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1

关键词：民事纠纷，化解机制，系统工程，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产生的必然性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而人是有复杂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因而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纠纷是难免会发生的。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共同体存在，就会有纠纷存在。

民事纠纷是法律纠纷的一种，法律纠纷除民事纠纷外，还有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调整和规范三种类型的纠纷，产生了三种类型的法律部门。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由此而产生。

民事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和冲突。据此，可以得出民事纠纷的以下特点：

1、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这是民事纠纷的主体平等性特征。这个特点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相比皆有所不同。刑事纠纷中，对立的双方主体是国家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法人，它们之间不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纠纷中，一方主体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另一方主体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它们之间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也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民事纠纷，它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之所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根据平等原则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争议，这种争议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不失为平等的地位。民事纠纷中的平等地位是民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的反映和体现。这种平等地位还一直延伸至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争议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依照民法的规定而形成的，在这种关系中，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负有义务。反之也是如此。当权利者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义务者的义务不予履行，这必然使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冲突，处在失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便构成了纠纷。纠纷的内容便是享有权利者要恢复其应有的权利，从而使义务的负担者履行其义务。惟其如此，曾一度失衡的法律关系才能恢复至正常状态，民事纠纷才告化解。可见，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发生了争议、遭到了扭曲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皆有不同。

3、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民事纠纷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纠纷的内容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互相协商处分其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单方面地处分其纠纷。处分纠纷的过程，就是处分纠纷中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的过程。民事权力或义务是可处分的，民事纠纷就是可处分的。处分了民事纠纷，就是解决了民事纠纷。当然，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拒绝处分其纠纷，而坚持将纠纷交由法院处理。这种坚持由司法处理其纠纷的权利，也是民事纠纷主体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的表现形式，任何人皆不得违拗其意志，干预纠纷主体对纠纷内容的自由处置权。

4、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是多元的。这一点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有所区别。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涉及到公法的遵行，因而对这些纠纷国家通过法院严格依法加以解决，而排除了纠纷主体自我解决或自我消化纠纷的可能性。对于刑事纠纷，除自诉案件外，受害人与刑事违法者不得就纠纷的内容进行私了或和解，也必须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强制性地解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之间也不得通过合意解决其纠纷。行政纠纷虽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但在诉讼中，纠纷主体不得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其纠纷。但民事纠纷就不同了：他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等各种力量来解决其纠纷，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其纠纷，由纠纷主体视需要自由选择。可见，对于民事纠纷，国家需要统筹考虑各种解决的方法和机制，而不是单纯的民事诉讼一种。这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方法问题。

可见，民事纠纷在主体、内容、处分权以及化解的方法上都有其不同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特点。研究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明确这些特点，有助于建构合理的化解民事纠纷的各种机制，同时也为这些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或方法提供了指导。民事纠纷的特点和类型发生了变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机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民事诉讼程序也随之而发生转变。

二、公力救济

社会需要稳定，否则便要消散和瓦解。而纠纷具有损伤甚至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因而，凡纠纷，都应得到及时化解。纠纷的发生是必然的，纠纷的解决是必需的。纠纷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永恒性的矛盾，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趋于进步的。

纠纷的解决，从其归属的最终主体来说，有两种模式：一是利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国家并不存在。二是利用国家的量来解决纠纷，自身的力量受到限制。前者为私力救济，后者为公力救济。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以私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模式；在国家出现后，社会以公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选择。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人类步于文明的体现。现在存在的社会，虽不能说都完全成了国家化了的社会，但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国家的范畴。公力救济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普遍选择。

公力救济之所以取代私力救济，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力救济比较公平和客观，不会发生如同私力救济那样的弱肉强食现象。私力救济往往不能最终解决纠纷，可能会相反，成为使纠纷升级或激化的缘由；而公力救济，则是社会趋于稳定的机器。

现代社会中，公力救济有两层含义：其一，禁止私力救济。任何人对与其相关或不相关的纠纷，都不得采用暴力、以违背相对方的意愿的方式解决。其二，唯有国家可以对纠纷双方无法和平解决的纠纷采用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化解。可见，公力救济是指国家采用强制性的方法解决当事人之间无法解决的纠纷的活动。

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公力救济垄断了强制性解决纠纷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民事纠纷只有通过公力救济加以解决。民事纠纷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民事纠纷属于私权性质的纠纷，而私权是可以处分的，因而纠纷主体对其所涉及的民事纠纷可以任意处分。这表现为：他既可以容忍民事纠纷的存在，使之始终处在潜在状态，而不显露化；也可以表现为首先选择有自己出面去解决纠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交涉，自我解决纠纷，而不让纠纷扩散；也可以表现为将纠纷交给中立的非国家权力机构的第三方来主持解决；最后，纠纷若仍解决不了，这可以诉诸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将纠纷交给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乃是公力救济的要义所在。可见，公力救济具有最终性、强制性的特点。公力救济并不排斥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方法的使用，而其他的方法则不是最终的、强制性的，而是自愿选择的、和平的、非拘束的。

三、自我解决

在现代社会，解决民事纠纷具有三个渠道：自我解决、调解解决、诉讼解决。这里先介绍纠纷的自我解决。

民事纠纷的自我解决，是指纠纷主体在纠纷发生后，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的努力，寻求纠纷的解决。在此解决过程中，一般没有第三人的介入。

民事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能否利用自己的力量与对方进行交涉。利用自己的力量试探性的与对方磋商化解纠纷，是纠纷主体自我确信的一种表征，也是人格自尊的外化。纠纷的自我解决有许多好处：其一，保密性强。纠纷发生后，波及的范围越广，便越难解决，给纠纷主体带来的损害或负面影响变越大。为了防止纠纷的扩大化，纠纷主体首先寻求自我解决，便可以将纠纷的影响或波及效应限定在原始的纠纷主体之间，而不致越此范围，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影响。其二，自愿性强。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由于纠纷主体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纠纷的发生，不会给纠纷主体带来思想上的顾虑和负担，因而其解决完全是在自我意志的作用下进行的，比较纯粹，也比较真实，其行动的结果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想法、愿望和意志、情感。由于自愿性强，因而纠纷的解决结果容易兑现，而不致发生出尔反尔的反悔现象，不会因此而使纠纷重新复发。其三，彻底性。由于纠纷是在当事人自我意志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自愿选择加以解决的，解决的结果必定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意愿，因而纠纷的化解比较彻底。纠纷既然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一般的情况下，便不会让纠纷死灰复燃，纠纷主体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合作和交往。这种纠纷的解决往往会反过来推动、促进纠纷主体形成良好的新型关系。其四，成本低。解决纠纷是一种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风险负担，自我解决纠纷会使化解纠纷的交易成本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和水平。因为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涉及面窄，牵涉的人少，花费的精力、财力和时间都相对较少，这样就节省了成本。否则相反的话，纠纷主体就必须将纠纷交给第三者或法院去解决，这样不仅纠纷主体自己花费了成本，而且其他被牵涉到纠纷中来的主体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这种成本加在一起有时会超过纠纷本身的价值或标的额。自我解决纠纷则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成本，是一种最为经济实惠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当然，纠纷的自我解决欲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的话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在这些成功利用自我解纷机制的各种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有：双方力量均衡，或者寻求解决的主动一方主体具有更强的实力。这是力量条件。纠纷的自我化解，一定意义上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产物，。如果双方力悬殊，而处在弱势的一方主体如果主动寻求与对方自我解决纠纷，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反之，如果主动寻求解决的一方主体，具有较强的力量，同时也是纠纷中道义占优势的一方，选择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是胜算较大的。同时，自我解决纠纷，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制约，而完全依赖于纠纷主体的自觉，因而很容易产生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的现象和局面。也正是因为有此现象存在，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也有不可克服的容易激化矛盾的内在缺陷。因此，在纠纷主体采用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之前，应当客观地衡量一下双方实力，评估一下采用这种方法能否获得成功，并由此决定采用何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可见，纠纷自我解决视需要经验的积累，并注意其艺术性的。

纠纷的自我解决，通常采用的方法有：

1、提醒。真正意义上的纠纷是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存在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有的时候，纠纷的相对方虽然违反了法定义务又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相对方对此纠纷的客观形成并不具有足够的意识，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忽略了其所负有的法律上的责任。此时，纠纷虽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但在主观上尚缺乏对立主体之间的明显对抗，因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事纠纷。对于此种类型的民事纠纷，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一方当事人仅需要向他提醒一下法律上的责任存在，往往就可以化解所谓的纠纷。纠纷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所提起的诉讼应当具有必要性，这就是诉的利益或诉的必要性。它指的意思就是在提起纠纷前要与对方进行适当的交涉，只有在对方意识到纠纷的存在后，同时他又不愿意自我解决纠纷，此时提起诉讼才是有必要的，该诉讼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提醒一下对方存在的义务或责任，既是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方法，也是提起诉讼的一个前提条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纠纷主体均可采用此种方法。

2、唤醒。民事纠纷往往含有较多的道德因素，诚信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便处在意志的对抗之中。解决纠纷就是要消除这种对立着的意志分歧。这种意志分歧，既有可能缘起于纠纷主体的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可能产生于纠纷主体道德上的瑕疵。法院之所以在诉讼过程中，会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也是基于纠纷成因上的道义性。法院做调解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唤醒纠纷主体的内在道德或道德本能。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利用唤醒纠纷主体道德本能的方法化解纠纷，依然是较好的选择。尤其是，纠纷主体在尝试唤醒对方良知的努力中，同时也是在做自我检讨和反省的功夫，这样纠纷主体便可以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的道德观念的互动，这样便会极大地推动纠纷的彻底、尽快解决。通常处在弱势一方的纠纷主体可采用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

3、压服。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的私力救济中，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弱肉强食，纠纷主体中的强者往往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相对方主体，并压服对方接受他所提出的解决纠纷的方案或条件。显而易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纠纷，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以弱势一方付出比其应付代价更大的代价为条件的。纠纷的解决不仅未能恢复应有的正义性，反而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非正义性，非正义性的存在意味着纠纷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仅仅是得到了暂时的抑制或搁置。等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被意志的纠纷便会死灰复燃，再次以更大的强度复现于纠纷主体之间。纠纷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激化或升级了。这是原始社会私力救济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为了防止这种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重演，公力救济便成为解决纠纷的替代形式。但是，即使在公力救济的社会条件下，纠纷主体依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压服的手段迫使相对方就范，从而使纠纷在有利于强者的背景下获得解决。应当说，这是纠纷自我解决的一种重要方法，在纠纷自我解决过程中，难以避免双方力量强弱对比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种压服性手段的使用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在于不得使用强制性的暴力。否则即构成对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的滥用，即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制裁。《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予以拘留、罚款”。民事诉讼法的此一规定，一方面表明，民事纠纷是可以由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自力救济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限制。

4、对话。对话是理性的表现。理性对话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目的是在纠纷双方主体面对面的交涉和交锋中，达成对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从而做到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其纠纷。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三种方式都属于“自决”的话，那么，理性对话就是通常所说的“和解”。和解与自决有所不同：和解是双方面对面地共同协商解决其纠纷，自觉则是利用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力量使纠纷获得解决；和解一般是双方在明确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决者往往省去这个重要的步骤；和解是双方妥协、折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求同存异，以求纠纷的彻底解决。在和解中，一般都是义务负担者要求权利享有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权利享有者要求义务负担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双方均有所让步。互谅互让是和解的精神实质，缺少让步，一般便属于自决的范畴。在理性对话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纠纷主体对于解决纠纷要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诚意。纠纷主体双方要能够抛弃前嫌坐到一起来共同协商解决纠纷。否则便缺少和解的前提。在和解谈判的过程中，纠纷主体应当首先明确双方争议的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方案可以由任何一方主体首先提出，然后双方讨价还价、对方案进行修改，最后在双方自愿接受的前提下达成协议。该协议便是和解的成果，称为“和解协议”。如果当时能够履行，也可以不达成协议。如果相互信任，口头协议也可以使用。该协议不具有强制拘束力，任何一方事后反悔，该协议便失去效力。可见，理性对话所达成的协议，是依赖于纠纷主体依据诚信原则自觉履行的。信任是理性对话的心理基础，缺少信任，理性对话也就不具有向前推进的基本前提了。理性对话通常是纠纷主体双方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有时经双方同意，也可以由第三人甚至更多的纠纷外的主体在场，以起到一个监督和鼓励的作用。但是，这第三方虽然在场，并不主持调和。否则和解便成为调解了，而调解是一种不同于和解、但又与和解有本质相似之处的另一种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四、调解解决

调解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耳熟能详的概念。我国传统文化鼓励纠纷的和平解决，反对将纠纷动辄纳入诉讼的轨道加以解决，所谓和为贵，讼则终凶，也是为了鼓励调解。我国的调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调解在形式上繁多，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调解，是指纠纷主体双方在中立的第三者的主持下，互谅互让，和平协商，自愿解决其纠纷的活动。从定义上可以看出，调解与和解极为相似：它们都是通过双方协商的方法解决其纠纷的，都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没有任何人强迫纠纷主体接受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结果都表现为表达共同意志的协议，该协议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拘束力，都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如果有任何一方无故不履行调解或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纠纷交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解决。但和解与调解毕竟有所区别：调解是当事人在无法和解的情况下所寻找的有一个解决纠纷的方式，在纠纷主体将纠纷交由特定的第三主体进行调解之时，实际上已决心将该纠纷社会化了，也就是矛盾升级了，纠纷的范围有所扩大了。也可以说，纠纷的性质有了变化。因此，民事纠纷到了需要利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之时，便说明：纠纷主体面对着发生在他们面前的纠纷已无能为力了，他们自己已不能利用自身的力量对其纠纷加以自主的解决了，这可以看作是“纠纷的异化”；纠纷异化的结果便是第三人介入纠纷解决的过程，第三人对纠纷的介入，通过其对纠纷主体的说和工作，缩短存在于相互之间的差距，其结果，纠纷主体对纠纷解决的自愿性有了限制或缩减，自主性也有了弱化。俗语说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体现在调解过程中，便是纠纷主体要看在调解主持者的面上，限制、缩小自己的自主性。同时纠纷的保密价值也受到了限制。纠纷主体之所以选择调解，原因主要有：其一，双方在纠纷解决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还没有完全失去共同的基础，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其二，双方还存在继续维持关系的愿望，希望能够将纠纷化解掉，重新来过，继续合作。其三，力图节省解决纠纷的成本。其四，对相对方已失去了绝对的信任，希望借助社会上的其他力量参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确保纠纷能够尽量获得公平的解决，并借助社会力量监督纠纷解决结果的兑现。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调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广义的调解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调解，有社会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调解等等；狭义的调解是指诉讼和仲裁外的调解。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内容，是从狭义上来理解调解的。狭义上的调解与和解有一脉相通之处。我们这里你从广义上对调解作出分类研究。从广义上研究、考察调解的类别，可以看出调解在形式上的繁多性和在领域上的广泛性。在广义上，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调解作出不同的分类。

