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范文
时间：2024-02-29 10:29:49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1
关键词：盈余预测；影响因素；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盈余预测的文献综述与研究建议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3日
一、盈利预测的特征分析
魏刚、陈工孟（2001）运用一系列误差衡量标准，比较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与香港本地企业之间盈余预测的精确性。研究结果表明，IPO公司的外部所有权越大，其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却越小。
杨萍（2010）以2006～2008年的年度业绩预告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盈余预测值的精确性、准确性、及时性及其修正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业绩预告的精确性在逐渐增强的同时及时性在减弱，而与之相关的准确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与“自愿性”业绩预告相比，“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明显较低。
徐宗宇结合我国证券市场1993～1996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对盈利预测的准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利润实际完成数超过利润预测数，表现出稳健预测的特征，并且在1988年徐宗宇对盈利预测可靠性的因素进行了检验，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预测准确度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与预测期反向相关、与新股发行定价正向相关。
姜硕、李祥艳（2005）运用两种误差衡量标准，比较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1年盈利预测的精确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已比较精确。在用绝对预测误差模型解释精确性变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统计回归结果的解释力较强。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模型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是无偏的，并且其制定过程也是显得比较理性，盈余预测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正相关，而且不同行业有很大的区别，并与债权融资正相关。
二、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研究
张亚丰（2008）系统地分析了影响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主要因素，从会计信息质量、盈余的可预测性、财务分析师的专业能力和激励行为特征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独立盈余预测质量的主要动因，并指出只有通过改进会计信息系统及完善交易主体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才能最终提高盈余预测的质量。
徐宗宇、邵清芳、陈维良（2012）以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本Jones模型和线下项目法分别计算线上项目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操纵性应计利润，考察了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线上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隐蔽性更强的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2）当终极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时，终极控制人更有动机通过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陈旭东（2007）采用决策有用性的观点，定义了盈余质量，认为盈余质量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决定盈余质量属性背后的因素，从会计选择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盈余质量是如何被决定的。通过理论分析表明，股权结构通过两种竞争性的效应，侵占效应和协同效应影响高质量会计报告的供给和需求。
程小可（2005）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环境研究了盈余结构在公司业绩预测中的增量效应，即盈余结构在盈利预测与经营性现金流预测中相对总括盈余而言的边际作用；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数据对设计出的盈余结构业绩预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论显示：盈余结构项目在预测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未来现金流方面，均比总括盈余具有更加显著的预测能力，并且盈余结构在现金流预测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学意义。
三、盈利质量的评价方法研究
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a）实证表明，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年度）盈利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年度）盈利预测准确；徐跃（2007）发现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季度盈利预测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比利用年度盈利的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更加准确。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b）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公开盈余预测进行套头交易策略研究，以及王征、张峥和刘力（2006）对六大券商财务分析师的投资评级进行组合研究，都证明了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统计上显著。
徐泓、蒋砚章、刘雅萍（2005）以净利润作为衡量企业年度盈利的主要指标，建立基于中期报告的各种盈利预测模型，设计的预测模型分为综合运用年报数据预测和中报数据预测两类，并对预测模型的准确性进行差异检验，从中提炼出最佳预测模型，以扩大预测模型的适用范围、提高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张雁翎、陈涛（2007）以随机抽取的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1，000家被并购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验效力问题。本文通过三种验证各模型效力的实证方法比较了6种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第一类误差的方法认为Healy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能有效地检验出盈余管理行为：预测误差标准方法则认为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是最优的模型；而根据对操纵性应计部分的短期效应的实证则认为Healy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KS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是较优的计量模型。在综合考虑各种实证结果和中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效力最强。
郦玉敏（2005）评价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正确可行的方法，即体现在盈余质量的三个方面：盈余的预测能力、盈余的持续性和盈余的现金支持，只有盈余的现金支持才具有现实意义。
四、研究建议
通过上文对盈余预测三方面的文献回顾发现：（1）在盈余预测的特征分析中，大家着重研究的是准确性或者是精确性，对于其他的特征没有深入研究；（2）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得比较零散，重点研究某一因素的文献还很少；（3）在评价方法的文献中，对于评价预测模型没有什么创新，在这一方面还有待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刚，陈工孟.IPO公司盈余预测精确性之实证研究——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与香港本地企业的一个比较.财经研究，2001.3.
[2]杨萍.基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盈余预测特征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姜硕，李祥艳.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会计之友，2005.7B.
[4]吴东辉，薛祖云.对中国A股市场上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实证分析.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5.1.
[5]徐宗宇，邵清芳，陈维良.试析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2.4.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资本结构；因子分析；回归分析
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在企业内部各种不同的资金来源中，债务与股东权益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它能充分地体现出企业的债权人和股东的融资能力，而盈利能力就是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目前，面临国际市场激励的竞争压力，中国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地调整资本结构，增强人员素质来不断地提高盈利能力。
在理论界，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各持己见：李宝仁、王振蓉（2003）以深、沪两市证券交易所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1年年报数据资料为原始资料，利用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盈利能力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资产负债率呈中度负相关关系；王红红（2005）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1990-2002年数据分析，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其负债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关系；汪强（2004）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以中国家电行业26家上市公司1999-2001年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Masulis、Ronald W.（1983）研究指出，企业价值的大小与其负债水平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并得出能够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影响的负债水平位于0.23-0.45之间；Long和Maltiz（1985）研究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财务杠杆正相关，但不显著；张佳林、杜颖、李京（2003）选取了电力行业的3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以这31家上市公司1997-2001年的会计资料为研究对象，发现：所有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负债比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刚好与Masulis在1983年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二、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因子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的是黑龙江省在深、沪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截取2010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为原始数据（见表1）。一般来说，公司的盈利能力只涉及正常的营业状况，在非正常的特殊情况下会给公司带来收益或损失，不能说明公司的能力，所以，应当排除以下因素：被ST处理过的公司和具有自身特点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从而得到样本数为19。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净利润率、营业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5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抽象的变量被称作“因子”，能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
由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之间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所以要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
由表2的数据可知，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五个指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X1与X2、X3和X4，X2与X4和X5，X4与X5之间的相关性很大，都超过了0.6。从而，任意去除一个指标都会对盈利能力的分析作出不全面的判断，需要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综合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1.KMO和Bartlett检验
KMO检验的取值在0和1之间，KMO值越接近于0表明原始变量相关性越弱，相反越接近于1表明原始变量相关性越强。根据表3的数据反映，KMO的值为0.749，说明所选的因子分析指标比较合适。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值比较大为62.815，显著性概率为高度显著，因此本文数据适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来分析。
2.提取主成分
本文运用SPSS 13.0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个指标之间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见表4）。
依据以上数值显示，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根都大于1，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68.122%，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20.33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8.458%，可以看出，前两个因子已经可以解释原始变量88.458%的方差，包含了大部分的信息。所以，选取两个主成分。
3.综合得分
为了得到意义明确的主成分因子的含义，将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5）。
结果显示，因子1和因子2都有比较大的载荷，都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变量FAC1-1、FAC2-1和综合因子得分F：
FAC1-1=0.019X1+0.345X2-0.260X3+0.337X4+0.432X5
FAC2-1=0.441X1-0.032X2+0.730X3-0.033X4-0.246X5
F=（68.122FAC1-1+20.336FAC2-1）/88.458
（三）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考察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X5对盈利能力综合得分F的影响程度，把资产负债率X5作为自变量，盈利能力综合得分F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下：R2=0.629，方程拟合的效果不错，显著性检验水平为0.014
F=0.552-0.138X5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19家上市公司2010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分析，得出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并且上市公司的资本机构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否达到较好的效果。
因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完善、优化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不仅影响公司的治理效率，而且也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完善的资本结构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融资导向和提高公司资本运作和投资、融资、利润分配的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使所有者、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二是要提高公司自身的盈利能力。当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时，其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就会考虑到外部融资，从而资本负债率就会相应地增加，所以公司就应该根据其盈利能力的变化适当调整其资本结构，让资本结构的高低适应盈利能力水平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张佳林,杜颖,李京.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2003(3).
2.高琼琳.公司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贸,2003(10).
3.毛哲敏.湖南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9(14).
4.宋忠宁,张建萍.江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7).
