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5 16:58:51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人们期待，伴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将同步深化。
“网络问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一提法引人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苍南县宜山镇宜一村党委书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杨成涛反映，很多好政策，在基层执行时走了样、变了味。
“比如广受农民欢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有待提高。”杨成涛指出，新农合每年要到3月份才开始收款，这就导致医保卡发放延迟，农民看病好几个月报销不了。“再比如现在各乡镇、街道广泛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大大方便群众办事，但下放的权限还不够大，服务的项目还可以再增加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编办主任陈小恩坦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政府自身建设还有些不相适应：如机构设置不尽合理，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用简单的行政手段管理社会事务，用政策代替法律等等。他建议，要加快建设以人民满意度为标杆的服务型政府。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陈小恩代表建议，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积极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比如市场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分别负责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消费品质量监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完全分开，可以综合设置，以提高监管效能，减少监管成本。”陈小恩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开起“微博问政”大门，他们与网民、粉丝沟通、互动，减少了官民之间的隔阂以及相当程度的误判。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就有自己的实名微博，听众100多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更是“微博控”，在一次小组审议时他透露，“两会”前他通过微博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共50余件，其中11件以议案的形式，23件以建议的形式提交大会。
因为通过网络、微博，政府官员听到了许多平常听不到的声音，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制定重大决策时经常通过网络征求公众意见，这是政府听取民意、问计于民的过程，有利于决策过程的完善和民主。利用好网络，可以更好地推动政府职能改变，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全国人大代表、湖州市织里镇大港村党总支书记朱新康说。
不过，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指出，由于受到微博传播的局限性以及微博主体能动性等影响，“微博问政”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
在参加全国“两会”前，傅企平对“微博问政”现状曾专门做了研究。“目前粉丝数超过百万的政务微博仅有24个，只占到政务微博总量的0.13%，且‘死博’、‘沉博’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作为’或者消极怠工导致‘微博问政’空壳化。”傅企平指出，不仅如此，而且政务微博在政府各职能部门间的分布不平衡，问政主体没有真正涵盖各个阶层，“政务微博的普及度有待提高”。
“‘微博问政’有助于形成官民互动的氛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是必须规范。”傅企平提出，要鼓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开设官方微博，倾听民意、为民解忧。“政府机构和官员要抛开旧的思维方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微博问政’大潮中去，身体力行做好问政工作。”
“微博问政”在现阶段还面临着问政来源真伪辨识难问题，傅企平说，把网络民意作为科学决策重要依据的同时，还需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微博问政”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从而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决策水平和公信力。
人人懂得敬畏，法治社会才不是海市蜃楼
当正义受到侵害，权利被剥夺，最后的希望就是通过司法裁判恢复正义，获得公正。因此，司法往往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直以来，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呼声急切而热烈。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体制、机制诸多因素，司法裁判的天平有时难免发生倾斜。
在审议“两院”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虎山集团董事长张剑星就用“很茫然、很无奈、很无助”表示了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担忧：
“法条的解释层出不穷，对法理的理解各不相同，同样的案子，有的地方能赢，有的地方就是输。老百姓很茫然。
“司法裁判追求行政逻辑。司法的地方化，使我们的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异化，甚至用国家公权获得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腐败。老百姓很无奈。
“法律的权威性得到特权的公然挑衅。碰到好几位有一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求助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只为求得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当事人的损失得到补偿和救济。都动用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资源了，但还是没有下文。老百姓很无助。”
如何守住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朱新康代表认为，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
“司法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司法腐败，这已从近年来许多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例中得到证明。只有把执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都置于全社会监督下，防止出现暗箱操作，让权力运行真正实现阳光化、透明化，才能使执法人员时刻自觉遵纪守法，司法腐败也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得到有效遏制。”朱新康说。
“要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还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的立法予以解决。”全国人大代表、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今年两会带来了“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的议案”。
陈云龙认为，尽管我国以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主体，以部分单行法为补充，初步建立了法律监督的规范体系，但相当多的规定过于原则，程序不够完善，机制不够健全，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法律监督立法已经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立法与实践需求的不相适应，严重制约和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导致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宏观定位和基本赋权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实现。”陈云龙说。
陈云龙认为，要准确把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法律监督工作，“尤其是着力加强对刑事立案活动中有案不立、立而不侦、违法立案，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刑事审判活动中定性严重错误、量刑畸轻畸重和枉法裁判，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留所服刑及监管活动中违法违规等问题的监督”。
不过在张剑星代表看来，仅仅让处在夹心层的法律界来解决这些问题，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他建议，要加强普法和德育教育。“法律维护的是公平和正义，如果整个社会尚没有把公平和公正作为普适的价值观，经济实体和交易主体追求暴利，依附于特权，法律界也非圣贤，怎可能独善其身？只有整个社会培养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人人懂得敬畏，有公平公正的衡量尺度，那建立在这基础上的法治社会才不会是海市蜃楼。”
人大要管好钱，管好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努力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要想监督工作取得实效，推动‘一府两院’工作，首先要选好题。”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说，如果选题选得准，能引起共鸣，就能形成强大的合力。
薛少仙告诉记者，在过去的2011年，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围绕水环境问题开展专题询问，由于选题贴近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监督效果很好。
据介绍，专题询问后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强有力的工作小组，将相关工作分解成36个项目，推动了问题的解决。“今年5月，我们还将对该项工作进行满意度票决。”薛少仙补充说。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范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要更加重视法律的实施和宣传。“执法检查是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问题的有效手段。然而，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安排了4项执法检查，2012年工作中也只安排了农业法、残疾人保障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检查。”
范谊建议，人大应当将更多工作精力放到执法检查上，因为通过执法检查，才能发现法律规定中不适应不完善的问题，为修改完善法律提供重要依据。
“显然，完全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大幅提高执法检查工作力度是有难度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意见和社会热点难点，统一规划部署，由各省级人大组织本省全国人大代表团进行执法检查。”范谊说。
“围绕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大的执法检查在加强。但不能仅盯着食品安全法、教育法等社会热点，执法检查需要全方位、全覆盖地进行，否则一些方面的监督会被忽视。”在一次小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李牧也建议，至少在5年时间里，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要检查一遍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落实情况。
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人大代表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是题中之义。不过在小组审议时，一些代表也提到自己遭遇的履职困境。
张剑星代表坦言，很多时候看到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想去做一点事情，但往往会有所顾虑，怕被人说“想出风头”。一次，他和几个省人大代表去某政府大院反映情况，在门口被警卫拦下来，他们拿出人大代表证，都没让进去，当时他感觉很窝囊。
“堂堂机关大院，人大代表来反映事情，应该是放行的。如果连人大代表都走不进衙门，那这些地方的官本位思想太严重了。”张剑星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纺织材料实验室主任吴子婴也提到，有一次，省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到基层监督检查环保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在返回途中，她听到有基层工作人员说，这些代表真多事。当时，她心里就凉了半截。
“如果人大能管好钱，管好人，人大的权威不会削弱，反而会越来越强。”在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认为，要按照“大法先立、急用先立”的原则，做好预算法的修订和编制法的制定工作。
“人大要管好钱，就是要修订好预算法。”刘锡荣指出，预算法修订要做到“四性”：完整性，就是要将所有收支都纳入预算；真实性，要确保数据的真实、可信；科学性，防止“拍脑袋安排资金”的情况，造成“会叫的孩子多吃奶”；严肃性，杜绝年底“突击花钱”等行为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目前还没有编制法，这造成‘两乱两超’：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干部职数超，公务员编制超。”刘锡荣呼吁，人大要管好人，加紧制定编制法。
“我有一次到地方去，人家说今天是我们的‘十五阿哥’接待你，后天是‘十二格格’接待你，我都没听懂。一问，原来他们有十几个秘书长，男的叫‘阿哥’，女的叫‘格格’。”刘锡荣说，过去一个县委100多名干部，如今乡镇干部可达四五百人，汽车好几排，官满为患。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官员超编不仅导致政府供养成本高，教育成本高，甚至出问题了，查办成本也高，给老百姓造成沉重负担。
引 言 “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上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套所谓’现代型’体制，还在于附着于体制之中的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不落人后的，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禁不住与之背离的小制度的掣肘和抵消，加之一些配套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践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制度有效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1]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它接连成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组成部分。继十五大提出公正，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公平和正义。至此，正义、公正和公平三个概念都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出现，正义、公正和公平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然而，这三个概念又是模糊的，怎样赋予它们科学合理的内涵，以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促进我国的社会进步，这是个艰巨紧迫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到关于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希望以此文填补这种缺憾。故本文将试图在司法的视角下就正义、公正和公平进行探讨，在理清三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深入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涵，研究它们作为抽象的原则如何确保“抽象的大体制”与“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之间的协调，顺带提及司法改革的重点。
