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的行政处罚范文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1

    [关键词] 公司 企业犯罪 法律责任 罚金 犯罪界定模式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蔓延、泛滥的公司、企业犯罪,严重破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严重扰乱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犯罪,许多学者提出增设刑罚①。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⑴限制或禁止公司、企业从事特定业务活动;⑵停业整顿;⑶刑事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之所以要增设刑罚,学者们认为,一是满足公司、企业法律责任体系科学性的需要。二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三是公司、企业刑种设置针对性不强导致不能有效地与这类犯罪作斗争。大多数学者认为,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犯罪需要增设刑罚,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这些行政处罚手段直接引入刑罚种类,这会造成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在具体处罚方式上的竞合。虽然肯定说有合理性的方面,但是笔者还是仍旧认可否定说的观点。因为肯定说所持的论据并不成立,具体来说:

    一、公司、企业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缺陷是否存在

    肯定说认为,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关系来说,作为行政处罚的措施有吊销营业执照。对于一个公司、企业来说,吊销营业执照显然要重于罚金。然而,在我国的各种制裁措施的体系中,处罚较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作为行政处罚,而处罚较轻的罚金却作为刑罚,这与刑罚所应具有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之特征背道而驰。笔者认为,现行公司、企业法律责任体系并不存在这一问题,罚金是公司、企业法律责任体系中最严厉的处遇措施。理由如下:

    1.以适用公司、企业犯罪的罚金制为思维的出发点。关于单位罚金刑的标准,除逃汇、骗购外汇两种犯罪以外,无论对自然人规定何种形式的罚金,对犯罪单位都是规定无限额罚金,其规定方式是:“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即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以犯罪情节为根据”确定罚金数额。不规定罚金数额的限额,而由法院根据公司、企业犯罪情节,自由裁量罚金的数额。当公司、企业犯罪行为极其严重时,需要将其撤销的,也可以通过无限额罚金来实现。因为无限额罚金能够促使公司、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等破产因素地生成,而造成公司、企业破产。

    2.以公司、企业成立的准入门槛为视角。为了鼓励各类经济实体积极参加经济活动,我国的公司企业法设置的公司企业准入门槛本就不高。2006年施行的《公司法》更是降低标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最低注册资本只需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求要严格些,发起人为2人以上200人以下,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最低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虽也有一定的设立条件,但总体上条件不是非常严格。公司、企业破产后,成立新的公司、企业准入门槛并不高,刑事破产对公司、企业而言不能算是太严厉的惩罚。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公司、企业并不害怕破产,反而利用破产手段达到逃债目的。况且,公司、企业成立的条件中,没有股东资格的要求。刑事破产后,原公司、企业的股东又可以成为另一家公司、企业的股东。这样一来,设置公司、企业犯罪为适用对象的刑事破产等刑罚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更有甚者,有专为非法活动而成立空壳公司。

    3.以公司、企业的目的为视角。对自然人最大的威胁是丧失生命和自由,而对公司、企业最大的威胁是损失利润,因为利润的损失会直接打击公司、企业存在的目的。营利是公司、企业的目的,罚金使得公司、企业目的无法实现,而单独适用吊销营业执照,至少可以保证已获得的利润。由此看来,罚金是公司、企业法律责任中最为严厉的处遇措施。

    二、借鉴外国立法模式的可能性

    之所以增设公司、企业刑罚,肯定说认为,法国与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刑法典中有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与强制撤销等刑罚,虽然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法律规定也有差异,但可以从中找出共通性的东西,完全可以大胆借鉴国外的立法规定,根据我国国情,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为我所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但法律移植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通盘的比较。分析比较各国的犯罪界定模式与决定各自犯罪界定模式的传统文化后,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不能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与立法模式。具体来说:

    综观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大致有两种界定犯罪概念的基本模式,这就是单纯的定性分析模式和复合性的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模式。单纯的定性分析模式是指立法者在规定犯罪概念时只是对行为性质进行考察,而不作任何量的分析,定量的问题交给司法去解决。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法律以违警罚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定性加定量犯罪概念模式是指既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考察,又对行为中所包含的数量进行评价,是否达到一定的数量对决定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重要意义。如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有学者所说,定性加定量分析模式,使得犯罪的范围相当窄小,跟上述几个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犯罪相当它们的重罪和一部分轻罪,违警罪不包括在内,甚至一些轻罪都不作为犯罪。定性加定量的犯罪概念模式决定了在我国不能将上述国家被认为触犯的违警罪与一部分轻罪的公司、企业交给司法机关适用刑罚,只能将其交给行政机关适用行政处罚。易言之,同样的行为,在这些发达国家是犯罪行为,由于犯罪界定模式的不同,在我国是一般违法行为。对犯罪行为适用刑罚,对一般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最后,同样的行为,处罚形式不一样,内容相同。

