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18 17:32:45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 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 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 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 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 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 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 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 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 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 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 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 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 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 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 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 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 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 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 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 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 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 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 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 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 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 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 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 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 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 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参考文献：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 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关键词】初中科学；概念教学
一、现状分析：当前科学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小学教师科学课的实地观察，笔者发现，当前科学课教学中的两种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一种是围绕具体事实和主题来展开科学课教学，科学教学中更关注具体事实性知识的获得；另一种是关注科学概念，但是更强调科学概念的识记，没有真正关注到学生对科学概念的建构和理解。下面我们将举例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关注具体事实性知识的科学教学
从目前现状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在科学教学中主要是以主题和相关事实为中心，侧重于学生的低水平认知。在这种教学中，课程内容就是大纲和教材中的大量具体学科知识，教学过程就是对这些内容的组织和呈现过程，教学活动围绕具体性知识的讲解而展开，因此注重具体事实性知识的学习和记忆。
以笔者所观摩的一节小学三年级的科学课“种子的传播”为例，其教学设计与实施方式就是：将教学目标定位在“让学生认识种子四种传播方式”，教学过程中通过PPT展示各种植物的图片，如苍耳、牵牛花、荷花等，由老师简单介绍它们的种子结构及传播方式：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观察一些实物标本并结合PPT所见讨论各种不同植物传播的方式 ，进一步引导学生回答它们分别采用何种方式传播自己的种子：在此基础上，老师有选择地放映植物的图片或传播的动画，介绍多种不同的种子具体是怎样传播的：最后组织学生一起总结，形成结论：蒲公英、红皮柳、萝藦的种子靠风吹传播：苍耳、鬼针草、酸枣、石榴的种子靠人和动物传播：豌豆的种子靠弹射传播；椰子的种子靠水传播。
这是一节以主题和相关事实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教学活动中侧重于学习、记忆主题中所包含的知识点，学生学习的结果是：知道植物的种子有四种传播方式，以及这四种传播方式中具体的代表性植物是什么。试想，如果在教学中老师将本节课的核心目标具体化为学生理解“植物种子的传播方式与它自身的结构有密切联系”，在教学中围绕此目标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些种子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种子传播对植物系列生长的意义和价值”，教学的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会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理解力，使学生加深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并有有助于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科学概念教学中的偏差和主要问题
在科学教育实践中，也有老师能够关注科学概念，但是有些教师往往强调让学生记住、掌握教学内容中涉及的某个具体科学概念，毅然决然地教学重点放在讲解或阐述某个具体科学概念上，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忽视了学生的前期经验和前概念，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学生对科学概念的建构和理解。
笔者曾经观摩过一节小学科学课“物体发声的秘密”，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老师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认识“振动”这个概念上，活动活动主要表现为：老师先带领学生自己制作小鼓，然后请小组同学合作观察小鼓的哪个部分发声（老师总结出“鼓面发声”），继而让学生思考鼓面是怎么动的，并借助于其它材料（大米、小米、味精、纸屑等）观察鼓面，引导学生讨论并描述这些材料是运动方式（老师总结出“振动，反复上下弹跳”）：老师给出概念“物体的反复运动称之为振动”，最后总结“鼓是靠鼓面振动发出声音”。
从上面的活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几个环节都是老师牵引希望学生发现并描述出“振动”这个概念。这里面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老师潜意识里将科学概念教学理解为仅强调其中的单个概念，认为通过教师的引导和讲解，学生就能够理解某一科学概念；第二，由于老师将重点放在“振动”这个概念上，而没有将“振动”放在“声音与物体振动的关系”中去理解，因此忽略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可能产生的错误概念“声音通过敲击产生”（学生从头到尾还是回答：敲打小鼓，它就发声，不敲，就不发声）。按照美国国家教育标准中的观点，在涉及声音的产生这一问题时，小学生并不会依靠直觉把声音与声源的特征联系起来，因此可通过各种具体的调查研究建立起这一联系，如果老师在设计课程时，将教学重点放在帮助学生理解“声音是振动的物体产生的”，通过探究引领学生把观察到的现象和原因联系起来，从而建立对概念的理解，那么教学设计和实施效果就大不一样。
二、理论框架：促进概念性理解的科学课教学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一）基本内涵
