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9 11:50:49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承诺要啃下多个阻碍改革、市场发展的硬骨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相当大的利好消息。
民企要的就是公平
早在十召开前夕，我就提出民营企业对十有五大期望。其一，制定统一的、一视同仁的企业扶持政策；其二，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其三，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四，依法治国，真正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合法财产；其五，搭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公共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多改革方案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公报》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了机会公平原则。
民营企业不要政策上的特殊照顾，要的就是公平。民营企业竞争活力强，不怕竞争，担心的是没有机会，没有公平的竞争舞台。
目前困扰民营企业的是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垄断依然存在，存在不少“嫌贫爱富”的政策歧视。某些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已是事实，但因“血统高贵”，就享受“扶贫式”待遇。担忧民营企业扰乱市场，就利用政策泼一泼冷水。
还须出台实施细则
同时，民营企业还遭遇了不少行业壁垒。无论是“新36条”还是“非公36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从政策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的细则支持。作为促进民间资本发展的意见，从中央到地方，都未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政策看着欢欢喜喜，但民间资本循着政策脚步还是难以在现实中找到落脚点。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频频从政府文件的“大门”中跳进某领域，但又无奈从现实的“窗口”跳出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政策歧视以及行业壁垒等问题的大量存在，混淆了市场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不但市场混乱，也浪费了本来就稀缺的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切中市场垄断、无序竞争等要害，有利于净化市场环境，促进更为公平、合理、开放的市场环境的行程。对于依靠市场经济崛起的民营企业，市场越开放，竞争越有序，他们的活力就越强，他们的发展就越繁荣。
全会提及“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产权保护制度释放出温暖的信号，是对企业家合法财产的正当保护，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经营积极性。
民间金融得以阳光化
可以预见，社会一直呼吁的民间资本开放也有了新气象。
融资难，一直是让民营企业感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受规模小、资金链相对薄弱、缺乏抵押品等先天因素的制约，民营企业素来入不了大银行、大金融机构的法眼。作为大金融机构的补充，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并不如意，出现数量少、资金额较小等发展尴尬，难以成为民营企业充足的输血渠道。
民间金融的出现，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但是，作为中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外的“第三支力量”，民间资本一直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之外，也造成了现在的一种无序状态。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和规范化，成为势在必行的一项任务。
《决定》指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引导民间资本金融阳光化和规范化的重要一步，民营企业将会获得更多合法且有效的融资渠道。相信随着具体政策的出台，难以破局的温州金融改革将出现新的突破与发展。
而且，将民间借贷合法化，让其在市场化利率的开放市场中，与银行等金融形式展开公平竞争，有利于打破当前国有金融机构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激活整个金融市场。
《决定》还指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一系列完善资本市场的决定，大大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竞争 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
经济竞争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相互之间竞逐经济利益的行为和活动过程。作为商品经济的运行形式，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主导、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经济主体分散决策为前提、以价格信号为信息传递方式、以市场竞争为法则来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均衡的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这些属性中，竞争是其核心和灵魂。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市场竞争经济，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以追求效率优先来优化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和市场经济之路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最有效的竞争条件，而竞争使市场经济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1]212。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竞争必须是公平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公平竞争是竞争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糟。为了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为各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竞争中内蕴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平竞争原则？应该怎样实施这样的原则？
一、经济竞争中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原则的理论意蕴
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原则只能是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原则。如何理解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公平”观念？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于“平等”或“均等”这样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够用某种客观尺度加以衡量的概念（如等量货币等于等量实物，为收入平等；同工同酬、市场竞争，为“机会均等”，都是客观的存在），“公平”或“公正”则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范畴，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公平观；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体系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公平观，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平观，或者说在制度和体制当中所体现出的公平观都是不同的。