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3:15:35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浪漫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各国人们在表达心中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本文试从比较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入手，分别从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人物理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中西方浪漫主义的不同以及其原因。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主要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源头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比西方早几百年，有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但其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展望未来美好理想。中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
一、社会理想——脱离人间的桃花源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中国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存在。屈原在《离骚》中，展现了其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则是为人们塑造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耕自食，不问政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唐代诗人李白，更是在《梦留天姥吟留别》里，借梦境表达出自己所向往的仙人之境，一个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蓝图——特莱美修道院，反映了当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美好、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用生命建造的海滨乐园则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的蓝图。
可以说，中国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脱离人间的桃花源，并没有具体展现；而西方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乌托邦，虽然是描绘的未来世界，但是却是描绘具体，蓝图清晰。这是由于当时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社会长期停滞，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因此古典浪漫主义作家很难具体描绘未来乌托邦社会，只能采用托古改制、游历仙境等间接方式展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西方由于有很多先进的社会思想作指导，因此他们有可能具体展现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使读者读后能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生活理想——超自然的曲折幻想和坦率自信的直接追求
西方作家所描述的生活理想多是关于个人主体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多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大量是以歌颂生活、爱情为主题的。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生活理想逐渐升华成一种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事业理想。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塑造的革命夫妻莱昂和茜丝娜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作家对于生活理想的描述，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将笔触放到了追求功名利禄、叙述人伦上。这并不是说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中没有爱情，《牡丹亭》和《孔雀东南飞》中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但在这些爱情故事当中也会掺杂一些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像《西厢记》中，莺莺的母亲不同意女儿和张生在一起，直到张生考取了状元才默许这段婚事。
因此对于生活理想中的爱情，中国不如西方影响深远。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爱情婚姻历来是由父母、媒人包办，青年男女受到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压制，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较少。
除了生活理想的内容、题材不同之外，中西方作家对于这种理想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时多是曲折含蓄，往往采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采用打破生死界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生前不能在一起的男女情侣，死后能够得到幸福，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的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一段幻想，来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鬼神的力量帮助弱者达到伸冤雪恨的目的，从而实现人们心中的生活理想，像关汉卿的《窦娥冤》。
而西方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更加直接了当。往往是一种主人公坦率自信的去争取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理想。
中西方作家之所以表现方式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对人们的压制，束缚了人们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所以人们只得采取那些曲折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生活理想。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发展，作家对于战胜封建势力、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用直截了当、大胆热情的笔触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人物理想——性格单一的超人和个性化的普通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1.积极向上的叛逆英雄
他们积极向上，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心与力量。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目标，敢于与魔鬼缔约，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显示出其英勇的胆识。这也表现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胆有谋的可贵品质。还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建立没有纷争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敢于与封建暴君斗争，这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
2.拜伦式英雄
他们敢于反抗现实，但是又摆脱不了身上固有的恶习，不愿与人民群众为伍，由于脱离群众，而陷入到忧郁和孤独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是拜伦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这种英雄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的时代的叛逆者身上所特有的性格。
3.“世纪儿”
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理想但是却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终日无所事事。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塑造的沃达夫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表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对于理想人物的塑造，虽不如西方类型清晰，但是却也有较为鲜明的代表。以下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1)屈原在《楚辞》中化身的灵均
屈原在《楚辞》中通过灵均即“我”，表达了很多高尚的品格，例如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2)孙悟空
孙悟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人物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是一个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叛逆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之前。取经之前，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天空，将一个叛逆者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它是一个智慧无穷、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途中。救王妃、公主，帮百姓、僧人……这些英勇行为都深深的印刻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智慧、侠义、勇敢并存的英雄。
中西方作家虽都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物理想，但是他们笔下所塑造出的英雄人物，却并不相同。
西方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代表。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是理想人物，但是并没有超凡入胜，他们拥有一般人的缺点和优点。所以说，西方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多是个性化的普通人。
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和西方相比，性格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受到各个时代人民普遍推崇和敬仰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主导性格鲜明突出，但是却缺乏各自的个性。所以说，中国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多是个性单一的超人。
虽然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和西方成熟的浪漫主义体系相比，显得并不完善，但是其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还是奠定了基础。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自身对当时时代社会的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有民族特色的理想天堂！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勃兰兑思：《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及渊源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社会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思想基础]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文学传统]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往往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特别重视爱情题材，对人的梦境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2、描写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反感庸俗丑恶的现实，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便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共有的特点，而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则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标举卢梭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把自然看作一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浪漫主义作家不仅歌吟本国自然之美，而且乐于描绘异国风光，如美洲的丛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哥特式的建筑，古代的废墟等等。
3、酷爱描写中世纪和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至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许多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他们的描写不重在反映历史真实，而在表现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撷取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在史书上语焉不详，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驰骋。有的浪漫主义者美化了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纪当作“黄金时代”以与资本主义来对立。
4、重视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都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
三、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现代派文学或先锋派文学，是20世纪前期欧美各种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总称。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可以说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由多种流派组成的文学思潮，其观念演变和价值取向是多元、复杂的，不同的流派与团体往往各有各的主张，但它作为20世纪极富创新和反传统精神的文学思潮，在总体上又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主义文学突出地表现异化主题。文化是人的外化与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现代主义倾向于文化批判，本质上基于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
第二，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具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特征。在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传统文学那种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写其实是一种假象。因此，必须摈弃对人物性格和一切相关的附属品的描绘，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现实，这就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模式。
第三，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神话方式，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神话式象征的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诗性揣摩，是将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心灵体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因而，它的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在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多义性的。