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科学概念的过程中，其纷繁复杂的个人概念背后隐藏着认识方式这一上位因素。学生要达到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必须建立起相应的认识方式。因此，从认识方式的角度关注科学课教学中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促进学生理解力的发展是科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明确体现了以促进学生基本科学概念理解力发展为重要目标的框架体系和理念。仔细分析这部代表目前科学教育最新理念与进展的标志性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它按照“概念——过程”的体系编排，以主要概念、原则和基本原理为中心，把关键性的民主与主要概念以及概念性理解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们从该标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科学概念理解力的强调和重视：老师应该在幼儿园至12年级的整个教学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培养学生的理解力。
那么，什么是以“促进概念性理解”的科学课教学呢？概括来说，是指科学课教学中围绕基本概念而进行的，以帮助学生进行超越事实的抽象思维，使学生获得主要概念和概念性观念从而发展学生理解力为目标的教学。具体说来，这种教学以科学主题和科学事实作为工具，以具体科学概念为核心，以帮助学生获得概念性理解发展学生的理解力为目标。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 [关键词] 网络 第四媒体/媒介 网络媒体 第二媒介时代 “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eleven years since it is served for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We should study the conceptions describing the “Internet” in a historic view,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rases reflected by those conceptions, and eventually find the nature of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s cultural and social meaning toward the human being. Then we can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which is suit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or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itself. My opinion is that network is actually the virtual world, not the communicative media. Key word：network； the fourth media；network media；the second media era；network as a virtual 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 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 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 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10]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知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支;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1]1924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次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他是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其后,社会学家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代表性着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他进一步指出:“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将社会与知识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种考虑社会结构中知识根源的尝试。”[2]认识论是知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既有知识的定向、认识者所处的地位及社会群体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认识论、认识的主要方式和一个时代的总的社会-思想状况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虽然不很明显的联系。”[3]经验主义就是在社会的个人主义阶段兴起的。随着中世纪社会的瓦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十分激进,经验主义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4]的知识分子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关联性,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眼中的世界只是现实的片断,这种片断只涉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并以个人之间的竞争为特征。“潜伏于实证论之中的科学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观之中的,而且其发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体现。[5]随之形成的实证主义[6]研究范式一直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还发展了它的精神。经验主义认为人们经由观察与归纳,就能够建立知识的大厦。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被应用到人类精神和社会领域。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主体的体验和社会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畴的使用越来越多。20世纪初,由此产生的功能学派和行为学派在社会研究领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深受其影响。传播学研究就是在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二、传播学的危机
从传播学本身来看,传播学尚未形成整体的、一致的理论架构,它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其他学科。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近几年出版的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就更加可以印证这一点。众所周知,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史论的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传播学史方面,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m.Rogers)的《传播学史》广受好评。对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边界不清晰、理论线索复杂的学科,要给它写史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找到传播学发展的主线。罗杰斯是如何避开这些难题的,答案就在《传播学史》的副标题“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他通过寻找传播学产生的三大源头,描述传播学四大先驱及其创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经历,勾勒出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轮廓。