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范文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1

关键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合作社；生产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038-06

一、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经历了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并最终异化为了高度集体化性质的。

（一）农业生产互助组

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组员在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私有以及个体独立经营的基础上，在劳动力、畜力、农具等方面开展换工互助。它是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萌芽形式，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存在，主要是由于农民缺乏劳动力和耕畜等主要生产资料，故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如换工、合伙、扎工）来维持正常生产。新中国的之后，农民拥有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村出现了“中农化”趋势。部分富裕中农产生了“单干”思想，认为“单干”比互助更有利、更自由，因而不愿意“组织起来”。一些不具备独立生产条件的贫雇农多数也是为了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自己，等改善了生产条件后再行单干（周晓虹，2005）。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逐渐攀升，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却有所衰减。正如陈伯达为起草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征询多方意见时，著名作家赵树理曾坦率地指出，“我们家乡的农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的只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杜虹，1998）190。互助组织出现了涣散甚至解体的现象。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还由此产生了“要不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在小农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工业用机器装备农业以前，能不能采取实际步骤以便逐渐实现农业集体化？能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问题（王贵宸，2006）219。结果是采纳了的立即否定私有制并向集体化过渡的建议（薄一波，1991）194-202。1951年9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合作工作会议，形成了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953年2月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决议》归纳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的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杜，即土地合作社（杜虹，1998）193。《决议》同时肯定了互助合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发展。1950年全国共有互助组272.4万个，到1954年增加到了993.1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从1950年的10.7%上升到1954年的58.4%（见表1）。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叫土地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典型特点是在保留生产资料个体私有的条件下，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土地比例分红。其主要做法包括：(1)在组织方式上，社员将土地作价入股，交初级社统一经营；主要生产资料如耕畜、大型农具、运输工具等归社统一使用；社员参加社内集体劳动。(2)在盈余分配上，初级社的收入，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和公益金外，余下部分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和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报酬。(3)在分配方式上，劳动报酬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劳动工分的形式；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经民主评议后，付给本主适当的报酬；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土地报酬。(4)在组织管理上，成立初级社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小组，民主选举社长和副社长等。从上述内容也可以看出，初级社由于采取统一经营，并积累公共财产，实行按劳分配等，比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尽管如此，在等人看来，“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高化民，1999）。

从发展历程上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51年期间关于“要不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争论中，赞成方（即山西省委）就已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的一些形式”（杜虹，1998）179，并开始在长治地区试办合作社，且初步确定了办社的原则、条件和具体办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至各省，并由起草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77）59。1951年底，全国已有129个初级社，入社农户1588户；1953年底，初级社迅速发展到近1.5万个，入社农户约27万户（见表1）。与此同时，农村工作部时任部长邓子恢很快发现，在初级社试办过程中存在着过“左”的急躁冒进倾向，主张并开始反冒进。然隔不久，便批评“农村工作部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该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77）119-120。反冒进又迅速转变为批判反冒进。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进一步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扫清了思想障碍。《决议》指出农民在生产合作上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是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也明确了农业合作化的重心应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转移，进而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王贵宸，2006）292-299。到1955年初，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8万个，其中约有10万个是在1954年春就有的，其余30多万个是在1954年秋收前后才建立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截止到这一时期仍然是互助组占据基础地位（见表1）。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初级社仍保留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故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要向“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也就是说，要逐步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由此可见，高级社区别于初级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公有。其中，社员的土地被无偿转为集体所有；大型农具、耕畜等主要生产资料则有偿或直接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的个人收入也只采取按劳分配，不再支付土地报酬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1956年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详细规定了高级社的基本规范，用以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确切地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规模高级化是在1955年夏季开始的。在此之前，急躁冒进的倾向也并没有因为1953年的反冒进而得到彻底纠正，反而一再出现，主要表现为贪大求多，强制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等，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及不满情绪。1955年3月下旬，听取了邓子恢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对合作化运动进行合理安排。然而，短短的两个多月，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重点强调“发”字，同时批判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薄一波，1991）345。7月31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977）168。10月4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讨论了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到 “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或者1960年就可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77）222-223。1956年1月，最终把高级社化的时间定为1959年，明确指出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正是在不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加速升级的要求下，各地层层加码，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快上加快，可谓急风暴雨，有如大海怒涛，排山倒海般地前进（王贵宸，2006）317。1955年底，全国共有初级社190万个，高级社13.8万个，入社农户共7400万，62.7%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底，入社农户近12000万，占总农户数的97%，其中，高级社54.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8.4%。1957年底，高级社高达75.3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5.6%（见表1）。至此，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高级社化，而中国的农业也从合作化转变为集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级社的建立是中国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重要时间分界，从高级社起，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已经异化为集体化运动，背离了合作的本来面目（傅晨，2006）。而数月之后的“”，更是将高级社转变为了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过“三级所有，以大队为基础”的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最终演变为的生产队。

二、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的评析

重新翻阅这段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在新中国的农村中广泛开展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相对于小农生产的优越性。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高级社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上、操作上的偏差和失误，从而产生了众多积弊，以至于至今一些农民都是谈“合作”而色变。