1、从主持调解的主体上看，可以将调解分为个人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等等。个人调解指的是任意的第三人所主持进行的调解。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纠纷主体的委托从事对特定纠纷的调解工作，也可以主动介入纠纷主体之间实施调解的行动。这种以个人名义所进行的调解是一个临时性的调解，调解者所具有的调解身份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个人所从事的调解，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社会调解的组成部分，但社会调解更侧重于社会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消费者协会所从事的调解、妇女协会所从事的调解、任何企事业单位对其职工之间的纠纷所进行的调解等等。行政调解则是指由行政机构所从事的调解，如公安派出机关、环境保护机关、专利管理机关、商标管理机关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调解。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特定种类的民事纠纷有裁处权限的，也可以通过调解的形式行使该权限，由此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应属于社会调解的范畴。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它是独立存在的，不属于其它任何形式的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的诉讼调解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其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这一点使之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调解形式区别了开来。

2、从调解的效力上看，可以将调解分为无拘束力的调解、有合同效力的调解和有拘束力的调解。前面介绍的个人调解、社会调解和行政调解，都属于无拘束力的调解，行政调解在行政法规有明文规定具有拘束力时属于例外情形。有合同效力的调解指的是人民调解。人民调解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是无拘束力的，当事人在接受调解协议后可以反悔，反悔后该协议即无效力，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以调解协议达成前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状态为审判的基础，调解协议中所变更的内容，视同未曾发生过。据此立法规定，人民调解与前述个人调解、社会调解和行政调解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均属于无拘束力、而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觉履行的调解。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可见，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这一该调解协议为裁判的基础。由此来看，人民调解是一种特殊的调解类型，是介于无拘束力调解和有拘束力调解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的调解。有拘束力的调解包括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两种类型。仲裁调解是在仲裁机构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其调解的结果既可以表现为调解书，也可以表现为仲裁裁决书。无论是何种形式予以表达，其均属仲裁调解的性质均为一致，其效力也是一致的，对当事人都具有拘束力；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中确定的内容不履行的，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就是其效力的具体表现和落实。诉讼调解是指由法院主持进行的调解，法院主持调解是行使其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民事诉讼进行的全部过程，法院均可相机进行调解。法院通过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表现为调解书，也可以表现为调解纪录。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其所具有强制性和拘束性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诉讼调解还具有一层特殊的法律效力：它一经形成，当事人立即受其拘束，而不得继续争讼，不得向上级法院提出不服上诉，其申请再审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这说明，诉讼调解不仅可以替代司法裁判，而且它还具有司法裁判所不具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2

关键词：民事纠纷，化解机制，系统工程，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产生的必然性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而人是有复杂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因而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纠纷是难免会发生的。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共同体存在，就会有纠纷存在。

民事纠纷是法律纠纷的一种，法律纠纷除民事纠纷外，还有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调整和规范三种类型的纠纷，产生了三种类型的法律部门。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由此而产生。

民事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和冲突。据此，可以得出民事纠纷的以下特点：

1、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这是民事纠纷的主体平等性特征。这个特点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相比皆有所不同。刑事纠纷中，对立的双方主体是国家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法人，它们之间不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纠纷中，一方主体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另一方主体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它们之间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也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民事纠纷，它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之所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根据平等原则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争议，这种争议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不失为平等的地位。民事纠纷中的平等地位是民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的反映和体现。这种平等地位还一直延伸至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争议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依照民法的规定而形成的，在这种关系中，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负有义务。反之也是如此。当权利者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义务者的义务不予履行，这必然使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冲突，处在失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便构成了纠纷。纠纷的内容便是享有权利者要恢复其应有的权利，从而使义务的负担者履行其义务。惟其如此，曾一度失衡的法律关系才能恢复至正常状态，民事纠纷才告化解。可见，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发生了争议、遭到了扭曲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皆有不同。

3、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民事纠纷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纠纷的内容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互相协商处分其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单方面地处分其纠纷。处分纠纷的过程，就是处分纠纷中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的过程。民事权力或义务是可处分的，民事纠纷就是可处分的。处分了民事纠纷，就是解决了民事纠纷。当然，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拒绝处分其纠纷，而坚持将纠纷交由法院处理。这种坚持由司法处理其纠纷的权利，也是民事纠纷主体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的表现形式，任何人皆不得违拗其意志，干预纠纷主体对纠纷内容的自由处置权。

4、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是多元的。这一点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有所区别。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涉及到公法的遵行，因而对这些纠纷国家通过法院严格依法加以解决，而排除了纠纷主体自我解决或自我消化纠纷的可能性。对于刑事纠纷，除自诉案件外，受害人与刑事违法者不得就纠纷的内容进行私了或和解，也必须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强制性地解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之间也不得通过合意解决其纠纷。行政纠纷虽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但在诉讼中，纠纷主体不得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其纠纷。但民事纠纷就不同了：他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等各种力量来解决其纠纷，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其纠纷，由纠纷主体视需要自由选择。可见，对于民事纠纷，国家需要统筹考虑各种解决的方法和机制，而不是单纯的民事诉讼一种。这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方法问题。

可见，民事纠纷在主体、内容、处分权以及化解的方法上都有其不同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特点。研究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明确这些特点，有助于建构合理的化解民事纠纷的各种机制，同时也为这些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或方法提供了指导。民事纠纷的特点和类型发生了变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机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民事诉讼程序也随之而发生转变。

二、公力救济

社会需要稳定，否则便要消散和瓦解。而纠纷具有损伤甚至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因而，凡纠纷，都应得到及时化解。纠纷的发生是必然的，纠纷的解决是必需的。纠纷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永恒性的矛盾，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趋于进步的。

纠纷的解决，从其归属的最终主体来说，有两种模式：一是利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国家并不存在。二是利用国家的量来解决纠纷，自身的力量受到限制。前者为私力救济，后者为公力救济。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以私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模式；在国家出现后，社会以公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选择。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人类步于文明的体现。现在存在的社会，虽不能说都完全成了国家化了的社会，但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国家的范畴。公力救济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普遍选择。

公力救济之所以取代私力救济，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力救济比较公平和客观，不会发生如同私力救济那样的弱肉强食现象。私力救济往往不能最终解决纠纷，可能会相反，成为使纠纷升级或激化的缘由；而公力救济，则是社会趋于稳定的机器。

现代社会中，公力救济有两层含义：其一，禁止私力救济。任何人对与其相关或不相关的纠纷，都不得采用暴力、以违背相对方的意愿的方式解决。其二，唯有国家可以对纠纷双方无法和平解决的纠纷采用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化解。可见，公力救济是指国家采用强制性的方法解决当事人之间无法解决的纠纷的活动。

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公力救济垄断了强制性解决纠纷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民事纠纷只有通过公力救济加以解决。民事纠纷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民事纠纷属于私权性质的纠纷，而私权是可以处分的，因而纠纷主体对其所涉及的民事纠纷可以任意处分。这表现为：他既可以容忍民事纠纷的存在，使之始终处在潜在状态，而不显露化；也可以表现为首先选择有自己出面去解决纠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交涉，自我解决纠纷，而不让纠纷扩散；也可以表现为将纠纷交给中立的非国家权力机构的第三方来主持解决；最后，纠纷若仍解决不了，这可以诉诸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将纠纷交给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乃是公力救济的要义所在。可见，公力救济具有最终性、强制性的特点。公力救济并不排斥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方法的使用，而其他的方法则不是最终的、强制性的，而是自愿选择的、和平的、非拘束的。

三、自我解决

在现代社会，解决民事纠纷具有三个渠道：自我解决、调解解决、诉讼解决。这里先介绍纠纷的自我解决。

民事纠纷的自我解决，是指纠纷主体在纠纷发生后，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的努力，寻求纠纷的解决。在此解决过程中，一般没有第三人的介入。

民事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能否利用自己的力量与对方进行交涉。利用自己的力量试探性的与对方磋商化解纠纷，是纠纷主体自我确信的一种表征，也是人格自尊的外化。纠纷的自我解决有许多好处：其一，保密性强。纠纷发生后，波及的范围越广，便越难解决，给纠纷主体带来的损害或负面影响变越大。为了防止纠纷的扩大化，纠纷主体首先寻求自我解决，便可以将纠纷的影响或波及效应限定在原始的纠纷主体之间，而不致越此范围，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影响。其二，自愿性强。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由于纠纷主体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纠纷的发生，不会给纠纷主体带来思想上的顾虑和负担，因而其解决完全是在自我意志的作用下进行的，比较纯粹，也比较真实，其行动的结果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想法、愿望和意志、情感。由于自愿性强，因而纠纷的解决结果容易兑现，而不致发生出尔反尔的反悔现象，不会因此而使纠纷重新复发。其三，彻底性。由于纠纷是在当事人自我意志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自愿选择加以解决的，解决的结果必定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意愿，因而纠纷的化解比较彻底。纠纷既然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一般的情况下，便不会让纠纷死灰复燃，纠纷主体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合作和交往。这种纠纷的解决往往会反过来推动、促进纠纷主体形成良好的新型关系。其四，成本低。解决纠纷是一种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风险负担，自我解决纠纷会使化解纠纷的交易成本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和水平。因为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涉及面窄，牵涉的人少，花费的精力、财力和时间都相对较少，这样就节省了成本。否则相反的话，纠纷主体就必须将纠纷交给第三者或法院去解决，这样不仅纠纷主体自己花费了成本，而且其他被牵涉到纠纷中来的主体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这种成本加在一起有时会超过纠纷本身的价值或标的额。自我解决纠纷则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成本，是一种最为经济实惠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当然，纠纷的自我解决欲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的话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在这些成功利用自我解纷机制的各种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有：双方力量均衡，或者寻求解决的主动一方主体具有更强的实力。这是力量条件。纠纷的自我化解，一定意义上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产物，。如果双方力悬殊，而处在弱势的一方主体如果主动寻求与对方自我解决纠纷，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反之，如果主动寻求解决的一方主体，具有较强的力量，同时也是纠纷中道义占优势的一方，选择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是胜算较大的。同时，自我解决纠纷，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制约，而完全依赖于纠纷主体的自觉，因而很容易产生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的现象和局面。也正是因为有此现象存在，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也有不可克服的容易激化矛盾的内在缺陷。因此，在纠纷主体采用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之前，应当客观地衡量一下双方实力，评估一下采用这种方法能否获得成功，并由此决定采用何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可见，纠纷自我解决视需要经验的积累，并注意其艺术性的。

纠纷的自我解决，通常采用的方法有：

1、提醒。真正意义上的纠纷是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存在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有的时候，纠纷的相对方虽然违反了法定义务又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相对方对此纠纷的客观形成并不具有足够的意识，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忽略了其所负有的法律上的责任。此时，纠纷虽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但在主观上尚缺乏对立主体之间的明显对抗，因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事纠纷。对于此种类型的民事纠纷，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一方当事人仅需要向他提醒一下法律上的责任存在，往往就可以化解所谓的纠纷。纠纷主体向法院提讼，其中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所提起的诉讼应当具有必要性，这就是诉的利益或诉的必要性。它指的意思就是在提起纠纷前要与对方进行适当的交涉，只有在对方意识到纠纷的存在后，同时他又不愿意自我解决纠纷，此时提讼才是有必要的，该诉讼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提醒一下对方存在的义务或责任，既是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方法，也是提讼的一个前提条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纠纷主体均可采用此种方法。

2、唤醒。民事纠纷往往含有较多的道德因素，诚信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便处在意志的对抗之中。解决纠纷就是要消除这种对立着的意志分歧。这种意志分歧，既有可能缘起于纠纷主体的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可能产生于纠纷主体道德上的瑕疵。法院之所以在诉讼过程中，会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也是基于纠纷成因上的道义性。法院做调解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唤醒纠纷主体的内在道德或道德本能。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利用唤醒纠纷主体道德本能的方法化解纠纷，依然是较好的选择。尤其是，纠纷主体在尝试唤醒对方良知的努力中，同时也是在做自我检讨和反省的功夫，这样纠纷主体便可以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的道德观念的互动，这样便会极大地推动纠纷的彻底、尽快解决。通常处在弱势一方的纠纷主体可采用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

3、压服。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的私力救济中，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弱肉强食，纠纷主体中的强者往往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相对方主体，并压服对方接受他所提出的解决纠纷的方案或条件。显而易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纠纷，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以弱势一方付出比其应付代价更大的代价为条件的。纠纷的解决不仅未能恢复应有的正义性，反而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非正义性，非正义性的存在意味着纠纷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仅仅是得到了暂时的抑制或搁置。等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被意志的纠纷便会死灰复燃，再次以更大的强度复现于纠纷主体之间。纠纷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激化或升级了。这是原始社会私力救济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为了防止这种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重演，公力救济便成为解决纠纷的替代形式。但是，即使在公力救济的社会条件下，纠纷主体依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压服的手段迫使相对方就范，从而使纠纷在有利于强者的背景下获得解决。应当说，这是纠纷自我解决的一种重要方法，在纠纷自我解决过程中，难以避免双方力量强弱对比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种压服性手段的使用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在于不得使用强制性的暴力。否则即构成对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的滥用，即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制裁。《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予以拘留、罚款”。民事诉讼法的此一规定，一方面表明，民事纠纷是可以由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自力救济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限制。