传记式的手法虽然避开了传播学学科发展脉络不清楚的难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本传播学经典名着斯蒂芬?李特约翰(LittleJohn.S.W.)的《人类传播理论》,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九版。“对于传播学这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来说,一部理论着作能连续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与价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着作梳理了传播理论的主题和七大理论传统。以理论传播为经,汲取了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和修辞学这七大传统中的精华;以主题为纬,探讨了传播者、信息、谈话、关系、群体、组织、媒介和文化/社会主题。这本书如社会科学理论的展览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主题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只是将目前关于涉及传播的主题罗列出来。因此,这本着作可以看成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汇编”,而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再来分析传播学的第三本经典着作,斯坦利?巴兰(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维斯着(DennisK.Davis)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本着作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大众传播领域。我们知道,人类传播活动千差万别,研究范围的缩小无疑降低了归纳理论的难度。相对而言,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最多,发展脉络比较清楚,研究范式比较成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采用的是历史的视角,概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几个阶段,而不是从逻辑层面构建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这本书与其称为大众传播理论,还不如称为大众传播理论史更确切。从这三本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它们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分别巧妙地绕开了传播学本身的不足,剪裁得当,表现出了高超的写作组织技巧。但是,这也从反面折射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边界不清、理论体系不严密的固有缺陷。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争论很多,并且有专着专门探讨传播学的危机。陶鹤山在《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一文中指出,传播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理论体系不严密。他认为传播学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组织和传播学本身。”[8]梅琼林把胡翼青在其着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缺乏系统性,没有一个中心的理论;缺乏理论创新和应变性,没有一个“理论场”;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机感,学者们很少反思。[9]实际上,传播学本身的危机才是根本,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组织的危机都是传播学自身危机的表现。
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
传播学危机的成因传播学是在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EmileDurkhe)、马克斯?韦伯(MaxWeber)无一忽视传媒问题,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和欧洲学界的悲观主义等原因,“欧洲社会学奠基人的直觉努力无人立即继承,未能被马上写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10]传播学研究无意中落入了美国经验主义的窠臼。曼海姆对经验主义研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研究。我们以此为参照,梳理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探寻传播学危机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经验主义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之上,根据这些假设去寻找事实、验证结论。事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否认经验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经验研究是为了证实的目的求助于事实,这种求助本身带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价值判断,以特定的概念体系作为背景。卡尔?曼海姆指出:“对头脑而言,这些事实总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会的背景之中。它们能够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经暗示着某种概念体系的存在。”[11]这种概念体系被告研究群体的成员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动摇的。但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肯定”。[12]在传播学研究的中,有两个转折点,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强大效果论向有限效 果论的转折。在20世纪40年代,当强大效果论喧嚣尘上之时,拉扎斯菲尔德开始了着名的“选民研究”,发现媒介对选民态度的改变微乎其微。经验主义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观。媒介的有限效果观在学术圈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形成新的概念体系。强大效果论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论向适度效果论的转折。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打破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弥补经验主义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从社会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验研究整体观缺乏的问题,把传播活动放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宽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仍然未能解决传播学缺乏理论基础和整体建构的问题。
