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的研究范文
时间：2024-02-23 11:47:00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1
关键词：平衡计分卡 活动 ABC ABPA
平衡计分卡的局陷性
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于1992年提出了平衡计分卡（BSC）理论。该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企业愿景、使命和发展战略与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联系起来，把企业的使命和战略转变为具体的目标和评测指标，以实现战略和绩效的有机结合。BSC以企业战略为基础，包含财务指标、顾客角度、内部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维度，使组织能够一方面追踪财务结果，一方面密切关注能使企业提高能力并获得未来增长潜力的无形资产，这样企业既具有反映“硬件”的财务指标，又具备能在竞争中取胜的“软件”指标。
现代企业努力构建一套平衡指标体系：它所包含的非财务指标内涵能够补充财务指标所不能反应的企业绩效内容。然而企业竞争环境是如此多变，能时刻找到真正“向前看”的非财务指标吗？确定BSC指标体系的过程（尤其是非财务指标）必然具有先天的主观性，企业管理层必须能控制和驾驭这种先天的主观性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主观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必然是员工对自己在BSC体系下所得到的绩效信息，薪酬奖励和晋升发展的合理性、公正性产生怀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组合：一方面企业希望BSC体系中的非财务指标能尽可能补充财务指标的缺憾；另一方面BSC指标确定中的主观性又容易引起企业内部考核、奖罚合理性的争议。
从ABC成本核算法到基于活动的盈利能力分析
ABPA的产生
ABPA源于基于活动的成本核算（ABC），ABC是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形式：它可以确定交付产品、服务于客户以及维持经营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的实际成本。ABPA扩展了ABC，ABPA的焦点是客户，客户被当作是成本和营业收入的交汇点。ABPA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应该怎么去为那些产生超过成本的营业收入的客户提供服务。如银行，有的客户在银行中有基金代理、保险委托、支票业务等多项业务。而另一些客户，只是把工资存在银行，并不能带来多大收益。
ABPA的组成要素
ABPA四个核心要素：企业活动、活动关联成本、客户、营业收入。
企业活动是以客户为导向的，这些活动引起活动成本，而客户则提供企业的收益。在客户层面上，而不是在经营单位或企业整体的层面上，活动、成本以及营业收入之间的联系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客户是企业最大的利润中心。
ABPA指出企业若想获利，要么使用成本领先战略，要么找出那些无利可图的客户，然后或给他们重新定价，或鼓励他们去别处交易。ABPA鼓励企业寻找可以给企业带来长远收益的客户，把他们的利益放置在企业关切的核心位置上。企业要推广和细化对有利可图的客户关系有贡献的交易和产品，摒弃那些对核心业务无助的鸡肋业务。建构一种以面向客户，基于客户活动成本和客户盈利能力的综合系统可以提供给企业以对手难以超越的组织优势。
因此找出对有利可图的客户关系有贡献的交易和产品至关重要。其简化的流程体系为：
第一步是把当前的客户盈利能力——客户净营业收入减去当前的交易和产品的成本——为先前的交易和产品利用的函数。第二步是重新配置交易和产品，以使客户关系的盈利能力最大化。这可以通过特定交易和产品的利用、抑制或重新定价其它的交易和产品来实现。ABPA的精要就在于：使用ABC来估计逐个客户的盈利能力，然后把那些对客户有吸引力，能够给企业带来大量回报的产品和服务与那些引起成本激增的相区别。
如何通过ABPA找到企业营业收入的驱动要素
ABPA模式能够找到可盈利的产品和服务，它要求系统有能力追踪客户与业主的所有交易以及其所产生的成本。简化流程来看：首先把客户交易分解为客户发起的交易（前台交易）和支持交易（后台交易）。然后，找出这些交易的直接活动（操作活动）和间接活动（监督、配置活动）接着按照实际动产和不动产的成本投入来逐一确定成本额。最后将成本分为：对客户交易敏感的短期可变成本（前台员工）；对交易有些敏感的长期可变成本（监督）；当交易放大时引起固定资产增加所引发的生产能力成本。据此企业要依照成本基数，鼓励和引导那些有利可图的客户进一步的为企业带来收益；分流那些无利可图但占据成本份额较大的客户部分，对他们的服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节约资源。
ABPA的优势和缺陷
ABPA与平衡计分卡的优劣比较
从测量标准和单位来看：BSC针对的是企业和经营单位的财务结果和非财务标准；ABPA则分析客户盈利能力和针对细分客户的客户交易盈利能力。绩效驱动因素：财务标准是可测量的，BSC的财务结果驱动因素一般是已知的；ABPA则必须重新分析找出那些企业营业收入的驱动因素。薪酬管理时：BSC基于财务和非财务一揽子综合评价要素；ABPA则基于员工个人和对团队、组织整体创造客户盈利能力和客户交易盈利能力贡献的奖励。学习和成长维度上：BSC通过财务和非财务标准的综合利用，将企业战略和核心竞争力落地，企业方向变得明确；ABPA则对客户盈利能力的驱动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愈加深刻。技术实施方面：BSC中的财务标准显然比非财务标准更有确定性，更易测量。ABPA则必须贴近客户，追踪客户营业收入和交易，这样成本有时也是高昂的。
ABPA所能带来的战略优势
ABPA通过向集中化的客户销售和服务单位提供细化的成本和营业收入数据，使它们可以依靠这些数据进行战略选择，ABPA为分散化的决策开辟了道路。其次ABPA使得前端单位和后端单位有可能追求不同但互补的战略。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想仅依靠低成本或差异化战略吸引客户注意越来越难，现在更多的企业选择走差异化和低成本结合的中间道路。
ABPA的局限性
ABPA本身并不排斥非财务测量标准，但只有当非财务的测量标准对于单个客户可用时，ABPA才是有效的。ABPA需要能够时时关注客户交易的系统，其所带来的成本是一般小企业难以承受的。企业如果没有职业分析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ABPA本身有其不适应的情景：当通过绩效测量标准来显示承诺和价值观，而不是要度量未来现金流量的先导指标时，ABPA和类似于ABPA的框架也是难以适用的。
ABPA本身并不完美，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马歇尔W迈耶先生也承认该体系尚不到足以充分运用的地步，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研究和深入到企业更深层次上。但这种思想的引述，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看待绩效测量的角度。
参考文献
1.马歇尔W迈耶（美）.绩效测量反思，超越平衡计分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2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2004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小二乘估计法，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的是为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为融资行为、财务决策方面提供建议。
关键词：盈利能力 资本结构 股权结构 主成分分析法 最小二乘估计法
理论及文献综述
1963年，Modigliani和Miller松动了无企业所得税的假设，提出了修改版的MM理论，认为由于负债融资成本抵税，负债经营的公司价值就是同类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节税利益，所以企业实施高财务杠杆的融资政策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进入70年代，Meyers提出既要看到负债融资的好处，又要考虑负债融资风险的平衡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初期，Myers和Majlus提出了逐食次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按内部融资、负债融资、权益融资的顺序进行的，且此结论后来在美国得到了证实。股权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者持股和股权集中度方面。1976年Jensen和Mclean将公司股东分为对企业管理决策有投票权的内部股东和没有投票权的外部股东，认为由于两者的目标不同，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而内部股东适当的持股比例有利于协调内部人与外部股东的利益，从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管和对外部少数股东利益的侵占。Gedajlovic和Shapiro （1998）证实，在美国与德国，企业股权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实证模型及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由于金融类企业自身业务及资本结构的特殊性，故样本选取的数据剔除了金融类企业；确保公司行为的连贯性，选取数据为连续6年即2004至2009年；为了避免股权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异常，剔除了ST和PT类上市公司。这样就构建了一个由2004-2009年，连续获得相关数据信息的1096家企业连续6年的6576个样本。
运用SPSS16.0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基本获利率、每股收益和销售利润率五个基本盈利能力指标中的重要成分，这些主成分不仅跟原各指标高度相关， 保留了原各指标的原始有用信息，而且彼此之间不相关， 从而克服了由于原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而造成的解释能力下降的缺陷。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见表1（由于前三个主成分贡献率为93.258%>85%，所以提取的主成分个数m=3），最后利用综合主成分公式F=（64.196F1+15.863 F2+13.200F3）/93.258求出各家上市公司各年的综合盈利能力指标。
建立模型：盈利能力=f（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成长性、公司规模、资产结构）+Uit；即PROFIT=C+a1LEVit+a2OCit+a3（OCit）2+a4POSit+a5X1+a6X2+a7X3 +Uit，在模型中，下标it表示第i年第t家公司；Profit为综合盈利能力的变量；Lev为资本结构的变量；SC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SC）2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POS为流通股比例，都是股权结构的变量；Grow为公司成长性的变量，Size为公司规模的变量，PTA为有资产结构的变量；以上各个变量均为外生变量；Uit为随机项。
表2是对样本公司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可见，总体样本各变量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值很接近说明样本中并没有特别异常的样本点；所选样本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0.0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偏低（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对而言我国的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大为96.05%，平均值为52.636%，说明我国企业股权高度集中；流通股比例平均值为55.588%，说明由于国企股份制改革产生的国有股及其它公开发行前的社会法人股等非国有股被列出暂不流通而形成的股权分置格局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样本的Tobin'Q最大值为32.869，平均值为1.9823，说明企业市价高于企业的重置成本，股票价格被严重高估；公司规模的最小值18.601871，最大值27.4877，平均值21.54836，说明其差异不大；有形资产比例的平均值为0.957459，有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很大。
运行EViews5.0，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中的回归结果，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有形资产比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实证分析
