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范文
时间：2024-03-08 10:16:01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1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义务教育；教育政策；教育经费
以农民工子女为主体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已经并将长期成为城市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我国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还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政策。在全国城乡普遍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还没得到很好地解决，成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中央政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演进
1996年以前，中央政府没有制定过流动儿童教育的任何文件，1996年后陆续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管理责任下放、经费责任不明确时期
1996年4月，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制定并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这是中央政府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文件提出，流入地政府要为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具体承担管理职责。流动儿童以在全日制中小学借读为主。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学校，其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学校可以向流动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收取借读费。该文件强调办学者和家庭的经费责任，没有对政府承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作任何规定。
1998年3月，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这个文件的内容与1996年的文件基本相同，只是规定得更为清晰，如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入学“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而不是笼统的“以全日制中小学为主”。这个文件正式确立了流动儿童教育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但这个文件也没有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问题作出规定。
2001年5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个文件比以前的两个文件更进了一步，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视为政府必须依法保障的权利。但由于这个文件不是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专门文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更多的规定，也没有提到政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责任。
上述三个文件构成了中央政府1996-2003年期间对以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基本政策框架。这些文件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筹资和收费、公办学校借读费等问题虽都有所提及，但并没有明确政府的经费负担责任。
(二)政府经费责任明确但各级政府责任不清晰时期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央政府第一份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文件。文件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作出比较全面的政策规定。
除重申“两为主”政策以外，上述文件提出：“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保障机制。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此外，该文件还要求流入地政府的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发展计划，将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编制部门要将农民工子女数量纳入定编范围，作为学校定编的基础；价格主管部门要制订收费标准，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并检查学校收费情况；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六部委的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了政府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承担经费保障责任，但将这一责任下放到了流入地政府。
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流入地政府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责任，要求流入地政府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人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该文件还第一次提出，流入地政府对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
2008年8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享受补助；中央财政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适当奖励。
上述国务院及六部委的三个文件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问题的规定，是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所作的最为详尽的规定。通过这三个文件，中央政府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三项经费责任：公办学校的校舍建设、人员和公用经费责任；对受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的经费补助责任；对农民工子女的免费和资助责任。
不过，尽管中央政府明确了流入地政府的经费责任，但是其自身却没有承担责任(只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适当奖励)，也没有对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分担经费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还是一项责任下推的半模糊政策。
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地方模式
中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问题上推卸自身责任的半模糊政策，为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和卸责留下了很大空间，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模式。
(一)上海模式
2008年，上海市教委文件，要求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纳入各区县教育发展规划，增建公办学校，加大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力度。资助农民工子女学校改造，使其达到基本办学条件，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围。市财政对符合规划要求，纳入规范改造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一次性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改造经费。纳入规范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要与公办学校一样免除学生的学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市财政按接纳学生人数给予每生每年1000元的基本成本补贴，余下部分由区县根据实际成本核算情况予以补足。2009年，上海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65％；规范改造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达到146所，接纳了农民工子女的25％。在公办学校和规范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就学、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达到了90％。到2010年，农民工子女将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经费、有一定质量保证的免费义务教育。
2008年以来上海的政策调整和实践，形成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上海模式。上海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公办学校尽力接纳农民工子女，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政府主导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改造和规范并提供持续的成本补偿；市和区县共同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市级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中起主导作用。
与上海模式比较接近，政府为农民工子女尽力提供较好教育条件的还有天津、福建等地区。天津市强调公办学校的责任，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100％由公办学校接纳，不允许农民工子女学校存在。2008年，福建86％的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省政府要求对委托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给予财政补助。不过与上海不同的是，这些省、市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区县承担，省和市级政府负担较少。
(二)北京模式
2009年，有41.8万非户籍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其中67％在公办学校就读，还有约14万非户籍儿童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或民办学校就读。北京目前还有200多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但只有60多所是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近几年，政府对有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提供了少量的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对在公办学校就读、符合一定标准的农民工子女免除了杂费，对有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中符合一定标准的学生提供了相当于公办学校杂费标准的补助。但对于100多所没有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和其中的学生，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也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措施。
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称作北京模式。北京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在50％以上，做到了“以公办学校为主”，但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子女在条件简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基本由区县政府负担；政府对有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及学生提供了少量财政补助资金，补助资金由市和区县分担；市级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
全国多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负担政策接近北京模式。
(三)贵阳模式
2004年起，贵阳市政府通过改扩建公办中小学，提高接纳农民工子女的能力，但多数农民工子女还在民办学校就读。2008年，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享受了免除学杂费待遇，市财政对民办学校按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人数提供经费补助，每人一年补助200元，其中100元抵学杂费，另100元改善办学条件。2008年，贵阳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约13万余人，其中9万余人在民办中小学就读，民办学校承担了约70％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
贵阳市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可以称为贵阳模式。贵阳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虽然政府努力加大公办学校接收的力度，但限于接纳能力，公办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不到50％，没有做到“以公办学校为主”；农民工子女多数就读于民办学校，政府对民办学校及学生普遍提供财政补助，补助经费主要由市政府统筹；市级政府在提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像贵阳这样农民工子女数量大、财政能力薄弱，但对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尽力提供财政支持的城市很少。
(四)广州模式
2008年，约有40万外来务工子女在广州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只占30％，另外70％就读于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女学校。政府对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女学校基本没有提供财政补助。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工子女不仅不能享受免学杂费待遇，还要按择校生对待，交纳借读费。㈣在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更没有得到政府的免学杂费补助。
广州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和实践可以称为广州模式。广州模式也可称为广东模式，是深圳、东莞等广东其他城市普遍采用的模式。广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公办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比例远低于50％，没有做到“以公办学校为主”；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农民工子女学校，而政府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极少提供财政补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和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非广东籍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免除学杂费的待遇；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主要由区县承担，省和市级政府很少提供经费补助，没有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发挥积极主导作用。
广州市政府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提供财政支持的力度，不仅远远不如上海和北京，甚至比贵阳还要差很多。在贵阳，虽然也有70％的农民工子女在民办学校就读，但民办学校和学生普遍能得到财政补助。像广州这样财力雄厚但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解决得很差的城市，在广东以外的城市很少。
三、现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尽管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但由于经费负担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继续改革与完善。
(一)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问题
1 政策设计不完善
现行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完善。
第一，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不清晰。现行经费负担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的是“两为主”。但“两为主”是对管理和就学方式的规定，不应该是政策目标。政策目标应该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为非户籍儿童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条件。即使是“两为主”政策，也存在含义不明确的问题。公办学校就读为主的数量界限是多少?是不是超过50％就是“为主”了?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
第二，区县承担主要经费责任不合理。由于中央政府只是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责任交给地方，各地的省、市级政府多效法中央，将责任层层下推，最后实际上推到了区县政府身上。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收入体制下，农民工为城市政府创造的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利益，更多是全市范围共享的。农民工进城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则更多是全省、全国共享的成果。但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下，城市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区县政府负担。因此，对于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一种净收益为负的制度安排。这种利益格局必然导致区县政府尽可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减少接纳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数量，进而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
第三，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下，公办学校可以进行创收活动，可以用创收的收入作为教职工的津贴和补贴。在招生上的自由裁量权，是中小学校创收的优越条件。公办学校资源的不足和地方政府的高准入条件，已经使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遇到很多困难，政府给予公办学校是否接收农民工子女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公办学校向农民工违规收费的机会，加大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难度和成本。
2 政策效果不理想
政策设计的不完善导致了政策效果不很理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难。尽管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多数进入公办学校就学，但还有几百万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仅广东一个省，就有100多万农民工子女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农民工子女难以进入公办学校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工居住地附近没有公办学校或公办学校接纳能力不足。二是公办学校的准入条件高，如深圳市政府规定，农民工子女在深圳的公办学校就学需要提供暂住证等9个证明。农民工子女满足不了条件便无法进入公办校读书。三是有些公办学校收取较高的借读费、赞助费，农民工负担不起。
