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17:17:25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 中国 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 农村 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133229.coM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 英文 名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 j. severn和james w. tankard, jr.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 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 总结 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 自然 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 交通 ”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 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论文 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 curran和michael 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jennings bryant和 dolf 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liver boyd-barrett和chris 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第一本有 台湾 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 l. defleur和和sandra 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 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 参考 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 w. 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 a. lowery和melvin l. 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 a. 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iological 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 文献 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 现代 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 r. 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 中国 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 现代 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 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 工业 ”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 教育 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大众传播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12年两会期间，百余名两会代表委员致信《中国科学报》，呼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地位，代表委员们认为:“科普工作关系着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稳定，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像重视科技创新那样重视科学普及”。①科普工作“这个关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问题”由此再次引发公众关注。科学传播的载体很多，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公众获取信息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渠道。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报纸(59.1%)、与人交谈(43.0%)、互联网(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书(11.9%)和科学期刊(10.5%)。②大众传媒已成为向公众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普及科技知识的最佳途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翟杰全认为，科学传播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③。当下的科学传播活动已成为世界性话题，它已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人民经由科学传播，参与决定科学怎样造福我们的民族，怎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中西方对于“科学传播”有着不同的认知轨迹。在西方科学传播的进程中，英国社会学家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他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④此外，英国的三份报告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cienceandSociety，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科学传播理念的发展。
中国关于科学传播的历史线索，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即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发展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传播以有组织、有规模的科学普及工作形态出现。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将科普界定为“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进入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成为我国科普事业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新需求跨入的一个新阶段。科学传播是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实现个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教育和互动过程，作为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播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备参与科学发展与政策讨论的知识基础。两会代表委员的信中指出，“目前我国科普工作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有80%的科研人员很少参加科普工作，我国人均科普经费更是远不及发达国家，科普宣传在媒体上难以放到显要位置。”科学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科学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大众传媒，肩负着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当下大众媒体的科学传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1.科学界与大众媒体之间需要互动合作机制
科学传播需要媒介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付出与把关。大众媒体的职责是将科学传播给社会公众，其从业者要懂得媒体的传播规律与运作规律，能将科学知识加工成为公众易于理解、接受的信息。因此，建立科学界与新闻界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树立共同承担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履行科学传播的社会义务的良好意识，最大限度地防止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误读，就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下的科学传播，由于良性的互动与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科技事件发生时，科技记者与科学界、科技人物、学科部门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科学界不太熟悉大众传媒的传播与运作规律，很少将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纳入自身的工作范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缺乏对科学内涵的了解和领悟，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与规律，在传播科学信息时，未能很好地把握科学传播的针对性，没能根据受众不同需求和层次，设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2.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需要“把关人”
客观、理性的传播内容对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当下的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公众的收视率为主要追求指标，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而忽视科学传播的基本规律等诸多问题。新媒体环境使各类伪科学信息无孔不入，客观上使得大众媒体对科学传播的内容理解与把关困难。同时，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也未能积极进入大众传播的第一线，积极向公众传播他们所掌握、发现的新知识新技术，没有有效承担起科学与非科学的“把关人”的责任。在科学界、传媒界和政府的层层把关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得以保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对来源广泛的新闻信息进行内容把关，判断其科学性或对伪科学及时有效地抵制成为新闻界乃至科学界的头等问题。
3.科学传播缺乏话语转换机制
当今的科学传播已经进入了媒介化转向的时期，科学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及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专门的科学传播媒介，还包括互联网和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这种转向给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途径的同时也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随着新媒体深度介入科学传播，大众传媒对科学报道的数量逐渐加大，不尊重科学事实，违反科学原理，甚至错误的科学报道时有出现。媒体对科学的“误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媒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在两种话语转换过程中，关键是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既要尊重科学的规律，也要尊重传播的规律。“让科学走近公众、让公众理解科学”是科技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用浅显的语言，大众化的视角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受众能够理解的讯息，这是科学传播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需要传媒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力，也需要科学界主动与媒体对话，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科技信息，承担起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历史责任。#p#分页标题#e#