第四，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反向诗学”，大量描写丑的事物。现代主义作家处在20世纪那个失落、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层次上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本质和人类前途问题。他们觉得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示对丑恶的反抗。但是他们反传统的个性又使他们不愿像古典艺术家那样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赞歌，而是着意于描写丑，暴露丑。现代主义作家对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疯狂、瘟疫、尸体等的描绘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表现出“以丑为美”、“反向诗学”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不过，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平庸，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因此，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蕴含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
四、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派诗歌的联系和区别
从总的艺术方法来看，现代派采用表现法，而非白描法。这里所谓的表现法是指现代派作家用歪曲客观事实的方法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描写客观事物或直抒自己的胸臆。不妨举两首诗来做对比：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 and noon a purple glow /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 I hear the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这首叶芝早期的著名作品是典型的浪漫派后期唯美主义的诗篇。他直抒胸义的道出要离开这个充满的痛苦的世界去过隐居生活的愿望。他对因纳斯弗利岛景色的描写也是一种白描法，没有加以主观色彩的渲染。虽说因纳斯弗利岛只是爱尔兰的一个小岛叶芝是把他当成是隐居生活的象征，但这是摆在纸面上的，显而易见的。虽说他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只是一种白描的艺术方法。请读另一首诗：
豹――在巴黎植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是里克尔1903年的作品，与其说他在描写被困笼中的豹子形象，不如说诗人是在体会豹子的心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借豹子的心情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里的拟人化自然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但从常理看，即使把豹子当成人来看也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感情。显然是里克尔发掘自我的结果。整天关在笼中的豹子无疑会讨厌身后的铁栏杆，但他不可能感受到这么深刻的程度，以至认为“千条栏杆后没有宇宙”他可能感到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但不会认识到力之舞的中心一个伟大的晕眩。这些诗说明里尔克是用自己的思想歪曲了豹的感受能力来表现他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还是他以对客观的忠实描写著称的早期作品，如果拿他后来书写主观情思的杜伊诺哀歌来作比较，浪漫派与现代派在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在写法上，里克尔不像早期的叶芝那样直抒胸臆，而有曲折隐含地把把抽象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
总起来看，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与近代文学中出现过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是颇为不同的。现代主义吸收了其他文学的特征---------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但他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大于其联系。虽然浪漫主义中有些作品已开风气之先，具有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宋寒冰.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2] 柳东林.西方文学的非理性特点及禅意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3] 侯海荣.逃逸与留守――新世纪散文批评研究[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09)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艺术歌曲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到颠峰，本文通过对浪漫主义时期艺术歌曲的背景分析、词曲关系、钢琴伴奏、二度创造等方面，论述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歌曲演绎过程。
研究音乐作品的人文演绎，首先要对“人文”的观念有明晰的界定。“人文”这个词有三种指称：第一，指对最高价值、终极关怀的一种诉求；第二，指把人作为最高价值的所谓“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第三，指文史哲艺这些人文学科的学习和培养。而在音乐作品中，这三个指称是三合一的。音乐作品以对最高价值和终极关怀为诉求，以人道人本主义为核心，通过音乐作品的表现和演奏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一、浪漫主义时期艺术歌曲的产生背景
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新的风格，即“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产生，虽可追溯到十八世纪，但是它形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拿破仑时期。而对它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封建势力的复辟。在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中，反映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态度。
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具有两重性的。人民的力量了拿破仑的统治，但战争的结束给人民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更深的痛苦和黑暗。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的社会现实是堕落和理想的破灭。由于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思想情绪以及对待革命、生活的态度不同，因此，形成了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浪漫主义倾向。1830年及1848年两次革命的高潮时期，也正是此类浪漫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在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此类浪漫主义几乎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下半叶的欧洲，其特征是充满着消极的、悲观的、神秘的色彩，它几乎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下半叶的欧洲。
二、浪漫主义时期艺术歌曲的人文特征
浪漫主义时期艺术歌曲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其对音乐最高价值和终极关怀为诉求，以人道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特征，从它与文学诗歌，歌曲的词曲，钢琴伴奏和再创作等方面表现出来。
（一)感性诗话的音乐
歌曲与诗歌分属两个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存在形式即时间。这一基本的属性是两者结合的前提。音乐是非再现性艺术，而诗歌具有明确的再现，这又是它们在形式方面所不同的一面。仅从音乐角度看，如果声乐艺术在没有语义因素导引的前提下，它仍然是单一的乐音运动形态，一支旋律只有配上歌词才能进行演唱。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作家们追求对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个人感情的抒发，对个性自由的渴望，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兴趣。浪漫主义艺术歌曲最鲜明的美学原则是感性的诗化的美。歌曲之王舒伯特说：“歌德的音乐与诗的天才,帮助了我成功。”[1]毫无疑问,舒伯特对诗歌的尊重在他深情的歌曲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舒伯特一生共写过六百多首艺术歌曲。舒曼也热衷文学，一生共写过两百多首艺术歌曲。他追求：“把诗作为独立音乐的基础,找到适合诗的音乐形象,并且使它们相互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的确,浪漫主义艺术歌曲更注重文学诗词的精良,追求音乐与诗的通感。
（二)诗乐平衡的音乐
歌曲是诗与乐的结合，但是从来都将其作为音乐来看待。也就是说歌曲的音乐性是第一位的。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许多歌曲的旋律我们有清晰的记忆，但是歌词已经不记得了。由于语言的关系，有些歌词的翻译很不尽人意，我们仍然喜欢呤唱，这些说明一般歌曲音乐性的主导地位。艺术歌曲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歌词既是音乐形象的立意基础，又对旋律创作有着某种制约。词曲关系是平衡的，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平衡。所以作曲家的文学诗歌的修养和对音乐语言的娴熟掌握，以及确立新颖的诗意的能力和其它素质应该是最高的。
艺术歌曲的产生初期，不同特点的艺术形式的联姻是浪漫主义者的理想,而音乐家的多才多艺为此提供了可能。在舒伯特的创作思维中,坚持诗与乐始终摆在一个平衡的角度。他以自己艺术敏锐力“认识到了事物的新秩序”,认识到音乐家与诗人之间的新型的关系,他具有处理一切诗歌的能力。
（三)钢琴特性的音乐
表情丰富而意境生动的钢琴伴奏是艺术歌曲音乐形象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艺术歌曲音乐形象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综合性，即形象的塑造，除旋律与节奏这两个起着决定性与主导性的因素外，钢琴伴奏的音型、织体、和声、复调、音色、速度、力度等各种表现要素的发展性与对比性运用，通过作曲家创造性的立体思维，概括性地与前两个因素有机组合，才能形成个性、生动鲜明、折服人心的完美形象。
古典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在表现意义和作用上显然超出了“伴随曲调歌唱的弹奏”的范畴，它不是曲调的“附加部”，而是艺术歌曲音乐形象构成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的写作，决非是作曲家完成了曲调写作后，为演唱起音定调，带动情绪，烘托气氛的一种辅手法，而是作曲家为塑造完美音乐形象，表达深刻思想内容而进行整体构思的一种展示想象力、丰富表现力的创作方法。
（四)重视二度创造的音乐
艺术歌曲作为小型的室内演唱的声乐独唱曲，又被称为“音乐会歌曲”。它是诗情、曲情、声情的统一体，具有重视二度创造的特性。艺术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细腻，变化丰富，其中含有比一般歌曲、歌剧等体裁要求更纤细、更复杂的技巧，演唱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艺术歌曲比较侧重于阴柔的声音处理，更能体现浪漫的情调，声音与气息的调和要恰当而巧妙，讲究一种分寸感。这种含蓄的富有余地的演绎，会产生诱人的美感和深刻的影响。因为艺术歌曲的诗歌语言问题，在歌唱上还必须有清晰的咬字，句法的明确，音乐语言陈述的连贯流畅等。为了追求纯粹美，艺术歌曲的演唱也非常讲究风格的表现（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
在一个时期内，艺术歌曲的演唱会甚至只能演唱德国的作品。所以，艺术歌曲的演唱被誉为声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演唱者必须具有较高的声乐技术水平，理解和把握诗歌和音乐的能力，诗人的气质和情感的敏锐，谦和的态度和艺术协作能力。尤其是在文化素养和艺术经验方面，要求很高。
艺术歌曲从源起到繁荣，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雨，至今仍然在声乐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它的这些固有的特点和高度的艺术性使得艺术歌曲这种演唱风格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音乐会上不可缺少的演唱曲目。艺术歌曲不仅使声乐演唱者获得演唱方法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演唱者的音乐修养。艺术歌曲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使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艺术的光彩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徐剑梅编著.《舒伯特》.第223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加拉茨卡娅.《西欧音乐名作》第一册.第125页.音乐出版社，1961年版.
[3][美]保罗·亨利·朗著，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杨燕迪校.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
[4]杨益禾.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是熠熠生辉的，他那珠玑闪烁的二十几部散文集足以使后来人长久地记住他，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他却是长久地被人冷落了，就连《中国现代文选论》也未能收入他的只言片语。然而梁实秋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第一个潜心研究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
一、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及主张
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壁德，在当时古今中外文化、文学交汇和激荡的大潮中，他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摒弃了一度醉心的浪漫主义而一以贯之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坚守平实稳健的文化立场，形成了克己内敛、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试图用西方的文学思想来激活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体系，以“疗救中国文学之弊”。在文学观上，他倡导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不赞同“浪漫主义”，在他眼中，浪漫主义的求新求异是文艺的大敌，而智慧、理念、典雅，提倡和谐、温和的审美感觉的“新古典主义”才是文学的出路。
二、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在梁实秋身上，有许多矛盾的集结点：他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但不少学者认为他缺乏批评家的敏锐与才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有系统的批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缺乏有力的批评实践。事实上，他依仗古典主义观看同期文学，开辟了一块他人不去问津的批评领域，形成的理论视觉是独特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为批评家他的位置应该是显著的，尽管古典主义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上有点寂寞。