5.宾成.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统计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11).
6.李宝仁,王振蓉.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本文属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员与合作社的协同关系研究――阿城料甸乡实证分析（编号：10D061）；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体系研究（编号：11542014）。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3
关键词：盈余质量 盈余持续性 应计利润
一、引言
国内外对于盈余质量有多种定义，但具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基于盈余管理的角度，盈余质量是对企业经济交易和事项的真实表述。基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观，盈余质量是公司的报告盈余忠实于经济学盈余定义的程度。此外，还有学者定义盈余质量为报告盈余与净收益的区别程度。笔者认为，盈余质量是指为特定的决策者提供关于企业财务业绩特征的决策信息的相关程度。即较高的盈余质量能为特定决策者提供更多的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进一步地理解该定义，盈余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它所提供的有关财务业绩信息对特定决策者制定决策的相关性，同时还取决于它反映了财务业绩的哪些特征。只有在特定的决策模型中，盈余质量才有意义；需要注意的是，盈余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对股东来说较高质量的盈余，对债权人或监管者来说不一定是高质量的盈余。盈余质量反映了盈余信息满足特定决策者制定决策时信息需求的能力，是对企业财务业绩的真实表述。而盈余管理是对财务报告数字进行干预，是一种管理过程。基于盈余的契约，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人具有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会导致公司的会计报告盈余不能反映真实盈余，进而导致盈余质量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报告盈余与真实盈余的吻合程度。通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差距越大，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那么盈余质量越低；反之盈余质量则越高。
二、盈余持续性与盈余质量研究
（ 一 ）盈余持续性的定义 盈余持续性被定义为导致当前盈余变动的交易或事件能影响未来盈余的时间长短和稳定程度。可以有效地建立不同会计期间盈余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为预测未来的盈余提供有效的信息。一般认为，由企业主营业务所带来的盈余比出售原材料或固定资产等非经常易获得的盈余具有更好的持续性。根据盈余的持续性是其组成成份的不同持久性的平均数，可将会计盈余分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和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从盈余自回归角度，可将盈余持续性定义为当期盈余变动部分成为盈余序列的永久性部分的程度。一般采用股票回报对盈余变动回归斜率来度量盈余的持续性。
（ 二 ）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因素 （1）应计利润。在应计制（权责发生制）下，会计盈余实际上由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两部分构成。因此，应计利润部分和现金流量部分的持续性决定了盈余的持续性。一般来说，企业对应计利润的可操控性高于现金流量，而现金流量的持续性高于应计利润的持续性。基于Sloan（1996）的推测，盈余的应计部分持续性更低是因为应计项目的会计估计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为应计代表了对未来权力和义务的估计，其相对于现金支付更易出现估计上的误差，并且这种会计估计的误差具有均值回归的特征，这些因素导致应计部分的盈余持续性低于现金流量部分的持续性。应计项目与企业的经济特征，如公司成长性、风险等有着密切地联系，而这些经济特征导致盈余的应计部分持续性较低。Richardson （2005）分析了长短期的经营性与金融类资产和负债，表明可靠性越低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其持续性也相对越低。虽然应计部分比现金流部分体现出较低的盈余持续性，但并不意味着应计部分没用。这一结果只是告诉人们主要由应计项目组成的盈余持续性会比主要由现金流组成的盈余持续性差一点。研究表明，盈余的持续性比现金流量好，在估价模型中使用盈余数字会产生更小的误差，盈余与未来股票收益的关联度更强。可见，尽管应计部分的持续性较差，但它能够提高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因此盈余中应计项目的低持续性应放入具体的语境中理解。（2）增长的低持续性。边界效应理论认为增长的投资有边际经济递减效应，这就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维持产品售价将会越来越困难，导致价格会下跌，进而影响了边际利润，导致应计利润的低持续性。Richardson（2006）认为如果应计项目能够反映真实的投资增长的话，那么增长就会导致更高的销售额。反之，要是应计项目的增长并没有带来销售额的变化，那么应计增长就很可能是由于效率的降低，而这种效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会计的扭曲或者是资本使用效率的降低。（3）盈余的结构性差异。会计盈余包括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支，其中营业利润包括了非正常经营产生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项目。构成盈余的这些项目本身持续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营业务产生的利润具有较长的持续性，而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持续性较低。这些持续性不同的盈余组成部分决定了盈余本身的持续性差异。（4）股本结构。根据股权集中度，将股本结构分为股权高度集中型、股权相对分散型和股权制衡型。在资本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大股东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利益，而不会为了获得股价的暂时性上涨以获取暂时性收益，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盈余持续性。但在法制不健全，资本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大股东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侵蚀公司的价值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利于保持较高的盈余持续性；股权相对分散型的股本结构中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较为接近，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充分地分离，使得管理层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如果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从事与股东目标利益相违背的经营活动，那么盈余的持续性较低；股权制衡型是介于股权高度集中与股权相对分散之间的一种股权结构。既能消除一股独大下大股东的绝对控制权所带来的对公司价值的侵害，也可以抑制管理层采取非股东价值最大化行为，有利于提高盈余的持续性。（5）企业的成长性。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企业的盈利水平较低，体现较差的盈余持续性。在成熟期，企业的盈利水平处于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因而具有较高的盈余持续性。因此，在比较公司间的盈余持续性时，需考虑企业所处的不同成长周期。此外也要考虑行业差异，公司所处的行业不同，表现出来的盈余持续性有很大差异， 如食品、饮料行业则带有很强的季节性。
（ 三 ）盈余持续性的计量模型
（ 四 ）盈余持续性的经济后果 （1）股票市场。研究者在股票市场结果方面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设。第一种假设，盈余持续性越高，股票估价越高，因此高持续性盈余会产生正的投资回报。Kormendi和 Lipe（1987）证明了更好的盈余持续性会产生更高的股价回报；第二种假设，放松了有关市场效率的假设并以财务分析的视角来分析。Sloan（1996）从盈余市场反应的角度分析，发现投资者不能识别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部分的持续性差异。发现应计利润较多（持续性较差）的公司将会有较低的股票收益， 而那些应计利润较少 （持续性较高）的公司将会有较高的股票收益。之后，出现了许多扩展性的后续研究，并提供了以下解释：投资者对异常应计存在误解，应计利润持续性差是由于受到异常应计的影响；投资者对应计项目估计差错存在误解；投资者对应计利润引起非当期资产负债表账户的增长存在误解；对于预期盈利或者其他研究设计项目的衡量失误。学者们还进一步对应计总额进行了细分，研究异常应计和盈余持续性的相关性以及它会对投资者造成何种暗示。销账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显示有关特定项目的宣布会对股票产生负面效应，如果销账是由于企业重组或经营战略的改变，那么股票市场的反应将会是正面的。但也有学者发现，公司因特殊项目而产生大量的负应计项目之后通常会有正面盈利前景。这就说明了投资者们通常会高估特殊项目的应计利润。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特殊项目影响未来盈余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如果经理们正确处理特殊项目使公司体系健康化，那么未来的盈利将会是积极的；反之，如果一个公司在未来仍然继续进行销账，而且特殊项目只是这一系列可能来临的坏消息的开端，那么未来的盈利将会持续走低。另外大部分学者研究了在特定经营活动和对未来收益的会计处理方面，投资者对盈余持续性的反应。投资者也并不完全理解将本应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资本化，会增加当期盈余，但减少未来的盈余。Ge（2007）发现，附注中有关租赁增长的信息对于利用应计项目评价盈余持续性越来越有用。然而，投资者们并没能将这些有关持续盈余性的暗示完全反应到价格上。Lee（2010）发现，管理层分析报告中有关购买未来债券的信息会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额和盈余，但这些信息却未能被很好地反应在股票价格上。研究者们还考察了应计利润持续性对股票市场影响，是否与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或者其他信息的可获得性有关。这类研究表明掌握更多信息的投资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更能准确地作出估价。不同投资者了解到信息的详细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与其自身特点有关，而这样的特点可能和外界信息的获取性有关，也可能和其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有关。这样的不同还可能和公司自身的特点有关，而公司的特点可能是由于财务报表体系的特点决定的。Louis 和 Robinson（2005）发现股票分割公告能增加应计利润的可信度。Collins（2003）发现如果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普遍经验丰富，并且其活跃的职业交易者数量恰好在可接受范围的最少值，那么其股价就能十分精确的反应应计项目的持续性。总之，如果研究者们将获得全面信息的投资者的行为作为衡量盈余持续性是否对做出正确决策有用的标准的话，的确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盈余持续性是有用的。（2）非股票市场。很少研究站在除投资者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盈余持续性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基于决策有用观，探讨盈余持续性与决策的相关程度，还需要基于特定的决策机制。部分研究考察了盈余持续性在管理层薪酬契约中的作用。Baber（1998）发现盈余持续性增强了未来盈余和年度薪酬变化之间的正相关。也就是说，薪酬对盈余的敏感性会随着盈余持续性而不同。因此，在薪酬契约中含有可变的现金流成分的前提下，高持续性盈余有助于薪酬委员会确定总薪酬。Nwaeze等（2006）发现盈余持续性较低的公司，在薪酬公式中现金流部分会被赋予较低的权数。这个结果说明了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决策时会受到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持续性能提供对决策有效的信息。
三、应计利润与盈余质量研究
（ 一 ）应计利润的定义 应计利润的定义一直处在发展当中，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目前主要有两种主流方法：一种是现金流量表法，另一种是资产负债表法。在强制要求报告现金流之前，相关研究中，应计通常会被定义为非现金资本与折旧。自从引入现金流量表后，应计则被定义为会计盈余与现金流的差额。我国大多数研究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认为应计利润是会计盈余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应计利润可分为非可操控性应计和可操控性应计。非可操控性应计反映企业基本业绩，而可操控性应计反映会计准则导致的偏差和管理层盈余操纵。经验研究发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持续性低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因而某一企业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很大，那么其盈余持续性会较低。
（ 二 ）应计利润的计量模型 应计利润分离法是目前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依据Kap lan的理论，应计利润随企业经营状况的波动而改变，所以能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由外生经济状况决定的期望利润或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剩余的部分则为异常应计利润或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将其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其代表模型有Jones模型，以及发展出多种扩展的模型，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对非操控性应计的假设和处理不同。这些计量方法将真实盈余作为评价盈余质量高低的标准。通常情况下，报告会计盈余与真实盈余的差距越小，盈余管理程度越小，盈余质量就越高。由于盈余管理是导致盈余质量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计盈余被盈余管理的程度可以体现盈余质量的高低。下面介绍的评价盈余质量的方法主要借助于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包括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 模型、Dechow-Dichev（2002）方法、业绩匹配模型、操控性应计估计残差模型见表（1）。
四、结论
本文选择盈余持续性和应计利润这两个变量，从定义、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等方面对盈余质量的特征进行探讨，同时对应计利润和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的变量的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选择从盈余持续性和应计利润这两个的角度对盈余质量进行定性阐述，并未进行定量的数据分析，这是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杜勇：《盈余持续性问题研究述评》，《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3期。
