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范文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1

[关键词] 法定职权 政治权利 资格权 竞优权 科学人才观 司法能力

对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相当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录用制度，是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一个最具有标志性、决定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措施。在1993年国务院制定和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公务员条例》）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录用制度骨架内容的规定大致相同，但是实际录用工作中包括对录用纠纷的处理工作过程中，具体做法与这个骨架内容的基本规定相去甚远。本文尝试对公务员录用制度规定的几个基本的问题作些分析和澄清，冀能有助于公务员录用的工作依法、公正、有序地开展。

一、招录机关的法律定性

招录机关就是根据公务员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用公务员的用人机关：在《公务员条例》实施期间，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其他单位；在《公务员法》实施后，是指各类依法履行公职的机关和其他行政性公职单位。无论是依据《公务员条例》还是依据《公务员法》，招录机关都是用人机关，而不是各级政府人事主管部门。

通过公开招考的途径进行录用公务员，根本区别于公务员制度实施以前的不通过考试途径或者只在小范围内部进行不公开的考试而直接录用国家干部的做法。在直接录用国家干部的制度中，主要是强调“派干部”：各级政府人事部门代表国家录用干部，然后分配或分派到各用人单位。各用人单位相对来说是比较被动地接收干部。这种接收干部的被动程度当然视各单位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逐步出现减轻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法》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的制定实施，企业用人自主权（包括自主录用、辞退和管理企业干部的权力）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公务员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国家机关在政府人事部门的管理下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得到初步的确认。但是，由于人事部随后制定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还比较多地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加上各地人事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均采取一些强化自身权力的做法，机关的用人自主权问题总体上解决得不如企业的好。在21世纪伊始即制定实施的《公务员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指导根本区别于领导，意味着指导者不能对被指导者作出指令性的、强制性的要求，被指导者与指导者之间不是服从的关系。这就进一步在法律上确立了各用人机关的用人自主权。《公务员法》在第十八条和第四章《录用》的规定中，更是集中、突出地展示了用人机关在招录公务员中的自主职权。至此，政府人事部门“录用”国家干部（公务员）“分派”、“分配”给各用人机关的历史残余最终在法律上彻底宣告终结。

在招录公务员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行为的主体是招录机关，行政相对人则是社会上广大的报考人员。这意味着，报考人员若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发生纠纷，首先适格的被告就是招录机关。不过在法律实务的工作中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较大的偏差。虽然司法实践中以招考机关为录用主体（被告）作出了一些判决，但是，不承认招录机关的录用主体（被告）资格的做法仍很有市场。例如，在被媒体称为“海南乙肝歧视第一案”的诉讼中，一审法院就以被告某厅拒绝录用原告黄某的行为不是被告履行本身行政职能的行政行为为由驳回起诉[1].在“广西年龄歧视第一案”的诉讼中，一审法院亦以原告所报考的被告某厅作为录用单位未对原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 [2] .在山西省赵鸿亮与晋中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公务员录用纠纷中，二审法院撤销了以录用单位为被告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以晋中市食品药品监督局不具有录用决定权即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3].

二、招录机关的法定职权

厘清招录机关的法定职权，有助于深化对招录机关用人自主权的认识，有助于理清招录机关与政府人事部门（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职权关系，也有助于明确招录机关和公务员主管部门相关行政行为合法性（或违法性）的判别标准。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招录机关在招录公务员工作中的主要职权有如下几项：

（一）职位资格条件设定权（确定权）

《公务员法》第十八条规定，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这表明，具体的公务员职位的任职资格条件法定由用人机关确定。招录公务员是对特定的具体职位进行招考的，结合《公务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这就更清楚地表明，具体招录的公务员职位资格条件就是各用人机关依据《公务员法》第十八条确定的具体职位任职资格条件。这也就是说，确定具体职位资格条件是招录机关的法定职权而不是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这并非是《公务员法》首创，在《公务员条例》中同样的职权也是赋予了招录机关而不是赋予公务员主管部门[4].

（二）报考资格审查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还规定，招录机关对根据考试成绩确定的考察人选进行报考资格复审。此前的《公务员条例》对由谁负责报考资格审查的问题没有规定得如此明确，虽然按照立法语言可以推导出由招录机关负责[5]，但是，这种推导并没有获得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认同，人事部制定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规定由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和招录机关共同审查。此次《公务员法》明确地把报考资格审查的职权全部赋予了招录机关，各地公务员主管部门将可以不再直接参与资格审查。这使得公务员主管部门更符合录用组织者和监督者的身份与职能。

（三）考察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考察，在过去的《公务员条例》中称为考核，《公务员法》改称为考察，主要是从法律概念的规范性上考虑，并使之与《公务员法》第五章规定的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概念相区别。在通常的含义上，考察是指对考察人选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需要任职回避的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解并作出评判。考察是一个主观性较大的环节，目前尚缺乏具体细化的、有刚性的规范程序和标准。

（四）体检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对考察人选的体检，在过去的《公务员条例》中并没有规定，人事部《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中规定对考试合格的人员进行体检，也只是笼统地规定“ 体检的项目、合格标准及有关办法由录用主管机关根据职位要求具体规定”，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负责体检，对体检行为的性质也不明确。实际工作中，对人事部门规定体检、规定体检项目范围及合格标准的合法性颇有争议，对体检属于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行为、招录机关的行为、还是体检医院的民事行为等问题的争议也时有发生。此次《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在明确体检项目和标准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基础上，规定明确了是招录机关对考察人选进行体检，不但理清了体检的合法性和职权主体，也将公务员主管部门从容易发生争议的繁杂的体检事务中解脱了出来。

（五）录用决定权

《公务员法》第三十条规定：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满，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地方各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对招录机关和公务员主管部门来说，这种备案和审批会导致“谁有录用决定权”的争议。但是对于报考人员来说，这种备案和审批属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程序，因为公务员主管部门行使备案权和审批权的对象是录用机关而不是社会报考人员，备案和审批并不改变招录机关与报考人员之间的录用法律关系（在本文第三部分“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中对此问题还将进一步阐述）。因此，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报考人员来说，行使录用决定权的主体仍然是招录机关，而不是公务员主管部门[6].

（六）任职和取消录用权

《公务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既然是用人单位作为招录机关为具体特定的公务员职位录用公务员，根据法律规定试用合格后，自然是招录机关对该录用人员予以任职；或者试用不合格的，由招录机关取消录用。这个规定与原先《公务员条例》里的规定是一样的。过去在个别公务员取消录用的纠纷中把公务员主管机关作为被告而不是把招录机关作为被告[7]，这在行政法律的关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同意取消录用的批复是对招录机关作出的，不是对被取消录用的公务员作出的，取消录用须由招录机关对该公务员作出行政行为方发生效力。

从上述所列的法律规定和分析看，招录机关在录用公务员工作中具有广泛的自主权。当然，由于各级招录机关的录用工作人员法律素质、工作水平和道德操守参差不齐，对招录机关的招录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必不可少。这里说的指导，包括但不限于《公务员法》第十条规定的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对同级各机关的工作指导。这里说的监督，包括但不限于《公务员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招录机关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满按规定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或批准。

三、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主管部门在公务员录用工作中的职权包括录用的组织权、职位资格规定权、体检项目和标准的确定权、录用批准（备案）权、取消录用争议处理权等。

（一）录用组织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过去的《公务员条例》亦规定，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由国务院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由省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组织。

需要明确的是，组织录用也好，组织录用考试也好，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与公务员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或为一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概念。这里的“组织”在汉语词汇里的含义是“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在管理学上，“组织”是一种管理职能，是指把分散的人员或其他资源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以一定的秩序和相互关系连接起来而进行的一种管理活动。公务员主管部门作为组织者，是一个比招录机关更高、更上位的行为主体。招录机关是在公务员主管部门的“组织”之下具体开展录用公务员的相关工作，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报考人员为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务员主管部门与公务员招录机关不是并列的关系，更不是随便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

这意味着在公务员主管部门不“组织”的时候，录用机关不得自己擅自进行公务员录用考试或其他相关工作；也意味着即使公务员主管部门越位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也不能以此为由否定招录机关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和相关的法律事实。在“广西年龄歧视第一案”的诉讼中，法院以公务员主管部门具有组织录用考试职权为由，认定被诉的设定和执行强制性年龄限制报考资格条件并拒绝公民报考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公务员主管部门广西人事厅的行政行为，否认该被诉行政行为是招录机关广西司法厅的行政行为[8].这实际上就是把“组织”行为与在“组织”之下的具体实施行为混淆了。

（二）职位资格规定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这是《公务员法》最具争议性的条款。在这里需要特别澄清。

不少人，特别是从事公务员管理工作的人认为，这是法律对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授权，使得他们有添加、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的权力。例如，特别是，该条规定公务员年龄条件是年满18周岁，没有规定年龄上限，也没有其他地方规定禁止设定上限，所以，他们认为可以添加诸如35岁以下等的资格条件。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论调是明显错误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公务员主管部门添加、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违反立法表达的“国家意志”。在《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中，“国家意志”除了表示要求年满18周岁以上外，没有表达其他限制公务员年龄等条件的意思。1994年《人事部关于印发的通知》（人录发[1994]1号）把35岁以下作为干部年轻化的原则性政策措施规定下来，到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时间长达11年。从1980年提出干部年轻化政策起算，则至今时间已长达1/4世纪。如果这个年龄限制是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并且需要坚持的话，自然会在《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下来，或者即使不写进《公务员法》的条文里，也必然会在立法过程中说明需要坚持的意思并得到人大常委会委员一致的或多数的认同。根据《立法法》第二十七、二十八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一般应经过三次审议后才交付表决；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两次审议后交付表决。《公务员法》就是经过两次审议后交付表决通过的。在公务员法的两次会议审议的公开程序中，没有任何关于需要坚持限制年龄资格条件的讨论或说明。如果立法上有（或允许）限制35岁等的意思，在《公务员法》中写进“35岁以下”几个字，或者在立法说明中说明坚持限制年龄的意思，都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为什么不写也不说呢（这里也不存在因为全国各地情况不一样而需要由各地具体规定的情况，因为《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中的35岁限制本身也就是一个全国性统一的原则性规定）？只能说明立法中没有要表达限制年龄的意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树立科学人才观，强调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后紧接着出台的《公务员法》，断不能、断不应出现与党和国家新政策相悖的规定。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就是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奉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在我国当前历史阶段和已经确立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都表现为最多数广大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对“18岁以上公民的报考年龄不作限制”的意思是清楚的，顺理成章的。据此，可以认定，如果有关部门在《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之外添加诸如 35岁以下年龄等的资格限制条件，是违背《公务员法》的立法意思的，是违法的（当然也是违反党和国家的人才政策的）。在讨论检察官、法官是“一考”还是“两考”的问题时，法律委员会考虑应重在考察报考者是否具备报考职位的任职要求，并从避免不必要增加考生负担的角度出发，确定了检察官、法官直接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社会人员中选拔的意见，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的采纳，写进了《公务员法》。众所周知，国家司法考试是没有年龄上限的，过去的公务员考试却有很多诸如23岁、25岁、27岁、28岁、30岁、32岁、35岁等的随意限制。由此进一步认定，“国家意志”在《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中不但没有表达要对成年公民限制报考年龄的意思，反而是逻辑地表达了不限制年龄的意思。