之所以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公平观往往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社会思潮等等的影响。比如收入绝对平等、平均主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一度被认为是公平的，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目标。但后来，它又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否定了多劳多得，否定了知识、能力、工作态度以及节俭（资本积累）、风险（市场机会的把握）、创新（超额利润）等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是对贡献较大的人，或具有不同生产率的生产要素的一种不公平。人们之所以做出这一“不公平”的价值判断，是因为实践中平均主义所导致的效率低下、普遍贫穷、国家日益落后的结果日益明显，这就使得人们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新的评价标准，即市场经济所通行的“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观。此时，尽管收入更不平等了，但人们还认为这样更公平了。从上述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竞争性市场经济也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原则。何以理解这一原则？
通常认为，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充分竞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竞争主体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但却无法操纵市场。在无数市场参与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与竞争对手的相互较量中，市场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在使单个市场参与者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使整个社会利益也达到最大化。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充分竞争这种理想化的市场状态是无法实现的。要达到充分竞争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竞争起点的平等，即竞争主体具有参与竞争的同等机会；2）竞争过程的平等，即竞争主体遵守同一竞争规则；3）竞争主体素质的平等，即竞争主体在竞争能力上相差不大；4）竞争结果的平等，即竞争主体参与竞争后取得了大致相等的收益。其中最后一个平等是建立在前三个平等基础上的。如果说，竞争起点的平等和竞争过程的平等这两个条件易于满足的话，那么，竞争主体的素质平等则很难达到。这说明，由于竞争主体素质的差异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优胜劣汰。
一、反垄断法问题
反垄断法也被称为自由竞争法，其价值理念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企业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反垄断法领域已经颁布了一些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如《价格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尽管我国有上面的一些规定，并且通过执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根据美国、德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反垄断法在反对私人垄断方面至少应当规定三个方面的任务：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这三个方面也被称为反垄断法实体法的三大支柱。但是，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善的规定。例如，1998年彩电业生产显像管的8大企业联合限产是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但我国对此没有禁止性的规定。我国也没有禁止地域卡特尔的规定，尽管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限制企业的生产规模，影响规模经济。与此相反，在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数量卡特尔、地域卡特尔与价格卡特尔一样，被视为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
另一方面，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关于公用企业的规定外，我国没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规定。因此，尽管微软公司捆绑销售浏览器的行为和价格歧视在很多国家被视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而被提起了反垄断诉讼，但中国的用户和消费者却不得不在微软公司垄断的阴影下叫苦连天。
此外，我国也没有控制企业合并的一般规定。1986年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的《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中虽然提出 “一个行业一般不搞全国性的独家垄断企业集团”，也只是表达了政府的反垄断意向，在实践中却没有可操作性。外经贸部2003年3月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19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出现某些情形时，应向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报告。这些情况是指：（1）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人民币；（2）一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3）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4）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该规定还指出，虽未达到上述条件，但应有竞争关系的境内企业、有关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请求，外经贸部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外国投资者并购涉及市场份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或者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因素的，也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作出报告。根据第20条，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如果认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可能造成过度集中，妨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应自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内，共同或经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行听证会，依法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这个规定明显是为了遏制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势力。