第二，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差。由于各种原因，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公办学校就学，只能进入农民工子女学校接受基本的教育。但农民工子女学校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受农民工支付能力的约束，收费水平较低，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质量不高。2008年初，笔者调查了40所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和其中的222名教师。调查发现，95％的教师没有配备电脑，28％的学校没有图书室，70％的学校没有实验室，73％的学校音乐器材满足率不到40％，64％的学校体育器材满足率不到40％，52％的教师学历是高中或以下。
第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流入地政府应当为非户籍儿童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各地制订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基本上都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农民工子女实际上难以获得平等的义务教育条件。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对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提供多种证明；很多城市只有部分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且一般都是办学条件较差的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即使进入了公办学校，也不能获得同等待遇。如广东省规定，城市义务教育免费的对象限于广东省户籍的非农户学生，明确排斥了农民工子女。
(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负担政策的改革思路
1 建立以流入省市政府为主的经费分担制度
无论是从保障最弱势的农民工子女的法定义务教育权利的公平角度，还是从推进经济和人口城市化、现代化的效率角度，建立政府出资、覆盖全体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全国性跨区域的准公共产品性质，要求从中央到区县的各级政府都应该分担其经费。因此，应该区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子女，建立相应的各级政府共同分担、以省市政府为主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负担体制。
2 扩大供给，规范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收费和资助制度
“以公办学校为主”实施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是中央政府的一贯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公办学校容量不足，地方政府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以及公办学校出于自身利益的拒收和不规范收费等原因，给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增加了很大困难。因此，应该完善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增加公办学校供给，降低公办学校的准入条件，规范公办学校的管理和收费，增加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增大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3 建立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财政投入机制
农民工子女学校是为满足低收入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而产生的。由于其费用低、离农民工居住地近、入学形式灵活等特点，受到了无法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的欢迎。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农民工聚集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即使加快公办学校的新建，很长时期内还难以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求，农民工子女学校还将继续存在。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2
关键词：湖南；农村“留守子女”；成本收益分析；形成原因；对策
一、引言
所谓“留守子女”，是指农村中父母双方进城务工，在家与祖辈、其他亲邻或者独自一人生活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群体。目前，一大批学者、媒体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探讨农村“留守子女”问题：王东宇、林宏（200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课题组（2004），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2005）等，认为农村“留守子女”存在人身安全、学习、品行、心理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李庆丰（2002）、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课题组（2004）等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从学校、社会、家庭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湖南作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之一，尽管其省际、省内各地、县级市之间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但农民流动并没有带动其子女的相应流动，大部分的家庭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子女”。现阶段湖南存在庞大的“留守子女”队伍：段成荣、周福林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分析得出湖南留守儿童占湖南省儿童总数的12.53%；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留守子女”占子女总数的比例更大，2004年攸县在校中小学生中“留守子女”达3.38万人，占其在校学生总数高达35%。更不容忽视的是，农民工外出给湖南农村“留守子女”的心理、智力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如范方、桑标（2005）对邵阳市两县的调研发现“留守子女”亲子教育的替代导致了家庭环境的恶化，不良的家庭环境进而引起或诱发儿童不良人格因素，最终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刘文艳（2005）通过对衡阳市12个县市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鉴于当前农村一方面存在规模大的“留守子女”群体，另一方面“留守子女”的身心发展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各级政府对该群体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留守子女”问题。本文从湖南“留守子女”问题现状出发，探讨其形成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二、湖南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形成原因分析
（一）“留守子女”群体形成原因的成本收益分析
1、农民行动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为深入研究湖南省农民不携带子女外出打工，从而最终导致规模巨大的“留守子女”群体的原因，本文从农民工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假设如下：（1）农民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农民携带子女外出，第二种是农民不携带子女外出，第三种是农民在家务农；（2）第一种情况下的成本：农民本人在城市的所有费用Lp1、子女在城市的教育费用Ec1、子女在城市生活除教育费用外的所有费用Lc1；第一种情况下的收益：城市工资收入Wp1、子女未来工资收入Wc1。第二种情况下的成本：农民本人在城市的所有费用Lp2、子女在农村的教育费用Ec2、子女在农村生活除教育费用外的所有费用Lc2；第二种情况下的收益：城市工资收入Wp2、子女未来工资收入Wc2。第三种情况下的成本：农民本人在农村的所有费用Lp3、子女在农村的教育费用Ec3、子女在农村生活除教育费用外的所有费用Lc3；第三种情况下的收益：农民务农收入Wp3、子女未来工资收入Wc3。（3）子女未来工资收入与子女将来受教育程度有关，而受教育程度取决于孩子的身心、智力发展情况，上述Wc1、Wc2、Wc3皆为子女未来工资收入的贴现值。（4）鉴于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原因，农民决策是一种短期行为，决策目标只是当期收入最大化，即收入仅考虑农民本人工资收入，而成本则考虑农民本人跟子女。在第一种情况下，农民的收入Yp1=Wp1-（Lp1+Ec1+Lc1），第二种情况下，农民的收入Yp2=Wp2-（Lp2+ Ec2+Lc2），第三种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是Yp3=Wp3-（Lp3+Ec3+Lc3）。农民的最终决策取决于三种情况下的收入Yp1、Yp2、Yp3值的大小。若Yp1最大，则农民携带子女外出，子女在城市接收教育；若Yp2最大，则农民不携带子女外出，子女成为“留守子女”；若Yp3最大，则农民在家务农，子女在农村接受教育。
2、湖南农村“留守子女”群体形成原因的成本收益分析。湖南农村存在规模巨大的“留守子女”群体，这是农民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农民务农收入远低于城市工资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不同职业工资之间、城乡收入之间差距明显：如2004年，湖南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961元，而湖南的平均工资数是13928元，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8617.48元，而农村纯收入仅2837.76元，即Wp3＜＜Wp1=Wp2。（2）城乡之间存在“壁垒”，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生活的成本过大：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成本过高，即Ec1＞＞Ec2=Ec3；同时，城市物价水平相对农村要高，子女在城市生活需要交付房租、水费等农村并不要支付的成本，生活成本较高，即Lp1=Lp2＞＞Lp3，Lc1＞Lc2=Lc3。通过比较可知，在现阶段，Yp2=Wp2-（Lp2+Ec2+Lc2）＞Yp1=Wp1-（Lp1+Ec1+Lc1），Wp3-（Lp3+Ec3+Lc3），故湖南农民的“最优决策”是第二种，即不携带子女外出。
（二）“留守子女”在农村身心发展受到影响的原因分析
农民不携带子女外出务工，一方面导致湖南农村存在规模巨大的“留守子女”群体，另一方面也对“留守子女”的身心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归因于“留守子女”既不能受到有效的学校教育，又不能享受完善的家庭教育，最终的结果，是Wc2＜Wc1，Wc3：
1、农村学校缺乏发挥有效学校教育作用的办学条件。学校是孩子接受知识和成长的主要场所，有效的学校教育，对于孩子的智力发育、人格健全作用重大，可是，目前，湖南绝大部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欠缺：一方面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师资水平较低。办学条件的限制，使农村学校对“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心有余力不足。
2、代养人、农民工未能起到有效的家庭教育作用。农民外出务工，“留守子女”不能受到有效的家庭教育：代养人主要是祖辈，对孩子的照顾往往局限在生活上，忽视孩子的学习，尤其是心理需求与发展。
三、湖南农村“留守子女”问题解决途径探索
湖南农村“留守子女”问题形势严峻，而“留守子女”问题又与湖南的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息息相关，关系到湖南的长远、稳定发展，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或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外出务工，减少“留守子女”数量；另一方面，在既存规模巨大的“留守子女”群体下，采取措施，将农民工外出对“留守子女”的影响降到最低：
（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减少“留守子女”数量
1、继续加大城市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的支持力度。为了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湖南省政府于2004年制定了《湖南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办法》，2005年又实行了《湖南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标准》，这对于妥善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发挥民办学校在吸收农民工子女就学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应该拓宽教育经费收入来源，加大政府对城市教育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应该降低民间资本的办学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缓解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大幅涌入造成的城市教育资源紧张问题，同时，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宏观管理，引导其健康发展。
3、加快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具体制度的改革进程，保证进城农民工利益。
4、大力推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农民携带子女外出创造条件。湖南省于2004年开始推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广泛开展引导性培训、技能性培训、转移后培训，为尽可能多的农民提供培训的机会，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增加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及务工收入。
5、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外出务工农民数量。一方面，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全面落实“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面推行粮食直补工作，实施良种补贴，落实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财税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高效经济作物，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变农民的行动决策，减少外出务工，源头上避免“留守子女”群体的出现。
（二）发挥农村学校、农村基层、农民本人作用，降低对“留守子女”身心发展的影响
1、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发挥农村学校的学校教育作用。一方面，逐步增加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比例，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保证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另一方面，对贫困县市增加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县市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投入，同时，呼吁全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支持，通过希望工程、大学生支教等方式获取社会力量的帮助。
2、建立“留守子女”教育监督体系，发挥代养人的教育作用。代养人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对“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关系重大，在现实情况下，可以考虑由村委、妇联等部门构成的一个农村“留守子女”监督教育体系，像邵阳市新宁县白沙镇由镇计生办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推行的“代管家长制”，效果比较好。
3、农民本人应慎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作用重大，外出务工之前，农民应权衡利弊，考虑自身外出对子女学习、心理上的影响。若因为自己的外出，对子女的影响太大，则应该选择少外出务工。外出农民工将子女留在家中，应该采取措施将对子女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一方面，农民工应该选好代养人，嘱咐其对子女的生活、学习等多方面进行关照；另一方面，鉴于家庭教育的难以替代性，农民工应该经常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多与子女沟通，条件允许的话，常回家看看，长假期间与子女相聚，弥补亲情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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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3
[论文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对策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这里的流动人口子女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并且在城市中从事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的“农村外出就业者”的子女，年龄范围界定在6～16岁之间，即在义务教育范围内的这部分孩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跟随父母进城，在城市中的各类学校学习的这部分孩子，他们又被称为“流动儿童”。
一、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环境影响孩子教育
1.贫困的家庭条件，直接影响孩子的教育。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对子女正常的社会化进程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城市正常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要缴纳很大一部分费用。而对于现实中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家庭来讲，家长的经济收入低且不稳定，他们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子接受正常教育的经费压力。庞大的经济压力，使得农民工无法给子女同城市孩子同样的条件。
2.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会对子女的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当前，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失学或辍学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父母自身忙于生计，而忽视了对子女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很多父母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受经济利益诱惑和封建小农意识、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与其花大把的钱让孩子读书，不如把孩子带在身边，帮自己挣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农村孩子辍学打工现象的增长。
(二)学校条件有限，孩子就学难
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就学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当地公立的学校借读；二是在流动人口自发兴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
1.公办学校