资本结构与综合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1.08388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厌恶于负债经营。这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理论和实践经验相悖。实际上，我国是一个高公司所得税率的国家，企业所得税率为25%，按照MM理论修正理论的解释，我国企业应该更倾向于债权融资而不是股票融资。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逐食次序理论恰恰相反，其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这与西方的融资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冲突。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放弃利用财务杠杆节税的优势，而采用股权融资的原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国有股比重很大，存在“所有者缺失”现象，实权是掌握在管理层手里。一般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红很少；而债务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而且要求管理者必须经营好企业，因为还本付息是一种硬性约束，会带来经营压力，所以他们选择股权融资，而放弃有财务杠杆节税效应的债务融资。二是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经常性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其所有者并不怕增发新股融资，而威胁到他们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股权融资会稀释他们的股权控制，削弱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所有者不愿进行股权融资，而是更倾向于债券融资。三是由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尚不完善，企业债券的发行也缺乏高质量的信用评级制度，这些因素阻碍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也促使企业倾向于股权融资而不是债权融资。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综合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4801），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综合盈利能力平方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42821），由此可知，公司盈利能力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成倒U型的关系，即公司盈利能力随着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而增强，国家股比例较高意味着可获得政府保护，享受税收优惠的可能性上升（陈小悦、徐晓东，2001）；在此比例达到一定数值后，有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大股东也有较强的能力来监督管理者的经营行为，保证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但超过一定范围后，大股东就与小股东的目标发生变化，产生利益冲突；又由于管理层不能从公司治理的改善和业绩的提升中获取与努力水平相称的经济利益，导致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匹配，从而减弱公司的盈利能力。
流通股比例与综合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36225）。这说明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其流通股比例越小，即其非流通股比例越大，由于国有股比例大使得企业在多方面收益如经济纠纷、税收优惠等中获益；当然其比例太高形成“内部人控制”也会导致包括资本市场及经理人才市场等公司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对公司内部人员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总体上来说是国有控股比例利大于弊。这就解释了流通股比例越低的公司其盈利能力越强的原因。
公司的成长性与盈利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成长性好的公司具有活力，市场前景较好，利润率相对比较高，呈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的规模与盈利能力也呈显著正相关，我国上市公司规模较大，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都有优势，形成了规模效益；有形资产比例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其有形资产比例越高而无形资产比例越低，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还是依赖于有形资产，而对于企业商誉、管理技术、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和利用相对较少，没有能够转换到依靠无形资产来获利的运营方式上来。
结论
首先，建立有效的偿债补偿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债务融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得债务融资在总融资额中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样公司可以合理利用财务杠杆和节税效应。其次，加快培养多元化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形成股东间的有效制约，提高股市的运作效率，鼓励机构投资者提高参与公司治理；提高流通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状况，努力消除“内部控制人”现象，从而减少成本。再次，公司可加强对商业信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专有技术等一些无形资产的投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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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的研究篇3
关键词：董事会结构 企业盈利能力 红筹股 H（国有）股
一、前言
作为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香港证券市场对于中国内地企业上市来说具有很多其他证券市场无法比拟的优势。
其一，大陆企业一直选择香港为海外上市的第一证券市场，因为它是一个符合专业标准的国际资本市场，而又符合内地企业在本土市场上市。其二，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非常方便，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深圳关口进行水运和陆运运输，并在中国的领土包含大陆和香港，可以便于管理者和发行人、投资者进行通信和交流。其三，在香港资本市场交易也有一系列符合国际标准的措施，且有再融资条件更加简单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香港赢得内地企业的普遍青睐。
鉴于香港证券市场较国内证券市场发达，各种监管制度比较完善，同时香港证券市场董事会成员组成具有国际化特色，上市公司投资者来源多样化，因此本文选择香港证券市场来研究董事会成员结构对公司治理的绩效分析。香港红筹股本身具有中国大陆企业的特色，股东成员组成背景差异较大，其中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国内，因此董事会成员组成具有中国投资者特点又兼具国际化标准。本文选择香港证券市场中红筹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于研究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与其公司治理的实证关系，可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对完善我国国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公司的能力提供借鉴。
二、数据收集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红筹股145家和145家的H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共有上市公司290家，这些公司的数据进行收集是从从2010至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CSMAR的公司数据库，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的每年年报取得的财务数据，从CSMAR治理结构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得董事会特征数据。
从香港证券交易所选择的290 家上市公司所选用的标准是：第一，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股价与国内上市公司的股价不同，为方便起见，只考虑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的红筹股公司和H股公司；第二，剔除2010至2014年间被 ST、PT（五年来中的某一年被ST、PT，意味着被去除），这些公司有可能有特别的损失，有可能有连续的财务状况损失，如果这样的公司被纳入研究对象对研究的结论造成影响；最后，排除2010-2014间因为数据未公开披露或者其他原因缺失数据的公司。
（二）变量指标定义
在本项研究中，变量包括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这三类，其中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能够反映公司绩效和盈利能力的指标，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总净资产收益率（ROA）为因变量，解释变量（自变量）包括可量化的董事会指标，如董事会人数等。
执行董事人数、审计委员会人数、提名委员会人数、两职状况、董事持股比例、年度董事会次数、执行董事比例；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绩效表现的影响，本文选取公司资产负债率、成长机会和托宾Q值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规模与托宾Q
外国学者广泛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公司的业绩，这一指标在研究中均取得很好的效果。董事会的结构会使得公司的结构不同，从而使得公司内在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容易出现偏差。Yermack（1996）实证检验了这一观点，并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他查了一些大公司董事会规模和托宾Q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该公司的市场价值该公司董事会反规模呈反比关系。
因此本文假设董事会素质结构与红筹股公司托宾Q显著负相关。
（二）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盈利能力
Yermack（1996）对美国 500家公众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原来的董事会大小和该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负相关的。董事会职能的有效发挥与董事会的规模、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很多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和企业经营能力具有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以增加董事会大小将促进在此范围内的公司实现高效的运作，反之，超过这一范围，将不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
（三）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
Jenson & Mecklin（1976）为了让董事对自己董事会尽职尽责，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激励问题。董事会成员持有股票和经理人一样，他们最终的目标是降低成本。董事是股票所有者人，就可以使其自身权益和公司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可以有效地防止董事基于自身利益损害股东行为的发生，而且也有助于减少董事会成员的公共消费，并促进协调股东之间最终利益的冲突。
（四）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企业盈利能力
董事会会议次数相关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能使董事更好地履行其职责；第二种观点认为，频繁的董事会会议是无效的，会降低公司的绩效。个人认为适当召开董事会会议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本文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委员会会议次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具有逆转的U形曲线关系，在一个范围内可以肯定，越多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公司性能越好，超过这个范围，董事会议频率与企业经营绩效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
（五）资产负债率和企业盈利能力
资产负债率这一财务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状况。企业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公司绩效，合理的资本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对于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国内外研究者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由此提出假设：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呈现倒 U型的曲线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超过这一范围，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六）成长机会与企业盈利能力
成长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绩效。部分学者认为越是拥有良好成长机会的企业，越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与公司治理密切相联系，其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司绩效，并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好，管理层的操作性就会越强，易产生机会主义和投机行为，从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对于本文研究的9个解释变量， 我们首先采用自相关检验。通过检查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介于-0.150至0.3之间，说明变量相关系数值较小，表明个解释变量间没有显著差异（介于-0.11 和 0.34 之间），所以解释变量线性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