4.科学传播缺乏效果反馈机制
科学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科学，理解科学并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传统的科学传播沿袭“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的观点，认为受众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知识，科学知识的传播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过程，大众媒介拥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可以直接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然而，在现实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讯息对受众有一定效果，但相对来说很微弱。受众并非被动的讯息接受者，他们对科学信息进行着选择性的注意、接触与使用，因而科学传播的实质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媒体冲击下的大众传媒使科学传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传统的单向传播科学普及方式，已经逐步变成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双向的交流互动。以Web2.0、Web3.0为载体的BBS、博客、微博等新技术的运用与拓展，为受众的自主性、能动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科学受众不再仅仅是科学知识、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科学知识、信息的传播者。这就迫切需要建立科学传播的受众反馈机制，加强传播效果的监控。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学传播被定位为科普机构，或者因为部门所有而实际上成为“内宣”机构，宣传意识浓厚而传播理念淡薄，导致科学传播的实效难以彰显。
面向科学公众，科学传播的接受力亟待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指的是科学信息为受众所认可与理解的程度。科学技术的复杂性、科学领域的专业性导致科学传播信息的艰涩与难懂，不少信息带有专业词汇、外文字母、复杂数据及公式，使得科学传播的接受方往往望而兴叹。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就是要求科学传播重视受众对科学信息、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摆脱科学工作者和传播者自身的喜好，时刻注意以受众为中心，在科学传播事件的选择、信息与材料的择取、科技知识表达与科学争论的报道上，做积极的解释，适应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传通障碍。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科学传播媒体要分析科学传播对象在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选择传播内容时，体现出鲜明的对象化特性，针对受众对象的认识水平与科学信息的理解程度，进行适当的背景介绍与“信息诠释”。针对受众在接触科学知识与事件过程中的意义渴求心理，做出适当的评价。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四、结 论
一 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 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 提出权威解说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 Gross 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 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 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 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 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 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 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 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 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 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 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 agenda-setting 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ellcome Trust， 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Britain， Public Understand. Sci. 10 (2001) 315–330
2. dur.ac.uk/~dss0www1/bruce.htm
3. 同上。
4. Massimiano Bucchi ， science and the media---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1998) 1-2
5. Steven Shapin ， science and the public，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edited by R. C. Olby (1989) 990-1007
6. 同上。
7. 同4
8.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ocial representations，Serge Moscovici（1984）3-69
9 Rober M.Farr ， Commonsense scienc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Public Understanding . Sci.， 2 (1993)） 189-204
10 Alan G. Gross， The roles of rhetoric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und. Sci. 3 (1994) 3-23
11 esrc.ac.uk/esrccontent/PublicationsList/whom/maps.htm
12 B. Lewenstein， From fax to facts: communication in the cold fusion saga，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25:3 (1995) 403-436
13 Peter Weingart， Science and the media，Research Policy 27 ( 1998) 869-879.
14 《真科学》约翰齐曼著 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p134
15 cdmedia.vip.sina.com/zhz11228.html
16 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71
17 Dorothy Nelkin《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6-7
18 Massimiano Bucchi， Science and the media---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Routledge，1998， P.18
一 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着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 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 提出权威解说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 Gross 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 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 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 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 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 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 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 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 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 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 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 agenda-setting 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ellcome Trust, 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Britain, Public Understand. Sci. 10 (2001) 3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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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
4. Massimiano Bucchi , science and the media---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199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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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
7. 同4
8.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ocial representations,Serge Moscovici(1984)3-69
9 Rober M.Farr , Commonsense scienc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Public Understanding . Sci., 2 (1993)) 189-204
10 Alan G. Gross, The roles of rhetoric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und. Sci. 3 (1994) 3-23
11 http://www.esrc.ac.uk/esrccontent/PublicationsList/whom/maps.htm
12 B. Lewenstein, From fax to facts: communication in the cold fusion saga,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25:3 (1995) 403-436