(二)观点的多样化“一致性一旦被打破,用来给予经验可靠性和前后一致性的固定范畴便会经历不可避免的解体。由此产生各种相互分歧和冲突的思想方式(思维的主体所不知的),它们将同样的经验事实整理为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且使这些思想体系通过不同的逻辑范畴得到理解。”[13]每次转型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和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前一种思想体系的逻辑范畴已不能解释经验事实,就会产生与之竞争的思想体系,由此带来的是观点的多样化。即使是对同一现象的观察和解释,因为研究者采用的概念体系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如传媒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媒研究的早期就受到关注,后来一直是传播研究者众说纷纭的话题,不同的时期得出的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在传播学研究的两次转折中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传播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发现了影响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把更多的变量纳入了传播效果研究的考察范围。特别是第二次转型,不再是在经验主义内部的变量的调整,而是吸收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使传播学研究更加多元化。“先前显得仅仅是不可理解的边缘的东西,无法列入某一特定概念之下的东西,现在已引起了一个补充物并且有时是相反的概念,人们通过它能获得一种关于实体的范围更广泛的知识。”
(三)拒绝或调和虽然观点的多样化所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各个定义特有的局限性而得到清楚简单的陈述。但是研究者如何对待观点自身的局限性和含糊性。就传播效果而言,从“魔弹论”、“两级传播”到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吗?是可以忽视的吗?虽然日常生活的经历直觉上会否定这些观点,但实证研究的数据确实证明大众传媒的直接效果非常微弱。拉扎斯菲尔德的困境是经验研究者通常会遇到的困境。如何应对这种困境?一是如拉扎斯菲尔德失去对传播学研究的兴趣,从此不再涉足传播学研究。[15]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视角打破了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并没有放弃这种方法,仍然是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如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介及其效果的考察,对受众行为的分析,这对探寻新的事实是必要的。面对危机的另一种办法是调和。调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曼海姆提出的把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明安香提出把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划分为偏重哲学理论层次的基础传播学与偏向应用性的专业传播学两个层次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16]“前者为特定的直接的问题提供了无异议的、明确的回答;而‘整体体’一般性的疑问和问题则求助于‘更高级的’哲学思辨”。[17]曼海姆并不赞同这种学科发展方向,将之戏称为“国王统而不治”。传播哲学虽有荣誉,但只是被看成是知识的高级的工具,它们不参与经验调查。这样,无异于宣告传播学的整体化建构的失败。传播哲学本来应该负有在整体情况中澄清观察者自己思维的任务,可是它却与作为整体的传播学接触,而局限在一个“更高级”的领域。同时,经验主义研究不可能具有全局的视野,而实证研究的现状又使这一视野成为必要。对传播学的整体化建构而言,既要把握每一历史状况,需要全局眼光和思维结构,既能满足现实问题的要求,又能把各种冲突观点之中相互关联之外结合起来。更有必要发现一个起点,以便宜弄清哪一个位置可以对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调和的另一种方式是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引入传播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传播活动放到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使传播学研究指植根于文化与社会的深厚土壤,获得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多种方法多种理论的引入使传播学成为一个琳琅满目的社会科学理论展览馆。但是,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话语的丰富使传播学整体的理论构建更加困难。
四、传播学危机的根源及思考
通过对传播学的知识社会学考察,就会发现传播学的危机可以看作是20世纪科学思想危机的集中体现,是经验主义方法的固有缺陷造成的。经验主义是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精神的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终于暴露了其不足,没有整体的全局的概念体系。经验研究的结果与常识处于相同地位。正如曼海姆所言:“它的理论基础的可疑性和不连贯性仍然被遮盖着。因为人们从未看到全局。”[18]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经历过或正在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然而,传播学是伴随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产生的新兴学科,由于过度依靠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历史上其自身又缺乏系统的理论沉淀。所以,学科危机就表出得更为突出。那么,如何看待传播学的学科危机呢?
(一)意识到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对危机的补救。曼海姆说“正是研究者认识到不客观才能纠偏,尽可能带来客观。”[19]意识到危机可以帮助研究者不断反省,不断调整,有助于传播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传播学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的重压下,不断探索并且汲取新的理论与方法资源的结果。
(二)传播学在理论体系的不严谨反映了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体现了交叉学科的特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传播学发展演进的历史中,从研究方法到理论资源都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过程。传播活动无处不在,因此它不得不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的资源,很难形成统一的理论建构。与其说这是一种危机,不如说这正是传播学的特色之所在。英国着名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DavidMorley)在回应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攻击时说:“文化研究最大的用处在于它坚持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度’。……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可以完全揭示真相。”[20]理论的概括是必要的,但这是学科自身积累的结果,而不能以急躁的心态苛求传播学研究。
(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下,知识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传播学是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科,与传统学科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异。20世纪50年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电视、电脑、手机进入家庭,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媒介的个人化有利于不同群体表达自身的观点。创造知识的权力不再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人人都可能创造知识。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使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成倍增强,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速度加快。各种数据资源的共享,检索的便捷,与印刷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两方面带来的是观点的多元化以及学科自身发展思路的调整。