4、对话。对话是理性的表现。理性对话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目的是在纠纷双方主体面对面的交涉和 交锋中，达成对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从而做到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其纠纷。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三种方式都属于“自决”的话，那么，理性对话就是通常所说的“和解”。和解与自决有所不同：和解是双方面对面地共同协商解决其纠纷，自觉则是利用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力量使纠纷获得解决；和解一般是双方在明确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决者往往省去这个重要的步骤；和解是双方妥协、折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求同存异，以求纠纷的彻底解决。在和解中，一般都是义务负担者要求权利享有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权利享有者要求义务负担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双方均有所让步。互谅互让是和解的精神实质，缺少让步，一般便属于自决的范畴。在理性对话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纠纷主体对于解决纠纷要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诚意。纠纷主体双方要能够抛弃前嫌坐到一起来共同协商解决纠纷。否则便缺少和解的前提。在和解谈判的过程中，纠纷主体应当首先明确双方争议的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方案可以由任何一方主体首先提出，然后双方讨价还价、对方案进行修改，最后在双方自愿接受的前提下达成协议。该协议便是和解的成果，称为“和解协议”。如果当时能够履行，也可以不达成协议。如果相互信任，口头协议也可以使用。该协议不具有强制拘束力，任何一方事后反悔，该协议便失去效力。可见，理性对话所达成的协议，是依赖于纠纷主体依据诚信原则自觉履行的。信任是理性对话的心理基础，缺少信任，理性对话也就不具有向前推进的基本前提了。理性对话通常是纠纷主体双方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有时经双方同意，也可以由第三人甚至更多的纠纷外的主体在场，以起到一个监督和鼓励的作用。但是，这第三方虽然在场，并不主持调和。否则和解便成为调解了，而调解是一种不同于和解、但又与和解有本质相似之处的另一种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四、调解解决

调解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耳熟能详的概念。我国传统文化鼓励纠纷的和平解决，反对将纠纷动辄纳入诉讼的轨道加以解决，所谓和为贵，讼则终凶，也是为了鼓励调解。我国的调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调解在形式上繁多，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调解，是指纠纷主体双方在中立的第三者的主持下，互谅互让，和平协商，自愿解决其纠纷的活动。从定义上可以看出，调解与和解极为相似：它们都是通过双方协商的方法解决其纠纷的，都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没有任何人强迫纠纷主体接受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结果都表现为表达共同意志的协议，该协议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拘束力，都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如果有任何一方无故不履行调解或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讼，将纠纷交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解决。但和解与调解毕竟有所区别：调解是当事人在无法和解的情况下所寻找的有一个解决纠纷的方式，在纠纷主体将纠纷交由特定的第三主体进行调解之时，实际上已决心将该纠纷社会化了，也就是矛盾升级了，纠纷的范围有所扩大了。也可以说，纠纷的性质有了变化。因此，民事纠纷到了需要利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之时，便说明：纠纷主体面对着发生在他们面前的纠纷已无能为力了，他们自己已不能利用自身的力量对其纠纷加以自主的解决了，这可以看作是“纠纷的异化”；纠纷异化的结果便是第三人介入纠纷解决的过程，第三人对纠纷的介入，通过其对纠纷主体的说和工作，缩短存在于相互之间的差距，其结果，纠纷主体对纠纷解决的自愿性有了限制或缩减，自主性也有了弱化。俗语说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体现在调解过程中，便是纠纷主体要看在调解主持者的面上，限制、缩小自己的自主性。同时纠纷的保密价值也受到了限制。纠纷主体之所以选择调解，原因主要有：其一，双方在纠纷解决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还没有完全失去共同的基础，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其二，双方还存在继续维持关系的愿望，希望能够将纠纷化解掉，重新来过，继续合作。其三，力图节省解决纠纷的成本。其四，对相对方已失去了绝对的信任，希望借助社会上的其他力量参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确保纠纷能够尽量获得公平的解决，并借助社会力量监督纠纷解决结果的兑现。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调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广义的调解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调解，有社会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调解等等；狭义的调解是指诉讼和仲裁外的调解。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内容，是从狭义上来理解调解的。狭义上的调解与和解有一脉相通之处。我们这里你从广义上对调解作出分类研究。从广义上研究、考察调解的类别，可以看出调解在形式上的繁多性和在领域上的广泛性。在广义上，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调解作出不同的分类。

1、从主持调解的主体上看，可以将调解分为个人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等等。个人调解指的是任意的第三人所主持进行的调解。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纠纷主体的委托从事对特定纠纷的调解工作，也可以主动介入纠纷主体之间实施调解的行动。这种以个人名义所进行的调解是一个临时性的调解，调解者所具有的调解身份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个人所从事的调解，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社会调解的组成部分，但社会调解更侧重于社会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消费者协会所从事的调解、妇女协会所从事的调解、任何企事业单位对其职工之间的纠纷所进行的调解等等。行政调解则是指由行政机构所从事的调解，如公安派出机关、环境保护机关、专利管理机关、商标管理机关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调解。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特定种类的民事纠纷有裁处权限的，也可以通过调解的形式行使该权限，由此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应属于社会调解的范畴。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它是独立存在的，不属于其它任何形式的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的诉讼调解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其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这一点使之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调解形式区别了开来。

2、从调解的效力上看，可以将调解分为无拘束力的调解、有合同效力的调解和有拘束力的调解。前面介绍的个人调解、社会调解和行政调解，都属于无拘束力的调解，行政调解在行政法规有明文规定具有拘束力时属于例外情形。有合同效力的调解指的是人民调解。人民调解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是无拘束力的，当事人在接受调解协议后可以反悔，反悔后该协议即无效力，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法院应当以调解协议达成前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状态为审判的基础，调解协议中所变更的内容，视同未曾发生过。据此立法规定，人民调解与前述个人调解、社会调解和行政调解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均属于无拘束力、而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觉履行的调解。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可见，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提讼，法院这一该调解协议为裁判的基础。由此来看，人民调解是一种特殊的调解类型，是介于无拘束力调解和有拘束力调解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的调解。有拘束力的调解包括仲裁调解和诉 讼调解两种类型。仲裁调解是在仲裁机构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其调解的结果既可以表现为调解书，也可以表现为仲裁裁决书。无论是何种形式予以表达，其均属仲裁调解的性质均为一致，其效力也是一致的，对当事人都具有拘束力；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中确定的内容不履行的，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就是其效力的具体表现和落实。诉讼调解是指由法院主持进行的调解，法院主持调解是行使其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民事诉讼进行的全部过程，法院均可相机进行调解。法院通过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表现为调解书，也可以表现为调解纪录。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其所具有强制性和拘束性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诉讼调解还具有一层特殊的法律效力：它一经形成，当事人立即受其拘束，而不得继续争讼，不得向上级法院提出不服上诉，其申请再审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这说明，诉讼调解不仅可以替代司法裁判，而且它还具有司法裁判所不具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

3、从调解活动的规范或制度上看，可将调解分为制度化的调解、准制度化的调解和制度外的调解。调解存在于广泛的社会领域，但其制度化程度是不一致的。一为制度化的调解：由法律规范对其进行全面的调整，包括调解的性质、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主持者和参与者、调解的过程、调解的方法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格式及其效力等等，都有明确的或相对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比如说，诉讼调解就是制度化的调解。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调解首先是一项基本原则，它是贯彻始终发挥作用的；同时，立法还规定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是非明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自愿意志；调解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调解的效力具有强制性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调解法；调解法被融合在民事诉讼法之中。诉讼调解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调解，其次是仲裁调解。仲裁调解在仲裁法中也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制度化程度也是非常明显的。制度化的调解就其重要性而言，立法者显然将它们放在非制度化调解之上，比较重视对它们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建设，也比较重视发挥它们的作用。但制度化调解是一个侧重于对调解的规范化程度的概念，它与前述有拘束力的调解还不能等同起来。有拘束力的调解通常皆为制度化的调解，但制度化的调解并非都有拘束力。前述诉讼调解和仲裁调解既是制度化的调解，也是有拘束力的调解。人民调解是无拘束力的调解，但却是制度化的调解。可见，调解的制度化与否，是与其所接受的法律规范有关的问题，而与其效力如何，并不直接相关联。二是准制度化的调解。准制度化的调解本质上也属于制度化的调解，或者说是由法律制度所确认、倡导和认可的调解。但其制度化程度不高：仅规定调解的原则性要求、调解的主持者，而没有规定调解的程序与效力等等。如，《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这些调解本质上属于前述社会调解的范畴，但它们也不是法律未加调整的完全自发性和随意性的调解，而是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作为其合法性和正当化的基础的。准制度化的调解有待于上升为制度化的调解。比如说，公证调解是准制度化调解，《公证暂行条例》赋予了公证机关以一定的调解权，但对调解的程序及其效力等均未加规定，因而它不能构成制度化的调解。但由于公证机关还具有对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职能，纠纷主体在公证机关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可以继续请求公证机关在该调解协议上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或者将公证机关赋予此种效力作为调解协议生效的条件，因而公证调解具有制度化的成熟条件，需要立法者对之进行制度化摄制。三是制度外的调解，或者称非制度化的调解。凡是法律未加规范的其他调解，均属于制度外的调解。前述个人调解、部分的社会调解和部分的行政调解，属于制度外的调解。制度外的调解是立法还未对其加以调整的调解，具有自发性、随意性、非规范性和完全的自治性的特征。比如说，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若因合同之履行而发生纠纷，则交由某人或某个单位或某个共同的上级管理部门进行调解，这种接受纠纷主体的委托而取得调解权的个人或组织，便成为该特定纠纷的调解者，他们在从事调解之时，除接受行规、惯例、习惯、风俗等非成文规范的调整外，不受法律法规的直接调整。这种调解由于没有受到立法者的关注而游离于制度调整之外，因而称之为“制度外的调解”。从数量上看，制度外的调解无疑要远远超出制度上的以及准制度上的调解，它们是社会自制力的表现，由于它们极其复杂和灵活，立法者事实上是无法对之加以调整的。可以说，制度外的调解是与社会共同体共存的，是社会机体的本能化表现。但制度外的调解逐步积累、定型化之后，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将它经由准制度化的调解上升为制度化的调解，如大量存在的商事调解、治安调解，便应当进行制度化建设。

4、从调解所存在的领域来看，可将调解分为一般案件的调解和特殊案件的调解。一般案件的调解是广泛意义上的调解，调解主体原则上可以受理所有的可以调解的案件，比如说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社会调解等等均属此种类型的调解。但有的调解则专属于某一特定的机构，其他机构无权对之行使调解权。比如我国的专利机构对专利纠纷的调解、土地部门对土地纠纷的调解、农村承包纠纷的调解等等，均属于特殊案件的调解，或者称专门化的调解。再以日本为例，日本将调停分为一般案件的调停和对家事案件的调停，前者由1951年公布实施的《民事调停法》调整，后者由1947年公布实施的《家事审判法》予以调整[1].这两种类型的调解在主体、所应遵循的原则、所依循的程序及其效力上都有区别。调解制度的不断细化和专门化，应当是完善调解制度和发挥调解制度作用的发展方向。

五、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纠纷主体达成进行仲裁的合意（仲裁协议）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将纠纷交由民间的第三方进行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或制度。

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历史悠久，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很盛行。近现代以来，仲裁成为了处理国际贸易和商事纠纷的惯用方法，在当代又被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成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于1995年颁布了《仲裁法》，使我国的仲裁制度与国际接轨。与我国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较，仲裁制度的特点在于：

1.仲裁者具有民间性。仲裁中的第三方是民间组织或社团法人，而不是国家机关。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全国设立社团法人中国仲裁协会，各地设立仲裁委员会作为其会员，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尽管人民法院对于仲裁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的监督功能，但这种监督也是通过诉讼裁判来进行的，仲裁委员会也独立于法院。

2.仲裁所能解决的民事纠纷有限。在我国，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

3.仲裁具有较高的自治性。首要的是，是否采用仲裁必须以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仲裁协议应当是纠纷主体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申请仲裁前达成的。此外，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约定审理方式，可自愿进行和解，在一定条件下还可选择仲裁所依据的实体法或程序法，这都体现了仲裁极高的自治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仲裁的进行是法定的。例如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就是进行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但这类仲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由于缺少当事人的合意，这类仲裁 往往也相应地缺少终局性的拘束力，因而与严格意义上的仲裁有一定的区别，更接近于一种特别司法程序。

4.仲裁的规范性较强。在程序上，仲裁一般要先后经过订立仲裁协议、仲裁的申请和受理、选任仲裁员、开庭审理、裁决等几个环节，而各个仲裁机构也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程序。同时，仲裁的进行和裁决也要遵循实体法的规定。

5.仲裁裁决具有终局的拘束力。当事人一旦同意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就不得拒绝接受仲裁裁决。仲裁实行一裁终局，仲裁裁决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

以上所述，为机构仲裁；除机构仲裁外，还有非机构仲裁。非机构仲裁也称临时仲裁，仲裁组织或仲裁者是由当事人任意选择的，仲裁结束后，该组织便告解散，它并不长期、固定存在。我国仲裁法没有规定临时仲裁，将来在立法上要不要加以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六、诉讼解决

