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经济纠纷案例范文
时间：2024-03-26 11:35:26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1
【关键词】调解制度 社会原因 微观
“调”，从词构上看，意即言语的周旋、调和。“解”，从词义上看，含有解释、解除、劝解之意，从而达到将冲突偃旗息鼓的目的。“调”和“解”进行组合，则为解除纠纷，使之和解。调解反映了对主张对抗和竞争的诉讼理念的反对，主张合作和折中的意愿。在各国纷纷研究诉讼模式改革，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调解制度一直被热议，关于是否应该利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争论并不鲜见。
调解符合民众的求和心态和法律发展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框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基本到位，甚至一些制度的先进程度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基本的思想基础条件和制度安排，人们对责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并且，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对规则和制度的极力推崇，这些观念与我们的传统法律环境并不相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格格不入。
毕竟，“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①广大民众在个人权利意识膨胀的支持下经历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规则，高昂的时间、金钱、身心成本的痛苦之后，重新审视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认识到古老的调解制度原本可以理顺许多冲突。虽然在一些学者眼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而非先进的法律文化。②但是，调解制度深刻的历史性和符合广大民众的求和心态的特性使其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调解制度无可比拟的解决纠纷的优势是其得以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因此，对待调解制度，并不能决然地进行摒弃，而是应该在法治基础之上进行理性完善，有效克服其落后因素，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
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调解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可以有效减少成本，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纠纷的民事主体，当事人考虑更多的是各类成本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相对于裁判程序而言，调解程序简单、灵活、耗时短、收费低，当事人不会产生畏惧心理。这是调解制度对纠纷当事人产生直接吸引力的地方。
调解制度是以纠纷主体的协商、合意作为解纷的正当性基础，调解主体可对调解主持人员、方式、地点、时间进行选择，调解主持人员作为居中第三方进行主持，为纠纷主体提供协商场所，尽可能创造谈话的友好氛围，并非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纠纷的当事人，即便是有自己的解纷意见也只限于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而已。相对判决程序而言，当事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
依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要支出的经济成本比审判要低出很多，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调解案件的受理费用减半收取。再者，调解结案后不允许上诉，自然不会产生二审诉讼费用问题。同时源于调解合约的自愿性基础，一般无需强制执行，执行费用也不会产生。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纠纷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制度时，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会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③简言之，调解制度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能有效减少各类成本，当然成为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调解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调解程序主张遵循自愿原则，强调纠纷主体对自身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自治处分。这是调解制度的实质。纠纷主体通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了“双赢”的调解合约，合约内容自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主体急需解决和实现的利益要求。
不仅如此，合约协议还可能囊括本次纠纷所涉及的其他需要同时得到解决的处理内容，纠纷主体可以通过调解自主分配和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审判程序不一样，它只能就案判案，仅针对案件自身产生的法律关系得出解决纠纷的裁判，不会主动审理也不可能支持超出诉讼请求的其他要求。因此，判决与调解相比，渗透了许多“冷冰冰”的硬性因素，在许多方面不能全面地解决或实现纠纷主体的要求，所以，温和的调解制度就体现出民众对它的强烈需求。
调解协议基于自愿签订，纠纷主体自然会服从协议内容对自己的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都会自觉主动履行，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可以在短时间内转为现实的利益实现，因此，调解协议具有客观的实现可能性。《规定》中第十、十一、十九条关于调解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更能让纠纷主体对调解程序积极配合并欣然接受。相比之下，判决在此表现出来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虽然拿到胜诉的判决书，但胜诉的判决仅仅表示庭审过程的结束，“执行难”情形相当普遍，纠纷当事人不得不对接下来的执行程序开始新一轮的担忧和焦虑。
调解制度可以提供纠纷主体对自身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各种隐私信息、商业秘密等都具备浓厚的保护意识。因此，当面对纠纷的时候，纠纷主体都会考虑究竟是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在何种诉讼中，基本遵循的就是除非符合不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一律公开审理的原则。因此，实践中当事人由于惧怕自身隐私信息曝光而不愿诉讼、不能诉讼、不敢诉讼的例子非常普遍。但调解程序的启动不一样，《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实行保密原则，这样的规定对于以上的纠纷主体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调解程序的巨大价值非诉讼程序能比，从而对纠纷主体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从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上分析，很多诉讼内容属于离婚、继承、收养、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以及经济往来中产生的商业利益纠纷。至于家庭纠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纠纷的主体一般均不愿意将纠纷曝光于众人的指指点点之下。而关于商业利益的冲突纠纷，纠纷主体也不希望让社会知晓评论，一为守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二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声誉。因此，用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秘密地协商解决，满足了纠纷主体保护自身秘密信息的安全需要。
实践中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法官对调解程序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也对调解制度情有独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以调解方式来解决案件。法院对调解制度的重视不仅是司法传统经验的积淀，而且具有诸多现实的原因。范愉教授对法院方面选择调解的原因总结如下：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④除此以外，笔者认为法官偏重调解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反映了党关于司法建设的政策对法院审理案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人民法院行使着基层政权分支机构的职能，来自党的政策精神对于法院整体的工作起着标杆性的指挥作用，法院必须坚定地予以执行。
其次，调解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能够给审案人员带来现实利益。调解能有效地减轻背负着沉重工作负荷量的法官的许多现实麻烦，调解制度在案件解决的程序设计方面、严格查明客观事实方面、对解决方案的法律准确性等方面的要求不像判决那样严格甚至苛刻，法官由此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调查案件实情、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的审查过程，还有冗长的庭审程序，并且在结案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即便制作也不同于判决书，其内容要件仅包含“诉讼请求”、“案件事实”、“调解结果”即可，判决书要求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法律依据均无需写明。
再次，一些法官由于自身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对案件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形，此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可以使法官自身面临的错案风险降低到最小。并且，调解方式结案没有上诉的问题产生，且再审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法官又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以上种种，说明了法官钟情调解方式结案既有源于公心，也有基于私心的多层缘由。
从医疗纠纷角度解剖现行法律的弊病，分析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内容的衔接性、规定的正义性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弊病。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呈现着严重的不统一的现象。
首先，《条例》的赔偿范围“窄”。考虑到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质，《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原则，一共包含11个赔偿的项目。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的原则，赔偿项目不仅包括《条例》的11个项目，且包括必要的营养费、必要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等4项，比照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条例》赔偿的范围明显偏窄。
其次，《条例》赔偿标准“低”。具体表现在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关于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相比法条来说，《条例》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6岁，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照患者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8岁，赔偿计算标准是按照当地的年平均生活费标准，依据《条例》的赔偿标准低很多；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条例》规定的赔偿年限是根据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或者残疾的情形分别不超过6年和3年的赔偿年限，计算标准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年限是自定残或死亡之日起按20年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很明显，《条例》规定的标准很低。所以，依照不同规定计算得出的赔偿数额差别异常悬殊，通常一起构成一级医疗事故⑤的案件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总额与一起普通民事侵权行为（比如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赔偿总额相差一般达到十万左右的程度，有的案件甚至可能出现高达二十几万的差额。
第二，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产生的法律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的过程乱象丛生。依照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假定一患者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导致死亡，医疗机构产生赔偿责任，依照以上的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患者家属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诉到法院，法官参照《条例》的规定审理；二是患者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诉到法院，法官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显然第二种情形中患者家属得到的赔偿数额要比第一种情形得到的赔偿数额高出许多。所以，现实中的医疗纠纷诉讼往往陷入“怪圈”：一旦涉讼，医方会想方设法利用《条例》，患方则绞尽脑汁规避《条例》。不管何种情形发生，都反映出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形，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鉴定和赔偿处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条例》规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仍然让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感觉异常棘手。