（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合理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成为拥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然而，这种“大海般”分散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生产分散、生产资料缺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等弱点，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一些农民或因缺少农具、牲畜，或因缺乏劳动力等，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荒地、出租土地、卖地等现象。小农的两级分化趋势再次显露。同时，这种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也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那么，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解决方式不可行的情况下，要化解上述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事实上，农业生产互助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农生产的局限性，尽管它依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49―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粮食总产量显著上升，1952年底达16392万吨，比1949年增加5074万吨；棉花也比1949年增加86万吨，达130万吨。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6685万吨增加到19505万吨；棉花产量增加到164万吨；农业总产值达443.95亿元（见表2）。可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可以说是及时而且是适时的。

此外，就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本身而言，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制度演变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很显然，当农民决定参加互助组共同劳动时，许多现实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比如，“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韩丁，1993），等等。既然不可能将其解散而一了百了，那么互助组内部必然会出现统一使用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积极性。而当土地等生产资料一旦被统一使用，便牵涉到收益分配的问题。合并的土地及被使用的农具、耕畜等越多，获得收益自然就越多，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时间一长，又会产生不公和不满。比如，一些社员依仗其拥有的大型农具或者强壮牲畜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分红，甚至不劳而获，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韩丁，1993）。为此，必须降低财产分红的比例而提高劳动工资收入以平衡社员的心理。直至最后，由合作社合理作价将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所以，就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自身而言，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制度演变是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征。当然，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又难免带有强制的色彩。但无论如何，至少不会完全像一些学者所断言的，它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所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的。

（二）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及规模，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谈到合作社的发展时曾经指出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不经互助组直接办社也可以试一试（，1977）116-118，同时批判邓子恢等人“小脚女人”走路，并不断压缩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的时间。地方上也普遍存在着“宁多勿少，宁大勿小”的错误思想，“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杜虹，1998）210，工作过快、过急，形式简单划一，从而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超常规发展脱离了其正常的发展轨迹，也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条件。

2．过分强调集体化和公有化程度，忽视农户的独立产权和经营自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急于取消私有制，将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简单合并“归大堆”，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农民私有财产的强制剥夺；二是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报酬，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收益权；三是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其结果是，既没有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倒是出现了表面上人人有份，但实际上人人没份的现象。于是，一些地区出现了农民因“怕归公”而出卖和私宰牲畜，大量杀猪杀鸭、砍树的现象，甚至还发生了合作社以及“退社风潮”（杜虹，1998）210-217。

3．不尽合理的分配制度影响农民劳动积极性

合作社实行按劳动工分（劳动日）平均分配，多劳多得，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采取同工同酬，忽视劳动技能和强度的差异性；劳动工分在计量时也不易把握，由此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于是，便出现了普遍性的集体“磨洋工”（王贵宸，2006）338。此外，合作社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韩丁，1993）。

4．违背了自愿原则，强制现象普遍存在

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遵守了自愿原则。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由于高指标的数字摊派、层层加码，各地普遍存在着违反自愿的强迫命令现象。一些地区为发动农民入社，采取“熬夜”和“车轮战”的办法，甚至威胁、捆绑、打骂群众。而对于退社现象，也未能和平解决，主要借助残酷的政治批判和人身摧残来阻止社员退社。尤其是1957年开展的关于农业合作社等问题的“大辩论”，更是在基层形成了批判会或批斗会，辩论最终走样为整治社员的一种手段。所谓“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然也就成为了空谈。

5．政治因素过多，忽视了合作社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导致了合作社的政治化

20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更多地体现着政治意志。甚至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思想和政治斗争。在合作化进程中，动不动“上纲上线”，大开批判之道。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容易忽视办社的经济条件。而作为经济组织的主体的农户，更是在强大的政治势力下显得微不足道。此外，高级社的经济权利几乎丧失，而更多的是政府的直接控制。与其说高级社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不如说是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的车间（王贵宸，2006）336。

三、启示

（一）合作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理性选择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20世纪5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有可能还挣扎在小农经济的边缘，或者踏上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轨迹。而50年代后期，主要是时期，集体化农业的失败，也证明了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反复的实践证明，惟有合作化，才是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在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以家庭为主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仍然存在且日益突出，更加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产前、产中和产后，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须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

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发展，忽视农户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剥夺农民的经营自而统一经营，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原来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转变为了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赋予了农民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正是这一转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事实证明，农民家庭经营是符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的，应长久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必须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保证农户的经营自。与此同时，应当在坚持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引导和推动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尽快建立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与农业合作制度相融合的农业制度与组织体系。

（三）明晰产权，合理安排生产分工及收益分配

在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的过程中，首先应充分尊重并保障农民的私有产权，绝不能借机侵犯农民的土地或者其它私有财产，剥夺农民的权益。正如邓子恢曾指出的我国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最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剥夺农民（王贵宸，2006）284。所以，发展农业的生产合作必须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此外，分工与分配不合理也是制约生产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需在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的过程中构建合理的生产分工体系及收益分配制度，在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的同时，应确保其享有合理的收益。也就是说，要让参与的农户得到看得见的实惠。[LM]

