容易迷路；稍微一个不注意，拐错一个路口，就迷失在另一条花繁叶茂的巷子里了。但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很乐意不断迷失在其间，这样的“迷失”充满了迷幻色彩和情调，一处不经意的风景，一只招摇过市的肥猫，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惊喜。不过我有时也会很刻意地照着地图上的标注，寻找某一处心仪已久的建筑。在看《林家次女》时，我记住了鼓浪屿漳州路44号，那个掩藏在绿荫深处的花园洋房――廖宅（现在人们习惯把它称为林语堂故居）。这处老宅也在手绘地图上被标示了出来。看上去不难找，就在音乐学校的附近。午后，决定去看看。许多年前读林语堂先生的作品，我就充满了敬仰之情。

鼓浪屿岛上的门牌号，都是双号、单号各在一边。林语堂故居在漳州路44号，是双号；心想，只要先找到2号，再顺着走，就很容易找到。漳州路虽然名为“路”，其实是一条上坡的宽巷，路旁两边满布着枝叶茂密的芒果树和榕树。榕树上垂下好多树胡须，那是榕树的气根。因为是冬天了，那些树胡须黑黑的、干干的，又被人刚刚修剪过，看上去，像是在树上长了门帘，很滑稽的样子。

我顺着巷子一直往上走，却怎么也不见44号这个门牌。是不是自己粗心没注意走过了？我心里颇纳闷。我可是一个个门牌细细数着走过来的呀，不至于没看见吧。可是走到巷子尽头了，也数完了漳州路的门牌，都拐到另一条路上了，我还是没有找到。看见有两位老人在散步，过去询问，才被告知我走过了；我只好又折回漳州路上。

刚才是一路往上，现在是一路往下，而且不敢只数双数的门牌号，连单号也一起看。还是不见44号。林语堂故居难道是藏起来了，也如他本人一般幽默，要和我这从外地来的开个玩笑吗？我很无奈，只好怅然地再次走到坡上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间卖饮料的小店，经店主指点，就在这坡中段，那所陈宅旁的一条岔巷里。

果然在陈宅和另一栋暗红色的别墅之间又有一条三四米宽的小巷，往里走再右拐便是巷子尽头，一处很大的庭院，两幢古老的别墅就静静地矗立在里端。别墅墙柱上订着一个门牌号：漳州路44号。走在这条外貌古旧、庭院深深的巷道里，不禁思绪翩然。林语堂当年在鼓浪屿求学，就寄寓这里。兴许是机缘巧合，出生于漳州的林语堂在厦门的故居，竟是鼓浪屿的漳州路44号。1919年8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举行婚礼，洞房就设在廖家别墅前厅右侧的厢房里。新婚虽然甜蜜，岛上又这样幽静可读书，林语堂的心绪却像大海浪涛那样漫向远方，婚后3天，就离开了廖家。他就是从这里下岛、乘舟走向世界的。

微风吹过，一朵白兰花随着一股苍凉的味道轻轻落在我脸颊上。是这里吗？我想象不出眼前这栋英式的U型别墅会残破到如此程度。楼旁写着“危楼”的字样。正门已经封死，外墙剥落，原本雕刻精美的屋檐被白蚁啃去大半，墙上的玻璃窗早已不知所踪。石楼梯已经移位，每一个阶梯之间都有大大的裂痕。石楼梯下散乱地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石条，估计是别墅中曾经的部件。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别墅曾被拆除过一层。

我努力寻觅着当年的旧迹，突然门楣上“立人斋”三个模糊的字迹映入我的眼帘。可以确定，当年这里便是林语堂的书房。这才让我觉得这栋破旧的危楼终于和林语堂联系上了。一片破败之间，也就是这三个字似乎还透露出这栋老宅的一丝优雅之气。

站在这院子里，遥想林语堂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来到廖家迎亲，不了解岛上风俗的他，贸然喝下茶里的桂圆，让廖家女人取笑的情景，那是多么有趣。如今，物是人非，在小巷的拐角处，一片寂寥，只有这令人惆怅的苍凉。这座名人故居在风雨中矗立了150多年，不知何时又可能在一场暴雨中坍塌掉哪一部分，何时才能重新焕发出当年的风姿？还好，我们心中还留有林语堂先生的文学著作，那是一座永远不会坍塌的精神建筑。