    犯罪概念是由立法者规定,但是立法规定却受到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义务本位、“法即刑”等。反映在刑法上形成犯罪概念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这一中国特色。与此相关的就是在中国违法与犯罪有明确界限,而上述国家这种界限往往并不明显。在这些国家里,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权利本位”、“法即权利”。谈到法,首先是想到权利。国家管理与社会生活尽可能多地依靠法律。一切用法律来衡量。并形成了法治主义的统治经验,导致其对付犯罪的独特方式,表现在犯罪概念上就是只有定性因素,没有定量因素。文化视界透视,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有定量因素是中华传统治国经验之结晶,是刑法的文化品格之征显。两种不同模式的形成均有其各自的法律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正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形成的犯罪界定模式决定了不能借鉴外国的立法模式——将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与强制撤销等处遇措施刑罚化。

    三、不能有效地与公司、企业犯罪作斗争的原因及对策

    之所以增设公司、企业刑罚,肯定说认为,不论何种公司、企业犯罪行为及其严重性程度,一律都只处以罚金。对公司、企业犯罪来说,虽然罚金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刑种,但是仅靠单一的罚金是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公司、企业犯罪。笔者认为,现有的公司、企业法律责任体系已经十分完善,之所以会出现肯定说所认为的仅靠单一的罚金来惩治和预防公司、企业犯罪的问题,是因为公司、企业各种法律责任没有很好的衔接。具体来说,是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衔接问题。惩治和预防公司、企业犯罪应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责任,而不应只是使刑罚这一利器。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②与《刑法》第401条③,行政机关处理违法案件,当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将其移交司法机关。然而,司法机关在处理犯罪行为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但是,对即需要判处刑罚,又需要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法律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何履行与不履行时的法律责任。在实际生活中,同时触犯行政法和刑法的情况大量存在,当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行政犯罪案件时,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即所谓的刑事优先原则。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保证行政机关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处理,但对移交司法机处理的犯罪分子没有再追究行政责任的机制。由此看来,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在适用衔接环节上存在缺陷。这一缺陷使得针对公司、企业犯罪只适用单一的刑事责任。对公司、企业犯罪只适用单一的刑事责任自然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公司、企业犯罪。

    由此看来,为有效地惩治和预防公司、企业犯罪只要解决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在适用衔接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即对犯罪分子同时适用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这只能通过立法来实现。一、修改《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4项,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处理,同时保留对其适用行政处罚的权力。二、修改《刑法》第37条,对适用刑罚的犯罪分子,认为需要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需要指出的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对一般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对严重违法行为同时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这也是许多学者所赞同的。

    某一处遇措施是否应为一种刑罚应从解析其本质入手。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一事物的根本性质对于该事物来说,是它自身的本质规定;对于他事物来说,则是该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由此看来,如果吊销营业执照等处遇措施具备刑罚的本质就将其刑罚化,否则就不能将其纳入到刑罚体系中来。“刑罚以其惩罚的严厉性为其本质属性”。吊销营业执照等处遇措施刑罚化后,这些处遇措施既是行政处罚,又为刑罚。既是行政处罚,又为刑罚的这些处遇措施就不具备其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因为它们不再具备其严厉性的惩罚措施。既然不具备其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那么不应这些处遇措施刑罚化。否则,这些刑罚化处遇措施与非刑罚处遇措施在严厉性上没有了界限。

    综上所述,我们确实需要借鉴甚至引进外国的刑法理论学说。但我国更需要根据中国的刑事立法的特点与司法实践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对中国刑法特有的规定,中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特殊问题,要展开深入研究,形成自己的原创理论。思考犯罪的对策,我们不能总把眼光放在扩大刑罚上,而应当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制裁或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社会制裁等手段。

    参考文献:

    [1]游伟: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中国当代刑法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68

    [2]张军姜伟郎胜等: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9

    [3]叶群声: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衔接[J].江西社会科学,2004,(3):130-132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2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可以对以下几种行政行为提讼：

一、对罚款、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不服的。行政处罚是主管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所给予的一种法律制裁。它用损害被处罚人权益的方式来达到教育违法行为人的目的，故而又是一种最富力度而对被处罚人合法权益构成最大威胁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它必须在查清行为人的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适用，被处罚人在该程序中享有申辩权、陈述权，对几种重要的处罚还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企业对违法处罚的抗辩权在行政处罚法中已有规定。

二、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行政强制措施指有权行政机关为了查清行为人的违法事实而依法采取的对人身或财产限制其保持一定状态的程序上的处置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相比，具有程序性、临时性、可解除性的特点，它不是实体上的最终结论，而往往只是处罚的前置程序。强制措施对权利是限制而非实体上的剥夺。

三、对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这是一种对行政赋权行为可以的规定，对于申请某项许可证和执照的企业来说，自己认为已符合法定条件，行政机关拒绝颁发的则侵犯了他法律上可期待的权利。