(一)“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推崇“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他在台湾写就的《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我从此了解了什么叫做‘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之衡量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严肃性。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研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研究一个题目，要知道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只有这样，观点和思想才不至于偏颇。他指出把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提并论，便是缺乏历史的透视．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第二步是对历史做出判断，判断不仅是批评中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分野，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而“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是选择与判断的最佳选择。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最为活跃。他文学批评的中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他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类别，一是古典类别，二是浪漫类别，“‘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他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审视整个现代文学，发表了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抨击，提出一个论断——新文学运动，就全部而言，是一场“良漫的昆乱”。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恰似白氏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理论上几乎是白氏《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他把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变种，统统归入浪漫主义而加以讨伐。而所谓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否定标准，不讲纪律。不求中庸节制，宣扬恣情，思想不健康的文学。“浪漫主义”在他这里成为恶名，而这个恶名把蓬蓬勃勃的新文学否定殆尽。这种观点是新鲜的、泼辣的，但无容置疑是一种偏见，他没有完全弄清浪漫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以积极全面的观点来反映整个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骨子里。梁实秋推崇古典的理性与传统道德信仰，他执拗地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审美价值，认为作为人性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定盘星。他把“五四”新文学运动尽可能地纳入白壁德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模式中，以便对它进行批判。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认为新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情感的推崇．而情感的宣泄如果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不是流于颓废主义，就是进入假理想主义。颓废主义的文学耽于声色．是不道德的，新文学中大量的抒发恋爱婚姻苦恼的情诗就是代表：凡不流于颓废的又趋于另一极端，便是假理想主义，在浓烈的情感之下，精神错乱，把文学当成疯人的狂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主义，都是感情上不守纪律的结果，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得出惊人之论：“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1926年的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并不始于梁实秋，但只有到了梁实秋，才借助西方系统的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只是迟到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却显示了梁实秋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他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文坛正式拔出了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亮剑，并全力展开评论活动。
(三)文学的力量是“理性”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推出《文学的纪律》一文。《文学的纪律》仍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批评直指浪漫派。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1：3号，指出浪漫主义者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都一起打破了。他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打倒“外在的权威”．就要树立起“内在的制裁”。他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情感里，而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理性是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端庄严谨，要让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的健康儒雅，也就是“本质的醇正”。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从文学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批判提出依据。这是他在鸟瞰了整个新文学之后，针对他所认为的文学界的混乱情形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实践还表现在他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上。他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批评归纳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并分别加以批判。
(一)对“印象主义的批评”的批评
1928年以前．梁实秋侧重批判的是“印象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把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否认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只把批评家局限在鉴赏者的位置，使文学批评为感情用事的印象主义所支配．并把这种批评看作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的纪律》中他强调指出“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如其吾人能划清这些区别，便当承认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艺术。”他认为印象主义批评只重鉴赏，根本错误在于以批评为创作、以品味为天才是主观的，批评的意见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没有固定的标准，是“灵魂的冒险”，结果只是匆促地模糊地观察人生，只看到人生的外表与局部。1928年以后，梁实秋把批评的重点转向“科学的批评”。
(二)对“科学的批评”的批评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高涨波及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文学也变成科学求知的工具。所谓“科学的批评”就是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强烈反对这种现象并加以批评。他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在《文学批评的将来》一文中他为“科学的批评”追本溯源，“这是法国的台恩，以至于俄国蒲列汉诺夫这一派的贡献。这一派是挂着科学的招牌，企图着把文学批评放在客观的基础底上，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之渗入，于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以及阶级意识占据了这一学派的中心．其实是台恩当初所意想不到的。因此，科学的批评虽然是以‘科学的’自炫，实则馋人了不少的宣传的成分。”
梁实秋认为“科学的批评”有着机械和背离文学批评目的两大弱点：一由物质的环境说明文学的发生及进展是合理的．但如果成为一个公式普遍应用，就有陷入机械的危险：“科学的批评”在将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其任务也只是说明现象如何发生，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不是纯正的文学批评．并不能履行文学批评终极的任务。文学作品是人性的产物，“人”是有别于“物”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固定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首先完全撇开机械论，承认文学是人性之产物．：其次．还要撇开感情主义，因为人性是以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纯正的人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
不过。梁实秋在抨击“五四”新文学运动、批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的同时，也为“浪漫”、“科学”留下了一点空间。那就是他在描述文学批评的将来时，指出理想的批评者还是要有古典派的态度、浪漫派的同情和充分的社会科学史的知识。不过，他始终信守着自己信仰的新人文主义观念，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古典主义的“纪律”，文学批评一定要受到理性的约束与调节。只有节制和正义的文学才能达到人生历史的透视．才能具有伦理价值的严肃．这是梁实秋毕生追求的理想而又完美的文学。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涅；《论浪漫派》；知识分子；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I5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66-006
作为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极高，可惜却还未受到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1），学界甚至仍存有海涅曾一度追随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结论。（2）而在国际日耳曼学界，对海涅及其作品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海涅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海涅研究的一大重点。本文拟从现代性的角度，以散文名篇《论浪漫派》的创作为例，探究海涅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
一、海涅：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中，主要指的是掌握一定知识基础上，深切地关怀公众社会，保持独立批判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拥有知识（“知识性”或称“专业性”）的同时，还应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持批判意识与怀疑精神积极介入当下公共事件（“公共性”）。“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1]从这种角度看，知识分子可谓一个社会的公共良知。
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撰文《精神与权力――一个德国话题。海因里希・海涅和知识分子在德国的角色》，文中认为，海涅作为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2]，他是作家充当有责任感的公共角色的例子，而这种角色在现代德国文化中发展滞后。在哈贝马斯看来，海涅深切地明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清楚知识分子肩负参与并引导公众讨论的义务，同时又不以某党派的名义或充当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凭借这一点，海涅不同于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的其他作家。[3]
哈氏对海涅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力肯定，无疑展示出解读海涅另一种身份的可能。但是，作为德国第二大诗人的海涅，往往给人过于感性的形象，其作品的语言太形象化了，以致于语言背后的思想性容易遭到忽视；而且，海涅在不同时期表达出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给人造成缺乏坚定立场甚至投机的印象。实际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身处19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欧洲，时代的不安定给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海涅造成不稳定的影响，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海涅没有像同期的浪漫派作家那样退缩于内向性，而是以论战之笔（从而树敌无数）投身时代的发展，试图重新找回艺术和现实的联系，用以展示人生的广度、深度以及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可以说是贯穿海涅不同时期作品的一大主线。
青年时期，海涅与浪漫派一样，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验中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分裂。抒情诗《短歌集》（1817―1827）成就海涅诗人之名后，海涅越来越感觉到时代状况难以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在1837年回顾道：“我早就看到了，我已不再能驾驭诗句前进，故而我把自己转到写作好的散文方面。因为在散文里光有美好的天气、春天的太阳、美妙的五月、桂竹香和绿树是不够的……于是我沉思默想地去考虑各种现象的内在意义、考虑诸事物的最终原因，考虑人类的使命和使人变得美好和幸福的手段等问题。”[4]于是，海涅将散文创作比重逐渐加大，在不断增强对时代、对社会的批判中寻找一种更符合表达时代精神的方式。在七月革命感召之下，海涅自愿流亡到巴黎。此后，散文成为他这一阶段理解时代的主要表达方式，随后更近一步地发展为通讯报道以及新闻短评（Essays），大大拉近他的创作与读者的距离。“现在是思想斗争的时代，期刊是我们的要塞。”[5]在海涅一生中最斗志昂扬的30年代，诗人看到：在封建落后的德国，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被压抑，艺术无法反映现实世界，而只能沦为用以麻痹生活的戏剧等替代品。面对德国落后的政治状况、文学沦为政治不自由的畸形表现，海涅进而强调艺术的社会效果，疾呼需要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新文艺，一种反映时代精神、注重艺术实践效果的文艺。他主张作家以艺术家为内核，从民众的利益出发，通过艺术（海涅这里即为文学创作）为民众剖析历史与时事（尤其是政治事件）诸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对其起一种教化作用。“我不想从党派的工场里借用他们陈旧的尺子来衡量人和事，更不想按照梦幻的个人感情确定其价值和重要性，我要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我首先要到往昔中找寻解开喧嚣的现实之谜的钥匙。”[6]海涅欲凸显的，乃作家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民众的教育者、社会的批判者与反思者。可以看到，海涅作品中时代的印记表现得尤为鲜明，其间跳跃着的，正是海涅的那颗赤子之心，是流亡他乡、遥望祖国而夜不能寐的痛楚，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对社会、对民众的公共关怀。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诗人海涅睿智、恣意的讽刺背后蕴含着他对时代、对社会作出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而这并非愤世嫉俗，更非玩世不恭。在1848年以后，海涅由于健康的原因，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作出自己对历史的反思；晚年海涅作品中主观性因素的更加，并不意味着海涅对社会的责任心降低[3]181，在他晚年的神话题材的抒情诗中仍不乏公平、正义等主题，激发读者反思。
因此，从知识分子反思、批判时代的视角解读海涅，挖掘海涅的现代性，对现代海涅研究必当有所增益。而《论浪漫派》的创作，正是体现海涅具备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思精神的范例。
二、知识分子海涅创作《论浪漫派》
说起《论浪漫派》，不少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写出动人诗篇、辛辣散文的海涅，却创作出这样一篇“欠考虑”的作品？多少年尘埃落定后，晚年海涅在回忆录中承认曾将恩师痛殴一顿，承认自己现在需要一个上帝，却未见他对《论浪漫派》中的观点有任何悔过的表示，而他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1852年前言中却是那么恳切地坦言要收回自己在该作品中的观点！殊不知，海涅与时代的各个思潮密切关联，创作《论浪漫派》，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海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自我的反省，更是对现实的批判。《论浪漫派》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初，在此之前海涅逐步经历历史与个人的重要转变，如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早年对海涅的深刻影响，以及移居巴黎的生活给海涅的视角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等；借助于这些转变，海涅的创作获得更广阔的社会维度，在加深对时代的反思中，海涅完成了向知识分子的蜕变。