（四）坚持自愿互利基本原则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当遵循合作经济组织通行的自愿、互利等基本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尤其在组织生产合作时，农民应享有完全的自。换句话说，应当是在承认并保障农民财产所有权及经营自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选择合作。同时，农民也应当享有自由的退出权。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就背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合作组织才能健康发展。

（五）按规律办事，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农民的生产合作，必须注重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等，政府切不可强迫命令、盲目推进，而应当给予合理的引导及必要的扶持，包括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相关知识的宣传及普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创建有益于合作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等。需要注意的是，扶持并不等于深度介入，它应当坚持“引导不领导，扶持不干预”的基本原则（张朝兵，2006），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民办、民管、民受

益”的方针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黄兆康，2003）。

参考文献：

薄一波． 199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4-202、345．

杜虹． 1998． 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79、190、193、210-217．

傅晨． 2006．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变迁［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98．

高化民． 1999．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46．

韩丁． 1993. 回首农业合作社：《深翻》中文版序［EB/OL］.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in China in 1950′s

JIANG Yunlong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Abstract: [WT5B1]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1950′s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tualaid teams to elementar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then to advanc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and, at last, catabolized to people′s commune which was altitude collectivization. Canvass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development during these period, it helps us know its past, and on the other, we can derive experience, then it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ments for enhanc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cooper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2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地制度；集体所有制；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27－03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农地制度对农业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经历了由封建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到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再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历程。根据农地产权性质、生产组织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我国农地制度演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阶段：“私有私营”(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2年)

以《共同纲领》为起点，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从地主到农民的转移。《法》具体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规定对所有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去过去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实行公益性土地归国家所有、经营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二元复合型产权结构。90％以上的耕地归贫农和中农所有。农民拥有明晰完整的土地产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8.50％，粮食产量增加了42.80％。到1952年底。完成的农民超过90％。除新疆、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以外，全国基本完成。

二、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私有公营”(1953～1955年)

以后，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明显。为了防止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地权从平均化到兼并形成大地产的轮回，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号召农民通过合作化走上共同富裕之路。1953年开始的农业合作运动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从农户家庭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初级社，只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和成果分配方式。农地私有产权的保留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互助组阶段。1951年党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4年入组农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8.30％。互助组是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农民私有制为基础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联合。它打破了家庭界限，通过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上的互助协作，实现农户间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生产要素的互补协调，降低了单个农户经营的交易成本。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仍归各户所有，根据地亩分摊共同费用，结算互助费用。

(二)初级社阶段。从1953年春起各地开始试办初级社。12月，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强调初级社正日益变成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1954年9月《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出租、典当、抵押等一系列权利。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推进初级社。初级社是在保留农户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劳动产品统一分配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已经由农户直接支配变为集体共同使用。所有者与土地没有直接经济联系，农户的收益根据全社的经营状况确定，按照入股土地获得分红。

三、高级社和化阶段：“公有公营”(1956～1978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工业发展需要农业为之提供商品粮、部分工业原料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而个体农业的分散性、经济力量的薄弱以及农民购买力的低下限制着工业的发展。以后，农户几乎全部拥有土地收益权，其他社会势力无法染指。这与国家希望对农地收益的大量提取来为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意图相矛盾问。为了创造并攫取更多农业剩余支援工业化，国家通过建立高级社和制度，逐步形成土地集体所有制。

(一)高级社阶段。1955年夏，政府开始动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合作社的规模和范围，建立高级社。1956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将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开始消灭土地私有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仅用一年半时间，1956年底87.80％的农民进入了高级社。高级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以及土地上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利设施，被一起转为集体公有。高级社统一经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否定土地农民私有制。取消体现农民占有土地权利的土地分红，既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违背了农民还留恋所分得的土地的意愿，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这导致了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至1957年春夏全国普遍的闹退社现象。

(二)化阶段。从1958年起，全国自上而下发起“”运动，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大型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进而需要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资金支持，对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组织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同年8月在山东农村指出：还是办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之后，全国农村掀起狂热的化运动。党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对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开始实行小社并大社，进而推行制度。在并社过程中。自留地、零星果树等都自然地变为公有。农民个人不再拥有土地，农民祖传下来的宅基地也被收归公有。至此。土地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仅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化。至9月29日，全国建立23384个，入社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0％，每社平均4797户。河南、吉林等13个省，已有94个县建立了县或县联社。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2，6万多个，人社农户达1，2亿户，占总农户的99％。1960年11月建立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确定农地集体所有制，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集体土地无偿使用为主

要特征的农地制度。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运作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极端无效率，集体劳动过程中普遍存在“搭便车”、“零努力”现象，严重破坏了生产力。1961年粮棉油等农产品产量跌到1951年甚至1949年的水平，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经济损失1200亿元。为了应对这灾难性后果，1961年党中央提出《农村工作条例f草案)》(俗称“六十条”)，将经营权和收益权下放到生产小队。特别规定社员可以拥有自留地(收益完全归农民所有)，鼓励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生产自救。与集体大田迥异，农民在自留地上倾注极大的生产热情，这是经营权和收益权统一于农民主体时所带来的激励效应，为“分田到户、家庭经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供了内在动力。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公有私营”(1978年至今)