[感悟]这篇散文的题目就很有嚼头：“拐巷处”有什么？为何会“一片苍凉”？这样的悬念，会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增强读者阅读的兴趣。文章开篇用简洁的文笔交代了游览鼓浪屿的时季以及出游的目的――寻觅老宅（林语堂故居）。全文总共10段，从第2段一直到第6段，作者运用铺陈的手法，不厌其烦地写了岛上的气候、竞相开放的花花草草，如同迷宫一样充满迷幻色彩和情调的道路，并穿插交代了多年以前看《林家次女》知道了林语堂故居的具体方位：鼓浪屿漳州路44号。然后还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寻找林语堂故居的不容易：顺着巷子，一个个门牌细细数着从头走到尾，没见着，又向当地两个老人打听然后是再一路向下，门牌号单双一个也不放过，也还是不见，最后在一个饮料店店主的指点下，才左转右拐，终于在一个小巷子的尽头才千寻万找始出来。真可谓踏破草鞋无觅处，得来真是费工夫啊。如此难觅，暗示了其位置的偏僻，为下文写其成为“危楼”，苍凉破败的景象做足了铺垫。前文的充满生机的烂漫及永恒的花花草草与拐巷处残破、寂寥苍凉一片的林语堂故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令人不由得唏嘘不已，顿生人事沧桑、物是人非的悲凉、惆怅之感。文章虚实相生，多处运用联想和插叙手法，再现了林语堂故居当年的人与事、情与景，丰富了文章的内涵，表达了对林语堂先生的追思与缅怀。而今昔对比，则更表达了作者对名人故居在风雨飘摇中还能撑多久的忧思。

林语堂散文篇5

1、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2、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来源：文章屋网 ）

林语堂散文篇6

关键词：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 提问策略 教学方法

引言

初中语文课堂，不仅是教师进行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与彰显自己学习能力的重要场所。在初中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有效的提问引导学生针对语文学习内容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问题的有效提出，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融入到课堂学习过程中。增强提问策略的科学化与合理化，是每位初中语文教师的重要研究内容。笔者选择提问策略在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构建中的应用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一、关注问题的发散性

问题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一个合格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发散思想与活动。利用课堂提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理解新知识，联想旧知识。要使课堂中的问题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师就要注意问题的发散性，或者说是启发性。教师要利用一个问题，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允许学生对同一问题持不同观点。只有这样，学生的语文思维才能在初中语文课堂中得到锻炼。

比如在讲解《社戏》时，教师可以利用分段的方法使学生明确文章的构成方法与主要内容。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分段结果，面对不同的分段结果，教师可以提问：“你们的分段依据和方法是什么呢？”在这样的问题下，学生会阐述自己的分段理由。教师要肯定分段的结果不止一种，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当面对学生错误的分段结果与方法时，教师可以利用对其他学生的提问规范学生的思维。具有发散性的问题，可以使学生在思考与回答、听取他人回答的过程中，衡量自己的思考行为与结果，规范学生的学习方法。因此，教师在初中语文课堂中，要注意问题的发散性。

二、关注问题的针对性

关注问题的针对性，就是指教师要明确自己提出问题的目的，只有教师明确了自己的提问目的，才能使问题具有针对性，使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作用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有不同的思维能力。增强问题的针对性，要求当代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提问时，考虑到不同学生的能力，利用不同的问题，帮助学生共同进步。针对整体教学来讲，教师要坚持从易到难的提问顺序，使问题具有针对性，服务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对于学生个体来讲，教师要从学生的学习能力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比如在讲解《济南的冬天》时，在整体进行提问时，教师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首先，文章中济南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作者用哪些文字对济南的冬天进行描写？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对济南的冬天进行描写的呢？文章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随着问题的深入，学生的思想不断升级。其次，针对不同学生，教师要设计不同问题。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问学生自己对于作者描写的济南的冬天是否赞成。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可以提问，你觉得哪一段描写最恰当。这样，学生面对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学习积极性提高，成就感增强，学习效率明显提高。