第一章 什么是司法的视角
首先有必要对题目中的“司法的视角”作一下解释。
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法院审判活动的范畴，指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法律活动。[2]（p26）所以从广义上讲，司法实际涵盖了司法制度、司法活动及其相关的内容。司法制度，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确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司法权、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的全部规范，换句话说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既定的法律规则”。司法活动则是司法机关按照国家程序法规定所进行的全部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法院的诉讼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及法律监督的各项职能，国家各级监狱依法监管罪犯的全部行刑活动等。
狭义的司法是以审判为主要内容的法院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制度规范，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司法。
审判不是司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不论怎么讲，却都是司法的核心，“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前提，运用其特有的解纷原理，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为基本职能。”[2]（p4）而本文所谓的“司法的视角”也正是取这一种狭义的理解，始终强调一点——以审判为核心。
第二章 正义概念的发展和司法中的正义
第一节 正义的概念
在我国，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
然而，正义一词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法文化的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jus e justum）的关系问题，故而正义成为法学家们永久的话题。正义的理论是关于正义是什么，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如何决定它的地位，决定这种标准的要求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
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毕达哥拉斯发展了正义是平等的思想。
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p31)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11](p148)
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22]（p216）
乌尔比安说：“正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总体来讲，尽管柏拉图讲到国家、亚里士多德讲到公共利益，但是正义的范围限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人，不可能遍及社会全体成员。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多限于个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从个人扩大到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
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导致了如下态度：在正义的名义下，自由应是最大限度的，而限制应是最小限度的。
20世纪初，社会法学的耶林和狄骥抛弃了正义的直觉概念，分别在对个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与保证中和社会团结中发展了正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著名的社会法学代表人物庞德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3](p73)
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4](p238)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10]
大致看来， “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的确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它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具有永恒性。但是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涉及价值判断，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更要受到学者阶级地位的制约，所以就象“变幻无常的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及极不相同的面貌。” [4](p240)即使资产阶级法学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凯尔森所言：实际上用来作为正义标准的规范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某一事物是否正义只是以认为存在适当正义规范的人而定。这一规范也只是为了那些由于这一或那一理由，对该规范所定的事物抱有希望的人才存在的。[18](p49)就因为此，自然法学派的正义遭到了不少批判。许
多法理学家或学派因各种不一的原由，根本否定这种探讨的可能性、适当性或必要性。凯尔森甚至讥之为“是一个典型的幻想，是为了使主观利益加以客观化”。[18](p49)
在谈到正义时，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契约，其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7](p339）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6](p539)他们都侧重于从经济特别是阶级结构的的角度对正义进行解释，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
但是，我们肯定正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必然地排斥其科学性、客观性。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具有客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容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这不表明他们否认正义在特定社会的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阶级社会的正义，就盲目地否定我们今天追求社会主义正义的合理性。
正义的理论内核是不变的：法与正义相同一。正义与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在古往今来的各种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此，几千年来西方人不断的追求正义与法的完美统一，终于在资本主义实现了法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成果和经验不容我们忽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的复兴。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9世纪因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自然法思想几近销声匿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人权造成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实证主义哲学，并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理想的莫大关注和兴趣。以此为契机，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再者，人们在“由法学方法论、法律诠释学的反省思索中，益加发现法官断案仍难以凭借完全免除价值判断的条文操作而便可推导出结果。况且，如果法律体系本身是邪恶不义的，则一个‘合法’、基于此法律体系内在结构本身可被称为‘正确’的判决，却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上正确’的判决，则亦未能实现法律之终极目的。” [8]且“今日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大行其道，被视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及甚至以往只在反映“‘力’的国际法之中，确立民族自决权、非战、否认征服及在威胁下定约的合法性……，则今日法律，显然并无‘不管道德了’、‘离道德越来越远’的迹象，反而更具道德的自觉。” [8]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义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经对西方精神文明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常常以建设有中国特色为由不加区分地拒绝和排斥。正义，也长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观念不被接受。然而可喜的是，正义原则作为法律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逐渐为我国认识到并应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首次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正义，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充实。
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正义作出科学的定义。杨一平博士这样定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而所得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2](p20) 这无疑揭示了正义的本质，是较为科学的定义。但是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正义的内涵又不仅于此，它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因为和下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在此暂不作出界定。
第二节 司法视角下的正义
在对正义、公正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不论是辞典还是学者们多将公正和正义、公平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为共识。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等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等于，三者之间又有些许差别。下文就将以此为论述重点，着力凸显这种差别。
这里不免要借鉴他人的观点，杨一平博士在博士论文《司法正义论》中作了如下阐释：“公平可能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在法律面前或者纠纷中的诉讼两造在审判（或仲裁）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公正更多地强调法官的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在由两造当事人与居间者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公平观念侧重于对两造权利享有与维护的考察，公正则侧重于对居间者行为公允而无私的要求；公平强调实体正义和实质正义，公正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平等，既包括案内平等，即两造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也包括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它意味着居间者既要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又要排除外界的任何压力，还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 [2](p13)
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公正是对裁判者（居间者）的要求，强调形式；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强调实质。[14]由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司法的视角下，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
以下将讨论司法的“特有的解纷原理”，也就是公正和公平的较为具体的规则。它们相对于公正和公平是具体的，相对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却仍具有抽象性，需要从程序到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和完善，而且它们也应当成为改革和完善所遵循的原则。
鉴于本文的主旨之一在于凸显公正和公平的差别，下面的论述就把二者分别开来。
第三章 司法视角下的公正
第一节 公正是对裁判者和程序的要求
“公正（impartiality）,公平的一个方面，普遍认为是法官和执法官所应有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诉讼两造，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仲裁人的偏袒将构成撤销其裁判的正当理由。”[9](p498)这是通过辞典反映的人们对公正的最普遍的理解。可以看出公正和公平并不完全同义，法官和公正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法官是公正强调的重点。
需要指出，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极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相对而言，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因此，笔者有必要先把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力图避免将二者混淆。
公正首次以正式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被承认是在十五大报告中，“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十五大后，我国法院系统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围绕司法公正展开的，即着重强调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的公正。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最高法院1999年10月20日）指出：“从1999年起至2003年，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必须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