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专门针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性规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企业并购活动不仅是企业组织的调整，而且也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手段，是一种竞争方式。如果国家在这个方面仅对外商投资作出限制，而不限制境内企业的并购活动，这会被外国投资者视为歧视性的待遇，从而不利于我国吸收外国投资，也不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企业的国籍已经越来越不重要，有时确定企业国籍甚至成为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确实需要防止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在我国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的情况。但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是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对我国市场上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一体适用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不是根据国籍对它们实行差别待遇。事实上，除了个别仍然需要保护的行业，这在反垄断法上称为可以被豁免的行业，其他所有行业的所有企业都应当处于相同的竞争规则之下，在竞争中有着平等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才能有效遏制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势力，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我国当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彻底改变，旧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垄断行为仍然很严重。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靠这个局、那个部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 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营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营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者罚款。有些地方为了抵制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求本地居民喝“爱乡酒”。此外，由于我国企业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有些看似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往往带有行政色彩，例如1998年某些行业出台的所谓“行业自律价格”。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制止行政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一个极其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但是，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缺乏有效的禁止性规定。根据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滥用行政权力的法律后果是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因为这里的上级机关不是一个确定的机关，更不是一个确定的司法机关，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就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反垄断意识。另一方面，如果授权上级机关纠正下级机关的违法行为，法律上就应当有关于立案、调查、听证、裁决等一系列程序性的规定，从而需要国家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因此，这个条款既没有效力，也缺乏可操作性。
（3）缺乏独立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是分散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招投标法以及众多行政性法规之中，缺乏一部统一和系统的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也缺少一个独立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反垄断法与一般民商法不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同，因为它的任务不仅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大的权威性。特别是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案件，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如果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没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的审案工作就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不利于依法作出裁决。而就中国现行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来说，即便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它们也不具有足够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例如，在中国当前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中，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不能处于超脱的态度，秉公执法。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被称为公平竞争法，其价值理念在于保护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近十年的历程。这期间虽然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了一些细则性的规定，但总体上没有进行过一次全面修订。从现在的眼光看，这部法律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
（1）缺乏总则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因为这部法律明确将11种行为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那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如传销活动，就不能被视为不正当竞争。
然而，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特别是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出现的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能够及时阻止这样的行为，法律上就应当有一个一般性的规定，或者称为总则性的条款。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者，可向其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是原告依据这一规定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德国学术界和德国联邦法院一致认为，一般条款“应支配整个法律，即在法律规定的具体事实构成不能适用的所有方面，都应当适用这个一般条款。”而且，即便法律对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做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可以适用总则性条款来处理案件。这即是说，总则性条款既可起到“兜底”的功能，弥补其他条款的不足之处；又具有和其他条款“竞合”的功能，即它们和具体行为的条款不是相互排斥的。