第三，运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强烈需要。医疗卫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医疗纠纷的频发是对医疗秩序的严重伤害，从而使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给办案法官带来许多难题。面对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的弊端，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官作为纠纷的主要承担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需要高度谨慎，尽量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精神对医疗纠纷案件开展审理工作，又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内容对案件进行高技术地处理。然而，仅以判决的方式是无法满足这样高难度的处理要求的，此时，调解方式自然成为法官审结医疗纠纷案件的最佳选择。
社会现实对调解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的弊端而产生纠纷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因证券交易产生的侵权纠纷、劳资纠纷、利用网络进行的侵权纠纷、新型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等，我国关于这些特殊领域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即使有相关规定，大多也对各种新型的侵权类型估计不足。因此，在办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时，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非常必要。毕竟，解纷并不仅仅体现为给予纠纷主体充分的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同样重要的还有纠纷主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服从和遵守。（作者为桂林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②周永坤：“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6期，第166页。
③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4页。
④范愉：“调解的重构（下）――以法院的调解的改革为重点”，《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第91～92页。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2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这种权利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出版业的知识产权只要包括版权，出版业应该努力提高知识产权运营水平。出版业的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侵权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日益严重，如何妥善解决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案件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出版业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案例分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出版业知识产权法律纠纷 一般主要表现在侵权与被侵权。要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机制，妥善解决侵权纠纷，对智力成果进行有效保护，以促进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大和相互交往机会的增多，人们的诉讼调解意识普遍增强，诉讼调解工作更加规范。
1 出版业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特点分析
出版业知识产权纠纷主要分为民事纠纷和商业纠纷，要遵循“调解优先、谈判结合”原则，要尽量达成诉讼调解，要尽量缓和司法困境，减轻司法压力，改善司法环境。知识产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属于私权，当事人是权利的主体，要通过争议双方调解自愿选择处理结果。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调撤率较高，更加适用诉讼调解的解决方式，这是由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知识产权纠纷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多，对诉讼技巧和举证能力有很高要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理期限较长，诉讼费用高，当事人必须考虑诉讼结果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由于法律程序自身的局限性，知识产权纠纷中适用的多为特别法，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针对性不强。知识产权纠纷相对于一般民事纠纷而言，具有新问题多，专业性强的特点。知识产权纠纷所涉及面比较广，当事人更注重商业合作关系。法院调解有利于双方互相尊重，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寻求再次合作的机会。在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积极适用诉讼调解，可以澄清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观念与法律适用上存在的误区，宣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程度与方式，阐明权利侵害，以促进出版业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不断解决。
2 出版业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案例分析
2.1 微软公司诉南京和尓润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原告微软公司系Windows XP 专业版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与Office 2003专业版计算机软件的著作人。微软公司调查发现，被告南京与尓润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调查的笔记本电脑中安装Windows XP专业版计算机操作软件，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和尓润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卸载涉案软件，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及合理费用。
法院认为：微软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依法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本案中，和尓润公司未经微软公司许可，擅自在其销售的电脑中安装涉案软件，系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侵犯了微软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据此，法院判决和尓润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微软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5万元及合理费用。
点评：电子产品经销商在销售过程中为客户提供软件安装服务在实践中十分常见。本案中，和尓润公司为达到销售计算机这一目的而采取商业促销手段，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和尓润公司必须为安装盗版软件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2 赵学元、赵学保侵犯著作权罪案
基本案情：2009年2月，赵学元、赵学保以营利为目的，未经《热血传奇》游戏中国运营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用银行卡绑定支付平台，供网络游戏玩家通过网银转帐、游戏点卡充值等方式付费。至案发，赵学元运营私服游戏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几十万元。
法院认为：赵学元、赵学保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作品，非法经营数额高达几十万，情节严重。二人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并受到严重处罚。
点评：私自架设、租用网络游戏服务器从事“私服”活动是目前利用互联网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要手段之一。有效维护了网络游戏作品权利人的著作权，规范互联网游戏经营行为，有力打击犯罪。
2.3 高海平侵犯著作权罪案
基本案情：2006年至2011年，高海平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微软公司许可，十几家网吧复制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共计700份。
法院行为：高海平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他人计算机软件，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初犯、犯罪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等从轻情节的辩护意见，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点评：本案系全国首例利用网吧大量复制安装盗版操作系统，侵犯微软公司著作权的刑事案件。微软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并向媒体表示通过增强了在中国维权的信心。本案进行了网络视频庭审直播，进一步彰显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决心和力度。
3 结语
本文分析了出版业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分析，要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机制，对智力成果进行有效保护。由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的纠纷呈现多元化趋势。通过以上关于著作权纠纷的案例分析，对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进行法律解释，为更好地解决出版业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作铺垫。
【参考文献】
[1]蔡志勇， 陈勇. 知识产权纠纷类型与解决办法[J]，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2012（07）.
[2]王栋.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机制研究[J]，中国发明与专利， 2009（12）.
[3]宋彧.出版业知识产权的经营与管理[J]， 记者摇篮， 2008（10）.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3
关键词：法务会计经济纠纷有效途径
一、法务会计在国外经济纠纷中的应用领域
就目前而言，法务会计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本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或相似业务但不称之为法务会计业务）的112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样调查，得出国际法务会计的服务范围主要涉及合同、企业、税收、交通、海事、保险等诸多公共领域。业务重点一般是发现舞弊，欺诈分析，调查、预防各类损失，赔偿的计算，制定诉讼策略，协助律师工作以及作为专家证人出具报告和出庭作证等。目前国际法务会计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占业务总量的百分比如下页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国际法务会计的应用范围主要涉及调查会计、损失计量、税收理算和诉讼支持这四个方面。
（一）调查会计。调查会计可以说是法务会计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法务会计是由于对经济纠纷、经济欺诈的调查需要而产生的。法务调查会计要以法律依据为准绳，主要对会计原始单据、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分析，对本企业的各笔款项的流动状态进行核实，以此来证明本企业是否存在欺诈舞弊、财务造假等行为。法务调查会计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发现预防企业的欺诈舞弊行为。一般是在未出现欺诈舞弊征兆或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随机性的检查，目的在于预防欺诈舞弊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将欺诈舞弊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另一种是被动地接受法务调查的行为。一般是在投资者或股东已经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舞弊时，或公司发生欺诈舞弊行为已被提讼，投资者或股东委托法务会计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据，公司不得不接受法务会计调查。法务调查会计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最后的调查结果应当公允合理。法务会计应当对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并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专家报告，使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二）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损失计算、赔偿金计算，这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如何计算经济纠纷中涉及到的赔偿损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专业律师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损失计量包括科学地界定损失范围和合理地计算损失金额，这其中会运用到大量的会计学知识。例如选取什么方法计量损失，如何界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在律师无法解决案件中的专业会计问题时，就需要法务会计师的参与，来协助律师与法官共同解决这一难题。例如在我国罗华琴大唐证券虚假陈述财务报表，致使她作出错误投资决策一案中，她的律师就表示，因无法准确计算她的投资损失和赔偿金额而数次想要放弃这场官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进行，也关系着案件的最终结果。