（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基于这些假设和分析，现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逐一回归。
结果可以从红筹公司或H股公司看出，公司董事会大小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存在不显示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董事会大小和企业利润之间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公司具有一定规模，当然董事会的规模越大，就会有更大的沟通协调等方面成本，但终因企业最终利润（企业最终能力产生的利润）可能比协调的成本更大，而使得这种关系不成立。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红筹股公司执行董事人数与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而H股公司执行董事人数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H股公司执行董事在公司盈利性方面占有重要的领导作用，相应的执行董事制度实行较好，红筹股公司执行董事制度执行力度不强。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红筹股公司还是H股公司，审计委员会人数与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红筹股公司与H股公司建立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但审计委员会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原因是红筹股与H股在内部建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现象，这是公司制度的要求，而不是自发性的上市公司要求。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红筹股公司还是H股公司，提名委员会人数与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表明：红筹股公司与H股公司建立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但提名委员会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原因是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在公司的时间较短，他们有效地发挥作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绩效的影响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红筹股公司还是H股公司，在0.001呈显著水平。这意味着：董事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已经建立。在董事会成员股权大小是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之一，与董事会成员持股份额的同步上升，董事基于个人利益，更能应对突发事件和为公司提出更好的治理理念。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红筹股公司还是H股公司，在0.05呈显著水平。这说明：董事会会议频率和公司业绩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已经建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可能更多的是表面形式，因此，适当削减每年董事会会议次数对于提高公司的业绩有很大帮助。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红筹股公司执行董事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并不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而H股公司执行董事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盈利性在红筹股与H股公司之间实行的程度和效果不同。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红筹股公司还是H股公司，在0.05下呈显著水平。这说明董事的年度薪酬和公司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较高的薪酬作为激励经理的一种手段，能够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提高公司的业绩。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由上面的逐一回归，我们可以看到，红筹股公司董事会规模、执行董事人数、审计委员会人数、提名委员会人数、执行董事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不存在明显的关系，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并存在兼任状况，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的年度薪酬，董事持股比重，这些指标都与企业经营能力和绩效紧密相连。H股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规模显著无关，执行董事人数和比例，董事的年度薪酬，董事持有股份比例和企业利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董事会年度会议次与公司显著负相关。
我们将董事会特征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放在一起进行多元回归，得出最终实证结论。
五、结论及完善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的建议
本文首先采用一回归和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最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红筹股。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的利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不正确的；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的利润，两者显著正相关关系是不正确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现象和公司利润负相关关系已经显著建立，董事会会议频率和公司的盈利性显著负相关成立；董事年薪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已经建立；董事持股比例和企业利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已经建立。在红筹股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董事的股份比例，每年的董事会会议频率，董事年薪和企业利润能力仍然是高度相关的。
H股。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的利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不正确的，企业执行董事人数和比例和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性已定起来；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现象和公司负相关关系已经显著建立；董事会年度会议频率和公司的利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已经确立；董事年薪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已经建立；执行董事比例和人数和企业利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已经建立。从H股多元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高管人数，高管的百分比份额，董事股份份额，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董事年薪和企业利润继续表现为高度相关性关系。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之上，本文意在提高董事会的结构合理性，针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让独立董事真正“独立”和“懂事”，优化执行董事制度
首先，不对称的执行董事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职责和所得相对称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上市公司CEO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运作，因为它是CEO角色的责任。一般情况下，高管享有的权利有：一个监督机构的监督权，即董事会、监事会的管理和监督，二是要进行审核的权利，该公司的财务报表、相关业务往来企业、发行配股和奖金方案，进行全面检查的权利；第三，否决权；第四，公布信息的权利。管理人员有权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承担责任。然而，由于缺乏行政总裁的明确定位和现任执行董事的工作条件和执行董事的职责说明，如何统一执行董事的责任和权力，在实践中是一个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次，缺乏“全面”和“合理”的执行董事内部保护制度。上市公司CEO要求“执行性”：正规，执行董事与公司其他任何形式上都不能有联系，上市公司CEO必须做到既执行大股东，也对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执行；在本质上，CEO必须保持独立，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分离，不受影响，行使客观、公正的大股东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未履行这个身份的职责就很难收集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有关的内部决策信息。在这种现实情况中，公司的CEO要掌握公司的内部实质性信息，只有在公司有“自己人”的情况，才会出现上市公司执行董事明白职责又不作为的现象。因此，首席执行官或执行董事要是出现不“公平”或不“合理”现象，这就使得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失去了相应的制衡和监督的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公司董事会制度的执行效率，这对提高董事会的内部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保持上市公司CEO的权力和责任均衡，既要保持上市公司执行董事信息的流动性，也要实现对执行董事良好的监督。
（二）从根本上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
目前的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公司控股股东与关联方的交易，如采用担保的不同手段，应收账款、资产置换等方法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产，对于上市公司其他少数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自己人”的控制严重。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国有股占有率较高形成的。国家的上市公司作为名义上的现代股份制公司，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监督大会组成的管理机构，但董事会成员和大多数公司的经理人几乎是原企业的原班人马，像是原来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CEO兼职执行董事现象超过60%，而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有所下降，但仍是不小。自然增强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现象发生。因此，要真正促进我们的独立董事制度，真正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改变当前这种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董事会规模合理化
因为可以从上面的分析看出，2002年以来，香港《公司条例》中已经规定5大多数公司上市已经接受5到19人的董事会规模大小。但是董事会的规模大小对公司业绩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都没有最终结论。董事会规模过于宏大是一个没有效率的组织机构，其沟通和协调只会增加公司的成本。很多国际的公司治理指南都建议董事会规模应该在最大值12-15和最小值2-3之间。每家上市公司根据其公司大小、公司自身需求设立适当规模的董事会，采用任何人都可以为公司做出更好决策的观点，尊重成本效益原则，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设置公司董事会。
（四）精化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看到，董事会年度会议频率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在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中并不总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相比之下，董事会会议召开频繁显著增加的该公司的成本，并不能提高公司绩效，只会适得其反。特别是，一个会议没有显著的实质内容。“小大会将定期继续”的限制，是许多中国的组织行为特征，董事会会议也不例外。因此，要董事会的效率增加，进而使得公司的业绩提升，有必要精简年度董事会会议频率，剔除不必要的董事会会议次数。