（2）传销应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传销是指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由本人或通过其他人从事的以许诺给予好处的方式促使非商人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传销的特点是，参加人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以取得推销商品或者服务或者介绍他人参加传销活动的权利，并由此获得佣金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我国在90年代中期曾兴起一股传销热。许多厂家，特别是一些经营不善的个体厂家，纷纷以传销为手段推销商品。因为传销活动是依靠“老鼠会”销售商品，成为传销员的先决条件是交纳入会费并且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这样的竞争方式就不是靠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是靠产品的优质低价，而是靠“套人头”，即依靠那种“你不花一分钱，却能享受高额回报”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当然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以传销方式推销的商品大都是价非所值，许多是假冒伪劣产品，再加上传销公司一般没有退货制度，这就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传销活动是无店销售，方式隐秘，从而也是国家税收中的“黑洞”。因为传销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许多国家对这种活动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c条规定，传销行为人可被处以2年以下的徒刑或者罚款。
（3）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裁力度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近10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假冒行为仍然十分猖獗，甚至愈演愈烈。这里除了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外，对违法者制裁不够严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管机关是工商管理部门，违法后果主要是行政罚款。然而，根据第4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除对假冒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外，其他行为大多是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还是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以虚假广告为例，20万元的最高罚款额不能算是一个有效的惩罚。对假冒行为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和三倍以下的罚款，其效果同样令人怀疑。一个电视台报道说，工商管理部门因为在一家商店查出了三张盗版CD，对这家商店罚款1.5元。我们认为，这样的罚款不仅不能制裁违法者，甚至对违法行为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竞争法体系亟待科学化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存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体系也很不科学。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把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处理，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是经营者，不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它们当然不可能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随着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应当在体系上得到一次全面调整的机会。
三、竞争法执法机关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分散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招 投标法以及其他众多行政性法规中，缺乏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我国因此目前也缺少一个独立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何建立竞争法执法机构，也成为我国当前反垄断立法最大的难题，以至于当前的反垄断法草案对这个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命、机构的权限、办案程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很明显，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它的颁布和实施肯定会影响我国现行涉及市场竞争的其他法律制度，如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因此，有人提出，未来反垄断法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价格、技术监督等部门分别行使职权；甚至还有人提出，反垄断法的颁布和执行将会影响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动作太大，所以这个法的制定应当缓行。
我们认为，反垄断法因其承担的特殊任务，必须要有一个独立和权威的执法机构。特别在中国，反垄断法不仅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这个执法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大的权威性。特别在行政性限制竞争案件中，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如果反垄断法主管机关没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它的审案工作就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不利于依法作出裁决。例如，在我国当前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中，有些工商管理部门就不能处于超脱的态度，秉公执法。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需要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执法机构，也是出于反垄断法国际合作的需要。例如在国际卡特尔问题上，在控制跨国公司合并的问题上，需要各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或者其他方面的合作。为此，美国和欧共体还于1991年订立了《执行反垄断法的合作协定》。正是出于各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之间进行合作的需要，酝酿中的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将成员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竞争法执法机关作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原则，要求成员方必须遵守。现在世界上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国家大都有一个统一的行政执法机构，如欧共体委员会、德国联邦卡特尔、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等等。只是美国出于历史的原因，建立起两个有并行管辖权的机构：司法部反垄断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因为没有系统的反垄断法，我国从未处理过具有国际影响的限制竞争案件。因此，反垄断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对我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竞争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相见，WTO成员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合作，如果各国一如既往实施有本质差别的竞争政策，那肯定就会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扭曲，增加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成本，增加企业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在努力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建立一个比较独立的主管反垄断法的行政执法机关。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独立”二字，其含义是指这个机构能够独立审理案件，而不是说它只能处理反垄断法案件。从节约资源的角度看，这个机构可一并处理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有些国家的竞争法机构（如澳大利亚）还可处理消费者保护的案件，在拉美国家甚至有人提出一并处理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等各种案件。但是，无论如何，不可把反垄断法在不同方面的执行肢解给不同的机构。因为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地位，而且也影响反垄断法的效力，可能出现某些案件大家争着搞，有些案件则相互推诿的现象。