[2]孙谦：《盈余持续性研究综述及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Jones J.，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
[4]Patric Dechow et al，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A Review of the Proxies，Their Determi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5]Kap lan R S.， Comments on Paul Healy： Evidence on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Procedures and Ac2cruals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5.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4
一、引言
目前，我国大多数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都是以盈利能力作为自变量，而资本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一般以销售毛利率等单一指标衡量盈利能力。实际上，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以某一单一指标表示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且目前的研究很少以资本结构作为解释变量，盈利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而矿业这一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本结构具有高负债率、内源融资少等特点，并且因矿产品的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矿业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和一般行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对矿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进行研究，探讨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反作用力。目前用于评价多重指标的方法有三种，分别是层次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为了对盈利能力综合指标进行评价，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盈利能力综合得分。
二、 研究假设
（一）样本来源
（二）研究假设及指标选取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我国矿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呈相关关系，即矿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则盈利能力越差。
反映矿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各个指标都侧重于不同方面衡量其盈利能力。因此，单一的指标很难全面反映盈利能力。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盈利能力，本文以公布的2013年度矿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依据，选取7个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通过进行主成分分析降维并计算综合得分以评价矿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这7个指标分别是基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性现金流、成本费用利润率、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和销售毛利率，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为了分析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选取资产负债率衡量资本结构，并以其为解释变量，因子分析所得的盈利能力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研究矿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1）KMO 和 Bartlett的检验。由表3可以得出，KMO 的统计量取值为0.553>0.5，意味着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选取的反映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Sig.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即拒绝原假设，证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综上所述，KMO和Bartlett 的检验均验证了7个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2）相关性矩阵。由表4相关矩阵可得，ZX1基本每股收益和ZX4成本费用利润率的相关性为0.369，ZX4成本费用利润率和ZX5营业利润率的相关性系数为0.779，相关性较为显著。ZX7和其他指标的相关性较差，均维持在0.1左右，除此以外，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接近于0.3，因此选取某单一指标表达盈利能力具有片面性，需要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运用因子得分法综合计算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
（三）回归分析与相关性检验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5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盈利能力；外文综述
一、引言
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应收账款和存货，同时将应付款作为短期融资政策（Deloof 2003）。因此，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运用（被定义为营运资本管理）已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Malmi.2003）。
营运资本管理通常具有两大作用。其一，营运资本管理直接影响公司流动性（Chiou.2006）。营运资本对于流动性的作用表现为：存货购买导致现金流向供应商而现金流入又源于存货销售（Richards 1980）。因此，推迟付款，应付账款虽增加，但现金流出时间却被延长。这种相互关系在财务危机时期将导致企业收缩信用政策，推迟付款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Enqvist.2012）。营运资本对于流动性的长期影响还不明显。如严格的信用政策可能拒绝了潜在的客户，因而减少了未来的资金流入。其二，营运资本管理对于提升公司价值非常重要（Smith 1980）。一方面，营运资本影响公司销售额进而影响公司利润；另一方面，营运资本管理影响公司资本占用进而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可以设想在没有增加资本占用的前提下增加销售额将会使得公司利润大幅增加，但改变销售通常又会影响营运资本投资。
二、营运资本管理评价方法
营运资本管理被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管理”（Haley 1991）。因此，净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额。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务来看，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都被高度重视。尽管主流看法认为，净营运资本主要指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Deloof 2003）。但仍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流动负债从营运资本中剔除出去，采用广义的营运资本方法（Van Horne.2005）。鉴于综述目的，本文将应付账款作为营运资本的一部分对待。运用净营运资本替代毛营运资本的好处是：流动负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存货存在以及未来存货转化为应收账款是密切联系的。当然，也可以发现使用净营运资本会忽视应付账款对于营运资本需求量的抵消效应。
营运资本管理计量的常规方法是现金周转期（CCC）。CCC源于营业周期，用于计量采购到销售收款的时间段（Richards.1980），运用存货周转天数（DSI）加应收周转天数（DSO）计算而来。然而，营业周期采用的是毛营运资本的方法，忽略了采购到付款的时间差。对于净营运资本，CCC计量的是现金从流出到流入的时间差。因此它运用经营周期与应付账款周转时间（DPO）的差额来计算。通常来讲，CCC以天数加以反映，计算如下：CCC=DSI+ DSO –DPO。DSI计量存货管理，等于存货余额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DSO计量应收账款，等于应收账款余额除以销售额再乘以365天；DPO计量应付账款，等于应付账款余额除以销售成本再乘以365天。
除上述方法外，理论和实务界也提出了采用净经营周期（NTC）来代表营运资本管理（Meyer and Ludtke 2006）。与CCC相比，计算NTC时统一采用销售额形式，然而这种方法缺少应有的准确性。
三、研究述评
（一）研究结论概况
表一运用关键词的形式按时间描述了大量研究。从表一可知，除Meyer.（2006）仅采用2003年的数据分析结论外，其他研究者均运用4到20年的面板数据。此外，大多数研究采用资本回报率作为因变量来计量盈利能力。更为具体的是，大多研究使用资产回报率（ROA）或毛经营利润（GOP）来反映盈利能力。
从表一可以看出早期学者对于营运资本管理研究大多采用CCC或NTC为替代变量，从近期研究来看，已经转向从DOS、DSI、DPO等方面进行细化研究（Wohrmann.2012等）。从整体结论来看，表一揭示了早期研究（Jose.1996等）表明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Banos-Caballero （2012），他们的研究表明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呈U型特征。
（二）研究结论评述
早期研究从营运资本的三个方面建立了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首先，多数研究设计运用单一的变量来计量营运资本管理（CCC或NTC），但CCC是由营运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计算得来的。因而CCC能否与盈利能力建立负相关关系，关键取决于三个组成部分能否强有力影响盈利性。其次，当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营运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流动资产而言， Enquvist.（2012）发现DSO、DSI与企业获利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它的研究也为这些研究结论提供了额外的证据（Wohrmann.2012）。然而，对于应付账款而言，研究文献结论不一。从理论角度来看，应付账款增加，营运资本就会减少（Enqvist.）。由于CCC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那么可以推断DPO应当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推迟付款将能使企业更具盈利性。但令人不解的是，实证结果表明DPO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者显示负相关的关系。仅有Lararidis.（2006）研究表明两者存在正向关系。
注：CCC表示现金周转期，DPO表示应付账款周转期，DSI表示存货周转期，DSO表示应收账款周转期，GOP表示毛经营利润，NOP表示净经营利润，NTC表示净商业周期，ROA表示资产回报率，ROCE表示占用资本回报率，ROE表示权益回报率。，，，N/A，&分别表示正相关，负相关，不显著，不相关以及是否相关需要依靠商业周期等情形。
就线性关系而言，Banos.2012特别分析了中小规模的公司，他发现这种关系并非是线性而是一种U型的关系。因此，这种结果显示营运资本管理并不能一味提高盈利能力，相反公司可以保持积极的营运资本水平来最大化其获利能力。Enquvist.（2012）等考虑了不同的商业周期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时，商业周期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更加强劲。说明在经济危机时刻，应收账款可以提升盈利能力，企业可以通过延长而不是缩短债务期限限来增加获利性。
四、总结与展望
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本文整合了前人有关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研究。总的来看，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从紧的营运资本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Banos.2012的结论外，其它实证结果都支持线性模型。由于存在这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与营运资本管理的关系时，需要对研究范围进行一定的控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准确的说，在非线性模型下研究营运资本管理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的。从实务和理论的角度看，寻找保持多少营运资本能最大化企业盈利能力以及企业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据此，未来的研究不应仅聚焦于怎样来衡量营运资本管理，而是应当具体的分析营运资本的每个组成部分，考虑保持什么水平的营运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获利性。此外，还应研究如何能够整合兼顾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利益，制定出最优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
参考文献：
[1]Banos-Caballero，s；2010.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in SMES.Accounting and Finance，50，511-527.
[2]Chiou，J.2006.The determinants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149-155.
[3]Deloff，M.2003.Doe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ffect profitability of Belgian firm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30，573-587.
[4]Enqvist，J.2012.The impact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on firm profitability.Working Paper.
[5]Kestens，2012.Trade credit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6