（三）税收理算。由于税法与会计处理存在时间差异，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计算出的企业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会出现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此外，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合理避税自然成为企业经营者的重要目标，那么如何利用会计知识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既精通会计专业知识又精通税法相关规定的法务会计服务人员。由于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会计知识和法律知识掌握的同步性，使得他们可以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尽量为企业提供合理的避税方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四）诉讼支持。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纠纷行为都必然与财务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要深入地了解并公正地解决这些经济纠纷，单凭律师的专业知识无法胜任。此时，就需要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运用会计知识对经济纠纷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案情、寻找犯罪证据、提供专业证词等，这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还原真实的内幕情况，有利于法官更好地掌握案情，保证诉讼裁决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法务会计人员进行诉讼支持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以形成可以在法庭上使用的令人信服的专业证据；另一种是就一些专业会计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向法官做出专业的解释和说明，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二、国外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的应用
国际上从事法务会计服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使用法务会计鉴定活动处理经济纠纷时主要采用五步法。本文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案涉及的相关金额为例，分析法务会计调查处理经济纠纷的具体过程。
（一）确认主要问题。在国际法务会计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认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况，理清经济纠纷的矛盾，对问题和相关信息形成更好的理解，为下一步的工作确定好调查方向和调查领域。把一个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分解为具体需要调查的可以计量的会计问题，是一个法务会计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调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加会金一案中，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1）涉案人员卡尔是否存在集资诈骗加会金的行为？（2）公众利益是否因为卡尔的行为受到了损害？（3）涉案金额是多少？
（二）调查问题。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获取了案件的相关资料后，应对其进行充分分析和理解，形成自己的调查逻辑思路，确认调查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将调查目标特定化。同时，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应当对法院的相关制度、判决标准等进行事先了解。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了解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应当对上述确立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确认。调查过程如下：（1）收集标会会员名单；（2）查看标会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标底、实际加会金额、累计金额；（3）调查涉案人员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财务数据往来踪迹，制作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姓名、实际加会金额、直接经济损失、卡尔确认加会金额、卡尔确认未标会金额。
（三）财务分析和综合。在这一阶段，法务会计服务人员需要真正发挥会计专业知识，通过财务数据的变化趋势、波动状况来综合分析经济纠纷。根据以上收集调查到的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此逐笔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编制了各会的“加会金额和未标会金额情况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明细表”，最后编制了“标会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汇总表”。
（四）列报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年份前后对比、环比以及与同类型的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隐含在其中的问题。也可以由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自己设定标准，与收集到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对比来发现问题。对于涉案金额的确定，依据相关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按照经卡尔确认的每一会的每次加会金额累计数与加会会员数计算确定。具体计算如下：标会1（2006年3月30日—2009年2月28日）：105名×25535美元=2681175（美元）（1）标会2（2006年12月10日—2009年4月20日）：85名×20129美元=1710965（美元）（2）标会3（2007年9月30日—2010年6月30日）：99名×12883美元=1275417（美元）（3）标会4（2008年6月30日—2012年8月20日）：138名×6675美元=921150（美元）（4）以上标会1至标会4涉案金额合计6588707美元。
（五）得出结论。这是法务会计调查的最后一步，主要是将之前整理收集到的资料、发现的问题形成书面证据，提交法庭或作为咨询的依据。此外，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陈述自己的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得出以下结论：（1）4个标会涉案总金额为6588707.00美元。（2）“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受害者填列的实际加会金额合计2310029.50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未标会金额）合计2203611.50美元。（3）“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合计2123145.50美元，未标会金额合计1785660.50美元。
三、法务会计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经济环境角度。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类型愈加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也日趋复杂，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复杂多变，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纠纷中解决各种复杂的专业会计问题的需求。如今，除了出现在证券市场上的经济纠纷案以外，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重组，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与其他机构的财务往来，甚至在税务系统、政府补贴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业，尽管律师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职业壁垒的存在，在经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比如损失计量方面，不仅要分析实际遭受的损失，还要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律师仅凭法律方面的知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会计专业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二）经济监督角度。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经济舞弊、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具体表现在：修改原始凭证数据、编制虚假业务入账、多计收入少计费用、跨年计提折旧、不计提损失准备、隐瞒关联方交易等。这些虚假的信息一经披露，会对很多投资者、债权人、股东和社会公众产生错误的引导，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企业为了不被退市或有资格增发股票等原因，常常冒着风险进行财务舞弊、会计报表造假，使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由于所处的立场不同，注册会计师在对企业的报表进行审计时，主要是看其报表是否公允，所披露的信息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而对于企业是否侵害股东、债权人的利益等方面并不是审计的重点方向，这就需要法务会计服务人员的调查。此外，从上述经济舞弊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些都属于会计领域，要具备专业的会计学、审计学知识的人员才能审查出来。大多数的经济舞弊案件最后都会被提讼，所以在调查出企业的舞弊造假行为后，把其调查结果形成法庭所需要的鉴定报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具备法律知识的人员无法对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形作出判断，仅仅具备会计知识的人员又无法为当事人制定合适的诉讼程序和策略。所以，只有法务会计服务人员才符合这两方面的需求，促进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社会各界对企业的经济监督。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4
一、当前我区矛盾纠纷面临新的发展形势
随着我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矛盾的触发点增多，多元化趋势明显增强，民间纠纷成因日趋复杂，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1、离婚与相邻权纠纷居高不下。*6年我区排查的矛盾纠纷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逐渐增多，约占58.6%。除传统的赡养、抚养分歧和性格、文化、志趣差异等原因外，经济社会的冲击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婚姻意识的淡泊，造成离婚或解除婚约者越来越多。此外，经济矛盾也是离婚纠纷的另一大原因，受风俗习惯影响，加上部分人感情基础薄弱，婚前索要彩礼，大操大办婚礼，导致婚后负债累累，生活困难，引发一系列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主要为农民在拆旧房建新房时邻里关系处理不当而引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如化解不及时，极易引发家庭、宗族矛盾，引起群体性乃至暴力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
2、劳动争议纠纷上升趋势明显。在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转换、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大量生长、外来劳动力交叉流转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劳动争议纠纷上升趋势明显。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制度的不规范。企业没有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内部规章制度，造成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者的随意性和无序性，规章制度的违法性，直接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争议纠纷的产生。二是劳动合同管理的不规范。一些企业法律观念淡薄，采用不签订、拖延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或者采用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等，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利益，导致纠纷不断产生。三是劳动关系利益化。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这势必使劳资双方在利益方面构成了矛盾性，形成了利益冲突。
3、房屋宅基地及土地承包纠纷问题复杂化。*6年共排查这类纠纷64起，占纠纷总数的7%。主要原因：一是村庄规划执行不严。抢占、强占、多占宅基地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建房规格不统一，因排水、通风、采光等因素引发邻里发生争执、械斗，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土地产权不清。因历史或政策原因，土地使用者没有取得合法手续，在土地承包、土地转让、产权变更中产生的土地纠纷层出不穷。三是界定不明。主要是因山林承包引发边界、山林权属、承包合同等问题的纠纷。如*6年，马甲镇彭殊村与*镇南塘村因交界长蓝坑、尖石山、大路尾山的山林地存在“插花”，80年代初林业部门在林权确认过程，因林权测量图与实地存在偏差，导致将马甲镇彭殊村28亩林地错划给*镇南塘村。后经区林业局、司法局、马甲镇、*镇一年多来共同努力调处，于*7年初这起纠纷终于调解成功并达成协议。
4、征地拆迁补偿纠纷调处难度大。城市化加快推进，一小部分农民在政府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大肆非法占地，违法建筑，蓄意唆使其他群众开展破坏活动；部分群众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混淆是非，导致一系列征地拆迁纠纷问题出现。这类问题牵涉面广、纠纷人数多，法律问题复杂，调处工作政策性强，调处难度较大，极易引发引发群体性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