（一）反思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处于鼎盛期。青年时代的海涅，在家乡杜塞尔多夫所接受的教育（1807―1815）基本为晚期启蒙主义性质，但由于他对民间文学倾向的浪漫主义比较偏爱，喜欢阅读当时流行的以霍夫曼（E.T.A.Hoffmann）为代表的鬼怪文学、富凯（de la Motte Fouqué）的骑士小说《魔术指环》、乌兰德（L.Uhland）的诗歌等。上大学后，海涅对浪漫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在波恩学习期间（1819―1820），海涅不但加入由大学生组成的晚期浪漫主义圈子，还遇见了对自己的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老师奥・威・施莱格尔（A.W.Schlegel）。通过阅读施莱格尔的著作，聆听其文学讲座课，甚至是与之亲密的私人关系（海涅写的诗曾受其逐行修改、批注），海涅接受到正规的文学教育，在抒情诗、格律学以及诗艺学等方面受到专业的指点，并对德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如莎士比亚以及印度文学）的认识有较大的提高。当时海涅对施莱格尔怀着一种学生式的崇拜，在信中他写到：“关于我和施莱格尔的关系我可以给你写很多令人高兴的事。他对我的诗很满意，对诗中的独创性感到既高兴又惊奇……我越是常去他那儿，越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5]25
不过，海涅并非单方面地全盘接受这位浪漫派代表的观点。在波恩学习时，史学家许尔曼（K.D.Hüllmann）教授的启蒙主义思想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海涅逐渐对浪漫派神秘主义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反思；后两度在哥廷根求学，海涅还深受启蒙主义倾向的史学家萨托里乌斯（G.Sartorius）教授的影响。在1820年，海涅还曾撰写一篇名为《浪漫主义》的短小文章，对浪漫主义提出一些与浪漫派观点不一致的构想，其中海涅认为，“基督教和骑士制度只是进入浪漫主义的手段”；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西班牙的柔光、苏格兰的朦胧与意大利叮当铃音的大杂烩，不是含混模糊的图像”[7]，浪漫的诗应该也是形象化的诗（3）等等。可以说，尽管海涅的总体观点仍处在浪漫派的理论框架内，但他在接受浪漫主义的同时，已有意无意地觉察到浪漫派在对中世纪的模仿中某些需要纠正的东西，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的说来，海涅在整个20年代对浪漫主义有较为全面的接受，他的早期创作也不乏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明确例证（如成名作《短歌集》），浪漫主义的“乳汁”将海涅孕育长大，他深谙浪漫主义之精髓。但接受中伴随着反思，尤其是20年代中期起，海涅开始对浪漫派有了疏远，浪漫主义的主题、母题以及艺术手法等虽然仍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却往往被讽刺地扬弃，或是被有意与异质于浪漫主义的不和谐音符相混杂。
（二）接受黑格尔哲学
进一步加深海涅反思文学传统、批判现实社会的，是在海涅的精神发展中打上重重印记的黑格尔哲学。
于柏林求学时，海涅学习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课程，并通过凡尔哈根（K.A.Varnhagen）夫妇开阔了个人交往的圈子。在凡尔哈根的沙龙，他不仅与黑格尔本人接触，甚而经常讨论，还认识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加以运用的青年法学家甘斯（E.Gans）。1822年8月，海涅加入由甘斯等成立的“犹太人文化与科学协会”（其成员多属黑格尔学派），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讲座。与众多黑格尔学派人物的交往，一定程度地加强了海涅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一位该协会成员这样描述海涅：“黑格尔这位伟大的思想英雄的那些概念，尽管无法将这位诗人直接拉进星云圈以及深不可测的秘奥，但是通过他那两位将黑格尔的抽象观念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朋友甘斯和摩泽尔，他的精神间接地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一种活力与广度。”[8] 在《思想・勒格朗篇》（1826）中，海涅将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汽船一同列为“出自天神创造之梦的个别出色的念头”[9]，而整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则是以拿破仑作为新的时代精神的代表，勒格朗为其革命思想的鼓手，借此向封建落后的德意志挑衅。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把那些才子们逼到动荡的历史政治生活中去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和七月革命。”[10]的确，对于海涅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起到了一种解放精神与批判时代的作用。加上1830年的七月革命，海涅进而转向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而这一转变反过来也加深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甚至发展。海涅从20年代关注世界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如《思想・勒格朗篇》中世界历史主题下的拿破仑），转而强调文学与艺术、宗教与哲学的现实性影响，有了把革命的理论导向实践的要求，由此产生了《论浪漫派》以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甚至得出结论，德国的哲学革命已经结束，“黑格尔完成了它的巨大的圆运动”[11]，并预言继宗教的、哲学的革命之后第三阶段的政治革命即将到来。海涅之所以能如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最早预见到德国古典哲学充当政治变革的前导，无疑是深刻领会到黑格尔哲学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如此，海涅还将黑格尔哲学往社会实践方向大大推进，这一点在他移居巴黎之后切实地体现出来。
（三）隔岸反思德国社会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被，天主教会与贵族阶级也随着封建王朝的而式微。与法国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的是，位于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仍旧邦国林立，政治、社会生活处于停滞状态，贵族与教会勾结而成的封建复辟牢笼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七月革命的爆发，也在德国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被视为“革命的灯塔”[12]，不少德国知识分子纷纷流亡至此。大学时代便出版诗作的海涅，在18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受洗加入新教后的辗转几年间却谋生无望，直到七月革命重燃起消沉低落的诗人心头的战斗火焰。由于在拿破仑曾统治过的莱茵河畔长大，海涅深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浸润，七月革命更是印证了他对历史发展的构想，被其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延续：“高卢的雄鸡已啼叫两遍，德意志也行将破晓。”[13]
1831年5月，海涅移居巴黎。作为欧洲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生活与创作开始了新的阶段。通过切身体会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海涅对革命理想和现实的认识得到深入，因而能更清醒、更透彻地观察发生在德国的一切。此时的海涅，已然不再是《短歌集》中咏叹不得意爱情的抒情诗人。在身处巴黎的海涅看来，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都显得过时；沦为一种时代错误而苟且存活的封建德意志，其土地上繁盛着的德国浪漫主义，势必无法满足时展的需要。因此，七月革命以及移居巴黎后的生活，促使海涅对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根源进一步反思，并使他开始真正有意识地审视德国精神生活中（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所欠缺的内容。
在抵达巴黎后，海涅与云集于此的各界名流如大仲马、巴尔扎克、戈蒂耶（T.Cautier）与乔治・桑等密切交往，其中即有他此前较为关注的圣西门主义者。海涅在此不仅结识圣西门弟子安凡丹（P.Enfantin）等领导人物，还定期阅读圣西门主义的刊物，多次参加圣西门主义者的集会。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受到海涅的关注，一方面由于海涅此前在波兰之行中接触到农民、犹太人等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在英国之行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人剥削人以及国家教会等；在巴黎期间，身为新闻报道记者与法学博士的海涅，深入到时代的发展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进行剖析考察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对七月革命仅满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等都有了切身感受，凡此种种促使海涅更加冷静地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另一方面，圣西门主义的不少观点使海涅感兴趣，尤其是根据个人才能划分社会等级（天才、艺术家受到尊敬）的社会学说――既不陷入平均主义，又体现精英阶层价值，以及肯定感官性、强调精神与肉体和谐的宗教观，对海涅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四）反驳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一个遍及欧洲的文学运动。德国作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在时间上要比法国浪漫主义稍早。1800年前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达到鼎盛，1830年时已趋于尾声。浪漫派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在20年代都已相继去世（4），在世的不少代表如布伦塔诺（C.Brentano）、阿尼姆等也都退出人们的视线。而在法国，19世纪初主要还是根深蒂固的新古典主义占据正统，斯太尔夫人1810年的《德意志论》掀起了法国反古典主义的讨论，法国浪漫主义才正式发展起来。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浪漫主义尽管最初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赞美中世纪、宣扬基督教的面目出现，但是由于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与政治联系相对要紧密得多。在海涅移居巴黎时，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在法国被视为经典，法国浪漫主义正处于鼎盛期，奥・威・施莱格尔等被法国浪漫主义者们奉为权威。[14]
移居巴黎后，作为流亡者的海涅致力于德法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20年代的抒情诗人（成名作《短歌集》）和游记作家（《游记》系列）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自己的角色，他开始在诙谐批判的散文中对照德国落后的现实和法国先进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他先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法兰西现状》）观察并批评法国的公共生活，使德国读者了解法国；获得成功后，一些重要的期刊遂向海涅约稿，要求介绍一些关于德国的内容。海涅于是致力于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所完成的文学和哲学革命介绍给法国公众。《文学欧罗巴》杂志的发行人博海恩（Victor Bohain）委托海涅以斯太尔夫人《德意志论》的样式来写有关德国的情况，海涅却要求以与之相反的方式来写。他认为，作为“目前法国读者手头唯一的一本全面介绍德国精神生活的书籍”[9]9，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赞扬德国的精神生活、唯心主义”[11]10，却忽略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具体政治背景，因而对浪漫派的一些本质的特征产生了误解，有美化封建落后的德国之嫌；而且在《德意志论》出版20年后，早已丧失活力的德国浪漫派已经过时，不宜对蓬勃发展中的法国浪漫主义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其步入自己的后尘，沦为守旧的反动势力。他认为，“在那些描述德意志天主教浪漫主义文学阶段的文章中（5），我本想部分地给法国人一个告诫性的形象，并与对法国人产生危险影响的、我们的教皇极权主义派别相抗衡。”[4]249 因此，《论浪漫派》也是对斯太尔夫人笔下的德国印象一种拨正。
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变革伴随着文学市场的不断整合。近代报刊业的繁荣，使海涅作为自由作家得以主要依靠稿酬生活，通过独立的文化创造活动实现自身独立的社会存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15]的代表，海涅用他的文字干涉公共事务，力图使文学艺术介入当代社会中。因此，从知识分子海涅的身份去考量《论浪漫派》的创作，不难发现，《论浪漫派》这部时代著作正是身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海涅，在履行知识分子反思、批判传统与社会的职责。从这一角度解读《论浪漫派》中海涅的“偏激观点”，顿时让人豁然开朗；而《论浪漫派》之所以在德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也在于它深深根植于反思时代的土壤。尽管《论浪漫派》中的一些观点已随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但它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仍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国内学界对海涅的研究主要为：1987、1997年海涅诞辰190、200周年之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两次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以及由此集结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由于受意识形态、研究条件所限，1987年研讨会的论文可以说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据本人统计，1956年至今国内对海涅及其作品介绍或评述的期刊论文不到100篇，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不到一半，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谈论海涅与马克思关系话题的论文就有10篇之多。国内权威的、系统研究海涅的学者，主要以张玉书为代表（如其选编的《海涅选集》的分卷序言《诗人海涅》与《思想家海涅》、《战士海涅》与《政论家海涅》等影响较大）。总的来说，国内海涅研究的纵深度还远远不够。
（2）参见1983年有关马克思与海涅的多篇论文，如：马征《马克思与海涅交往述评》，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农方团《导师、诗人――马克思与海涅》，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等。
（3）施莱格尔的观点是，浪漫的与古典-形象化的（plastisch）是对立的。海涅在《浪漫主义》中将歌德与奥・威・施莱格尔视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最伟大的雕塑家（Plastiker），意在消除浪漫的诗与形象化的诗之间的对立。
（4）霍夫曼（1776―1822）、魏尔纳（Z.Werner，1768―1823）、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弗・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均去世较早。奥・威・施莱格尔后期也有较大转变。
（5）指《论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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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eine，Heinrich.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Bd.8/2）[M].Windfuhr，Manfred（Hg.）.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3-1997：1054.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本文梳理了中西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追求浪漫主义色彩，即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夸张和想象，通过光彩夺目、超凡脱俗的形象，给人力量与振奋。
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就像在人海茫茫中能区别各个不同的人一样。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主体所采用的创作方法有关。
创作方法是指创作主体在创作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威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科勒律制，骚塞，等等。消极浪漫主义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把目光投向过去，已经被历史所遗弃的生活成了它的理想的寄寓之所，因此消极浪漫主义常常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其艺术趣味也因此透露出晦暗甚至病态的气息。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消极浪漫主义就一定是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被历史发展所遗弃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非都是毫无可取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也会以美好事物的丧失作为代价。