通过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和过程，被称为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和方法，它是由法院在当事人的申请和参与下，行使国家审判权对民事纠纷加以强制性解决的法律机制。诉讼解决纠纷与其他方法解决纠纷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诉讼解决与其他解决纠纷方法的共同点在于：其一，其目的都包含有纠纷化解的含义。无论是利用诉讼的途径抑或调解、仲裁等其他的途径，其目的虽然有简单和复杂之别，但都含有解决纠纷这一共同的目的。这说明，诉讼解决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法，都是供当事人选择采用的，而当事人选择采用任何一种方法来从事相关活动，都是为了解决纠纷。从当事人角度看，其目的之共同性更加明显。其二，在任何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或过程中，当事人的自主性都占有优势。其他解纷机制更不用说了，民事诉讼也是如此。如果当事人不选择采用这种方法，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会强制他们使用民事诉讼的机制，在民事诉讼中，也采用“不告不理”的原则。其三，它们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规范性和程序性。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其他解纷机制，它们都是在一定的规范指引下进行的，也都有各具特色的程序步骤和方法方式。当然，这种规范性和程序性特征在表现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另一个方面，与其它解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和机制，具有许多自身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显示出了民事诉讼的优势，同时也表现出了民事诉讼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其一，民事诉讼具有特定的空间性。从空间或场所来看，民事诉讼是在法院所进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这是民事诉讼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点。法院是国家设立的专门用以解决各类纠纷或争议的特殊场所，是专司国家审判权的特殊机构。民事诉讼就是在法院所进行的特殊活动，其他解纷机制则均是在法院外对民事纠纷加以解决的。在此意义上，通常将解决纠纷的各种方法分为两大阵营：诉讼的方法以及诉讼外的方法。前者只有法院才可以使用，后者则属于法院外的广泛的社会领域。法院属于国家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它行使的是国家通过宪法所赋予的审判权，因而带有鲜明的官方色彩。也正是如此，老百姓通常将民事诉讼俗称为“打官司”。因此，凡是谈到民事诉讼，必定是在法院进行各种解纷活动。

其二，民事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前面谈及民事诉讼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的共性是曾提到它们都有一定的规范性，但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规范性更加严格、更加刚性。因为民事诉讼是法院代表国家出面来解决民事纠纷的，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而它进行的每一步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调节，而不得任意进行。法院正是通过严格依循各种规范行使其审判权，来获得其化解民事纠纷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事人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通常是因为他们在解决民事纠纷的问题上已经缺少了基本的共识，对于他们之间的纠纷，只能加以强制性地解决。而强制性解决能否为当事人所接受，或者能否强制当事人接受，并获得社会一般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关键取决于它是否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性包括实体规范性和程序规范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实体规范性是指法院解决民事纠纷必须遵照相应的实体法律规范，实体法律规范是法院裁判案件的标准；程序规范性是指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程序法律规范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导向和准绳。实体的规范性和程序的规范形式构成民事诉讼规范性特征的两个方面相互相承的内容，它们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对解决民事纠纷而言乃是缺一不可的。

其三，民事诉讼具有鲜明的强制性。民事诉讼使纠纷主体可以选择的最后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他们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是因为他们在纠纷的结构和内容中，已经处在急剧的对抗之中，毫无共同语言可说了。一方所主张的，正是另一方所反对的；另一方所反对的，正是一方所主张的。其利益关系处在冰炭不容的状态和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之间达成关于纠纷解决的一致方案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是不可奢望的。为了化解这种矛盾，法院唯有使用强制性的方法。这就是诉讼的强制性在解决纠纷的环节中的体现。法院通过强制的方法解决纠纷，也是诉讼效率的要求，因为诉讼不可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而必须尽快了结。在这种尽快了结的过程中，也会体现诉讼的强制性。毫不奇怪，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法院在作出裁判之前应当视需要进行调解，调解的目的是在诉讼结果中尽量弱化其强制性色彩，以使纠纷主体双方皆满意于诉讼的最终结果。但如果调解的努力最终不成，法院便应当及时作出裁判，而不宜久拖不决甚或拒绝裁判。在审判和调解的这种关系中，也体现出了诉讼的强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形容法院的裁判就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对其所面临的纠纷是“一刀两断、黑白分明”。诉讼的结果一旦产生，便因为程序的效力而不得轻易改变，这也体现了诉讼的强制性特征。不仅如此，只要是法院依正当程序得出的诉讼结果，当事人无论其是否理解或者满意，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而不得将诉讼的结果抛置脑后，置之不理。否则，享有权利的主体便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义务主体实施强制性的措施，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形下强制实现裁判的结果。可见，诉讼解决纠纷具有鲜明的、直接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来源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质，也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

其四，民事诉讼具有目的上的多元性。进入到民事诉讼阶段的民事纠纷，往往并不是纠纷主体对纠纷事实的认识分歧所导致的，而总是与他们各自对同一事实的法律评价或价值衡量存在差异有关。这种分歧的价值评估需要由法院作出最终的决断和选择，因此法院行使审判权，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价值选择的表现。为了正当地作出价值选择，法院必须同时兼顾各种诉讼目的：既要考虑到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又要考虑到如此作出的裁判对将来的导向意义，同时还要确保权利者的权利获得实现，义务者的义务得到履行。民事诉讼价值目标上的这种复合型，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是一个极大的区别。诉讼外的解纷机制，其目的是单一的：就是在当事人双方自愿一致的作用下，化解纠纷和冲突。至于这种化解的结果是否有助于其他诉讼目的之实现，它是不会过问的。尤其是，其他解纷机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属于非正规的解决纠纷的方法，程序的非规范性和简单化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在这种简单化的程序中，纠纷主体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进行有效的理性对话，因而在其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很难发掘出该特定的纠纷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发展的贡献和价值所在。与之有所区别，民事诉讼则具有高度的程序保障，纠纷主体不仅本人参加诉讼，而且可能聘请、委托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律师诉讼；同时，有的案件中，还会有代表社会观念的陪审员参加审判。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等等，他们参加诉讼也会给诉讼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价值信息。这些多元化主体对民事诉讼的参与，就使原本简单的民事纠纷，在解决的过程中，带上了复杂的价值色彩，它们最终表现为民事诉讼在目的上的多元化。

七、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

以上可见，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或机制是多元的，用多种合法的途径来寻求对民事纠纷的化解是民事纠纷不同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一大区别。民事纠纷之所存在多种解决的方法方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事纠纷本身是关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纠纷，纠纷主体可以对它作出自由的处置。这个特点表现在解决的途径上，便是允许纠纷主体任意选择和设定解决纠纷的机制。二是民事纠纷是多种多样的，其性质、冲突 的程度、烈度、涉及的当事人、与公益相关的程度、证据收集的难易等等，都不完全一致，纠纷主体对于纠纷解决所寄托的希望和价值追求也不尽一致，因此，应当提供多种机制供纠纷主体自由选择，以满足纠纷主体不同的愿望和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事纠纷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发生后并不是处在静止状态，机械地等待解决，相反，纠纷主体是希望通过对该纠纷的解决，形成新的、也许是更高层次的生活秩序。因而纠纷解决的过程，是纠纷主体继续生活、继续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要取得最佳的预期效果，必须首先要选择最适合于该特定纠纷以及纠纷主体特定期望的解纷机制。

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

其一，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解纷机制是独立存在的，其功能各存，其优劣互在，相互之间不能替代。每一种解纷机制之所以被理论界认可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同时在实践中也长期相沿，久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各种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其他纠纷机制所不能取代的。比如，纠纷的自我解决，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保密性，同时也不会剧烈地动摇纠纷主体间的和睦关系或合作关系，能够和谐地维持纠纷主体之间长期存在的良好协作关系，此外就是节省费用。比如在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之间、具有上下级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人员之间、相邻之间等等发生了纠纷，通过自我解决是最佳选择。再如小额纠纷，涉及利益较小的纠纷，也比较适合通过自我解决的方法予以了断。这些纠纷由纠纷主体首先选择自我解决的机制加以化解，如果这种机制行不通，则选择次佳的机制，如调解解决。如果调解解决不了，则说明纠纷已经激化到了利用纠纷主体自治的方式难以解决的程度了，那么，只有将纠纷交付仲裁或诉讼作出准强制性的或强制性的裁断了。可见，各种解纷机制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从机能上说，它们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其二，它们具有可选择性。各种解纷机制首先是并存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分高低、优劣，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也是林林总总、多种多样的。纠纷的特性不同，纠纷主体希望通过纠纷的解决所达到的目标不同，法律提供给纠纷主体的解纷机制也就不能相同。从理论上说，纠纷的种类越多，解纷的机制也应相应增多。前面我们介绍的各种解纷机制是从主体这个视角划分的，但这仅仅是大的分类，在每一分类中间，还应根据其他标准对它们加以具体的分类。解纷机制分化得越细，纠纷主体对解纷机制的选择便越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提供给纠纷主体用以化解民事纠纷的机制或方法越多，就说明该国的法治水平和消化纠纷的水平越高。这些多样的解纷机制可供纠纷主体自由选择。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纠纷主体选择了某一种解纷机制，一般而言，该种机制便可以满足最终解决该纠纷的愿望。所以，纠纷主体对解纷机制的选择并不是、也不能是盲目的，它们在选择特定的解纷机制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作为选择的前提，纠纷主体所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案件本身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双方对抗程度；涉及的利害关系人的多少；将来合作关系的维持愿望等等。唯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恰当地判断作出何种解纷机制的选择。对解纷机制选择的恰当，不仅有利于纠纷的及时化解，而且可以节省许多成本，少走或免走曲折之路。尤其是，选择解纷机制也表现出纠纷主体对解决纠纷的诚意，同时也是向纠纷主体向对方发出各种信号，因此，解纷机制选择不适当，也可能会激化纠纷。

其三，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前所述，在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中，各种解纷机制是并存的，它们各有优势，不同的纠纷应当选择不同的机制加以化解，纠纷的解决机制与纠纷的内在特性应当相契合。由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实行当事人自治原则，同时对诉讼、仲裁等解纷机制的选择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因此，究竟选择何种解纷机制来解决纠纷主体之间的纠纷，除涉及公益纠纷的外，取决于纠纷主体的自由抉择。纠纷主体对解纷机制的选择，应当综合各种因素理性地进行。但是，纠纷主体做出这种选择之时，面临着诸多的局限：一是纠纷主体在选择时一般不可能与对方协商，因而具有单方面的局限性。换而言之，纠纷主体做出的解纷机制的选择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纠纷的相对方主体未必予以认同和配合。二是纠纷主体因为缺乏对纠纷的专业性认识，对纠纷所涉及的问题判断不会很准，因而做出的解纷机制的选择难免失之盲目，或者过于保守，或者过于乐观，总之是缺乏针对性。三是纠纷主体在纠纷发生后不久，对立情绪较强，难以冷静地、理智地对纠纷的利害关系做出恰当的分析和判断，因此也难以选择适当的纠纷机制。由于纠纷主体对解纷机制的选择面临着上述这些局限性，因而其所选择的解纷机制未必切合化解特定纠纷的需要，这就产生了解纷机制选择偏误的问题。比如说，对于矛盾还不是过分激化的民事纠纷，纠纷主体主观上认为此种民事纠纷难以通过诉讼外的机制加以解决，因而直接向法院提讼。在诉讼过程中，纠纷主体发现他们在解决该特定纠纷中存在着许多共同语言，因而无需通过法院泾渭分明的裁判加以解决，于是选择了接受调解或者撤回诉讼的方法终止正在进行中的诉讼程序，改而选择诉讼外的解纷机制，比如和解、仲裁或调解等等，来解决其间的纠纷。这种纠纷机制的转换势必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比如说，纠纷主体又撤诉，法院要保留一半的诉[！]讼费用；尤其是法院为此也付出了不必要的司法劳作。反之亦然，如果特定的纠纷已经剧烈到了难以通过诉讼外的机制加以解决的程度，而纠纷主体还一厢情愿地启动诉讼外的机制解决其纠纷，这种努力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最终还是要转换到诉讼机制的轨道上来，这也势必付出多余的代价。可见，解纷机制的多元性以及纠纷主体在选择上的偏差，会导致解纷机制的转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事纠纷的动态性也会导致解纷机制的转换。民事纠纷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它是会随着社会环境和主体意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动态性和变易性是民事纠纷的基本特性，这一点也是区别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之所在。解纷机制是与民事纠纷相适应的，民事纠纷自身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解纷机制自然也应发生变化。民事纠纷的变化不外呈现出两种相异的方向：一种方向是原本和缓的民事纠纷变得激化了；另一种方向是原本激化的民事纠纷变得和缓了。这两种变化都是有可能的。前一种纠纷的变化将使诉讼外的解纷机制向诉讼中的解纷机制转化，后一种纠纷的变化将使诉讼中的解纷机制向诉讼外的解纷机制转化。前面的变化可以表示为由自我解决到调解解决、再到仲裁解决、最终落脚到诉讼解决，后面的变化可以表示为由诉讼解决到仲裁解决、再到调解解决、最终落脚到自我解决。这种解纷机制相互之间的转换，主观上是纠纷主体意志作用的结果，客观上则是民事纠纷自身的特性和需求使然。纠纷主体这种寻寻觅觅的努力，贯穿于纠纷解决的全部过程，纠纷化解的理想归宿，乃是特定的民事纠纷与特定的解纷机制之间的完全和谐、契合。只要纠纷主体对特定纠纷的认识始终处在能动状态，同时特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为这种转换提供了灵便的、充足的制度资源，纠纷与化解纠纷的机制之间就应当能够恰当地对应。

其四，它们形成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完整的、有机的系统。如前所述，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或途径是多元的，这些多元性解纷机制的形成，是建立在特定的国家背景和社会基础上的，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的，也是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相适应的，因而它们的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它化解纠纷的能力如何。对民事纠纷而言，化解纠纷的能力不仅表现在各种解纷机制自身的合理建构和有效运作上，尤其表现在各种解纷机制之间能否合理地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解纷机制偏废于任何一个方面，则都是不健康的。这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立法工程问题。我国传统上比较偏重于诉讼外的解纷机制的建设，现在又较为侧重于诉讼机制的建设，其实这两个方面应当有机地联系起来。惟其如此，才能从法制上建立健全解决民事纠纷的各种机制。

由上可见，民事纠纷的解决 机制是多个方面的，它们应当有足够的数量供纠纷主体自主地选择，同时要在法制建设上为这多元的解纷机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页。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3

一、人民调解工作相关基础知识

（一）、人民调解的涵义、历史和特点

人民调解属于民间调解。它是在依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民间调解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一直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安分守已、谦让温顺、克已宽容、豁达大度、诚实友好、追求和谐的心理素质促使了我国调解制度的长盛不衰,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纷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人民调解所形成的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不伤感情、成本低、效率高的工作特色，成为提高公民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二）、人民调解的作用和原则

人民调解工作是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人民调解在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彻底解决以及和谐社会建构中起着无以替代的基础作用:一是调处民间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二是预防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努力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三是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能够学法用法、知法守法。

1、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

（1）、平等自愿原则

平等自愿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纠纷的受理必须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或者不愿意接受某个组织和个人的调解，或者有一方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均不能强行调解。二是当事人接受调节自愿，一方面要求人民调节委员会要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劝解、开导、疏导，不允许采取歧视、强迫、偏袒和压制的方法，另一方面当事人在调解中可以随时拒绝调解。三是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出自当事人自愿，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把调解意见强加于当事人。

（2）、合法合理原则

一是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和调解的矛盾纠纷的范围要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构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如治安案件、刑事犯罪案件、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调解。二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会更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调查了解，查明矛盾纠纷发生的事实后，以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为依据，分清是非责任，说服有过错的一方承当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当相应的责任。 三是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要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任何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相背的调解协议都是无效的。

（3）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人民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民间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有权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讼，不得因未经调解而限制其诉讼权利。在调解民间纠纷过程中，当事人可以中断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讼。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纠纷，当事人仍然有权利提讼，请求人民法院对纠纷及其协议予以裁判。

2、人民调解工作的范围、受理途径及调解纠纷期限

民间纠纷，由不得 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调解工作的范围主要指发生在本辖区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调委会不得受理调解的范围：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

，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的。法院、公安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受理纠纷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纠纷当事人找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纠纷，即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申请调解时，当事人既可口头申请，也可书面申请。二是人民调解员发现纠纷后，及时主动前去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要求及时,迅速地调解民间纠纷,防止久拖不调或久调不决,导致纠纷激化.