5、新类型矛盾纠纷问题造成的隐性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隐患，如城市小区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纠纷，较典型的有：万安街道吉源小区因物业管理移交问题引发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矛盾纠纷；双阳街道阳江社区因物业管理不善导致业主车辆被盗引发与物业管理公司的一系列纠纷。环境污染纠纷，较典型的有：*镇白洋村，一外来人办养猪场造成周边环境污染，影响到该村9个村民小组部分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引发的纠纷。这些新类型纠纷问题，一般涉及人数相对较多，涉及的法律、法规、政策面广，存在的隐性问题多，如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产生群体性上访、群体性械斗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
二、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的几点思考
构建大调解格局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作。必须坚持多级联动，横纵有序，切实发挥基层调解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切实把各种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健全机构，构建矛盾调解工作组织网络。按照“巩固村级基础、完善乡镇层次、强化区级指导”的思想，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领导协调机构，形成乡镇、村居、小组、调解员的四级纵向调解网络，构建综治、法院、公安、司法、民政等有关部门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横向大调解工作格局；要按照“五有”（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标牌、有印章、有调解文书、有统计台帐）和“四落实”（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工作落实、报酬落实）的要求，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起“第一道防线”作用。巩固完善和恢复重建企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组织，推动在非公有制组织中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稳妥地发展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在一些新兴行业、特殊地区，如集贸市场、重点工程工地、流动人口聚居区等探索建立专门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覆盖面。
（二）协调一致，保障矛盾调解有序运行。围绕“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筑牢维稳第一道防线”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创新调解工作机制，拓宽调解工作领域，努力化解新时期社会各种矛盾纠纷。一是关口前移，及时准确掌握矛盾纠纷苗头信息。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员制度，完善镇、村、村民小组三级信息网络，及时捕捉和发现影响社会稳定和引发矛盾纠纷的苗头，提前预测和部署，确保信息及时、准确、畅通，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防患于未然。二是把握关键，注重敏感时期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注意研究掌握新时期民间纠纷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及时有效地调解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性纠纷。在每年重要节假日和重大会议、活动期间，集中组织全区性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对重大矛盾纠纷隐患要及时深入调查，以重点纠纷案件为突破口；对一些不同意见多、涉及面广、久拖不决的疑难纠纷，及时启动预案，落实责任，集中化解。三是完善制度，保障调处工作规范运作。要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月例会制度、案情分析制度及矛盾纠纷调处十项机制，促进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规范化运作。通过每月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例会，通报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分析不稳定因素，研究调处方案，指导、协调和督促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建立制度，畅通渠道，围绕落实“五定”责任制（定责任单位、定责任领导、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定办结时限），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四是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矛盾纠纷。要拓宽民意表达途径，向社会公布行政机构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的联系方式、工作程序等相关事项，为人民群众的诉求提供畅通、便利渠道；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和多渠道分流的化解机制，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确定不同的矛盾纠纷处理方式，确保实效。
（三）创新思路，切实提高大调解实效。创新工作措施，是人民调解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应着手从调解工作的规范、队伍的建设、司法行政各职能的发挥、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法律服务机构的介入、安置帮教工作的突破，切实提高调解实效，推进工作：
1、探索调解协议规范制作新举措。能否规范制作人民调解协议格式文书是人民调解规范化和工作质量提高的具体反映。要着重提高制作水平：一是纳入培训。将调解协议制作纳入每年举办的人民调委会主任和调解骨干的重点培训内容，选择一些调解协议制作质量较好的文书进行逐条讲解，学员现场模拟制作。二是面对面指导。法院、司法局通过深入村（社区）参与调解，调查工作等形式，直接指导调解协议文书制作。三是落实补贴。要落实制作调解协议书补贴，经费从每年调解工作经费中列支，各乡镇（街道）根据当地经济情况进行配套。
2、探索调解人员学习培训新形式。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调解技能精的调解员队伍，是推进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发展的前提。要着力在创新学习培训形式上下工夫。一是完善培训制度。每年定期组织对现有调解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经验交流、以会代训、现场观摩、典型案例分析、调解格式文书制作评比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努力提高人民调解队伍整体素质。二是建立培训基地。联合*法庭在*中学建立人民调解培训基地，依托基地规范人民调解培训工作，完善调解员培训长效机制。三是严格选任制度。采取民主选举和公开招聘的方法，将有一定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和群众基础的年轻优秀人才吸收到人民调解队伍中，逐步实现人民调解队伍的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组建以律师、政法工作人员以及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为主体的志愿队伍，聘请人大、政协代表担任兼职调解员，改善调解队伍结构，充实工作力量。
3、探索化解纠纷普法宣传置前新动作。一是注重宣传教育。针对当前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企业转制引发矛盾纠纷较多的情况，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制意识，为调解工作打好基础。二是创新宣传方式。把调解工作与普法宣传工作结合，为调解工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矛盾纠纷排查纠纷活动中，加强法律、法规、条例、政策的宣传，运用宣传栏、宣传本册、图片展览、法律知识竞赛、上法制课、开展大型法律咨询活动等形式，教育群众通过正当合法渠道反应诉求，不参与非法组织活动。三是把握宣传重点。把企业和农村确定为宣传的重点部位，把广大职工、复员伤残军人和农民确定为宣传的重点对象。重点宣传领导重视、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运作机制、排查调处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4、探索整合三大调解资源新路子。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司法调解效益最大化。一是建立法官担任调委会指导员制度。法院指定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员，负责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担任人民调解指导员的法官自觉接受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咨询，帮助调解员规范工作程序、文书制作，通过巡回法院审理旁听、案件审结评析、疑难案情“会诊”等形式，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和实际调解能力；对经调委会调解未成功的典型的民间纠纷案件，法院组成巡回法庭审理，由司法局组织调解员旁听；法院定期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二是建立调解预约和法官提前介入调解工作制度。法庭受理案件的辖区是各乡镇，区域较广，为便于法庭集中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调委会向调解当事人预约调解时间、地点，应邀请有经验的法官提前参与调解，法官应邀介入调委会主持的调解，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当事人对调解的认同感。三是建立评阅调解协议工作制度。法官定期评阅调解协议及卷宗材料，提高调解协议的规范化质量。四是建立信息沟通反馈工作制度。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终结后，承办的审判人员将生效的裁判文书送交原承办的调委会，就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5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矛盾的触发点增多，纠纷矛盾也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特点，许多矛盾纠纷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和化解，有可能发展成为，甚至激化为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保靖县这样的民族贫困县,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矛盾纠纷更容易激化。因而把握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吸取过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思。
一、当前我县矛盾纠纷的现状和特点
据统计，我县今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94件，调处成功2044件，调处成功率达97。全县共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自杀7件8人，防民转刑10件13人，防止群体性械斗5件113人，防止群众性上访9件168人，挽回、避免经济损失250多万元。近年来，我县的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矛盾纠纷性质的多样化、复杂化。因征地拆迁、库区移民、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和党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群体性、复杂性矛盾纠纷不断发生，纠纷矛盾牵涉面广、参与人多、调处难度大。许多群体性纠纷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待遇相互交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渗透，有些还是跨行业、跨地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如去年毛沟镇企业污水排放污染了镇以下的水纹质量，引发了花垣和本县一系列跨县纠纷。
二是矛盾纠纷参与人数的规模化。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婚姻、继承、赡养、扶养纠纷；生产经营中的山林、土地、水利权属纠纷；经济生活中的债务、赔偿纠纷，以及近年来，封建宗族活动引发的坟山纠纷等等层出不穷。除此外，在接边地区，工矿与农村之间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的矛盾纠纷也不断发生。不仅纠纷的类型明显增多，而且发生数量也居高不下，事件发生的频率也在加快，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数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是矛盾纠纷呈现组织化。在事前和事中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周密的行动计划。有的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有的组织者用金钱或物质拉拢刺激群众；有的组织者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这类有组织的群体性纠纷影响大、难处理。
四是纠纷当事人行为偏激化。主要表现在有的是直接利益的损害，导致激化；有的是因纠纷矛盾久调未决，导致激化；也有是突发性的，为一两句话争吵而导致激化，激化的结果要么是伤害，要么是凶杀，造成人身财产巨大损失。在群体性矛盾纠纷中，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或部分是合理的，但行为方式却往往比较偏激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近年来还出现闹事群众欧打执行公务的干警或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
二、当前我县矛盾纠纷类型
(一)库区移民安置补偿和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在我县较普遍,主要发生在库区移民乡镇、新建城区、新开公路等处。如我县的碗米坡库区移民安置搬迁、凤滩电站库区移民回迁、魏竹公路和新城区建设等。今年8月,原凤滩电站库区移民回迁,要求政府重新补偿、重新安置,引发了一系列越级上访事件。
(二)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工人下岗引起的纠纷。在国有企业中，突出表现为企业转制过程中工人下岗、拖欠工资或医疗费、拖欠集资款、劳动保险问题争发争议；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主要表现为拖欠、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医疗赔偿费、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不健全引发的纠纷。
(三)城市管理引起的纠纷。一些下岗工人、个体户或失业人员出于生计，不懂得通过合法途径寻求生活出路，而是违章搭建商铺，随地摆卖，占用公共场所，在城管整治“三乱”过程中，他们的违章行为被制止或受到处罚，于是对有关部门有意见或埋怨政府，产生对立情绪。