四、对行政机关非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可以提讼。此种情况下，企业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而完全是行政机关出于非法的集资、摊派侵犯了企业的财产权。企业不仅享有拒绝摊派权，更享有对此行为的行政诉讼权。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3

某日上午10时，昌平区统计局的两名执法人员将对某企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缴款书送达该单位。按照文书要求，必须是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在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字。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看完行政处罚决定书，脸色变得通红并情绪激动地对执法人员吼道：“你们想罚款就罚款，不行!你们知道我的企业一年为昌平做出多少贡献吗?统计也罚款，你们说说这笔款让我在哪里下账，这个字我不签!”看到法人代表如此表现，执法人员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耐心地向对方讲解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和统计执法检查的相关规定，并指出由于该单位在连续两年的统计执法过程中，连续出现错误且违法数额与差错率都较大，按照《北京市统计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规定应受重罚。但该单位法人代表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理由，拒绝签字。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双方僵持到午饭时间，仍未能完成送达任务。

在直接送达不签字的情况下，两名执法人员经过商议，决定采取留置送达。采用留置送达需要第三方见证人，于是与当地镇政府联系，希望能派人作为第三方见证人。不到半小时，一位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到了执法现场，配合执法人员完成了送达文书任务。执法人员还告知法人代表，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第6条规定，该单位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就相关的途径和法定期限都一一作了说明，希望该单位按照法律有关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执法人员离开企业时已近下午1点。

送达工作结束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该单位没有任何缴款的表示和行动，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按照《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已经到了送达处罚决定后的第十三天了，执法队人员决定通过电话提醒一下该企业：“你单位距法定缴纳罚款期限还有两天的时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51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希望企业能在法定期限内缴纳罚款”。接电话的是企业的财务经理，他立刻回答：“知道了，我马上请示一下总经理，尽快上缴罚款”。

在该单位上缴罚款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午，该单位的一位副总经理终于来到区统计局执法队。他一再表示马上就到银行缴纳罚款。交谈中得知，该企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之后，其法定代表人向企业的法律顾问咨询了有关统计违法行为的惩处情况，同时在统计局网站上查看了统计法律法规内容，思想上对本单位的违法行为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碍于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指派这位副总尽快办理上缴罚款事宜并对区统计局执法人员表示道歉。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4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统计行政管理，实行统计监督和检查，根据《江苏省统计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按本办法奖励。《江苏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二条所列组织和公民发生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按本办法处罚。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级主管部门、企业事业组织中承担统计职能的机构和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本级管辖的统计违法行为。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商投资的企业事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发生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第二章奖励第五条对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统计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一）依法履行职责，自觉维护统计法制的严肃性，在保障统计数字准确性和及时性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不怕打击报复，坚守工作岗位，敢于同一切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的；（三）积极举报统计违法行为，在协助查处重大统计违法案件中作出较大贡献的；（四）统计检查人员坚持依法办事，在统计检查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第六条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统计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在开展统计监督、检查，确保统计数字准确性和及时性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二）在宣传、贯彻统计法律、法规和完善统计制度、方法方面成绩突出的；（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抵制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敢于和善于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第七条奖励分为记功、记大功、晋级、升职、通令嘉奖和授予荣誉称号，并可发给奖品、奖金。奖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第八条奖品、奖金按国家规定在有关经费中开支。第九条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奖励，应在适当的会议和文件上公布，对个人的奖励应记入本人档案。第十条对伪造事迹骗取荣誉称号的，应予撤销，并给予当事人或有关现任者必要的行政处分。对获得荣誉称号后受到行政记大过及其以上处分，或党内严重警告及其以上处分，或刑事处分的，应撤销荣誉称号。撤销权限按评选审批权限办理。第三章处罚第十一条凡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由主管部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一）虚报、瞒报、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二）迟报、错报、漏报，经指出不改正或因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三）擅自制发统计报表、自行对外统计资料，违反统计资料保密规定的；（四）利用职权授意、强制统计人员弄虚作假、刁难、打击、报复统计人员或举报人员，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五）其他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的。对有上列行为之一而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奖励或晋升职务的，由做出有关决定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物质奖励和撤销晋升的职务。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并可以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处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并处。第十二条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符合行政执法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第十三条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应视违法数额占实际总数的比例和情节轻重确定罚款：（一）1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300元至1000元罚款。（二）10％到30％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5000元至20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1000元至2000元罚款。（三）30％到50％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20000元至35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2000元至3500元罚款。（四）50％以上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35000元至50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3500元至5000元罚款。一种统计违法行为涉及两项以上指标数据的，按涉及比例最大的计算罚款。第十四条拒报统计资料，经批评教育能认识并纠正错误，不影响报表汇总部门汇总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1000元至15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500元至1500元罚款；影响报表汇总部门汇总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15000元至50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1500元至5000元罚款。经批评教育仍不纠正错误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3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3000元至5000元罚款，并责令限期补报。第十五条迟报统计资料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应予以批评教育。在一个统计年度内累计三次以上迟报统计资料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第十六条当事人同期有两种以上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时罚款可合并计算，情节严重或手段恶劣、屡教屡犯的，应当从重处罚，但所罚款额对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超过50000元，对个体工商户不得超过5000元；情节较轻，认错态度较好，并能积极认真进行整改的，也可酌情减轻处罚，但所罚款额不得低于下一档次的最低限额。第十七条应予罚款的，由主管查处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向统计违法者发出《统计违法罚款通知书》。受罚者在接到通知书后，应在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第十八条单位的罚款，应在自有资金、预算包干经费或预算外资金中支出。企业的罚款一律不得摊入成本。所罚款额全部上缴国库。第十九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四章附则第二十条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各种行为是指：（一）虚报是指故意多报统计数字；瞒报是指故意少报统计数字；伪造是指没有事实根据捏造统计资料，或者隐瞒真实统计资料，另行捏造统计资料上报；篡改是指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擅自修改统计资料。（二）拒报是指不履行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的提供统计资料的义务，超过统计资料上报期限，经报表汇总部门两次催报后仍不报送，或在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后，逾期不予答复的。（三）迟报、错报、漏报是指主观上疏忽大意，不尽职守的行为。（四）擅自制发统计报表指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或备案，自行制发统计报表；自行对外发表统计资料是指违反统计资料管理办法，擅自发表统计资料。（五）其他统计违法行为是指违反统计上岗规定、擅自销毁统计资料、妨碍统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其他应予行政处罚的统计违法行为。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江苏省统计局负责解释。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5