农村集体化运动导致农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长达20年之久。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产到户”启动了农地制度的又一次变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试点的基础上，政府开始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简称“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到1983年初，体制取消。1984年全国近99％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承包制。至此，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农地产权模式初步形成，但是制度变迁的突发效应此时已经释放完毕。为了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将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写进宪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将承包期延长。2003年3月启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非法定原因，承包期内，承包合同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在生产实践中，各地又在集体产权范围内进行了均田承包、两田制、湄潭模式、“四荒”使用权拍卖、苏南模式的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温州模式的土地租赁、反租倒包和承租反包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家庭承包制是对制度的否定和超越，体现和发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以“均田式”为基本特征，将集体土地按人口均分到户，其数量取决于所在社区(自然村或生产队)的土地存量。这种产权模式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土地经营权归农户独立所有，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增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承包制改革。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的2475.6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递增7.20％。二是新型的运作机制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集体所有、分户经营”的产权结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组织方式，“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分配制度，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对土地从自然资源的利用到经济资源的开发，使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使粮食短缺问题消失殆尽。三是土地的经营权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越来越依赖非农收入，但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的占58.40％。四是对土地使用随意性的限制，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承包方不得将土地用于非农建设，不得对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农地制度发展的重要成果，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制度缺陷逐步暴露并成为制约农村发展、阻碍农业现代化、影响农民致富的主要因素。从内部机制看，平均主义、小农经营、绩效低下、边际效用递减等弊端日渐凸显：从外部环境看，所有权主体模糊、内容抽象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使用权不稳定造成投入行为短期化，使用权流转制度尚待健全。这些都是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完善家庭承包制的重大课题。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3

关键词：创新金融 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链

2014年中央1号文件为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明确方向，同时为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都勾勒出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为深入了解金融在现代农业化实现过程中的杠杆作用，进一步研究深化农村创新金融服务对接模式，本小组对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的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等相关农业企业展开了调查。由于万好公司的农业产业链经营模式既有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有家庭农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将重点以“万好模式”为例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1 “万好模式”现代农业产业链发展背景与特点

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是一家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公司位于海盐县沈荡镇齐家工业园区，厂区面积约24.5亩，注册资本1000万元，职工350余人，拥有专业研发技术人员13名，主营产品主要为脱水蔬菜、速冻蔬菜和速冻调理食品等三个系列，拥有8条脱水蔬菜生产线、一条3吨/小时的速冻蔬菜生产线、一条1000吨/年的速冻调理食品生产线和13座容积3万立方米的保鲜、冷藏库，日处理鲜菜能力达50吨。近年来，万好公司十分注重品牌建设，其生产的“南湖船菜”牌商标的脱水蔬菜多次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优质奖”、“金奖”、嘉兴市名特优新产品金奖等。

万好公司创业十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科技型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得益于日益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即“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场+农户”。这种较稳固的模式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相关者得以在市场中各取所需，生存效益充分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康庄大路。

万好公司为了使千万农户有序种植，实现规范引导，在2008年支持成立了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共吸纳社员1218人，2012年合作社订单3358份，签约农户2264户，种植面积9865亩，收购蔬菜达26420吨，合同收入2820万元。公司邀请省农科院及市县农技专家对广大蔬菜种植户进行统一培训，坚持“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的“三统一”管理方法，按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优惠收购价，保证公司生产的产品从源头上保障“无公害绿色产品”质量要求。目前沈荡镇1500余户蔬菜种植户积极自愿参加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有了专业的合作组织，并能按“无公害”要求种植，产品均由合作社包销并由公司全部按优惠价收购，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户卖菜难的情况。据统计，公司2012年共收购蔬菜13592吨，农民收入1903万元，带动种植面积3.8万亩，农户2.6万户，其中连结农户1.25万户，辐射农户1.35万户。

2009年，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与嘉兴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土地流转，目前已签约的土地流转面积达2000亩。与该公司合作的农场有38个，种植面积约5000亩，2012年收购6758吨，仅合作的收入就达946万元（不包括农场主自行进入市场的销售收入），其中万好公司通过流转土地转包的自有农场有17个。万好公司作为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农产品加工经验，企业研发能力突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目前政策环境较好，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优势，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和订单，积极推广丰产、无公害种植技术，推进标准化种植，并保证农户利益，实现互利互惠。

2 万好的产业链模式的特色

2.1 组织性强，产供销一体

表现在龙头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强劲，市场导向作用明显，营销网络稳固延伸，销售订单目标明确，生产计划安排有序；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技服务指导常态化、订单生产安排合理，收购价格稳定有保障；农场主现场管理熟练，流转土地利用率高，订单任务有保障；零散的农民参与积极性高，作物品质与产量可靠，订单与市场相结合的销路灵活。

2.2 产业链长，风险可让渡

“万好模式”的一大优点是产业链上下游既有订单合约关系，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保底收购，农场主及农户可以放心生产，消除了价格风险的顾虑，企业也因为有充足的市场供应，特别是其直接参与管理合作社及农场主，确保了主要生产原料安全无公害，而合作社订单也为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同时农户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向零售市场转移供应，体现了既集中又分散的优势。