13 Peter Weingart, Science and the media,Research Policy 27 ( 1998) 869-879.
14 《真科学》约翰?齐曼着 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p134
15 http://cdmedia.vip.sina.com/zhz11228.html
16 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71
17 Dorothy Nelkin《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6-7
18 Massimiano Bucchi, Science and the media---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Routledge,1998, P.18
关键词：国际传播；解释；共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05-04
国际传播活动古已有之。古代出使他国的说客、使者、跨国经营的商人，甚至一国的首脑，都是最早的国际传播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大众传媒的出现，国际传播不仅关系到广大的普通民众，而且涉及到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交流的各个方面。国际传播的途径也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媒介传播方式，比如网络与手机等。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等差异的影响，使得国际传播不仅表现为全球化的特征，而且也明显地具有地方性色彩。在国际传播问题上引入解释学的视角就是在国际传播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矛盾中来分析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意义。
一、沟通与理解——国际传播的解释学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在现代世界的经济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离开其他国家都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冲突的全球化，于是各种各样的国际传播途径自然地产生了。国际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信息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在每一种国际传播途径中，都有一个将本民族的各种信息及文化传统公示给对方的倾向，因为只有让对方充分地了解自己，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国际社会的沟通。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特征，当人们在国际传播中公示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在对方就会有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而这正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人们又是如何来理解并解释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的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来进行的。”[1](p150)也就是说，一切理解都不是对对象的无前提的理解，理解都是基于解释者的前结构的先行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结构可以理解为解释者所具有的背景知识。①在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种背景知识也会发生作用。在这样的背景知识中既包含了国际传播的文化地方性，也包含了共识。这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似。尽管每个民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差异并不否定共性，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都具有“善”的共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追求“中道”的精神境界，并且都将其看作是实践智慧。从解释学的意义上看，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人们不仅能够解释个性的差异，而且也能够解释出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一直认同“求同存异”的精神理念。
国际社会之间一直在努力增进沟通与理解，而各种国际传播方式促进了这种沟通和理解的深化。在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过程中，传播的理解不是要寻求一种完全的客观性，②这种客观性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民族的传播主体，不能指望其所传播的信息文化得到对方的客观性理解。虽然在国际传播中达不到客观性，但也决不是绝对的差异性，而是差异中的共识，共识中的差异。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体系，而是一种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寻求的是人类最大的善，是人类的沟通与理解。“诠释学是哲学，而且作为哲学，它就是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2](p331)目前人类面临很多共同的善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对灾难与疾病的防治，和平与发展，等等。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要求国际传播中必须关注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理解和沟通，形成共识。
国际传播也是通过语言进行理解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行为。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理解只有在解释的语言性中才能实现。哈贝马斯认为语言问题在解释学中占据中心位置，他指出，“交往行为与其他人类行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惟有交往行为把语
言作为直接理解的媒体。他说，目的行为只是把语言作为许多媒体中的一种，通过这种媒体，各为取得自己成就的发言者相互发生影响，使对方构成或发表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的意见或意图；规范调节行为首先把语言作为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一致意见的媒体，这种媒体只是再现一切其他进一步的理解活动；……”[2](p283)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建立人际关系功能的语言行为的意义，即“最基本的交往行为”的意义。对其进行语言分析的目的，是达致“理解”，以作为使“行为同步化的一种机制”。[3](p134)国际传播中的多种形式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言交往行为也理应是有一种实践理性的价值趋向，追求共识，这就是国际传播的主旨。
二、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困境
在国际传播中，人们很容易在一些关键点上产生理解的分歧，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彼此之间的认同，造成解释的困境。国内一本文摘型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则幽默：一位广告设计者，为一种饮料设计了一份很有创意的广告，它由三幅图画自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幅显示一个人在沙漠里行走，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第二幅图则是要推广的产品；而第三幅画面显示这个人喝完饮料后又变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但不幸的是设计者却被广告公司解雇了，原来该广告要投放的地区是阿拉伯人居住区，而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向左的！这样这种饮料广告岂不是起了反作用？这个故事揭示了文化的相对性及其经解释所带来的困境。只要有国际传播就无法完全避免这种解释的困境。