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法官队伍；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等改革进行积极探索，为实现人民法院改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颁布《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日期:19980826、《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日期:19980907）、《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工作条例》（日期:199809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日期:19981224）等文件。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改革的内容包括审判公开、审判制度改革、对审判的监督、审判队伍建设和司法管理几个方面，其对象直指司法人员和司法程序。
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到“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表面上看，似乎只出现了公正司法的字眼，公正的范围仅限于司法活动，即提出公正司法。但是，如果结合“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理解，不难看出，“制度”就是以法律为主的各种行为规范，它仍然表达出了对司法制度的公正要求。也就是说，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不是公正司法，而是意义更广的司法公正。
第二节 裁判者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作为居间裁判者的公正，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司法的首要原则几乎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它后来经过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授权，于1983年6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2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根据该规则，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包括：一、法官的实质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其职权时，除受法律极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第一条第三项）；二、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和任期应有适当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第一条第二项）；三、整体的独立，指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应与行政机关保持集体的独立（第二条）；四、内部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职能制作司法裁判方面应独立于其同事及上级法院的法官。
司法独立实际上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对此也给予较多的关注，积极地论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它应该当然地成为我国司法的一项原则。[23]但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限度是什么呢？是司法权或说法院系统的独立，还是法院的独立，抑或法官的独立？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确实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12]
司法独立不仅需要宏观上的规定，更需要微观上制度和程序的落实，特别是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不使司法独立的初衷受到干扰。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就存在诸多障碍，如法院经费和人员受制于地方，人大、检察院、党务部门、上级法院和法官、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当干涉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今后的司法改革尤其要避免陷入如此窘境。
2、法官中立（被动）
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要求裁判者站在中立的地位。法院的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使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歧视另一方，更不直接介入诉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诉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所以中立性或说被动性就成为作为法院职责的具体履行者的法官必备品质。
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它有三项具体内容：（1）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得担任该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与案件结果或者各方当事人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3）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13]前两项即为利益规避原则，第三项为防止预断原则。
用诉讼法学的专门术语来解释，法官中立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是裁判者的被动性在司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判范围方面的体现，实质上也是裁判者被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25]它要求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也包括法院的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者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查证、取证职权的行使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3、法官权威
在最原始的法治的定义中，法律的“普遍服从”就已成为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司法活动作为法律实施的途径之一，其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获得普遍服从，而这又依赖于司法权威。因为是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了冷峻的法律边缘，假如他们尊重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将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门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包括法庭权威、既判力（生效判决必须执行）、一事不再理等，在在我国显得特别不足。就既判力而言，主要是执行难问题。一事不再理要求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此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但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深层次地讲，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关系着司法权威。司法应当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应当成为一切争端的最后裁决者。与此对应的是司法管辖的范围，而我国现阶段司法管辖范围明显过于狭窄。
权威不仅靠强制力，也要靠说服。在人们眼中，法院始终是蛮横的，剥夺或限制本属当事人的权利不说，对事实的认定过程、法律适用的理由及其逻辑关系的论证等问题处处表现出强硬，不予说理。改革蛮横的法院，塑造有说服力的法院，对树立法院的权威形象也是有益的。
4、司法约束
在现代社会中，孟德斯鸠权力容易滥用的名言已成为公认的法则，同时有权力必须有约束也是不容质疑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而我国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司法约束不力的结果。在我国，这种约束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且欠规范、欠科学。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约束，甚至媒体对法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司法改革的结果就要达到司法约束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不
仅要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且还不能妨害这些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
第三节 程序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程序的公正则体现为：
1、重视程序
谈重视程序不应也不可能回避对程序正义的讨论。
西方国家一向重视程序，特别注意以正当程序约束权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西方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说“我们宁愿以公正的程序去实施一项残暴的法律，也不愿以不公正的程序去实施正义的法律。”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10](p80-83)
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查出程序有问题的案件74143件，而实体性错误的案件反有12045件，程序有问题案件占85. 86%。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公然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查证属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实事求是，追求实体正义，主观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现完全的实体正义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讲，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认识主体能力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不完全性、认识工具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善的，基于此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而将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但受害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就连受诉者也因身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而遭受不应有的拖累。这样的结果，不管当事人哪一方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见，对实体正义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地保障正义的实现，绝对的实体正义是不现实的。[24]
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会发现，程序正义的相对可靠是一个长处。正义与否本身就是对司法行为的评判，而实体正义的抽象性使其评价标准异常模糊，可能因评价者利益出发点的不同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相对而言，程序正义客观实在得多，更容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直观简便，操作性较强。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 [10]再者，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麽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 [5](p178)程序正义不仅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外部形式，还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对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作了非常有价值的阐述。[13]在此不再赘述。
如此强调实体并非说我们应该重程序轻实体，而是说要实体程序并重。这需要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实体的同时提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度，让二者统一起来，归一于正义，共同服务于正义这个目标。
2、司法公开
公开原则为一切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是群众参与和接受监督的必需。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相继实行了“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统称为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深化的目标是通过司法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正司法。
就法院而言，公开包括法院及其内设机构职能公开、立案公开（案由公开）、收费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回避条件公开、办案纪律公开、监督举报公开、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判决结果公开、错案追究公开、执法执纪监督员姓名和职权公开。判决理由公开似乎更为引人瞩目。裁判充分说理及理由公开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社会文明角度看，不予说理是野蛮，体现典型的人治（礼治）；简单说理体现法制不健全，社会相对落后；充分说理体现法治程度较高，社会比较文明。裁判理由的公开，实质上要求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即要说明认定事实的理由，再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依据正义、理性，得出分析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对欲适用的法律做出解释说明，以达到说理清楚、裁判服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将裁判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普遍义务写进宪法。判决理由公开最集中表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的目的不光是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是对结论中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它既是对程序过程的一种记载，也是对程序过程形成判决结论的一种推论。判决书的形成过程中，蕴涵了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同时也应该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事实的法律解释过程。判决书所给的判决结论，必定是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它应该包括公开审判经过、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和质证过程、公开认证过程、增加说理部分。