2.3 订单农业，投资成本低

万好公司为了加强产源管理和稳定供求关系，在订单农业上采取了“积分制”管理，根据订单履约情况向连续两年保质保量完成订单合同的农户发放金卡，订单保护价提高2毛钱，且确保优先签订合同，还给予化肥等物质奖励；获得银卡的农户，以收购保护价低2毛钱签订合同，普通卡则按吨数签合同，不给予保护价。通过订单履约分级管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高涨，也实质降低了投资风险和成本，为一些有创业需求的农户提供了致富机会。据介绍，每个农场主可向合作社承包200至300亩流转土地，按流转价格每亩1000元计算，加上雇佣劳动力和设施投入，投资成本可控制在50万元左右，产出后每年至少可获利15万元以上。

2.4 利益共生，融资易担保

对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合作社、农场主和农户来说，大家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这对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在农业产业弱质、融资担保难的情况下，在资金上互助互利，结成下游拉上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富结构。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创业初期，下游的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往往需要对上游的农场主、农户给予融资担保支持，农场主、农户发展起步后逐步以联保方式代之。

2.5 季节性强，劳动力互补

蔬菜等农作物季节性很强，淡季时农民赋闲，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农业主体之间根据各自种植的作物不同，相互调剂劳动力，是很好的方式。对合作社、农场主来说，便于人员管理，避免淡季过后雇工流失，对于农民来说，每月都是旺季，既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租金，又能每月拿到工资收入。

3 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金融作用与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相比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经营，在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能力方面、在基础设施投入、农业技术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在“万好产业链”中，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贷款余额3250万元，其中房地产抵押950万元、第三方监管存货质押1000万元、设备抵押200万元、保证贷款910万元、信用贷款190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保贷款500万元；家庭农场4家，以农场联保方式贷款120万元；农场主5户，以农场主联保方式贷款135万元。对“万好产业链”来说，融资得到了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并且是多种担保方式灵活使用，为产业链各节点的业主及时取得资金提供便利，对产业链的共富成长起到了保障作用。

但是，相较于“万好产业链”，对其它产业链来说，未必能如此幸运，主要还是在于融资需求高、产业风险较大、有效担保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先天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3.1 融资需求持续增长与有效担保不足的矛盾

农业相对二、三产业来说，一方面初期资金投入大，融资需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风险较大，产出回报慢，而有效担保不足却是农业的先天缺陷。万好公司在刚开始吸引农场主承包流转土地时，面对农场主的贷款担保要求，也是“硬着头皮把章盖上去”，而相关银行面对成片的流转土地和企业积极扩张的乐观前景，也只能顶着风险去支持。从长远分析，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投放于农业产业，风险压力很大。且从担保方式来看，农场主联保、分散经营的农户联保，让银行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上很难再给予更多优惠让利。

3.2 产业链集中度风险与产业联动效益的矛盾

农业产业弱、生产风险大，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由于产业化经营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风险联动，产业的整体信用风险集中，给银行机构经营与管理造成很大压力。如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贷款余额500万元，由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担保，农场或农场主组成贷款联保小组，整条产业链存在集中度风险。作为银行机构，对产业链上下游信贷扶持也是牵一发动全身，不支持则农业产业化经营萎缩，支持了又担心风险连锁反应。

3.3 创新金融扶持壮大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第一是牢固树立全程服务理念。“万好模式”产业链节点多，农信机构应落实专人分片负责，全程跟踪服务，对产业链各节点经营建立动态数据库，随时掌握需求变化，及时提出资金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市场趋势研究，并对生产投资进行分析，提供建设性建议。

第二是金融创新破解产业链担保难。包括在工业反哺农业进行产业化运作初期，要利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情况，使用经营权抵押的方式给予信贷支持，帮助工业企业轻松融资，用于创设或转型为农业龙头企业；在产业形成期和家庭农场初创期，要根据产业链长、上下游共生结构稳固的特点，应尽可能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允许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提供必要的担保，特别是下游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上游初创期的农场主、农户提供担保，使产业链形成良好的成长态势。

第三是深挖政银合作机制潜能。政府与银行之间建立合作帮扶机制，针对农业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政策优惠、税收减免、贷款贴息。如采取政府引导与贴息，实行名单制管理，创设或优化家庭农场专项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积极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农户投身产业化经营。同时，要优化利率定价机制。银行机构对农业现代化的信贷扶持要体现“普惠”要求，应进一步优化利率定价机制，开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评定，根据不同的信用评级发放不同利率优惠幅度的贷款。

第四是创造多渠道满足初创需求。当前，海盐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创设的诸如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农户信用贷款、党群创业贷款、就业扶持贷款、农村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支农产品已能较好地满足“三农”初次创业的融资需要，尤其是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对满足农场主季节性生产的投资需求十分契合，应大力推广。建议政府对初创农业主体进行立项审核，引入保险机构参与农业项目帮扶，允许初创项目投保，同时，政府财政要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建立一定的风险补偿机制，从而为农村产业化发展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楼亚强，邓忍，罗书林.日本农业环保对苏州农业发展的借鉴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3（12）.