行政处罚中的“乱罚”现象，严重地破坏了政府形象，极大地消解了政府公信力，是我国当前政务诚信建设亟待治理的突出问题。诚信是政府的生命，行政处罚公正严明是政府诚信流淌的血液，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社会公开是行政处罚权专横滥用的克星。为此，我国需要在完善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相关法律的同时，采取重点领域先行实施的分步走方针，加大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严格行政执法。

【关键词】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政府公信力

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对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构成威胁。社会诚信问题的治理，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普遍撒网遍地抓，而是要集中精力主抓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领域及其关键环节。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两大重要领域，而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务诚信和商务诚信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处罚信息进一步公开，要采取分类与分层相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

一、我国行政处罚信息社会公开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综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目前行政处罚公开的信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依据、处罚前对当事人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亮证执法、处罚后对当事人宣告决定或送达决定书、处罚听证。虽然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全面的，但公开的对象是限定的，只是针对行政处罚当事人。质言之，目前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不是面对公众的一种社会公开方式。这种仅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处罚信息公开，无法真正实现公众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公开，但可以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这就意味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没有公开行政处罚信息的法定义务，公开是自愿，不公开不违法，而且没有相应的罚则。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不进行主动的公开，既不利于惩戒违法者，也不利于威慑和教育其他社会成员，更不利于防范和约束执法权的滥用。

目前，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是在法律上，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行政相对人公开，还没有规定向社会公开；二是在实践上，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社会公开已开始探索实行。具言之，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公开在法律上，存在依据不充足的问题，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已走在法律的前面，一些行政部门、省市自治区的行政执法机关，开始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深圳市药监局等执法机关，或直接公布处罚决定书，或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定期公告。目前，在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向公众主动公开，还只是部分行政执法机关的自觉行为，仍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机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规避责任心理，没有主动公布处罚类信息，致使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程度，在全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二、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正当性

我国行政处罚种类多、幅度大，执法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更需要行政机关严格、公正执法。而防范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需要对执法行为进行严格规定，把“执法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且还需要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布，把“执法权”放在“阳光”下晾晒。执法程序的制度化和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化，既是预防、遏制行政执法权滥用的“校正仪”和“防腐剂”，同时也是社会民众对公权力阳光运行的期待。事实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是腐败滋生的种子，而行政处罚信息不透明，又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为此，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处于社会监督之中，会掀开行政执法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盖子，戳破腐败滋生的掩体，给行政执法者套上紧箍咒，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社会诚信建设，有赖于不良信用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对失信者的社会性的持久惩治。企业和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既包括市场交易内的违约欺骗行为所产生的失信记录，也包括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依法公开，是社会征信实现的基础，也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

企业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如果只是采取对当事人的“告知式”、“申请查询式”、“听证式”等有限公开形式，没有对社会公开，不良企业的劣迹未在社会留痕，那么，不仅没有堵掉不良企业重操旧业而违法牟利的后路，也使得政府的其它执法部门无法对“问题企业”实行预防性“监控”，更没有担起提示人民群众对不良企业防范和警惕的责任。所以说，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由于“人情”、“关系”、“权力”、“金钱”等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干扰，我国行政处罚目前存在严重的滥用执法权的问题。该罚不罚、该重罚而轻罚、有利争着罚、无利都不罚等不严格执法的行为，不仅难以达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惩戒作用，而且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是破坏政府形象的重灾区。这种“乱”罚现象的遏制，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而且也需要通过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使行政执法权受到社会的广泛监督，追究不当执法者的责任，倒逼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由于行政处罚信息不对社会公开，会导致上（政府监察部门）不清、下（公众）不知的“双盲”现象，公众和政府监察部门就会成为“睁眼瞎”，无法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进行质疑和及时纠正，所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预防和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的低成本、有效的手段。