公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通过公开达到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进而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
2、 对抗制
1975年在美国出版的《程序正义》一书的作者蒂鲍特和瓦尔克，蒂鲍特和瓦尔克联合一批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实验观察中,蒂鲍特和瓦尔克集中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这两种诉讼模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样式的诉讼程序在客观上（作为达到公正裁决的工具），还是主观上（程序参与者的评估）都优于纠问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不同的实验都表明抗辩制诉讼程序更有利于抵制因缺乏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因为在抗辩制诉讼过程中，律师面对对自己人不利的证据时，会更加认真、顽强地去寻找有利证据；更有利于抵制法官的歧视性看法；能更好地防止因为证据出示的时间顺序而导致对案件事实的歪曲。
实行对抗制就需要给予诉讼各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为实现程序对等，诉讼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诉讼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对抗制加重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体现了诉讼两造司法主体化的理念，使诉讼两造成为唯一的证明主体。对抗制实际也是法官中立的必然，它将法官排除于证明主体之外，对于促进法官的中立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第四节 公正强调形式
公正的内容在在任何诉讼中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司法约束，还是重视程序和实行对抗制。这些原则和依此设计的程序一旦
确立，裁判者、当事人及其他任何诉讼参与者都没有权力改变，实际也难以改变。可见，公正有极大的刚性，它强调形式。
在与公平的比较下，公正的形式性显得尤为突出，故在此仅做简略阐释。
第四章 司法视角下的公平
第一节 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
“公平”（fairness）中有“平等”的意思，常用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在诉讼中，公平的指向只能是诉讼两造的权利义务。
英国独特的衡平法的产生也是一个努力维持公平的结果。虽然法律规定了灵活可变的准则和赋予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规则也有有限性、滞后性和普遍性，在现实中仍不免产生法律对某些情况没有作出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实现最大可能的公平，英国的法官们创制和发展了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
美国司法在三大诉讼中都实行严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作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甚至不惜对拥有强大国家公共力量的控方的权力和行为作了种种限制，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辩方则赋予了充分的自我防护权，如沉默权，使其能够与控方平等地对抗。而且，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明显地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和被告举证时限、调查取证限制、补充证据限制等也是通过加重行政机关责任的方式，使其和原告能维持权利义务的平衡。
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它包括案内平等和案外平等两方面。案内平等不仅包括诉讼两造之间的地位的平等，更包括深层次的权利的平等。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对待。根据相同案件的判决而预期的结果（同等对待）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起着潜在的影响，也通常成为一般人衡量正义是否实现的标准。
公平是过程的公平，更是结果的公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两造地位和权利都是对等的，这是过程的公平。依据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按照实体法规定的标准，在私法领域，要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公法领域，要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这是结果的公平。
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公平是一种反映人们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的价值目标，不管是立法和司法都带有理想色彩。公平是理想性的，而不公平是现实性的，正是因为公平具有理想性，它才日益成为法律改革的基础和人们追求的目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节 公平强调实质
严格地讲，公平的内容也是程序上的权利，却和公正的内容各有侧重，它有较大的弹性。从诉讼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一般情况下可对这些权利进行取舍和处分；从程序上讲，程序的合理性也决定着司法效率，而权利取舍和处分及司法效率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关系到诉讼两造实体权利的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强调实质。
公平在诉讼中通常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权利享有的对等
形式上的诉讼地位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可能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它并不能切实地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强调权利享有的对等的重要性。诉讼两造要求权利的对等是法官中立及程序对等的必然结果。权利对等和程序对等共同构成了诉讼双方的平等。
而且，和程序对等比较起来，权利对等更具实质性，对诉讼参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等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为了维持这种对等，各国司法制度都很注重结合诉讼两造的具体情形作出不同程度的表面不公平而实质上较为公平的安排。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两造的权利对等自不待言，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两造在力量和地位上本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刑事诉讼的控方是国家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拥有强大的公共权力，而另一方则是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此，法律在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的同时，不仅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赋予他们较多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与国家机关对抗，能够和国家机关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
3、 有效参与原则
有效参与原则——指法院应当为所有诉讼参加人提供的参加诉讼的条件和机会，包括为那些有语言障碍和身体残障的人，消除不适当的困难与不便——已成为美国“五好法院”的标准。
有效参与原则又可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它表现为诉讼参加人主导和影响诉讼结局。其核心思想是，那些其权益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者审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裁判的制作过程，从而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确保诉讼两造受到公正的对待，法庭至少应保证他们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在场，保证他们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张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进行质证和反驳的机会、能力和具体的程序保障，并且将其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论等所作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从而使各方的参与产生实际的参与效果。不仅如此，法庭还应当保证各方有充分提出本方证据、事实和主张的机会，而不对其参与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同时，诉讼两造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还应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只有这样，审判过程才能符合有效参与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因其权益受忽视、道德主体地位遭否定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13]
权利处分自由实为有效参与的一个内容。有充分的处分权才表明有效地参与了诉讼。权利处分原则是诉讼参加者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和巩固的结果，在本质上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处分原则——民事法律主体能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在诉讼中的延伸。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权利处分自由表现得特别突出，除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行政诉讼双方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完全的处分权，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法院的权威，也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意味着诉讼参加者对诉讼权利的取舍的行为完全出于真实自愿，不受任何干涉或强迫。
处分原则要求把诉讼参加人作为司法之主体而不是客体或手段,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任由宰割的地位。他们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他们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20]对于关涉其权益、地位之审判，均应受尊重为程序之主体，享有程序主体权，并应被赋予参与该审判程序为充分攻击防御、陈述事实上和法律辩论等机会，藉以影响裁判内容之形成，而避免受对造所突袭及防止发生来自法院之突袭性裁判，使不致在程序上被处分为受支配为客体。诚如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陈瑞华语）。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体现为诉讼参加者对与否、诉讼请求范围、是否撤诉、是否反诉、举证质证范围、是否要求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是否和解、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等一系列问题的充分的决定权。
我国诉讼制度是公认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机关可以广泛地积极行使职权，干涉甚至剥夺本该属于诉讼参加者决定的
事项的权利。要保障他们的处分权，使其有效地参与诉讼，就要改革当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
3、效率原则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以实用性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15](p19) “当代社会中，法律正义或公正内涵的确定，也需要借助于资源使用与配置的效益评价。某些行为的正义或公正性，甚至可以用效率作为量度。”[16](p18）可见效率是一种尺度或标准，法律效率的高低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文明化或科学化的程度。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日期:19991020）提出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为此，又把人民法院“国家‘十五’计划期间物质建设的指导思想定为：根据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全面管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及时有效的物质保障。” （参考《国家“十五”计划期间人民法院物质建设计划》）。这暗示着一个信息，我国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并将把效率作为司法工作的目标之一。
市场经济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工作的一项原则。司法活动不是经济活动，不可能象经济活动那样追求经济效益，但这不表明司法工作不应该讲究效率。
从司法的功能上讲，司法不能偏离经济这个中心，司法是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服务的。“通过及时有效的司法活动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各样的纠纷，这是市场经济对司法的内在需求。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要求，只有及时、有效、保质保量地予以满足，才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才能使社会资源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司法本身强调效率。”[17](p35)
“司法虽然不是以单纯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经营行为，但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和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成本” [17](p34)司法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无效率的司法工作实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司法改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受到质疑，无疑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
而且，效率本身也是一种公平，因为无效率对哪一方都是不公平的。诉讼的无限期拖延意味着其请求事项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即使拖延地解决，原告也在马拉松式诉讼中耗费大量物力和精力，其所应有的公平未能达到，这种不及时的权利保障也会让人怀疑司法的正义性。正如英国古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对被告而言，由于案件长期悬而未决，其地位和权益的长期处于不明确不稳定状态。无论被告的辩解最终会否得到法官的认可，案件拖延给被告带来的损失并非完全应该由他承受。