[2]石传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6）.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农村为重点，深化农村卫生改革，建立与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不断促进农村卫生事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共同协调发展，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二、总体目标

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基础卫生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提高乡村卫生人员技术素质和农村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办法，逐步改善环境卫生，

—2—

使农民群众获得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促进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争取到2**年，孕产妇死亡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2**年为基数分别下降1/*和1/5，全县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与小康相适应的初保工作目标（详见附件）。

三、工作任务

（一）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的初保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协调会，研究解决初保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落实和完善农村卫生经济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初保工作的投入，并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收的增加而增加。

（二）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重点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和其他重大疾病，预防、管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促进精神卫生，减少各种心理疾患，做好老年保健。

（三）实施农村区域卫生规划，调整农村卫生机构布局，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健全体系，完善功能。重点提高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县、乡（镇）、村卫生机构明确各自承担的初保任务，使农民能够经济方便地获得包括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等内容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四）加大对农村药品监管的力度，通过规范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行医和用药行为，推广使用村级基本用药目录，规范杀消措施，保证一次性医疗器械质量，杜绝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

—*—

器械流入农村市场。

（五）认真贯彻《母婴保健法》和《*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2**）》，加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降低孕产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提高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率，努力实现《两纲》中卫生相关目标。

（六）依法加强公共卫生和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力度，公共卫生的监督与监测体系要从城镇向农村延伸，抓好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劳动卫生安全，使对农民健康危害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七）通过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加大农村改水、改厕力度，积极推进文明卫生村、镇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环境。

（八）继续推进“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在我县的活动，针对本地主要卫生问题，开展健康教育，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破除封建迷信，普及医药卫生科学知识，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农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促进人群健康相关行为的形成。

（九）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办法。积极探索合作医疗、大病统筹、贫困救助、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办法，树立典型，逐步推开。

（十）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中医药的特点与优势，不断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

四、实施策略

采用加强政府领导，部门负责，分级管理，分步实施，以典型带面，整体推进的策略推动初保工作的不断发展。

（一）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政府职责。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初级卫生保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把实施初保规划作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大事来抓，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奔小康工程和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实行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真正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监管到位。在同级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成立由政府领导牵头，发改、财政、卫生、宣传、农业、水利、建设、环保、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文化、广播电视、计划生育、药品监督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承担初保政策的制订、规划管理、监督、评估、实施和协调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初保的组织实施和调查研究，组织评审等工作，充分发挥协调和参谋助手作用。

（二）建立初保工作督导制度，加强对初保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各级政府要主动向人大、政协汇报并接受其对初保工作的监督和建议，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新闻媒介、社会舆论和农村居民在初保实施中的监督作用。建立分级监测和评估制度。

（三）深化农村卫生改革。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认真落实乡镇卫生院人员、业务、经费上划“县管”等政策，深化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

革，实行院长竞聘，通过严格准入、规范行为、加强监管，巩固和发展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工作，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四）部门协作，各尽其责。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跨部门、跨行业的社会工作，需要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协调各部门落实各自的职责，将有关内容纳入本部门工作计划，主动承担责任，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初保的各项任务。

（五）完善农村卫生经济政策。增加农村卫生事业投入，制定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实施的优惠政策。按公共财政要求，不断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使初级卫生保健得以健康发展。

（五）分级管理

1、县级：根据省初保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初保实施方案。负责本辖区初保管理考核与督查、达标的初审工作，定期召开初保总结会议，表彰先进，促进初保工作的不断发展。

2、乡级：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初保实施计划和初保预算，提出实施初保政策的具体办法，组织实施各项具体指标，制定初保有关管理办法和职责，协调有关部门落实职责，加强对初保项目指标任务的督查。收集和上报初保工作有关信息和资料，促进初保工作任务的落实。

（六）分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试点阶段）：2**-2**年为初保规划实施试点阶段。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2**年为全面实施初保工作阶段。要求2**年**%的乡（镇）启动实施；2*5年1*%的乡（镇）启动实施。

第三阶段（评估阶段）：2**-2**年为初保评估阶段。由县申请，设区市相关部门初审，合格上报省初保办。

五、部门职责

各有关部门按照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

发改部门要把初保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协调好初保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会同卫生部门制定并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合理调配农村卫生资源，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的投资。

财政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农村卫生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安排”的规定，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规范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补助的范围和方式，调整卫生支出结构，加大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主要用于乡村卫生机构的定额和定项补助；要设立初保专项经费，并使初保经费投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

卫生部门要做好辖区内初保工作的综合管理、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建设，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负责农村改水、改厕和环境卫生的技术指导，推进“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落实预防保健措施。加强卫生监督，在初

保实施中提供各种技术支持，不断提高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规范服务。积极做好初级卫生保健的协调工作。

农业部门要把实施初保纳入农村小康生活建设目标，从政策上支持农民增加合理的健康消费，在推广沼气的同时积极建造卫生厕所。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监测，提高农村环境卫生质量，加强饮用水源的保护，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水利部门在解决人畜饮水条件的同时，提高人饮用水卫生标准。

药品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农村药品经营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交易和制售假劣药品的行为，保障农民用药安全。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逐步把农民健康保障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统一管理，并积极开展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方法的试点工作。要支持和指导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初保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业务素质，引导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