近年来，虽然流入地政府部门对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开始关注，但明显地保障力度不够，对于经过努力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当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进校门时，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主要表现如下：
(1)因成绩跟不上，面临老师不公正的待遇。由于经济收入、文化背景以及教学质量等构成的城乡差别，在农民工子女进城学习过程中，学习基础差，出现成绩跟不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致使一些对农民工子女有偏见的教师，在对待城乡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上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如在处理城乡学生的矛盾冲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学习辅导上，对农民工子女缺乏耐心，相反对城市孩子给予更多的照顾等。
(2)由于教育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公立学校不可能做到全部接收。对公办学校来说，近些年来，新生入学人数和在校生的缩减趋势，使之具有了接受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相比于外来人员子女的数量，公办小学可接收的学生人数有限，这就致使流动人口子女被公办学校拒之门外的现象频频出现。
2.农民工子女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进城人口自立自救的结果。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给那些被排斥在公办学校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资金缺乏、校舍不稳定、课程设置不到位、师资力量单薄等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教育。
(三)地方政府支持不足
由于长期以来的户籍管理藩篱，流动子女很难享受到和城市孩子相同的待遇。虽然有很多流入地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来解决流动子女就学问题，但其实施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对于外来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处于支持能力不足的现状。
二、造成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
(一)国家相关制度形成城市壁垒
1.长期实行与户籍制度相应的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义务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户籍制度致使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相割裂。同时与户籍制度相对应，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体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的义务教育由政府财政担负，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买单。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体制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性。
2.政府政策管理缺位。城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大量流入，使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法律上，《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流人地政府对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的统一标准，使得上述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流入地政府的做法是盲目地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出来，并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外来人员子女教育出现很多问题。
(二)学校教育的不公平
一方面，由于公办学校资源的有限性，面对庞大的流动子女大军，城市学校只简单地以家长的经济实力作为筛选条件，直接损害了外来人员子女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在城市中有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但是由于其是私人办学，不管是经费，还是师资力量都很难达到规定标准。与城市子女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接受学校教育上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公平。
(三)家庭教育的有限性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滞后于学校教育，家长在配合学校教育上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长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对孩子的学习辅导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后从事的职业大都为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劳动报酬低且十分辛苦，父母也就没有额外的精力来管理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家长会认为孩子进了学校，教育方面就是学校的事了，而自己在教育子女上的任务就是为子女提供充分的经济上的支持。
(四)变更的学校环境。使学生很难适应
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环境、生活方式等与城里孩子有较大差别，同时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稳定性，致使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也存在间断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子女不仅要去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环境，还必须不断地去适应变更的学校环境，这都严重影响了孩子对学习的热情，使其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心理上出现厌学、抵触情绪。因此，在以城里孩子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下，流动人口子女遭遇了适应性障碍。
三、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工作力度，解决流动子女就学问题
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庞大，其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义务教育能否全面普及，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解决这一问题：
1.加大就学渠道，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顺利实施创造条件。鼓励公办学校充分利用闲置教育资源，挖掘办学潜力，使其扩大招生容量。同时鉴于城市公立学校在接受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方面的有限性，当务之急就是规范民间办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审批条件，尽量简化入学审批手续，为其提供实际帮助。
2.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法制轨道。第一，应把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利用法规形式规定下来，当地政府要把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纳入本地重要工作内容，明确公办学校接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应在全国范围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为保护流动人口的平等权利提供法律保障，真正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3.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功能，使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环境得到改善。作为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政府，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流动人口的做法。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更多的关于流动人口的正面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同时鼓励更多的社会工作者主动走进流动人口家庭，了解这个群体。从根本上给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真正使其子女在学校中树立信心，与城市孩子共享一片蓝天。
(二)充分发挥学校育人功能，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
1.充分发挥学校育人功能。以公立学校为主，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应切实做好接收工作，积极利用教育资源，禁止在入学手续和赞助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设置障碍。同时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下，应该积极争取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达到公立学校的标准，从而更好地发挥学校的。育人功能，为流动儿童创造一片新的天空。
2.教师尊重学生，帮助营造一个良好的班集体氛围。流动人口子女从农村走向城市，这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这需要老师、家长等积极地给予他们心理辅导，尊重他们，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又由于流动人口子女家长本身认知的有限性，这就要求学校老师更加关注这些外来子女，在学习上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同时在生活中还应注意组织城市儿童与流动人口子女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班级中，在班集体中获得更健康的发展。
(三)建立良好家庭环境，保障孩子健康发展
1.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尊重孩子意愿。流动人口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跟随父母远离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和心理上都面临很多问题。作为孩子父母，虽然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但对孩子的教育与关注不可忽视。在自己有限的空闲时间里，父母应多抽空陪陪孩子，主动关心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多听听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跟孩子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4
关键词：调研报告；教育公平；随迁子女教育；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0-0049-04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由此带来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已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已列入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年4月至6月，我们对江苏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初步摸清了全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的基本情况，较客观地看到了江苏基础教育在“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较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状况
目前，我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总数为824908人，其中在小学就读为632267人，在初中就读为192641人（外省在江苏就读小学为329140人，初中为86322人）；在公办学校就读人数为706802人。全省有民办民工子弟学校145所，就读人数为118106人，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85．68％，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9％以上。
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十一五”期间，通过制定特殊政策，下发专门文件，召开专题会议，积极探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全省已经基本实现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的目标。
（一）突出流入地政府责任
2005年，省政府调整政策，专门发文把“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原则明确调整为“由流入地政府负责”。要求各级政府把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纳入当地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坚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原则，按学龄人口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统筹规划，合理设置义务教育学校，配置教育资源，确保每个进城务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能够就近接受义务教育。
在我省经济较发达地区，不仅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也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全省各地一直坚持较宽口径，把在农村务工的外来人员子女也纳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范围，凡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的待遇，在农村务工的外来人员子女也同等享受。
（二）坚持公办学校吸收为主
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各地挖掘公办学校潜力，尽量安排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混合编班。多年来，我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一直稳定在99％左右的较高水平。除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及扬州等5个市的部分县区有民工子弟学校外，其他各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均100％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同等免费教育
2006年，我省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政策；2008年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2011年春学期起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作业本制度。这些政策惠及全省城乡义务教育所有学生，即公办学校学生（含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含民办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就是不分公办民办，不论城市农村，一个不漏、人人享受免收学杂费、免费教科书、免费作业本的权利。
（四）大力扶持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由于公办学校容量有限，暂时无法全部吸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保留了一批民工子弟学校。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等相对较弱，需要给予扶持。为了让这类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各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和扶持民办民工子弟学校。在办学条件上，给予经费和设施设备（图书、计算机、桌凳等）的支持。省财政从2005年开始，每年安排15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各地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工作。今年省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已达3000万。苏州市是全省外来民工子女最多的市，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给予补助。张家港市对达到一定办学条件的民工子弟学校给予60万元的奖励。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各地将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纳入当地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中，有的还从公办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到民工子弟学校参与管理和任教，帮助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在学校管理上，对民工子弟学校与当地学校一样要求，进行统一管理。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参加当地同类学校校长会议。常规管理与当地同类学校一样要求，学生的学籍也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
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就读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总体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镇流动，进而逐步向县城流动，再向中心城市流动。父母工作的迁移性加剧了其子女上学的流动性。调查显示，我省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
（一）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数量不足
随着生源的快速增长，现有办学规模已无法保证当地适龄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正常就近入学的需要。有些地方只能安排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指定的相对较远的公办学校就读。公办学校数量不足还导致大班额现象严重。一些地区特别是城市公办学校班额较大，有的地方学校班额达60多人。
（二）学校管理面临新的难题
一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动性大，给学校的学籍管理带来了困难。有的学生在校才读了两个月就不见了，一查才知道，他又随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二是部分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学校人数的剧增，造成教室拥挤，活动场地过小，带来安全隐患。三是教育质量下降。农民工子弟与城市的孩子相比，由于生长环境、家庭背景不同，他们的学业成绩大多比较一般，再加上学校大班额问题严重，专用教室等教学资源明显不足，教师负担加重，影响到整个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压力大
我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在苏南地区就读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达648485人，占全省总数的78．61％。苏南部分县（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已接近当地学生数，这些地方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条件所需经费压力越来越大。实行全面的免费义务教育以后，地方财政承担了这些孩子的全部学习费用，而且还在逐年增长，对此，他们已经感到不堪重负，难以持续。一段时期，由于经费的不足，少数学校便向这些农民工子弟收取借读费，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及子女的切身利益，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损害了教育和政府的形象。