（五）严格执行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两职分离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发展》中提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应该遵循被分设原则，但一些学者们仍存在质疑。本文从实证检验中可以看出，两个职位功能的分离不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而不是因为受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限制。当然，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CEO和董事会：执行董事由理事会任命，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是根据以首席执行官CEO为核心的管理层制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执行与否，因此，董事决策的科学性也与公司执行董事的工作分不开。因此，要妥善处理执行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职位分离背景下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公司的业绩提高而努力。
（六）建立与绩效相关的董事薪酬体系制度
年龄是董事亲身经历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如教育、职业、工作经验等都可以作为决定一个董事来其自身工作能力的一系列因素。因此，上市公司董事的准入机制尚未最后确定。在聘请合格的董事后，树立与公司绩效相关的董事薪酬制度，鼓励董事发挥更好才干，这样才能为公司经营业绩奉献自己应有的才能和计策。目前，中国企业很少采用适当的董事激励和高效率机制，导致高管和管理人员的收入与企业经营相脱离，因此很难使得董事为改善公司业绩而努力奋斗。因此，为了进一步提供公司业绩，就亟需建立与公司盈利相关的董事薪酬激励体系。
参考文献：
[1] Adams.The Effectiveness of Outside Directors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ories and Evidence， 2005
[2] Agrawal &Knoeber.Ourside Director and Managerial Monitoring”，Business and Economic R eview，summer，1996
[3] 孙永祥，章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及改进[J].现代管理科学，2015
[4] 高雷等.基于动态内生视角的董事会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综述[J].现代管理科学，2014
[5] 柯宝红.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与企业价值研究：来自家族上市公司数据[J].财会通讯，2014
[6] 赵安川，董瞳阳.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J].南开商业评论，2013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4
关键词：电器制造 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 聚类分析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变化，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中各个不同经济部门的企业也不断地向着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方向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挑战。同时，不断追求企业自身的利润和收益也成为了众多企业的经营目标。因此，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种背景之下也逐渐成为在市场中的企业高度重视的能力之一。企业的盈利能力（earning power），也就是一家企业获取自身利润的能力，以及自身的资金和资本的增值能力。其通常由一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水平来体现。此外，可以说上市公司的财务运营状况往往也是牵动着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外部多个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政府、股东、员工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密切关注。其中，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由于其重要地位更受到众人瞩目。因此，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对于指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和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很必要。因此，本研究通过采用最新的部分电器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聚类法中的Q型聚类分析法对这些电器类上市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不同盈利能力级别的上市公司类型，以实现对于电器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正确评价，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有相关的学者采用不同手段和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例如，宋献中、高志文（2001）就以每股净资产的波动情况来反映企业的资产质量，并通过分析得出的企业资产质量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员晓兰（2005）则重点针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内涵以及提高措施进行研究，并将企业盈利能力总结为营销盈利能力、管理盈利能力以及财务盈利能力等三个方面。李静波（2009）在《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分析》一文中则从6项财务指标和5项非财务指标两个方面，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对策。关勇军、梁莱歆（2010）则以浙江省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冰山理论，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盈利评价模型。此外，宋吟秋、董慧君和吕萍等（2015）则基于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多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相应结论。孟贵珍（2009）则选取了9个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财务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多个上市公司进行了综合盈利能力的统计研究。而在本研究中，将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等3项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进行聚类研究和评价。
三、研究样本与指标选取
在本研究中，选取了15家上市的电器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中所有具体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的各家上市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资料。
企业的盈利能力评价指标有多种，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虑我国上市企业的具体财务特征，选取了以下3个财务指标作为本次研究盈利能力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其中，营业利润率（英文全称：operation profit ratio，简称OPR），是一家企业的营业利润与其营业收入之比，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经营来获得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英文全称：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ity，简称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率，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自身资产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净利率（英文全称：net profit margin，简称NPM），其计算公式为：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主营业务收入*100%。它可以直接反映一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表1为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三项指标的情况。
四、Q型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是层次聚类分析方法中的Q型聚类。聚类分析方法有多种，例如层次聚类、快速聚类、模糊聚类等。其中，层次聚类分析即系统聚类分析，即通过一定的层次进行聚类过程的方法。层次聚类主要包括两种类型：Q型聚类和R型聚类。所谓Q型聚类，是以相似的特征为判别基础，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样本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样本进行分离。而R型聚类则是针对变量来进行分类，它可以让具有相似性的变量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变量进行分离。通常情况下，R型聚类可以用来实现减少变量数目，并使变量降维。而层次聚类的聚类方法有两种：凝聚方式聚类和分解方式聚类。对于凝聚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下降。而相反，对于分解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上升。
在本研究中，由于是对电器类上市公司（即样本）进行聚类分析，所以采用的是层次聚类中的Q型聚类方法。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以我国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收益率（ROM）和净利率（NPM）等3项评价指标，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关数据进行Q型聚类分析，其中对于个体距离，采用的是平方欧式距离。对于类间距离，采用的是平均链锁距离。图1为本次聚类分析的树形图。
根据图1中聚类的结果，本研究将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划分为三个类别（如表2所示）。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上市公司。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类别Ⅲ包括了深康佳A、美菱电器、鑫龙电器、奥马电器和TCL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下边将对各个类别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根据表格2的数据显示，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是三个类别中最高的，分别为17.34%，8.07%和14.80%。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最强。
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居于三个类别中的第二位，分别为8.65%，4.02%和8.66%。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较强，但仍与类别Ⅰ的公司有所差距。
类别Ⅲ包括了深康佳A、美菱电器、鑫龙电器、奥马电器和TCL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最低，分别为1.92%、1.40%和2.15%。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较弱，与前两类存在明显的差距。
五、结论
在本研究中，通过以我国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并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收益率（ROM）和净利率（NPM）等3项评价指标，使用SPSS统计软件对这15家公司进行Q型聚类分析，从而得到了3个不同盈利能力级别的我国电器类上市公司分类，并分别对这三个类别的电器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指标均值进行了具体描述。从而发现，这三类公司之间的盈利能力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对于处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电器上市公司而言，要不断提高企业通过业务经营和自身资产来获取利润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盈利能力，从而缩小与领先水平的上市公司（第一类）的差距，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宋献中，高志文.资产质量反映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1（4）：78―80
[2]员晓兰.谈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盈利能力[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33―34