这个故事传达了一种表象的事实，但在这个事实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着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解释者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困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人们亘古追求的目标。根据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理解概念，解释者在理解过程中要不断地考察他的在前结构内的预期意义，从而发现这些前结构是否基于事物本身。但在无穷的倒退过程中，也就是在解释的循环中，解释者又是如何发现哪种解释是基于事物本身呢？例如，我们将自己的文字所表现的文化和传统用媒介传送给国外，外国人总是希望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但是在文字转述过程中有些东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外国人来理解一种陌生的事物，就很难获得文化的真相了。因此，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希望在生活中切身感受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不可能彻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外国的理解者本来是有他们的文化立场的，他们在原来的国度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就不受到其主体结构的影响而完全地理解中国呢？文化都有相对性，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了他理解的视角，而这种视角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任何一位国际传播中的解释者都可能会存在的主观性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一个新事物时不可能完全摒弃前见。或者按照伽达默尔的视域观点，理解者与他的理解对象都有各自的视域，即人的前判断，是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域，而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视域，二者的视域界是有各种差距的，这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无法消除的。同时，伽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就是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但要达到“意见一致”，则意味着对意义的理解具有“同一性”或“主观际性”。而哈贝马斯指出，个人间总是“以主观性为基础，来确认相互间的一致”。[4](p169)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解释过程中对客观性的获取。 ，国际传播要达到解释的真实性与正确性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有时受到权威与传统的干扰。伽达默尔就对启蒙运动中所谓理性与权威的对立提出质疑，认为权威的本质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承认理性。他说，“‘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5](p275)当权威具有积极意义时，它其实可以推动我们的理解进程。比如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间接获得的对于异族文化的理解，就是基于权威与传统，它使得我们不必每件事都试图去追本溯源。福柯将话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看作权力作用的结果，他声称，“理性的”话语正是由于在话语斗争中取得优势，掌握了权力，才能成其为“知识”和“科学”，自封为“真实”和“正确”的。于是，在他那里，真实性和正确性不再依赖于行动者和判断者的能力或资质，
是反过来，取决于是否掌握了权力。[6](p96-97)但是假如有一个片面的判断，我们仅因为它的权威性而去承认它，就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和解释。朱熹付平生精力于《大学》一书，但之后注释《大学》者有数百家，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人言人殊。最后刘宗周无奈地说：“读书至晚年，不能释然于《大学》。”这简直是一场解释的灾难，这种解释的困境不是伽达默尔的“视域的融合”方法可以解决的，其最后的出路，不再是解释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经典文本的权威。
再次，国际传播力图获得沟通与共识，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传播都有其自身的地方性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但整体的世界要想得到持续性的共存，就必须寻求共识，多元与共识之间是一个矛盾，欲从多元之中揭示出共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是解释出现困境的又一个原因。但在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国际传播的解释主体能够“同情”对方的文化，从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中解读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为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都有对世界的共存所可能做出的贡献。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泛接触和了解其他文化的机会，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对人类的共存有意义的因素，共同塑造一个全球和谐的局面。比如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有许多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的合理因素，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而这些于当代世界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和平问题是相当有益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而会自然认可中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这种解释思路对一个和谐的全球局面的维系是相当重要的。国际传播包括很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解他者的途径，世界上的各国人民，都应该通过这些途径积极主动地去进行沟通和理解，这可能就是国际传播进行解释学思考的最大价值。
解释的困境在根本上植根于解释主体的内在结构之中，为了形成一个彼此沟通且拥有共识的氛围，这就要求解释者相互尊重，使自己的内在结构逐步地合理化，这是每一个国际传播的参与者和解释者都要做出的解释学努力。
三、解释的出路
国际传播不是一个单纯的了解对方信息、知识和文化的过程，而是为了通过传播来实现沟通和理解，这是解释学的目的论价值。然而沟通和理解不仅需要深刻地把握对方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自己还要有一种良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必须是真诚的，能够切实地了解对方并与对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实现沟通的价值。一个全球化的共存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的条件，这里是指人类当今社会如果不去谋求和谐的发展之路，就不可能实现共存，这就决定了人类被迫要去寻求共识。另一个是主观的条件，即人类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构建共识的社会，而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必须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参加主体，以其真诚性作为谋求和谐世界的主观进路。为此需要参与国际传播的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共识、避免冲突，在传播活动中贯彻真诚的态度。
首先，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只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久了，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多了，自然就会对中国有更多更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自然地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国际传播是个多元交融、寻求共识的领域，它并不要求完全客观地认识到对方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要求尊重对方的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寻求基本的共识。③这才是国际传播中的解释学的使命，它不局限于对国际传播的信息的文字化理解和知识性解读，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构建活动。它通过对所传递的信息的创造性解读，努力追寻一种和谐的秩序。就象伽达默尔指出的，有时解释者可能比原作者有更好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理解。
其次，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与解释主体要尽量避免传播与解释过程中所可能造成的理解的难题。为此，传播主体就需要尽量去理解其所传播文化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理解传播对象。一方面，在传播自身文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补充一些背景知识，以真诚的态度清晰地表达自我，在需要论证的地方进行清晰的论证，以便使对方能够真切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将对方的文化介绍进来时