（四）现行的考试制度给随迁子女的升学带来障碍
由于中考政策的限制，随迁农民子女无法在当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有的学生因父母流动性大，跑的学校也比较多；等到中考时，这些孩子便犯了难，因在当地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必须回到那个久别的老家。报名考试还要把中学阶段的各种信息资料带回，不少孩子的父母为此来回要跑多少路，有的要折腾十几天才能办好。这个问题甚至引发部分地区农民工上访，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教育主管部门被动的工作局面。
三、关于做好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是流入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为流入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子女将来大多数会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着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更是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实现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事关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巩固“两基”成果、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更加突出，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一）统筹规划，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纳入城市建设发展计划
关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国家“两为主”的决策首先强调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一个城市的建设，必然有一个人口规模的问题。这个城市要发展到一个怎样的水平，将有多少人来建设和居住，同时必然有相应数量的学生读书，这是城市规划必须思考的问题。外来工是流入地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把他们子女的入学问题列入城市事业发展总体规划，保证每个外来工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各级政府要以贯彻落实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为契机，迅速调整完善城市建设与事业发展规划。外来工子女将是流入地城市的新市民，流入地政府应该赋予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各地要根据农民工子女的生源情况，规划建设义务教育学校，确保他们也能与城市学生一样就近入学。
（二）推进改革，为外来工子女的入学创造良好条件
学籍管理问题是城市外来工子女就读面临的难题。因为有些农民工流动频率大，随迁子女的学籍变更也就比较多。采用传统的学籍管理方法，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方便农民工子女读书，我省可试行流动学生一卡通制度。由省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设计下发学生流动绿卡。此卡由学生监护人提出申请，户口所在地教育部门核发，在省内统一管理使用。绿卡存有该生的相关信息。该生流动到任何一所学校，只要凭此卡，便可直接安排到相关班级就读。外省流入的学生可采用其他相似的办法加强管理。
（三）积极探索，有效解决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升学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面对这个问题，结合我们江苏的省情，可分层推进，分步实施。目前我省的中考基本上以县为单位进行。甲县的学生不可到乙县报考高中。如果这个门一打开，全省的生源大战将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试行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也可在流入地就读，但学籍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的教育部门注册（可以网上注册），毕业后可凭相关资料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至于外省的农民工子弟，省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他们回原籍参加高考。
（四）完善机制，确保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与增长
农民工为流入地创造了财富，增加了税收，流入地政府应该是承担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责任主体。同时，各地要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经费分担与增长机制，省财政与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负担的投入机制，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专项基金，统筹管理使用，确保城（镇）区教育资源增长与城市化进程同步，以满足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求，真正实现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五）规范管理，努力办好民工子弟学校
由于公办学校的存量不足，为确保农民工子女有学上，各地采用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建起了一批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学校在苏南比较多，苏中苏北较少一点。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这些学校具备了基本的办学条件，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和必要的办学设施。但是从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视角来看，这些学校与地方的同类学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各级政府要继续扶持民工子女学校特别是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建设力度。省财政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民工子女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各地要采取公办学校教师到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对口支教、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纳入全省中小学师资培训等方式，提高民工子女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江苏接受同样优质的教育。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视同公办学校一样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培育与管理。在办学的质量和水平上，努力做到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配备一样齐，学校管理一样好，农民工兄弟一样满意。
（六）一视同仁，认真教好每一个民工子弟
教育部等部委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相比，他们由于自小的生活、生长的环境不同，两者在学习、个性、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必然的，问题是我们的老师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些差异。学校老师要有“一视同仁”的责任和爱心，努力教好每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要给农民工子女提供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学习条件，班级学额要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学校要加强与农民子弟家庭的联系，及时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凡有歧视或体罚农民工子弟行为的，在师德评价中实行一票否决。
（七）通力合作，共同做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
各级政府要制定有关政策规章，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规划部门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纳入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为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创造必要条件；教育部门要把解决进城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摆在重要位置，纳入教育现代化、均衡化建设的范畴，指导督促中小学做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教学工作；公安部门要将16周岁以下暂住儿童少年的登记纳入城市人口管理工作，在全省实行暂住儿童随行卡制度，并及时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辖区内农民工学龄子女的基本情况；财政部门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编制部门要按规定要求，合理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完善师资队伍。
（八）典型引路，积极营造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良好氛围
为推进我省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全省十三个义务教育示范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它们在如何做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上，同样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省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大宣传力度，使之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快速推广。教育督导部门要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专题督导，确保省政府有关政策规定有效贯彻和落实。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ducation in Jiangsu Cities：
Status Quo， Issue and Strategy
XU Tai－lai ＆ XU Jing－qiao
（Jiangs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rvey and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ducation in Jiangsu cities， this essay analyzes some related issue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education problems with rural children who receive education in cities with their migrant－worker parents， also on how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 equity between rural children and urban children．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这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更是关乎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就绍兴市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展开调研，深入分析绍兴市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并阐释其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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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来务工子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一、调查背景
随着农民进城打工、经商人数的增多，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人数随之增加。他们由于受到不一样的待遇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会产生各种不利影响。目前,全国进城的流动儿童有2000万人左右,由于城市学校对他们采取限制政策,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有近20%的9岁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这些数字无一不在表明,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让人十分担忧。
影响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因素很多，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孩子入学的相关政策帮助？孩子们在学校中的教育公平问题？家长们对孩子学习成绩关心与否？针对这些问题，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分院以“情寄留守温暖孤寡，为爱发声点亮梦想”为主题，组建了“爱筑暖巢”暑期社会实践队，对在教育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流动儿童及他们的家长进行了系列寻访和调研。
二、调查分析
2015年7月4日至7月13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分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17名师生对绍兴、诸暨两地进行了调研。本次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279份，回收率为93%。调查结果如下:
1、家长对孩子学习以及素质培养较为重视
2015年7月7日上午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分院的实践队来到绍兴市群贤小学。群贤小学是绍兴最大的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座落于绍兴市袍江经济开发区袍中路，于2006年8月正式建成办学，其中流动儿童占99％，少数民族学生占18%左右。今天是孩子入学报名的最后一天，家长们起早排起的长龙。实践队员采访家长得知，孩子入学还需要摇号，“今天要是摇不到号，孩子只能等明年才有机会读书啦。”一位家长面带愁容的说道。在“您对孩子的学习和素质教育是否重视”选项中，有近59%以及23%的人非常重视或者比较重视孩子的学习和素质教育，有10%的人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一般，还有9%的人对孩子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以上数据说明我市大部分外来务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关注与重视，但是仍有部分居民对孩子的教育还是不太关心，还需要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
2、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待提高
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仅由政府、学校、老师来负责，更应该由家长一起共同承担，俗话说的好，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对于教育孩子，您认为自己能做什么”，调查可知绍兴和诸暨两地的情况基本相同，多与孩子进行交流，和老师及时进行沟通，对孩子适当严厉这三个方面家长们都比较重视。在具体调研过程中，我们还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家长访谈：问题一、平时您在家里是否会辅导孩子功课，家长们表示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有心无力。问题二、给不给孩子买课外资料，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家长表示很少给孩子买课外书，家长觉得孩子学了课堂上的知识就足够了，学多了也只是浪费精力而已。农民工进城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繁重，收入相对较低，在生活上存在许多困难，无法给子女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3、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有待加强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教育机会存在诸多的不平等状况，对流动性大、范围广的民工子弟儿童不平等的教育状况更为严重。针对孩子入学问题，“您认为先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是什么”调查显示，46%的家长认为孩子入学的步骤太多，据了解民工子弟要想入学，必须要有8本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越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就学更加困难。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孩童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上学，一种是在其住处所在地的公办学校插班就读，这个学费相对较高，但教育质量比较好。可是这个对于务工人员的经济要求就提出了要求，大大拉高了入学门槛。另一种是到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建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更多的家长选择了后者，可是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跟不上是一个大问题。“您觉得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入学帮助”的选项中，69%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入学帮助，说明政府对流动儿童的入学政策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和不足。有30%的家长认为学杂费需要减少，虽然是义务教育，但是学校各种学杂费较多，对他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三、关爱流动儿童教育的举措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打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流动儿童就学在学校、家庭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我们提出如下举措：