四、加强对竞争法的研究
我国竞争法的制定及其修订，应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发展做出全面评估，以及对世界各国竞争法的产生、未来走势、竞争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对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研究不够，竞争理论方面的人才较少。我们应当适应形势和时代需要，组织专家、学者以及执行竞争政策的政府官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因此，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经济政策，推动竞争和维护竞争机制是国家一个长期策略，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论文摘要：体育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是体育的标志性特征。公平竞赛是体育的基本法则，公平竞争权是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团体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同时又是要履行的最基本义务。就体育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予以研究与分析，提出相应的措施。
由于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体育竞赛领域，体育的商业化等因素严重地侵蚀体育竞争，滋生腐败，弄虚作假、服用兴奋剂、幕后交易、黑哨等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日益蔓延，使得公平在体育竞争中地位受到动摇，甚至阻碍了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对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什么是不正当竞争(Unfaircompetition)?不正当竞争实质上就是“不公平竞争”，这种称谓为国际上所通用，也为国际上一些权威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著作所采用。当然，对于不正当竞争的内涵和外延，有多种说法。对此，立法上和学术界的解释不尽相同。在国际上，各国的解释也不尽一致。例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认为：“凡在工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巴黎公约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在一般有关竞争的条款中都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界定。
在我国，一般认为，不正当竞争是相对于正当竞争而言的，其本质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诚实交易惯例”，其结果是损害了其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是困家法律所禁止的一种行为。因此，对不正当竞争的界定，应当反映其本质特征。鉴此，可以将不正当竞争定义为：参与竞争者违反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以至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行为。
而运动竞赛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在运动竞赛中违反了体育公平竞赛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损害其他体育竞争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些合法权益包括相对方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团体的公平竞赛权和应得的名誉权、入围晋级权，获得奖牌、奖杯、奖金等人身权和财产权，同时还侵害了观众的知情权。
一般认为不正当竞争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指在竞争中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违背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公平竞争原则。如：在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等。这种分类是从普遍意义上而言的，散见于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中。(2)限制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是以各种手段阻碍对手参与竞争的行为，并非都是违法行为。根据其是否违反法律又可将其分为合法的限制竞争行为和违法的限制竞争行为，前者如对运动员的参与资格加以限制，后者如对运动员或参赛队区别对待。其中，合法的限制竞争行为有时也是不合理的，在现实操作中很容易被滥用成为不公平竞争的工具，所以应加以规治。而不合法的竞争行为有时又是出于无奈，有其合理性，如对一些经常舞弊、作假的参赛者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故不能一概而论，片面的看待限制竞争行为。(3)垄断竞争行为。现今我国的体育竞争大都受到的统一的管理，没有完全的商业化，因此广泛存在垄断竞争的行为，法律上对其并没有否定。如：我国的足球联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垄断的性质，它会减少和限制竞争，容易诱发腐败，是对竞争公平合理性的侵犯。为了保证体育竞争的公平与公正，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对垄断竞争行为加以限制。
1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如其他行为一样，本文认为不正当竞争由四个构成要件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界定一行为是否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要件。
1．1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指运动竞赛中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官员、随队医生、体育科研人员以及体育组织和团体等。他们通常是行为的直接参加者，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其中，不同的行为只能由不同的主体完成。如：裁判员受贿的主体只能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主体是参加或是准备参加重大运动竞赛的运动员、指示、教唆、强迫或欺骗其使用的教练员、体育官员及随队医生。
1．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观方面：
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观上通常为故意，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过失。如：对于受贿行为，裁判员受贿造成执法不公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过失。而对于服用违禁药物的行为主观方面一般是故意。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及有利益关系的人员受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不惜置法律、法规和道德于脑后，铤而走险。但也有少数属于上当、受骗，如运动员不知真情，教练员或队医暗中操作，或因生病、感冒不慎而服用了含有违禁药物成分的药物造成的。
1．3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客体：
指由我国体育立法及相关立法所保护的正常的体育竞争秩序、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正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公平的体育竞争秩序的侵害使其成为法律必须予以规定的对象。
1．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客观方面：