[3]李静波.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业经济，2009（4）：57―58
[4]关勇军，梁莱歆.基于冰山理论的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模型及评价――以浙江省为例[J].软科学，2010（5）：78―81
[5]宋吟秋，董慧君，吕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5（6）：79―81
[6]孟贵珍.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证研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9（6）：118―122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5
【关键词】中小科技企业 资本结构 盈利能力 资产负债率
资产规模
一、引言
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在我国，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且以主板和中小板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2009年我国推出创业板，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中融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由于我国创业板成立时间短，对创业板企业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分行业的研究比较欠缺，所以本文对中小科技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能力较强积累了一定留存收益的企业首先选择内部融资，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并且国内很多学者（周建飞，2011；邓如星，2012；陈云龙，2013；张翼2013；杨楠，2014）对此结论进行了验证。周运兰（2010）认为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呈现负相关关系，原因是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有能力获取权益融资，从而导致负债率下降。但是，权衡理论认为盈利能力与资本机构呈正相关关系，原因是企业在创业初期内部留存收益比较少，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然而盈利能力的强弱又是商业银行在确定是否给予贷款的重要指标，因此陈德萍（2010）认为盈利能力越强的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杨远霞（2013）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做了专门的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呈二次曲线关系。
综上，我国对于企业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可能由于样本选取时间，地点，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等原因，导致研究结构不一致。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迅速，但不成熟，有关中小科技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仍处于成长阶段。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财务杠杆与资本成本密切相关。尽管债务资本成本低于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负债水平的提高会提高财务杠杆率和财务风险，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都会提高。从另一方面说明，成本的提高意味着收益的降低，从而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上假设。
假设2：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依据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普遍认为公司的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公司创造的利润越高，其盈利能力越大。对于中小科技企业而言，公司规模越大，债务的成本越低，利润水平越高。因此本文提出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14年的财务报表进行研究，，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为了增加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剔除了ST、PT类公司以及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数据分析使用SPSS20.0软件处理。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选取
A、被解释变量的选定。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指其获取利润的能力，通常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获取收益的数额及质量的高低。本文选取总资产净利率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B、解释变量的选定。资本结构指的是企业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构成比例。通常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比、股东权益比、股东权益与固定资产比，因为资产负债率与股东权益比内在相加为1。所以，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比、股东权益与固定资产比作为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
C、控制变量的选定。因为不同的公司规模拥有不同的盈利能力。所以本文选取总资产价值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当中。
2.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本文初步建立模型如下：
Y=B0+B1X1++B2X2+B3X3+B4X4+UI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所选样本的总体资本结构差异性明显。资产负债率（X1）平均值为0.2638，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为0.70，两者相差比较大，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股东权益；长期负债比（X2）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为0.16，两者相差不大，平均值为0.0304，说明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所占比重很小，有的样本公司甚至没有长期负债，资本结构严重不合理，财务风险比较大。同时也说明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可能很难获得大额、长期的融资资金；股东权益与固定资产比（X3）最小值为2.15，最大值为262.59，两者相差极大，平均值为30.0962，说明固定资产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股东权益，不能和好的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总资产净利率平均值为0.0663，最小值为-0.07，最大值为0.05482，说明有些中小科技企业出现亏损，大部分中小科技企业的总资产净利率不超过10%。
从图1资产负债率的频率直方图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在0.00%至30.00%的上市公司出现的频率最多，资产负债率在50.00%到60.00%的上市公司出现频率最少，资产负债率低于50%的公司占大多数。原因有三点：（1）中小科技企业经营风险比较高，取得外部融资十分困难，而内部融资能力有限，这就造成了中小科技企业上市公司低资产负债率的特点。同时，也可能由于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其信息透明度差，资信较差，因而难以获得长期负债；（2）一般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多为高资产负债率，大概在60%-80%之间，这也是市场对其整体风险的认可。而作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整体风险较其他公司要高，市场对其贷款意向不明显，尽管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的问题特别重视，但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资金放贷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条件过于苛刻，甚至有些银行对中小型企业不予贷款。因此中小科技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较低；（3）在融资环境方面，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快于债券市场，债券发行条件相对于股票发行条件较为严格。对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股票发行易于债券发行。所以大部分中小科技企业通常选择发行股票来筹资，这也造成了低资产负债率。
（二）回归分析结果
表5给出了回归系数、回归系数的T显著性检验。从该表中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X1）的系数为-0.0155（标准系数为-0.467），T值为-3.021，P值为2.241，通过了置信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产负债率越与总资产净利率呈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小。资产规模（X4）的系数为0.025（标准化系数为0.011），T值为2.241，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产规模与总资产净利率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大。
（三）结果分析
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可知，资产负债率与总资产净利率呈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小。对于中小科技企业而言，短期负债占比大，财务风险大，利息比较高，这样就有可能会拉低净利润，从而降低总资产净利率。另外，资产规模与总资产净利率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大。可能因为资产规模越大，融资越容易，成本可能越低，净利润越大，总资产净利率越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SPSS20.0实证分析得出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也是中小科技企业保持低资产负债率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资本结构中，负债水平过低，无法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造成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又离不开负债的支持，所以企业需要不断调整资本结构，使其更接近于目标资本结构。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长期负债的比重，降低财务风险，从而降低利息率；
（2）加强公司治理，提高公司运营的效率；
（3）商业银行要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融资环境，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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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晓霞.小企业融资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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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taporn Deesomsak，Krishna Paudyal and Gioia Pescetto.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Management 2004（14）.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因子分析；比较研究
Abstract：The profit abili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commercial bank’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profit ability is the key to enhance the commercial bank’s competitive ability. The author conducts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ercial banks’ profit ability with the aid of the SPSS software and factor analytic method， appraises objectively the disparity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ercial banks’ profit ability and draws the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s.