结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传播学与信息观念的引入，我国新闻界开始从最基础的概念来修正、重构新时期的理论体系。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作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混乱，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①因此，本文欲从新闻定义的研究范畴开始，通过对新闻本体的探究，借鉴并分析学者给新闻下过的定义，试图给新闻一个较为完善的定义。
定义的范畴
新闻定义综述。新闻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有170种。国外更有学者声称有300多种，可谓众说纷纭。根据学者对新闻定义的研究，可以把目前的新闻定义整理为四大类。
一是“事实说”。如徐宝璜1919年在《新闻学》一书中称：“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二是“报道说”。如陆定一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三是“传播说”。如王中1981年在《论新闻》一文中指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布）。”
四是“信息说”。如宁树藩1984年在《论新闻的特性》一文中写道：“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
四类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新闻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闻学理论界虽然表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是对于新闻的定义这一基本概念的研究范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多数学者大多从新闻的属性和新闻实践的具体要求出发，研究新闻的应有之义，却忽略了研究的范畴。
范畴（category），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②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新闻学理应有自己的研究范畴。
大众传播――默认的研究范畴。目前新闻学理论界所说的“新闻”，通常指的是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新闻，研究的范畴主要是指大众传媒条件下的新闻实践，新闻指的是大众传播渠道中传递的事实或信息。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渠道的新闻，才是新闻事业所要研究的对象。在现代新闻实践过程中，传播者是播音员、报刊发行人、电视主持人等，传播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四大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被称为第五媒体的网络，接收者是有普遍意义的“大众”，而新闻，是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向“大众”传递的特殊信息。新闻的定义在这里是产生于新闻事业的实践中的，事实经传播者进入大众传播渠道，通过媒介进行报道被受众获知后，新闻就形成了。新闻是按照如下过程形成的：事实发生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③因此，“报道说”默认了这样的研究范畴：在大众传播的范畴之下研究新闻的定义，只有经过大众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但是这个定义范畴失之偏窄。
研究范畴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新闻本质属性的要求。现实生活中，新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大众媒介上，而且广泛存在于人际交往和各种社会关系中。能被称为“新闻”的事实信息应该具有新闻属性，比如重要性、显著性、时效性、趣味性等。我们把这些属性称为“新闻性”。没有新闻性，事实将永远是事实，不会成为新闻，更不会成为报道。
“报道说”认为，变动产生新闻，但是并非所有的变动都能成为新闻，只有媒体报道了的才是新闻。刘建明教授在《当代新闻理论》中说：报道与否不能决定事实是不是新闻。问题在于：是先有报道还是先有新闻？“报道说”认为新闻是后于报道的，只有报道了，新闻才随之产生，不被报道的事实信息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笔者认为，是先有新闻，然后才有报道。
客观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其中的一些事实千变万化、不同寻常，处在变动中，具有新闻的属性，我们称之为“新闻”，在这些“新闻”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被选择用于“报道”中。由此观之，新闻产生于事实中，报道是大众传媒对新闻的选择性传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说法，缩小了新闻定义的外延和研究范畴，时间上也颠倒了新闻和报道的出现顺序，因此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只有厘清研究的范畴，才能给新闻以一个更完善的定义。而这个范畴，恰恰是传播，而非大众传播。这种传播，可以是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甚至可以是人的自我（内向）传播。新闻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传播是容易理解的。对于单个人来说，新闻的自我传播就是个体对“什么是新闻”、“这则新闻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种判断。
新闻的本体――信息
20世纪40年代“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创立和广泛应用，对我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是物质运动规律的总和。从哲学的角度说，信息是事物运动的存在或表达形式，是一切物质的普遍属性，实际上包括了一切物质运动的表征。传播学研究的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它是人的精神创造物。④新闻产生于事实之中，但不等同于事实，新闻的本体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事实。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就新闻而言，就是对各种事物的变化和特征的最新反映。新闻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人们对物质现象的反映，是对事实的加工，不等同于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这种“加工”，可以是媒体的采、编、播、报；也可以是个体对于新闻的价值判断，通过自我的内向传播来实现。
事实与信息的区别在于：事实是从本体论，即“有”或“无”的角度提出问题，强调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实际过程，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求主体的认识与它完全符合。信息的概念则从认识论，特别是从人的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指的是能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的东西，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闻与信息的联系与区别。新闻既不是报道，也不是事实，它是一种信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最新变动的信息。信息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以及人类对它的认知或表述。⑤客观世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变化，当这种变化被人类感知、认识，进入了人类的认知系统，便转化为人类主观世界的认知信息，人类就会对它进行综合、加工、储存或传播。⑥新闻与信息的联系在于，它是万千世界诸多信息中的一种。它来自客观事实，但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认识和反映。
新闻与信息又是有区别的。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供给与需求同样庞大。与此对应的是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比如广告信息、生活服务信息等。新闻则更偏重于在某一范围内尽可能地影响更多的受众，满足受众普遍的认同需求，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因此，新闻是一种时效性较强的、提供给普通受众群体的一种特殊的信息。