指竞争者违反法律、法规所保护的竞争秩序所造成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这是不正当竞争的外在表现。是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服用违禁药物行为的客观方面是违法者利用运动员参加重要运动竞赛的机会，服用违禁药物以战胜对手获取荣誉和物质利益。裁判员受贿行为的客观方面是裁判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方)钱财，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
在以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的基础上，以下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分类。
2．1与参赛者个人资格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1．1运动员在年龄、体重上弄虚作假
隐瞒运动员的真实年龄，让青年队员参加少年比赛，让成人队员参加青年比赛是不正当行为者的惯用伎俩。由于生理发展上的差异，让高年龄组的队员参加低年龄组的比赛，当然容易取得比赛的胜利，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还有如拳击、举重比赛，采取不正当手段，隐瞒、谎报队员体重等也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2．1．2在男女性别上偷梁换柱
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导致男女运动员在身体耐力、柔韧性、速度、抗击打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方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让男运动员参加为女运动员而设的项目，当然容易取得比赛的胜利。
2．1．3比赛中服用违禁药物
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等违禁药物能增强身心能力，因而在竞赛中表现出更强的兴奋度。这一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代表，也在国际体育竞争倍受唾弃。兴奋剂的服用不当损害了竞争的公平性，同时也给运动员的健康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据统计，6()年代由于苯丙胺等药物的滥用，直接或间接死亡的运动员达3()多人。
2．2与违反竞技规则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2．1偷窃、泄露体育情报、技术(侵犯体育竞技秘密行为)竞技秘密是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而不为公众知悉、能给竞技体育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或获得入围资格，且有实用性的技术信息和实战术。一般而言，它包括运动员个人技术特长及弱点的分析资料，发挥某种运动水平的技术诀窍、训练技巧，对所有参赛对手的优劣分析报告及对策，对具体对手的攻防战术等。侵犯竞技秘密的行为是指行为人为了达到争胜目的(高额奖金或入围资格)，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泄露或使用他人竞技秘密的行为。如：内部人员盗窃竞技秘密转卖或泄露，从中牟利；外部人员(竞争对手)盗窃竞技秘密，在竞争中与权利人进行竞争；了解或掌握竞技秘密的人员，擅自泄露或允许他人的使用该项秘密；知悉他人竞技秘密后，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在公共媒体上宣传、泄露该项竞技秘密；明知第三者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竞技秘密，仍设法取得自用或泄露；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擅自将在其工作中知悉的竞技秘密泄露给外界；用高薪策动竞争对手的教练员、技术员或相关人员退职、辞职后聘用等。
2．2．2“假球”行为
假球指运动员或教练员被诱惑、被贿赂而没有真实地打出比赛结果，裁判员被诱惑、被贿赂而故意漏判、误判造成比赛结果失真的行为。竞技贿赂行为常常是“假球行为”的内核。其中受贿者故意让行贿者入围，可能损害其他竞技队的名次或参赛机会。例如：在A、B、c、D四队的循环赛中，靠积分或净胜成绩才能出线的C队或D队，只有在A队或B队输或平局时，才能决定谁出线。若有竞技贿赂行为，出现“放水”现象，结果会使应该出线的队出线无望。同时还有串通、合谋的行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技体育经营者，恶意串通，密谋协议，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获取出线权或高额奖金。
2．2．3在比赛制度上玩弄把戏的行为
比赛的组织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比赛的安排上做手脚，为不公平竞争铺设道路的行为。例如，1994年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中国足球队被安排与3支西亚球队在一个组，结果导致“黑色3分钟”。中国足球队几次未能冲出亚洲，固然与我们的实力有关，但与亚足联在赛制安排上的不公平，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中国女足在第3届世界杯比赛中，7天往返4个城市，行程5000多公，以疲劳之身对抗美国队的以逸待劳。不仅在赛制上，在项目设置上也存在着不公平现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共设26个大项，除柔道1项外，其余都是源于欧美的西方体育项目。在奥运会项目膨胀的今天，某些与奥运会已有项目儿乎重复的西方体育项目仍能进入奥运会(如26届新增的男女沙滩排球)，而东方体育项目进人奥运会的历程却极其艰难。
有些竞技体育组织自身的组织制度也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国际奥委会的“自我遴选”制度就不合理不公平，由于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历史惯性，使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构成出现了不公平现象，在现任的112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欧洲拥有51位，占总数的45．5oA。在111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无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情况下，意大利和瑞士却各有4名委员，美国、西班牙、瑞典也各拥有3名委员。委员的不合理构成决定了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决策机构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欧美中心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成功。近期，国际足联对亚足联在2002年世界杯出线名额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说明了不公平现象。此外，体育竞争中的“黑哨”行为、以过激言行攻击客队队员、制造不负责任的假新闻、在竞争中采用双重标准的行为也都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
2．3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制度
竞技体育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既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又是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他经营者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侵权行为。它扰乱了正常的体育竞赛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体育法》的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南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搏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的竞技体育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体育法》、《公民法5．《刑法》和中围足协颁布的《全国足球比赛纪律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了违法责任，归纳起来，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2．3．1行政责任