浪漫主义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执着于对人生理想甚至幻想的表现，力图用文学给人类展现出一幅理想的生活景象。用德国作家席勒的话说，浪漫主义“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所以，浪漫主义并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如实摹写，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竭力表现理想，表现主观愿望，表现向往理想的激情。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遵循的是理想化的原则，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也无关紧要。浪漫主义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常常会改变生活原有的形态，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大胆地、人为地创造出虚构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人物或环境。浪漫主义是按照理想中的生活应有的样式，按照作家主观的感情逻辑去想象和创造艺术世界。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创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通过塑造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理想世界，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主观的愿望。
虽说表现主观情感是各种文学类型共有的特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对情感的抒发上，浪漫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和现实主义比较一下，可以说在处理感情和生活的关系上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区别，浪漫主义是由情生物，为情造物，对生活的表现受主观感情的支配，所以浪漫主义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不同于生活形象；而现实主义则是由物生情，融情于物，主观感情的表现要受所描写的生活内容的制约，把主观的情感融入生活形象之中。比如，白居易在《缭绫》中也抒情，“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表现了对织女的同情，但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在陈述事实、对比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景色的描写，却是在激情中的想象：“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为表现希望和激情，浪漫主义文学尤为注重理想英雄的塑造，并常常以强烈的对比来强化和表现主观情感的倾向性。
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崇尚自然的特点，强调以自然为对象和表现人性的自然本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浪漫主义文学尤为重视自然。这个“自然”既是指那个与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大自然，又是指突现了人之本性的自然。浪漫主义文学所以关注自然，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违反人性的都市文明和工业文化的失望。浪漫主义认为，人性原有的纯朴与自然，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因为物质欲望的弥漫，而逐渐丧失了。因此，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也就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对象，从而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自然这块天地，不得不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方才得到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发掘。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歌德，是他们第一次把大海、河流、山峦带进了他们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也常常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来表现人的自主能力和奋斗精神。以此来塑造理想中的英雄。
浪漫主义文学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大胆幻想、构思奇特、手法夸张的特点。浪漫主义在艺术表现上不求“形似”，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追求细节的真实，而是依据主观感情的逻辑和表现理想的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夸张、虚构、变形、比喻、象征等非再现性的艺术手段，致力于理想的艺术世界的创造，从而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特色。浪漫主义文学经常使用异常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以传奇式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自然奇观和异域风情揉合起来，以表现理想中的世界和人生，呈现出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现实主义创作的冷静刻画和细节真实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是极少见的，即使是写实的场面，浪漫主义也把笔墨用在对奇异新鲜事物的表现上，尽力表现主观感觉和思想情绪。
不过，即使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那里，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和面貌，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不尽一致，早期的和以后的浪漫主义之间也有区别。但是这些民族的、时代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文学没有统一的特征和性质。正如韦勒克所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大陆上自称为‘浪漫主义的’具体文学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全欧都有着同样的关于诗歌及诗的想象的作用与性质的看法，同样的关于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同样的诗体风格，在意象、象征及神话的使用上与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截然不同。”
关于这些共同点，韦勒克总结为：“就诗歌观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文学以强调想象来突出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理想和希望，以强调自然来突出文学应偏重于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以强调象征与神话来突出文学的隐喻性、表现性和夸张、奇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些特点，是浪漫主义文学共有的特征。
在中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作：屈原《离骚》、李白《将进酒》、李贺《李凭箜篌引》。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主张创作自由，描写自然，注重民间文学艺术上尊创新反模仿，重奇特而轻平凡，想象丰富，幽深奇谲，以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描写奇特的情节，塑造非凡的，独特的性格等特点。浪漫主义诗歌形式新颖，格律自由，辞藻富丽，比喻动人，句锻字炼，色彩瑰丽。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浪漫主义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浪漫主义文学强调崇尚“自然”，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与我们现在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导致资源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的形势，与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相符合。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尊重自然。
浪漫主义对“如实描绘”现实生活不屑一顾，转而注重表现理想中的生活。其实，它虽然远离现实社会，却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我们的社会正出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都凸显出来，我相信浪漫主义可以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更加深刻的反应现实，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
同时浪漫主义是为情造物，为情生物，而不像现实主义使主观感情受客观事物的制约，可以充分的抒发自己的感情。然而文学的产生主要是人们的感情需求，作用是传播社会、文化、心理信息，满足人们的心里需求。从这点上我认为浪漫主义是相当符合人们的要求。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乔纳森·贝特；生态批评；绿色的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简介]方 丽（1965—），女，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生态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101331）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绿色的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研究”（12SKE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之后，新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当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力量。生态批评的出现，为面临种种困惑和争议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中，英美两国是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模式中两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贝特继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探讨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意识，挖掘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生态批评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驱。
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
从通行的观点来看，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略晚于美国。美国生态批评萌发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一般是以1991年贝特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问世为标志的。其实，贝特并不是从生态视角研究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国批评家克罗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义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①贝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概念的。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概念，沃斯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提到了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②尽管如此，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真正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2001年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贝特从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最早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部书里，贝特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③这一术语，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④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重新评价和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批评在英国逐渐升温。
如果说美国生态批评与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美国先验主义文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话，那么英国的生态批评则与浪漫主义研究传统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浪漫主义研究传统上至18世纪末，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也有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也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结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作品的解读。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解读中，以哈特曼和布鲁姆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寻找的是想象、独立和眼前的快乐……一种超验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梅甘（Jerome J. McGann）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历史为代价，赋予想象以特权。它寻求超验而躲避现实，文化成为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宏伟的幻想。”⑥哈特曼和麦克干等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前人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定论，他们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浪漫主义作品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理解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评浪潮的兴起，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却受到了以贝特为代表的英国生态批评家的挑战。贝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抛弃了自然，将我们带人先验的想象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又抛弃了先验的想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和社会中。21世纪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赋予想象以特权；8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则是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前者假定人类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则假定人类社会经济比自然经济更重要。在贝特看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与现实和未来对话的能力，华兹华斯的绿色阅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典范。