行政处罚信息在全国统一公开，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我国的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没有纳入行政执法机关的必行职责中，致使不同省市地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程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也由此导致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一些地区或部门，把企业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但有些地区，对企业行政处罚信息未予以社会公开，这就导致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在项目招投标、市场竞争等方面，因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布而被市场排挤，发挥了失信联惩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的作用，相反，行政处罚信息未公开地区的受罚企业，因不良信息的隐匿而未受到市场惩罚，从而产生不平等的“劣币驱逐劣币”现象，并使公开地区政府部门陷入二难选择中。

三、我国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开的举措

目前，虽然《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存在两大亟待完善的法律问题：一是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不充足，表现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在《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予以向社会公开，只能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中进行间接推定。另一个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责任的规定，笼统、虚设，缺乏具体操作的确定标准。为此，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公正、公开原则中，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向社会公布列入公开的范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明确列入政府信息公开之列，并对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期限、方式、不公开的违法责任等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处罚信息因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密切相关，所以，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信息都可以全部向社会公开。为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的内容，要坚持审查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隐匿，公布包括立案日期、被处罚人名称、案由、法律依据、处罚结果、结案日期、执行机构在内的信息。

我国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激进做法，而是要循序渐进，先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且已具有明确法规规定的重要领域入手，如食品药品、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列入重点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六条要求“农业、卫生、质检、商务、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情况予以记录并公布。”对以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已有明确条例规定的重要领域的行政处罚的结果信息，要实行全国统一公开，不能让行政机关采取自愿原则，而且对那些没有公开此类处罚信息的机关，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的责任。

我国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分属于不同行政系统、归口于不同的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多主体性和业务归属的条块分割性，就使得不同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处于封闭和分散中。政府部门之间对于行政处罚信息不能共享，不利于政府系统中的相关部门对不良市场经营者的监控与防范，易于使不良经营者漏网而继续投机牟利。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多层的特点，就要求处罚结果信息必须在政府部门之间归集、流动、共享，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前端监控预防的盲点以及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处罚不一等问题。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6

二、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遵循公平、公正、适当的原则，在自由裁量权限内应按下限标准执行。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梳理，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运用范围、裁决幅度、实施种类等予以合理的细化和分解，制定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性标准，明确各个层次执法人员的权限，于年5月底前向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备案并对外公布。

三、实行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金额在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金额在2万元以上、责令企业停产停业、吊销或收缴证照等涉及企业重大权益或者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行政处罚时，应按照《市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办法》的要求，自决定之日起1个月内，向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备案。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送备案，应当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和备案报告。同时认真执行市纪委、市监察局《关于建立依法行政四项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意见》(纪发［］4号)，确保执法行为规范。

四、改革行政执法文书。行政执法部门要改变现行行政执法文书普遍存在的内容简单、过于原则、说理不透彻等问题，本着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积极探索和推广使用说理式行政执法文书，增强执法文书的公正性、逻辑性和说理性，使行政执法文书能全面、公正、客观地反映行政执法全过程。

五、遵循行政处罚法定程序。行政执法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处罚权。对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同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告知企业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企业申辩的事实、理由或提出的其他证据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采纳，不得因申辩而加重处罚。在行政处罚决定正式送达前，不得要求企业交纳罚没款，不得随意要求停产停业，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明确告知企业所享有的救济权利。

六、严格控制涉企检查。杜绝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除国家和省、市统一部署的专项检查和涉嫌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以及依法需开展的安全、消防、环保等专项检查外，每月1-25日为“无例行检查日”，在此期间，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对企业进行例行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原则上每年只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一次检查。遇特殊情况必须进行检查的，应简化和改进监督检查方式，尽可能方便企业。行政执法部门制定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及方案，应在实施前10日抄送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备案，特殊情况下的检查，应实时抄送。

七、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教育和引导执法人员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法制观念，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公正执法；要实行查处分离，针对不同执法岗位、执法人员明确相应的执法责任；建立完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要严格执行《省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对违反规定或禁令的人员及时进行处理。

八、畅通监督投诉渠道。行政执法部门要按照方便社会监督的要求，公开本部门的行政执法的权限、依据、程序，设立监督电话、评议箱、举报箱，畅通监督投诉渠道。认真受理涉及行政执法方面的投诉，对企业、群众的举报、投诉要逐件登记，快查快结，对署名投诉的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答复反馈，复杂问题一个月内答复反馈。做到“有诉必理、有理必果”。