诉讼公正与效率实质上是一体的，两者相辅相承，在诉讼机制中的建构上同样受制于经济规律。但是，公正和效率并非总是一致的，两个价值目标间存有冲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原理要求我们一要正视诉讼过程中公正与效益冲突的存在，二要恰当地选择、协调诉讼价值取向，合理化解诉讼中的价值冲突。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遵循两项原则：兼顾原则，就是避免将价值目标绝对化或片面化；权衡原则，就是选准一个“度”，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19]
提高司法效率主要通过合理确定审判期限、举证时限，科学设置审前程序、庭审制度、简易程序，提高执结率等制度设计和司法活动实现的。
结 语
本文中许多内容是直接建立在其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已在文中以注解的形式作了部分说明。这些理论有些是成熟的，也有些学术界尚存在争论，只是为了完成笔者的理论框架而被借鉴。故文中可能有多处内容倚轻倚重，倚轻者多是已有学者较多论述且透彻的，倚重者多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加论述或认为属于本人某些浅薄之见的。
以上所列出的所有原则都或多或少的被学者们讨论或论述过，也有不少学者将某些原则组合起来作为司法原则或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加以论述。仅此而言，本文确实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充其量是对他人观点的重复。然而本文并非仅限于这种简单的再重复，笔者将正义、公正和公平融入其中，着重从公正和公平的角度对这些原则加以归类和系统化。这些工作并非没有意义，它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正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一种尝试。在笔者看来，这实际构成了本文的最大特色。
再次强调一下，以上所讨论的仅是较为抽象的原则，它们距离实践还很远，不可能直接运用于司法改革实践。司法改革的实践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在此原则基础上继续深入地研究和实践。但是这些原则在司法改革中作为目标和准则，将充当着尺度的角色，它们的贯彻与否和贯彻的广度与深度就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成败。本文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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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收容站再也不敢随便将人给逮起来，今天的派出所更是不敢收那二百元的暂住费了，若是还有地方的派出所明目张胆地收这样的创收钱，不要说他们的所长，就是他们上面的局长，局长的局长，乃至厅长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互联网上一旦曝光，大人们的仕途有可能就会完蛋。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不禁感到，我们找回我们的权利了，我们又看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了。然而，喜从悲来的心态，总夹杂着无比的沧桑，使人禁不住想问一问，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上自然掉下来的吗？显然不是！是破坏公平正义的人良心发现给予的吗？更不是！原因很简单，恶法废除了，是因为有舆论的怒吼和它本身就违宪；暂住不敢收费了，是因为民众痛诘和它本身就不合法。那些致孙志刚于死地的收容管理人员主动愿意放弃过他们有油水的一亩三分地吗？那些基层的权势单位主动说过他们收钱是不合理的吗？好像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事情。民怨沸腾下的众怒难犯，使得强势阶层不得不收敛那些裸奔式不公平非正义，仅此而已。可见，所有的不公平和非正义都不是自然而然就举手投降，而是在强权保护下生存好长时间，在强权受到挑战时才妥协的结果。强权和公平正义水火不相容。执掌强权的人，他们想获得不劳而获的利益，必然就利用强权这个强有力的工具，而强权也就成为破坏公平公正的罪魁祸首。强权增一分，公平正义就减一分；强权去一分，公平正义就回来一分，此消彼长。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精英们说它比较公平公正，用丛林法则来解释贫富分化的必然。底层民众难以感受到公平正义，他们用自己的艰难来现身说法社会中的公平正义的缺失。幸好现今是信息社会，资讯瞬间传万里，我们能通过各种渠道来横向或纵向比较我们是不是有公平正义，而各种媒体公共事件又印证了我们的认识。所以精英们的话只能是精英们的真理，而民众的感受是民众的真理，彼此相互对立。而温总却说出了比较实在的话，他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到：“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温总的话说得很好，但是还是有点缺憾。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应该更具备公平正义的基础，本来推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无可推脱，一旦变成政府的良心，就有点难以把握了。或许，温总说话比较谨慎，身不由己，但是，至少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公平正义还处在推行的阶段，而且要看政府有没有良心。这有点像现在好多老百姓买不起房，要看政府和开发商有没有良心降价一样令人难以释怀。
司法作用于社会最重要的在于它的公正，就是通过公正执法，来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是司法机关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公正执法，是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只有做到公正执法，惩恶扬善，不枉不纵，不偏不倚，才能树立法治权威，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法律所蕴含的公正、公平、正义、秩序等基本价值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要做到公正执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精神，要靠一大批心存公正、秉持正义的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才能得到体现和落实。目前司法队伍的整体水平还不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武装工作，使广大司法人员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宗旨，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把“公正”作为执法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使“公正”内化为执法的灵魂和信念，始终用“公正”二字来贯穿司法工作；必须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公正执法的本领；必须加强执法作风建设，做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严禁对群众“冷硬横推”，严禁耍特权、逞威风，严禁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努力成为法治社会中公平和正义的代表者和守护者。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载入宪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独立，难有公正。要保障这条宪法原则的实现，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允许非法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要排除各种利益驱动对司法工作的干扰，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建立起适应履行司法职责需要的组织保障和物质保障体制。
第三，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加大惩治司法领域中腐败的力度。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定律。司法权力，事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事关社会矛盾能否调和、社会秩序能否守衡，事关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如果这种权力不受约束，让其变为脱缰的野马，那么对国家、对人民都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机制，确保司法权的行使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确保司法活动严格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要坚持司法公开的原则，不断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用公开促公正。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要多管齐下，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对司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害群之马要果断清除，决不护短姑息，不断纯洁司法队伍。
第四，要完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程序是公正的屏障。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增强诉讼民主意识，不断完善司法程序，推动程序的公开、透明、具体、严密，实现司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贯彻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严格遵守程序法，用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坚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做到既伸张正义，又切实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完善证据制度，保证办案质量。落实诉讼公平原则，平等地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重视司法效率，认清迟到的公正也是不公正，减少司法拖延。讲求司法效果，防止在司法工作中打法律“白条”，损害法制权威。要使每一起案件的办理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及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五，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司法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顺应时代要求，以前所未有的浓墨重彩对司法体制改革作了专章论述和部署，为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遇，以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宪法原则，遵循司法规律；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司法模式；必须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以及符合司法规律的工作运行机制、队伍管理机制和物质保障机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党的十六大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司法机关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高度，一切以公正执法为本，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宪法的价值具有多重含义，具体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1．宪法的基本价值。关于宪法的基本价值问题，宪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包括人民、宪法秩序、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正义等；也有的观点认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包括了宪法的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三个方面；再有的观点认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就在于民主的方式规范政治秩序，其核心是民主。在我看来，宪法作为我国的母法，其调整范围非常广泛，价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价值是通过功能和具体作用反映出来的，并又为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目标。
2．宪法的政治价值。宪法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树立宪法权威，实现人民。民主、法治的政治、社会秩序是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人民是人们对民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宪法精神的高度抽象。
3．宪法的经济价值。宪法的经济价值集中表现为宪法对经济制度的保障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必然将促进社会的全面、长期和稳定发长当作其基本的价值追求。
二、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总书记在首都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2．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法律武器必不可少，但是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和弘扬。
三、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1．弱势群体问题
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推进社会公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的实际，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总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公平和正义是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标准。
弱势群体的出现有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其中，社会因素包括收入差距、分配制度等；个人因素包括个人文化和专业技能素质、就业人口等。所以，弱势群体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应重视弱势群体的问题，扶持和帮助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真正落到实处。弱势群体应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他们的利益应得到公平的保障，而且对他们适当地进行特别保护，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
2、贫富分化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