从一方面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尊重地球，质疑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合法性，这正是当今生态学所倡导的观点；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召力，因为浪漫主义预言了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出现的最紧迫的政治生态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稀薄，热带森林毁灭，酸雨，海洋污染等。贝特认为，是时候让华兹华斯恢复“自然诗人”这一称谓了。重新学习华兹华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够对政府有关“绿色”问题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弘扬环境意识传统的历史。华兹华斯并不是开启这一传统的第一人，但是他对于这一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贝特也指出：“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它并不是如麦克干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理论，一种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的前言部分，贝特指出：“文学批评家的目的不仅是诠释，而且也要辩证地论述。批评家总是有选择地阅读文本、让文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虔诚的19世纪评论家评论华兹华斯时，使用的是宗教话语，自由的20世纪末的批评家们用女性主义话语论述浪漫主义，无论是那时的还是当今的评论，都是强调诗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或没有的东西，以此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属于另一类阅读：既是批评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这样的阅读能够在读者与死去的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某种特殊的享受和对忍耐的感悟。”②因此，《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华兹华斯让读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敬畏着绿色的大地。因为它认识到，离开了绿色的事物，人类从肉体到心灵都无法生存。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找到最纯洁的思想的支撑，心灵的保姆、引导者和保护者，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贝特也关注华兹华斯诗歌中有关“地方的想象”的话题。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贝特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对地方的演绎。在贝特看来，熟悉、了解并珍视一个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长期居住此地，二是对地方的命名，三是通过学习有关地方的知识。贝特提到的第二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贝特认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命名就是与地方同化。”我们感觉诗人就在诗里，诗人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华兹华斯，命名是一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与大地合一的象征。贝特指出，人对地方的记忆会堆积起来，不断被唤醒，华兹华斯“对地方的命名也是一个唤醒记忆的过程”。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贝特重新审视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概述了由华兹华斯以来包括约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爱德华·托马斯等人形成的关注环境的传统，采用“生态学的批评”，将“浪漫主义”与“生态”的概念连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诗歌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理念，重新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自然联系起来，挖掘了浪漫主义诗歌中心灵与自然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家园意识，打开了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新兴的英国生态批评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此后涌现的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批评热潮，与贝特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二、《大地之歌》：“生态诗学”的构想
2000年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发展和完善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贝特将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贝特提出了“生态诗学”（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思想激发了贝特的灵感。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园”或者“栖居地”。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宿感，一种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地共存的感觉。它的对立面就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宿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不应该是政治性的，更不应该是宣传性的，而是提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把地球当作家园或栖居地，这样，才能让诗歌成为拯救地球之所。贝特相信，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探讨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地方的演绎与实践，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地方与浪漫派诗人的环境意识、对地方的感知和意识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建构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贝特“生态诗学”的关注点是诗歌所具有的诗性力量，他认为生态诗学是为“他者”代言，尽管生态诗学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说话，但是生态诗学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诗歌中，寻求人类的权利是寻求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在贝特看来，诗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它从历史和社会中退隐到自然，诗人在自然中享受简单的生活，体验自然审美的快乐。“田园的主题是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诗本身。”在田园主义的自由、单纯和热情的生活中，人与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诗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的界限。诗人基于情感的体验与自然交流互动，与自然同在，走向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溶合并不是从文明社会中隐退，逃避社会的责任。因为诗人不是批判，而是写诗，使诗歌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的栖息之地。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类在自然中建立的栖居之地。如果人类不再因物质的享受而掠夺自然，让自然在人类的心灵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人类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如果诗是栖居最本源的进入，那么诗就是我们拯救地球之所。”①
贝特的“生态诗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环境与诗人心灵完美地融合起来，打破了笛卡尔式的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体现出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拜伦的《黑暗》告诉我们，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人际联系也会遭到相同的摧毁；济慈的《秋颂》和柯尔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则是我们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脆弱的，但却是美丽的，而且对于生态整体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绿色的浪漫主义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诗学”使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得到英国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1997年举行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以及1998年的“文化与环境保护主义会议”都有从生态视角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研究。2001年7月由“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协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行了以“长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从生态视角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06年6月，威尔士大学浪漫主义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以“浪漫主义，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探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政治问题。
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之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学界。专注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心灵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书中，克罗伯提出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像贝特一样，克罗伯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新评价。克罗伯指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建立与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生态学的文学批评关注自然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相互联系。有关自然的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诗人最深厚的政治义务和责任。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艺术的实用功效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还负有对自然的责任。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们与的环境发生互动。想象力在诗歌中得到实现，因此能为解决实际的社会和伦理困境做出贡献。浪漫主义批评家时刻牢记的是，人类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当今社会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克罗伯看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在文学上首次预见当代生态学概念的文学。”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义研究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以“浪漫主义和自然”为主题的会议。在同一年，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专著《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美国自然文学家置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写作”范畴之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已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导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同时，许多批评家将贝特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思想扩展到关注城市生态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生态政治问题。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学”中，加拿大学者哈钦斯（Kevin Hutchings）认为，华兹华斯提倡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湖区的自然景观，他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认可城市的微妙态度。哈钦斯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间，也承认城市自然的价值，他们其实也是创立或保护城市绿色空间的倡导者。哈钦斯预测，随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一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最新发展是当代殖民主义生态学对浪漫主义时期相关议题的解读。比维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时期的疾病》一书中，采用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语境。比维尔认为，“殖民化不单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生物学的和生态学的事件。”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中，疾病的意象，远非仅仅是指“有关种族文化焦虑的隐喻的投射，通常是指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③比维尔指出，事实上，殖民主义是由改进思想和文化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健康的旗帜下，殖民主义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④
四、结语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语：“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风暴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浦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⑤
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到《大地之歌》，贝特一直关注生态危机的现实，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浪漫主义作家对环境的感知方式、作家的环境意识以及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塑造力量对于我们改善环境、解决环境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重新思考文学作品中作家对于自然的想象，重新建立我们的价值观，从而通过文学的力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进而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这正是贝特的生态批评实践的目的所在。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现实主义繁盛，浪漫主义式微。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实用理性传统的支配 充满剧烈社会斗争的现实制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影响过大，遮蔽乃至吞没了浪漫主义文学观念。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观在近代西方文学界是两个声势显赫同时并行的文学观念 ，这两种文学观念被引入中国后，其命运却有如天壤之别。20世纪 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观成为一个位列榜首的文学观念，它虽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引起争议最多，它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却是最大的。当时蔡仪谈及创作方法时甚至说，在支配作家创作的诸种方法之中，现实主义以外 “其它的创作方法”“不是正确的创作方法，而现实主义才是正确的创作方法”。因此，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界得到的探讨和分析比较多，形成的成果也比较扎实充裕。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在当时却成发文学理论领域里的灰姑娘，不再被人们所提及，即使在谈到它时，也常常是把它作为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陪衬物来用的。两个几乎同时传入中国的两个外来观念，一衰一荣，地位悬殊，国人为何厚此而薄彼?文学观念的淘汰机制是怎样形成的? 是社会、文化抑或民族心理在中间起作用?对二者演化荣衰的原因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于我们探索文学观念的演进规律，是有所裨益的。