摘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其动因及治理对策的研究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定义及特征出发，阐述了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了盈余管理动因的原因，提出了完善会计准则、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提高外部审计效率四方面的措施来防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盈余管理；动因分析；治理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管理的手段方法层出不穷，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误导了投资者决策，损害了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股市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相关部门对盈余管理防范与治理表现出了极大关注。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点，就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与治理对策做出了简要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及特点
盈余管理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为了获取某种私人利益，有目的的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Healy &Walden (1999)认为: 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为了误导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据为依据的的契约后果，通过构造公司交易、运用职业判断变更财务报告的行为；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管理当局会选择使其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可以看出，关于盈余管理行为，理论界侧重于财务报告过程中盈余管理的研究，强调管理者的主观性。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为了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在会计法规、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运用会计或非会计的方法，变更财务报告中盈余信息的行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有：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主要指企业董事和经理人，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权力，主要集中在企业董事和经理人手中，一般主要是企业董事、经理人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盈余管理行为。
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利，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中的获益者主要是企业的控股股东，使自身利益达到最大，最终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方法包括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会计方法主要指会计政策的选择、交易时点的控制，非会计方法指对交易事项的构造。
盈余管理不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只改变盈余在会计期间的分布，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法规、准则允许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的选择，改变报告期的会计数据，但从企业整个寿命周期来看，不会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
经济利益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信息相关者经济利益不一致是盈余管理产生的直接动因，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动因相关理论，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债务契约动因
债务契约是指债权人（金融机构）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在向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与其签订的保护性条款，如：限制发放过多现金股利、限制举债规模、规定流动比例、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变动范围等。一旦上市公司出现违约行为，债权人就会采取相应惩罚措施，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惩罚，降低违约成本，就会通过采取会计方法或者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
（二）管理层报酬动因
管理层报酬有显性的薪资报酬和隐形的的非货币报酬（如：声望、前途、职务消费机会等），管理层报酬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相关，而会计信息是用来直接反应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在利益报酬的驱动下，管理层就可能为了获取超额的薪资报酬或更多隐形非货币报酬进行盈余管理。
（三）税收动因
节约税收相当于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在“现金流”日益重要的时代，企业为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会采取相应的会计方法，降低应纳税额或者递延应纳税额，特别是在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不一致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更有通过盈余管理节税的动机。
（四）资本市场动因
在我国现行资本市场制度下，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门槛较高，且股票的发行价格不易确定，而企业经营业绩是获准发行股票、影响股价的重要因素，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会计信息是获取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渠道，因此企业管理层为了取得发行股票筹资的资格，或者为了以更高的股价筹集更多的资金，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改变企业的财务报告，研究资料证明：许多公司在IPO 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配股是大多数上市公司上市后的最佳融资渠道，但配股应具备一定资格，主要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为标准，为了取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实证研究显示：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10%的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高。
《公司法》规定，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应暂停股票上市。当上市公司经营不善时，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调整财务报告，使其连续三年中任意一年不亏损即可维持上市资格。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达到盈余管理目的，维持公司上市资格。
（五）政治成本动因
很多巨型企业、垄断企业为降低政府管制，减少社会压力，往往利用会计方法、程序选择降低企业收益；部分企业为了取得政府的扶持，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降低企业盈利；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动因更为明显，一方面，管理者为了迎合国家的目标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前途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联，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名誉，进行盈余管理。
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因的分析
（一）从会计准则制定角度分析
由于企业会计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不违反会计基本原则情况下，选择适合自身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但仍存在不合理因素；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有一定距离，对会计准则的修订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方面都为企业盈余管理留有一定的空间。
（二）从上市公司自身治理结构角度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损害小股东利益；独立董事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公司缺少有效激励机制。这些都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发生。
（三）从证券监管角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关于IPO、配股、退市的相关规定刚性较强，这是导致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盈余管理行为不能很好加以防范。
（四）从外部审计角度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是通过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很难保证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
四、防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
（一）完善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依据，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准则在运用的过程中存在可选择的空间。为了压缩盈余管理空间，笔者认为，应从根本上完善会计准则，涉及管理者主观选择的会计政策，应做到更加具体细化，减少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减少管理层的会计估计和主观判断；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但随着新准则的实施，上市公司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盈余管理方法。再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业务，为能使这些新业务在会计处理时有法可依，防止企业利用新业务进行盈余管理，我们应及时对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治理结构薄弱的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完善内部监控机制，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人为操纵会计利润，提高会计信息的有效运行。
1.加强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完善相关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模式一般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共同监管，明确各方的权力责任，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规范独立董事选聘机制，明确独立董事权力和义务，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管有一定制衡作用，能够减少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2.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完善管理者业绩评价体系。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报酬主要是与会计利润挂钩，会计指标不能客观真实反映管理者的经营情况，上市公司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股票期权），使管理者报酬和股价挂钩，使管理者的目标和股东的目标相一致，最大程度的限制盈余管理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的业绩评价主要是以会计指标为基础，而会计指标的人为操作性较大，指标比较单一，不能客观反映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我们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来评价管理的经营业绩。
3.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是导致盈余管理的直接原因，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机构投资者一般能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
（三）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
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监管机构对公司上市、配股资格、终止上市等规定，都是以会计盈余为依据，其衡量标准过于单一，这也是诱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要弱化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需要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如：除考虑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还要综合考虑经营活动现金流、主营业务利润占总利润比率等其他辅助性指标。
（四）提高外部审计效率
有效的外部审计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但由于我国审计制度发展不够成熟，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较差，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效率较低。提高外部审计效率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1.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改变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制度，由独立的第三方接管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的“发包”权力，使注册会计师独立于上市公司，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客观、公正的评价被审单位的会计信息。
2.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注册会计师应不断学习专业知识，熟悉上市公司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法手段，提高自身执业能力，才能更好的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加大对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力度。对于注册会计师因审计舞弊或重大过失未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给投资者或债权人带来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舞弊行为，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
参考文献：
[1]William Scott 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P235.