第二，公务员主管部门添加、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与报考者的权利性质不相容。报考公务员是公民的政治权利[9].根据《立法法》第八、第九条的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利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除制定法律外，不得授权制定行政法规或其他文件加以剥夺。因此，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法律的规定之外作出剥夺公民报考公务员权利的限制，都是不合法的。

第三，公务员主管部门添加、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与《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体系相冲突。从逻辑体系和内容结构上看，《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七项公务员条件，实际上已经是对公务员积极资格条件的全面概括规定，完整地构成了公务员报考资格积极条件的全集。《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的积极条件与第二十四条的三项消极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公务员的条件作出全面的限定。公务员主管部门设置年龄等资格条件超越了第十一条第（七）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要求其他条件和其他情形限定由“法律规定” 的权限，因而是不合法的。

第四，从立法表达技术的角度看，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在法律规定中只规定下限则表示没有上限（暗含上限为法定退休年龄），如台湾地区的非特种公务员考试（18岁以上）；无限制则表示暗含成年公民至法定退休，如英国的行政助理公务员考试；有上限和下限的，均要在法条中同时明确规定，如美国（18岁至65岁），日本（区别不同类型为20岁至34岁、21岁至29岁、17岁至23岁等）[10].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为23岁以上，无上限；《公证法》为25岁以上65岁以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由是观之，《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务员年龄条件是18岁以上，则表示无上限。那种认为《公务员法》没有规定上限自己可以添加规定的观念和做法，是不符合立法规律和规则的。

公务员主管部门（和招录机关）关于“法无禁止” 即可由他们在《公务员法》第十一条之外添加其他资格条件的说法在社会上很具有迷惑性。必须严正指出，这种说法的论调不是法律的无知便是法律的无赖。谓其无知者，稍有法理基础常识者皆明白，法无禁止皆可为乃是民法的原则，非行政法的原则。政府依法行政，须是有法律明确的授权依据方可为。谓其无赖者，可质问之：《公务员法》未有规定禁止杀人，中国其他法律亦未见规定禁止杀人的文字，则人人皆可为盗贼乎？

既然将《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所讲的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职位资格条件的权力理解为公务员主管部门添加、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资格条件在法律上行不通，那么这个规定必定不是指其可以添加或改变《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的权力，而是必定另有他意。

通读《公务员法》全文，我们发现，其他能与二十三条“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有所对应的地方是《公务员法》第十八条：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然而，《公务员法》第十八条本身又明确规定了确定“各”（具体）职位资格条件属于招录机关的职权，加上受《公务员法》总则第十条规定的公务员主管部门与各机关之间的“指导”职权关系的限制，《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这些省级以上的公务员主管部门依法显然又不能越权去替各招录机关确定“各”（具体）职位的资格条件。正常的公务员管理中，人事部、人事厅连各机关副处以上干部的任免都不具体管（也管不过来），如果要他们具体去管到各部门、甚至全省各县、乡镇机关科员、办事员的各个具体岗位设置条件，简直不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状况[11] ！

既然不能添加、改变第十一条的公务员条件规定，也不能直接规定（确定）第十八条各机关的“各”（具体）职位资格条件，那么，二十三条规定的职位资格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呢？

仔细研究十八条的规定，我们发现“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条文中，各机关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的依据“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之前缺少修饰词：这些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是谁确定的呢？如何确定的呢？宏观层次上，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规定；微观层次上，各机关（招录机关）也没有权力自己确定。那么，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在党政组织系统内行使类似或相关权力的部门如组织部、编制委员会等）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层次上，正好是行使确定这些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的权力或职权的部门。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公务员职位资格条件的职权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和范畴内行使的职权。

在中观层次上规定公务员职位资格条件，其目的和意义显然不是为限制公民的报考权，而是为了对招录机关进行约束：一方面，可以防止用人机关（招录机关）确定职位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不违反相应的机关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的规定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用人机关（招录机关）滥用职权随意设置资格条件，侵犯公民权利。如此说来，公务员主管部门行使职位资格规定权乃是其在公民平等择业与用人机关自主用人之间担当平衡、监督的角色与职能。

当然，对招录机关的这种约束条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报考人员形成相应的约束。公民报考公务员时受这些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职位资格条件的约束，是间接的，是从对招录机关的约束中延伸、派生出来的。公民直接受到的资格条件的约束来自招录机关依法确定的职位资格条件（对职位资格条件的内容及合法性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报考者权利”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

（三）体检项目和标准的确定权

《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这个规定表明：

第一，规定体检办法的合法的行政主体是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过去在《公务员条例》没有规定体检的情况下，人事部《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 体检的项目、合格标准及有关办法由录用主管机关根据职位要求具体规定”的内容。与此相比，《公务员法》对有权“规定”体检的行政主体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除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均没有“规定”体检项目和标准的权力。从立法语言的角度看，这同时意味着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除自己“亲自规定”之外，不能再转授权省以下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体检项目和标准作“规定”。

第二，确定体检项目和标准的实质合法性在于与公务员工作职位要求的关联性。从规范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角度说，他们只能从公务员职位的共同要求去规定共同的体检项目和标准，并从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职位的工作特点需要去确定和规定不同类型的体检项目和标准。从录用机关和报考人员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体检项目和标准的科学性、确定性、操作性有欠缺，那么，某些或某个项目和标准脱离了某种或某个职位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该项目和标准对该种或该个职位就不适用。只是由谁又如何来判断“不适用”是一个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发生争议时当地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出面协调，协调不成的应由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审判机关依照《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正常履行职责”的需要为标准作出裁判。

（四）录用批准（备案）权

《公务员法》第三十条规定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组织录用的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当地省级或者授权的设区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批准。我们认为，这种备案和批准在行使权力性质上属于监督权的范畴而不是行使录用决定权的范畴。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录用人员的备案管理，纯粹是告知性的备案，属于行使监督权而不是录用决定权，这是没有争议的。这里需要对有关省级、被授权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录用属于录用决定权还是录用监督权的问题进行澄清。

第一，从《公务员法》总则第十条规定的公务员主管机关对各机关的“指导”关系来看，公务员主管机关对本级政府行政部门和其他招录机关的公务员录用不具有决定权，对市级以下招录机关行使决定权更加不应该，否则就等于否定招录机关录用公务员的法律行为主体地位，公务员主管机关与招录机关之间就超越“指导”的法律关系了。

第二，从《公务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取消录用和第九十条规定取消录用争议的申诉处理程序来看，负责申诉处理的是招录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机关，如果把批准录用作为决定录用权，那么，就会出现原来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录用决定”被下级的市、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以及招录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最终“决定取消”的情形。这与行政体制的基本法律构架明显冲突。即使在《公务员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必要时”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录用的条件下，这种下级机关最终“决定”取消原本由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录用决定”的情形依然会存在。

综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录用应作为对招录机关录用决定进行监督的职权而不是作为代替招录机关“决定录用”的职权。

（五）工作指导权

《公务员法》第十条规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这里的指导自然包括对各招录机关录用公务员工作的指导。按照一般行政机关管理运行体制的业务归口管理原则，这种业务工作的指导也是自然的。

（六）申诉处理权

根据《公务员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新录用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取消录用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公务员主管部门处理申诉的职权以同级录用机关取消录用的当事人申请为限，且该取消录用仅限于《公务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录用后试用不合格的情形，不包括在录用后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而取消录用资格的情形（此种情形属行政复议和诉讼管辖）。

四、报考者权利

要说报考者的权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但是我国没有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审理案件的传统和惯例，实际上宪法的平等权对诉讼和其他处理纠纷的具体事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具体的法律渊源里寻找保护报考者权利的依据和办法。

（一）报考资格权的理论属性

《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条件是从国家立法的层次上对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次分配。公民依此分配取得的资格，大致相当于法理上的权利能力的范畴。对公民来说，《公务员法》第十八条招录机关确定的职位资格条件，大致相当于法理上的行为能力的范畴[12].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都属于资格条件。对公民报考公务员而言，这两种资格条件在法理和法律上是有质的区别的。前者涉及政治权利的资格条件，是宪法权利的范畴，是法定性资格条件。后者是与公务员岗位相联系的条件，属于适位性资格条件，较多地体现了用人机关的意思，有较大的意定性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意定性资格条件。法定性资格条件和意定性资格条件之间的关系中，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后者受前者制约，不得与前者冲突或抵触。下表是我们对这两种资格条件所作的一些归纳和展开的比较。

区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定性资格条件和意定性资格条件的意义。在实践中对公务员报考资格的限制五花八门，堪称“歧视无处不在”

.由于我国在法律和制度上强调了公务员政治性的特点，如果任何限制的规定都被认为是歧视，任何被认为是“歧视”的规定都要归结到政治权利的宪法范畴种去讨论，而实际上又没有解决宪法性争议问题的诉讼或其他救济途径，其结果只能是使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更加容易遭受社会的广泛质疑，这会使得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道路上的努力的结果或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引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定性资格条件和意定性资格条件的理论和制度，将公务员条件作科学的区别和归类，可以把报考公务员资格条件中大量的限制性规定的争议归结到公平竞争权[14]、行政许可或者其他行政决定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运用现有的行政复议、诉讼制度来加以讨论和解决，避免过多地在宪法和政治的范畴上讨论。