新闻――一种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什么是新闻价值？首先，价值是一种能够给人或社会带来积极意义的东西。刘建明先生认为，所谓新闻价值，是指受众接受新闻活动中满足其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⑦新闻价值是客观的，它是新闻信息中固有的属性，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和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另一方面，新闻价值又是主观的。它必须经过受众的检验才能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新闻价值只有在新闻到达受众后才能实现。因此，新闻价值是一种新闻本身固有的能够给受众带来积极意义的特性。
如何正确定义新闻
定义有不同的方式，如词法定义、情境定义、内涵定义、外延定义、实质定义等。通常使用的定义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按照“属＋种差”的定义公式，笔者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的信息。新闻的属概念是“信息”；在“信息”这一属概念下，“新闻”和其他信息的差别是“新近发生变动并对主体有意义”。新闻的本体是信息前文已做了详细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新”是新闻的最鲜明特征，新闻失去了“新”，便难以成为新闻而将成为“旧闻”，其次，对主体的意义表明了新闻的价值。新闻总是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需要，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注释：
①④⑥姚福申主编：《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百度百科，“信息”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527．html?wtp＝tt。
⑦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力； 传播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42-001
自跨文化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后，掀起了对此问题研究的热潮。跨文化传播力概念在诸多网络文献中频频被提及，百度输入“跨文化传播力”词条后，显示结果为40，600个（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检索后对此并无相关研究与界定。所幸的是，国内有学者对其相关概念――传播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与含义的探讨。
一、传播以及传播力
什么是传播？胡文仲（1999）将传播定义为：“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人类社会传播中，传播又分为三种：人际、组织、大众传播。而对于传播模式，传播学界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别指Who（谁来传播）、says What（说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会学家Jack Lyle 与M. Lyle把传播过程置于社会大环境中的考察，完善了传播的模型构建。总体来看，传播学界对于传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的传播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或手段、受众、效果以及环境，并且任何要素变化都会影响传播过程。
什么是传播力？国内学术界有关传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如，刘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传播力概念时指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张春华（2011）认为，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大约分为以下四个角度：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综合说。除了张春华所总结的研究视角之外，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如丁和根（2010）认为一个国家的传播力可以通过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及强弱来衡量，郑保卫（2007）认为要提高新闻传媒业的传播力，则需通过了解受众需求、加大新闻传播渠道、加强信息报道质量；刘修敏（2012）认为电影传播力取决于对电影素材艺术性的保留和对大众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难看出，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角度侧重各异，大致可以归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涵盖了部分传播要素，然而相关研究对于传播者以及传播环境却鲜有专门研究。据此，笔者认为传播力既包括对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的综合评价，也应当包含对传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传播环境。简言之，传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手段、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环境）之一都会影响传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受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因此结合上文传播力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力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基本要素的综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三维度，即应对心理压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后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提出了不同标准，如Byram（1997）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评估指标应当包括：语言、社会语言、会话能力以及态度、知识、文化意识等内容。在国际商务管理领域，人际技巧、语言能力、异国工作及生活动机、不确定性容忍和应对能力等因素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现（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为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
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学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实质突破。教育领域代表观点为：语言能力、文化用语知识、目标与文化和文化意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高黎，王方，2007），国际商务领域主要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适应、跨文化行动能力，文化智力、组织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距离等因素（吴箫，肖芬，胡文涛，2013）。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主要适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际研究评估体系最终落脚点为传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识、情感、技巧）。另外，我们从“跨文化传播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词义中也会发现二者的从属关系：传播在传播学中定义为“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交际“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不难看出，交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作为“跨文化传播力”其中一个子项-“传播者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与跨文化传播力问题的结合，不仅对国内传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补充，也使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中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0