(四)土地山林、山坎、农田耕地、宅基地使用权属不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由于原地界划时，没有认真界定“四至”，没有做永久性界线标记或由于土地使用证不完善引发。当前我县借西部大开发“东风”，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退耕还林、农业产业化、科学化一系列惠民政策，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幅度增长，由界址不清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我县农村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纠纷大都时间经历较长，涉及面积广，人数众多，取证难，调处难度大。
(五)干群关系的矛盾纠纷。某些基层干部或越权、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动辄强迫命令，在依法行政或执行上级指示过程中走样，破坏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今年9月，我县城区X牌照车主对城区运管费收取强烈不满，引发全城X牌照车集体罢运，堵塞县政府交通秩序。
三、我县矛盾纠纷的成因
(一)对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认识不够。有些地方
党政领导认为出现刑事案件，有公安机关抓捕，矛盾纠纷有法院审判，人民调委会可有可无。甚至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就是“重拳打击”和“严打”，忽视“防范”和“治本”，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性、长期性、复杂性、危害性，对调处纠纷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缺乏科学认识，导致矛盾纠纷越“打”越多，越“压”越乱。同时，只重视经济建设，忽略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一手硬，致使一部分人私欲膨胀、唯利是图，成为引发矛盾纠纷思想根源。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县是老、少、边、穷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底子薄弱，严重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发展。一是调解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业务水平不高。我县1240名人民调解员中，高中文化程度仅有911名，占总数的73.5，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低，把握相关政策能力不强，调解纠纷仅凭社会经验和本人威望。二是经济待遇低，稳定不了现有的调解员队伍。担任人民调解员的绝大多数是村三大主干，县财政给村三大主干的工资仅为每人每年500-600元，而对调解员的待遇问题县财政无法解决，乡镇更是解决不了。三大主干常常是“纠纷不报不调，纠纷到了再调，纠纷调了不访”的被动应付局面，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基层司法所缺乏战斗力。我县16个司法所，虽已“四权”上收，但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全县16个司法所绝大部分是和当地政府其它机构合署办公；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遇到激化事件造成群体性上访，往往不能及时赶到现场劝阻群众。如此条件，要求司法所抓好调解工作，减少发生，实在强其所难。(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细致、不深入，流于形式。部分调委会和调解员习惯于坐等纠纷上门，未开展深入细致的排查工作，只重表面，轻行动；重数字，轻成效，对突发性事件调处力度不大。今年来，我县连续发生数起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凶杀案件和自杀案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纠纷萌芽阶段，预防调处不力，认为无关紧要，可防可不防，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五)矛盾纠纷调处的联动协调机制僵化。目前，在我县农村的土地、山林、水利、耕地、拆迁建设、移民安置、劳资、债权债务、干群关系等纠纷，无一不是司法所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调处，一些部门如国土、林业等，由于存在认识偏差，乐于办理土地使用证或林木采伐证，一旦遇上纠纷便推给司法所，乡镇的民间纠纷调解中心形同虚设。据不完全统计，司法所直接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占总数的87以上，事后还要跟踪调解协议的履行。
(六)新形势下涌现出来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各级调委会和调解员是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系列重点工程开工建设，大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重组，引发的热点难点问题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稳定形势。如凤滩、碗米破电站库区移民搬迁补偿问题等政策性引发的移民纠纷，涉及10个乡镇上万人,如果对这些矛盾纠纷研究不透彻,监控不力,法律政策把握不准,思想疏导工作不细致，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
四、对策与建议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党政重视是前提，法制建设是根本，依法治理是关键，齐抓共管是保证，标本兼治是目标。只有建立适应调解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建立学习培训机制。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加强对基层司法调解人员的培训，坚持每年一度的人民调解员培训学习制度，编写、征订发放调解培训资料、教材。不拘泥于以会代训简单粗放的培训方式，采取活动多变的手段，切实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如今年夯沙司法所创新调解纠纷机制，在调处矛盾纠纷中采取公示旁听制，要求村调解人员和纠纷当事人的亲属朋友旁听。一是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二是起到很好的“以案释法”的法律宣教作用。三是切实提高了纠纷调处成功率和调解协议的履行率，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后遗症”。该乡在今年37多起纠纷调处中，调处成功率达到98，协议履行率达100，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建立高效运作机制。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我县乡(镇)村级对矛盾纠纷调处实行一月一排查，一季一分析，每季度开一次工作例会，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有效调处。二是建立预防机制。坚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把普法宣教作为防范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根据不同群体分类施教，从根本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三是包案调处机制。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人员身上，并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支队伍、一套方案、一查到底”的“五个一”要求，逐案落实解决。
(三)建立联动调处机制。完善“民调中心”的各项制度，整合各部门、单位、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增强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由司法行政独家依靠“田头、地头、炕头、嘴头”等传统“四头”小调解方式，推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三调联动”调解方式。纵向上建立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组织，横向上建立邻县、邻乡、邻村三级联防联调组织。特别是我县各乡镇，在今年土地承包矛盾纠纷专项排查调处工作中实行“五位一体”联动调处机制，整合国土、林业、公安、纪检、司法等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增强了调解效果。
(四)信息报告和反馈机制。在各级调解组织中建立调解信息员，通过他们及时了解掌握最基层的矛盾纠纷情况，使之成为发现矛盾纠纷信息的“千里眼”、“顺风耳”。从而在第一时间发现和掌握苗头性问题。同时，要坚持每月的矛盾纠纷信息报告制度，牢牢把握矛盾纠纷调处的主动权，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防、早化解。
(五)保障机制。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增加乡镇司法所人员编制，增加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并纳入县财政预算,以解决人民调解员的经济待遇，保护各级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稳定人民调解员队伍，同时应树立“干调解光荣，防激化有功”的观念，大力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6
--**州**县**彝族乡**村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典型经验材料
村党总支常务书记兼新农村建设指导员 胡－光－明
**州**县**彝族乡**村地处**乡东边，距**乡政府所在地17公里，到乡道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县42公里。全村国土面积47.56平方公里，辖热水塘、哈铁等11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318户，有乡村人口1030人，201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676.3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220元，森林覆盖率达83%，是一个以发展泡核桃产业为主的林业山区民族村。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促进了农业建设的持续发展，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受到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文化思潮变革等诸多因素影响，各种新型矛盾错综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矛盾，关系到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着力化解农村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是基层村级组织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村党总支、村委会在农村基层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和相邻之间纠纷的解决，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认真加以排查化解，并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化解办法。
一、矛盾纠纷基本情况
2011-2012年以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跃龙公路等重点工程项目在**村境内实施，以林地和土地权属、农户分家、婚姻、重点工程建设征占地赔偿和水源等矛盾纠纷为主的大批矛盾，致使我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量及难度不断增大，矛盾纠纷有上升趋势。
两年中，共发生矛盾纠纷173件，其中：林地和土地权属纠纷80件，占46.3%，农户分家纠纷35件占20.2%，婚姻矛盾5件，占2.9%，赔偿矛盾32件，占18.5%，水源纠纷21件，占12.1%。
究其特点有六个方面：
一是矛盾纠纷的多样性。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广泛、复杂，往往是国家、集体、个体和多种经济组织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盲目的荒地开发中，有的是“有地无证”，有的是“有证无地”，有的是“一地多证”，这就为村民、集体和开发者之间的土地纠纷埋下了隐患。
二是矛盾纠纷的季节性。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农产品购销、农作物财产侵权、劳务报酬索要、水事纠纷都具有季节性。特别是因地埂地界、浇水用电等切身利益而引起的矛盾，来势猛，发展快，带有明显的季节性。
三是矛盾纠纷的涉法性。随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调组织及辖区行政部门不解决或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
四是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农村矛盾纠纷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这些矛盾纠纷若处理不当，解决不力，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极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五是矛盾纠纷的对抗性。受利益驱动影响，由于水资源的不均性、有限性、紧缺性，极易形成农田灌溉水事纠纷，甚至引发打斗。因借婚姻索取财物、争夺遗产、分家拆产、逃避债务而激化的矛盾时有发生。
六是纠纷调处具有复杂性。就土地纠纷而言，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土地弃耕撂荒为由收回或转包农户的承包地，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以“土地经营权证”为根据受法律保护。但《土地管理法》又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在这里，法律和法律、法律和政策之间出现明显不相吻合，使得基层干部和政法部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二、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从林地和土地权属、农户分家、婚姻、重点工程建设征占地赔偿和水源等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小康生活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适应、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随之凸显。
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巧妙化解矛盾纠纷的办法
哪里疏导化解矛盾的工作做得好，哪里农民的情绪就顺，社会秩序就好，经济发展就快；否则相反。农村矛盾纠纷都有一个酝酿--发展--激化的过程，要从源头抓起、从根本抓起、从全社会抓起、从平时抓起、从预防抓起、从调解抓起，“宜疏导不宜堵压、宜化解不宜激化”。除了违法乱纪的事件和最终需要解除人身关系的以外，均应耐心细致地调解，千方百计定纷止争。