九、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市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采取日常检查与重点检查、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全市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和行风建设的监督检查，及时了解和掌握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坚持定期不定期地对本系统的执法情况进行自查自纠。每年年底，由纪检监察机关和政府法制部门牵头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全市执法部门依法行政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结果及时报市委、市政府，并向社会公布。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7

有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去年业界针对洋奶粉频繁涨价，建议发改委出面干预市场，这种声音后来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到今年7月初宣布反垄断调查时，其实发改委的调查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一名此次遭罚企业的人士则表示，发改委今年7月份向各个企业派了多个调查组，一开始是以做调研的名义去相应的企业，后期才给企业发了正式的调查函，倒推回去看，打击高价是一个重要的导向。

尽管有舆论认为此次重罚主要针对洋奶粉，可能利好国产奶粉，但许多业内人士表示，长期来看行业格局很难发生质变。相反，洋奶粉的降价可能会令国产品牌在二三线市场受到挤压。

中国政府反垄断史上最高罚单

从今年3月开始，根据举报，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恒天然、惠氏、贝因美、明治等乳粉生产企业开展了反价格垄断调查。

证据材料显示，涉案企业均对下游经营者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转售价格维持，存在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或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且涉案企业的上述行为均达到了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或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效果，事实上达成并实施了销售乳粉的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不正当地维持了乳粉的销售高价，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发改委表示，对于违法行为严重、不能积极主动整改的合生元处上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计1.629亿元；对不能主动配合调查但能积极整改的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处上一年度销售额4%的罚款，计2.0376亿元；对能够配合调查，并主动整改的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富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几家公司均处上一年度销售额3%的罚款。

与此同时，发改委对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的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及惠氏（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明治乳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免除处罚。

“这次处罚幅度的差异性，是反垄断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积极表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说，《反垄断法》规定，对垄断协议可以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这就赋予了执法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实现执法目的。

记者计算发现，除了合生元这样的以进口奶源为主的国产奶粉企业，本次处罚相比这些全球乳业巨头的利润规模而言并不算重。2012年全年美赞臣全球净利润为6.05亿美元，此次处罚占比约为5.08%；恒天然的罚金占利润的比例为0.14%，雅培为0.21%；而2012年全年多美滋母公司达能全球净利润为18.2亿欧元，此次处罚占比为1.16%；而合生元2012年全年净利润为7.43亿，此次处罚占比为21.92%。

打击高价是重要的导向

由此，中国奶粉市场上的第一次反垄断行动宣告结束。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表示，这是政府部门重视业界声音的结果。

今年起，多部门频出“保卫”乳业措施。5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按照严格的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婴幼儿奶粉质量”。此后，工信部再出重拳。6月4日，工信部提出对婴幼儿配方乳企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检查，并将通过强化行业准入管理来淘汰质量安全不达标企业，提振消费者信心。

国内奶粉企业的兼并重组大幕随即拉开。6月18日，工信部宣布，蒙牛斥资约98亿元收购雅士利。工信部消费工业司副巡视员高伏也表示，工信部将大力推动实施婴幼儿配方乳企的兼并重组工作，将行业集中度提高到70%以上。6月20日，工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称将全力以赴打一场提高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平的攻坚战，重塑消费者对国产乳粉的信心。

一名此次遭罚企业的人士表示，打击高价是一个重要的导向，洋奶粉中第一个站出来宣布降价的企业惠氏被免于处罚，“惠氏过去数年多次涨价，当时我们很意外，为何突然要降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反垄断，惠氏的降价可以带动行业的降价行为”。

中国社科院教授王晓晔说，涉案企业敢于知法犯法，底气来自被垄断的市场。由于国内奶粉企业尚未成长起来，巨大的市场需求让很多外资奶企自我感觉良好，而消费者对洋奶粉品牌信任度也高，消费者的追捧也使得涉案企业屡屡提价更有底气。

乳业专家冯启认为，行业还是感觉比较吃惊，感觉处罚力度比较重，但是如果考虑到外资奶粉的市场份额、话语权也可以理解。

“这次处罚其实并没有一板子全部拍向外资，不完全是向着国产、打击进口。但受处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利润在行业前列、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进口奶源为主的。”乳业专家宋亮认为，《反垄断法》规定最高可以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来看，发改委这次处罚主要以惩戒为主，处罚力度不大，“提醒企业不要再我行我素，否则其他的配套措施一定会跟上”。

被罚乳企称不准备辩驳

美赞臣及时公布了发改委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决议。美赞臣表示，将不准备辩驳。美赞臣首席财务官于7月底曾预计，这次反垄断调查将导致公司销售约减少5500万美元-6500万美元。

合生元也公告，已于8月6日接到发改委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合生元表示，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讼，将及时通过支付上述罚款以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

多美滋声明指出：尊重国家发改委做出的反垄断处罚决定，并将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积极做好整改工作。