，需要真诚地了解对方，只有这样，才能在主体间个性的范式指导下让自己的传播行为更具有沟通的价值。前面笔者讲的那个广告设计者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那位广告传播者能够真诚地了解阿拉伯地区的阅读习惯，就能让那种饮料更好地走向市场，而他自己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效益。无论是传播出去，还是传播进来，都需要传播者的真诚，一个信息的发布，一种文化的宣传，都不能有任何虚伪的成分，否则不仅起不到传播的效果，反而会导致误解，让对方难以理解自己的文化信息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④
对于国际传播中的解释主体（或者传播对象）而言，他必须尊重对方的文化，理应从对方文化中看到其优势，从而寻求对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和谐运作有帮助的因素。按照解释学理论，一种文化传统和在其中积淀下来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员创造性地接受和改造传统的方式而得以延续的。[6](p173)所以我们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是要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在创新中求发展。比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我国古代社会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它体现在我们文化形态的多个方面，建筑、音乐乃至民间的剪纸艺术等当中，都有这种理念的渗透。当我们的这种文化形态传播到国外的时候，外国人必须以体悟的方式真诚地把握这种文化的精髓，否则可能会说“那不过是破房子”而已，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了，更难以从文化的形态当中体会到真实的理念，进而建构和谐的国际社会了。解释是为了一种善，当今社会最大的善就是寻求共识。所以无论传播主体还是解释主体，都必须有一种理解异文化的真诚愿望，必须放弃误解和偏见，放弃同类另类文化的企图。
最后，我们说，国际传播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价值世界，这个价值世界可以成为传播参与者的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共同构成沟通和理解的前提。自从启蒙思想产生以来，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的精神价值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认同。⑤比如联合国的各项权利公约就体现了对这些价值的诠释。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你的国度和文化是什么，都必须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而解释和构造。不同国度的人们要从各个民族的文化中解释出与这些价值相协调的因素，用这些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价值去营造和谐的世界局面。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真正的意见一致只能“以共同信任为基础”，虽然它也有陷于共同的主观性中的嫌疑，但毕竟已不同于迫于外部影响或暴力所形成的虚假的“意见一致”。解释是有前见的，当人们站在这些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的角度去进行合理性的解释的时候就会易于实现共识与沟通。
注释：
①其实，在解释学里所讲的前见和背景信念，在哲学认识论中就叫作认知图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问题，康德所讲的先验图式解决认识为什么可能的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前见”实际上是解决了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知识，根本就无从解释，解释学是由认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
②在哈贝马斯看来，“诠释学意识摧毁了客观主义者关于传统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指出理解的客观性有赖于解释者的诠释学境遇，只有通过效果历史意识才能获得。”（洪汉鼎著《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而实际上当从诠释学境遇进行理解的时候，恰恰难以达到客观性。
③解释学由于背景的存在不主张解释的客观性，甚至在有些解释学家看来，解释中的误读恰是构成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因。我们对于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解读和西方对于古希腊的解读，其实都不是要解释出一种客观性。如果真是那样，恐怕是对文化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促进。
④任何宣传性的东西，都要避免过分的虚伪。无论在任何领域中，有两种宣传方式最具说服力，一是事实，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方式以澄明事物本质的形式满足了人们内心对于真相的期待；二是论证，当传播中需要表达自己的某种建议和观点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这样才能起到说服的功效。
⑤马克思主义也认同这些价值，在马克思所设定的未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构成了社会的前提，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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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49-02
传播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我国后，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新闻、文化、影视、广告等与传播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内不少大学的新闻学、广电编导、广播电视学等本科专业都陆续开设了《传播学概论》课程，而且基本都被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当前很多高校开设的《传播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都面临诸多困难，亟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形式单一
传播学发源于欧美，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科渊源非常复杂。尤其是教师给学生所列的课外参考书目中那些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内容可能更加艰深晦涩。在一个学期32课时至多48学时的教学时间内，学生要识记并且区分和弄懂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难度较大，往往会有畏难情绪[1]。再加上一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授课形式，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困难重重，很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学生觉得课程枯燥无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各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西方20世纪早期和中后期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当时这些研究成果很经典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很多当代新媒体传播和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新现象、新方法和新技巧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很少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便此前的经典理论有些也很难适应和解释现在新型的传播形态，但是有的老师却基本照本宣科向学生讲授教材中的内容，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严重脱节，很难真正引起学生认真学习和钻研传播学理论的兴趣。
3.学生实践能力较差