[2]张楠楠，叶玉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因.会计之友，2007,1.
[3]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0.9.
[4]彭新媛.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硕士论文]，2007.5.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7
【关键词】管理层特征；盈余管理；截面数据
1.引言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又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在我国管理层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研究管理层特征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产生原因，提出相应意见，对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研究盈余管理的文献较多，主要是从盈余管理概念、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角度进行研究。其中William.K.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不违背GAAP（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管理层自身利益或企业利益实现最大化的行为[1]。直接研究管理层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一般是从如下角度入手，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区分、管理者薪酬契约、管理层激励角度。
Hanson和Song（2000）指出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及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降低盈余管理程度[2]。Dechow et al（1996）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个人担任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3]。
张荣武和刘文秀（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与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过度自信，而长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则更倾向于负向盈余管理[4]。从管理者薪酬契约角度，黄文伴和李延喜（2011）采用修正的截面 Jones 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程度，对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管理层年薪以及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
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他们广泛的影响力和投票权就越有可能让他们在追求非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时不受控制，同时管理层也更加容易通过操纵会计盈余的方式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获得股票的收益，届时会计信息的质量将难以保证。
假设2：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报酬正相关
管理者所获得的契约报酬越高，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就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因为随着管理者报酬提高他们想全额获得报酬的愿望就会越发强烈，所以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增强。
假设3：盈余管理程度与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负相关
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缺省而使董事会承载了自我监督职能的弊端，而且适当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准确并有效降低盈余管理程度。
假设4：盈余管理程度与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负相关
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打破了企业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所受监管更少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年薪、奖金等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
假设5：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政治关联正相关
当整个资本市场呈下滑态势时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高层更愿意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使公司走出窘境，从而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即拥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更愿意进行盈余管理。
假设6：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平均年龄负相关
年长一些的高层管理者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增强，综合素质和对待事物的整体把握能力可能更加趋于成熟，所以在公司治理方面更加保守稳健，而不愿意通过盈余管理的办法粉饰公司业绩，看中短期利益。
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1年至2012年期间沪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然后，对初选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掉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传播文化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掉了下一年有配股、增发行为的公司。（3）剔除掉了全部ST及*ST上市公司。（4）剔除掉了当年新上市的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样本数为640家。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3.3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3.3.1 变量定义
本文将模型中的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定义
3.3.2 模型设计
根据上文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均与上文表述相同，α0为常数项，α1-α8为各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ξ为回归方程残差项。
4.实证过程及结果
4.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相关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章先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整体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而掌握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最低的无盈余管理现象到盈余管理程度达到55%，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是5%。
管理层持股最低的公司中管理层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最高的公司中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也仅仅是3.4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于管理层持股这种公司治理方式不太重视。管理层报酬前3名总额取自然对数最低11.85，最高16.96，上市公司管理层基于契约报酬动机，契约报酬越高，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就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股权激励中管理层所占比重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0%，平均值是1%，这种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达到最大值的公司有可能是专门针对管理层人员实施的股权激励措施。独立董事比例最低的公司也达到了33%，独立董事的存在确实能够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比例越高监督效果也就越好。二职兼任情况采用虚拟变量，二职合一赋值1否则赋值0，平均值是0.12，说明所选样本中二职兼任情况不普遍，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政治关联性情况采用虚拟变量，管理层有政治关联赋值1否则赋值0，平均值是0.5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中具有政治关联的情况占一半左右，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有较多是经过国企改制后上市的，而这样的公司管理层具有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具有政治关联对于公司发展是个有利条件。管理层平均年龄最小的41岁，最大的60岁，平均年龄50.18岁，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的年龄层次还是比较合理的。公司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最低是19.03，最高是28.41，公司年末总资产差异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司规模的大小、行业差异、经营效益、经营时间长短等因素都会对总资产产生影响。资产负债率最低5%，最高95%，平均52%说明负债融资还是我国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手段。
4.2 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
根据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逐步回归分析表
从表3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调整后的R2值为66%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程度较好。从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最终有四个变量进入模型。其中管理层报酬指标最先进入，其单独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占到了33%；加入管理层持股这个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上升到43%；再次加入一个变量独立董事比例后对模型的解释力度达到55%；模型4中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达到了66%，实证结果也验证了政治关联与公司盈余管理是正相关的关系，在全部进入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所有变量的t检验概率P值均小于0.01，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本文用截面数据分析法对管理层特征的各种因素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管理层持股比例指标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假设相同，因为管理层持股高将使管理层有动机通过操纵盈余来获得股票收益。
（2）管理层报酬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指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前文假设相反，导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公司的高薪政策足以使管理层愿意在这家公司工作下去，而不只是看中短期效应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获取短期利益。
（3）独立董事比例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正相关，这与原文假设相反，导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我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强，面对需要出具独立意见时往往会受到人情关系等方面影响较大。
（4）政治关联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假设相同，拥有政治关联的高层管理人员所在的公司在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及时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更有优势，同时此类公司高层管理者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所在公司始终披着鲜亮的外衣，所以更易发生盈余管理现象。
（5）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指标、管理层年龄指标与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不显著。
参考文献：
[1]William.R.scott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Hanson，R.C.& Song，M.H.Managerial ownership，board structure and the devision of gains in divestiture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0，6.
[3]Dechow，P.W.，SloanR.G.，SweeneyA.P..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An Analysis of Firm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Actions by the SEC[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6，13（10）：1-13.
[4]张荣武，刘文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1）：72-77.