1、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应树立起正确的家庭教育观。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不仅要提高经济条件，还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外来务工人员既要努力工作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更要在思想上重视和认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尽量把更多的时间、耐心和爱心给孩子。2、民工子弟学校应加大教育力量的投入。学校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各项基础教学设施，提高教师的素质和待遇，从而提高办学质量。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孩童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老师的关爱也是必不可少的，老师在关心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他们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问题，要让他们感受到老师无私的关爱。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关系到我们社会上所有人。3、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为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的权利的实现，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首先，应加快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实现公平公正的义务教育体制。其次，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地政府有义务为外来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各地政府应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将外来工子女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制订外来务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对接纳外来务工子女就学的公办学校予以补贴。
参考文献
[1]浙江在线-浙江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基本解决edu.zjol.com.cn/05edu/system/2012/07/18/0186653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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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形成声势浩大的“民工潮”.至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工的家庭迁移比重越来越大，大批的适龄儿童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根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随着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长时间滞留和年龄的逐渐长大，他们接受教育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其实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本文主要研究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人口流动是常态，这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与我国的改革和城市化过程相伴随。可以预料到以后人口流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社会越发展，流动越频繁，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其教育需求是逐渐增大的，城区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各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较其他发展中国家特殊，主要在于我国义务教育是以户籍为前提，以不流动为特征的教育体制。城市农民工因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所以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够改变命运；然而城市现有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接纳和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的求学需求，造成上百万农民工子女处于失学或半失学状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了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基于本人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关注，平时也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著作和文献，加上导师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构成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一、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体情况
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从200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11年的1.4亿，其中省内流动的占65%,跨省流动的占35%.随着农民工群体的逐渐壮大，另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逐渐形成，基本概况归纳如下：
（一）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规模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4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23%,其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2430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是近年来人口流动的一个突出现象，有近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带有“移民”性质，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超过五年且没有返乡意向。农民工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和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经济比较发达省份的部分城镇比较集中。上海市统计局2009年4月公布的外来流动人口有387.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3.1%,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万人，以家庭形式在沪居住的占总量的61.8%;2010年11月的调查资料表明，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为386.6万人；深圳市流动人口581万，流入人口与深圳本市户籍人口的比例达到4.8:1,相当于6个深圳人中有5个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这些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强等特点，对于农民工及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目前比较权威的数字来源于“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该研究认为，2008年11月，全国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大多数流动儿童来自农村（占74%），也就是说，全国18周岁以下的进城农民工子女达1466.68万人。流动儿童中，男女各占50.8%和49.2%,6岁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43.8%,15至18周岁流动儿童占28.8%,义务教育年龄段流动儿童达到868.12万多人，义务教育年龄段进城农民工子女642.41万人。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较为集中，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压力。
据有关部门2011年调查统计，广东省外来流动人口接近40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三分之一，流动儿童约有130万，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广州市农民工子女约有10万，东莞市在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达到15万，深圳市多达33万；北京市在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时14周岁以下农民工子女16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5%,2007年达到了20多万而到2012年将达到29万多人；目前在上海就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数已经超过30万。
（二）全国各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情况
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主要有两种就学渠道：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2010年10月，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总量是32.78万人，其中12.3万人已入学该市公办学校，其余20.48万学生就读于外来民工所办的学校，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儿童、少年辍学。2011年，武汉市有流动人口115万，据2010年秋季入学统计，全市进城务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有13.06万人，其中公办中小学上学的学生有7.77万人，在已审批的简易民办中小学上学的有4.56万人，在未审批的简易民办中小学上学的学生0.73万人。到2011年底，流入成都市的外来人口约150万，其中六城区有100万左右。流动人口中80%是到成都务工的农民，他们带来的子女不少于7万。2011年秋季开学时统计，约有5万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2万就读于民办学校，其中1万分散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民办学校。宁波全市有外来人口136万人，民工子女已达7万多人，公立学校接纳3.7万人，约占总数52%,另外全市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民工子弟学校72所，接纳约3.4万人，约占48%.到2009年底，在嘉兴市就读的流动儿童少年有26635名，其中公办学校插班借读11954名，占44.88%,民工子弟学校就读14681名，占55.12%.可见，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是全国各地城市共同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
保障和实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国家无疑是其中的主导力量，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已经相当关注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长时间被忽视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是这些城市边缘人的下一代教育问题。为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国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章。但总的来说，目前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方面仍旧存在许多问题，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种难题。本文主要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探讨致使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
（一）政府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不足
根据国际经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世界平均在4.7%至4.9%,较发达地区为4.9%至5.1%,欠发达地区为3.8%至3.9%.在中国，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中国教育政策和发展纲要》，要求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标准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不高的目标，却至今尚未达到。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八五”期间持续下滑，“十一五”期间虽有上升但速度缓慢，每年增长不到0.1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四的背景下，这个指标却居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这必将使得中国在以后激烈的人才大战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政府对义务教育资金的投入不足，使得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缺乏资金措施保障，各项措施开展困难。
（二）城市现有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当前，农民工子女群体规模庞大，并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教育资源不足与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08年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45.6万人，其中非户籍生27.03万人，占59.3%,在公办中小学校借读的非户籍生达16.7万人，占非户籍生总数的62%;2009年净增9.8万人，需增加100所规模1000人的学校才能满足这些非户籍儿童的教育需求。增加上百所学校，需要数以千计的教师以及添置各种教学设备，在基础教育经费本来就短缺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根据宁波市教育局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宁波市农民工子女人数再现高峰，为19.3万人，一年内增加了3.8万人，增幅达24.5%.同期杭州，全市接收的农民工子女为12万余人，增幅也超过了20%.发展速度令人吃惊。加之，随着农民工居住期限的逐步延长，对子女成长期望的不断提高，更是对稀缺的教育资源提出挑战。而从供给方面看，虽然各级政府部门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作了很多工作与努力，比如各地公办学校通过不断挖掘潜力，提高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的能力。但地方教育资源还是赶不上外来生源的快速增加。由于先前，政府建造公办学校，无论是其校舍、师资，还是其它基本的教学设施都是按照本地适龄儿童的数量确定的，因此，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日益增多，接收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就会达到饱和。
城市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资源也很有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1997年后还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现象。北京市2007年这种类型的学校已经有300多所。到2011年发展到约有500所。这类学校不仅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的规模扩张也十分迅速。创办于1994年的北京行知民工子弟学校最为典型，创建之初只有9人，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08年3月学生规模就已达到1976人，并且还附设了初中部。
有的学校还另外办了分校。尽管如此，但民工子弟学校供求紧张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很好地说明了哪怕是民工子弟学校，其教育资源也十分紧缺，造成学校难以“消化”.而在这种教育资源紧缺的环境下，我们更应该关注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时的责任定位。
（三）农民工子女的失学、辍学现象普遍存在
流动的生活方式使农民工子女普遍都有过辍学的经历甚至已经失学。农民工家庭来到一个新的城市，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居住问题、工作问题，然后才有能力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熟悉陌生的环境、了解当地政府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寻找合适的学校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如果错过了学校的开学日期或者转学证明等相关手续不齐全，尤其是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增收借读费、赞助费、代培费等费用，都有可能导致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辍学。“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的抽样结果显示，流动不同程度的延误了儿童的学业，近半数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在学流动儿童超龄现象存在，有46.9%的6周岁儿童不能适时入学，9周岁、10周岁读小学一年级的占19.7%和4.6%;13周岁、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适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失学率为9.3%,其中未上学的占6.9%,辍学的占2.5%,据此推算，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失学人数达184.3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人数将近60万人。这不仅违背了义务教育法，而且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
三、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成因
保障和实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国家无疑是其中的主导力量，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已经相当关注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长时间被忽视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是这些城市边缘人的下一代教育问题。为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国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章。论文格式但总的来说，目前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方面仍旧存在许多问题，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种难题。本文主要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探讨致使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
（一）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
我国是一个以工农利益为重、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向这一目标行进过程中，目标理想和实践结果之间出现了偏差，出现以牺牲或忽视一部分人利益去照顾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现象。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就是这一利益倾向的产物。户籍制度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置于近乎截然不同的境地。与城里人相比，农村户口的人在出生、入学、就业、医疗、养老等各方面都处于不平等的起点。从表面看，这是一种起点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而实质上是“游戏规则”的不平等（准入限制），即户籍制度的限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户籍制度导致的农民与城市户籍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逐渐消退。农民工及其子女仍然被排斥在享受社会保障以及相关的福利政策和政府的多种补贴的行列之外。尽管城市在最近几年针对人口与户籍的问题出台了各种调节措施，但是在经济机制彻底由市场调节机制取代之前，所有的问题只能缓和而不能得到充分的解决。在城市里，儿童入学是以户籍为首要条件的，因此户口问题就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公平生存和发展的“瓶颈”.