3、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当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时，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或撤销调解协议或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当事人一方以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调解协议抗辩。

4、调解协议内容及要求

5、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区域

性、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几种形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人以上组成,设主任一人.人民调解员应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调解员任期三年,可通过选举产生或组织聘任. 人民调解员与被调解人员之间是民主平等的关系。

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人民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努力为平安和谐仪陇建设保驾护航。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制度设置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协调一致的关系。人民调解在大调解机制中处于基础性的作用，是社会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这是由人民调解的性质、特点以及优势所决定的，人民调解直接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处理解决大部分的社会纠纷，对纠纷起到过滤作用，从而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使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能发挥最大效能，人民调解在大调解中的地位是处在矛盾纠纷的最前线、最接近基层民众、面对的纠纷最多、工作量最大的一个位置。人民调解一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立,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协调发展。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下,坚持矛盾隐患排查制,完善”三三调解制”运用有效机制和手段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维护稳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融入“大调解”格局的关键时期，对于各级调解机构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努力增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化建没。

加强发展新型人民调解组织。要以镇乡（街道）调解组织建设为骨干，以村（居）调解组织为基础，不断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行业的调解组织建设，使调解工作深入到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领域，为应调尽调奠定组织基础。 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是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根本保证县调解协调解中心将加大对各镇乡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帮助其建立和完善以责任制度为核心的业务学习、请示汇报、共同调解、重大纠纷讨论、矛盾纠纷排查、登记与统计、档案管理、总结评比等－系列制度，确保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规范化建设。－是镇乡（街道）人民调解室庭（室）做到“六有” ，有场所、吊牌、印章、调解文书、台账、制度。二是要规范调解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现定明确，“人民调解协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这使人民调解协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因此，要从立案、调查、调解、回访四个程序统－。

2、努力抓好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结构，采取选举、聘任等方式，挑选有文化、懂政策、有热心、年富力强，威信高的人员充实到调解组织中来，最大限度地吸收广大群众和党政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参加人民调解工作。切实改善人民调解组织结构，逐步建立起一支政治素质强、业务能力精、群众威信高、热爱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积极推广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人民调解员进住派出所的作法。

围绕调解为民的要求，抓好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采取以会代训、案例讲解、调解技巧探讨、经验交流、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调解人员的政策法律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实现依法、公平、公正调解。

3、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考核机制。

把人民调解

工作纳入年度综治工作管理目标，进行量化管理，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终有考核，提高调解工作的质量。各镇乡要将责任落实到各村居、各部门，把人民调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的主要内容。

4、积极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4

一、当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不足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产品实行统购包销，消费者无权决定选购何种商品和接受何种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强制消费模式，因此，也就无从谈起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特别是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消费者权益保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现行消法确立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有五种方式，即当发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可以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诉、提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综合部门，对于涉及商品或服务的一般性消费纠纷均可以接受申诉。[1]为此，国家工商总局1996年颁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受理消费者申诉的案件属于民事争议的，实行调解制度。”按照这一制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受消费者申诉后，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民事争议部分在自愿、公平的原则下进行调解，调解结果由双方自愿履行，没有法律强制力。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接受消费者申诉，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在解决消费纠纷，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中心2006年上半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4343件，现已办结13481件，办结率93．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47．74万元，接待消费者来电、来访、信件、网上咨询134828人次。应该讲九成的调解成功率是非常可喜的，这里凝聚着广大一线执法干部辛勤的汗水。可是，没有调解成功的近千件案件往往都是一些大案要案和疑难案件，大都涉及到商品房、装修、汽车、医疗纠纷等大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投诉案件，对消费者权利侵害大，社会影响恶劣。[2]因此．从目前的执法实践看，消费纠纷的行政申诉制度仍然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特别是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行政裁决权的缺位极大地限制了消费纠纷行政解决机制效能的发挥。一是如果经营者拒不接受调解，或不接受工商部门的调解意见，要么调解无法进行，要么调解无果而终，浪费了执法部门的大量人力物力；二是即使达成了调解结果，如果经营者拒不履行，由于调解书没有法律强制力，也会使调解工作沦为无效，浪费了行政执法资源；三是一旦经营者拒不接受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结果而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又无法提供别的解决办法，就会极大地打击消费者对政府执法部门的信心，削弱政府部门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裁决权的行政解决”还不如干脆没有“行政解决”。

其实，对于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不足之处，早有学者撰文指出：“目前对于多数消费者而言，行政解决既缺乏便于操作的程序，其民事处理结果又不具终局效力，因而失去了特定的价值，降低了其作用范围。”[3]因此，为了更加切实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行政执法资源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应尽快改革现行消费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赋予行政部门对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权，将现行的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转变为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并从机构，程序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从而使行政机关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地解决消费纠纷。

二、消费纠纷行政裁决的理论论证

实际上，行政机关对特定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既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实践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

(一)民事纠纷行政裁决理论上的正当性

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一样，也是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根据行政法学界的通说，所谓行政裁决指的是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4]传统观点认为，解决民事纠纷原则上属于司法权的范围，行政权不得染指，这被称为“行政权不干涉原则”，[5]即使承认可以发动行政权解决民事纠纷，也只应限于极少数的例外情形。这种观点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专业性强、政策性强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既在数量上超出了司法机关可以承受的范围，也往往在专业技术方面向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提出了很大挑战，尤其是随着政府在现代政治经济条件下一改往日作为权利消极保护者的作风，而越来越多地主动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实现公民权益，通过行政裁决解决民事纠纷的做法也越发普及。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也逐渐突破传统上的“行政不干涉原则”，从理论上论证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约关系意味着司法权的最终，即由法院行使的审判权对纠纷的解决具有最后的、最终的决定力，而这正是司法权的核心内涵。因此，所谓的民事争议的司法保留的意义关键在于保障民事纠纷的解决由法院享有最后的、最终的裁判权，其他国家权力则无权介入。因此，司法权的关键性权力在于对纠纷的最后决定权，而非第一手发言权。就权利救济的角度而论，权利救济保障的要点在于，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最后的司法救济途径。保障的重点在于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最后仍有通过司法救济的权利，而不在于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之初即请求法院救济。因此，即便法律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只要公民之间的争议仍未获得解决，仍有向法院请求救济的机会，并不存在违反宪法上权力分工原理之嫌疑。”[6]而且，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出现就是根据社会需求在行政权和司法权充分分立的基础上所作的理性选择，并不是对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这种选择是出于社会需求的考虑，包括纠纷的复杂性，司法救济

的有限性、权利保护的有效性等社会因素，也是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人民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的适应。[7]还有学者指出，“从纠纷解决制度的总体构造上而言，国家对于行政裁决纠纷制度应当预以扶持、发展和规范，可行的办法是比照英国的做法，设立行政裁判所，以解决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大量行政的和民事的纠纷。[8]而且，”近几年来，因为实际工作的需要以及程序正义理念的灌输，行政机关以仲裁模式解决纠纷做法东山再起，许多地方自发地比照法院的开庭审理模式或仲裁模式裁决纠纷．行政仲裁机制有卷土重来之势。[9]另有学者从理论上对“行政不介入民事纠纷处理”原则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行政法一大特征是：“传统上，一般应由民事法律规范加以解决的、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部分利益对立，开始逐步由行政机关以中间人、调停人的身份予以介入。这促使行政法律关系由传统上的二元关系向现代的多元关系转变，显示了现代行政法的一大特征。”[10]并进而从实现公共行政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对行政介入民事纠纷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11]

总之，当前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已经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行政权与民事纠纷解决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纠纷多样化的社会情景中仍然固守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楚河汉界，不仅不利于保护公民权利，而且也无法发挥行政权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种种优势，行政权对民事纠纷进行裁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也确实是实际发展的需要。

(二)工商机关应拥有消费纠纷行政裁决权

具体到消费纠纷而言，赋予工商机关对消费纠纷的裁决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行政执法资源效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实践中，行政权对民事纠纷加以裁决的做法在我国经历了一统天下――逐渐式微――走向复兴的发展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重政策而轻法治，重行政而轻司法，所以很多民事纠纷都是通过行政机关的裁决获得解决的，司法权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并没有彰显出来，老百姓更是很少想到通过法院去解决纠纷。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国家在大规模改革行政机构的同时对各种各样的行政裁决(仲裁)进行了大量的削减，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凸显出来，行政裁决进入逐渐式微阶段，保留了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主要涉及土地使用权争议、知识产权争议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争议等少数问题。但近几年来，行政机关以仲裁模式解决纠纷的做法东山再起，许多地方自发地比照法院的开庭审理模式或仲裁模式裁决纠纷。在这种大背景下，很多学者在讨论纠纷的替代性解决机制时都谈到了消费者纠纷的行政裁决。[12]

于是，在现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继续履行消费纠纷行政调解职能的基础上，对于属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畴的、调解期限已满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可由调解机关依法进行行政裁决。笔者主张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裁决权。一是消费纠纷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行政裁决必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同其他的民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具有发生频繁、类型繁多、争议双方地位很不平等，很多消费纠纷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政策性强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司法过程无法完全承担起解决消费纠纷的任务。为了更加快速、及时、有效地解决消费纠纷，国家应该更加主动的保护消费者权益，措施之一就是赋予工商机关对消费纠纷的裁决权。二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法实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执法主体，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培养了大批既熟悉消费者保护有关法律又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解决各类消费纠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纠纷行政裁决权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行政执法资源，大幅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应赋予行政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中所作出的处理结果更多的效力，例如，使其相当于一审程序，仅限于一次上诉，或至少应具有证据效力，等等，以避免过多地耗费公共资源。否则，行政解决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13]

三、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的设计

(一)确保裁决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从我国现有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看，对于行政裁决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虽然有所强调，但总的来说，还存在很大不足。行政机构在裁决消费纠纷时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可以像法院一样不受机关、团体和组织的任何干涉。对此，笔者认为，为使消费纠纷行政裁决更容易为当事各方接受，提高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可参考劳动争议仲裁的做法，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导，成立行政机关、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和社会人士(如专家学者)参加的行政裁决机构，对消费纠纷进行裁决。另外，还要强调裁决机构特别是裁决人员的专业性，不仅需要有消费者保护法方面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是要有与各种产品特性、各具体行业的相关专门知识(如洗衣、修理等行业)。为此，可以对将要承担裁决职责的人进行考核培训。

(二)增强行政裁决程序的司法性

行政裁决又叫做“准司法行为”，因此其在程序上应该遵循类似于诉讼的原则，以保证行政裁决结果的有效性和公证性：(1)合法原则。行政裁决要依法进行，既包括有关行政裁决的程序性法律，也包括应该适用的关于消费者权益的实体性法律；(2)公开原则。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应该公开进行，允许旁听。(3)参与原则。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参与，允许双方互相质证。(4)回避原则。与消费纠纷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对消费纠纷的裁决。

(三)坚持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为了防止行政专断，为消费者或经营者提供更多的救济手段，在规定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制度的同时，要保留当事人的权，即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只要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满，都可以依法提讼。但应该注意：一是当事人应该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对行政裁决不服的，消费者和经营者应该继续要求法院解决其民事纠纷，而不得以行政裁决机构为被告提讼。二是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应该作为一审，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服的只能进行上诉，进入二审程序。三是当事人既不提起上诉，也不主动执行行政裁决结果的，对方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作者系国家工商总局消保局局长)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5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和自治区《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为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就加强行政调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行政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行政调解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依法行使职权的其他组织根据职责权限，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化解矛盾纠纷的活动，是各级行政机关对社会和经济实施管理与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进程的加快，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社会利益和群众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增多，涉及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处理难度日趋增大。为妥善处理好各类社会矛盾，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依法行使职权的其他组织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行政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增强行政调解意识，用教育、协商、调解的办法，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二、行政调解工作的范围、原则和程序

（一）行政调解的范围

1、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争议和纠纷。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职能有直接或者间接关联的行政争议和纠纷。

3、民事纠纷发生后，因行政机关的介入，引发的行政争议和纠纷。

（二）行政调解的原则

1、自愿原则。行政调解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2、合法原则。行政机关要公平、公正地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能无原则地调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3、平等原则。行政调解机关应当充分尊重行政管理相对人充分、自愿、真实地表达自己意愿和诉求的权利，公正、公平的调处争议纠纷，不得偏向任何一方，要保证各方当事人平等协商，既要兼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让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互相理解。