三、关注问题的趣味性

语文教学包罗万象，不同的作者利用不同的文字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进行抒发。在进行语文学习时，一些学生对于文字的敏感度较差，提不起学习兴趣，这是导致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巧用提问策略，构建初中高效语文课堂，教师应当关注提问的趣味性。教师要从学生角度看待文章内容，找到学生可能感兴趣的点，通过趣味性问题的提出，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比如在讲解《苏州园林》时，教师可以提问：“你们去过苏州吗？了解苏州园林吗？”去过的学生会回想美好记忆，与大家分享。没有去过的学生，在其他学生的分享之下，可以想象出苏州园林本身的魅力。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提问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提高提问与回答的趣味性。教师可以利用苏州园林的图片进行问题导入，提问：“这是哪里？你们喜欢这里吗？”等。在问题引导下，学生会感受到语文学习的趣味性，更好地配合教师完成语文教学任务。所以，初中语文教师要关注提问的趣味性，以兴趣的提高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结语

良好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还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建立属于自己的初中语文知识体系。巧用问题策略，对于构建初中语文课堂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笔者从三个不同角度提出初中语文课堂构建中提问策略的应用方法与注意事项。希望以此使初中语文教师工作者对于课堂提问环节更加重视，利用有效的提问方法与内容，使问题的提出成为促进初中语文课堂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王丽丽.新时期下初中语文教学提问策略探析[J].学周刊，2012，35：97.

[2]张凌霞.当前初中语文教学提问策略浅析[J].现代交际，2012，10：145.

[3]胡晨.新课程标准下初中语文教学提问策略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3，14：111-112.

林语堂散文篇7

关键词：素质教育 讨论 能力培养 能动性 感悟性 针对性

所谓讨论环节就是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对一些开放性的内容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加强讨论环节它符合了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践行了新课改的核心思想。

著名的教育家埃德加富尔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深有感触。曾经有人用“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来形容我国过去的满堂灌的旧式语文教育模式，以前的语文教育方法是将教学内容“填鸭式”地填进学生的大脑，注重的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而将学生对学习方法的领悟放到了次要地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知识就像无源之水，没有新思想的产生，知识的获得是十分有限的。

（二）在语文课堂中加强讨论环节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语文学习的很多内容都是开放性的，以老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往往使学生局限在老师给出的答案中而不再思考。讨论环节的增加则可以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问题的结果，从而锻炼了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也将学生从被动学习的境遇中解脱出来，激发了其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三）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加强讨论环节还有助于与大学教育接轨。

中学教育使学生过分的依赖老师的作用，往往使学生在进人大学之后产生严重的不适应。一方面，自我约束能力不够，猛然来到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不能很好的自觉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能力不够，在大学中不能有效的获得知识。由于以上两点致使很多本来十分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中逐渐被淘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上文所说在课堂中对讨论环节进行加强可以有效的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散思维能力、探究能力进行培养，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不适应现象的产生，让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其中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日常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一）用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例如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在课堂上应引导学生深入讨论：(1)为什么林黛玉会如此谨慎？(2)如果你们到外婆家去是什么心理状态？会像林黛玉一样吗？(3)林黛玉如此谨慎说明了什么？对这几个问题，学生们都很感兴趣，纷纷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展开讨论，由讨论中获得认知，枯燥的课文因此而变得富有生气。

（二）利用讨论可以得到学生们的及时反馈，提高老师在教学上的针对性。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讨论，增加了教师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和信息量，教师得以及时掌握学生认识中的偏差与疏漏，在教学中不断调整、改进自己的教学设计，修正自己的行为及其方式，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强化。比如，在《孔雀东南飞》一课的讨论中，有同学认为结尾“双双殉情”的悲剧形式有些令人痛心，不如设置成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果令人开心。就此我们组织学生展开讨论，自己设计更多的结局方式并加以辨析。同学们提出的结尾有：焦刘私奔，焦母去世、焦刘得以白头偕老，兰芝嫁太守之子很幸福、焦仲卿抑郁而终等等。但通过综合全文的主旨讨论比较，同学逐渐认识到只有“双双殉情”的结局才能提升人物形象，才能使作品的主题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如果没有由讨论而来的反馈，这一点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三）利用讨论的方式来维护学生们的心态健康，提高学生们的心理素质。

在讨论中同学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争论中互帮互学，修正自己，接受他人，探寻知识，发现真理，学会了客观对待错误和挫折，培养了合作的意识和在集体中解决问题的习惯。特别是那些交往能力弱、成绩不理想、平时很少发言的学生加入到讨论中来，促进了学生个性与共性的协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可以说课堂讨论不只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

结语：由此可见在语文课堂中加强讨论环节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科学地安排这一环节。提高教学品质提升学生的素质，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孙培云．高中语文教育【j】．科技教育．2010(09)．

2．孙正君．浅谈语文教育的语感培养【j】，中国教育．2009(11).