实施竞技体育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就是接受同家行政机关依法给予的行政制裁。行政制裁根据我国的规定，分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二类。行政处罚是由国家特定的行政机关给予犯有轻微违法行为而尚不够刑事处分的公民或法人的一种制裁，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实施。这里的特定行政机关，是指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如各级体委。这些处罚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分是指各级体委，有关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按行政隶属关系给予犯有违法失职行为或违反纪律人员的一种制裁。如中国足协就颁布有《全同足球比赛纪律规定》等规则，用以处分违纪者。这些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开除、取消参赛资格、停赛等。
2．3．2民事责任
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责任，是指竞技体育的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一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
2．3．3刑事责任
体育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搏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者，各类体育俱乐部实行公司化后，凡经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根据刑法第163条的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可定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从以上看来我国对于体育竞争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是多角度的，对于违法行为的惩治方式和类型也较为全面。从法律体系上讲，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体育法》为基本法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重要法规及有关法规、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体育立法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尚且没有专门的立法，仅以相关法律加以规治毕竟不具有针对性，其效果当然也相对较差。因此必须要加快推动专门的竞技体育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从立法上给予体育竞争行为以规定，使体育竞争行为有法可循，也使对于违法行为的惩处有其法律依据。
同时，从体育法律责任的执法主体而言，现在体育中许多问题都是由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执法主体来解决的。体育社会团体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执法机关，没有行政权，也无司法审查权。由他们对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管理和解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可能有法律强制力，因而管理的效果和力度自然不理想。许多不公平竞争行为如兴奋剂问题的屡禁不止，与执法主体不清的情况不无关系。因此确实有必要确定合法有力的执法主体以应对体育竞争中的违法行为。
目前，少数省份已开始积极部署自查工作，但很多地方仍处于观望状态。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地时总会面临的“时滞”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认知尚存不足。此次审查要求针对的是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因而需要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且秉持“断臂求生”的勇气与信心，才能实现审查的效果，警惕和防止审查要求在一些地方沦为一场“走秀”活动。
禁止行政垄断
属于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
公平竞争审查是国务院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对下级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我国反垄断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一环。被誉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在我国正式生效，在打击垄断行为尤其是价格垄断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以及并购审查方面日显其威，产生了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案例。
与之相比较，反垄断法的第四根支柱，即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受到足够重视，使得该法一直“跛足前行”。同时也给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禁止行政垄断尚不属于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将国家公权力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市场竞争扭曲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欧洲经济共同体自1957年创立之初就将建立“一个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重新将之书写为建立“高度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法不仅通过保护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打破原先存在于各成员国之间的市场壁垒，同时制定了具体的竞争规则，主要集中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七部分第一章（第101条到第109条）。这些条款又可以被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第101条到第106条的“反限制竞争规则”或者说“反垄断规则”，二是从第107条到第109条的“反政府补贴规则”。
从中可以看出，欧盟竞争法的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对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同时涉及了政府行为，这是因为立法者清醒意识到，建立统一的欧洲共同市场总会面临各种卡特尔（是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划分市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政府管制以及保护主义政策的干扰。
国外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践
诚然，作为现代反垄断法模本的美国反托拉斯法没有直接将政府行为纳入其管辖的范围，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却可能对政府机构的行为适用同样的反垄断法标准，一旦认定涉案行为的本质是市场活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权力行为。
此外，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发展了“双叉测试”，对州政府行为的反托拉斯豁免提出了很高的司法标准：其一是要测试相关的涉嫌垄断行为是否在州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清晰表述”；其二要测试相关的涉嫌垄断行为是否受到州政策的“积极监管”。一些曾经在医疗、律师以及公共事业等传统管制领域被视为“正当合理”的垄断行为，因未通过测试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挑战，相应的政府措施也被废止。