Key Words：commercial bank，profit ability，factor analytic method，comparison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57-04
一、引言
英国《银行家》杂志的2007年度报告显示，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中国商业银行在诸多反映盈利能力①的指标排名中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这反映了中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大银行在盈利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形势下，面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如何提高盈利水平将是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挑战。
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孙文合（2005）利用杜邦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财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师萍（2000）利用沃尔比重法对我国企业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沃尔比重评分法主要以事后评价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可能会使公司过分地重视短期财务结果，不愿进行可能会降低当前盈利目标的资本投资，忽视追求长期战略目标。方芳（2005）利用网络分析法评价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从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理论分析。但是如果仅仅用非财务指标进行分析，也存在较严重的缺陷，无法量化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差距。
鉴于此，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借助SPSS软件使用因子分析法客观地评价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差距。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实用的多元统计方法，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来探求被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该数据结构。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不仅消除了不同量纲对分析的影响，使指标间具有可比性和可加性，而且可以观察哪些方面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哪些方面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第二，消除了指标之间信息重叠对盈利能力综合评价的不良影响，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可靠。因子分析法所得出的公共因子之间两两互不相关，消除了原指标之间的信息重叠现象。第三，在计算综合得分的时候，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加权平均，避免了确定权数的随意性，较好体现了盈利能力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第四，既注重短期财务指标，又注重追求长期战略目标。
二、因子分析的过程②
本文选取我国11家主要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它们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本文选取的国外商业银行是英国《银行家》杂志推出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排名前十名的商业银行以及有代表性的国外著名商业银行。包括：汇丰银行，美洲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日本三菱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巴黎银行，渣打银行。指标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12个指标，分别是：X1=人均利润，X2=资产总额，X3=资产收益率，X4=所有者权益，X5=资本收益率，X6=净利润总额，X7=净利息收入，X8=净利息收入占比，X9=职工人数，X10=营业净利率，X11=资产周转率，X12=净利息收益率。以上指标均利用2006年数据，其中国内银行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国际银行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杂志。
（一）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若原始指标的量纲或经济意义不同，将原始指标直接求得综合得分，将很难给予一个合理的经济解释；若原始指标变量数量级差较大，则变量值大的综合指标的影响也大。因此，在运用因子分析法时，通常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取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式中， ；
Yi 为指标标准化值；Xi 为指标初始值；为指标初始平均值；S为指标初始标准值；n为样本数。经过这样标准化变换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二）求R的特征根极其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
通过SPSS软件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发现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资产总额与所有者权益之间，净利润与净利息收入之间，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周转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表明这些指标之间存在信息重叠，但又只是部分信息重叠，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从而说明进行因子分析的必要性。
以主成份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标准来选取公共因子。一般而言，主成份累积贡献率达到80%以上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和解释问题，因此选取累积贡献率达到80%以上的那些主成份作为公共因子。
表1给出的是根据特征值大于1准则抽取出的各个因子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分成三块，分别是初始解、抽取主成份解释的方差和旋转后主成分解释的方差。第一块区域为初始特征值：第一列“Total”表示每个主成份的特征值或其所解释的原始变量变异量；第二列表示各主成份所解释变量总方差的百分比；第三列表示前n个主成份解释总方差的累积百分比。第二块区域为抽出解，各公因子方差贡献可以用因素负荷平方和表示。一般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份，所以该表中，前3个主成份被抽取作为公因子。第三块区域为旋转后的抽出解，分析中可以看到每个因子的特征值、说明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即累计贡献率）。旋转后各个公因子总的方差贡献并没有改变。
由上表可知，表中列出的所有主成份，他们按照特征根从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可见第一个主成份的特征根为6.443，解释了总变异的53.694%；第二个主成份的特征根为1.895，解释了总变异的15.793%；第三个主成份的特征根为1.365，解释了总变异的11.378%。3个因子解释了观测变量总变异的80.864%，可以接受。因此可以用这3个公因子代替原来的12个变量。
（三）对因子载荷阵实行最大正交旋转
采用主成份法计算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说明各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即影响程度。如果因子载荷量较为平均，这就需要进行因子旋转。通过因子旋转，重新分配各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比例，使因子结构更简单，更易于解释。但经过旋转后，仍有可能存在一个因子的所有因子负载均较高的情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是由于所研究的问题的共性所决定的，并不单一地取决于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此外，对于某些负载较小、难以解释或者实际意义不合理的因子，如果其解释的方差较小，则通常予以舍弃。
因子旋转的方法有很多，如正交旋转、斜交旋转等，本文采用方差最大化(VARIMAX)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使每个指标在少数因子上有较大负载，并且每个因子上各指标的负载系数向0-1两极转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下所示：
通过正交旋转，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利润、资产总额、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占比、职工人数在第一公因子上都有较大的载荷，这说明公因子一主要包含了人均利润、资产总额、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占比、职工人数等反映银行规模的信息，因此可定义为银行的规模盈利能力因子。资本收益率、资产周转率在第二公因子上有很大的载荷，这说明公因子二主要包含了资本收益率、资产周转率等反映银行资本、资产等的信息，因此可定义为银行的资本资产盈利能力因子。第三公因子对净利息收益率、营业净利率有较大的载荷，可以反映银行的盈利趋势，因此可定义为银行的潜在竞争能力。
（四）计算因子得分
为了考察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采用回归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spss软件输出的系数矩阵如下表：
由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12个指标的线性形式。因子得分的函数为：
F1=0.089zx1+0.127zx2+0.116zx3+0.161zx4-0.072z
x5+0.145zx6+0.174zx7-0.110zx8+0.135zx9+0.036zx10-
0.045zx11+0.149zx12 公式（1）
F2=0.228zx1-0.164zx2+0.274zx3-0.111zx4+0.526z
x5+0.042zx6-0.118zx7-0.063zx8-0.234zx9+0.042zx10+
0.196zx11+0.173zx12 公式（2）
F3=0.161zx1+0.138zx2-0.117zx3-0.004zx4+0.104zx
5+0.036zx6-0.098zx7-0.108zx8-0.097zx9-0.437zx10+0.464zx11-0.380zx12 公式（3）
根据三个公式，SPSS软件已经计算出三个因子的得分，三个因子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但单独使用某一公因子并不能对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应按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统计量，公式为：
F=0.53694F1+ 0.15793F2+0.11378F3公式（4）
根据公式（4）计算的具体的综合得分及排名如表4。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综合得分及排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反映银行规模盈利能力的得分因子可知，美洲银行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我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得分也较高，其中工商银行的得分最高，而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得分较低，普遍低于国外主要商业银行。这反映了国外主要商业银行和我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比较大，资本总额和资产总额远远高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且这些银行的职工人数远远多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因此国外主要商业银行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的净利润和净利息收入是很正常的。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我国股份制银行的资本资产总量比较低，因此创造的净利润、净利息收入也比较少，因此反映银行规模盈利能力的得分因子也比较低。
但是，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盈利能力很低。从员工人数来看，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股份制银行，也超过了十家国际大银行的总和，但是人均创造的利润却很少，远远落后于其他银行。
第二，从反映银行资本资产盈利能力的得分因子可知，国外主要商业银行的差距比较大。渣打银行的得分最高，西班牙国家银行的得分因子也很高，而三菱银行的得分因子最低。我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得分因子比较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得分能力比较高，其中兴业银行的最高，普遍高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这说明了国外一些著名商业银行和我国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收益率与资产收益率较高，资本资产的盈利能力比较高；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资产总量虽然很高，但其资本资产质量低下，盈利能力比较低，没有竞争优势。
第三，从反映银行潜在能力的得分因子可知，除了我国个别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国外主要商业银行的得分远远高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我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反映了与一些国外著名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与营业净利率较低，其单位营业收入创造的盈利能力低下，潜在竞争能力比较弱，没有优势。