第一，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按照“形成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格局”的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供坚强保障。一是实行“一天一排查”制度。村“两委”班子成员、村调解委和各村民小组长按照分管的片区每天分别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和收集，努力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理，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实行“一案一办结”制度。对排查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进行归纳分类，逐件按诱因、涉及人数、重点人员、事态发展预测等登记建档，并逐一进行调解，调解后及时将调解情况报告乡综治办。对比较复杂或有可能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矛盾纠纷案，村“两委”及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提出化解措施，明确包案责任人，及时组织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明确村级调解组的调解意见，并以书面形式送达。三是实行“一月一例会”制度。村调解委每月召开工作例会，分析全村维稳形势，研究解决矛盾纠纷难题，并按月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小组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对措施不力、工作被动的小组、个人进行通报批评。
第二，培养一支过硬的调解队伍。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优秀调解员，通过发挥其作用，使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础，消除在萌芽状态。一是管好用好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结合村“两委”换届，对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明确其主要职责和任务。实行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月例会制度，定期不定期组织调解员学习农村实用法律和调解工作方法。同时，通过落实“以案定补”、每年评选优秀调解员等形式，充分调动村级调解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有效整合基层调解人员。实行矛盾纠纷分级调解制，对家族或家庭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由家族长者先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上报村民小组。对村民小组内产生的矛盾纠纷，由村民小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先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上报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作用。通过分级调解，有效整合调解人员，壮大了基层调解员队伍。三是对调解员进行专门培训。结合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调解业务、调解方法、农村实用法律等为主要内容对村级调解员进行集中培训，使基层调解员全方位、多角度的得到培训。
第三，推广一套有效的化解方法。我村认真总结推广矛盾纠纷化解方法。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基本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矛盾纠纷化解方法，并在全乡范围内得以推广，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种：一是注入真情调解。每位调解员在组织调解前，都要抱有一定将矛盾纠纷化解的信心和决心，把矛盾纠纷化解当做是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实事，都要认识到若不将矛盾纠纷化解，会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甚至会升级为更大矛盾，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二是规范程序调解。严格按规范程序组织调解，严明调解纪律，维持好调解现场秩序，对参与人有可能产生激动情绪的，安排专人稳控，防止双方矛盾升级，致使不欢而散。三是坚持依法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要将矛盾纠纷案涉及法律和政策宣传在前，让当事人理解明白。调解员在提出纠纷问题解决方案时，要尽可能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法律尊严。四是法情结合调解。在依照法律完全不能化解矛盾的基础上，要组织当事人协商，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当事人选择，直至矛盾纠纷化解为止。调解员在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时，要发散思维，只要不违反道德、法律和不触及第三方利益，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方案都可以提出。五是用活村规民约。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约束不了，以及农村常出现的一些纠纷事项明确写入村规民约，依法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后认真组织实施，在发生矛盾纠纷时，严格按照村规民约规定来组织调解。六是用活关键人物。在对有些矛盾纠纷进行化解时，要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了解，若有一方当事人的亲人、朋友，或有利益制衡的人物，有利于矛盾化解的，要想方设法与其沟通，请其出面做思想工作，或出面参与调解。七是用活特定时段。在对有些矛盾纠纷进行化解时，调解员要对矛盾纠纷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找准矛盾纠纷化解的最佳时机，再组织调解。对已化解矛盾纠纷达成口头协议的，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补充书面协议。八是用活人性本质。在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要对当事人进行人性分析，了解矛盾双方需要什么，并顺着当事人的需求去做思想工作，直至双方当事人利益达成一致。
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培养过硬队伍和推广八种矛盾纠纷化解方法的，我村连续两年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均在95%以上，没有一件矛盾纠纷案因化解不力而激化升级或发展成为刑事案件，一批长期积压的矛盾纠纷得以化解，社会大局稳定形势明显好转。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7
关键词：中国；体育仲裁；程序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2-0030-04
1 引 言
我国《仲裁法》是专门解决民商事纠纷的程序法，作为专门解决体育纠纷的体育仲裁应当是我国仲裁法律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体育仲裁的程序设计也不能脱离《仲裁法》的一般规定，既要体现出《仲裁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坚持《仲裁法》确立的民间仲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仲裁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协议仲裁、仲裁独立、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等基本理念以及仲裁与司法的支持和监督关系等，都必须在体育仲裁的程序中得到贯彻。
但是，体育纠纷毕竟还有着与普通民商事纠纷不同的特殊性，故才存在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仲裁法》与体育仲裁实质上就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因此，在体育仲裁的立法中，既要遵守《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又要适应解决体育纠纷的特殊要求。体育仲裁规则有专门规定的，当然适用体育仲裁程序；体育仲裁规则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仲裁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体育仲裁的建构肯定要从民商事仲裁程序中汲取养分，由于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因此在仲裁程序上总会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本文在此无法把体育仲裁程序的每一细节的讨论都面面俱到，故这里的程序并非指审理案件的具体步骤。本文只是将重点放在体育仲裁程序中的几个特别方面，而这些特别方面，又是体现出与普通商事仲裁既有制度的不同。
2 体育仲裁程序的设计应符合程序法的基本价值
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法的意义要大于实体法，尽管衡平法的发展使得普通法的形式性影响有所减轻，但对程序问题的重视仍是英美法系国家现存的法律传统之一。在英美法系国家，“人们期待得到更多的是公平的待遇和正当程序的遵守，而不是关于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学究式定义。”［1］ “时间先后相继的顺序亦即程序才最是可靠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就是时间上相继的程序，没有正确的程序，就没有正确的结果，只要程序是正确的，结果必然是正确的，或者说，它是否是正确的，根本就不用关心。”［2］可见，程序的公正性在程序法中具有重要地位。
体育仲裁作为程序性规范，不仅要实现实体公正，其程序建构也必须遵循程序公正的要求。同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是在私权利范围内处理争议，没有国家统一行使公权利干涉的情况，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具体案件、个案中的程序，故有人说：仲裁员是“程序的主人（Master of procedure），［3］因而仲裁程序可以不必依照法院的严格程序进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但是，诉讼的程序规定毕竟是体现了经过实践反复验证过的公正，所以在仲裁程序中，有许多方面就会理所当然地依照诉讼程序的作法去做。诚然，决定一个具体的体育仲裁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否公正，并不能完全归由纯程序的原因；但是如果程序不公正，则结果就肯定不会公正。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就是把程序性的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进行分析的。罗尔斯认为，在纯粹正义的场合，一切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而不存在结果是否正当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认为纯粹程序正义的典型事例就是，只要游戏规则不偏向某一赌客而被严格遵守，那么一切就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结果无论怎样都会被认为是公正的。
罗尔斯进而把程序性正义进行划分，除这种纯粹的程序正义之外，又有完善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场合，虽然存在关于结果正当与否的独立标准，但是程序正义问题总是导致正当的结果。其典型事例就是蛋糕等分程序，只要在程序中设定为一人先划分蛋糕，而他必须在其他人都拿过蛋糕之后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最后一份，就不必担心分割结果的不公正。在不完善程序正义的场合，程序不一定每次都导致正当的结果，程序之外的标准便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其典型事例为刑事审判，无论程序如何完备，也不能避免错案。［4］
可见，从纯程序的角度观察，仲裁似乎特别需要强调程序性，特别需要强调仲裁中游戏规则的公平性，特别需要严格地遵守程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特点，才有可能避免外界的干扰，实现仲裁的公正价值目标。“如果从仲裁的纯程序方面考察，甚至比诉讼还有可能做到这一点。”［5］因此在构建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就必须在程序建构上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
当然，由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尤其在竞技体育领域对时限要求较高，故体育仲裁必须还要体现出效益价值。
3 中国体育仲裁的程序设计思路
3.1 程序体例
在程序体例上，笔者认为应当参照国际体育仲裁的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的模式，采用拿来主义，为中国体育仲裁立法所用。理由如下：
3.1.1 体育纠纷的性质相同
在体育领域中，“全球化”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体育界已经形成了体育共同体。体育规则的全球化要求体育人的行为接受同一的规范的调整，所以，因体育人的行为失范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纠纷，应当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纠纷理应得到同样的解决，而国际体育仲裁院为解决体育纠纷专门适用的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对中国的体育仲裁立法来说，自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3.1.2 国际体育仲裁的成功实践为中国体育仲裁立法树立了典范
尽管国际体育仲裁的历史非常短暂，而且国际体育仲裁在创立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但20年来的迅速发展证明了国际体育仲裁是成功的，并且现在已经跳出了体育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比如得到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支持），成为世界仲裁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也为中国体育仲裁立法树立了可以参照的典范。
3.1.3 国外一些国家的体育仲裁立法也有采纳国际体育仲裁体例的先例
如美国体育仲裁设有上诉程序。英国、日本都是模仿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模式成立了本国的体育仲裁机构。［6］
当然，我们的拿来主义并非全盘端来，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国际体育仲裁的上诉程序并非普通程序的二审或上诉审程序，考虑到习惯以及仲裁与诉讼的区别，我国的体育仲裁立法不宜采用“上诉”这个专用于诉讼领域的词语，以避免歧义。我们可以用“特别程序”来替代“上诉程序”的用语，但在适用范围上可以与国际体育仲裁一致。
3.2 用尽内部救济
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设立，主要是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这实际上是司法程序上的一个限制，表现在体育领域，如果当事人不服体育组织的处罚或决定，在向法院提讼之前，应当首先用尽体育组织的内部救济措施。在国家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行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可以避免一些本来就可以在内部解决的纠纷走向法庭。同时，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也体现出对管理者的权威的维护，有利于行业自治。