恒天然集团也回应称，接受国家发改委近日作出的调查结果，并将及时履行发改委决定。

被处以0.7734亿元人民币罚款的雅培公司也表示，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相关调查工作。“我们已经接受并将缴纳罚款，并已经与中国国家发改委一起解决了相关问题。”雅培方面表示。

“洋奶粉”涨价将更为隐蔽

在业内人士看来，天价罚单之后奶粉企业的涨价方式将更为隐蔽。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知名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今后奶粉企业的涨价会更为隐蔽，“仍然可以通过推新品等方式变相涨价。”

在接受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之后首个宣布降价的奶粉企业惠氏就被指通过推新品的方式“变相涨价”。惠氏日前低调推出新配方婴幼儿奶粉，新品价格与7月3日降价前的原配方奶粉价格一样。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高级分析师宋亮表示，发改委的处罚将可能带来洋奶粉在中国经营策略的改变，“目前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没有指定完毕，一旦规则定下来，外资奶粉企业一定会找出博弈的方法”。

罚单难改市场格局

对于此次反垄断调查的影响，不少业界人士认为，行业格局不太可能发生大的改变。

上述遭受处罚的奶粉企业人士认为，此次反垄断处罚对行业影响不会很大，毕竟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产品质量问题，反而近日的恒天然问题奶粉会对市场有较大的影响。

华创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金凤对本刊记者表示，短期来看，这些受到处罚降价的奶粉企业的渠道重新理顺还得有段时间，这涉及到库存处理、终端价格调整等方面；从中期来看，未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奶粉提价的动作会较少；从长期来看，这次受罚的主要是外资奶粉企业，从一些迹象来看，目前政府的做法就是希望能扶持国产奶粉企业、提升国产奶粉行业形象。

有蒙牛奶粉业务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近期一些国产奶粉都在终端大力进行投入，希望能有机会抢得一些外资奶粉的市场份额。

宋亮认为，此次反垄断的调查效果已基本达到，一是企业主动降价，幅度在10%左右，二是对行业的震慑力。不过他认为，一次反垄断调查并不能改变现有市场的竞争格局，进口奶粉占据市场较大份额的现状并不会改变。

冯启则认为，从近期恒天然污染原料粉事件、雅培疑似隐瞒门，以及此次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结果的出台来看，高端进口奶粉受到冲击。但是长期看来，这种做法并不会让国产奶粉就此受益，只会让消费者对整个奶粉市场品牌的信心受创，在选择产品渠道、品牌时有更多思考时间。过往的经验来看，外资奶粉可能会出现阶段性下滑，可能会使得代购等出现临时性反弹，但长期来看不会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质变影响。

目前国内一些评论认为，接二连三的负面消息加上最新的恒天然问题奶粉事件，无疑给信奉洋奶粉的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洋奶粉百分百纯净的神话已被打破。“消费者的信任是当前竞争中的核心。这是首要问题，国产企业还是没有准备好。”北京普天盛道品牌营销顾问机构董事长雷永军认为，洋奶粉的降价，可能会给国内的贝因美、伊利、飞鹤、雅士利、圣元等同类型产品在二三线市场造成很大的挤压。

根据普天盛道的研究，奶粉价格在超过230～250元/听的时候，不少消费者会吃不消，而最终导致转换品牌。而价格一旦低于200元/听，消费者会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如果洋奶粉降价到200元以下，有可能造成二三线市场不少顾客转向外资品牌。

亦有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政府部门在整顿奶粉市场的过程中，需要与市场手段结合，打出组合拳。“政府部门在恢复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信心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宋亮说，此次反垄断是整顿奶粉市场的重拳之一，后期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奶粉市场整顿时要进行统筹，将整顿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短期和长期手段结合，加剧奶粉市场的竞争。

延伸阅读：

“垄断者”操纵内幕

说一套，做一套——合同中声明建议零售价只具有参考意义，绝不会强制下游经营者执行，但实际管理中对低于建议零售价销售的经销商给予警告、威胁终止合作、限制或停止供货等一系列惩罚手段。

随意扣减返利——凡经销商不“完全遵照”公司价格政策，便拿不到销售返利。

动辄停止供货——“贵司二三段奶粉低价海报行为已扰乱我公司市场行为……”当发现经销商擅自打折促销时，一家涉案企业发出了停止供货警告。

除了上述操控价格手段，在调查中还发现涉案企业采用合同约定、直接罚款、变相罚款等其他手段控制下游经销商涨价，这些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也是导致目前大牌奶粉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延伸阅读：

反垄断进行时

2013年8月7日——发改委对合生元等6家乳企开出近6.7亿元的天价罚单。

2013年7月——工商总局对利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予以立案。

2013年3月——上海发改委调查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涉嫌价格垄断问题。

2013年2月——茅台和五粮液因价格垄断分别被罚2.47亿元、2.02亿元。

2013年1月——发改委对三星、LG等6企处以退还、没收和罚款共3.53亿元。

2011年11月——发改委对山东2家医企处以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逾700万元。