过度的贫富分化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是会破坏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而且还使得广大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对当前收入差距不满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我们知道，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分化，财富分布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潜在根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与占有财富差距的拉大，是不是“合理”分配、公平竞争的结果。如果这些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人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同而形成的，那么，人们还比较能够容忍和接受。如果形成的暴富者大多是由于靠“特权”搞腐败，靠违法乱纪，靠非法经营，甚至公然为非作歹而实现的话，就必然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公平感，被剥夺感。那么这部分社会成员对那些暴富者有仇视与愤恨，这样的社会心态，非常容易导致行为的发生，会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构成很大的现实威胁。
3．司法体制的弊端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现行司法体制存在司法模式行政法，司法权力地方化，法律职业大众化等诸多弊端。要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保障公平与正义，首先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贯彻执行独立司法原则。其次要实现司法系统独立，保证司法与行政分立。再次全面推进法律职业化建设，实现司法者的独立。
上述弊端的存在，对外而言，似乎司法机关无法抗衡法律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其结果是导致作为中央权力的司法权的分散化和地方化，国家法制和司法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司法权威受到损害，难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于正义。对内而言，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司法行政化倾向明显，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同样也使司法权威受到损害，不利于司法职能作用的发挥，为此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程立显.论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J].江苏大学学报，2007（03）
[2]张雪琴.维护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J].发展论坛，2006（04）
关键词:公平 正义 权力 制衡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1-064-03
近年来,在全国政法系统集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公平正义被视为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而要追求公平正义这一目标,就必然地要涉及权力制衡,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就会导致人治和专权,从国家权力看就可能形成独裁,在这种体制下当然就谈不上公平正义了。鉴于此,笔者拟对权力制衡的相关问题作出探讨。
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古代中国就有相生相克的“五行之说”,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生不息。所谓相生相克其实就是一个制衡体,而我们所设想的权力制衡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制衡的机制,这既是一种自然平衡,也是社会平衡必然的要求。平衡促进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即是和谐,和谐促进稳定,稳定促进发展。
最早把哲学上的制衡理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并用于实践却是西方。由英国洛克提出,经法国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的三权分立学说,其内容包括了分权与制衡两个方面。孟德斯鸠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①他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制衡的理论。西方国家以此建立了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
固然三权分立之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但对权力进行制衡却是肯定的。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掌权者都希望自己的权力得到无限的延伸,因此权力一旦失去制约时,权力运行者人性中的原恶――任性、贪婪、懒惰等等就往往会发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强国,必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吸收古人的经验,又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加强对我国的权力制约,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较为全面地阐述权力制衡的具体设想,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立法权的制衡
立法权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先有立法,后才有执法和司法。立法权的结果就是制定宪法和法律法规。要想执法为民,司法公正,就要法律本身公正,法律就像是一杆秤,立法好比是秤砣,法条好比是秤杆上的星,执法就是用秤去称物体,如果法律本身不公正,就等于把定盘星给弄错了,那么执法者无论怎么称也称不出公正。要保证法律本身公正,立法是基础。
1.立法权内部制衡。首先,要求国家权力机关组成成员的人民代表能够形成制衡。要制定良法,法律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人民代表的来源要五湖四海,各种阶层和各种职业的,各种政治面貌的。“各种不同利益在人民代表大会里均有与自己利益的份额相应的代表,以便使其有相应的影响力而不被忽视。”②改变目前“人大代表官员化和富人化”的倾向,克服“立法腐败”。真真使“大家所服从得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③
其次,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我国是一元多层次的立法体系,所以不能保证各种法律法规规章都合宪。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立法法》中也有相应的更加具体的规定,明确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从模式上说,是由立法机关进行审查;从审查方式上说,是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兼而有之。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在于:一是还不完善,比如没有规定审查的期限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二是在实践中,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行使过。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只满足于宪法确立的基本监督体制,没有在“制度化,程序化”上下进一步的功夫,使宪法规定的监督体制和框架始终处于较为静态之中,不能很好地运作起来。④比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许多地方,直接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构成了一种事实上违宪行为。由于没有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具有法律效力,而无法被宣告违宪、无效或者被撤销。⑤
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程序的出台为违法违宪审查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我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迈出的重要一步。
2.外部制衡。我国现在的违宪审查体制是“权力机关审查制”,属于内部制约,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是问题在于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审查的意义。要实现法治社会,保证宪法的统一实施,从目前国际上违法审查的三种模式(普通司法机关审查制、专门机关审查制、权力机关审查制)看,笔者认为普通司法机关审查制最好,即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这样“司法审查并不是使司法权优于立法权,而是说当议会在其通过的法案中所表现的意思,与人民在宪法中所表现的意志相冲突时,并不是以议员们的意志为准”。⑥这样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真真实现民主。在我国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驶违宪审查权。”⑦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时,认为法律、法规、规章违反了宪法或者上位法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用。才有利于对违宪行为的制裁和处置。
二、司法权的制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司法权也一样,因此,“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⑧。对司法权的制衡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内部制衡,二是外部制衡。而内部制衡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这四种具有鲜明职业特点和特定权力的之间的制衡,二是公、检、法三个机关之间的制衡。
1.司法权的内部制衡。首先,司法内部制衡要求司法人员具有独立性。“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司法人员是行驶司法权的主体,司法人员独立是整个司法程序运作的前提,也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基础。然而现实中,对司法人员行政管理倾向明显,地位不独立,谈不上相互制衡。检察官、法官、警察作为特殊职业,我国专门颁布了符合他们自身的法律即《检察官法》、《法官法》、《警察法》来规范。然而,国家却没有按其职业特点来进行分类管理,而是统统纳入了《公务员法》,进行行政管理,且其职级仍然按照传统的行政等级即科级、处级、厅级、部级(对应军队而言是营级、团级、师级、军级),这样,下级具有服从上级的义务,有悖于司法独立。“如果一个公务员故意不执行其上司要求他以特定的方式处理某一事项的指示,通常构成失职。而对与法官来说,恰恰相反,如果法官按照院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这种行为就构成失职。”⑨。由于司法人员不具有独立性,导致司法行为行政化运作倾向明显。比如法院的判决仍是按照行政方式来处分的,即案件审理完毕后,要么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来确定最后的判决结果,要么层层签字批准,很少当庭由法官宣判,给老百姓一种暗箱操作的感觉。由于司法人员不具有独立性,权力义务也不够明确,给了某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的机会,因为权力既然不属于自己,责任(义务)当然也不会随自己走。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实际权力,而减小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导致冤假错案发生。2003年3月27日,大竹县法院一审判决,以挪用资金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判处陈国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大竹县检察院以陈国富构成贪污罪、陈国富以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为由向中级法院提出抗诉。达州市检察院检委会经研究后决定撤回抗诉。由于陈国富亦上诉,故中级法院2003年6月25日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事后,达州市中级法院于2004年5月12日按审判监督程序对陈国富案立案再审,同年7月4日裁定撤销原判及裁定,发回大竹县法院重审。大竹县检察院撤回原后重新指控陈国富贪污、挪用资金、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一审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认定陈国富贪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挪用资金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大竹县检察院又以陈国富构成贪污罪为由提出抗诉,达州市检察院又于同年11月29日撤回抗诉。陈国富也以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为由上诉,中级法院改判有期徒刑四年。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4月8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省高级法院认定陈国富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与其他两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我们从全案的流转过程中不难看出,经历了众多检察官、法院审查的案件,为什么案件的最终处理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且几经反复?撇开此案事实证据暂且不谈,只说个人责任,这么多检察官和法官业务素质差吗?他们都应当承担责任吗?答案应该是这样:第一,业务素质不差,但责任感差(当然不排除的合理怀疑);第二,他们有责任,但如果不能证明其,他们都只能承担很小很小的责任。因为有责任分散和集体责任这两条顶着的。
因此,在构建司法权的制衡机制上,第一,取消司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根据职业特点明确相应人员的独立地位,强化其职权责任,第二,废除现在司法过程的行政审批制,明确合议庭的法律地位,合议庭作出的判决,就代表法院,应该享有直接盖院章的权力。
其次,司法制衡要求从事司法职权的各个机构之间能够制衡。目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制衡关系基本上能够满足法律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当然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然而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制衡却明显不够。一方面,对检察机关不或者撤案(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出不或者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的案件)审判机关监督不力,虽然有受害人自诉作为补充,但力度不够,不少案件法院也不愿意受理,存在与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作出的明显不公、适用法律不准确、程序错误的判决只能提出抗诉,而抗诉是否被接受只取决于审判机关。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仅仅体现为一种请求权,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不相称。
为强化这一制衡机制,笔者建议:一是在人民法院设立专门审判庭,受理当事人不服检察院作出的不、撤案决定和公安机关撤案的案件。加大对这类案件审判的力度。对案件审结后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提请相关部门追究原承办人员的责任。二是赋予检察机关以司法弹劾权。对法官屡判错案,虽然无确凿证据证明其徇私枉法,也可以提请任免机关罢免其法官职务、剥夺其充任法官的资格。