建设部门要把开展初保与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将农村卫生服务设施纳入小城镇建设规划，积极指导农民搞好新住宅的卫生厕所配套建设。建设部门在审批农民住宅建设中，将建造卫生厕所列为必备条件。

民政部门及扶贫办要在贫困地区和特困人群中协调建立医疗救助帮困体系，支持贫困地区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老、少、边、穷地区地方病、妇女儿童疾病、传染病的防

治工作，并列入扶贫工作计划。

教育部门要搞好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工作。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5

（一）基本情况。我市现有人口30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2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74%。各类卫生院123所，其中中心卫生院21所，一级甲等医院26所；村级卫生所1673个，有乡村医生3815人。

（二）第一周期初保实施情况。1991—**年，根据《中国农村实现“**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的要求，我市积极开展以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保健为主要内容的初保达标工作，**年全市实现以县（市、区）为单位初保达标，**在10个县（市、区）中有85个乡镇实现以乡为单位初保达标，占乡镇总数的66.4%，基本实现了第一周期初保达标要求。

（三）主要存在问题。由于受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和地方经济条件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卫生资源配置不足且分布不合理，特别是乡镇卫生院的房屋、设备等基础设施不足；二是农村卫生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三是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匮乏，人才断层且结构不合理；四是农村公共卫生薄弱，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够健全；五是农村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农民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六是农村环境卫生较差，农民个人卫生素质普遍较低，农户卫生厕所和自来水普及率较低，且推广比较困难。

二、总目标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总体要求及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各县(市、区)要在巩固第一周期初保普及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强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改善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条件，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改水改厕和农民健康教育，使广大农村居民人人享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到**年，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省中上水平，其中孕产妇死亡率在**年基础上下降1/3，婴儿死亡率控制在16‰以内，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20‰以内，农村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5岁。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为实施阶段（**年）。各县（市、区）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搞好人员培训，并认真组织实施。建阳市达到第二周期初保合格标准。

第二阶段为基本达标阶段（**－**年）。全面实施初保计划，延平、邵武、建瓯、武夷山、顺昌、浦城等县（市、区）达到第二周期初保合格标准，并积极争创“初保先进县（市、区）”。

第三阶段为全面达标阶段（**-**年）。已达标的县（市、区）应继续巩固初保成果，政和、松溪、光泽等县达到第二周期初保合格标准，有70%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初保先进县（市、区）”标准。

四、主要任务

(一)疾病预防、控制和保健服务。全市建立起县、乡、村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为农村居民提供必需的预防保健服务，重点加强对老人、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加快计划免疫规范化门诊建设进度，保证疫苗接种质量，稳定计划免疫接种率。加强疾病监测和疫情报告，重点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病，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全省平均水平以内；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的上升势头；加强对结核病的归口管治工作，提高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人口覆盖率；组织开展经常性的以灭鼠为主的除四害和清除蚊蝇滋生地的工作，减少虫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巩固控制碘缺乏病和基本消灭丝虫病、疟疾、麻风病的防治成果；加强乡镇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救灾防病的能力。预防和管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做好老年保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防止各种意外伤害。开展牙病防治和防盲、聋和治盲、聋工作。

(二)社会化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优化卫生资源，引进社会资源，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加强农村卫生机构建设和卫生人才的培养，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搞活和吸引卫生人才的工作机制；以市政府“十大工程”建设为依托，以农村公共卫生和中心卫生院、边远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到**年，基本完成乡（镇）卫生院房屋设备的改造和建设。实施《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做好乡村医生学历教育和在岗培训工作，对乡村医生实行政府补助和培训。推行县、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水平，为农民群众提供价格低廉、安全有效、服务优质的综合卫生服务。

(三)妇幼保健工作。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年）》，依法规范母婴保健服务，大力推行妇幼保偿机制，规范孕产妇和儿童系统保健管理。加强医疗保健机构的产科建设，尤其是农村卫生院产科基础建设，提高产科质量。同时积极开展产、儿科适宜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服务水平，降低孕产妇及婴儿死亡率。建立贫困孕产妇救助资金，对贫困孕产妇实施救助。大力推进婚前保健工作；开展新生儿疾病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改善儿童营养状况，不断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四)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创建文明村镇和卫生村镇活动，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行改水、改厕工作，改善农村居民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加快农村居民自来水普及进程，抓好水厂运行管理，确保农村居民饮用安全卫生水。结合村镇规划，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加大人畜粪便的无害化、资源化、能源化工作的力度，严格把好农村新建住房审批关，坚持卫生户厕与农民住房建设同时审批、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改造已建但不符合卫生厕所要求的农村户厕、公厕和单位厕所。

(五)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积极推进“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大力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卫生知识进村入户率、农村居民基本卫生知识知晓率和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率及基本健康行为形成率。

(六)公共卫生、药品和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依法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药品和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力度，定期组织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职业卫生和药品的检查监督，有效控制危害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规范农村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行医、非法接生和其他危害公共卫生的违法行为。

(七)中医药服务。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中医药的特点与优势，加强中医药队伍建设，开展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普及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不断提高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