（二）政府对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体制的变迁社会体制的变迁必然要引起相应的教育体制的变迁。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却滞后于社会体制的变迁，从而导致教育失范。一方面，义务教育制度与户籍制度相联系，义务教育的责任由地方政府负担，教育经费也拨到适龄儿童户口所在地；另一方面，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解体，农民工不受户籍的限制实现了合理流动，但是，教育结构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出现了城市政府限制甚至拒绝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象。
现行的条块分割的教育体制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教育体制实行的是以“城市化”为取向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政策忽视了城乡教育的差别。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城里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城市就成为教育投资最大的受益者。在教育的投资上，国家的教育经费多投资于城市，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则由农民自己负担。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城市与乡镇政府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所承担的责任不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只有对户籍在本地的适龄少年儿童承担义务教育责任，至于外来人口子女，由于其户籍不在本地，所以流入地政府不需要承担强制性义务和责任。而流出地政府虽然承担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法定义务，但由于鞭长莫及，也难以解决从本地流出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三）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教育财政体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财政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转变。虽然取得了一些的成就，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弊端。首先，公共收入管理不合理。对税费没有进行科学的区分，政府收费种类繁多，随意性大，不利于保证公共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公共支出管理亟待规范。政府采购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最后，公共财政管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在公共财政管理上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而这些问题反映在教育财政体制方面就造成了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紧张。与教育体制相适应，现行的教育财政制度也是分级管理、地方政府负责。我国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在城市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负责，教育经费按照户籍学生数下拨，流入地政府似乎不太可能让外来人口子女无偿享受当地纳税人办的义务教育。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这实际上就等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问题。由于现行的教育财政体制不顺，流动人口负担的实际上是城乡双重费用，即便是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工子女却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儿童同等质量的义务教育，这显然有悖教育之公平的原则。
（四）政府没有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
在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中，城市政府忽视了农民工的经济贡献。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时，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然而却要求其他相应指标，例如人均教育水准或者是人口受教育的质量，以至于一些硬件教育设施的配备，都应该和已经被高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匹配。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就意味着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又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已经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很多政府行政部门不愿意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到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
四、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与建议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利益矛盾的表现。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各级、各地政府的责任与实际情况，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各种解决途径进行分析。
（一）以中央为主、省为辅、县乡补充的政府责任定位在2000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我国提出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从此可见，我国义务教育在责任主体上突出了“地方政府”的作用，也反映出我国义务教育地方政府供给的特征。应该说，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地方政府供给是具有现实性、效益性和可能性的。但这是不够的，必须要明晰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并以适当的形式予以确定，即要通过“以县为主”的方式将政府“负主要责任”的提法明确下来。否则极有可能造成各级政府间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或者重复责任、多层供给，造成浪费。
其实，“以乡为主”也好，“以县为主”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钱从何来”的问题。尽管此次国务院文件规定了“以县为主”的具体内容，但实行起来仍然难度很大。我们更不能孤立地谈“以县为主”,正如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所阐述的那样：“要通过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行动来满足全民的基本教育需要，就必须开发现已有的和新的财力资源—无论它是公众的、私人的还是赞助的资源，社会各界均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即只有规范好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同时扩大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义务教育的普及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二）教育目标的完善
政府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其价值追求也不同，在解决问题时要达到的目标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政府作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主体，主要有四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1.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模式
早在多年前，学界就一直呼吁“义务教育应以中央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义务教育资源，根据实际在校的农民工子女人数按照一定的标准逐级下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这样做可以克服地方利益的冲突，而且可以保证每一个农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在短期内难以转换角色。一直以来义务教育的经费大头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头由省级政府承担，小头由中央政府承担。由此可见要想在短期之内让中央政府全额承担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势必要在制度和观念上作巨大的转变，这样做不仅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比较大。所以选择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不大。
2.完全由流入地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模式
流入地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将他们的义务教育同当地居民一样，纳入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完全由流入地政府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模式具有实施的可行性，但是却不是最理性的选择。主要是因为义务教育的利益与流入地政府的利益不一致。首先，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有巨大的外部效应。在我国大量的人口开始全国性流动时，这一外部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流入地政府不愿为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认为外地人分享了其教育资源。其次，义务教育的收益是间接的、长期的、难以量化的收益。既体现不出政绩，也难以取得直接的利益，在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来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自然地方政府不愿问津。而且较长的回报周期与官员的任期和地方政府的现实利益要求是不吻合的。
3.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共同提供义务教育的模式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也可以是由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共同合作提供——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流出地政府为辅。与前两条路径相比，这一路径从理论上来看更合理，但是实施起来更困难。目前农民工流出地一般都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财政资金十分紧缺。很多地方的教育经费处于“吃饭财政”状态，很难再拿出钱转移补助到农民工打工的地方来。要求这些贫困地区政府为城市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补偿，显然很难到位。并且在这过程中，由于涉及众多地方政府利益。对于流入地政府来说，当地的农民工来自众多省份、地区；而对于流出地政府来说，外出打工者流向各个不同的地区，所以在操作上，不仅人数统计较为复杂，而且这种多对多的“谈判”成本很大，最终也很难得到一致的结果。
4.流入地与中央政府共同提供义务教育的模式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确，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在承担农民工子女就学方面都有其内在责任，这也就为他们的合作提供可能。所谓的“双主体”就是在强调农民工子女就学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的同时，还要积极发挥中央政府财政再分配的作用。当前，要流入地政府全额承担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其财力有限。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借鉴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做法，建立类似的对流入地省份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以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
（三）流入地的路径
流入地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承担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的双主体模式是最佳的解决路径。主要是因为：从成本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两者共同承担，可以较好地分担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从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已有转移支付方面的经验，不会存在操作上的困难；最为重要的是，从经济方面来看，以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由其全额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都有其可能，那么要中央政府对流入地政府实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完全承受。并且，如此一来，也使得流入地政府得到了很好地减压，产生了合作的积极性。所以，笔者以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应该主要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中央财政给予补贴，逐步建立由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共同负担的教育机制。
（四）具体设计
1.流入地政府：明确事权，加大财政投入
目前，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产生，明显地反映出我国各级、各地政府间缺乏明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虽然，中央的多个文件中都明确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问题，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但还尚未有文件对支出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也可以从目前各地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各出其策、承担责任不一的现状中体现出来。
在解决问题的初始阶段，各地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措施是极其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在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资源短缺，我国的教育供求模式仍然是供给决定型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更有必要首先对流入地政府支出责任的“底线”加以明确呢？特别是随着择校费、借读费的陆续取消，以及“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推行，流入地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出现了更大缺口。要实现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平等地接纳”,不是简单地一句话就可办到的。这就要求流入地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支出责任，加大对公办学校的财政投入，以便为农民工子女就学提供最基本的经费保障，实现每一个农民工子女都有学上。
2.中央政府：建立和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增加农民工子女就学机会单靠流入地政府财力有限。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向流入地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为流入地政府解决问题提供非常必要的财力保证。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由一系列的财政拨款来完成的，最基本的财政拨款类型有两种：有条件拨款和无条件拨款。有条件拨款，也即专项拨款，是指对所拨出的资金规定了使用方向或具体用途的转移支付方式，如要求专门用于教育、公路建设、环境保护等特殊用途。它又可按拨款主体是否要求受援地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分为配套拨款和非配套拨款；无条件拨款也称一般性拨款，主要是用于平衡地方财政预算缺口，不规定具体用途的转移支付。在我国，有条件拨款的受重视程度要超过无条件拨款，按狭义的转移支付口径计算，目前，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有条件拨款的数量大约是无条件拨款的三倍。本文所涉及的转移支付应属于有条件配套拨款。中央政府一方面可以补充流入地政府财政教育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此为手段鼓励流入地政府增加教育投资，以实现其政策意图。