与应用型大学设置的学生动手机会较多的实践实训类课程不同，《传播学概论》课程中涉及的理论知识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会重点介绍传播学奠基人、传播类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相关理论。由于《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性质是纯粹的理论课，没有安排实训实践课时，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花费时间讲授纯粹理论的时间很多，学生真正动手动脑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实践分析的训练机会基本没有，从而造成学生自己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缺乏，很难真正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实际需要。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针对上述提到的《传播学概论》教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授课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解决呢？结合多年的《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以及近年来在本门课程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灵活运用教材
目前各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大都对传播学经典理论和案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梳理，教材内容非常扎实丰富。但是，今天的传播环境和传媒生态已和多年前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传播学重点研究的都是大众传播，当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形式不断涌现，微博、微信、QQ、自媒体……这些新的传播方式都广受年轻人的喜爱。教师如果对这些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媒介不了解不熟悉不使用，就无法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自媒体存在“把关人”吗？“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有无失效的可能[2]？这些问题教材上也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给予说明，甚至很少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但学生却是每天都在面对和接触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因此，教师必须不拘泥于教材的既有内容，既忠实于教材又敢于有所突破，既结合教材中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又参考最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下国内外热点的传播事件，为学生进行分析和讲解，才能让课堂教学生动有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2.内容通俗易懂
传播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传播学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任课教师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比如，讲述大众传播理论内容时，可以尽量结合学生非常感兴趣又比较通俗易懂的影视作品和影视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既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又把基础理论、媒介分析、内容剖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知识，充分地向学生进行了传授，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热点传播事件的相关案例时，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在关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同时，要适当兼顾杂志、电影等的传播实践，以丰富案例的来源，讲授不同媒体的特性；二是增加新媒体传播案例，借以反思大众传播模式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热荨⑹艽者、传播效果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刻变化[3]。
3.突出专业特色
传播学教学的理论性强，实践性更强，对于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可以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比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中对某条新闻或新闻栏目，运用传播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新闻中采访问题的设置、新闻受众群体分析、新闻传播的效果等问题，都会大量应用到传播学的基础知识。编导专业可把作品创作和传播学教学结合起来，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让学生们自己分析某部影视剧中的经典片断，学生就会深刻理解和领会到传播效果理论、传播方法和技巧、传播符号理论等的重要作用。然后，教师再根据传播理论结合视频作品对学生的分析给予中肯到位的点评和讲解，那么学生对于学习传播学的兴趣就会大大地增加。
4.借助多媒体教学
教师在进行传播学课程教学时，不应局限于单纯的理论讲授，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将传播学涉及到的现象直观的表现出来，并通过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分析，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思考和学习中。比如，借助互联网或智能手机，设置适当的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多种媒介的运用方式，让学生切身认识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传播的不同、新媒体传播手段和方法的多元互动、媒体融合情况下受众心理的改变、“沉默的螺旋”理论为何在网络时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等。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作品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比如，播放一段拍客上传到网络的精彩视频，让学生分析其传播效果和对受众心理的影响等，以此增强学生对传播理知识的认知和使用能力[4]。
5.调整开课学期
一些高校将《传播学概论》课程开设在一年级，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因为学生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思考和学习能力基础都比较薄弱，面对《传播学概论》这些枯燥艰深的理论类课程，不少学生感觉学习难度非常大，学期末挂科的同学比例偏多。笔者在早前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后，及时给学院建议，将《传播学概论》课程由一年级调整到了三年级。这样，经过前两年的大学学习，学生的独立分析和学习能力都已经得到加强，将传播学理论与本专业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也已基本具备。课堂上教师对于传播学理论的讲授和适时引导，学生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就大大加强，觉得传播学有趣而有用的同学数量明显增多，自觉将课堂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加，教学效果和从前相比，得到极大的改善。期末考核时，挂科的同学数量大大减少甚至为零。
6.改革考核方式
不少高校《传播学概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使用的都是传统的闭卷考试。笔者认为，闭卷考试应与其他考核方式相结合，尤其应加大实践考核分数的力度，教师可以把实践作业的分数加入期末考试的成绩中。同时，将平时成绩计算在期末的综合评分中，平时成绩可以由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的质量和态度、课后作业比如读书笔记等的完成情况以及上课时的出勤率等构成。经过如此改革，课程的考核就能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总之，在期末考核时，教师应避免仅凭一份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死板而机械的作法，选择某种或几种方式结合的形式，把综合成绩作为学生《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期末成绩，这样也更容易得到学生的接受和认可，学生学习的动力会大大增强。
三、结 语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既注重理论建构又强调实践应用的学术领地，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教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传播学概论》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在社会和传播学动态的发展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能增强教学实效，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 车南林.应用型本科教学背景下传播学课程转型与升级研究[J].科技传播，2016（2）.