第四，从综合排名看，美洲银行与汇丰银行排在前两名，除了三菱银行外，本文所列国外商业银行的综合排名都高于我国商业银行；我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排名普遍高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这说明了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远远高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规模盈利能力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而综合盈利能力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民生与兴业银行排名靠前，华夏银行与深发展的排名最后，这说明了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民生与兴业银行盈利能力比较强，华夏银行与深发展盈利能力比较弱。中外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着很大的差距，既有规模方面的差距，又有潜在盈利能力方面的差距。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到中外商业银行在盈利能力方面的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盈利能力的绝对水平上，还体现在盈利的趋势等方面。在我国金融业已经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和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之时，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增强盈利能力。
注：
①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商业银行的一种经营知识或特殊技能，这种知识或技能积累的结果，反映为商业银行对亏损提供吸纳的功能和从事相关业务时抵御风险、获取收益的技能。
②本文分析所用的软件版本为: SPSS 11.5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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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的研究篇7
（一）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概念
上市企业综合盈利水平是上市企业发展的重要考核标准，通过对所有数据进行整合，就可以对上市企业当前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预期进行判断，并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经营策略。
（二）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特征
1.上市企业盈利的总金额的稳定性
上市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和历史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不同制度下发展模式的不同，这也导致了上市企业长期的发展状况和盈利水平差异巨大。国营的大上市企业或者上市企业给国家交的税多，小上市企业或者中小上市企业给国家交的税少，这就用实践证明了一个上市企业总资产的多少客观上决定了盈利能力的大小。
2.上市企业长期盈利的稳定性
上市企业长期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上市企业具备长期稳定性，具备长期盈利水平的上市企业效益会更好，这也是这个上市企业持久发展的基石，更是这个上市企业持久发展的活动力，因为长期的盈利保障了上市企业的现金流源源不断持续的运转。上市企业长期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上市企业具备长期稳定性，具备长期盈利水平的上市企业效益会更好。
（三）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对上市企业的影响
上市企业长期发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长期发展和盈利水平的提高相结合，提高上市企业长期的长竞争力和占有率。一个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好坏关乎上市企业的命运，同时也关乎投资人的投资愿望，是否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对能否扩大经营规模、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起着至关主要的前提条件。
二、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存在的问题
（一）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分析的方法
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盈利稳定性和盈利持久性的分析。
上市企业的盈利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对利润的收入水平和占收入中比重大小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数据支撑。若上市企业长期发展中盈利水平不断提升，这就说明上市企业发展前景好，盈利水平的持久性强。
（二）盈利能力分析的局限性
1.财务指标体系自身的缺陷
考核中带有过多的政治问题，当前一部分财务指标中设立的类目仅仅是为了满足账面需求和政府宏观需求，对上市企业自身发展和未来预期没有起到帮助作用；数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浅层性，由于对上市企业自身形象的对维护和满足各方检查的需求，以及对商业机密的保护角度，上市企业所公布的数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各项数值可能还会具有一定的偏差。
2.现行利润表反映上市企业财务业绩的缺陷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物价的波动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摆脱的现象，出现了价格波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改变了传统资产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因而价值相对稳定的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现行的财务分析指标进行必要的改进与完善，这样才能更好的，真实的分析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
（三）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存在的问题
1.从上市企业单一方面能力——销售，考察上市企业能力
为客户提供必要性的商品，满足客户需求，并从客户处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个过程称之为销售。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众多供应者中脱颖而出，取胜之机就是商品能提供的特别利益。
2.忽视政策环境——税收对上市企业利润的影响
由于国家的政策对上市企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这对上市企业发展生存是非常重要的，符合国家发展预期上市企业能够享受到许多国家的优惠政策，减少部分支出，提高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对上市企业当前发展和未来预期的分析，少不了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而国家政策属于上市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容易被分析者忽视。
3.忽视资本结构对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
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主要有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不同的负债情况对上市企业的未来发展预期和盈利水平有很大的决定作用。许多分析者将其对立开来，完全忽视了资本结构对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只有通过经常项的收入，是上市企业稳扎稳打，长期稳定发展，这才是最符合上市企业发展预期的盈利模式。
三、提高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对策
（一）上市企业应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1.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以及标准工作流程的制定
制定合理的行为准则，规范上市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财务管理制度的目的是促进国家或上市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提高团队能力建设
由于上市企业是一个团体，不仅个人需要很强的工作能力，同时还需要适应团队，相互合作，共同帮助；团队的本意就是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只有所有人共同努力一个目标，协同作战，及时沟通协作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优势，使团队的力量最大化。
3.做好财务预决算
上市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需要对实际生产中所存在问题及时进行分析，并及时和相关个人和部门进行协商沟通，改进生产管理办法，通过更有效率的措施解决问题，保证上市企业生产顺利进行。
（二）上市企业应重视税收对上市企业利润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向经济单位和个人无偿征收财物的一种形式，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也指的是上市企业应交税额度和上市企业总收入之间的比例。还有纳税时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与税务机关的沟通成本，这都可以算作税收成本，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就是税收负担。所以税收负担对上市企业长期的发展和盈利水平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三）进一步完善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
盈利能力的研究篇8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费用应计利润审计变更
宁亚平(2004)归纳了四种有关盈余管理的定义：第一种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第二种定义从报表上盈余信息的质量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使有关盈余的报告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的表现，所有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行为；第三种定义方式是从管理层是否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介入财务报表的制作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有限度或无约束地使用个人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对会计数据进行策略性的调整；第四种定义是从报表的制定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出发。这一定义解决了以往盈余管理定义的模糊性、片面性，这种定义上的澄清将对以后的盈余管理研究和会计信息的监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国外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Perry等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下市收购前，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的价格从市场回购股票，试图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金额。管理当局也有高估盈余的行为，如在股票初始发行、配股增发和股票融资收购之前，公司会报告正的非预期应计利润{沈玉清、曾勇，2005)。国内也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如陆建桥(1999)对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即“10％现象”。另外，也有学者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简称MBO)中高层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何问陶、倪金宏(2005)通过对截止至2003年底公认实施了MBO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未发现有证据支持管理高层在MBO前一年采取减少报告盈余的行为。
本文认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无外乎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或回购股票、或达到配股资格、或避免账面发生亏损而影响到自身的利益。监管者在制定有关的政策时，不应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如配股线的制定，不能以单个财务指标作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用一系列或者一些综合的指标来衡量，纯粹的利润导向将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短期化和对盈余的人为操纵。
二、盈余管理手段研究
具体可以利用那些应计项目、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普遍认为银行和保险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和风险财产投保人索赔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应计项目，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管理包括实际盈余管理和会计盈余管理，两者均无损公司价值，前者通过无损害公司价值的实际经营活动和交易来操纵盈余，如增加能盈利的新生产线；后者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的允许范围内灵活运用会计选择已达到影响盈余的目的或效果的行为和现象。按照这一观点，一切有利于当期盈余增加的不违规的行为均属于盈余管理，包括企业各种促销、或者提高生产能力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盈余管理的范围，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也有学者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手段(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2006)。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八项减值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惯用手段，但财政部2006年制定的新的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的减值准备将不止八项，而且资产的减值准备不准予转回，这是否能杜绝或者对管理者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起到遏制作用，还有待观察新会计准则在2007年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新准则中包含了更多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的内容，与会计制度相比，其可操作性更弱。管理人员会不会利用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各种各样利益目的，这也将是新准则实施后会计盈余管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