目前《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在实务上只有国籍、是否年满18周岁、文化程度（注意：是文化程度不是学历）这三项具有可以识别和需要识别的意义（其中文化程度在国家法律层次上除对法官、检察官等个别类型公务员有具体规定外，对其他普通公务员报考的文化程度尚无法律具体规定）[15].在需要识别和可以识别的意义上，对报考者的国籍、是否年满18周岁、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文化程度的争议，在没有宪法诉讼制度或预计运用宪法诉讼的运行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为简便易行及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可以借鉴选举权诉讼（选民资格案件）在民事诉讼中规定特别程序的处理方法，在行政诉讼中规定特别诉讼程序加以处理，并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开始前审结，保证符合法定性资格条件的报考者能参加当次的考试。建议在今后修订《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对此问题作出规定。

（二）报考资格权的保护

1、政治权利的保护。

我们迁就现实把公民报考公务员涉及的宪法平等权“降格”为具体的法律权利来寻求行政复议、诉讼制度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保护标准的降低。与界定法定性资格条件和意定性资格条件的标准相对应，政治权利的法律保护标准应把握两个方面：

第一、根据宪法精神和《立法法》第八、第九条规定的法律保留制度，限制公民报考的法定性资格条件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规定（这些规定无效）。

第二、意定性资格条件的“意定”主要是指招录机关根据本机关业已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的职位、职责为依据而对公务员报考条件进行的自主“设定”或“确定”，并非指其可以随意设定。

根据第一方面的标准，如果法规、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报考资格条件的规定不是涉及对报考者权利的限制而是对招录机关“设定”或“确定”相关资格条件的行为所进行的规范和限制，作为上级对下级机关的约束，下级机关当然必须遵守，可以作为衡量该下级机关相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之“法”；反之，如果是涉及到对报考者权利的限制，则不是我们所说法定资格条件之“法”，而是非法之“法”。据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认，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而“规定”的职位资格条件，是规范和限制招录机关之“法”，而不能是限制公民报考资格条件之“法”。

根据第二方面的标准，我们可以甄别，并非录用考试简章上公布的报考资格条件都属于职位资格条件。一般而言，招考简章及所附职位表上规定的性别、年龄、体貌、学历、英语四六级、政治面貌、户籍地乃至工作经历等的限制资格条件均不属于职位资格条件（当然，更不属于法定性资格条件）。只有那些与招录机关根据其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所设置的职位、职责的工作需要紧密联系的条件（如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特殊岗位的体格或语言能力要求等）才是属于职位资格条件。那些可以通过岗前培训和试用期一般性学习获得的工作技能（如一般职位的电脑打字等）也不应作为报考资格条件。有些特殊职位对报考者有特殊的条件要求，如个别职位宜男不宜女，个别职位不宜残障人士等等，这是超越国家制定法意义的法上法的要求：毕竟公务员是要在职位上劳动的，并非只是供人享受的福利资格及待遇，即使招录机关不去规定这些“资格条件”，这些“资格条件”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条件。

2、公平竞争权的保护。

资格权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权，是指符合法定性资格条件和合法的职位资格条件的报考者都有获得平等机会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竞争公务员职位的权利，以及使这种权利不因招录机关或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在法律规定或合法的职位资格条件规定之外附加其他资格条件而受到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资格权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权，是基于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权的延伸或另一种表达方式，性质上仍然是政治权利。因此，公平竞争权保护适用政治权利的保护标准和行政复议、诉讼上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及标准。

（三）竞优权

这是考试录用程序范畴内的公平竞争权，是指符合法定条件及合法的资格条件的报考者在公务员考录过程中能在合理和确定的程序保护下表现其优于其他竞争者的质素并获得录用的权利。保护竞优权是公务员录用真正实行竞争、择优原则的基础和前提[16].目前影响竞优权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程序不够严密和确定，留下人为操作的空间（如中途改变程序、不按1：1考察和不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等）；二是在确定的程序中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因素（如笔试后加分等）。程序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必须深入地研究在程序上保证报考者竞优权的问题。如果竞优权得不到切实的保证，考试录用的结果仍然有沦为“田忌赛马”式的公开的“暗箱操作”的危险，公民争取资格权平等的努力将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下表是我们对资格权和竞优权所作的简要比较。

（四）诉权

诉权是保护权利的权利，指公务员报考者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向专门机关提出请求停止侵害、恢复权利的权利。广义的诉权包括宪法上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申诉和控告以及批评、建议的权利，形式上还可以包括信访权等。法律层面上比较规范的制度安排是指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

行政复议是指报考者认为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侵犯其报考权和竞优权，向该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由复议机关对原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是指报考者认为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侵犯其报考权和竞优权，向该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该招录机关或录用主管部门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五、录用纠纷的处理

录用纠纷主要是指在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报名、考试、体检、考察、录取等环节上与招录机关或公务员主管部门（主要是录用主管部门）发生的行政争议。当发生争议需要处理时，报考人员、招录机关、录用主管部门之间的纵向（单向）关系就会在纠纷处理机制的作用下变成双向关系，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裁判制度下甚至变成横向平等的关系。以下是简化的两种不同关系势态示意图。

（一）录用纠纷的类型

以纠纷的内容为依据划分，录用纠纷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报考资格争议。这是较容易发生的争议，既可以是报考人员与招录机关的争议，也可以是报考人员与录用主管部门的争议。包括法定资格条件的争议、职位资格条件的争议，还包括停考处罚的争议。

2、报名收费争议。

3、考试争议。主要指在考场考试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如2003年贵州省人事厅监考人员将身份证过期的考生刘新强清退出考场，考生遂将人事厅诉至法院[17].

4、考试成绩争议。包括公共笔试、专业笔试、面试成绩的争议以及考试作弊认定、取消成绩等的争议。

5、加分争议。由于《公务员法》只规定民族地方录用公务员时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并无其他奖励、照顾规定，加分明显改变报考者在报考时所能预知的公平竞争条件，必将成为今后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

6、体检争议。在《公务员法》中已经明确体检由招录机关实施，所以体检争议一般应在报考人员与招录机关之间发生，报考人员与公务员主管机关之间的争议只应在公务员主管机关变动体检项目或标准的情况下发生。

7、拟录人选争议。指拟录人选公示后利害关系人对公示拟录用人选的异议及对自己未进入拟录用人选而提出的争议。

8、录用决定争议。包括对被录用人员的争议和报考人员对自己不被录用而提出的争议。

9、取消录用资格争议。这里的取消录用资格指录用后发现被录用人员在录用前有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而取消录用，非指《公务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录用后因试用不合格的取消录用。录用后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而取消录用资格的情形与录用后因试用不合格而取消录用的情形毕竟性质不同，因为争议虽发生在录用之后，但实质争议的问题依然是录用之前的问题，故不适用《公务员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由人事系统专属管辖的（辞退或取消录用）申诉事项，仍作为一般行政纠纷处理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管辖[18].

（二）录用纠纷的协调处理

协调处理主要是报考人员与招录机关、与同级公务员主管机关或作为录用主管部门的上级公务员主管机关就争议进行沟通处理，也包括招录机关与同级或上级公务员主管机关的沟通处理。该办法的优点是不容易激化矛盾和不容易被曝光形成社会热点，本来是一个有利于及时处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由于没有规范的依据和程序，往往反而因为部门之间相互推委而使报考人员感觉“官官相互、告状无门”而“怒上法庭”，并曝光形成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许多曝光的焦点案件都经历过此过程。

（三）录用纠纷的行政复议和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公务员录用纠纷得到社会和法律群体认可的裁判案例几乎没有，凸显政府的法制能力和司法能力亟待提高。从案件审查的技术性操作的角度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立案标准的把握有重大偏差。从可见的报道资料来看，多数案件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理由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有些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理由也很勉强，经不起推敲。

2、审查对象的把握有重大偏差。依据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活动的性质和证据规则，案件的审查是对被申请人和被告的审查，而不是对申请人和原告的审查，申请人和原告本身的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存在某方面的违法性，不影响审查机关对被申请人和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但是一般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对被申请人和被告的审查是有选择的，只要有一点点理由维持就尽量维持；对申请人和原告的审查却是全面的，只要有一点点理由驳回就尽量驳回。更有甚者，有时会出现审查机关和被申请人或被告一起共同研究案件，形成对申请人或原告进行“会审”的局面。这是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和目的背道而驰的。此外，不区分案件性质，把公务员资格问题降格为考试录用程序问题来审查，避重就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3、审查义务的把握有重大偏差。审查机关除了在一般的合法性审查问题上有选择地“偷工减料”之外，还常常对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和合理性问题“偷懒”不予审查。尤其是所谓行政诉讼不审查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需要特别澄清。许多人通常习惯性地把行政复议的审查归结为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行政诉讼归结为合法性审查，不包括合理性审查。这是错误的。《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是审查被复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适当性是复议机关主观性裁量的判断，合理性则是对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客观性裁量的判断。适当性裁量在结果上可能会与合理性裁量重合，但并不意味着适当性等同于合理性。所以，不能将《行政复议法》规定审查被复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理解成行政复议审查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以此说成是排斥行政诉讼审查合理性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审查行政行为是否“滥用职权”和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意味着尽管行政行为表面符合某些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规定，但是由于行政行为违背目的正当性，行政处罚违背公认的比较标准，该行政行为或行政处罚仍会被判定为违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合理性判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合理性审查不仅可以包含在合法性审查之中，甚至可以高于一般的合法性审查[19].所以，无论是复议还是诉讼，审查机关都必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或者说，审查合法性包括审查合理性。谁在这个问题上“偷工减料”，那么，他的案件质量就肯定有问题。