[5]黄文伴，李延喜.管理者薪酬契约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关系[J].科研管理，2011（6）：133-139.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8
一、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一)会计信息含量研究1968年，芝加哥大学的雷・鲍尔和菲利普・布朗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威廉・H・比弗在同年增刊《会计中的经验研究：论文选》中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两篇文章，开创了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研究之先河，并影响了其后几十年资本市场会计研究的方向。比弗在论文中认为，若企业的收益报告导致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收益(或价格)概率分布的估计发生了变化，则收益报告就具有信息含量。而对于各类会计信息而言，其信息含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确定资本市场通过股价、股票交易量对各类会计信息所具有的信息含量进行反应的方式，包括股价的波动性、成交量的异常变化等。目前我国关于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会计收益数据是否向证券市场传递了新的有用信息，是否能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赵宇龙(1998)以上海股市123家公司为样本，运用事项研究法对样本企业在1994年至1996年三个会计年度的会计盈余披露日前后各8个交易周内的未预期盈余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未预期会计盈余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支持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在分年度的检验中，1994和1995年度的会计盈余基本上不具有因信息含量而导致的价格效应，但证据表明，1996年度会计盈余的披露具有明显的信息含量和市场效应。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证券市场正被注入一种基于资本本性的理性投资力量，而且我国会计制度本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得到改进也是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日益敏感的可能原因。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在交易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为对象，对公司盈余数字(样本公司盈余公告日期为1994年至1997年)的有用性进行了大样本检验。通过对交易量反应进行分析发现，在盈余公告前后，日交易量有明显增加，在盈余公告日附近，日交易量达到年均水平的1.5至1.7倍。该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在股票盈余公告日附近确实有新的信息抵达市场，并导致交易量发生波动。而且与美国学者的发现类似，存在着预示效应和公告后效应，交易量自公告日前两周开始攀升，到公告日升至最高点，而后逐步下降，至公告后第八周回复到年均水平。鉴于与年度盈余数字一同公布的信息很多。尤其是股利分配和配股预案，交易量的波动可能由非盈余信息所导致，作者又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回归分析方法，直接考察年度意外盈余在公告日附近对股票超额回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交易量反映研究结果相吻合，回归结果显示股市对盈余公告有显著的反应。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盈余的预示效应，在公告日前6个交易日中，意外盈余对其中3个交易日的超额回报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盈余公告的后效应似乎并不明显。通过上述两个不同角度对盈余报告有用性的研究，证实了在我国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
二是其他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诸如现金流量、中期报告等非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赵春光(2004)以1999年至200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采用收益率模型检验了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他认为，在我国现金流量具有相关性，但低于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从长窗口来看，在2001年之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对于会计盈余而言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所以有继续披露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郭菁(2003)对1999年至2001年的中期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栗煜霞、李宏贵(2004)对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中期报告以及季度报告都具有较强的价格效应。柳木华(2005)以2005年1月至4月披露的70份2004年度业绩快报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业绩快报的披露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业绩快报具有显著信息含量；业绩快报的披露并未减少盈利公告的信息含量，是盈利公告的有益补充形式。
三是特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信息含量。朱晓婷、杨世忠(2006)依据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4年年报数据，以上市公司年报时滞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
(二)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在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范围内，为实现某种经济后果，管理当局往往会对会计信息的生成方式、披露时机等进行操纵。根据其对盈余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机、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
一是以盈余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这一类研究较为强调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的影响。王跃堂(2000)通过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存货和长期投资的减值政策)的选择及其经济动机进行的分析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因素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李增泉(2001)也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在1998年和1999年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是否提取减值准备的会计选择权时，一般选择不予计提；而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
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
二是以非盈余数据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该类研究所指向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通常超出了盈余目标的范畴，而将其目标定位于迎合监管部分在非盈余数据上的要求，如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时机的选择问题。唐跃军，薛红志(2005)通过分析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作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关键可能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三)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研究市场效率是指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市场价格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其表现为投资者根据已公开的、与某证券有关的新信息，进行相应的买卖决策，从而引起证券价格随之发生波动的效率。若证券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全部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则可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效性是检验会计信息含量问题的前提条件。陈小悦、陈晓、顾斌(1997)从正面直接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上海和深圳股市1992年年底以前上市的52家股票以及20种股票指数1991年至1996年11月的每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按照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划分三种市场效率的传统理论，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对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是否达到弱型效率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股市已达到弱型效率；上海股市在1993年以前不能通过弱型效率检验，而从1993年以后开始逐渐达到了弱型效率；深圳股市比上海股市更早达到弱型效率(作者对此的解释是，1992年底之前，我国股票市场的中心在深圳，而非上海；深圳比上海更早取消股价限制)。所以，我国股市总体已经达到弱型效率。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则通过反面论证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公司会计盈余分解为永久盈余(以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盈余的表征变量)和暂时盈余两部分，考察市场能否解析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中的永久盈余部分，将识别出的永久盈余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进而检验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功能锁定”是指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利用存在某种功能，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洞悉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从而导致对企业的估价产生偏差。赵宇龙和王志台从信息观和计价观两种研究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未预期盈余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对主营业务利润比重有显著差异的两类股票并没有区别反应；另一方面，当不同投资组合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不断增大时，市盈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此，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之间并未如有效市场假说所预期的那样成正相关关系，市场对股票的定价并不是以体现公司真正业绩的永久盈余为基础，而是仅仅锁定于公司的名义会计收益。由此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并由此对市场效率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的另一个反面论证角度是对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现象进行研究。该现象是指，投资者因为某一发生的事件而产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心理，从而引致证券的超买或超卖，并最终导致证券价格偏离其合理的水平。若市场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则该市场就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
(四)价值相关性研究该类研究主要是就会计信息指标具有更大相关性进行检验。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特定会计信息指标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会计收益指标以及相关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问题。孙铮、李增泉(2001)比较了不同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损益满计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高于基于当期营业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经济收益指标(包括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和修正的经济增加值)的价值相关性强于会计收益指标(包括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而陈信元、陈冬华和朱红军(2002)运用Ohlson剩余收益定价模型考察了证券市场1995―1997年度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收益、净资产以及剩余收益指标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但市场对剩余收益的定价乘数低于收益的定价乘数；同时分年度的检验结果表明，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呈现阶段性特征。王化成、翟小可和佟岩(2004)也通过实证分析对比了经济增加值、盈余、现金流量之间的价值相关性。作者对相对信息含量和增量信息含量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相对信息含量方面，经济增加值没有表现出明显优于传统收益指标(净利润)的特性；在增量信息含量方面，尽管经济增加值的独特构成部分(资金成本和会计调整项)显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但与传统收益的构成部分(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相比较，这种增量效应不是十分明显。孟焰、袁淳(2005)认为，会计盈余具备价值相关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预测能力，但对于亏损公司来说，为负值的会计盈余对未来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非常弱，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与盈利公司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已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都将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放在同一个样本中研究，其隐含的假设是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是相同的。这种混合样本研究会使得研究结果无法反映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真实状况，回归结果将会使得盈利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弱。而使得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强。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要明显弱于盈利公司，同时也发现净资产变量的价值相关性同样偏弱，而决定亏损公司股票价格的主要因素则在于亏损公司发生卖壳行为的可能性。饶艳超、胡奕明(2005)以特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银行为加强贷款风险控制而在授信过程中对会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银行对长短期借款、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信息高度重视，对有助于进一步判别企业潜在风险的报表附注信息也比较重视。陈玉清、马丽丽(2005)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映，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不关注。但由于行业特色的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迥异。从分行业的实证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与股价的拟合性较高。某些学者还就特定会计计量属性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邓传洲(2005)研究了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对IAS39的遵循显著地增强了每股收益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也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即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此外，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损失)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对股价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者对盈余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对账面净值的关注程度；而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缺乏很强的价值相关性的原因则在于，公允价值存在计量误差，而投资者也识别了这一计量误差。
二是盈利预测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盈利预测信息对投资者是否具有价值。吴东辉、薛祖云(2005)对我国股票市场中财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信息的价值进行了研究。作者研究发现，可以利用公开的盈利预测制定可获利的套头交易策略。套头交易的回报率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大于零，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并说明了我国的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可以利用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以提高其投资的回报。于鹏(2007)采用价格模型验证了我国公司预测盈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公司的预测盈利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价值相关性因预测盈利的准确性、预测盈利的披露方式、公司的规模以及股权流动性程度而不同。
(五)盈余管理研究盈余管理具体行为及其动机的分析构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文献，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以下几种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研究：
一是资本市场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的股价。有关我国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实现资本市场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的问题上。林舒、魏明海(2000)以1992～1995年期间上市的我国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其在IPO前后的收益表现，从而对我国A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的盈利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考察期内，A股发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IPO前2年和前1年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则显著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类公司在IPO前后运用盈余管理手段大幅“美化”报告收益的结果。
二是契约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或者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以增加自己的报酬或降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我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MBO)过程中管理人员的行为、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行为实现私有收益。何问陶、倪全宏(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实施MBO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帮助MBO顺利进行，并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选取了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JONE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作者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利用主观应计，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采用其他一些用本文的模型所不能发现的手段。孟焰、张秀梅(2006)以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而佟岩、王化成(2007)以2001年和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进行研究也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这些基于私有收益的关联交易更多表现出了调整利润、盈余管理等特征：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共享收益，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提高企业整体价值来实现自身利益。