（五）保障措施
1.明确中央政府、流入地、流出地政府的责任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关系到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以及全社会利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得到改善是各级各地政府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是各相关主体所主张的方式和愿意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就要明确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相关的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的责任，保障双主体模式的有效实施。
（1）明确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关注实际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对下一代教育机会公平的追求。作为中央政府，对公平的追求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流动人口，而是要实现整个国家的教育公平。针对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具体的措施就是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变过去以户籍为依据的向流出地的转移，而是要向城市流入地转移。同时建立财政监督制度，保证这部分的专款专用。中央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改变目前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精英教育，轻平民教育的情况。要提高教育在公共财政中的支出比例，教育投资的增加要面向农村。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减少教育差异导致的人口流动，进而缓解基础教育领域兴起的教育移民现象。
（2）明确流入地政府的责任。流入地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和保持自己各个层次的人才结构，就必须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同时赋予相应的福利待遇，包括获得教育的权利，来保障人才的稳定供给。针对人口流动的极不稳定性，流入地城市政府可以在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集中地区建设各种简易学校，城市地方政府提供短期使用的土地，校舍等建筑可以采用移动住房（在居住环境上，应当优于目前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租赁的破旧厂房环境），从而可以降低学校搬迁过程中的投资损失。
（3）明确流出地政府的责任。为了不使农民工子女在高等教育的选拔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流出地政府在流动人口基础教育中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流动人口根据流出地的不同在城乡接合部的分布比较集中，流出地教育部门应当引导流动人口的集中分布，并予以教学指导，保证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户籍地教育的统一协调。同时，为了更好的缓解基础教育移民的压力，流出地地方政府应该致力于发展本地教育，真正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
2.明确政府职能以保障双主体模式的有效实施
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政府要扮演好自己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调节者以及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的重要角色。
在外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上，政府的责任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切实转变职能，打造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对形成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迫切要求。
结论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1.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是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家庭化”的转移而产生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必然要求政府乃至全社会重视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2.当前农民工子女就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短缺。主要原因是现行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客观上造成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不能很好实现。同时，财政的限制，政绩考核标准不科学，农民工子女较强的流动性等又加大了职能部门管理和解决的难度。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7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服务均等化涵义主要具有的内容有：其一，相关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地位来接受社会服务，无论其阶层以及所处的地区，都应该能够享受到均等化服务，这一过程不会因为所处地区或者阶层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其二，社会成员享有社会服务的结果应该是均等的，不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出现结果上较大的偏差。所以，这里指的社会服务均等化即为政府在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过程中确保公平性以及公正性，在此基础上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
（二）外来工子女
所谓外来工子女，专指6—14周岁（或7—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一直以来，流动人口子女的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称呼，比较常见的称呼包括民工子女、流动儿童等，在我国国务院出台各类文件中，统一称呼为外来工子女，因此，本文采用“外来工子女”的说法。
二、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现状
在2013年，我国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中国儿童中心等机构对我国9个城市的儿童流动状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本次调查涉及了大约1500万名儿童，调查显示，我国外来工子女存在严重的失学问题，其拥有9.3%的失学率，大约有50%的适龄外来工子女并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从这些数字就可分析出我国的流动人口子女失学现象已经十分严重。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也反映出了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公平性、义务性、完整性的原则。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在相当数量地区以及部分贫困地区，外来工子女失学率依然居高不下。
三、当前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外来工子女入学难
我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分权，使得相关推动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义务教育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外来工没有流入地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大部分外来工子女在就读过程中都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这一比例高达85%，借读费金额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浮动范围在200元到12000元之间。但是，相关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客观上影响了入学。
（二）公共教育资源有限，无法吸收过多的外来工子女入学
目前很多城市，公立学校通常不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来满足外来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学校开始设置相应的入学条件来确保自身教育资源能够满足当地教学需求，有些学校为了考核优秀，被迫招收外来工子女。
（三）外来工子女学习过程中流动性较大，家庭教育缺失
外来工工作通常缺乏稳定性以及持续性，通常情况下，外来工在某个地区存在较长时间后会迁移到其他地区，其子女也需要进行转学。不同学校在使用的教材、教师水平、教学设施条件等方面往往存在差异，频繁的转学使得学生总是被迫不断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大部分外来工文化水平较低，平时工作比较辛苦，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家庭教育比较缺失。
四、实现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化
通过多种途径来对外来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制度进行健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将有关学校接收进城外来工子女纳入城市学校的考核范围。通过综合城市义务教育资源一方面让城市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让外来工子女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同时进一步强化针对外来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在外来工活跃地区建立相应的学校，以此解决所在区域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为外来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入学创造良好的制度保障，使外来工能安心工作，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积极探索政府与学校、教育与市场新的职能定位
政府既要强化对非公立学校的管理，确保这些学校经营具有合法性，同时需要对义务教育服务资源供应进行扩大，让这些学校在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过程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政府可以购买教育服务，通过社会中介对外来工子女学校进行管理，同时加强此类院校专项拨款。
（三）加强引导，提高外来工自身素质，减少并消除对外来工子女的歧视
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对地方法规进行进一步完善，形成相应的保障外来工利益的制度，通过对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和普及，让更多的新一代外来工拥有机会接受相关法律知识；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舆论的引导，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消除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歧视，而作为外来工本身，更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公立学校在对外来工子女以及城市子女混合教育时，通过混合编班一方面可以有利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更好地融入学校、城市等新的环境。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条件篇8
如何让生活或工作在我市的外来妇女真正融入社会成为甬城的一员，是各级妇联组织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___市妇联20__年初确定了对外来妇女情况调查的课题，目的是通过调研，了解我市外来妇女的现状和对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以便为外来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本次调研采用定量调查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调研方法，调查内容涉及外来妇女的基本生存现状和所作经济贡献，对外来妇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等。具体形式采用发放调查问卷，走访有关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机构，在外来人口集中的民工子弟学校召开学生家长专题座谈会（与会人员包括各个层次的外来妇女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等。
一、我市外来妇女基本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据___市公安部门不完全统计，20__年底，全市登记入册的外来妇女135，7584人，她们主要来自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四川、贵州等10多个省份。这些外来妇女年龄大部分在18-35岁之间，重点分布在我市的服装、装潢、电子等企业和美容、美发、饮食、家政、保洁等行业，部分外来妇女不直接从事一线生产，而是以料理家务为主。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初中毕业为多，占58。由于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她们的就业面窄，竞争能力弱，收入低。她们的个人月收入一般在300-600元左右，只有个别的能达到1000元。
（一）婚姻家庭生活
问卷调查显示，外来妇女的配偶基本上是同乡和本地人。已婚与配偶同住的占90；离婚的占0.4；丧偶的占0.2；由此看来，外来妇女婚姻状况总体较稳定，家庭生活安宁（离婚、丧偶比例较低）。在对待生育问题上，她们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据我们对全市500例外来妇女的调查来看，70的妇女认为只要一个孩子，男女无所谓；尤其是有一定知识、经济收入较好、来甬时间较长的年轻妇女，她们在生育子女上更趋向于“少生优生”。从调查问卷看，外来妇女目前最大的生活压力是经济收入压力，其次是子女就学问题。许多外来妇女虽然在___找到了工作，有了一席之地，但仍有游离于城市的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尽人意。据我市公安部门20__年的统计资料显示，88的外来家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租赁房屋内。
（二）劳动就业与保障
被调查妇女中，身份证、暂住证的持有率分别为98.52、91.25，健康证、务工证、就业证的持有率为30.56、31.24和50.25，婚育证的持有率为78.65。外来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商业和服务领域（占65.45），在一些需要具备领导和组织能力或技术性强的工作上，就业仍显弱势（如外来妇女中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85，管理人员只占2.48），呈现出高就业率掩盖下的低职业结构。在调查中我们感到，部分外来妇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关心的只是眼前所得工资的多少，对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模糊而冷淡。调查统计显示，劳动权益、人身权利保护与女工所在企业的规模、效益、重视程度等有相关性，一些大型正规企业劳动保障各方面指标都相对乐观，如病假工资、带薪休假、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假工资、生育保险享有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另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凭借灵活的用工制度来逃避对职工应负的责任，劳动保护差强人意。
（三）精神文化生活
外来妇女在不断寻求谋生方式的过程中，城市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她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更大发展的意识初现。一方面，她们希望精神文化生活有提高，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她们对学习并不热心，在被调查妇女中，订阅报刊的只有2.85，65.25以上的妇女不看报纸、杂志、书籍，80.52的妇女不听广播，98.18的妇女不上网。在对休闲方式的选择中，最喜欢的休闲方式首先是“看电视”，在最喜欢看的内容上绝大部分选择的是电视连续剧，这说明外来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总体还比较贫瘠。
（四）健康与保健
在被调查外来妇女中，在健康知识方面空白的比率为20.58，52.26的妇女有孕产妇保健册，60.58的妇女作过产前检查。外来妇女主要是从计生干部那里获得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其次是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医生等渠 道获得。有15.52的妇女有病不看，45.25的妇女近两年来没做过健康体检。调查表明外来妇女健康情况不容乐观，计生和妇幼保健部门尤其要在妇女病普查、孕产妇保健和节育等方面加强宣传。