三、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的研究
(一)审计因素 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外主要通过审计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非审计服务、审计任期和审计收费等影响审计独立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在非审计服务方面，Palmrose(1986)的研究认为，审计师对同一客户的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独立，容允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Aurundnda(1999)则认为，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能增加审计公司的信誉资本，为了避免由于客户盈余管理行为所导致的信誉损失，审计公司将提高独立性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
在审计任期方面，国外对审计任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无统一结论。国内刘俊(2005)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能增强审计独立性，但无统计证据支持。蔡春等(2005)通过对2002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徐浩萍(2004)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这种鉴别的能力与盈余管理的手段有关。相对于操控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注册会计师在对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审计质量还与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虽然注册会计师对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敏感，但是与对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在审计收费方面，Franlkel(2002)探讨了非审计服务收费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市场对审计收费披露的反映研究发现非审计收费与预期盈余、操纵性应计有正向的联系，在非审计费用公布日，股票价值与非审计费用负相关。国内上市公司自2001年开始需要在年报中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在此之后出现了审计收费相关问题的研究。伍丽娜(2003)选取了2001年的28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保牌”区间，是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宋衍蘅、殷德全(2005)认为发生审计变更后，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用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并为此要求了较高的回报；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
(二)公司的治理环境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外部的法律、制度环境，也包括公司内部治理，国外既有客观环境方面的研究又有微
观层面的研究。La porta(1998)指出，由于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在国家间有显著不同，因此各国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差异；Ball等(2000)的研究认为，普通法国家的会计收益表现出更强的及时，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盈余管理行为较少，而成文法国家相对而言，公司减少会计收益波动的动机更盛行，会计信息质量较差。微观方面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审计委员会特征方面分析。Demsetz(1985)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风险正相关；Wartirld等(1995)认为，管理人员参股比例增加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减少经理人员操纵盈利的可能性。Beasley(1996)发现。未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比发生舞弊的公司有更大比例的外部董事。国内，陈汉文(1999)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黄谦(2006)以2002～2003年中沪市A股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关系成正相关，由于我国经理人持股比例偏低，经理人持股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关系，经理人持股比例不是造成盈余管理的动机。孟焰、张秀梅(2006)对2001～2002年147家国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国内对审计、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相结合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好坏的标签，在资本市场的广大投资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报告的质量进行投资决策，但目前注册会计师能否公正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或者多大程度上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影响注册会计师揭示盈余管理都有哪些因素，都将是研究的重点，如能解决好以上问题，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产生重大作用。同时我国的公司治理与国外相比，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其治理方面的问题各不相同。常见的有“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会虚设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找出公司治理中影响盈余管理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对防范盈余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国家监管部门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
四、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研究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关键是如何计量盈余管理，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大体上采用了总体应计模型、特定应计模型和频率分布方法。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根据应计利润的易操纵程度，可以将总应计利润区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并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由于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都是不可观测的，应计利润分离法要解决的是如何将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来。在国外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有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theAccountingProcessModel)。国内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多数采用的是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如陈汉文(2003)，蔡春(2005)直接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有些学者在修正的Jone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如陆建桥(1999)在修正的Jones模型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陈武朝(2004)则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徐浩萍(2004)沿用了修正Jones模型的思想，认为现金销售收入的变动、长期资产水平及其增量是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重要因素，为控制行业因素，将这些变量的行业平均值也一并作为自变量。虽然Jones模型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Jones模型在国内是否适用、效果怎样、如何改进等问题还悬而未决，其他几种应计利润法的分离模型又是否适用于国内证券市场以及哪种模型更优，目前尚没有研究。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沈玉清、曾勇(2005)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夏立军也认为应该对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在国内的适应性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国外已有学者作了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适应性研究：Deehow,Sloan和Sweeney(1995)的研究表明，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和行业模型这三个时间序列模型，在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差异明显，但鉴别盈余管理的效率不高，而修正的Jones模型出现在第二类错误的概率最小；Guay，K.thari和Watts(1996)改进了评估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以及截面Jones模型进行了评估。作者根据股票价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假设做出预测，然后对这些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研究结果表明，这四个模型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K.V.PeasnelL P.F.Pope和S，Young(2000)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边际模型的适应性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这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当现金流量处于极端时，边际模型的识别能力优于其它两个模型，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测这三个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而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对收入和坏账调节利润的识别能力更强，相应地边际模型对非坏账费用的利润调节的识别能力更强。西班牙学者Jose J.Alcarria，Jaime和BelenGiu De Albomoz Vogwer(2004)用西班牙市场的数据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盈余管理模型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标准的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the Kang and Sivaramakfishnan模型、边际模型和Jones现金流量模型以及AP模型在随机抽取的公司中都能很好地识别操控性应计利润，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验这些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在三种利润调节的检验中识别能力最强。
综上所述，对盈余管理进行测量的各种模型都源于西方国家，在国内的研究中，或直接引用或进行拓展，修改后直接用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研究，使用前并未考虑这些模型是否适用于国内的上市公司。周铁(2006)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下，以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的差值计量来经营性应计利润会产生正向或负向的计量偏差；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的差值来计量总应计利润会产生负向的计量偏差。在以截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如果研究样本组与按样本组的所得税支出和投资、融资活动的财务费支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则上述计量偏差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也为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创了先河。如何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国情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不仅是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研究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