[2] 周少四.传播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今传媒，2015（9）.
[3] 王胜源.《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新闻研究导刊，2016（6）.
关键词： 数学方法 传播学 作用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就从未停止过。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可或缺，并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的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数学为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香农的信息理论、易读性测量等都是以数学方法为基础，进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因此，数学的基础作用可见一斑。
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数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发展和许多学科的发展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且同许多实际问题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数学在许多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现代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力学，甚至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都离不开数学的支撑，特别是现代数学中的一些新的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拓扑学、离散数学等，在这些学科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数学在社会科学中作用也极为重要。如现代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军事学、历史学，甚至文学、艺术都在大量地使用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其模式演变也从过去的数量化、图形化发展为现代的函数化、模型化，不断地向精深方向演进［1］。随着科技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各个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研究越来越精确。而且，一般的，使用数学工具越精深，最后获得的结果就会越好。
正如华罗庚所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小，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命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2］数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研究的是各种抽象的“数”和“形”的模式结构，运用的主要是逻辑、思辨和推演的思维方法。数学是一种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于实践的一种思维创造。这种理性思维的训练，其作用是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这种理性思维，对构建传播学严谨、精确的理论，推动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从传播学的信息论看数学对传播学的影响
自人类有了历史以来，传播活动便如影随形。但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从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传播学建立之初，产生了许多的模式，如拉斯韦尔“五W”模式、奥斯古德的“语言共同体”理论、纽科姆的对称模式等，当然，香农的信息理论也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工程传播或技术传播理论，以其纯粹的数学方式理解和诠释了信息发生、传播中的一些基本方式和原理。其中以信息熵、噪音、冗余、反馈等概念为核心，通过数学公式描述了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和基本观点，为传播领域提供了基本的范式，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今天，它仍然是传播学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对于这个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3］。
香农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数学。在他的研究生生涯中，他的论文《转播和转换线路的符号分析》几乎立刻对电话系统和其它电子线路的设计产生了影响。1940年，香农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香农和韦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传播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香农的个人研究生涯可以说是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相互交融促进的一个侧面缩写，传播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香农的信息论最初在1948年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它几乎立即对许多科学领域产生了影响。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传播学的中心。它形成了人类传播领域所采纳的方向，确定了许多主要概念，有助于对这个具有各种多学科根源的领域进行更缜密的理论整合。香农的信息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在香农之前，人们难以对世界按照它向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展示的样子进行描绘。”［4］“由于克劳德・香农的天才，我们认识到，许许多多问题都与编码和传送有关，而解译信息能够以一种系统的，可控制的方式来达到：他在1948年的经典性论文标志着一个数学新篇章的诞生。探索应该确定传播领域中的未来工作的内在涵义。”［4］从这些评价，以及信息论后来对电子系统、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数学与传播的紧密联系。数学方法为传播学的理论建立构建了一个数学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继者又继续发展出更多的理论和技术来不断完善传播学的各个方面。（当然从香农的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框架并不包括信息的意义而仅仅指信息传播的过程。［5］）克里彭多尔夫曾说：“从历史的眼光来说，信息论是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刺激因素。它使得在此之前的模糊的信息概念变得在数学上可以操纵，将它从涉及认识和传播术语的各种学科的有冲突的要求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传播和信息过程的研究以合法性。”［4］
除了信息论，香农和韦弗还提出了“熵”和“冗余”的概念。“熵”是一个系统的不确定性或无秩序的程度，公式是：H=∑-pi log pi［6］。
在这里之所以列出熵的公式，目的是想说明数学方法，无论是统计原理，还是演算公式，都在传播学学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数学方法使传播学的一些理论更加缜密，使传播的方法能够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而非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而言，熵和冗余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中的冗余和熵的概念被用来测量特定手中对特定内容的熟悉程度，以及读物对特定受众的难易水平，以便更好地评价读物或创建读物，这样的调查研究在现阶段的受众分析中经常用到。其中一个发现是，静态的复杂性对视觉注意力有反面的影响，而动态的复杂性与吸引注意力之间呈正比关系［5］。