二、外来妇女对我市经济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___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齐头并进，这里也包含了一大
批外来妇女的辛勤付出，她们为___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她们已成为___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一）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有序、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一直呈加快的趋势，这与大批外来妇女到我市就业、务工、经商密切相关。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外来妇女就业于制造、商贸、流通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产业，从事苦、脏、累等体力劳动，她们推进了我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我市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主要从业人员，如慈溪市、鄞州区的一些电子、制衣企业，80的女工是“外来打工妹”。一些来自贵州、四川及省内较穷农村的妇女，她们更是承担了一些城里人不愿做而市民又很需要的工作，如卖早点、蔬菜及拾废、保洁、修理等，她们弥补了我市劳动力结构的缺陷，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外来妇女独立加入劳动力市场，与城市下岗失业者形成竞争的态势，也促进了城市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端正劳动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市劳动力市场的有序、繁荣。
（二）充分挖掘潜力，提升参与___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能力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胆魄的
新型外来妇女正以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进入各行业的管理层，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和中坚，有的甚至还参与企业决策，成为企业的“领头人”，她们是外来妇女群体的佼佼者。如慈溪市、鄞州区的一些大中型私营企业、有限公司，其管理层、技术骨干队伍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外来妇女，她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异乡新的工作岗位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是___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人力资源。
（三）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积极参政议政
调查表明，我市外来妇女群体思想状况的主流是健康进步和积极向上的。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与企业对话、议事会等形式，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更值得可喜的是，近几年，在外来妇女中还涌现出了为数不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在___江南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究院任总工程师、来自江西的___市政协委员江香梅，她提出的《关于在北仑区建设特优乔木树种种苗生产基地的建议》，得到了农业界人士的普遍认可，一致认为可操作性强、发展前景远大。总之，越来越多的外来妇女正以自己的勤劳、善良、进取赢得当地人的认可，赢得社会的承认。
三、我市在涉及外来妇女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方面尚有漏洞
外来妇女由于其不稳定性以及在文化素养、生活习惯、民俗民风方面与当地的差异性，导致政府在治安、劳动就业、教育等管理上的困难和压力。由于外来妇女长期流动在外，缺少了原有基层组织的管理约束，一些人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淡化，她们往往缺少意向性、目标性，盲目流动，由于生计所迫，出现了个别外来妇女涉及、偷盗等犯罪现象。更为普遍的是，由于居住环境不稳定，有的不主动申报暂住登记等，造成底数不清，使公安部门管理难度加大。同时，外来妇女中大多数处于婚育年龄阶段，给计划生育的管理也带来很大压力和挑战。
（二）权益保护有待提高
外来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仍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表现在人身权利和劳动权益的保护这两个方面，家庭暴力现象也时有发生。部分企业经营者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女性的生理、生育等特殊情况被视为负担，他们看重的是外来妇女廉价的劳动力，而把她们的劳动报酬和利益保障压到最低限度，病假、工伤、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得不到保障。被调查者中，希望得到劳动法保护、获得应得的劳务收入的占75.58；另外，合同签订不规范，绝大部分是口头协定，无期限，尤其是建筑行业，基本上不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即使签了也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三）社会竞争激烈，精神压力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而外来妇女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观念相对滞后，文化素质、知识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在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即使参加培训，内容也大多是家政服务、餐饮烹饪，其他技能的培训却十分缺乏，她们一般从事那些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劳动报酬低的工作。同时，她们还要为取得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她们的家庭一般都处于经济困难之中。在调查中，有82.85的人认为在外工作生活，遇到过的最大困难就是社会竞争太激烈，工作不好找，就业困难，精神压力大。
（四）九年制义务教育压力加大，子女教育亟需平等
随着外来妇女的增多，外来儿童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给我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带来了很大压力。由于外来妇女没有城市户口，城市里正规学校较高的赞助费使她们望而怯步。为缓和就学矛盾，“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一般校舍简陋、卫生条件差、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器械设备简单、课程单一，这些都背离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有甚者，一些外来妇女为了追求眼前利益，置孩子的成长与法律不顾，逼迫子女缀学做家务或做帮工，使得不少孩子无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有5.65的外来子女只能留在老家上学或没有条件上学,影响了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四、思考与建议
外来人口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加入WT
O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跨地区的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速。如何加强对外来妇女的管理和服务，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来妇女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实现全面动态管理，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加强外来妇女长效管理这一问题相当重视，已基本形成了政府搭台，公安牵头，妇联、计生等部门配合的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建立了至上而下较为健全的外来人员管理网络，并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配备了协管员或信息员。目前，我市专（协）管员队伍已达到5600余名。为争取管理的最大实效，各地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出和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模式，如鄞州区的“一三一”模式、慈溪市的“公寓式”模式、宁海县的出租私房“旅馆式”模式和江北区的外来人口自我管理模式等。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来妇女的管理，建立真正有效的外来妇女管理体制，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坚持对外来妇女实行“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配合、综合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三化”管理，建立由各级妇联牵头遍布到镇、村、街道、社区的外来妇女服务网络，成立外来妇女联谊会、外来妇女谈心室等；其次要强化公安部门的管理职能，运用证件管理，整治治安环境，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强化计生部门控制人口的职能，切实做好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最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组织的作用，实行外来妇女的区域管理和属地管理，发挥用工单位、房屋出租中介机构的作用，实行“谁主管、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内化”为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责任。总之，必须形成一个由地方政府为龙头，以公安、劳动、计生等职能部门为中坚，以妇联、工会、团委等群团组织为配合，以社区、单位和业主为基础和依托的齐抓共管格局，并采取多种措施，为我市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完善法规加强监督，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及劳动监察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劳动法》、《妇保法》的执法检查力度，通过重点查处“对女职工‘四期’不实行特殊保护、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克扣工资、强迫女职工超时加班加点”等劳动违法行为，监督和敦促企业进一步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改善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实行女职工生育保险，使保障外来务工妇女劳动权益的各项法律条款基本落到实处。目前我市服装、电子、制鞋等行业的企业普遍采取按件计酬、按劳计酬、按定额计酬等劳动工资形式，代替了传统的“性别工资”方式，不少企业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条款明确写入劳动合同。特别是一些经济效益好、上规模的企业，如罗蒙、波导等公司都依法落实外来妇女“四期“保护的各项措施。各地还充分发挥妇女维权中心、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的作用，帮助解决涉及外来妇女的劳资纠纷和侵权问题，为外来妇女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但针对外来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仍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个现实，还必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明确正规化职业介绍的必备条件和工作要求，特别要使劳动力供求双方都享有法律保障，劳动力市场得以有序运行。应建立由劳动保障、公安、工商、工会、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综合监管组织，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指导和服务，尤其对个体私营企业要加大检查力度，要督促各类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如超时工作、克扣外来妇女工资、“性骚扰”等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案件，以切实保护外来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要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探索，努力构建外来妇女保障机制，将外来妇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依法纳入保险范围，提高外来妇女的生活质量。
（三）增强服务帮困功能，铺设外来妇女子女入学的“绿色通道”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抓好外来妇女的服务工作作为做好外来人员管理工作的切入口，提高我市外来人员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各级妇联要深入开展“知姐妹情、解姐妹忧、为姐妹办实事”主题活动，通过“春蕾计划”、“妈妈”等结对助学、职业介绍、结对帮扶等途径，帮助外来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帮助外来妇女早日脱贫致富；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坚持“每个外来儿童都有学可上、有书可读”的原则，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外来妇女子弟的受教育权利，如慈溪市专门出台了《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管理办法》；卫生、计生部门要免费向外来妇女发放避孕药具，推出生殖健康合同式服务，为外来已婚妇女每年进行1-2次妇科检查；劳动部门争取每月举办二次以上就业介绍专场活动，为外来人员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
但这些离外来妇女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外来妇女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高，是许多外来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依法保障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对此政府要切实加以重视，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外来人口子女上得了学、上得起学。第一，教育部门负责管理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转学、学籍管理、考核评价等，应为解决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进行具体的指导工作，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第二，弱化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收费问题。对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外来儿童所收的“借读费”、“赞助费”，可参照慈溪经验，就现实情况使收费标准按学校或办学单位的教育成本投入来确定，最大限度地做到收费合理，并逐步弱化这项收费制度，这也是义务教育平等性的一种体现。第三，规范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各有关部门在积极鼓励创办各类民工子弟学校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达到基本办学条件的才有资格申请办学；民工子弟学校教师能否上岗必须由学校所在地的教育部门通过对该教师的水平考核来决定；合格的民工子弟学校应纳入学校所在地政府教育部门的管理之内；对于特别贫困的外来妇女子女，运用结对助学、春蕾计划等进行专项扶持，在经费上予以保证，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四）强化宣传教育职能，促进和提高外来妇女自身素质
几年来，各有关部门利用行之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广泛开展了法律、法规、政策、思想道德、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宣传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外来妇女的综合素质。各级妇联利用节日和各种活动载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与司法、公安等部门联合举办“148”妇女维权周和“不让进我家”宣传月活动，积极开展以“扬家庭美德、倡文明新风”为主题，以“四有”、“四自”精神和《婚姻法》、《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通过举办各类技能培训、操作比武活动，开阔她们的视野，提高她们的就业能力。计生部门通过拍摄计生管理政策专题片、制作宣传图板巡回展出、发放外来人口计生管理政策宣传小册子等形式，开展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宣传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