2.职业之间的制衡。律师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主体代表私权介入诉讼活动中与其他代表公权得警察、检察官、法官之间的制衡。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察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统一而言,理论上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追求司法公正,用时尚的语言说就是组成了一个以寻求公正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只不过在表现的方式、寻求的渠道、站立的角度不一致。从对立而言,由于律师代表的是一种私权,他对法官是极力引导其作出一个更加有利于当事人的判决,对检察官及警察指控的犯罪以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极力加以辩驳和反证。同时,在诉讼过程中,还不时对警察和检察官的行为加以监督,当其行为违反法律、损害其当事人的利益时将会提出控告、申辩。
现实的情况是律师的地位虽然有《律师法》加以确定和规范,但在诉讼过程中,其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障,导致控辩权利失衡,并没有实现真真意义上的控辩平等。⑩削弱了其对公安、检察、法院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监督权。面对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公权,律师属于弱势群体。建议国家进一步强化对律师权力的保障,对利用国家公权随意处置律师权的司法机关及其个人要给予严厉的制裁。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三、政党权的制衡
对于政党权力的制衡,是一个敏感话题。许多人感到讳莫如深,但我们如果翻开党的历史看就不难看出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我修正与完善,最终获得民意的一部历史。我们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内部监督和教育。首先,在党内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其实就是一种的内部制衡。但当前的这种监督制约机制仍然不完善,监督的不到位和监督本身的缺陷依然存在。其次,常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活动,谨防“糖衣炮弹”的进攻。我们党一直把“不变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当前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这种教育性质的活动其力量仍是有限的。“一日三省吾身”的立身修德,固然值得提倡和推崇,但是毕竟非治本之道。无数的事实已经或正不断地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单纯一味地强调和夸大个人的“修身养性”等自律行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绝对是靠不住的、脆弱的。再次,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作出了尝试,以图选拔更优秀的、防腐拒变能力强的领导干部。然而从现实看这仍然行之无效。因为在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下,选出了一批曾经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党政官员或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的检察长、法院院长等相当级别的司法官员,然而由于权力制约机制的失衡,这些曾经“优秀”的官员却倒在了权力这把“双刃剑”之下。究其根源,还是体制上的“毛病”,制约上的缺失。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党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是如何加强与改善却似乎一直处于迷茫之中。笔者认为权力的制衡是必须的选择。
第一,人民的权力与党的权力要形成一种制衡关系。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从外部而言其核心就是取得了民心,深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最核心的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条,可见,民心是最重要的。而取得民心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意志和利益要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实现的基础就是人民的权力与党的权力要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体现在法治上,要求人大的权力应该进一步提高和强化。同时,宪法一旦颁布,就应该确立其最高的权威性,不可以因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人大制定的,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就可以不受其制约。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主要应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
第三,党对司法权的领导应该是宏观上的领导,而不是微观上的领导。邓小平首先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并且指出:“党政要分开,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11}。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即政治上的引路作用,指明前进的方向,而不是实行业务上的领导……是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和管辖关系,也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性质。”{12}而不是每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在领导方式上,笔者认为,在司法机关内部(特指法院、检察院)成立党委直至最高司法机关,由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对党中央负责。军队目前的领导体制亦是如此,司法机关为何不可呢?笔者认为这样就可以改变司法权受地方干预的弊端。同时加大了对地方党政官员的监督制约。使其不敢贪污、贿赂、、。
第四,党对行政权的干预变为政策性指导(现实基本上已经是这样在操作),尽量减少干预。使行政权保持相对的独立。
四、私权的制衡
1.强化公权对私权的保障。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是没有私权的,并且公权总是大于私权。体现在许多方面,执法人员往往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忽视对私权的保护。如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一旦犯罪嫌疑人确定,就把他作为“罪犯”加以锁定,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权力低位势。从而办案人的主观臆断,刑讯逼供,把疑案办成“铁案”,最后出现了冤假错案。姑且不谈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1979年以前,仅在近年见诸报端的就有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杀人”案、胥敬祥“抢劫”案、监狱警察李明久杀人案等被人称作2005年中国十大冤案的案例。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告诉我们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私权制衡的理由。近几年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私权越来越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因而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
随着人权原则的确立,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发生了矛盾。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42岁的中年男子陆宁翔,疯狂追杀杨家母女三人,围观群众束手无策,造成一死两伤。因患精神病,陆宁翔被无罪释放,引起邻居的恐慌。从绝对权利看,陆只要是无罪的,司法机关就无法对其采取其他措施,但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则应强制性地送精神病院治疗,同时根据专家的观点,精神病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因此,在病愈后还应当适当限制其自由。但即使是适当也仍然有公权侵害私权的之嫌。
因此私权也必须接受制衡,因为私权一旦扩大为一种绝对权,那么它又将影响到国家公权的行使,这是在当今值得重视的问题,
3.私权制衡。因此,为了对私权进行适当的制衡,建议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将保安措施作为对私权制衡一种手段纳入立法。这样就可以对危险人物在有确凿的证据和充足的理由时采取保安措施,以确保其他人和单位或者事件(如重要会议、大型体育比赛等等)的安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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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安国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点滴小事折射公平正义》。大家都知道，“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正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开展，抓学习提高知识，组织讨论提高思想境界、抓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抓服务树立执法形象，成为我们工作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做为安国市检察院的一分子，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场教育活动给我院带来的清徐之风。全体干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几件小事一一闪现在我眼前。
检察长有了压力感。我院检察长张建均同志今年45岁，自95年起先后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工作到目前可算一位老政法了，在这次教育活动中，为提高干警素质，院里启动了“每周一课”工程，即“领导当老师，干警做学生”，每周五学习日，由班子成员轮流为干警讲课。张检选定的讲课内容是“侦查策略和技巧”。在全院干警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但真正站到三尺讲坛当老师，还真感觉到有些底气不足，我要加紧学习检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争取不光做你们合格的领导，更要做你们合格的老师”，几句质朴而实在的话赢得了干警们热烈掌声，而干警们从这几句话中也体味出这样一种含义：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不学习，就不能做一名领导信任、群众满意的合格检察官；不学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习也是工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胸怀这种信念，干警们投身学习，主动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大大增加。
危险面前显本色。镜头又拉到了5月12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整个安国迅速传开，我市光明街村民乔更新因发烧在中医院治疗无效后被先后转至河北省第二医院和河北省胸科医院诊治，最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而此前，由于我市中医院未按规定上报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致使和乔直接接触被一代隔离者40余人，加上第二、第三代被隔离共达1000人，消息传来，整个安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此危急时刻，按市委指令，我院立即成立了以张建均检察长为组长的5人办案组，于5月12日上午对此案展开初期调查，深入到安国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区、民兵训练基地隔离区及安国市中医院进行调查。张检亲自对主要涉案人赵志坤和李树通进行讯问，因为天热，身穿厚厚防护服，眼戴防护镜，隔离室又没有桌椅，讯问和记录都是站着进行，不一会儿，他们头上就滴下汗来，眼罩上也集满了湿气，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办案的情绪，为把案件办细，办好，办扎实，他们坚持进行了细致的询问，不放过每个细节。就这样，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后，又根据掌握的新情况分头到中医院及防设站等处找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固定有关证据。等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单位办案点，已是晚上12点多。可是，特殊时期，他们劳累一天后吃上的不是丰盛可口的饭菜，而是一碗开水冲泡的方便面和一块面包，不能回家回单位在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而只能几个人蜷缩在办案的囚车上凑和一宿了事。第二天又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在办案组干警夜以继日，不辞辛苦的工作下，仅用了2天时间就提取物证、书证50余份，讯问、询问相关人员27人，很快查清了此案，并于5月17日对安国市中医院原院长赵志坤，原副院长李树通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中医院护士乔小兰 以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决定逮捕，并在电视台予以通报，消息传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制假贩假法不容。非典突袭，万民惶恐，急急寻求预防救护的办法，随着中央电视台防非典处方的公布，我市中草药价格一路飚升。然而，少数黑心商人不是抓住商机靠勤奋致富，却瞄准了制售假药这样一条黑路子，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违反了公平诚信的交易法则，同时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此，我们坚持八个字“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安国市观音堂村邵新民非法在自己家中生产中药材淡豆豉1600公斤，价值4.8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我院就先行派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负责人共同提前介入此案，事先掌握第一手情况，并适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在公安移送我院批捕后，仅用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批捕决定。5月3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后，办案干警加班加点阅卷提审写起诉书，仅4小时就起诉到法院，最后被告人被从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8000元。