4、积极主动原则。行政机关对职权管辖范围内出现的纠纷，应积极主动进行行政调解。

5、依法处理原则。对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以及经行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及时依法作出相关处理决定。

（三）行政调解工作程序

1、申请和受理。行政机关接到当事人申请后，要认真进行审查，凡符合受理条件的，要及时受理；不予受理的，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行政复议机构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积极运用调解手段解决行政纠纷。

2、调查。行政机关要根据双方的争议进行必要的调查，要运用宣传政策法规、说服教育、协调疏导等方式方法，充分利用调查取证、现场勘验、复议听证等时机，积极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利害关系，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

3、实施调解。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辨主张，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冲突。一是要坚持情、理、法并用；二是要多做思想疏导工作，循循善诱，使双方互谅互让；三是要注意调解的艺术和方法，使调解体现人性化的要求。

4、制作行政调解书或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纠纷事由、调解事项、事实、调解结果、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名或盖章，加盖调解机构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构印章。

5、履行。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要积极履行。

三、行政调解职责分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解范围：（1）因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2）依法可以调处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及建筑业工程款拖欠纠纷；（3）依法可以调处的房产登记、过户纠纷；（4）因规划行政许可引发的行政纠纷；（5）因规划行政执法引发的纠纷；（6）因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引发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7）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城市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事纠纷；（8）其他依法属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解范围：（1）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企业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发生的符合受理范围的人事争议；（2）人事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3）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发生的纠纷；（4）因劳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的劳动保障纠纷；（5）其他依法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国土资源局调解范围：（1）因土地征用、出让、划拨、审批等问题引发的纠纷；（2）因矿产资源开发、使用等问题引发的纠纷；（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争议；（4）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国土资源部门发生的行政争议；（5）其他属于国土资源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公安局调解范围：（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引发的民事纠纷或其他轻微违法案件；（2）依法可以调处的轻微刑事案件；（3）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4）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公安机关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矛盾纠纷；（5）其他依法属于公安机关调处的矛盾纠纷。

市司法局调解范围：（1）因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之间产生的法律服务纠纷；（2）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因生活琐事、离婚、继承、赡养、抚养、分家析产等产生的纠纷；（3）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因相邻关系产生的邻里纠纷；（4）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因合同履行产生的合同纠纷；（5）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基于民事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纠纷；（6）协助相关部门调解其他因村务管理、土地承包、房宅基地、征地拆迁、计划生育、施工扰民、劳资、医疗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产生的矛盾纠纷。

市发改局（含物价局、移民办）调解范围：（1）因各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引发的纠纷；（2）因指导定价产生的各种产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方面的纠纷；（3）能源项目建设中发生的征地拆迁补偿纠纷；（4）因移民安置引发的矛盾纠纷；（5）因移民搬迁引发的群众生产、生活、就业、入学、生活保障等纠纷；（6）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移民安置行政部门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7）其他依法属于发改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民政局调解范围：（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民政行政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事纠纷；（2）因灾后恢复重建、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3)其他依法属于民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教育体育局调解范围：（l）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学校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2）学生及其家长因入学、升学、转学、毕业、学位以及被学校处分等问题引发的纠纷；（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教育行政部门产生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调解范围：（1）文化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纠纷；（2）因文化行政执法引起的行政争议及有关纠纷；（3）游客与旅游经营单位之间产生的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文化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调解范围：（1）因行使职权或在服务过程中，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或服务对象发生的行政纠纷；（2）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人口计生行政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矛盾纠纷；（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人口计生部门实施行政许可、生育政策、计生服务、计生奖励、违法生育处理等具体行政行为中产生的行政争议；（4）其他依法属于人口计生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工业和商务局调解范围：（1）因社会外贸、外资等方面引发的纠纷；（2）代管企业职工上访等社会矛盾纠纷；（3）因汽车配件和外商投诉产生的纠纷。

市审计局调解范围：（1）被审单位对审计决定有争议的；（2）其他依法属于审计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交通运输局调解范围：（1）因公路等道路工程建设引发的纠纷；（2）因道路通行问题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3）因路政执法引发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交通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农业局调解范围：（1）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的纠纷；（2）因农作物种子质量、农产品购销等引发的涉农纠纷；（3）其他依法属于农业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林业局调解范围：（1）林权纠纷和林业侵权纠纷；（2）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林业行政部门产生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3）其他依法属于林业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水务局调解范围：（1）因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2）因水利资源保护、开发、使用引发的矛盾纠纷；（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4）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水利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或民事争议；（5）其他依法属于水利部门调处的矛盾纠纷。

市畜牧局调解范围：（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因畜牧兽医、养殖、肉食品卫生、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动物诊疗、诊断等行为产生的民事纠纷；（2）其他依法属于畜牧兽医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科技局调解范围：（1）因科技行政部门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科学技术进步法》、科学技术普及法行为以及科研不端行为予以处罚、处理决定引发的行政纠纷；（2）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科研不端行为侵权纠纷、科技合同纠纷、科技知识产权纠纷、科技著作权损害赔偿纠纷；（3）科技行政事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与本部门职能相关的科技矛盾纠纷以及行政职能范围内的其他相关争议、民事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科技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卫生局（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解范围：（1）因医疗纠纷引发的医患矛盾；（2）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食品药品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或其他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卫生行政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调解范围：（1）因涉及少数民族和宗教政策引发的的矛盾纠纷；（2）因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正当等引发的纠纷；（3）合法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引发的矛盾纠纷；（4）其他依法属于民族宗教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统计局调解范围：（1）因统计工作引发的各类行政争议及民事纠纷；（2）其他依法属于统计部门调处的纠纷。

市环境保护局调解范围：（1）因水污染问题、大气污染问题、噪声污染问题、固体废物污染问题引发的环境污染纠纷；（2）其他依法属于环保部门调处的纠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应当加强基层行政调解工作，建立行政调解专兼职工作人员队伍，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进行认真梳理，仔细排查，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做好防范措施。

其他行政机关及依法行使社会管理的组织依据工作职责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行政调解工作。

四、行政调解工作要求

1、各行政机关要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有关争议纠纷调解的具体工作程序，在调解行政争议时，要找准争议纠纷的焦点和各方利益的连接点，消除隔阂，促使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从而达成调解协议。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对不愿进行行政调解的或未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裁决等方式解决，调解不成功或对行政复议和裁决结果不服的，应主动告知当事人救济权利和渠道。

2、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各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过程中，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调解原则、范围，优先适用调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要积极促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和解，力争把行政争议化解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3、对于发生的行政争议和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在解决矛盾纠纷时，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和纠纷实际情况，先行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再选择其他渠道解决。在争议双方有调解愿望的基础上，行政机关要耐心释法明理，做好劝解工作，充分协商，为双方当事人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提供方便、创造条件。

4、各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中，要积极为双方当事人沟通搭建平台，必要时可邀请专业人士或者其他个人参加行政调解，努力促使当事人和解。对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大疑难纠纷，要认真调查研究，必要时要制定工作预案，积极介入，及时疏导、调处，避免矛盾激化。同时要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请示，彻底化解矛盾。

五、行政调解工作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各行政机关要按照职能管理权限，切实加强对行政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把行政调解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严格考核，及时解决行政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召集，政府办、法制、、公安、民政、司法、财政、建设、农业、林业、卫生、国土、人事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定期研究解决行政调解工作中的存在问题并安排布置下步行政调解工作。

3、实行首问责任制。首次接待矛盾纠纷当事人的单位（部门）或该单位（部门）内设机构和人员是首问责任单位、责任人，必须负责调解或引导，力争矛盾纠纷不上交、不外交，化解在本单位（部门）。对未履行首问责任的，实行责任追究。

4、严格考核奖惩。将行政调解工作作为依法行政工作目标重要考核内容予以考核。市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对各乡镇、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进行考核，对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对因组织领导不力、调解工作不力，导致矛盾升级的乡镇和部门，要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事）件的，实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6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保险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The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ofMedicalDispute

ZhangHaibin

Abstract: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hasbecamethetendencyofcivildisputeresolutioninmanycountriesforitsconvenience,economy,quickness,highspecializationandstrictconfidentiality,etc.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ourcurrentmedicaldisputeresolutionsystemwhichneedstobereformedandperfected.Infaceofthecurrentsituation,weshouldrealizethatitisagoodwaybyusingADRinmedicaldisputeresolution.TheADRofmedicaldisputemainlyincludesarbitration,mediation,negotiationandadministrativeruling.Allthefourkindsaresuitabletotheresolutionofdifferentmedicaldisputesfortheir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edicaldisputeMedicalmalpractic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

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

近年来，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原因，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快速、公正、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方和患方的共同愿望，而且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诉讼是医疗纠纷最重要的传统解决方式。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和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然而，诉讼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医疗纠纷的专门化和日常化的特点使得法院实际上无法承受为数众多的医疗纠纷带来的压力，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诉讼中角色不同所引发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互不信任，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与分类

作为一类纠纷的指称，医疗纠纷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切的法律定义，学者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纠纷。[1]实际上，医疗纠纷的存在并不以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为条件，同时，因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例如医院的治疗未能达到通常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治疗效果而引起的纠纷）也应属于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疗单位与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基于医疗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医疗纠纷是外化为当事人行为的纠纷，而不仅是一种内心的不满，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应受并且可受法律评价。

2002年4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取代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条例》颁布以前，我国学者一般根据《办法》的规定，将医疗纠纷分为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医疗过失纠纷包含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两个下位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办法》第2条）。同时，医疗事故还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办法》第5条）。医疗差错是指因医疗单位的过失而给病人造成一般损害后果的医疗事件。医疗差错又可根据其后果轻重分为一般医疗差错和严重医疗差错。一般医疗差错是指未给病人造成任何后果；严重医疗差错是指医护人员的过失给病人造成了不良后果。非医疗过失纠纷可分为无医疗过失纠纷和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无医疗过失纠纷最常见的是医疗意外和并发症。并发症和医疗意外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预见但难以防范；后者则难以预见又难以防范。所谓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语言不当或病人误解，有的是由于病人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或医师未向病人说明严重后果，有的是病人不配合诊疗或不遵守医院有关规章制度而造成的等等。[2]

相较于《办法》而言，《条例》明确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规定明确了医疗机构也属于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①，而且将所谓“医疗差错”致人身体损害的医疗过失行为也纳入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33条还就医疗事故的除外情况作出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此外，基于区分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难度较大且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实质影响等原因，《条例》废除了将医疗事故区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的不合理做法。

（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

如前所述，医疗事故以“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为前提，这也决定了医疗事故具有不同于其他医疗纠纷的性质。患者与医疗单位之间所发生的医疗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医院与患者之间就患者疾患等进行诊察、护理、治疗等医疗活动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关系。”[3]在医疗关系中，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作为对价，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疾患。如果患者支付了金钱，医院未能按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医院应该承担契约责任。如果医院及医疗人员还因为过失而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造成了患者不应有的人身损害，其在构成违约的同时，也构成对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即构成侵权。

关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存在着三种学说：一是契约责任说，该说认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与病人依合意形成契约关系，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未尽谨慎义务致使医疗事故发生，应当承担契约责任。在大陆法系某些国家的判例和解释中，此说较为盛行；二是侵权责任说，该说认为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的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英美法律国家普遍持此观点；三是请求权竞合说，该说认为受害患者因发生医疗事故既享有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享有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患者可以选择行使一请求权。美国的一些法院支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应当选择侵权责任说。原因如下：（1）根据民法原理，侵权行为人不得以其对受害人的债权与其因侵权行为所生债务相抵消。因此，即使在患者对医疗机构仍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如欠医疗费），仍应获得损害赔偿。（2）契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通常只针对财产损害。而在侵权责任中，除请求财产损害外，患者还可请求精神损害（此已为《条例》第50条所确认）。（3）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可依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追究医方的民事责任。如果依违约责任处理，则难以适用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因而对保护患者的权益不利。[4]（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在侵权责任说下一般由受害患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已经转移给了医疗机构，由此也解决了依侵权责任说在保护患者权益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

（三）医疗纠纷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纠纷而言，医疗纠纷具有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设计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必须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论是诉讼、仲裁，还是调解、和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只有与所要解决的纠纷的特点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不难理解，在当事双方激烈对抗的纠纷中，和解这一方式对医疗纠纷的解决就远不如诉讼来得有效；而在争执较为缓和的纠纷中，通过调解或者和解来解决医疗纠纷则更有利于维持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医疗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患者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与消费者纠纷相似①，医疗纠纷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在医疗关系这一契约关系中，医疗单位和患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最为明显的特点也许是，赔偿要求是由作为普通个体的患方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方提起的。[5]在医疗契约中，医方和患方在医疗纠纷领域所拥有的知识与认识能力的差别带来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还决定了“纠纷的产生容易与双方的信任关系及提供诊疗方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相关联”。在医疗关系中，患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一方面，患方与掌握专门医学知识的医疗人员相比缺乏对治疗相关情况的了解，这就使得患方在纠纷解决中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密切关联，患者方往往是在自己或者自己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基本生存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下提出赔偿请求的。保护弱者利益是现代立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三方调解或者双方和解的情况下，要注意避免因当事人双方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导致患者方权益受损，从而有效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医疗纠纷常涉及专业性问题，纠纷的解决倚赖于专家的鉴定。医疗属于高度专门的技术领域，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普通人很难对医疗纠纷的性质、事实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这在解决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医学至今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没有答案，对疾病病理的认识也不总是正确的，加之医疗过程中常出现的患者个人特异体质问题，这些因素都给解决医疗纠纷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由于医疗纠纷经常涉及专业性的问题，而对损害程度、因果关系和各方责任的认定又是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解决医疗纠纷经常需要倚赖专家鉴定。《条例》第三章专门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了规定。同《办法》相比，《条例》增加了关于鉴定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如关于回避的详细规定），因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更具有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专家鉴定并不是医疗纠纷处理的必须程序，而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如果事实清楚或者依一般常识可以作出判断，纠纷的解决并无须依赖鉴定出；对于较复杂的医疗纠纷，特别是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而言，专家鉴定有利于认定事实、分清责任，对于正确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中，专家鉴定也只是认定事实、查清是非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其他事实和证据，也可不采用鉴定结论。