4、审查依据的把握有重大缺失。主要表现是：（1）对被申请人或被告不利的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适用。如宪法、立法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有关公民政治权利保护、平等劳动就业权利等的规定被排除在案件审查的依据之外；（2）不按照有关立法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和《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的规定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效力；（3）在行政规范性文件适用上排除适用上位的对被申请人或被告不利的规定。如拒绝适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规定；（4）对党和国家的新政策拒绝适用。如拒绝适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关于树立科学人才观、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规定；（5）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作片面的有利于被申请人和被告的超出社会公众和法律群体正常认知的解释和推理，等等。

如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则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公务员录用纠纷和其他行政纠纷的解决能力必让世人刮目相看。在此等法治力的威慑之下，侵犯公民权利的行政争议必大为减少，社会之民主、文明与和谐方为常态。

（四）录用纠纷关系的处理

录用纠纷关系的处理，重点、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并由此确定复议、诉讼的管辖机关。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果不确定被申请人和被告，不确定处理机关，则一切的录用纠纷都将无法处理。根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原则，结合《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确定被申请人和被告可按以下几个原则把握：

1、国务院各部门及相当层次的招录机关，可直接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以招录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时，复议机关为原招录机关（即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为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选择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国务院作最终裁决。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起诉。起诉的按行政诉讼法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因为中央一级录用机关只需将录用公务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做告知性备案，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国务院人事部作为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诉讼的被告，除非人事部本身招录公务员而成为招录机关的情形下、人事部超越录用机关的意志直接确定录用人选或直接否决录用人选的情形下、以及有其他直接对行政相对人为可诉行政行为的情形下。

2、一般情形下，省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相当层次的招录机关，授权组织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市的人民政府各部门及相当层次的招录机关，应直接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负责组织录用考试的公务员主管部门如在组织过程中有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可以该公务员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或被告。此种情形下，申请人或原告可以选择将招录机关和公务员主管部门之一或两者同时作为被申请人或被告。

选择单一招录机关或录用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时，复议机关为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此情形下，公务员管理权限突破通常本地政府及本地人事局、人事厅管事的观念。如某市建设局的公务员录用纠纷可以由省建设厅复议，某省建设厅的公务员录用纠纷可以由建设部复议；若以录用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则该市建设局的公务员录用纠纷可以由省人事厅复议，该省建设厅的公务员录用纠纷可以由人事部复议。这是行政复议法的效力所致。正如行政复议制度实行之前，省建设厅对市建设局业务只有指导权并无决定权，但一进入复议程序，则建设厅依复议法取得该件事务的决定权。公务员管理权在复议制度下对传统习惯观念及权限的改变，亦同此理。

选择将招录机关和公务员主管部门共同作为被申请人时，则只能由其共同上级即同级人民政府为复议机关。

省、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对招录机关录用人选的审批，作为一种法律监督措施，是对下对内请示性行文的批复，应作为内部审批即内部行政行为处理，一般不应以此为由将审批机关作为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诉讼的被告。如必要，复议机关或法院将该审批机关作为第三人通知其参加复议或诉讼即可，亦可考虑传唤该审批机关有关审批人员为证人就相关的批件进行质证。只有在该审批机关超越录用机关的意志直接确定录用人选或直接否决录用人选及有其他直接对行政相对人为可诉行政行为的情形下，得将其作为被申请人或被告。

3、县级以下政府各部门及相当层次的招录机关，以及未授权组织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市的人民政府各部门及相当层次的招录机关，依《公务员法》有为相关行政行为的职权，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可直接作为被申请人或被告，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管辖原则确定复议机关和管辖法院，即使其行政行为通常被公务员主管部门替代为之，亦不应因此否认其作为招录机关之行政行为主体及行政复议主体和诉讼主体的地位。若公务员主管部门在招录过程中有直接对报考人员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将该公务员主管部门一起或单独作为被申请人或被告。

省、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对招录机关录用人选的审批行为，按前面第2点所述办法处理。

4、对法律规定或国务院规定的垂直领导部门的招录机关录用纠纷，一般以招录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为复议机关。如系以上级主管机关的名义统一录用公务员再在系统内分配的情形，则以该上级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和被告。对无法律规定或国务院规定为依据，自行参照或按照垂直领导部门的方式将录用考试的各项权限上收的部门，仍以实际用人的招录机关为适格的被申请人和被告，上收权限的该上级部门可作为越权为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和被告，也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或诉讼。

[注释]

[1] 参见《海南乙肝歧视第一案立案 病毒携带者考公务员被拒》。后来二审法院裁定纠正，责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该案未见后续的公开报道，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2] 见南宁市青秀区（2005）青行初字第13号《行政裁定书》。原告对裁定的上诉尚在处理中。该案目前仅就对另一被告人事厅的诉讼作出了初审和终审判决。

[3] 王少裴、郭卫艳：《二审下来“丢”了被告》。

[4] 《公务员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确定职能、机构、编制的基础上，进行职位设置；制定职位说明书，确定每个职位的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培训、晋升等的依据。

[5] 《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第十六条规定：“ 录用国家公务员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招考公告；（二）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三）对审查合格的进行公开考试；……”。

[6] 在录用纠纷的诉讼中，有些被告招录机关以自己没有录用决定权、最终决定录用的机关是政府人事部门或其他部门为由抗辩，这是混淆了内部行政关系与外部行政关系，不符合公务员录用法律关系的质的规定性。前述注释[3]所讲的山西省赵鸿亮与晋中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公务员录用纠纷中二审法院撤销了以录用单位为被告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以晋中市食品药品监督局不具有录用决定权即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的做法，同样也是反映出这个问题。

[7] 郭赞：《何智勇诉佛山市人事局行政决定纠纷上诉案》。

[8] 参见赵丽红：《刘家海不服广西人事厅不准报考公务员行政决定案》.

[9] 对这个判断的详细论证，参见法律放光彩：《提高司法能力，保护公民权利，走向法治新时代》，刘家海：《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的法律评析》。可以用搜索引擎从互联网多家网站搜索得到。

[10] 参见刘家海：《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的法律评析》。相关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的内容根据江明修、蔡金火《公务人员考试应考资格之研究》整理.

[11] 如果认可是由这些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机关具体地为招录机关各个职位“规定”（确定）资格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巨大的工作量也是公务员主管部门中有限的公务员录用管理工作人员所不能承受的（人事部一个司有几个工作人员？人事厅一个处又能有几个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权与责的严重脱节。

[12]之所以说是“大致相当”，是考虑到《公务员法》在规定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在立法技术表达上不够清晰，即《公务员法》第十一条中的第（五）、第（六）项“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实际上也可以归属于适位性条件。但是，为了将这里国家立法层次所要求的条件与《公务员法》第十八条规定由招录机关所确定的职位资格条件区隔开来，我们仍然需要坚持这两项条件作为法定性条件，其根据：一是公民政治权利的性质决定了不能由行政机关来做限制。二是《公务员法》第十八条的职位资格条件的依据是招录机关按照本机关业已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的具体职位的情况，这与国家立法规定的公务员条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问题。从立法实务和立法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国家立法一般是直接规定普遍性的职位资格要求，也有可能会涉及某类、某些职位的特殊要求，但是除了对国家元首或个别特殊重要的职位外，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对普通公务员的某个具体职位设定具体的资格条件。

[14]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

[15] 有关是否规定文化程度（或学历）和文化程度（或学历）与公务员考试的类别、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参见刘家海：《公务员报考资格条件的法律评析》相关内容。资料来源：江明修、蔡金火《公务人员考试应考资格之研究》.

[16] 在实务的意义上，竞优权保护比资格权保护更为重要和困难。资格权主要是观念改变就可以做到，对招录机关和权力和考试录用组织及实施工作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影响。公平竞争权不仅增加考试录用工作组织和实施的难度，而且直接威胁招录机关和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的某些实际权力。

[17] 参见《贵州首例公务员招考官司判决》。该案我们只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审判决情况，二审情况不得而知。从一审看，确认以身份证过期为由清退出考场合法，值得商榷。身份证是证明身份的证件，但并非是唯一的身份证明文件。对公务员报考的法律意义不外乎在于证明报考人员的国籍及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即使身份证过期，报考人员的国籍及户籍地或居住地依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资料得以证明。

[18] 以此看，2004年“怀孕女大学毕业生状告商务部取消录用资格”案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原告起诉是值得商榷的。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2

一、工作目标和原则

按照“抓得住、抓得紧、抓得实”的工作方针，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业人员受到一次深刻的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教育，使各级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受到一次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的深刻教育；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办工作，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势头；发现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进一步改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推动防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建设。

自查自纠工作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自查与纠正相结合。各单位、各部门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自我检查，找出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在抓好自查自纠的同时，要认真查找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围绕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完善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二）坚持自查自纠与专项检查相结合。既要认真组织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开展对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又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的自查自纠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自查自纠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三）坚持行业指导监督与单位分级负责相结合。省交通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全行业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各级交通部门、各单位按照管理层级，分级实施，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四）坚持自查自纠与促进工作相结合。要把自查自纠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既要保证自查自纠工作的质量，又要保证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进行，做到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要积极研究提出建立防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建议和措施。

二、工作重点和范围

以在建的工程项目为切入点，围绕工程招标投标、工程转包分包、工程设计变更、设备材料采购、质量监督等主要环节，组织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按照《**省交通厅开展治理交通建设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确定的职责分工：各地市交通局负责所属单位及所管项目，省高建局负责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省公路局和各地市交通局负责其他工程和农村公路项目，省航务局负责水运建设项目，省运管局负责运输场站建设项目，厅建管处负责其所管项目，厅计划处负责项目的立项、审批等，厅财审处负责建设项目融资、资金拨付方面的情况，厅直属机关党委负责厅机关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三、工作方法和步骤

此次自查自纠工作从20**年4月中旬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调查摸底

（一）宣传动员。

从4月中旬开始，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厅直属各单位及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有关文件，充分认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开展工作的自觉性。采用报刊、网络等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本单位、本部门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二）全面开展调查摸底。

从5月初开始，各单位、各部门组织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对照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印发的“治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商业贿赂基本情况调查表”（见附件1）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商业贿赂表现形式调查表”（见附件2），摸清目前在建交通建设项目的规模、性质、工程进度和项目资金构成情况，摸清参加项目建设的单位数量、资质、人员等情况，摸清发生不正当交易行为的主要环节、关键岗位和人员以及不正当交易行为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列明可能存在的问题清单。两个调查表的汇总情况和调查摸底工作情况要于5月25日之前报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阶段：自查自纠