[2]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2-61
[3]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7
[4]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J]求索，2011（11）：76-77
[5]丁和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0（4）：136-142
[6]郑保卫.强化传播力彰显影响力拓展创新力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18-27
[7]刘修敏.“非遗”题材电影传播力与教育力研究[J]当代电影， 2012（5）：155-157
一、重视两种“知识”概念，重视两种基于数字知识传播的创新模式
“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言说的概念，柏拉图、孔德、利奥塔、波兰尼、卡斯特都为之做出过广为人知的表述。但究其实，可归为两种经典表述：一是以哲学家柏拉图为代表，认为“知识”是被看作正确的，是被验证过的，是被大家使用和相信的一种陈述；二是以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认为“知识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生产物质对象，它是一系列的网络和信息的流动”，知识并不是由个人产生的，是人和人之间交互的过程产生的。知识概念经过了精英性界定向社会性界定、从单向性传播向互动性传播、从先验性向经验性的转变。我们认为，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知识”概念的界定，依然可以被我们当下所兼收并蓄，因为这两种“知识”概念依然存在其深厚而富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基础和产业支持。事实上，对知识理解的差异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国知识传播模式和知识创新模式的分野。一种是基于对知识“单向性传播”的理解，以传统出版业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精英阶层学术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即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知识分享、精准化、互动与创新，是数字时代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趋势。一种是基于对知识“互动性传播”的理解，以自媒体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用户生产内容、多元互动的知识生产、传播、创新模式，也被称为“活”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自媒体的诞生和迅猛发展，使得民众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喷涌而出，蔚为大观。知识在个体的转发、评论、修改中，不断被创新，成为不断流动不断完善的“活”的知识。尽管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两类产业呈现出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但二者对知识理解的差异、主导型生产与传播模式的差异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区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数字知识传播生态的多样性和创新模式的丰富性。
二、中国要抓住成为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传播和创新强国的机遇
数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技术革命既会改变知识传播的形态，也会重新勾勒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版图。知识与创新不仅是文化人的个体创造，也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一个国家要想获得世界领先地位，必须把知识生产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把知识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并在此理念指导下成长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数字时代，善于抓住这一技术驱动知识创新趋势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世界知识传播的中心、经济中心和创新中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论文产量也从过去的第二十五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但是在世界知识传播的版图中，每年市场价值390亿美元的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我们却只占0.1%。如何让中国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抓住因技术变革提供给我们的建设世界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的历史机遇，进而重新勾画世界知识版图，是有关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三、数字知识传播新范式呼唤管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如何构建公正的利益平衡的数字知识传播管理规则，是数字知识传播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要求。目前，在数字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领域，网络开放与网络封闭的矛盾，软件付费还是开源的纷争，网络结构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思考，Copyright（版权）还是Copyleft（非盈利版权）的争论，都无疑在表明：固有的管理体系和规则面临新的挑战。有能力构建利益平衡的知识管理新秩序的国家，将最终有可能培育出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数字知识传播业。我们认为，数字知识作为社会公共财产，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以智慧的方式合理使用数字知识，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维持社会群体并创造新的身份认同，是创立、管理网络社会资源共享的新准则，是未来联合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新经济模式之基础。
四、基于数字知识传播的“开放式创新”将成为创新的主要模式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探索创造包容开放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ies）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在21世纪，权力和利润的取得将日益取决于知识水平，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成为最宝贵的资源，中国也正在探讨建设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从技术上讲，语义网和数据开放为知识再利用奠定了基础，开放知识服务实现了公共机构、私营企业与个人协作创新和“双赢”模式，鼓励年轻人主导创新管理和开发过程，鼓励投资方、创新者、社会组织等找到自己的利益点，共同参与创新服务，对数字知识（这一潜在的公共财产）实现再利用，共同投资、分享利益。开放式创新管理全面打开了研究、投资、经营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界限，合作、共享与创新是数字知识传播的核心群。通过越来越精准的数据分析和计算，达成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也理应成为数字知识传播与创新的最终目标。