“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流变具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曾经具有多个不同的称呼。它最初以 “写实主义”的名称 出现于 中国文坛，20世纪 40年代，东北沦陷区文学界还有 “写印主义”的称谓。尽管随 着中国时代状况的变化，现实主义被不同时期的人们 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其基本精神被人们认为是反映 和暴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其哲学基础是 唯物论的反映论则是毫无疑问的。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国现代文论界基本上接 受了高尔基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与浪漫主义相对的一 个文学概念，解放前的文学理论教材对这一概念的界 定和分析大多采用高尔基的成说。但是，在对 “现实 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人们的认识又 表现出相当的不一致。以群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受高 尔基的见解的影响，他把 “现实主义”描述为 “始于 十九世纪初，而以十九世纪末为它底全盛期”的一种 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认为 “它底发达，是以有产阶 级底勃兴为发端，而以有产阶层政权底确立为顶点。
而进入二十世纪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底动摇，现 实主义也转趋于衰落……它是有产阶层文学底基本潮 流”可见，以群理解的现实主义其实也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对现实主义特征的认识上，以群和东北沦陷区的一位文学理论家王秋萤有着相同的认识偏差，即对现实主义和 自然主义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把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当成了现实主义的 “顶峰”和代表， 认为自然主义的 “无批判的客观主义”是现实主义特 征的最大体现。王秋萤认为 “自然主义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写实主义的特色”以群则提出 “自然主义就是 “客观的现实主义底极端”。以群在陈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时，就是完全以左拉的论自然主义 一文中的观点做标准的。
与以群和王秋萤的观点相比，林焕平的见解似更能反映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林氏把现实主义的精神理解为 “现实主义要求正确地描写周围的现实，要求开示这些情势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深刻地描写典型的性格。而且要开示产生那样的性格的基础和条件。即是如恩格斯所说的，要求描写典型的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林氏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解的出发点的，显然要比以群和王秋萤的理解更接近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意义。他还从马恩有关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提出 “现实主义和作家的二重性”之说，认为在创作实际中，作家受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思想往往会呈现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由于作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出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他又会 自觉或不 自觉地突破其世界观的束缚，真实地描绘出时代的生活风貌。林焕平此论建立在对中外文学史上有关作家和创作实际的个案分析之上，比较令人信服。“二重性”之说可谓中国文学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发挥，因而可以视为文学基本理论前进中的一个新的发展因子。
郭沫若对 “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则是从当时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他把现实主义的问题归结为作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想认识问题。抗战中期，他提出 “现实主义所谓 ‘现实’不是题材上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创作手法上的问题。尽管是眼前的题材，如以 ‘与抗战无关 ’论者来写，便成为非现实；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在对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发展的状况作总结时，再次申述了这一看法。“现实，并不是现在的事实，尽管穿着现代的衣服，说现代的语言，意识不正确，仍然是不现实的。现实，应该是表现的真实。站在人民的立场 ，处理历史底题材，寻求人类发展的真实，依然是现实的“现实与否，不是题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作品的主题，作者的存心”。冯雪峰和胡风的理解较郭沫若的认识更富于理论的深刻性和穿透力，冯雪峰在 (《什么是艺术力及其他 中说 ，“现实主义决不是只要求作者写目前的社会，也不是只要求写火热的斗争”，“现实主义要求我们深入客观，忠实于现实，是要求我们对现实有全面的睁视 ，也能够有所取舍，能够深入，也能概括；尤其要求我们能够否定和肯定”。胡风的意见在认识的深度上和冯雪峰极为相近，他认为 “所谓现实的，那意思是，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并不是等于 ‘现在的’的意思。因为，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说 只要是构成性的艺术作品，到它和读者相见的时候，那题材都是属于 ‘今天’以前的东西。艺术不是新闻报道，它所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理，那应该是从过去一直照亮着将来的。”[8](d．177)冯、胡二人的解释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虽具有较高程度的抽象性，却并不让人感到高深莫测，既贴进现实主义的题 旨，又摆脱了搬用外来理论的痕迹，这种认识比较能够说明现实主义概念的实质。
现实主义文学观在现代中国文学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受到格外的关注并能得到充分地探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界的 “显学”，这与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后期备受冷落适成鲜明的对照。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套用庄子的话说 ：白是则不见，自彼则知之；“彼出于是，是亦因彼”54)。个中原因我们只有在对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发展状况加以描述之后作比较分析才能得到确解。“浪漫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经创造社文人的运用和宣传，它在我国20年代文坛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是，在40年代它却没有任何影响，几近销声匿迹。成为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个缺失的环节。对这一情形的描述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某些变化规律性。
30年代，左翼文学勃兴，创造社文人纷纷倒戈投入现实主义阵营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成为强弩之末，到 40年代，批评界很难见到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和论争文章，文学理论教材也没有给它以相应的位置。除以群的 ((文学底基础知识》给予了专节讲述，林焕平的 文学论教程》只是在讲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时捎带着提了一下，王秋萤的 (《文学概论 干脆把它打入了 “另类”，即他所谓的 “观念论的唯心主义”文学思潮。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讲，这时的文学理论界对浪漫主义几乎谈不上任何研究，甚至可以说完全停留在苏联文学理论界的认识水平上，即在总体上沿用高尔基的说法，把浪漫主义分为 “积极的浪漫主义”和 “消极的浪漫主义”两种情形，把它的成因解释为对束缚个性和文学发展的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反动，把其特点归结为以主观的理想为出发点、注重表现不羁的个性、强烈的感伤、对梦想的憧憬、狂热的恋情等。而林焕平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特征，“是对于周围现实的不满，使自己的主观理想和现实对立，企图从现存的世界逃避到所希望的世界”，几乎一字不差地抄 自以群翻译的苏联文学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的 《新文学教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 ，从学理上至少可以作出三种解释。
第一，就文化传统而言，国人在群体心理上重现实轻幻想，史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格外发达即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入世为宗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社会历史中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儒家诗学理想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 “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在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以张扬个性、突破一切外来束缚和规范为创作目的的浪漫主义难以找到发育的思想温床。表达诗人奇情幻想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就影响而论往往不如表达人生疾苦的愤世忧怀之作更为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围绕社会这个轴心，社会关怀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重心和母题。“文以载道”的古典思想在 “五四”时期经欧风美雨冲击，摇身一变而为 “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骨子里二者实相表里，后者并没有逾出前者多远。
第二，就社会现实而言，中国现代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不允许艺术家躲在幻想的王国里浅吟低唱，超凡拔俗的奇思妙想或或抒写性灵小我的作品在血淋淋的现实斗争里面，根本没有存身的条件和发育的土壤。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成为并且也应当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个人的感情和哀伤实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情、理解和共鸣。文学作品如果不能表现现实人生的疾苦，是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从而也无法唤起人们的美感的。
郁达夫对抗战时期小说的评价很能恰切地说明这种情形：“平时人生的大问题，譬如说 ‘死’吧，在炮火下却大量地在实现。那么冷冷清清的茜纱窗下，一个肺病小姐林黛玉之类的死，当然是毫不成问题 了。再说 ‘爱’吧，‘情’吧，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的离散，被虐杀，甚而至于奸后的戮尸……等事实，都已经变成了日常的茶饭琐事，一点点小感情的起伏，自然是再也挑不起人的同情和感叹来。至于 ‘生’的问题哩，失业者成千上万，难民更上了几百万的数位，个人与个人的争生存，阶级与阶级的争利润，在这当儿，当然也只成了一个极小的波澜”。在剧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以个人的情感表现为目标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自当让位于以表现集体本位和社会本质规律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孙犁在 《论战时的英雄文学》中说，“今天要不要浪漫主义的渲染?在我们有了基础，有了技术，同时又有适合浪漫主义的题材时是可以的……我们渲染的目的是要加强人们的战斗意志。 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 此论今天看来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战争年代本身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浪漫主义也适合这个时代的表 现，却又暗示当时的条件似乎缺乏表现浪漫主义的 “基础”和 “技术”，至于这 “基础”和“技术”是什么， 却连一个暗示也没有。他对创作目的是为了“加强人 们的战斗意志”的说明，明白地揭示给人们这样一个 事实，创作中情感表现的艺术需要应该让位于现实生 活的实用需要，艺术理性在实用理性面前应当退避三 舍。他还谈到“创造浪漫主义的典型问题。不论工作的、战斗的典型事件与人物的创造，实际上都是现实主义 的问题”。孙犁此论等于把“浪漫主义”也归结为 “现实主 义的问题”之一部分，这并非说明作家不懂这两个概 念的含义和区别，因而造成表达上的逻辑混乱，而是作家为了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有意把 “浪漫主义”硬性就范于 “现实主义”概念之下的结果。孙犁的解 释之所以给人一种欲说还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印象，是因为他对这一问题缺乏相应深刻的理论上的认识。 邵荃麟对此的解释比较清楚，他在 《作为一个读者的 备忘录》中说，“在中国新文艺史上，浪漫主义和现 实主义……几乎是同一时候出现的。这就规定了它们 具有同样的历史内容——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内容。只 要不脱离这个内容，那么虽是浪漫主义，它就不能不 含有它的现实性”，“所以到了后来，两个主流能 自然 汇合。当创造社发表了那篇革命文学论以后，事实上 已经采取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几经冲激之后，便和后者结合成为一九二八年以后那样一股坚强的文 学巨流。促成这种合流的，自然应是中国民主革命客 观形势的发展和要求，以及新文艺运动本身与人民大 众的坚定的结合”。邵荃麟认为在40年代，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虽然不就是 “同一体”，却还是有一个轻重和主次之分。“在今天，我们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也 还是要求着浪漫主义的那种强烈的主观精神和战斗人 格。但是我们必须是从社会的战斗实践中间，从广大的人民贫困生活中间，去发掘和发展这种精神和性格，我们所要求的不是那种超群众超社会的英雄主义，而 却是人民的英雄主义。我们所要创造的，也即是这种 现实的人民英雄底典型” 。邵荃麟的解释符合文学史发展的事实，道出了两个文学概念合流的社会政治原因。
第三，从外来文学理论的影响来看，可以说是 “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的文学概念的影响过大，遮 蔽乃至 “吞没”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由斯大林提出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苏联文学界其性质被认为是高于以往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创作方法。30年代经以群、周扬等人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界在对这一概念接受的过程中，基本认可了 1934年的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概念的规定，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例如，邓拓在界定所谓 “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概念时，就套用了这一定义，他说，“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抗战建国时期艺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指导原则与基本方法。它要求作家在现阶段客观现实的发展中正确地，历史地 ，具体地描写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必须和现实的政治目的与任务紧密地联系着，就是要在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上，从思想方面，改造和教育广大人民”。