在世界体育领域，用尽内部救济原则被普遍应用于解决体育纠纷。例如，美国法院会要求当事人在用尽体育行会内部的救济措施之后，方可向法院，请求司法干预。［7］
根据德国法律，德国法院会要求当事人必须首先用尽该体育行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所能提供的救济措施，除非该措施会导致不合理的程序迟延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结果。［8］
根据荷兰宪法第17条，任何体育行会的章程、规章、规则中旨在剥夺当事人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条件均可能被认定无效，因而只能认为此类条款的效力在于要求当事人在向法院前，必须要首先用尽体育行会内部的救济措施。［9］
当然，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也有例外，那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法院不受理案件，有可能会使得当事人的权益遭受不可挽救的损失时，法院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应当及时受理当事人提起的诉讼。
在中国体育仲裁的程序设计中，应当充分借鉴和利用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理由是：（1）国内大多体育组织内部都建有纠纷解决机制；（2）我国法院并没有要求在体育诉讼前必须经过内部救济程序，如果仲裁制度也不做要求的话，那么不利于充分发挥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也是一种资源浪费；（3）事实上，许多体育纠纷都可以在体育组织的内部解决机制上得到解决。当然，在涉及运动员资格及参赛名单等时限性非常强的案件，不及时解决可能错过正式比赛，以至于可能沦为“迟来的正义”，则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可以例外。
具体在中国体育仲裁程序的设计上，如果体育组织设有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体育仲裁应将体育组织的内部救济制度规定为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实践中，为解决体育纠纷，我国的各单项体育协会一般都设有内部解决纠纷的部门，尽管体育组织内部的纠纷解决部门所解决纠纷的结果并非具有终局的效力，但在积极化解矛盾，维护体育秩序的稳定，力争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方面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充分利用这些解决纠纷的组织的功能，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也是体育仲裁实现效益价值目标的体现。为更灵活有效地解决体育纠纷，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美国的各单项体育协会都具有完备的争端解决制度，所有体育纠纷首先在单项体育协会内部解决，“尽可能在基层、在最小范围内解决，尽可能不通过仲裁，更要避免运动员上法庭。”［10］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用尽内部救济原则是针对体育组织的处罚或决定进行的，所以，这样的程序设置所适用的范围，应当是类似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程序所受理的案件的范围，而不适用普通程序受案的范围。
3.3 调解程序应当作为体育仲裁的必经程序
调解是指“将争议交由一定组织或个人居中调和，促使争议当事人双方互相协商谅解，达成协议的解决纠纷的形式”。［11］与体育组织内部的调解不同，在体育仲裁程序中的调解，是指仲裁庭和仲裁员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严格地说，体育仲裁中的调解仍属仲裁的范畴，是体育仲裁程序的组成部分。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常用手段之一，往往能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许多场合被广泛使用。比如，比利时奥委会建立了调解制度并制定了调解规则；法国国家奥委会已将调解作为仲裁前的必经程序。［12］在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在体育仲裁机构之外专门设立了体育调解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争端各方提供一个“灵活的、非对抗性的、不公开的、花费较少的”讨论和调解的场合。我国著名体育家何振梁先生也被聘为体育调解机构的调解员。［13］
从国际体育仲裁调解规则的相关规定中得知，可以进行调解的对象仅仅是那些能够提交体育仲裁院普通程序解决的纠纷，那些诸如因使用兴奋剂遭受处罚类的纠纷是不能启动调解程序的。［14］这一点恰恰于用尽内部救济原则所适用的范围相反。
当然，与仲裁程序相比，调解程序更显得灵活和随意，似乎与正规的仲裁程序不相适应。但是，仲裁毕竟不能成为“第二诉讼”，“片面强调严格的正当程序要求，使得仲裁正在被某种力量推向诉讼模式。”［15］因此，我们不能把仲裁庭当成第二法庭，不能拘泥于对过分保守的程序正当原则的恪守，惟有灵活和变通才能使仲裁制度永葆活力。同样，体育仲裁也不是体育法院，因此，在体育仲裁中设定调解程序是有充足的可借鉴的理由的。
可见，体育仲裁中的调解在解决体育纠纷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仲裁庭在查明事实和合法的基础上，应当力促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所以说，《体育法》第三十三条关于“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的规定，不仅体现了体育仲裁的强制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调解程序在体育仲裁程序中的地位，亦即在体育仲裁中进行调解也具有强制性，这也是将调解程序设定为体育仲裁必经程序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体育实践中，著名拳手刘易斯与迈克尔•泰森之间就世界拳击理事会的有关规则规定的拳王争霸赛的比赛次序问题产生争议，英国高等法院要求刘易斯与被告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布鲁诺通过强制性的调解程序来解决纠纷，法官认为这种程序将会是“一种独立的、非常好的调解程序。”［16］
当然，我国的体育仲裁立法可以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调解模式，但也不必完全照搬。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仲裁法律制度现状，我们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调解员，调解的工作可由仲裁员担任。在中国体育仲裁立法中应当确立以下调解原则：第一，坚持自愿原则。这也是仲裁的基本原则，是仲裁权取得的基础，也是调解制度得以成立的法理依据。第二，坚持公平原则。调解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并非不讲原则，公平是体育仲裁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故调解不是和稀泥。第三，坚持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原则。调解的范围属于当事人可以处分的私权纠纷的领域，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私权利。故当事人自愿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应当得到尊重。第四，坚持快速及时原则。调解不能成为当事人故意延迟审理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仲裁员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和促成调解。调解成功的，由仲裁庭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与仲裁的裁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仲裁裁决。这样，也与我国《仲裁法》和谐对接。
4 设立符合体育规律的程序制度
4.1 期限设定
与普通民商事纠纷不同的是，体育纠纷往往更注重时间的因素。体育竞赛的时间一般是确定而短暂的，像因参赛资格、运动员转会、注册等这类的纠纷，具有很强的时限性。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纠纷，就有可能错过一场重要的比赛，或者错过一个赛季。竞技体育运动员是吃青春饭的，运动生涯有限，而一些重要的竞赛（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又是四年一次，运动员错过一场比赛，很可能就意味着终身失去了比赛机会。因此，为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权益，与《仲裁法》规定的程序相比，体育仲裁程序更应突出一个“快”字。
体育仲裁的“快速”的适用，在国际体育仲裁实践中也是被广泛采用的。如国际体育仲裁法R44.4规定了“加速程序”，［17］经当事人同意，可采取快速方式解决；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争端仲裁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快速选择程序，”因此，我国体育仲裁立法在期限设定方面应当全面短于《仲裁法》的规定。
4.2 不设立咨询程序
国际体育仲裁法专门设立了咨询程序，用于对体育的实践或发展以及有关体育的活动的法律问题提供不具有约束力的咨询意见。咨询程序的设立，对于廓清涉及体育的法律问题以及全球规则的统一等，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的体育仲裁立法可以借鉴国际体育仲裁制度设立普通程序和上诉程序，但对于咨询程序，则大可不必拿来。
第一，中国竞技体育所遵循的规则，就是世界统一的规则。对于涉及体育活动的法律问题的最高解释权，从逻辑上讲在上不在下，因此，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国际体育组织。既然国际体育仲裁院设有咨询程序，且该咨询程序亦受理国家体育组织的咨询，则中国体育仲裁的立法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第二，世界其他国家的体育仲裁立法也未见有咨询程序。故中国的体育仲裁立法也没有必要设立咨询程序，以免造成立法资源浪费。
4.3 其他程序制度
仲裁审理中的程序制度，是关于在仲裁审理中经常遇到的程序问题制度。这些程序制度是仲裁法这一部门法之下调整仲裁中某些问题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它们构成仲裁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仲裁程序的产生、变更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审理中主要有不公开审理、反请求、和解、撤回申请、缺席判决、延期开庭、仲裁裁决等制度。因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应当是我国仲裁法律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且民间性质完全相同，故体育仲裁立法中也可以吸收《仲裁法》的这些程序制度。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仲裁程序制度也不是顺手拿来的，既要注意充分吸收普通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成果，也要充分考虑到体育仲裁的特点。
5 结束语
中国的体育仲裁立法可以参照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基本做法，设立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
因普通程序受理的案件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的受案范围没有区别，故在程序设计上可以参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不过因为体育纠纷的时限性往往较强，所以在有关的期限设定上可以比《仲裁法》的规定更短一些，以避免“迟来的正义”。
体育仲裁的普通程序中应将调解程序作为进行仲裁的必经程序并尽力促成调解。对于特别程序，首先要适用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另外，特别程序受理的都是对体育组织的处罚或决定不服的案件，诸如兴奋剂处罚的案件的审理往往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无论运动员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运动员被查出含有禁用的药物或使用禁用的方法，都要接受处罚。这样，运动员就成为弱者。为公平起见，在特别程序的程序设计上，应当做有利于运动员的倾斜，比如在举证责任上，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的“谁主张，谁举证，”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这样，使得双方的力量得以平衡，这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时限设定上，体育仲裁的特点是“短”和“快”，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权益。当然，在期限短时间快的情况下，体育仲裁很难保证像诉讼程序那样从容地审理，或许会遇到一些在短期内无法查清的事实。笔者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借鉴刑事诉讼的“疑罪从无”原则，不要轻易做出封杀，其目的依然是保护运动员的权益。即便是日后证明运动员确实有错，还可以通过事后剥夺奖牌或取消成绩等举措来实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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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8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热"现象再次出现，被抛荒、代耕、流转的土地，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诱因之一。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大量涌现，20__年1－7月已受理197件，其涉及面广，群体性强，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处理上稍有不慎便会加剧矛盾。因此，我院对此类案件高度关注，展开了专项调研，以期寻求化解矛盾的良方，增进农村和谐稳定。
一、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类案件的数量、类型及分析
（一）近四年来审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类纠纷案件
表1:20__-20__年溧阳法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时间 主要案件类型
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土地征用、征收补偿费纠纷 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总计
20__年 74件 25件 9件 108件
20__年 87件 24件 2件 113件
20__年 232件 29件 6件 267件
20__年 224件 13件 8件 245件
合计 617件 91件 25件 733件
表2：被告为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案件及其所占比例