第三，医疗纠纷具有日常化的特点。医疗纠纷数量的激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消费者协会1999年7月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医疗方面消费的投诉已成为热点问题。1996年，中消协受理的医疗投诉月平均数为2.64件，1997年为10.17件，1998年为11.75件，1999年前4个月升至22.25件，三年间增长近10倍。[6]医疗纠纷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医学进步使人类医疗技术涉足空前广泛的领域，医疗事故数量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战以后，医疗技术获得大幅度提高，一系列新药物、新技术广泛使用于医疗护理过程中，这也使得医疗过程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从而导致医疗事故增加。第二，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及各国法制的逐步健全。权利意识的增强促使受到医疗事故侵害的被害人据理力争，大胆地运用法律武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现行医疗管理体制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医疗纠纷的激增使得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不堪重负，难以快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医患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因此改革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势在必行。

二、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与改革

（一）医疗体制[7]

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疗卫生被定位为公益型福利事业，医疗机构以服务性、非营利性机构为主。由于单纯强调服务，不讲经济效益，许多医疗机构面临着严重危机：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纠纷大量发生。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医政不分，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行业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解决，原有的行政管理方式开始失去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体制方面的问题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起因和性质，并实质地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因此，解决医疗纠纷必须首先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

首先，医疗机构应摆脱行政管理模式，以其资产成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并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不同性质划分，实行分类管理。把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机构进行分别管理有两重含意：其一，在国有医疗卫生机构，把公益与经营分开；其二，从整个社会考虑，把非营利和营利医疗机构分开，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财税、价格政策。通过分类划分，对医疗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使其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实体，据此明确医患之间的关系以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医疗机构间的竞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医学创新水平，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其次，改革现行的医疗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转变身份，从“办医院”转向“管医院”，实行医政分开。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应起到管理、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其主要职能包括：（1）监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2）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作出认定和处理；（3）依当事人申请对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还应通过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确保全社会公共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到位，引导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公正有效地运转。

第三，尽快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在新体制下承担起协调、管理本行业内各种业务并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1960年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8]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以维护本行业的权益。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二）医疗责任保险

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借助医疗责任保险方式来降低医疗行业的风险，分担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作为一类职业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属于专家责任保险的分支。所谓专家责任，是指提供专门技能或知识服务的人员，因其服务的疏忽或过失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9]专家责任与专家从事的职业有关，是对其职业所要求的高度注意义务的违反。当专家违反注意义务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这种赔偿责任通常较为严格，一般须通过特别设计的责任保险予以分担。就医疗责任保险而言，投保人（专家）主要为与患者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

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社会、患者和医生都具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符合医方的利益。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了因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损害赔偿，从而使医疗机构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还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2）符合患者的利益。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往往使得医生倾向于使用对自己最安全的手段治疗，而非对医疗疾病最有效的手段治疗。这种避重就轻，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倾向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疑难重症患者的治愈机会。如果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医生的这种顾虑就会大大减少，从而增加了患者疾病的治愈机会。（3）符合社会利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医患矛盾的激化，维护整个社会医疗秩序的稳定，从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而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或局部项目上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1）区域性综合医疗责任保险，如深圳90年代实行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试点。（2）单位性医疗责任保险，如某些地方的部分医疗单位开展的住院病人医疗事故保险等。（3）单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如某些医疗单位开展的眼科手术风险保险、母婴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病人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等。[10]总体上看，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范围窄，险种少，赔付低，难以实现设立保险目的。在医疗行业已实行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只有依托保险，才能合理地分担风险，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加速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⒈存在的问题

医疗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因此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都可以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但从目前情况看，医疗纠纷的解决实际上只有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当事人协商这三种方式。这些方式在处理医疗纠纷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上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对诉讼过分倚重，甚至认为是唯一的途径。从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来看，在医疗纠纷解决中诉讼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这诚然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然而，由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法院在审理时更多时候只能依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的悲哀”。不仅如此，专业性过强，也使得案件的审理往往耗时耗费，造成诉讼在处理医疗纠纷上效率低下。在诉讼固有的弊端以及难以克服的压力被广泛认识的今天，是否仍然坚持全部或者主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是存在疑问的。

其次，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种类较少。尽管现代法治国家把纠纷解决集中于公权力的管辖下，并尽量限制私力救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对现有纠纷解决方式作出自由选择。在我国，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较少，当事人可选择的余地不大，一些在解决其他民事纠纷上发挥明显作用的方式（比如仲裁）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没有得到运用。因此，应增加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以便当事人根据自己意愿与判断选择最合适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第三，医疗事故责任竞合时刑事侦查、行政干预和民事纠纷解决之间衔接不够合理。在发生医疗事故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可能需要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此时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的责任竞合问题。《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行政责任，但对在医疗事故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情况下如何与刑事侦查衔接，缺乏详细的规定。同样，在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民事诉讼中，如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也没有合理的衔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来予以解决。

⒉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多元化

医疗纠纷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够根据医疗纠纷的特点而选择相适应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情况、不同特点的医疗纠纷要求不同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也是我们改革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应该坚持的方向。就目前而言，诉讼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解决医疗纠纷最主要的方式。这是由诉讼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及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裁判结果的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中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人们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现代ADR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人类不断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11]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诉讼之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因其优点和特殊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之，多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归因于医疗关系主体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而具有不同特点的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则是对这种多样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一个经验性的例子是，在医患双方激烈对抗的医疗纠纷中，彼此间信任的缺乏往往使得当事人只能寻求诉讼这一权威且具有强制力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医疗纠纷中，当事人更倾向于使用调解或和解等方式来解决纠纷，以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由于涉及行业利益和行业保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纠纷的主要解决机关，人们不免质疑其公正性；而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此类纠纷不宜以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有必要在诉讼之外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三、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

（一）ADR的概念与优点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ADR）的意译。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12]上世纪60年代以来，ADR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流行，成为非常盛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ADR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首先来自于人们对诉讼在解决纠纷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弊端的失望；其次还来自于现实主义法理学主张对社会的综合需求、审判机关的功能给予更多关注的影响。[13]事实上，ADR的发展不仅基于对诉讼过程中各种困境的反思，而且还基于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并不认为诉讼是一种最好的或必须适用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反，每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都各具特点与价值，都可适用于解决不同特点的民事纠纷。

ADR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优点可以具体概括为：（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2）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3）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4）有利于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5）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的纠纷解决程序；（6）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7）经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win-win）的结果。[14]在医疗纠纷激增的今天，发展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不失为有效、便捷地解决医疗纠纷的好方法。医疗纠纷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构建应着眼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上的互补和制度上的衔接，追求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的统一。在下文中，笔者将以几种典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为例，论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二）医疗纠纷的仲裁

⒈仲裁的概念及优势

所谓仲裁，是指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发生的争议，在事实上作出判断，在权利义务上作出裁决的一种方式。仲裁的优势来自于其程序的简易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仲裁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保证程序的相对规范化；在处理纠纷的时候，仲裁员并非只是僵化地适用法律，而是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综合的考虑，进行了适当衡平。同时，医疗专家可作为仲裁员参与纠纷处理，丰富的专业知识使其较法官在纠纷解决上更具效率。[15]这表明仲裁在解决医疗纠纷上具有特殊价值，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⒉仲裁与诉讼的异同点

仲裁与诉讼具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处理争议的都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某些规则是相同的；仲裁裁决与诉讼判决的法律效力是一致的（强制执行的效力）。尽管如此，两者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1）两者的性质不同。诉讼是司法手段。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法院以国家赋予的审判权作为后盾，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就可以运用审判权对争议进行裁判。而仲裁则被称之为“准司法手段”，属于民间司法范畴，这种手段具有志愿性。（2）组织不同。审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法院依职权确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委员会是民间的机构并备有仲裁员名册。对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双方都有权选择一名仲裁员，然后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3）主管和管辖不同。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较为广泛。对个案来说，案件的管辖法院由法律来规定，即使当事人协商确定管辖法院，也应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仲裁只能主管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同时，只有在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才能受理。（4）审级不同。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仲裁实行一裁终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⒊医疗纠纷仲裁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仲裁应坚持自愿原则和一裁终局原则。在医疗仲裁的程序设计上，有些学者主张医疗仲裁应该像劳动仲裁一样具有具有强制性，即用法律形式确定为诉讼前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当事人双方平等利用仲裁程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仲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兼具契约性与司法性。仲裁的契约性主要体现在仲裁权是基于当事人的协议而取得的，仲裁过程贯彻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司法性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契约性与司法性使得仲裁集调解与诉讼两种方式的优点于一身，成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丧失这两个特点，则仲裁不能成其为仲裁。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行的劳动仲裁并不属于仲裁，而是一种行政裁决：首先，劳动仲裁并不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劳动者可以以单方申请的方式启动仲裁，劳动仲裁庭对劳动争议的管辖权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其次，劳动仲裁不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根据我国《劳动法》第83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劳动仲裁的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也不应把医疗纠纷的仲裁设计成类似劳动仲裁的强制仲裁的形式。一般来说，一种程序简单、形式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一种程序严谨、规则严格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耗费较少而更易为人们所采用，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效力低。如果纠纷当事方选择了前者，则就应保留其对后者的二次选择权，只有这样，资源的利用才是有效率的。反之，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规范安排上差异不大的时候，纠纷的当事方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允许其对另一种保留二次选择权，则只能导致资源的无效率利用，导致浪费。[16]就医疗纠纷的解决而言，仲裁和诉讼在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大的差别，当事人通过仲裁是可以获得公平和公正的裁决的。因此，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应从制度上保证仲裁自愿原则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避免法院随意撤销仲裁裁决，以便更好地发挥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2）医疗纠纷仲裁可利用现行的仲裁制度。尽管在我国的仲裁实践中，鲜有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例子，但这并不说明医疗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对医疗纠纷而言，绝大多数是涉及与医疗活动有关的财产权益纠纷，特别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的补偿和赔偿问题。[17]同时，医疗纠纷也不属于《仲裁法》第3条所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因此，可直接依现行《仲裁法》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

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这样的观点并不可取。事实上，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的适用上，而是在于医疗行为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就我国现行仲裁体制而言，只要仲裁机构吸收部分医学专家、法医专家为仲裁员，就可以公正、快速裁决医疗纠纷，而且可以节约资源。总之，医疗纠纷仲裁可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制，不需要设立新的仲裁机构。

（二）医疗纠纷的调解

⒈调解的概念与优势

所谓调解，就是调停解决，即是指在第三者的主持劝说下，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排除争端，达成和解，改善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活动。[18]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非正式化的调解程序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19]原告表示“原谅”被告及被告接受原告的这种“谅解”对双方都有着重大意义。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⒉调解的特征

同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的特征在于：（1）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无论是调解的进行、调解协议的达成还是调解协议的履行，都需要当事人的自愿和合意。当事人的自愿是调解能否进行的基本条件。（2）调解没有严格的固定程序。调解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继续调解，可以马上终止，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3）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调解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其所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实现，主要依靠道义力量。调解实际上意味着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维护权利与权益方面相互妥协。如果双方都坚持全面保护己方的权利与权益，纠纷就不太可能通过调解而获得解决。有的学者认为，调解“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我们应大力破除一些陈腐的文化观念，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权利的诉讼保护意识，提倡诉讼，不折不扣地保护民事权利，减少调解的比重。”[20]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问题是，诉讼的运行并不总是尽如人意。民事案件可能久拖不决或在判决后难以执行，此时的权利救济仍是画中之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当事人陷入困境，不如通过调解使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意见，相对地实现权利的救济，这样或许更有利于纠纷的当事人。

⒊医疗纠纷调解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依主持者的性质，调解可以分为：行政机关的调解、民间（组织）调解、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①等。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卫生行政机关在医疗纠纷的调解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条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实践中，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关以及行业主管机关，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对医疗纠纷的调解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医疗纠纷都通过调解获得解决。实际上，调解的生命力在于第三者的居间公正裁决与调和，然而人们经常怀疑卫生行政机关在调解中能否一贯保持中立性。因此，有必要在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之外发展民间组织的调解以及法院诉讼前调解，扩大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选择范围，以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医疗纠纷。就民间组织的调解而言，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利用其熟悉专业以及相对中立的特点，中立地、公正地调解医疗纠纷。同时，鼓励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增加医疗纠纷民间组织调解的渠道。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是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一种ADR方式。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法院基于其中立性以及权威性所进行的调解往往使得当事人更容易达成协议，以解决医疗纠纷。

（2）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调解的本质属性是契约性，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都予以明确确认。即便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在启动某一个争议解决方式之前，必须进行强制性调解，所谓的强制性调解也不应被理解为侵害了调解的契约性质，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调解的契约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调解效力较弱的弊端。调解协议的履行是医疗纠纷得以解决的关键，而这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则医疗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有鉴于此，如果医疗纠纷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则应保留其对诉讼或仲裁的二次选择权，以便进一步获得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纠纷解决方案。同时，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也基于认识到最终可适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安全感而会倾向于首先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

（四）医疗纠纷的和解

和解又可称为谈判或交涉，是指在没有第三方主持的情况下，纠纷当事人就争执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的本质，是使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消除。也正因为如此，和解协议往往比通过其他方式达成的协议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21]和解的实现产生于两个基础：一是纠纷主体对相关事实和权益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二是纠纷主体、至少是主体一方利他意识及行为的形成与实施。两者或者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使纠纷主体各方对于争议权益的处置或补偿办法建立某种共识，从而使和解得以成立。[22]实践中，利他的伦理因素对于实现和解影响最大，纠纷主体得以因此放弃某些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非正当的权益要求，或者主动给予某种补偿和补救，借以消除纠纷。

同诉讼、仲裁及调解相比，和解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纠纷无须借助第三方并且具有最高的自治性。和解是一种旨在相互说服的交流与对话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是纠纷当事方之间的一种交易活动。严格来说，和解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它更像是促使当事方面对面地相互协商并达成协议的手段。形式和程序上的随意性使得和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正由于此，和解往往可以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同时使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和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在自愿情况下的一种合意，其性质相当于契约，一般说来，对当事人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