40年代，理论家们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的哲学观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因而克服了以往所有创作方法缺点的最为先进的创作方法，他们还接受了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官方的权威人物吉尔波丁的解释，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在地包含有浪漫主义这一概念。雷石榆在 创作方法上的两个问题——关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一文中说，“革命浪漫主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上固有的，只是在于不同的艺术家有其差别的程度”。以群的《文学底基础知识》也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 “浪漫主义底成分，并不是从外面加进于新现实主义 (按 ：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中，而是原来存在于新现实主义底内部的，是新现实主义底本体之一部分” 。既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在地包含了浪漫主义，又有浪漫主义所不具备的种种优越性 ，浪漫主义 自然丧失了存在的理论上的根据，仅从这一点来说 ，浪漫主义从 40年代文坛上悄无声息地退隐，本也是当时的文学理论 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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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浪漫主义小说 死亡主题 复归 自然 悲剧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浪漫主义的叙事中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主观性”、“复归过去”和“回到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写作的情态以“死亡”来惊醒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中,浪漫的“复归”是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的写作心声和创作理想。
一、“主观性抒情”与“个性化色彩”
综观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表征,首先表现为“主观性抒情”和“个性化色彩”的浪漫叙事理想。“主观性抒情”是浪漫主义者主张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抒发内心情怀,它不在乎外在力量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私人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中表现突出,在中国五四作家,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创造社“小伙计”作家周全平、叶灵凤、倪贻德,新月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文学文本中都不突出的体现,可以说,现代文学30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引起的“个性化色彩”叙事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基督教神学,达到人性的最大解放,而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受其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曾出现过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表征,五四时期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作家和诗人在为人和为文上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也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摩罗诗力说》不仅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还展露了鲁迅的浪漫主义理想,他讴歌的“撒旦派”诗人拜伦、雪莱等人就是浪漫主义者,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在写作方法上就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受到欧洲前浪漫主义者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和斯宾诺莎等人的“泛神论”影响,以自然为宣泄对象,通过对自然的歌颂,表达对神的否定和对自然力、对人性的肯定。回顾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这一特征十分突出,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废名、艾芜等人的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的艺术旨趣。
二、“复归过去”与“个体生命体验”
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创作时既接受外来文学形式和思潮影响,又真实地再现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模式,即在“复归过去”的过程中,寻求“个体的生命体验”。这一点,郁达夫小说的创作实践具有典型性:第一,在接受视野上,郁达夫在创作中接学了西方文学、哲学思想,如提倡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肯定劳伦斯小说的风格和钦佩屠格涅夫小说对“多余人”的刻画,以及对日本“私小说”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等。第二,在个体生命的表现与书写上,郁达夫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留日生活、回国后的生活,其中,对狎妓于青楼的过程、颓废的精神、悲观厌世的情绪都作了真实的外露。这一写作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这对创造社的作家叶鼎洛、倪贻德等人影响很大,也对非创造社作家王以仁、冯沅君等人有着强烈的榜样作用。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到精神的模仿,是一种毫无掩饰的、彻底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看,属于这一模仿类型的小说是写于1927年以前的作品,作品都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写出了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情,写出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和对生命力受压制呐喊,作品中的诸多情节替“死亡”来展示,主人公的死往往具有一种“复归自然”的文学人生理想。而小说中所悬置的“死亡”问题,正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世的生存,悲剧死亡的结局恰恰是对现世生存的复归;主体生存意识的幻灭,孤独、空虚、飘零、颓废、变态的也是个体特有的生命体验,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剧也是“五四”时期许多浪漫青年的社会归宿。作者的创作主题的最终目的由此传达出来,即由个人的死亡推及到时代的死亡。
三、“情感的回归”与“自然的叙事格调”
浪漫主义将“死亡”定义为理想境界里的“复归”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欲求和回归,更是一种唯美自然的叙事格调;而其叙事规则也表现为一种“回归自然”原则。小说《边城》演绎的是一次唯美之死,展现的是作者清新浪漫的死亡理想,同样是一种诗意境界的“复归”。沈从文作为自觉的叙述者、歌者,一方面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里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都市文明,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另一方面追求人性的自然张扬以及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性变异;在宣扬“人性复归”的同时,也将“死亡”作为“人性复归”理想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也是他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中批判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丑陋的创作理想。《边城》叙写了一个悲剧,小说中似是而非的“死亡结局”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恰恰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的未来无法预知的困惑与现实冲击理想的矛盾,表现了创作主体在理想境界里的期许和限度,但作品的叙述并不给人奇崛的震撼或特别的悲郁,在作者诗意和抒情的笔端,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在这里道家的“天人合一”以及“回归自然”的思想得到了一种完美体现。而“死亡”在这里被演绎成一种那种简朴、原始、悠远的感觉;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使生命的更迭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渴望人类朴素文明与排斥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创作主体营造了“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死亡道德的“乌托邦”,流露出对工业文明污染后的现代社会的失望与“情感的回归”的价值模式。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客观具体；主观抽象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90-01
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狂飚突进”运动中一大批青年文学家在德国涌现，文学进入繁荣时期。歌德与席勒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所产生的杰出的领袖，他们将德国民族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共同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他们“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黑格尔评价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都不仅是他们时代的歌手，而且是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刻的诗人。”朱光潜也说，“由于两人合作，有意识地走古典主义的道路，不但把各自的文艺创作推进到高度的成熟，而且也替德国建立了一种辉煌的民族文学。”由于受德国现实阶级关系、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哲学观点等方面的影响，歌德与席勒的创作和理论上则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歌德(1749―1832)深受德国启蒙主义者赫尔德的影响，他积极参加狂飚突进运动，并培养起对民间文学、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强烈兴趣。由于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妥协双重矛盾，歌德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脱离了狂飚运动，走向了追求古典文化、宁静和谐的道路。在文艺美学思想上，他接受了狄德罗、莱辛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观点。从总的方面来说，歌德的思想倾向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并表现在他的许多文艺理论主张上。
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歌德认为艺术既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艺术家“应该遵循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但是，“摹仿自然”并不同于完全的再现自然，而应有所超越，对自然进行艺术加工、改造，发挥作家的主动性。所以，他提出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可见，歌德在处理文艺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是持辩证的、现实主义的态度。
关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现实主义。对于歌德本人的创作实践来说，很难讲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在创作上，他从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追求的是二者的结合，但他的主要思想倾向还是现实主义的。在《歌德谈话录》中，他谈到古典和浪漫的问题，并明确说明“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歌德认为如果过分迷恋浪漫，会使这种文学坚强、壮实、精干的那一面被误解或受到损害。因此，他大力提倡古典主义，反对病态感伤的浪漫主义。
在文艺理想方面，歌德崇尚“显出特征的整体”，在创作方法上主张从特殊到一般。歌德把显出特征作为衡量艺术美的重要尺度。“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它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恩格斯认识到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但是，“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经历、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行实际生活。”恩格斯比较了席勒的重理想和歌德的重现实，说明歌德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席勒(1759―1805)青年时期也受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向往自由和平等。他常读莎士比亚、莱辛、狄德罗的作品。对于希腊文艺精神的认识，他全盘接受了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思想，把它看作德国民族文学所应追求的理想。1791年以后，席勒开始研究康德哲学，这使他的作品带有哲理化、抽象化色彩。虽然席勒在后期走向了古典主义，但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的许多作品仍表现出理想化色彩，显现出他渴望实现美好人性、自由平等的愿望。席勒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审美教育，将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这是一种进步，使美从康德的理性王国、神秘王国中摆脱出来。但是，他又常常深陷于“完美人性”、“善良意志”中不能自拔，沉湎于根本不能实现的浪漫理想中。在作方法上，虽然他对客观性也有所认识，但他仍提倡从主观、抽象的一般出发的路线，这和歌德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
和歌德一样，席勒为建立新的德国民族文化而不断努力着，这使他将古代与近代相互比较，为新的文学寻求道路。席勒根据古代和近代人性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将诗分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从质的规定性上说，所谓“素朴的诗”就是指“古典主义”即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感伤的诗”就是近代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过，不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既有素朴的诗，也有感伤的诗，还有交融着素朴与感伤的诗。他说：“现实总是落后于理想，凡是存在的东西总足有界限的，只有思想才是没有界限的。素朴诗人要遭受一切感性东西所必须受到的限制，相反地，观念的自由力量必然要帮助感伤诗人。诚然，素朴诗人可以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是有限的，感伤诗人固然不能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他的任务却是无限的。”可见，浪漫主义在席勒那里占了很大的成分。
歌德与席勒创作的具体道路是不同的。基本区别在于歌德偏重于客观性、具体性，而席勒偏重于主观性、抽象性。不过，由于歌德和席勒两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接触密切，思想上也往往受到对方的影响。比如，席勒对希腊古典文化的追求，使歌德也向往这种古典的美；席勒对美学理论的研究，使歌德也认识到理论的重要。同时，歌德对现实的重视，也使席勒逐渐从主观走向客观，注重客观自然的美，并试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
总之，歌德与席勒都是在德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人，他们堪称德国民族文学的两大旗帜，是他们时代的伟大歌手。他们的文艺美学理论和文艺创作实践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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