时间 案件总数 村委会、村民小组为被告的案件数 所占比例（%）
20__年 108件 41件 37.96
20__年 113件 41件 36.28
20__年 267件 53件 19.85
20__年 245件 29件 11.83
表3：农村土地承包类纠纷占商事案件的比重
时间 商事案件 农村土地承包类案件 比例（%）
20__年 797件 108件 13.55
20__年 620件 113件 18.23
20__年 775件 267件 34.45
20__年 929件 245件 26.37
合计 3121件 733件 23.49
（二）相关数据分析
对上述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类案件呈如下特点：
1、20__年至今，经由法院审理的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数量呈翻倍增长趋势。案件数在民二庭审理的所有商事案件中所占比重平均达到近1/4，最高时超过1/3。这些纠纷隐患很大，为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往往要投入大量的审判资源，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2、村民与村委会、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数量多。在统计的733件案件中，村委会、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与土地承包人之间的纠纷，占全部收案的22.4%。特别是20__、20__年所占比重高达35%以上，20__、20__年所占比重虽有降低，但案件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主要涉及支付土地承包费、解除承包合同收回土地类案件。
3、在农村土地承包案件中，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数量最多，比重最高，增幅最快。20__、20__年案件数是20__年案件数的三倍。大批量案件反映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过程中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健全问题，同时，部分违约案件也暴露了少数农民因受利益驱动而缺乏应有的诚信。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和政策因素
法律层面。20__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20__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诸多规定与农村发展现状脱节，可操作性不强。同时，该法与原有政策也不完全衔接，导致农村土地承包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政策层面。20__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从原来应缴纳农业税到减免及现在的农业补贴。政策改变的结果引发利益格局大调整，而这一改变呈现突变性，缺少应有的过渡期。同时，与承包合同、流转合同等合同及农业生产经营需要相对稳定的要求发生冲突，导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不断出现。
（二）农村土地价值攀升
一方面，国家关于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等政策的出台，由之前的上缴农业税变为不仅免缴农业税，还有每亩123元（20__年标准）的农资补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一些离乡打工的农民萌生回乡耕种或承包土地的想法，原先被抛荒、弃置的土地被争相耕种，还有一些农民想收回以前"以租"的土地。
另一方面，近年来，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加之高速铁路、公路等建设项目，征用了大量土地。而耕地面积减少，可用资源紧俏，致使土地价格不断攀升。这些土地征用补偿款数额较大，20__年之前每亩补偿1.7万元，到20__年补偿数额上调至每亩4.5万元，增幅164%。在利益的刺激下，抛荒或弃地农民纷纷要争回土地，因此，由征地补偿款引发的纠纷占据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较大比重，矛盾也比较激烈。
（三）各级组织管理缺位
近年来，从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到镇、村相关机构都在采取各项措施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但是相关工作的疏漏和缺位，仍是土地承包矛盾产生乃至激化的重要因素。
1、承包土地权属不清晰。农村土地的有关管理部门未能全面准确地掌握农村土地利用的真实情况，也未完全做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一些农村土地的权属不明，四至不清，面积不准，致使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引发争议。
2、经营权证发放不规范。98年我市实行第二轮承包时，部分地方未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后在上级部门进行检查前夕进行临时补发，出现不少混乱乃至错发的情形。
3、应予调整而未作变更登记。因转让、互换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因依法征地等原因未及时按程序进行调整，导致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变动或田块的地点变化、面积变化，却未作相应的变更登记。
4、相关仲裁机构职能未充分发挥。据了解，目前我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人员不足，资源不多，近年来平均每年受理案件10件左右，大部分能够通过调解、仲裁案结事了，但仍有部分矛盾要诉至法院。同时，面对争议比较大的案件，仲裁人员也会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无形中弱化了该机构应有的作用。
5、相关
司法所职能未充分发挥。作为处在基层一线的镇区司法所，对相关政策把握不准确，对一些矛盾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或领导汇报，对当地民间纠纷调处力度不够，少数人员甚至为某一方当事人案件。这些做法有违其在处理本镇辖区各种矛盾纠纷中的中立地位，无形中增加了涉诉纠纷数量。
6、相关镇村存在与民争利现象。个别镇、村未能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自，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放，事先不征求村民意见，或只是象征性地弄一个"多数村民意见"，更未取得相关村民委托镇村统一发包的授权，打着各种旗号（规模种植、规模养殖、集约经营、提高农民收入、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等）擅自强行收回农民土地，以镇村名义重新发包，却不将承包金全部发给相关村民，而是截留部分承包金，与民争利，引起矛盾激化，群众矛头指向政府或基层组织。
7、基层组织工作中出现偏差。相当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少基层干部在遇到相关矛盾纠纷时，不及时主动去做化解工作，存在拖延、推诿、怕得罪人现象，致使诉讼案件增多。一些基层组织和干部生怕矛盾殃及自身，不能站在公道正义立场，按照任何一方要求轻率地为各方当事人出具相互矛盾的"证明"，并加盖公章。一些基层组织和干部明知相关情况或持有相关台账底册，但在法院调查取证时以各种理由不予配合，有的推托不知道，有的推托记不清，有的推托是前任的事情，有的推托干部难当、老百姓难管，有的推托没资料没台账。有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在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时，未按规定制定分配方案，甚至出现部分村民利用民主议定程序，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排除另一些村民应享有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分或少分补偿款，引发矛盾。
三、化解和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要有效化解和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除了需要立法的逐步完善，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相关政策进行广泛、深入宣传，还需要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一）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
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应牵头组织清查并尽力查找98年二轮
土地承包底册，责成相关单位将散落的资料重新收集起来，不回避[:请记住我站域名/]二轮承包时乱发、错发权证问题，该补发的要补发，该变更的要变更，该撤销的要撤销。要查清农村每一宗土地的权属、界址、面积、用途等基本情况，力争尽快把全市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证确认到每个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村民，确保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
（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工作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农民获得集体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各镇区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把已经确认到户的基本农田数量和地块，逐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注明；确有困难的，可先在镇、村组织建立确认到户、到地块的基本农田台账。
（三）规范和引导各类土地流转行为
村民委员会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并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等服务，有效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规范土地流转档案管理，做到专门登记、专柜存放，专人保管，建立合同台账和信息管理数据库。同时，及时清理原有合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完善措施。
（四）尊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自
镇、村两级组织应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自，不能想方设法、巧立名目与民争利。即使根据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需要作统一调整，也要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与所涉村民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分析利弊得失，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取得村民授权委托，完善手续，以免时间长了口说无凭。尤其是该给村民的要坚决给足，不得截留部分资金供镇村干部用于各类吃喝玩乐开支，以免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五）完善村民自治以保障村民权利
各村民委员会要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断规范和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法治，实行村民自治，村民代表切实按照村民意愿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分配等重大权益，真正做到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对村民负责。在发放土地征用补偿款时，要依法按照民主议定程序确定村民资格和分配方式，但也要防止个别地方以多数人名义非法剥夺少数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六）合力构建多元矛盾化解工作机制
土地问题面广量大，土地纠纷群体性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只有借助多方力量并形成合力，构建多元矛盾化解工作机制才能有序妥善处理。为此，我们建议：
1、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调处土地纠纷功能。由于村、组干部熟悉土地承包情况，对纠纷的历史、现状和形成原因比较了解，对当事人也比较熟悉，调处矛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针对土地承包纠纷，村民委员会应委派熟悉情况的村、组干部第一时间介入，在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依法做好协调、说服工作，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不管调处成功与否，均要形成相关书面调解材料及初步处理意见，全面反映纠纷产生的历史背景、形成原因、争议焦点和调处过程。
2、发挥镇区政府调处土地纠纷的作用。镇区人民政府是国家政权组织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机构，承担着维护稳定、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和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发生后，镇区政府应指派司法助理、定村干部或有关人员及时了解相关情况，充分掌握是否涉及群体性问题，准确评估社会矛盾风险，妥善制订应对预案。要根据不同情况分门别类，灵活采取一案一策（个别纠纷）、一案多策（让当事人选择）、多案一策（群体矛盾中统一调处尺度）、多案多策（在坚持原则性、合法性并避免相互攀比引发矛盾的前提下体现村民自主性、灵活性）。同样地，不管调处成功与否，均要形成相关书面调解材料及处理意见，以全面反映纠纷的调处过程。
3、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机制。要增加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所属溧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编制，充实人员，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运作机制、操作规程，进一步发挥其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的作用，加强仲裁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仲裁水平和仲裁效率。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方面保证土地纠纷调处工作落到实处，尽力将矛盾化解在诉前。
4、设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前置程序。为有效减少和预防纠纷，降低综治考核中的"万人率"，提升"平安创建"的水 平和成效，应设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前置程序。建议由市委政法委或"两办"正式发文，规定凡是到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必须由当事人所在的村委、镇区先行调处，形成相关书面调解材料及初步处理意见；调处不成的，当事人可向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对仲裁不服的，也可向法院提讼；未经基层组织调处或仲裁机构仲裁，法院原则上不直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