三是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迎合政府监管部门的有关指标要求或者回避其某些行业监管政策。我国关于该动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退市或者特别处理而采取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孙铮、王跃堂(199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分布存在着微利现象和重亏现象，即在亏损边缘和严重亏损区间公司的分布比较集中，从退市和特别处理两项监管措施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陆建桥(1999)关于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项目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份显著调增了收益，而在首次出现亏损年份显著调减了收益。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还就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进行了研究。王亚平、吴联生、白云霞(2005)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从1995年至2003年间都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研究还发现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盈余管理更加具有隐蔽性。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2007)以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基准，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股票市场是否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平均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研究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提高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融资的收益率指标要求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对上市公司在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配股权的临界公司应计利润总额显著高于非临界公司，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陆正飞、魏涛(2006)通过研究1998～200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滑的现象后发现，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业绩，这为配股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观提供了证据。但上述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则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因此，限制公司管理层在配股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并非避免配股后业绩下滑的唯一手段，如何提高配股后资金使用效率应该是保护
投资者利益的又一重要方面。杨旭东、莫小鹏(2006)采用直方图法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研究结果表明，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此外，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为此上市公司会尽可能做大利润，从而造成微利微亏和亏损区“缺位”现象。
此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综合性利润操纵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张为国、王霞(2004)以1999-2001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的动因。研究表明，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有着明显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当期利润低于上期、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线下项目产生的收益高以及规模小和亏损的公司更容易产生高报盈余的错误。赵春光(2006)以2002―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亏损：而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大清理。此外，有较弱的证据说明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分别是为了避免盈余下降和平滑利润。而王建新(2007)结合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也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以2001年至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弱化、未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越倾向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的公司越倾向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具有大清洗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越倾向长期资产减值不转回；未来收益能力和经济环境不影响长期资产减值转回。
(六)股利政策研究股利政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政策之一，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对投资者的回报，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为基石，并与诸如公司治理机制、经营战略、负债水平、成长性机会、现金流量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它的公开，向资本市场传递市场传递了诸如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相关的信息，形成一定的经济后果。因此，会计实证研究者主要围绕股利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市场反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是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显著的特点，研究人员从多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特定股利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原红旗(1999，2001)从理论的角度对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形式和股利极不稳定，但从总体上来说，当期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累计留存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股票股利，而可分配收益少、每股资本公积金高的公司会以转增股本代替股利。此外，上市公司存在利用现金股利向母公司转移资金，利用股票股利扩展股本的行为，但未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增长性之间的显著关系。而吕长江、王克敏(1999)则以1997年和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316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越大、股东权益比例越高、资产流动性越强。股利支付水平越高；国有股及法入股比例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杨淑娥、王勇、白革萍(2000)以1997年进行股利分派的9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股本、权益结构对于其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而邓建平、曾勇、何佳(2007)则就股份制改造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发现，公司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对于控股股东获取利益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完整改造公司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程度较高，从而分配较低水平的股利，完整改造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所以其分配的股利水平较高。不同改制模式的公司中，控股股东的股权与股利支付水平的关系也存在不同，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的相关关系强于非完整改造公司。魏刚(1999，2000)以1992年～1997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持久盈利的变化所驱动，股利增加的公司其盈利在当期及未来的两年中有显著的增长，股利减少的公司在未来的两年中盈利则显著的减少，由此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传递着一定的信息含量。而且，是否具有较好的投资项目也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对210家公司1999年度的股利分配行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负债结构对于股利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发放股票殷利。刘淑莲、胡燕鸿(2003)也就资产负债率等因素与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对按照25％的比例在2002年6月深沪两地上市的1179公司中随机选取的在2000年底以前上市的299家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在与现金流量指标的关系上，现金分红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相对较密切，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的解释性很差。此外，现金分红与非流通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有关学者还就特定资本结构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年前上市、1997年至1999年三年中曾支付过现金股利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和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股权比例显著影响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管理股权比例越高，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就越低；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就越低；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本规模是影响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共同因素，只有当公司盈利能力强且股本规模较大时，公司才愿意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马曙光、黄志忠、薛云奎(2005)选择1998～2002年所有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资金侵占结合起来考虑，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水平在前一阶段最高；国有法人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在后两阶段最高，但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低；社会法人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无异，但其控股的公司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为严重；国有
股控股的公司，其资金被侵占的程度介于二者之间。随着证监会推进上市公司改革的逐步深入，非流通股控股股东减少了对上市公司资金的直接侵占，但现金股利形式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谢军(2006)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其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
二是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由于股利政策会向资本市场传递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现金充足程度、发展机会等相关信息，所以，股利政策的通常会导致分配股利的公司的超额报酬发生变化，而且对于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市场的反应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针对上述问题，有关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魏刚(1998)对260家公司1997年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告前后5个交易日内，分配股利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分配的公司，对于分配预案予以解释的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解释的公司，送股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这表明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行为更加欢迎。与之类似，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选取1995年以前上市的86家首次支付股利的公司样本，分别检验了市场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与混合股利在分配方案公告前后的市场反应，作者发现。虽然三类首次支付股利公告均能导致大于0的超额收益，但现金股利的显著性水平及超额收益均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陈浪南、姚正春(2000)对403家上市公司1998年度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在初步控制盈余信息的情况下，市场对股票股利具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的现金股利则不太敏感。俞乔、程滢(2001)以1992―2000年期间股利分配方案正式公告日的股价和交易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研究发现，无论是首次公告还是一般的分红公告，公告日当天及公告日后一天的股价都出现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在具体的分红方案中，市场对送股或混合股利的分红政策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现金红利则极不敏感。
(七)融资与资本结构研究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以及对企业形成的影响存在着差异，而融资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规模以及成长性等因素都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造成影响。而不同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融资与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融资定价研究。融资定价问题是指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再融资(如配股再融资)过程中的股票发行定价问题。融资定价直接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的高低和股票发行的成败，所以合理的融资定价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者通常根据股票上市后的价格反应来判断融资定价的合理性，具体是从股票上市首日、短期和长期的超额收益率(剔除市场系统性价格变化的影响后的收益率)来反映单个股票的价格异动。关于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益率，张为国、蔡祥(2002)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归纳，其通过比较相关研究关于我国A、B股市场中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A、B股市场存在显著差异，A股市场的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远高于B股市场。王晋斌(1997)对这一现象从发行市盈率“一刀切”的管制政策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宋冯明、梁洪昀(21301)研究了在取消发行市盈率限制后上市的95只股票的初始回报水平及影响这一水平的因素，发现个股间发行市盈率水平仍未显著拉开。影响初始回报的主要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如股价总体水平、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初始回报仍处于很高水平，但极低的中签率使申购资金的实际收益远低于名义值。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投资者在股票上市之初抛售股票以获利了结的愿望十分强烈。关于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截面差异的影响因素，陈工孟、高宁(2000)发现，股票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对于上市首日收益率具有显著正的影响。刘力、李文德(2000)的研究也发现了发行间隔的显著影响，同时作者发现，新股首日收益与流通股比例、上市后第一个交易月的股价标准差正相关，而与筹资金额、新股发行价格负相关。关于A股短期收益率，刘力、李文德(2000)研究发现，存在负的平均差额收益，但与A股的首日收益率相比，这些负的收益率要小得多。而关于股长期收益率，陈工孟、墒宁(2000)对中国IPO公司的长期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在相对短的期间内(两年或者两年以下)，A股的IPO长期收益率基本上为正。而在三年期的窗口下，无论是A股还是B股长期收益率都呈现负的收益率。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问题的研究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的配股再融资定价问题行为进行了研究。阎达五、耿建新、刘文鹏(2001)研究发现，配股价格的制定与股票市价及资金需要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每股净资产基本无关。同时，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对于配股权的普遍放弃导致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变动。
二是融资成本研究。在资金使用效率既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所获利润的大小，并对企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成本高低的考察，有助于对企业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解释。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不同融资成本的度量及比较分析。沈艺峰、田静(1999)以时序研究方法，使用了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平均资本成本”公式，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1995～199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成本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均呈下降趋势，而权益资本成本明显高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但由于权益资本成本有名义成本和实际成本之分，名义权益资本成本是指前述研究使用的税后利润与权益市值之比，但上市公司的利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分红，分红导致的现金流出和上市公司实际的股权融资额之比才是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结果则与前述研究完全相反。相关研究结论将在如下的“融资方式选择研究”综述中予以列示。有关学者还就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度量。张峥、孟晓静、刘力(2004)根据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1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通过估计1990―200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研究发现，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内部报酬率(综合资本成本)为7.52％，实际成本内部报酬率(投资回报率)为15.35％。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该证据与我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
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其二，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分析。陈晓、单鑫(1999)采用截面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长期财务杠杆与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短期财务杠杆则对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从而表明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增加长期负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有关学者就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汪炜、蒋高峰(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检验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曾颖、陆正飞(2006)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对其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表明，在控制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量是影响样本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以1993年至2001年之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不同历史阶段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变化。研究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随着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出现逐步递减的过程现象；在控制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姜付秀、陆正飞(2006)从期权定价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所暗含的资本成本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人手。对多元化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及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元化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公司的多元化与公司的总资本成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多元化降低了公司的总资本成本。