从5月中旬到10月下旬，各单位、各部门要根据调查摸底阶段所掌握的情况，组织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深入查找突出问题，及时处理并认真落实整改，对查找出的重大问题和处理情况要及时专题上报，每月要有月报，自查自纠工作总结报告要在10月31日以前报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查自纠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组织开展工作情况、自查自纠情况、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等，要实事求是，详细具体，多用数字说明问题。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将对各单位、各部门自查自纠工作质量进行考核评价和验收，对自查自纠不认真、不深入、不全面的，将令其“补课”；对走过场的，要推倒重来。

（一）深入查找突出问题。

各单位、各部门要根据调查摸底阶段确定的问题清单，从制度、程序、台帐和资金四个方面，做到“四查四对照”。

一是对照法规查制度。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检查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

二是对照制度查程序。根据有关规定和管理制度，检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检查交通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项目融资、征地拆迁、招标投标、工程分包、项目变更、材料设备购销、质量监督、计量支付、项目审计、竣工验收等程序的履行情况，找出涉及违规违纪的问题。

三是对照程序查台帐。根据工作程序和管理要求，检查各种会议记录、报表、文件、合同及其副本或补充协议及备忘录等台帐是否完整规范，找出涉及违规违纪的问题。

四是对照台帐查资金。根据管理台帐和财务帐本，检查合同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检查营销费用、研发费用、中介机构费用的真实性、合法性；检查发票的收款单位和内容是否与合同一致；检查有无凭虚假发票列支成本费用，有无红字发票冲帐；检查中标价、合同价、结算价差额，查找存在的问题；检查财务资料和银行帐户，查找有无帐外资金来源或“小金库”。

参加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的单位要重点查找有无下列行为：

1、查找在项目立项、融资、招投标、工程转包分包、材料设备采购、工程设计变更、计量支付和竣工验收等环节过程中，有无违反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它利益的行为。

2、查找在招投标、勘测设计、变更等环节，有无违反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它利益的行为；要查找在招投标、工程转包分包、施工等环节，有无违反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它利益的行为；要查找在招投标、工程监理等环节，有无违反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它利益的行为。

3、中介机构、社团组织等相关单位要查找在中介活动、资质评审等过程中，有无违反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它利益的行为。

各单位、各部门要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发生规律和特点等进行分析，查找监管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做到“三查三对照”。一是对照行政许可法规查找有无违反规定权限和程序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二是对照市场规则查找有无影响公平竞争的准入门槛。三是对照交通部门领导干部“四个不准”查找行政工作人员有无利用职权参与、干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谋取非法利益和索贿受贿行为。

查找问题工作情况要在9月15日以前报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及时处理存在问题。

按照“边查边纠”的原则，对查找出的不正当交易问题，要依纪依法，实事求是，根据事实、情节、后果以及认识态度等，予以区别对待，及时做出处理。对情节轻微的，以批评教育和自我纠正为主；对虽有问题但能主动说清并认识错误的，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拒不纠正、掩盖问题的，要从严处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

（三）认真落实整改。

要针对自查中发现的不正当交易问题，及时研究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重点，落实整改责任，切实加以整改。各单位、各部门要总结经验教训，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并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创新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做到严格自律。

整改工作情况要在10月15日以前报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各部门要把自查自纠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对敷衍了事、消极被动、措施不到位、工作不力的，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二）加强督促检查。

要把监督检查贯穿于自查自纠工作的全过程。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将采取发督办函、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开展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对自查自纠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问题较多、社会反映大的单位或部门，要派出人员现场督办；对开展自查自纠不力的，要批评教育，令其限期纠正。

（三）加强组织协调。

各单位、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理顺工作关系；建立专门举报通道，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加强群众监督；建立信息专报、通报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报告每个阶段的工作情况。

（四）总结工作经验。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3

《行动计划》还提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党支部从下一次换届选举开始实行“双直选”制度，即由党员直接选举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从2013年开始，“三公”经费“零增长”，将延伸至市、县（市、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党员满意率5年后达90%以上

《行动计划》提出，广东省将通过3-5年的努力，推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坚强保证。

《行动计划》中提出主要目标包括：到2017年，完成对党员干部的全员培训和对领导干部的系统培训。2013年上半年前，各级党组织普遍建立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规范，到2017年党员对基层党组织各项事务的满意率达90%以上。

同时，到2015年基本形成科学规范、约束严格、权责统一、系统配套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制度在管人管事管权中的根本性作用进一步彰显。到2017年形成比较科学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

重点开展“四查四纠治”活动

《行动计划》提出，原则上每两年集中开展一次党性分析活动，当前要重点开展“四查四纠治”：查党性原则强不强，纠治好人主义；查宗旨意识牢不牢，纠治；查工作作风实不实，纠治形式主义；查精神状态好不好，纠治懒散主义。

进一步办好“广东学习论坛”，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每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8天。进一步办好党校、行政学院和现代远程教育，到2017年完成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到2013年全面落实党员教育培训规划纲要。

民主生活会不满意率超1/3要重开

“谈心谈话没有做到应谈全谈、没有触及思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急于召开民主生活会。”《行动计划》在确定坚持开好一年一次的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同时作了如是规定。还提出，在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测评中，认为质量“不满意”的比率达到1/3以上的，要责令重开。上级党委（党组）领导成员要参加下一级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根据《行动计划》的部署，2013年上半年前，各级党组织利用1-2个月集中开展一次制度清理和建设工作，其中市、县（市、区）、镇（乡、街道）党委的制度清理和建设工作要在2012年底基本完成。推行领导班子讨论重大问题“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市、县（市、区）党委于2013年前编制完成重大事项决策目录，科学划分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决策事项。

“裸官”不得提任部门正职

全面落实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和行政审批、工程建设的规定。有计划地实施市、县（市、区）党政正职和“五长”等领导干部的交流，推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人、财、物等岗位干部的定期轮岗。从2013年起推行下一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同级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纪委全会述职述德述廉并接受评议制度。

“曾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行政撤职及以上处分的干部、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不得提任市、县（市、区）、镇（乡、街道）党政正职，省、市、县（市、区）党政工作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正职，重要和敏感部门领导班子成员。”《行动计划》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任职条件作了诸多限制。

《行动计划》中规定，曾受到处分的干部一般不得提任领导职务，曾受到处分的干部一般不再提拔任用。实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位禁入制度，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对企业破产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因违法违规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禁止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隐瞒或虚报重要事项先停职再调查

《行动计划》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如实报告个人的收入、房产、投资、婚姻变化及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计划生育等情况。对个人应报告的重要事项隐瞒不报告或作虚假报告的，一经发现、查实，一律先停职再作调查。从2013年起推行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考察对象在接受组织考察时要如实填报个人家庭财产、投资经商、廉洁从政等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在谈话对象中公开，报告内容失实或经核查存在影响任用问题的，取消任用资格。探索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制度，2014年前完成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开。

2015年竞争性选拔不少于50%

《行动计划》提出，市、县（市、区）党委书记因提拔使用、平级交流、到龄退休等原因即将离任时，上级组织部门应对其任职期间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评议中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总体评价“满意”、“基本满意”两项比率合计不足2/3，或者用人风气总体评价“好”、“较好”两项比率合计不足2/3的人员，经组织考核认定，要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其中拟提拔使用的，应当取消其资格。

到2017年，广东要基本形成广纳群贤、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推进竞争性选拔，到2015年，新提拔的委任制干部中，通过竞争性选拔的不少于50%。

2015年30%的社区建立“大党委制”

引导、鼓励人才流向基层，到2017年全面做到“一村一大学生”、“一居一大学生”。推进社区“三有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建设，到2015年，形成一支以35-45岁为主体的社区党务工作者队伍，30%的社区建立驻区单位党组织参与的“大党委制”。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到2017年，85%以上的“两新”组织有党员，有党员的“两新”组织100%实现党的组织覆盖，所有“两新”组织实现党的工作覆盖。

市县区“三公”经费零增长

根据《行动计划》，广东省将严格执行省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三公”经费“零增长”，并于2013年起延伸至市、县（市、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严格执行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的六条禁令，党政机关全面实行内部定点接待制度，切实解决公务接待超标准、超范围等问题。严格执行因公出国（境）经费先审制度，压缩出访团组、人员数量和在国（境）外停留时间。重新核定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编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到2015年各地各单位的会议、文件应减少30%以上。

实行离职后从业、近亲属从业限制

《行动计划》提出要健全腐败揭露机制，落实保护举报人、证人的办法，鼓励和奖励实名举报，力争3年内实名举报初核率达到100%。2012年底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有关制度和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寻租的意见，实行领导干部离职后从业、近亲属从业限制，加强对行政审批、干部任用、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行政执法与司法等权力运行的规范约束。

到2012年底，全面建立健全省、市两级预防腐败机构，建成预防腐败信息系统。从2012年起，用两年时间建成权力配置法定化、权力运行程序化、权力监控全程化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4

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

我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严格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相关工作及时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进行贯彻和传达，领导班子成员一致认为此次对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进行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教育领导干部坚持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好本职工作的有力手段。一定要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我们成立了自查自纠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纪检组长具体负责。在活动中，我们注意发挥两个作用：一是领导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查找，以无声的行动影响带动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二是组织的推动作用。7月3日，我局组织召开了局机关全体职工和二级单位领导参加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局党组书记、局长、领导小组长亲自亲动员，对我局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工作安排部署，纪检组长组织了对川纪发［］10号文件的学习，使我局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自查自纠活动在全局迅速启动。

二、自查自纠成效明显

结合创先争优活动查找分析问题阶段和廉政警示教育月活动，我局对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自查自纠活动以科室、二级单位为单元，取得了明显成效。每个岗位的同志，清理出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对照岗位职责、对照有关规定逐条查找，查找结果通过局办公室(纪检监察室)的审核。每个同志均认真查找问题，剖析自我，廉洁意识入脑入心。同时也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岗位廉政风险防范措施。