这一场反托拉斯法的革命为美国政府积极推进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消除行业壁垒、放松管制、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美国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重塑辉煌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实践层面，许多国家也都行动起来将竞争标准纳入政府机关制定市场规则的过程，接受竞争执法机构的指导与监督。譬如，联邦德国经济与技术部在出台政策之前都要与联邦卡特尔局进行沟通。在瑞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可能影响市场竞争的新法时，都必须与瑞士竞争委员会协商同意。爱尔兰的竞争当局会对政府机构的公共政策进行追踪，看它们是否符合竞争标准。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采取非量化的指标来衡量自己对公用企业和在政府采购方面的竞争建议的影响程度。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改革竞争环境
《意见》也强调了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指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为了健全行政机关内部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应对经济下滑态势的一剂良方，它要求作为市场供给方的企业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削减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过度产能，以求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众所周知，企业要真正地提高效率必须是在竞争环境下，通过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机筛选出高效率的生产与经营模式，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依赖政府的干预与扶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尽可能地避免实施有可能扭曲竞争的措施，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下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外部市场的不景气，尤其是欧洲市场的疲软，对我国的出口造成巨大阻碍。同时，政府在全球次贷危机后的大规模投资产生的后续影响，也使得短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制度空间十分有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是经济可能进一步下行的风险，预留的政策时间并不充裕，因此就更需要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机关立刻行动起来，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扫除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我们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却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纠缠不清。一些中国企业习惯于购买国外的产品，认为外国产品质量可靠、服务周到。部分企业负责人通过与跨国公司打交道，获取了巨额的不法利益。一些国外知名公司非常了解中国企业采购者的特殊“嗜好”，在制作投标文件的同时，邀请采购企业负责人到国外去参观访问，甚至以折扣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向中国企业负责人输送利益。近年来披露的跨国腐败案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歧视。这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国家提出“购买国货”的主张，鼓励、支持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要求企业优先购买本国商品的贸易保护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如果在设备采购特别是大型重装备采购的过程中，眼睛向外，只考虑跨国公司的产品，而不给中国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那么，就违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就会阻碍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升级，增加政府在就业方面的压力。
遏制中国设备采购市场中存在的不法行为，给“自家和尚”提供念好经的环境，必须多管齐下。首先，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规定，将那些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在招标文件中排除中国企业的单位和个人绳之以法；对极少数收受他人贿赂，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次，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法》等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明确规定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必须为中小企业创造机会；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必须优先考虑中小企业。今后应该进一步明确规定，如果招标单位违反中国法律规定，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投标，那么，中国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将这些不法企业清除出去，中国招标投标管理机关应当发出禁止令。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小结
“啊？你们这么快啊，不刚刚才说完呆这集合再去沙滩的嘛，好伟大哦～”（遥遥，你才伟大呢，失踪了一晚现在才发现～～）
“你们一起来的啊？”枫出来说。
“恩。”
“那你们是够快的哈，不过到底这么回事也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既然你选择了夜就……”（看来枫也知道怎么回是啊，或者说只有徐偌遥那不知道啊~。~）
“你们还在说什么啊，去沙滩了啦。”遥遥拉着他们就走。
~~~~~~~~沙滩~~~~~~~~~~~（我晕，那有人12月去沙滩的啊）
一把太阳伞下。（切，又没太阳）
“蓝蓝。”伊豪叫着。
“什么事？”
“没事，只是想问问罢了。”
“什么？”
“你和夜他……”
“怎么？”
“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你注定是夜的了。”
“WHO在叫我？”一有着天使般面容的脸出现在他们上方。
“夜，你不是说没空吗？”
“只是昨天而已，还有，如果我还不来的话……”夜笑了笑。（郁闷，他咋知道偶要写……算了，偶无所谓的哈~）
“你们玩的开心啊。”说着，伊豪站起身准备离开。
夜伸出手，拉住了他：“你不用走，今天本来就是我是多余的，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还是夜好，恩恩~~）
伊豪看了眼夜，没有在走了，夜他自动闪开了。
“有什么要说的吗？”蓝蓝问。
“记得有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情就像一场赌局，如果赢了，就会赢的全世界；如果输了，就会连自己一并输掉’，我想，这场赌局，我输了。”
“伊豪，不会的。”
“不用说了。还记得景天是我们分手第几天，你和夜在一起第几天了吗？”
“100天整。”
“错，你忘了今天，已经是101天了。”
“你记得还真清楚啊。”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让我在赌一次，我要赢的全世界，赢到你。”
“伊豪，让我考虑下。”
“难道又是那一句，如果明天放晴的话就……”
“不用等明天。”天使的声音在空中回旋。
“是你。”
“恩，不用等明天，我答应，让我们公开竞争吧。”
“夜。”
“接受吗？”
“当然。”
“那，有效期就设为1年，怎么样？”
“我没意见。”
“你们说什么呢？”遥遥不知从那冒了出来。
“我和伊豪要公开争蓝蓝。”也说。
“是哇？那要隆重点啦，来来来，我来念个词，今天，在沙滩上尹伊豪和千岛夜同志正式开始追求蓝萱MM。OK，就着样啦，HOHO，有的好看了～”
“你说谁赢呢？”枫问。
“这啊，两个都很帅的哈。”
“花痴，有来，走出去表说我认识你。”
“喂，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这意思，你怎么招。”
“两神经病又来了，我们走吧。”说着伊豪拉着蓝蓝和夜走了，留那两在那吵。
《7月7日晴之公平竞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