五、数字知识传播新生态期待研究方法的创新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演讲中这样描述了数字知识传播的未来：“我们正处在两大科学的交会之中：人文和计算，马上要出现一个海啸了。一边是生物学家掀起的巨浪，开始真正了解身体；一边是计算科学掀起的巨浪，也就是达尔文遇见图灵。”今天，知识创新越来越表现为艺术家、科学家、人文学者、业界人士的一个社会协作过程，因此，我们特别呼吁在对数字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的研究中，重视人文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数据科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跟新兴研究方法的断裂。相反，能够将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积淀、理论建构甚至传统方法很好地跟数据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甚至整合，将更能催生具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数据的快速膨胀呼唤团队合作和超学科研究。传播学者只有提出具有理论深度和人文关怀的问题，才能在一个传播和数据融合的时代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社交媒体以及社会传播的普及让数据的内涵和意义也在发生改变：从数字就是数据，到文本就是数据，再到图像就是数据。传播研究需要打通不同类型的数据，让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数据进行对话。
数字知识传播与国家发展，不仅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面对和关心的问题，也理应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赞同“知识”比“信息”对个人的成长、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更重要，那么理应对数字知识传播多一份深入的理解与研讨。为了中国的创新发展，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号召学界和业界要极其关注“数字知识传播”，深入研究“数字知识传播”，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数字知识传播”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执笔人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可以通过图片、短片、生动形象的描述等形式列举地震波、水波、声波、无线电波和光波、扫描遂穿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引出3类典型的波———机械波、电磁波和物质波，指出虽然本质不同，但有许多共同之处……本章通过讨论机械波来说明波动过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这体现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新课教学环节
首先通过多媒体播放Flas引导同学归纳出产生机械波的条件，再通过实验，建立正确的机械波形成与传播的概念．为了便于分析机械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必须建立波传播的简化模型：一维波传播模型．通过下面过程逐步进行，演示“绳波”，可以看到一孤立的向上凸起的波向前传播，水平振动，可以看到连续完整的波向前传播．比较绳波与水波，找出二者共同点；介质各部分均振动、均形成凹凸相间的形状向前传播．最后得出结论：绳中传播的是机械波，它的形成与传播原理，就是所有机械波的形成与传播的原理．第一步，建立物理模型，将软绳简化为若干质点连接而成；第二步，利用箱式横波演示仪演示机械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通过以上教学过程，学生建立如下概念：（1）在介质中，前面质点振动，带动后面质点也跟着振动，但时间上有延迟，大量质点相互“配合”形成机械波；（2）质点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不会随波迁移；机械波传播的是“机械振动”这种运动形式．进一步发展科学概念，让科学概念理解更全面深刻，前面所分析的机械波均属于横波，对于一个完整科学的概念而言，还需分析纵波的情况：通过多媒体观看有关横波和纵波动画，弹簧中传播机械波的情况并分析此现象，让学生明确该现象传播的也是一种振动形式，是机械波并给出横波与纵波的概念；说明纵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总结对机械波的形成与传播概念的理解，不论是横波还是纵波，均有：理解一，机械波的形成是因为前面的质点带动后面的质点，后面的质点重复前面的质点运动；理解二，介质中的质点并不随波迁移，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1，2］；理解三，机械波是大量质点的集体行为，机械波传播的是振动这种形式，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波形的传播（平移），能量的传播．这为波函数的建立提供铺垫．随后进一步联系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地震波且说明它的的产生，传播过程既有纵波（P波，首波）又有横波（S波，次波），两种波速的差异可以用来计算震源的位置，又由于横波只能在固体中传播，而纵波可以在固、液、气中传播的特点，指出人类可以利用地震波实现对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了解地壳地层的分布，它是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体现将物理知识转换成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利用唐山、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灾难来感受波动中的能量的传播．既然得出了波动是弹性介质内部大量质点参与的一种集体运动形式，如何来描述它呢？引出本节课的第二个问题———波的描述，对于几何描述和周期性描述，还是利用动画和绳波实验，直观明了以达化解难度之目的，从而得出：（1）机械波传播的速度与介质有关，与振源振动的频率无关；（2）认识到横波中的波长的意义，知道振源振动一个周期，机械波向前传播一个波长．在引入波速由介质的性质和波的类型决定这一概念时，解释为什么海啸波在开阔的大洋表面的浪高不过1m左右，不甚显眼，但随着向海岸传播浪头会越集越高达几十米，形成排山倒海巨浪拍岸的壮观场景．这再一次让学生体会学以致用，物理就在身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机械波的数学表达式的形式即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建立是本章的重点也是难点，在前面我们深刻理解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弹性介质中的各质元的振动状态沿波的传播方向依次落后的基础上建立波函数．目的就是找到一个能描述任意时刻t、任意位置x处质点运动（振动）状态的方程．这里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的有机结合详细分析和讨论，假设已知波源在原点O（xO＝0）处和已知波源在任意位置B处（xB≠0）的质点的振动表达式的情况下求波函数的方法，最后总结出一般规律波动中各质点并不随波前进，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做振动；各个质点的相位依次落后，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波形的传播（平移），能量的传播［3］．
3课堂小结环节
由自愿组合的10名同学手手相连，在教师的指导下组成“人浪”表演［4］，以教师的启发提问和同学的回答来归纳总结本次课的知识点（在黑板上一一标出）．最后提出问题：当几列波相遇又会有怎样的现象和规律？引出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以便学生预习．
4结束语
本节课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在教学中创造一种接近真实的情境，通过学生的参与和感悟、形成机械波的概念，掌握机械波的规律．这种教学设计完全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