严格执行厉行节约有关方面。我局严格执行财政经费预算，没有领导参加因公出国(境)。没有在风景区举办会议，也没有用公款请客送礼现象。为严格控制接待标准，还专题研究修订了局《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将原来各业务科室承办的对口接待工作，集中办公室统一管理，实行接待申报制度。严格控制接待规模和陪同人数，防止超标准接待，确保公务接待费用压缩10%的目标任务完成。

车辆管理方面。我局没有超标准配备公务车。为加强公务车管理，专门实行了节假日车辆集中管理制度。规定节假日车辆集中停放到局属矿山救援中心操场，除值班车辆外，一律不得停放在外。一旦安全事故发生，要到事故现场组织救援，驾驶员接到出车通知，即乘坐的士到车辆集中停放点取钥匙出车。为巩固城乡综合环境整治工作，还规定局属所有车辆平时不得在外乱停乱放，局办公室凡是发现驾驶员将车辆停放在餐馆娱乐场所，第一次责令写出深刻检查，第二次作停岗处理。HTtP//:

不准、违规打麻将有关规定方面。没有发生违规打麻将有关规定。在自查自纠活动中，对个别同志利用工作电脑在工作时间上互联网看股票信息一事，局纪检组进行了诫勉谈话。

没有发生违规收受红包礼金现象。

组织人事纪律方面。今年我系统(机关及二级单位)新提拔的9名中层干部，均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有关程序执行，制定了详实的竞岗方案。通过个人报名、竞岗演讲、群众评议、组织考察、上报审批等程序，选出了工作有激情、精力充沛的9名中层干部。没有发生任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落实方面。我局坚持每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没有违反规定的现象。近期，省安监局抽调主要领导带队组织全省安全监管执法交检查，都是按规定向市政府作了报告。

三、自查自纠活动深入人心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5

**同志1992年10月到**县人民政府法制科工作以来，历任副科长、科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主任。该同志政治坚定，善于学习，业务熟练。从事政府法制和行政复议工作16年来,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努力化解行政争议。20xx年至20xx年办理行政复议案116起，所办案件多数达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政治业务素质高。该同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紧密结合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开展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注重树立良好的形象，在生活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正直无私，办事公道，敢于抵制不良现象，从不依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保持廉洁从政的良好风尚。善于学习，有良好的法律素养，认真学习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水平，并带领和要求法制办的全体同志加强法律学习，严格依法办事。**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多次被平顶山市人民政府评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

二、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坚持“四个结合”，认真解决群众“告状难”问题。一是行政复议法律宣传与普法教育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告状”能力。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积极建言献策，先后组织五次集中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举行案件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扩大行政复议法律知识宣传面。二是加强行政复议与规范行政执法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告状”知情权。重新规范了行政执法文书，要求政府各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载明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期限和途径。三是健全行政复议受理机制与创新行政复议受理方式相结合，畅通案件受理进口。设立了行政复议接待室,实施岗位责任制,确定专人负责行政复议申请的接待、登记、审查、受理和送达、督办工作,确保复议受理渠道畅通、高效。同时，开通行政复议热线咨询电话,对当事人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申请复议的,认真登记、核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受理,启动复议程序。四是行政复议受理渠道与其他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相结合，敞开案件受理大门。通过与有关单位沟通,在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长热线办、信访局等窗口单位设置行政复议宣传专栏,公示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工作流程、承办机构和办公地点、联系电话等,方便群众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通过“四个结合”，有效畅通了行政复议受理渠道，近年来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明显增加。

三、创新行政复议审理方式。

一是实现快捷便民。将具体行为明显违法或不当，如不及时纠正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和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且案情和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应予维持的案件；有确切证据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依法应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较小数额罚款、征收类案件，纳入快速处理范围。即时申请即时受理，一般在20日内结案。结案方式灵活，采用责令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督促被申请人履行职责，劝导申请人撤回申请，必要时下发复议决定等形式，迅速解决行政争议。三年来，本人办理此类案件29起，占办理案件总数的25％。

二是实现公正利民。对于案情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纠纷历时较长，当事人抵触情绪较大的案件，以及争议标的大，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群众关注的案件，仅凭书面审查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处理，难以以理、以法服人。对于此类案件，坚持实地调查与公开听证相结合，阳光作业。20xx年5月，某镇一个体采砂户申请复议，以河道管理部门违法为该镇政府办理采砂许可证，侵犯其正当采砂权为由，要求撤销该证。立案后，个体户顾虑重重，担心政府官官相护，办案不公。而镇政府对辖区个体户状告“政府”也存在不理解、不接受情形。鉴于此，**同志携卷下乡，组织各方深入实地调查后，公开进行了审理。通过听证质证，明法讲理，使镇政府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能参与营利采砂活动与民争利。通过审理，撤销了该证，当事人心悦诚服，欣然接受。三年来，该同志通过调查取证、开庭质证审结了23起案件，占办案总数的20％，这种公开、透明、当事人参与的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办案质量，增强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而且营造了公正、公平的氛围，促进了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理解和互信，实现了公正利民。

三是实现稳定安民。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之一。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当事人因不服行政机关就资源权属、民事争议的裁决和处理而提起复议的，这些案件争议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简单的维持和撤销不能从根本上“定纷止争”。针对此类案件， 从解决问题化解争议出发，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且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组织复议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增进交流、沟通和理解，力促当事人互谅、互让，妥善解决争议。如居民连某与邻居因排水、出路等相邻权纠纷引起斗殴，被治安处罚后不服申请复议，并多次赴省、市上访，省电视台也对该案件进行过报道，双方对立情绪非常激烈。受理该案后，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准确把握双方争执的焦点，摆事实，讲法律，析利害，辩事理，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了纠纷，达成了共识，申请人愉快地撤回了申请。三年来，该同志承办的行政复议案件中，有25起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占办案总数的21％。通过调解解决行政争议，不仅能有效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稳定安民。

四、跟踪问效，提高办案质量。一是建立健全评议考核机制。在**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县自1998年始将包括行政复议工作在内的依法行政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二是明确程序建立制度。为了规范行政复议工作行为，提高办案质量，早在1994年就起草制定了《**县行政复议工作规程》。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又及时起草制定了《**县行政复议工作办法》，对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承办、听证、集体研究、领导审定签发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三是拓展行政复议监督效用。建立了生效行政复议决定跟踪问效制度。发现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四是严格把关，确保办案质量。对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坚持认真审查每本卷宗，坚持集体研究案件和评卷制度。今年6月为提高案件质量，该同志还亲自邀请县人大法工委、县法院行政庭的同志对法制办20xx年办理的行政复议案卷进行了评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6

任何一种产业的诞生在带来利益加快发展速度的同时，自然也会伴随着相应的新生问题，如信息安全；互联网企业发展协调；技术创新、自由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互联网企业越是强大时，问题突出越是明显。

2013年，全国工商系统共对涉嫌垄断案件立案12件；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4.99万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19件，涉案人数99人。案件数量同比上升43.3%，是自1995年有统计以来查处案件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案件数量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亲自担任组长，、刘云山任副组长。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发出了一个重大信号，即国家已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视作国家利益，意图首先完善顶层设计，推动立法、行政、司法和行业相关协会采取一致行动，维护互联网公平竞争和安全运行秩序，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创新。

其实早在2011年12月29日，工信部就出台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这一规定成为之后几年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对打击无序竞争，维护依法经营环境，保障从业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此类行政法规将陆续出现，并不断完善。

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

2010年2月，腾讯推出“QQ医生”，后改名为QQ电脑管家，随后以QQ升级时默认捆绑的方式全面推广“QQ医生”，与360安全卫士形成竞争。2010年10月29日，奇虎360推出“扣扣保镖”和“隐私保护器”，以此对抗腾讯QQ，对其实施包括清垃圾和去广告在内的系列“净身”动作。腾讯认为360此举存在不正当竞争；并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2010年11月3日，腾讯“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要求用户“二选一”，要么卸载QQ，要么卸载360软件。双方剑拔弩张，由于QQ和360各有数亿用户，这两家重量级的公司之间的战争，被称为“3Q大战”。

在“3Q大战”不断升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开始介入，向奇虎和腾讯两家公司提出严厉批评。不久后，腾讯公司恢复兼容360软件，两家公司分别向用户致歉。但两家公司的大战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转战法院。

2011年6月10日，腾讯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一审称：原告是提供互联网综合服务的互联网公司，腾讯QQ即时通讯软件和腾讯QQ即时通讯系统是原告的核心产品和服务。2010年10月29日，原告发现两被告通过其运营的网站向用户提供“360扣扣保镖”（以下简称扣扣保镖）软件下载，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推广宣传。该软件直接针对腾讯QQ软件，自称具有“给QQ体检”、“帮QQ加速”、“清QQ垃圾”、“去QQ广告”、“杀QQ木马”、“保QQ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功能模块，实质上是打着保护用户利益的旗号，污蔑、破坏和篡改腾讯QQ软件的功能；同时通过虚假宣传，鼓励和诱导用户删除腾讯QQ软件中的增值业务插件、屏蔽原告的客户广告，并将其产品和服务嵌入原告的QQ软件界面，借机宣传和推广自己的产品。被告的上述行为不仅破坏了原告合法的经营模式，导致原告产品和服务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遭到严重破坏，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亦遭到严重损害。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减少了原告的增值业务交易机会和广告收入，给原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亦导致用户不能再享受优质、安全、有效的即时通讯服务，最终损害用户的利益。两被告系关联公司，被告奇虎公司系扣扣保镖的开发者和著作权人，同时也是360. cn域名的注册人和实际运营人，被告奇智公司系扣扣保镖的发行人。

两被告共同实施了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1、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开发、传播和发行扣扣保镖及相关软件，停止已发行和传播的扣扣保镖软件现有功能，停止诋毁原告及原告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为；2、连续三个月在其网站（ 、）首页显著位置，在新浪网、搜狐网和网易网等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在《法制日报》和《中国知识产权报》等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就其不正当竞争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5亿元；4、承担原告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及全部诉讼费用。