由于和解无需、甚至也无法严格坚持法律规则，和解把纠纷主体的意志置于判断纠纷主体行为合法性以及处置纠纷权益关系的法律规则之上。因此，尽管和解可以消除纠纷，但其却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这有违法治的精神。这一问题在医疗事故和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医疗事故往往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在发生竞合情况下，当事人间的和解（私了）可能就排斥了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从而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实践中，限制这种消极影响的办法是为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划定恰当的适用范围，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用和解。

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运作中的随意性使得人们对和解的公平性、合法性信心不足；和解协议效力不足也容易导致更大的风险和重复成本。因此，在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时候，一方面应鼓励医疗纠纷当事人采用要式和解协议，并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以加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应协调和解和其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一旦和解破裂就及时通过其它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和解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五）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授权，按照行政程序，审查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性质及效果上来看，行政裁决符合ADR的三个基本属性，即：非诉讼（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和纠纷解决的功能，因此行政裁决仍属于广义上的ADR。行政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程序。这种准司法性质，除表现为行为方式等方面外，更主要还体现在程序方面。行政裁决必须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客观公正地审查证据，调查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行政裁决的职权是基于法律的明确授权而产生的。非经法律明确授权，任何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裁决的职权。这里的法律特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规定时间内，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便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通过行政裁决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具有明显的优点：其一快速便捷。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能是其他纠纷解决机构所不能比拟的，这也为正确、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保障。其二节约费用。行政裁决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因而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的费用较低，甚至是免费的，据此，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其三效力较强。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行政裁决即为生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裁决内容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四易于衔接。行政机关在对医疗纠纷作出行政裁决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可及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应指出，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并不具有终局性。对民事争议的裁决属于国家司法权的范畴。法律在授权行政机关先予裁决某些种类民事案件的同时，仍保留法院对之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不服卫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的，仍可向上级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讼。是否适用行政裁决程序解决医疗纠纷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在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也可以不经行政裁决，直接采用其他ADR方式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我国，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仍面临着很大的障碍：首先，现行法律并没有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办法》曾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职权，其中，“处理”的内容包括裁决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数额。但是，《办法》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是没有权力授权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事故赔偿数额这一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的。卫生行政部门一次性经济补偿数额的裁决，使得行政处理转化成民事裁决，既超越行政职能又不能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导致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在适用法律上的冲突，引起了新的矛盾。有基于此，《条例》取消了卫生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的权力，但这同时也使得医疗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来解决。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裁决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制的公益机构。在部门保护主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的裁决能否保证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

总之，行政裁决也是解决医疗纠纷一条有效途径，应纳入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中。针对目前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所面临的障碍，一方面，可从立法上进行改革，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过失责任法》（类似于《产品质量法》）以取代目前仅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该法中明确授予卫生行政部门裁决医疗纠纷的权力；另一方面，应改革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加快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进程，淡化卫生行政部门的保护主义色彩，以保证行政裁决的公正性。

四、结语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经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事实上，ADR的发展“反映并促进着一种时念和精神的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冷战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之分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如今，当我们反思以往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和窘境，我们不难发现，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欠缺，往往阻碍着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由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经验，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就构建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有裨于解决医疗纠纷领域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①《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责任主体仅为医护人员。实践中，往往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后再向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追究责任。

①对于是否把医疗纠纷纳入消费者纠纷的范畴而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调整，各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卫生部认为，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因而医疗纠纷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事实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以调整盈利性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为限，考虑到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性所带来的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差异，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的密切关联，笔者认为，应确认患者即属消费者，并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①由于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诉讼中的调解一般不被认为是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不属于ADR的范畴。

参考文献：

[1]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

[2]定庆云,赵学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9～10

[3]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二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6

[4]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二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31～132

[5]KarlMackie,DavidMiles,WilliamMarsh.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London：Butterworths,2000：290～291

[6]转引自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7

[7]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3～555

[8]黄丁全.医事法.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8：454～455

[9]邹海林.责任保险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6

[10]刘劲松.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203～204

[11]MichaelPalmer,SimonRoberts.DisputeProcesses:ADRandPrimaryFormsofDecisionMaking.London：Butterworths,1998：48～49

[1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

[13]郭玉军,甘勇.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评.中国法学,2000,5：127～128

[14]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8

[15]DavidT.Caldon.MedicalMalpracticeDisputesintheAgeofManagedCare.11/20/2001.[16]王肃远.论我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法学.1998（5）：106～107

[17]邵永生.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行性与效益性探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0（12）：749～750

[18]李静堂,郑承泉.怎样调解民间纠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3

[19]KarlMackie,DavidMiles,WilliamMarsh.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London：Butterworths,2000：297～298

[20]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23～124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7

我国解决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机制框架基本形成，即民间协商、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较好地适应并初步解决了日益增多的农地流转纠纷中出现的新难题，对稳定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益，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农地流转纠纷中出现了主体多元化、影响社会化、时间长期化的新特点，各地执法人员的素质高低不齐等原因，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也一些不足之处，以下对这四个环节的运行情况作逐一对比分析。

（一）协商

协商是争议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在互谅的基础上平等磋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它无需第三方介入，是对产生纠纷双方当事人自由合意的一种尊重，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在当前中国农村亲缘文化、宗法社会的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即使协商不成，也容易为后续的调解甚至于更为“高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提供一种前期性的信息交流和准备，为后续第三方的调解以至于判决设立对应的“底线”信息系统［6］。但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生存压力的增大，双方处理纠纷更倾向于用简单暴力或强权加以解决，传统的以和解解决纠纷的方式具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加之我国法律对和解缺乏相应的确认、引导与规范，更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强大功能。

（二）调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规定，农地流转纠纷调解是指农村纠纷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解决农地流转纠纷的活动。其中农村纠纷调解组织主要指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机构，既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政策，也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习俗村规，它们充当第三方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疏导解决纠纷能起到独特作用。但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法律效力有限，无法强制执行，权威性不足，这些年来通过调解处理农地流转纠纷的数量有减少趋势。

（三）仲裁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我国农地流转纠纷仲裁制度搭建了基本框架与基本平台。因其高效便捷、免收费用、适应乡土文化等特点，仲裁逐渐成为农地纠纷流转解决的主要方式之一。河南省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已有124个，2010年以来纠纷调处率达到77．3％，较好地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我国的仲裁行政色彩较浓，举证规则不完善，资金与设备匮乏等原因，同时近期农地流转纠纷又呈现出结构复杂化、主体多元化、影响社会化等新的特点，仲裁解决农地流转纠纷的方式将面临新的挑战。（四）诉讼相对于以上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方式，诉讼更加中立、客观、公正、严格与法定，同时，诉讼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特点也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随着“送法下乡”活动的深入展开，诉讼已成为当今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中最权威、最正式、最规范的一种方式。但由于诉讼是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律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性，且成本较高，时间较长，又不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文化背景与“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在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中也是较为僵硬且使纠纷当事人与法院负重的一种方式。

二、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优化

（一）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原则优化

1．正当性原则。现阶段的农地流转是在党与国家相关农村政策的认可或倡导下的实践产物，其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对各地长期以来在流转实践中通行行为方式的共性总结与法律确认，具有明显的实践性与发展性。所以，在农地流转相关政策与法律规范的嬗变过程中处理农地流转纠纷要体现正当性原则。它是合法性、合理性、政策性的有机统一。合法性是指在处理农地流转纠纷时，既要注重现行法律规范与习惯法、民间法的协调适用，又要注重程序上的合法与公正。合理性是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及时、高效、公正地处理纠纷，达到双方当事人较为满意的法律效果。政策性是指在处理农地流转纠纷时，要充分考虑既定时期党与国家的整体农村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农村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如有相关法律规范时，要使处理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政策精神；如无相关法律规范时，要使处理结果既符合政策要求，又符合乡情村规。2．便民原则。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应充分尊重农民及其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处分权，倡导互谅互让、诚实信用理念，以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障农民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不断完善现有纠纷解决途径，探索与实践新的贴近农民群众、适合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满意的纠纷解决方式，使纠纷能够得到及时、高效、彻底解决。3．和谐原则。农地流转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均离不开安定有序的农村社会环境。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产生。所以，农村流转纠纷解决必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协调运作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积极深入地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二）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途径的功能优化

1．协商。土地权利作为一种特殊权利，农民处分权的行使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制度的限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权力的介入。此时，就存在意识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协调问题。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且其居民思想观念、权利意识、文化背景相对较低，乡规民约对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应当通过对土地公权力行使的程序性规定来限制公权力侵犯农户的自由意志与权利的合法处分。同时，鼓励行政部门通过教育、指导、协调的方式促成当事人自行和解。并对经公正的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和解协议赋予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2．调解。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础是调解。应当在组织建设、培训指导、经费保障方面确保调解在解决农地流转纠纷中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首先，优化调解组织。在各乡（镇）、村的调解组织中吸收有群众威信，或丰富调解经验，或懂法、懂政策的人员参加，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其次，实行调解员定期培训机制。定期讲授国家新的土地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农地流转纠纷案例，提高调解员的综合业务能力，促进农地流转纠纷的良好化解。最后，加大对调解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落实调解工作经费，提高调解员的待遇，使调解员能安心工作，热心工作，并吸引更多的有能力人员加入调解队伍，解决调解人力不足的问题。3．仲裁。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方式因其高效、便捷已成为农地流转解决机制中的生力军。应不断建立稳定的专兼职仲裁队伍，吸收农业代表与相关专业人员代表，并加强仲裁员的培训工作力度，同时，保证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的要求，加快完善农地流转纠纷的仲裁体系，实现仲裁工作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应按照各地区的具体情况，适时建立巡回仲裁庭。农民申请仲裁更为方便，既可以使简单纠纷当场高效解决，又能使仲裁过程与结果得到群众的监督，还能起到相关法律与政策教育的效果；应赋予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的以一定金钱为给付内容的仲裁裁决以“一裁终局”的法律效力。4．诉讼。因“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农地流转纠纷诉讼解决方式应以重点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为原则；应增大农民担当人民陪审员的比例；应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制度，促进司法的公正性；应完善监督体制，提高司法审判质量；应完善诉讼主体、证据制度、程序制度与执行程序等法律制度，更好地保障农民权益，提升司法权威。以上四种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方式各有特点与利弊，在纠纷解决实践中，应建立裁判案件共享制度，各相关部门共同研讨制度与互助制度等制度，加强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与联系，整合各种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方式的资源与优势，实现功能互补，更好地化解农地流转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保障农地流转健康、稳妥发展。

（三）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外部环境优化

外部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的效果，因此，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农户自觉认同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主动地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7］。首先，加大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手册、组织讲座等方式对基层的农民与干部进行法律知识和传统优良道德的教育，不断扩大宣传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以获得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充分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其次，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当事人采用非诉方式解决农地流转纠纷，符合法定条件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供援助。同时，成立法律援助志愿者组织，鼓励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为不懂法律规范、不懂程序、不会举证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再次，建立农地流转纠纷解决经济扶助制度。既要依法将农地流转纠纷解决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又要广开门路吸取社会上的资金援助，确保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长期有效展开。但同时，也要完善监督机制，确保专款专用。最后，建立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创新机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人民政府应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创新纠纷解决新途径，丰富与完善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通过运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高效、便捷、低成本地化解日益多样、复杂的农地流转纠纷，它为稳定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关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我们应客观地检视现行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利与弊，谨慎地提出农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优化措施，促进农地流转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农地依法有序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8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当前“五水共治”等中心工作，通过推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联调联动优势，及时有效化解环境保护纠纷，协同推进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努力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为构建“平安”做出积极贡献。

二、组织机构和工作内容

（一）建立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县司法局联合县环保局指导设立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名称为：“县人民调解委员会驻环保局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工作室设在县环保局内，设主任1名，选聘人民调解员若干名。各乡镇（街道）环保所设立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小组。

（二）明确工作内容

1、工作职责：调解环境保护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掌握环境保护纠纷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预防和处置的新方法；了解掌握环保矛盾纠纷动态，及时报送信息，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与建议。

2、工作范围：调解经环保部门认定，因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未违反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但客观上存在污染影响所引发的纠纷；调解因环境污染引发的民间纠纷。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坚持当事人自愿平等、遵守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基本原则开展调解工作，做到程序合法，运作规范。

（二）坚持协同推进。要正确把握人民调解民间性、群众自治性的属性，坚持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推进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三）坚持便民利民。本着以人为本、群从利益无小事和无偿服务的原则开展环境保护纠纷调解工作。

四、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分工、程序与机制

（一）调解工作分工和程序

1、受理。依污染纠纷当事人申请受理调解，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当事人申请调解纠纷，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受理调解纠纷应当登记。

2、指定调解主持人。工作室调解纠纷，应当指定一名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遇重大复杂或根据需要可以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

3、调解准备。调解主持人分别向纠纷双方当事人询问纠纷事实和情节，了解双方的要求及其理由，必要时要向有关单位收集资料、核实情况，做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

4、依法调解。调解一般在调解机构内进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在便利当事人的场所进行。调解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关于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及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调解主持人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特点和纠纷性质、难易程度、发展变化的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方法，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引导、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不成功的，也要努力防止纠纷激化。

5、制作调解协议。经调解成功的，应制作调解协议，协议书使用司法部统一的文字格式。

（二）调解工作机制

1、联动联调机制。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联动联调工作机制，整合资源交换信息，密切配合，提高调解工作效率。对复杂、疑难的污染纠纷，县环保局与县司法局要及时沟通、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化解矛盾。

2、回访机制。调解工作室和调解小组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做好记录，防止纠纷反弹，确保调解协议落实到位。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作。县环保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群众路线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环境保护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加强信息搜集和联系，强化配合协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合力推进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二）规范运行。工作室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和要求，规范调解和工作运行。要定期向县司法局、县环保局通报有关情况。工作室对所调解的纠纷，应整理归档，每月进行案件调处情况统计，及时上报县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