三是融资方式选择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就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问题进行了研究。黄少安、张岗(2001)研究了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结果表明。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分红，1996～1999年分红的上市公司只占总数的30％左右。2000年派现的上市公司达到605家，是1999年289家的两倍多，但平均支付的股利却下降了19％。按照当时市场的平均市盈率60倍计算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手续费率+股利率)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构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陆正飞、高强(2003)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原因在于，相对于负债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而且股权融资不必还本，分红也可灵活掌握。何丹、朱建军(2006)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出发，以1998～2004年进行配股的15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计算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其债务融资成本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陆正飞、叶康涛(2004)以1997年1月1日之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8―2000年间具有配股资格且在此期间实施了外部融资(股权融资或负债融资)的A股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平均而言要低于债权融资成本，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当进一步从破产风险、负债能力约束、成本和公司控制权等因素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时，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但未发现破产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对企业融资决策有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概率和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这也许反映了股权融资企业的业绩相对较高的事实。由此表明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行为主要缘于股权融资成本偏低”这一假说。
资本结构是特定融资方式的结果，因此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质上也属于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以1996年机械设备行业的35家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负债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吕长江、韩慧博(2001)对1998年之前上市的433家工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能力、流动比率、固定资产比例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成长性则与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但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1999年2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政策、股利分配政策及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及公司的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而肖作平(2004)采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面板数据，从动态视角研究了公司特征因素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因素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决策；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一个因素；资产有形性、规模、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与杠杆负相关；非债务税盾与杠杆的关系不显著，产生内部资源能力与杠杆负相关，且这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李青原、王永海(2006)以2001～2003年我国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实证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和盈利能力负相关，但公司盈利能力与资产专用性正相关。因此，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公司资产投资具有专有性的特点，而且还有考虑自身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关于各因素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的问题，目前仍然缺乏一致性的结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研究都未考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若企业的业绩是受操纵的，则会影响回归结果的解释力。
还有学者就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
同。因此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而袁卫秋(2005)认为，债务期限结构的确定是企业对短期债务的优势和其缺陷进行权衡的结果，为此提出了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同时，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作者利用这一思想，以沪、深股市1997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720家公司1997～2001年期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研究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且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强的上市公司倾向于缩短债务期限以节约单位债务成本。因此，尽管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普遍偏高，但这种选择却是其理性思索的结果。
四是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经济影响研究。许多学者就负债融资方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相关研究。陈小悦、李晨(1995)选择30家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对其股票收益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结果正好与美国的发现相反。李义超、蒋振声(2001)选取1993年之前上市的31家公司为样本，以托宾Q值作为反映企业绩效的指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负债融资的效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黄志忠、白云霞(2002)就上市公司举债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及股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举债所产生的效应恰恰与西方国家相反，即借款比率与股票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借款负债对企业经营业绩和股东财富的波动有稳定的作用，但随着公司的业绩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变化，这种稳定作用的显著程度也不相同。汪辉(2003)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1998～2000年共计3420个观察值为样本，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但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市场对公司发行债券有积极的反应：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王冬年、王瑜(2007)结合万科公司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的案例，分析了万科转债在万科公司连续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万科公司以未来投资期权价值不确定为基础的连续融资过程中，当投资期权项目被证实有价值时，通过可转换债券的赎回(强制转换)把初始项目积累的资金转向有价值的投资期权项目，有利于万科公司有价值投资期权项目的后续融资，验证了(1998)的连续融资假说。童盼、陆正飞(2005)以199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深、沪两市各项数据完整的非金融行业A股80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大小关系的影响：低项目风险企业比高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额随负债比例上升而下降得更快。此外，不同来源负债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与银行借款相比。商业信用的债权人对企业的约束相对较少，股东更易通过歪曲投资来损害其利益。
(八)财务困境预警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都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研究者则期望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我国对财务困境的实证研究就是从其影响因素和预测模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研究。对于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着手。吕长江、韩慧博(2004)基于流动比例和营业利润标准定义财务困境，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作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而且资本结构对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即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困境期内将损失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吴世农、章之旺(2005)基于ST公司的研究也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财务困境成本的证据。吕长江、徐丽莉、周琳(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及规模同时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显著影响，是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重要原因。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应该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降低资产规模、降低资产负债比率。而公司的短期付现能力、存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及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比例等指标的提高，对于企业摆脱财务困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还有学者在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引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因素。吴超鹏、吴世农(2005)通过对1998―2003年540家价值损害型公司的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鼓励公司控制权竞争、增加公司透明度将有助于公司的财务康复；而改善公司的盈利和营运等能力、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增加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将有助于公司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向濒临困境的公司输送利益。支撑其走出困境。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是一个渐进过程，采取措施不及时是管理者、银行及供应商等相关利益人无法避免损失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因此就财务危机中相关利益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邢精平(2004)以国有企业为样本。利用代表相关利益人行为的指标对危机事件的解释作用大小，推断相关利益人是否及时采取了合适的行动。研究表明。相关利益人的行动具有明显的序次关系，管理人员由于信息占优，在财务危机前三年就采取降薪等行动，银行收贷行动于危机前二年，而供应商一直到危机前一年才催收欠款。同时，仅部分相关利益人能及时发现财务危机征兆，并采取合理的措施。
二是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学者力图通过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对财务困境的征兆进行研判。吴世农、卢贤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以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流动比率、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资产周转率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且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姜秀华、孙铮(2001)也运用Logistic回归给出了判别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一
个模型。这一模型包括毛利率、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股权集中系数四个变量。研究表明，ST公司具有以下特征：资产质量差，以“垃圾筐”著称的其他应收款在资产总额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出问题是在判定为ST的2年前就开始酝酿；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大。且是在3年前就开始爬升；随着其他应收款和短期借款的问题日益恶化，股权程度越分散的，股东之间相互“搭便车”的动机越强烈，进一步加重了ST公司重组的难度，ST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进一步滑向深渊；在实施ST的前一年，ST公司步入财务状况全面恶化的境地。耿建新、肖泽忠、续芹(2002)则通过对盈余操纵公司和未预亏公司现金流量与账面净收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净利润与调整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盈余操纵的预警信号。现金流量减少可作为企业业绩下滑的预警信号的结论。
(九)公司治理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般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公司治理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公司治理效率研究。特定的资本结构会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影响，而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反过来又将影响融资的方式，并最终影响资本结构。张兆国、宋丽梦、张庆(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里呈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因此作者认为，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2005)基于理论和公司治理中“隧道行为”的理论，总结了八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建立了相应的变量。八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归纳为内部机制、外部机制和具中国特色机制三大类。在所有的公司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经理薪酬、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市场以及财务透明度是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紧密相关，特别是反映股权结构的变量如第一大股东持股量、其他大股东持股量、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此外，上市公司是否拥有母公司及是否在海外上市也对公司市值有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大股东的性质和持股比例对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所以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制衡问题就成为实证会计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唐宗明、蒋位(2002)以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让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权的价格与大股东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有收益成正相关关系，平均控制权溢价近30％，并且公司规模越小，透明度越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程度越高。此外，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全，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对所有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但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表现出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另外，控股股东的控制方式以及产权性质也对其资金占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通过控股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低于通过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非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
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就相关因素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进行了分析。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2007)对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否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考察。在OLS回归中，作者未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变量具有内生性，在控制独立董事内生性情况下，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变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相关。丽罗党论、唐清泉(2007)则研究了市场环境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层面的约束和公共治理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了就股东权益保护层面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外，其他学者还就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薪酬机制进行了研究。朱红军(2002)以1996～1998年期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经营业绩在控股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不同经营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更容易更换高管人员。而杜胜利、张杰(2004)则以EVA表示公司业绩，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国内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薪酬受公司业绩，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工作时间和相对规模等因素影响。
二是公司治理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就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公司业绩、财务管理等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在后文阐述)。刘立国、杜莹(2003)以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此外，如果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国资局，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因此，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人手。而崔学刚(2004)以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公司透明度的替代变量，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变量中的两职合一对公司透明度产生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A股流通股比例、前十大股东中具有机构投资者、B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能够提高公司透明度；在存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对提高公司透明度的作用会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