由此可见，数学方法与传播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更好地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与前行。
2.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看数学对该学科的影响
罗吉尔・培根曾说：“数学不是规律的发现者，因为它不是归纳。数学也不是理论的缔造者，因为它不是假说。但数学却是规律和理论的裁判和主宰者，因为规律和假说都要向数学表明自己的主张，然后等待数学的裁判。如果没有数学上的认可，则规律不能起作用，理论也不能解释。”在传播学中，一切假设理论的验证和试验都需要经过数学方法的检验。同时，传播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数学方法的支持。
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科学性，是一种有理论指导，有控制手段的程序化的科学认识活动；二是操作性，非常注重实际问题的探讨；三是综合化和定量化。传播的科学性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做先导，例如“传播的数学框架”，通过可靠的控制手段和严格的分析手段，最后能够将该理论使用到更广泛的层面上，即具有良好的复制功能。而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中，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在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中进行。在这之中，要尽可能采用多重设计和研究手段，对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采用数量化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手段。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一般理论构建包括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等。这些调查方法中所涵盖的各项步骤，如抽样方式、样本总量的确定，以及对抽样结果的统计计算分析等，都需要用到数学方法。而只有严谨有效科学的数学方法，才能够对理论作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从而推动传播学不断向前，使传播学本身的意义凸显出来。
数学是传播学发展的工具，它的计算方式、表达方式都为传播学的建立和迈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类的传播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融合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背景，用文字和图示只能描述其表面现象，单凭直觉思维已经很难说清楚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也无法对某一客观事物如书本、杂志、电视等的传播能力作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推导。因此，需要数学方法的加入，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式来进行传播行为价值的判断。就像如今众所周之的收视率计算一样，需要一个严密的，与之相匹配的数学工具，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计算，在此基础上逐步地解决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以易读性测量为例，看数学方法在传播学中的运用
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方式或表达形式。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字让人容易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能否开发出一套方法，用来测量一段文字容易理解还是难以理解？试图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便是传播学中的易读性（readability）测量。只要有了一个公式，能够提供关于写作形式影响理解难易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指出哪些因素真正是造成理解程度不同的特定因素，才能使作者在书写时予以注意。通过数学方法得到的易读性测量公式，对传播学、对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克莱尔所下的定义，易读性公式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估量一位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否成功的一种测量方法。”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易读性的测量是需要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将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数学方法的公式将是最终的选择。迄今为止仍属较好的公式是弗雷奇奠定的。这里将两个公式例举如下：
易读性公式：R.E.=206.835-.846wl-1.015sl［7］
此处，R.E.=易读性的分数；wl=每100字的音节数；sl=每一个句子中的平均字数。最终得分越高说明读物越容易阅读。
人情味公式：H.I.=3.635pw+.314ps［7］。
此处H.I.=人情味分数；pw=每100字中的人称词数目；ps=每100句子的人称词数目。所得分数在0―100之间，得分越高的读物或者文章说明越有人情味（即有趣味性）。［5］
从原本一大段的文字性理论描述，到简易可操作的数学公式，可见数学方法在这些理论测量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理论简约化，完成理论从特殊性假设到普遍性适用的转变。通过这些简单易行的公式，我们能够很容易得出我们研究想要得到的结论和成果，数学方法是研究的有力推手。
对易读性研究的较新方法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理论性，如补漏程序，弗赖伊于1988年提出的弗赖伊坐标图，等等。但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像许多公式所做的那样，将研究只集中于两种容易测量的变量因素――字句难度和句子长度是不够的，更新的努力是开发新的公式，新的数学公式将目前尚未考虑进去的读者信息处理过程、认知变量、有助于理解的可见因素等键入到公式中，使公式更加严谨，数学方法的更新无疑将使易读性测量的理论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推动传播学科的发展。可见，传播学理论依托着数学方法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和魅力，而数学方法或公式也在传播理论不断的更新之下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科学。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对传播学与数学方法的共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数学方法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科学，是源于实际，指导实际的一种思维创造。数学方法在社会学科中产生着无形的影响，犹如一只巨手将传播学推向更高的发展境地。
参考文献：
［1］陈兆莉.论数学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J］.煤炭高等教育，2007，（03）.
［2］华罗庚.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37.
［3］梅琼林.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方法及其对传播学的贡献［J］.九江学院学报，2007，（06）.
［4］［美］E・M.罗杰斯著.殷晓荣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63，389.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54，55，132.
［6］高剑平.信息哲学研究述评［J］.广东社会科学，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