2011年11月——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

2011年8月——发改委处罚各银行违规收费，邮储银行被罚180万元。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篇8

[关键词]行政指导； 检验检疫建设； 有效规范； 积极引导；

一、案例汇总

建设和谐质检要求全系统着力增强内外部的和谐，加快形成合心、合力、合作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调动检验检疫所能，探索一种不同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强制性手段，更注重检验检疫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配合的新型管理方式。在进出口检验监管过程中推行行政指导，运用非强制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社会经济事务。

案例一：2011年为全面推进临湖集聚区升级工作，苏州检验检疫局吴中办事处召开临湖集聚区建设推进暨普法宣传会，共同讨论集聚区发展计划，共谋转型升级大计。并根据针织服装产业特点，为区内企业制定风险预警和应对策略，向临湖镇镇政府领导、临湖镇出口毛衫龙头企业以及临湖镇商会秘书长赠送《检验检疫局案例汇编》，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案例二：苏州某时装有限公司是吴中办辖区内的无纸报检企业。在2010年苏州检验检疫局吴中办年度无纸报检监督检查中被暂停无纸报检资格。2011年吴中办党员干部带头深入基层，为企业开展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无纸报检业务的“一对一”专项培训，针对企业无纸报检日常工作的重点，要点项目开展行政指导工作，为该企业尽快恢复无纸报检打下坚实的基础。

案例三：江苏某仓储物流企业因为业务人员流动平凡，业务量大，长期以来一直是行政处罚名单上的常客。2011年来苏州检验检疫局利用日常检查、下厂调查和检验监管的机会，向企业进行普法宣贯，向企业发送业务指南，案例汇编等普法书籍，根据企业情况，给予质量检验、业务办理、行业标准、质量体系构建等方面的培训和行政指导，平均每月日常监管和宣贯有30余次，有效规范企业行为，使得该企业从行政处罚名单上消失。

二、案例分析

1.违法行为发生前。(1)重点项目预警。检验检疫部门通过与地方政府、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等加强联系，主动了解大型进出口项目、新设企业进出口需求等，提供“送法上门”等服务，让行政相对人第一时间了解检验检疫法律法规，从而在进出口环节规范操作。(2)监管过程预警。在委托进口的贸易中，实际的收、发货人极有可能并不清楚检验检疫的相关规定，因此在无意中违法。这一现象在进口商品检验过程中经常发生。检验检疫部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对发现的有可能发生违法的苗头性、倾向，及时通过提示、警示、通知等方式，控制违法事态的蔓延，及早纠正违法倾向，尽量避免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2.违法行为发生后。(1)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检验检疫部门对已经立案的轻微违法行为，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且通过行政指导能达到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能够预防再次发生的情况下，适当作出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这样在能达到相同行政管理目标的同时，还更有利于缓和矛盾，促进和谐。(2)说理式办案。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对当事人说清事理、说透法理、说通情理，以提高当事人对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认知，争取当事人的配合，增进案件的透明度，促进案件的顺利办结。这可以说是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以行政指导确保个案公正性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避免因执法不公而造成行政执法权威的落空。

3.违法行为处置后。行政处罚回访。在违法行为遭受处罚后，检验检疫部门可结合日常监管等工作，对受过处罚的相对人进行主动回访，了解其对案件处罚是否有想法、有疑义，并可以借机观察其事后整改情况，解答行政相对人的疑问，可杜绝以往“只罚不纠”情形，避免反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三、检验检疫行政指导工作的主要内容

1.有效规范。推行服务发展行政建议。所谓行政建议是指向行政相对人提出引导性、倾向性意见供其参考，以促进企业发展。目前，检验检疫部门可适用行政建议的有以下情形：⑴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亟待改善的问题；⑵出口商品至给惠国而未签发原产地证；⑶有效举措帮助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⑷帮助企业有效提高通关效率的；⑸其他可以实施行政建议的事项

2.一企一策。推行重大项目行政辅导。行政辅导就是当行政相对人有重大项目引进、申请免验、申请“两证”时要求或其他特殊需求时，充分发挥检验检疫政策优势，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各级检验检疫部门积极运用行政辅导，创造性地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一企一策”的工作方法，主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检验检疫解决方案，这种做法不仅受到了企业的好评，提振进出口企业的投资信心，也丰富了行政辅导的内涵，提升了检验检疫的社会影响力。

3.积极引导。推行日常管理行政提示。行政提示是指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挥检验检疫机构信息、知识、政策优势，提示企业履行相关责任义务，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行政提示的方式有许多种，包括技术指导、通报提示、专项培训和政策宣传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检验检疫工作中引入行政指导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提高监管效能，减少和避免监管对象不配合的现象，并能促使监管对象主动参与检验检疫监管工作，实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通过政策宣导、质量分析、行政建议等多种手段，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危机；此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行政民主、行政法制、行政服务意识，构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和谐关系，促进服务型检验检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