3．陈娟．浅谈高中语文新课改与课堂讨论的实效性．学问（下半月）．2009(05).

4．张敦水．高中语文有效课堂教学的构建．中学教学参考（语英版）．2009(07)．

5．陆荣．如何优化语文课堂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9(07)．

林语堂散文篇8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为了更好地将学生的注意力由分散集中到语文课堂上，作为一名聪明的语文教师，绝不是利用强制性的命令去迫使学生回归课堂，而是以一种充满趣味性、创新性极具吸引力的导入方式将学生引入课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才可能将一堂课应该教授的知识点传输给学生。

例如：在讲授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的《春》时，教师就可以先通过网络搜索，找到大量的与春景相关、与文章契合的图片、音乐、视频等，然后在进行具体文本分析的时候，以形式多样的课件展示、视频放映将学生轻而易举地带入情境之中，然

后播放相应的音乐，教师范读或学生齐读课文，让学生在配乐朗诵中体悟春天的美、体悟散文的美。整个课堂轻松活泼、形式多样，在一种愉悦欢快的情境中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不仅能够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够加深学生对文本阐释的理解和记忆。

二、凸显重点，强化难点

中学语文教材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一个初中生而言，其生活经验的积累又是极其有限和狭隘的。因而，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环节中，就经常出现讲解方面的难题，无法很好地运用语言进行描述、概括、抽象，造成语文教学陷入一种教师自顾自地讲解、学生一知半解的尴尬局面。而当多媒体教学在教学实践方面得以普及后，这种问题得到大大

缓解。

例如：在八年级上册讲解叶圣陶的《苏州园林》的时候，其中有大量的说明性的语句、段落，这些文字的理解对于一个从未见过苏州园林的初中生而言，很难建构出对其空间的概念。但是，引进多媒体教学后，教师可以寻找相关介绍苏州园林的纪录片，在

课堂上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再对照文本，就能够借助视觉上的感受轻松地构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大大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三、丰富课堂，扩展视野

语文学习的外延是生活。生活包罗万象，语文也便五彩斑斓。初中语文学习的一项重要标准和要求便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众所周知，对于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也是主要牵绊，就是丰富学生的文本阅读、增加学生的日常积累、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但是初中语文课堂的现有课时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又很难要求和保证学生课外时间去进行阅读；但是，多媒体以其丰富、海量的信息资源，能够极大地缓解学生的阅读压力。

例如：在七年级上册讲解冰心的四首现代诗的时候，因为几乎是学生在进入初中以来第一次接触现代诗歌，学生在分析和体会现代诗歌的时候势必会有些吃力。而且冰心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又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也应该深化我们对其了解和掌握。教师可以借助丰富的网络信息检索功能，筛选出适合初一学生接受和掌握的相关文学常识进行简要介绍，能够让学生对现代诗歌有个基本的印象。除此之外，还可以找一些冰心的其他优秀作品，教会学生品读方法，自由阅读，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四、理顺结构，突出主旨

对于初中语文的学习，一个很大的瓶颈或是难题就是如何理顺文章结构，准确地把握文章中心主旨，因为这两方面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对整篇文章的把握和感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这两部分的引导环节也显得十分重要。

如：在介绍济南的城市形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幅济南的地图，就很容易从地理的角度说清楚为什么济南的天气是“冷得响亮”。而且多媒体教学还很容易突出主旨，将中心思想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讲解时就凸现出来，让学生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刘丽霞.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科学大众，2008（7）：73.

[2]陈绚丽.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D].华东师范大学，2003（4）.

[3]林春宏.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D].东北师范大学，2007（5）.

[4]易延坚.论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民族论坛，2004（4）：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