奇虎公司、奇智公司答辩称：一、扣扣保镖不破坏QQ软件系统的完整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已经对保护作品完整权有明确规定，原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应予驳回。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有权为了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因此，软件用户有权对QQ软件进行修改，而扣扣保镖协助用户实现该权利显然不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破坏软件完整性”。二、原告关于扣扣保镖破坏腾讯商业模式的指控不能成立。商业模式并不构成法律保护的客体，扣扣保镖采用符合公认商业道德的方式，促使腾讯对其掠夺性商业模式做出改变，有利于消费者和市场竞争，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三、被告不构成对原告商业声誉的诋毁。第一，扣扣保镖的打分只是对于QQ软件运行状况的反映与评价，不涉及对QQ软件整体的评价。第二，扣扣保镖的打分功能只是基于技术中立的原则，对运行状况客观评分，并未有贬低QQ软件的意图。第三，关于“扫描文件”的问题。扣扣保镖并未断言原告扫描了用户隐私，未使用“窥探”、“谋取利益”、“恶意”等词汇，更没有制造氛围，使用户进入不安全的心理状态，不存在对腾讯的任何贬损。四、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一，关于“替代安全中心”问题。所有的“升级”、“替换”都是在用户的同意下，在用户的客户端进行。替换后的安全中心也仅有扣扣保镖本身，并未有广告或者其他应用的入口。因此，前述的替换并未有攀附、利用他人商誉的不正当竞争动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搭便车”。第二，关于“提示安装360安全中心”问题。奇虎公司为扣扣保镖著作权人，其在所开发的软件运行过程中推荐“安全卫士软件”是软件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扣扣保镖推荐软件的行为就是其安全功能的一部分，不构成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五、原告的高额赔偿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在扣扣保镖发行三天之后就将扣扣保镖召回，并停止了对该软件的支持与更新，任何主要的软件下载渠道也无法下载涉案软件，原告也很快将QQ软件系统强制升级，使得扣扣保镖难以正常运行，因此扣扣保镖的实际影响有限。进一步，由于原告“二选一”的反制行为遭致广泛谴责，其商誉在一定程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显然应归于原告自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25亿元，其所依据的网易科技关于360与腾讯“3Q大战”的专题分析报告、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均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相反，被告提供的腾讯公司年报证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在2010年认为没有任何商誉减值的必要。扣扣保镖没有给原告造成实质性的损失。综上所述，原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网络不正当竞争其他案件

除了上述案件外，近来互联网因不正当竞争而引起的案件不在少数。

2013年12月25日，针对优酷诉金山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一审判决，金山猎豹浏览器非法拦截优酷视频贴片广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金山应承担优酷的经济损失、合理费用和全部的诉讼费用共计人民币30万元。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金山猎豹浏览器诉优酷网不正当竞争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定金山猎豹浏览器胜诉。法院认为，优酷网歧视性对待猎豹浏览器的行为，主观故意明显，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优酷应承担猎豹浏览器的经济损失、合理费用和全部的诉讼费用达人民币20万元，并在优酷网首页对猎豹浏览器进行公开致歉，消除影响。

2014年2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了金山网络360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判定360公司败诉，要求360公司立即停止涉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表声明公开致歉，并罚款10万元。

进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多发期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近日披露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互联网企业间口水战、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使用技术手段影响他人商业模式等4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正呈现高发态势。

一是因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引发的纠纷案。互联网作为普遍使用的宣传推广平台离不开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对搜索结果的展示，除了按关键词要素进行匹配显示自然排名外，重要的规则就是竞价排名，即企业通过出价购买关键词提升自己网站的排名。在此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提高网站曝光率，购买竞争对手的商标、字号等标识作为关键词，使用户输入该关键词时，排在搜索结果前列的却是自己的网站链接。

二是互联网企业间的口水战引发的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纠纷。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依靠网络传播，一些风吹草动都能引发短时间内广泛传播的效应，由此引发纠纷。此外，竞争对手企业对一些未经核实的信息所发表的言论，容易引发商业诋毁纠纷，如海淀区法院受理的奇虎诉金山等商业诋毁纠纷案。

三是互联网企业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引发纠纷。目前的互联网行业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为了争夺客户资源，互联网企业在宣传包装自己产品的同时，往往会设置一些对同类竞争对手产品不兼容的方案，由此引发纠纷。如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就因杀毒产品互不兼容而诉讼。

四是使用技术手段影响他人商业模式而引发纠纷。部分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令公众不满意之处，公众需求成为其他互联网企业开发技术与之对抗的原因，当这种对抗超出了提供该商业模式企业的容忍度时易引发纠纷。如金山公司开发浏览器过滤广告功能过滤优酷网视频广告、UC浏览器提供优酷网在线视频下载服务的诉讼等。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7

我国报业市场还处于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报业竞争需要自由当然也需要规范,没有规范的自由是不利于报业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的。在众多涉及报业市场竞争规范化的问题中,目前我认为亟待解决的是“公平竞争”的问题,焦点在报纸的发行量上。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纸的消费者有两类,其一为读者,其二为广告商。报纸在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是两个市场,报纸市场与广告市场。由于报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来源于广告市场,因此,对广告客户的争夺也就成为报业竞争的主要内容。但是,报业经营者在广告市场上竞争的资本则来源于在报纸市场所获得的传播效能,确定报纸传播效能高低的量化指标主要就是报纸的发行量。因此,报纸的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成了广告市场上的一种商品,发行量越大,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高。于是,报纸间的经济利益之争最终就落脚在报纸发行量的竞争上。在成熟的报业市场上,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维护广告主、广告商和报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一般都有一个报刊发行量的核查组织作为市场的中介机构,由它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核查公布报纸的发行量,以避免个别报社弄虚作假,确保发行量数据的真实性。对于那些胆敢通过虚报发行量的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做法,法律和行规都将予以严惩。1997年9月,香港的英文《虎报》因涉嫌每日虚报1万多份发行量,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审查,最后3名当事人分别被法庭判处4至6个月的拘役,即为一个例子。

然而,反观目前内陆和我省报业市场竞争的现实,报纸的发行量任由各报自说自话,发行量的水分岂止1万?尽管我国《广告法》也规定:“广告者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提供的媒介覆盖率、收视率、发行量等资料应当真实。”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及处罚措施与之相配套,这一规定几乎成为一句空语。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一些发行量仅有数千的报纸敢冒称数万,仅有数万的报纸敢冒称几十万;更有甚者,某些报社还明令规定报社工作人员不得向外透露本报的发行量,违者就要受到处罚。这就使得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成了一个“黑洞”,深不可测,局外人根本不知深浅。显然,这种状况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它不仅构成了对广告商的商业欺诈,同时也构成了与报业同行的恶性竞争,损害了诚实守信的报业经营者的利益。近年来,一些国外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在进入我国从事广告经营业务时,常常以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没有经过核查,不真实、不可靠为由,作为煞价的理由。这种状况如任其进一步发展,最终受损害的将是整个中国报业。这种缺乏规范的不正当竞争,激发了全国各地报业同行之间的数据之争。如《太原晚报》是太原日报社的一张子报,《山西晚报》是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一张子报,都属于都市类报性质,2003年《太原晚报》通过央视调查数据称自己的报纸在太原市的阅读率为全省第一;《山西晚报》说其报纸发行量是省内日报类报纸发行量第一;二者对此印制手册,各说各有理。

在石家庄,《燕赵晚报》是市报石家庄日报社的一张子报,《燕赵都市报》是省报河北日报社的一张子报,都属于都市报性质,同处一市,目标读者群相同。在1998年年末的发行大战中,《燕赵晚报》及其母报《石家庄日报》在报纸上刊登了由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对石家庄市居民报纸阅读情况调查的结果,根据这项调查,《燕赵晚报》在石家庄市的阅读量市场所占份额为23?4%,而其竞争对于《燕赵都市报》为14?5%,位居次席;在阅读率上,《燕赵晚报》为37%,《燕赵都市报》为22?9%,也是《燕赵晚报》强于《燕赵都市报》。两报据此刊出的消息称:“《燕赵晚报》在省会市场份额最大、阅读率最高”。两天后,《燕赵都市报》及其母报《河北日报》立即对《石家庄日报》和《燕赵晚报》的这一报道提出异议。《燕赵都市报》在其一版头条以“本报合法权益不容侵害”为题刊出文章,指责《石家庄日报》和《燕赵晚报》在一年一度的报刊订阅关键时期和广告经营的黄金季节,故意刊登“央视调查”的虚假结果,将这一模糊调查公诸社会,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抑人扬己,可谓行业不正当竞争的极致。并称将就《石家庄日报》、《燕赵晚报》和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的侵权行为,“诉诸法律讨回公道和公平”,争端骤起。由于省委宣传部及时介入,双方暂停了在报纸版面上的公开指责,但争论仍然没有平息。在武汉,《武汉晚报》是武汉市委宣传部主管的一家城市晚报,《长江日报》是武汉市委的机关报,《楚天都市报》是省报湖北日报社所属的一张子报,也以武汉市的读者为目标读者群,三报都立足于武汉市,以报道都市生活、服务武汉市民为办报宗旨。1998年9月,也是在报纸发行大战的关口,《武汉晚报》刊出了由北京新生代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在武汉所作的报纸阅读率调查结果,并配发了题为“98中国媒体大调查———在哪儿做广告最有效”一文。文中称,《武汉晚报》在武汉市各类日报中阅读率位居首位。时隔不久,被调查数据排在第二位的《长江日报》率先提出异议,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刊登所谓阅读率排行榜贬损兄弟报纸———两媒体延揽广告出怪招》一文,对《武汉晚报》的做法予以抨击。第二天,被调查数据排在第三位的《楚天都市报》和被排在第八位的《湖北日报》同时转载了《长江日报》的文章,其中一家还配发了编者按,对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于是,《长江日报》和《楚天都市报》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长江日报》上刊出了两报广告部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将依法追究责任”。这些事的发生,可以说是我国省会城市报业竞争不断加剧而又缺乏必要规范的必然结果。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报业市场也到了必须组建ABC(报刊发行量核查组织)的时候了。