服务大局保稳定。严格执法，加强办案本是检察机关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题中之义。然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给我们注入了新的执法理念，要服务大局，不仅仅是严格执法，加强办案，而是把检察工作自觉地纳入到党的工作大局的目标之中，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正义，让党和人民满意，检察事业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院在市委领导下妥善解决上访老村郭北庄问题，使该村由乱而治的事实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真实诠释。郭北庄村自95年起就没有班子，主要划分为四个较强的宗派势力，多年来，各派之间斗争不断，争战不止，成为上访告状的老村，也成为影响全市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为解决郭北庄村问题，八年间，我市曾先后派出四个工作组进驻该村，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四月中旬，在非典肆虐之际，我院正是用人之时，但为配合市委搞好村遗留问题清理工作，我院派出了副检察长张利民等5名同志分别参加市委的5个下乡工作组。其中，张利民同志带队带领法院、司法等部门7名同志进驻郭北庄村，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先是抓住主要矛盾，仅用8天时间查清了前四任原村支书记经济及违纪等问题，依法做出处理，平息了村民上访态势，比市委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提前22天。紧接着在广泛走访，摸排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班子候选人，并严格按程序组织了选举，顺利产生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到此，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而是坚持把新班子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帮助新一届班子搞好舆论宣传工作，消除过去的村风不正，上访无序状况，使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同时，积极妥善的解决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农业税问题，支持党支部积极运作，促使承包该村土地的砖厂交纳承包费，由村从承包费中集体交纳农业税，减轻了群众在税赋方面的负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我们工作人员，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意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终于使一个几年扶不起的烂摊子初步有了生气，使群争不止、一盘散沙的村民抱成了一团儿，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通报点名表扬我院工作组。而郭北庄村民和我院之间也建立了一种鱼水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双满意的目标。
以上是我们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活动中的几件小事，正是通过这些小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平正义的内涵。也是我院以实际行动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的真实诠释。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追求，我们要以这次演讲活动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旺盛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活动之中，公正执法，强化法律监督，服务大局，维护公平正义，创出更加出色的成绩，让党放心，人民满意！
【关键词】罗尔斯；公平正义；原则；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几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GDP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增强。同时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出现了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化，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中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现阶段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尖锐矛盾。
一、公平正义的定义
公平：即公正，不偏不倚。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大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正义，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各个等级的人各尽其职，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应有权利，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在当代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重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权力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方式。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我们也比较赞成这种说法。
二、罗尔斯正义观的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人人享有的、自由权力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安排能使他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公平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社会价值分配的实际结果和状态。公平正义的主旨是指向社会价值分配的，是关于社会价值的分配与分享的。所以公平正义就是关于实现社会价值的平等与公平分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诉求。他要反对和排斥的是有关社会价值分配和分享的不平等与不公平。公平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正义也意味着公平。正义即人人得之应得，他要求所有的社会价值――收入、财富、基本权利与义务、职务、地位、名誉、自尊的基础都应当平等分配。公平正义的原则和规范。一是机会公平，平等。社会要建立开放的社会体系，那些对人的生存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十分有利的机会应当平等地分享。如教育公平、就业公平、职位地位升迁机会平等。二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正义与公平。三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2005年，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当今中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当前我国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寻求恰当的方式解决社会不公现象，才能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不公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包含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不讲辩证法，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 年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被列在第一位。收入差距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2、就业和用人不公
就业过程普遍存在着一些歧视性的做法，如性别、户口、生理等方面的歧视，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案”。买官卖官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已构成职务犯罪，如近两年查处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买官卖官，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分配不公。
3、教育不公
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不公平，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在发挥其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重点中小学的门槛过高，十几万的择校费，把贫困家庭的子女拒之门外。在西安，某些重点中学的择校费少则五六万，多则十几万。学校每年光择校费的收入多达上千万元。
4、社会保障不公
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企业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的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政府提供的相应保障非常有限。在农村贫困地区和城市低保家庭，“看病难”、“因病返贫”“小病不用治”、“大病等死”问题相当突出。
5、立法不公
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从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产生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困农民、民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很难直接参与立法过程，不利于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有的法律规定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
6、司法不公
有些地方不严格执法，不重视程序和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不当罪，罪刑不适应，权钱交易，以钱抵刑，徇私、徇情枉法，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如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某市中级法院就查处了多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反映的司法不公、不廉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7、私权保障不力
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或在私权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但从中获取差价，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坚持公平正义的现实意义
1、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两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仅在解放生产力，也在社会公平的逐部实现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3月14日，温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答中外记者会上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其中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求，而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尺度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广大民众追求的一种美好生活状态，也是人们所向往的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古今中外仁人贤士都在追求这种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论》，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均富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墨子主张“兼相爱”并勾画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爱无差等”的公平理想社会。韩非子认为保障公平正义是执政者基本的政治道德，他反复强调“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其民生主义就是要均贫富，使人们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尽管人类发展史上各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希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在社会主义诞生之前，对于广大人民来说，真正的、普遍的公平正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首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具体制度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出来的物资产品不可能达到丰富的程度，人们在享受物资上不可能平等，不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阶级社会中必会存在财产私有制。由此便又决定了人们相互之间贫富悬殊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又决定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不平等。其次，阶级社会中的制度，也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公平正义。阶级社会中的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社会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而不是基于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资本主义所维护的公平正义，也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完全平等，其实质是维护和保障资产阶级平等地剥削劳动力，同时使工人平等地被剥削。社会主义社会是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他是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要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力地促进和保障真正的、普遍的公平正义。
3、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只有社会公平得以实现，社会才会有和谐可言。反之，一个没有社会公平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调整社会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间构建利益均衡机制。它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把社会公平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们党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从而取得执政地位并能长期执掌政权，才能不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胜利和辉煌业绩。
综上所述，正义观念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尺度。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我们要以公平正义来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理想国.黄颖编译.中国华侨出版社.
［2］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