这些纷争的起因,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各报发行量的不公开或不真实。我们知道,对于理性的广告商来说,报纸发行量是其作出选择广告投放媒体的首要依据;而对于报社来说,报纸发行量也是其争取广告客户的主要资本。但是,当多家处于市场竞争中的报纸均无法保证其发行量的真实性时,来自独立的第三方对报纸阅读率的调查,无疑起到了可以近似地、比较客观地推断各报在读者中受欢迎程度的作用。但是,报纸的阅读率与发行量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发行量度量的是报纸的整体竞争力,而阅读率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报纸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因此,从可靠性来说,发行量远远强于阅读率。如果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是真实的、公开的,那么仅凭阅读率一项指标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各地不断出现的争端,恰恰就在于各报的发行量不公开并且即使公开或许也不真实的情况下,而同时各报又把阅读率与发行量等量齐观,以为阅读率可以取行量,这也反映出目前我国报业经营者还不太会使用调查数据用于报业经营的现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报纸的阅读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由于调查的抽样范围、抽样方法以及样本量的大小都可能使调查结果产生偏差,因此调查结果只是一个代表着一段数值区间的中值。比如,“央视”在石家庄所做的调查,样本量仅为300个,按照抽样公式推断,其调查结果在推断总体时误差率约为±7%。就《燕赵晚报》在石家庄市的阅读量市场所占份额为23?4%和《燕赵都市报》所占份额为14?5%这两个百分比来说,《燕赵晚报》的实际占有率可能是在16?4%~30?4%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值,而《燕赵都市报》的实际占有率可能是在7?5%~21?5%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值。两组数值相交叉,谁也不敢说谁的市场占有率就一定比对方多。因此,相比较而言,实实在在的发行量更能说明问题。

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自纠报告篇8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务院纠风办____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要求，坚持“清理、整顿、规范、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开展全区工商系统市场中介组织工商登记与监管工作专项治理。

二、工作目标

_、全面规范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收费行为，坚决制止和纠正市场中介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解决市场中介组织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建立完善市场中介组织自律机制；

_、促进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化、法制化发展，有效维护健康、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_、力争年内基本完成专项治理，实现中介组织与行政主管部门彻底脱钩，全区守信中介组织达到__%以上，企业和群众对中介组织特别是_类重点治理的中介组织的投诉举报大幅度降低。

_、中介组织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自律机制基本建立，中介组织基本能够规范运作、诚信经营，中介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三、治理范围和重点

（一）治理范围

本次专项治理的范围主要是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工商登记与监管。市场中介组织是指运用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能，向委托人提供公证、、信息技术服务等各类有偿服务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会计、审计等独立审计机构；资产、土地、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房地产价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安全生产等评估机构；检测、检验、认证等鉴定机构；测绘、监理、科技、档案、培训、担保等服务机构；信息、信用、技术、工程、市场调查等咨询机构；职业、人才、婚姻、教育等介绍机构；工商登记、广告、商标、专利、税务、房地产交易经纪、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房屋拆迁、政府采购、拍卖、因私出入境、经纪、证券、保险、期货、货运、报关等机构。

（二）治理重点

重点行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机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房地产交易经纪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等四类中介组织（以下简称四类中介组织）。

重点行为：价格欺诈、提供虚假信息、搞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环节：源头、领导、主管、查处、反馈等五个环节。

重点时段：企业市场准入和企业年度检验。

四、治理措施

（一）严把市场准入关和企业年检关。

_.依法认真审查中介组织设立登记的申请材料。对于法律规定应当提交前置审批许可的，必须要求其提交前置审批许可证件，坚持先证后照，市场中介组织的前置审批许可的有效期限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后特别标注。在核定经营范围时，严格按照前置审批项目和国务院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认真审核，严格把关。

_.四类中介组织办理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时，提交复印件的，必须要求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并加盖公司公章或经营者签字。

_．结合每年的企业年检工作，严格审查中介组织的主体资格和经营情况。对于具有前置经营项目的中介组织，必须在年检时提交加盖公司印章或签字的前置许可证件复印件，对于前置许可证件过期或已经失效的，责令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依法予以处罚，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二）加大市场巡查监管力度。

_.各片（段）长要在____年_月底以前，对辖区内的所有中介组织进行巡查，同时加强对中介组织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单、通告等形式，让中介组织了解本次专项治理的目的意义和具体要求，指导他们做好自查自纠和自我规范工作

_.对分期到资、实物入资、验资审计、审批许可文件、资质证明等进行认真审查，发现问题立即责令整改或立案查处。

_.有效运用企业信用监管软件中的“专项整治任务”模块，在专项治理期间，增加对中介组织的巡查频率。____年_ 月至年底，对四类中介组织全部巡查一次。

（三本文来源：文秘站 ）严查中介组织违法违规行为。

_．案源信息对接

（_）利用日常巡查、群众举报、_____消费维权网络、其他部门抄告等渠道，将发现的案件汇总到注册管理股，注册管理股将案件的治理情况报送莆田市××区工商局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专项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_）对涉及区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案件将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对违反工商法规的案件由注册管理股组织人员查处。

（_）中介办将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发动社会力量，提高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机率。

_．案件查处一查到底。对发现的案件由专人负责查处，将查处的情况及时向“中介办”汇报。

（四）完善中介组织信用体系。

_.动态监管。发挥市场巡查以及“_____”申诉举报网络功能，建立中介交易预警、消费警示机制，健全中介机构和执业人员的资质等级、执业质量、执业诚信等基础信用档案，开展中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并适时向社会公布。

_.健全中介组织信用管理机制。根据中介组织的不同信用等级，对中介组织分别实施远距离、近距离、零距离的监管。对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一律依法停业整顿，经清理整顿，仍不符合条件的，责令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拒不办理的，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建立严重失信中介组织“黑名单”，逐步淘汰一批不具备资质条件、严重失信的中介组织，净化中介市场。

_.建立中介组织信用监管长效机制。协调落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区中介机构诚信管理暂行办法》（××政办［____］___号）文件，建立评价、建档、奖惩和公示制度，完善各部门信息交流、相互协调配合机制，实现对中介组织的长效监管，营造中介组织公平竞争、规范执业、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促进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_.发挥××市中介组织信用网作用,定期收集、分析诚信信息，公布严重失信中介组织名单，并向社会提供中介组织诚信信息查询。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和引导教育作用。

_．加强对经纪执业人员的诚信教育，建立健全经纪企业和经纪执业售货员的信用管理制度，并做好定期考证工作。

_．督促经纪企业及经纪执业售货员自觉遵守《经纪人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守法经营，并做好经纪纠纷的调解工作。

（六）引导、扶持中介组织规范发展。

_．依托行业自律组织，有效运用行政指导手段，将行政指导与专项治理工作有机结合，结合实际，找准项目，积极开展规制性、调停性和促成性行政指导，提高和谐监管水平。

（_）开展规制性行政指导。对中介组织实施以主体准入、服务质量、广告宣传、违规约谈、信息分类监管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指导，推动中介组织守法经营。

（_）开展调停性行政指导。指导中介组织增强自律意识，主动调整与相关利益相对人的关系，主动化解消费纠纷，降低投诉率，引导企业持续良性发展。

（_）开展助成性行政指导。指导中介组织注重其经营文化、品牌培育、诚信承诺等建设，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_．加大知名字号的中介组织品牌培育力度。

（_）继续推动“三书”制度的落实，即“商标注册建议书”、“商标策略提示书”、“商标法律告知书”，启动中介组织商标知识培训计划，提高其发展壮大的能力。坚持“培育一批、扶持一批、推荐一批”的原则，实行“分类指导、梯次推进”。

（_）加大对知名中介组织的扶持力度。通过对知名中介组织的调研工作，认真开展对其注册、使用和保护工作，扩大自主品牌影响力。建立知名中介组织回访制度，运用行政指导，提高其综合竞争力。

（_）加大保护力度。加强“打假保名优”，以诚信中介组织为重点保护对象，以城区为重点区域，建立和强化打假维权沟通协作机制，加大对侵权行为打击力度，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_．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市局《莆田市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试行）》要求，促进市场中介组织向规范化、法制化发展。

五、工作步骤

中介组织“四分开”工作及回头看（____年_月－_月）

按照“组织分开、工作分开、场所分开、经济分开”的标准，在去年开展四个重点行业的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四类以外其他行业的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工作，并进行分开确认。同时对已分开的四大类重点行业的中介组织进行“回头看”，看是否存在假分开、明分暗不分的情况。

中介组织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____年_月－__月）

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对中介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四大类重点行业中介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案源的发现力度，各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涉及中介组织的案件情况，包括线索发现、立案调查、案件查处结果等各阶段都应及时向分管领导报告，并同时向中介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引导发展培育中介组织典型（____年__月）

开展上规模中介组织调查，对一些诚信经营，上规模上档次的中介组织推荐参加“市诚信中介组织”评选。根据行业分类，召开中介组织发展座谈会，组织发动对中介组织如何规范发展、做大做强的调研活动，向区政府报告，促进我区中介组织向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____年__月）

落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区中介机构诚信管理暂行办法》（××政办［____］___号）文件，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建立中介组织的诚信档案，促进我区中介组织信用体系的建立。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决市场中介组织侵害群众和企业利益问题，加强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是今年国务院纠风办重点部署的工作任务之一，也是我局____年依法行政的重点工作之一。全局工商人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有力、成效上明显、人民群众满意。

（二）加强领导，精心安排。工商部门作为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牵头部门，既要负责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以及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又要承担着市场中介组织工商登记与监管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因此，要切实加强领导，根据工作实际，指定注册管理股为牵头部门，建立有力高效的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确保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及时汇报，争取支持。坚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重大问题要提请政府研究解决，要经常性与向当地纠风办共同研究、沟通专项治理工作，推动工作深入开展。同时要立足工商职能，积极配合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做好相关工作，互通情况，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共同做好专项治理的各项工作。

（四）开展调研，解决问题。市场中介组织专项治理工作对工商部门是一项新任务、新课题。要向这项工作开展较好的部门多学习，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同时要加强调研，全面了解掌握中介组织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因地制宜，探索有效的工作方法。要不断研究解决治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问题，要召开协调小组协商解决，对重大、疑难问题要及时报告区协调小组。

（五）强化督查，务求实效。办公室要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督促、检查与指导，要把专项整治工作纳入绩效考评跟踪考核，要做好专项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要做好专项治理的经费保障；行政执法科要加强案件核审、行政复议和执法检查，规范执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