(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积极组织引导农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努力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稳定的筹资机制，加强规范化管理，确保取信于民。逐步建立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积极探索实行多种形式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五、政府职责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行政府负责、分级管理、分步实施、分类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协调发展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分级管理，以县(市、区)为主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对初保工作负总责。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对初保工作的领导、组织、规划、协调和监督管理的职能，制定初保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并将初保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领导协调和工作机构，形成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的初保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并为初保工作提供必备的工作经费。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协调会议，研究解决初保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保证初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初保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会同卫生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十一五”发展规划。

财政部门要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调整卫生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合理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和乡村医生补助资金，切实落实各项财政补助政策，促进初保目标的实现。

卫生部门要做好初保工作的综合管理、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工作，要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依法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加大卫生监管力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制定切实发挥中医药优势与作用的具体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业部门加强对人畜共患疾病的预防控制，配合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求助制度的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

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卫生等部门制定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统筹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和农村环境质量的监测工作，切实做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污染源达标排放的监控工作，强化对农村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医疗废水达标排放和农村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努力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协调农村改水、改厕规划的实施，组织改水、改厕新技术的交流、推广，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的综合监督指导。

教育部门要认真执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将健康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的范畴，农村中小学校要有计划地开设健康教育课，搞好学校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和学生宿舍卫生管理，参与“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鼓励中小学生把相关卫生知识向家庭和社区传播。

广播电影电视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村卫生政策、健康教育以及先进典型方面的公益性宣传。

水利部门要组织开展农村改水和自来水普及工作，并加强农村自来水厂管理，确保饮用水安全。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要把抓好初保工作成效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县城考评的重要指标。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文化、计划生育、药品监督、科技、扶贫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落实有关措施，支持做好初保工作。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初保工作的领导与扶持。**市初保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初保工作，协调解决初保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认真履行初保工作职责，将农村初保工作纳入当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并建立初保专项资金。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制定相关落实政策，促进初保目标的实现。

建立初保工作监督制度，加强对初保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各级政府要主动向本级人大、政协通报并接受其对初保工作的监督和建议，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和农村居民对初保工作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初保的宣传与正面引导，广泛吸纳群众对初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初保事业的良性运行。

(二)深化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改革。按照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现有乡镇卫生院布局，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引入竞争机制，在保证公共卫生工作落实的前提下，对其余的和县城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卫生院按区域卫生规划要求进行资源重组或改制，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医疗机构的共同发展。加强乡村卫生机构的规范化建设，要转变服务观念和模式，加强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全面提高卫生人员素质，建立有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激励机制，提高服务效率，以比较低廉的费用为农村居民提供比较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三)增加卫生投入。从**年起到**年，各级政府要逐年增加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其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确保农村公共卫生和卫生建设发展经费，包括卫生监督、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和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经费、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资金等。

(四)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支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互助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年，武夷山市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省上统一安排指导下，按照积极稳妥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到**年10个县（市、区）全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基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实施医疗救助。

(五)建立分级评估和监测制度。初保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评估和监测。按《**省第二周期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评价指标（**－**年）》要求，抓住优先领域，积极推进初保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每年进行一次自评，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和阶段目标，自评达到“合格”标准后，向**市人民政府申报复核评审；**市人民政府认定后报省级备查；省级指导、监督，并不定期组织抽查。达到第二期初保合格标准的县（市、区），要积极创建“初保先进县（市、区）”。要将初保有关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常规统计，实行年报制度，及时、准确反映实施情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6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思想变迁；中国

村级经济作为整个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村级经济的壮大，举步维艰。因此如何发展壮大村级经济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名，就必须梳理清楚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思想的变迁。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思想

建国后，的集体经济思想及实践，是在一个复杂的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其核心在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集体经济，不能动摇。但是他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刮“共产风”，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发生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遭到一定破坏。

1949年9月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政协的《共同纲领》，建国以后，新中国将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一化”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的主要任务是“变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实践证明，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之后，1955年7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在《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中指出：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建国初期，广泛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变革，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也就导致了集体经济思想的一个误区：建立“一大二公”的。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思想

（一）小平同志的农村集体经济思想

邓小平经历了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各个阶段：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以及农村改革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早在1980年中国农村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论断。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一直强调在中国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要性。1984年3月14日，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强调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总方向。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话时，薄一波谈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的三种情况时，邓小平指出：“……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1992年，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认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这包括：

1、农业集体经济必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集体所有制。1992年7月，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2、农业集体经济活动的主体是集体，而非单个的农民。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决定了，农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主要由集体组织。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3、农业集体经济内部，成员共同劳动，实行民主管理。这是由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决定的。

4、集体经济有多种组织形式。1962年，中国拆散所有制，个别地方愿意保留，农村出现了、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存的情况。可见，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农业集体经济并不是单一的模式。

小平同志认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现代化，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他概括了集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人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而且他认为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形式，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二）新时期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思想

在新时期，认为当前农村工作在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搞好扶贫开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切实解决“有钱办事”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2007），同志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这是对邓小平所同志的所说的“两个飞跃”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经过家庭责任制，充分释放农户分散经营的能量后，中国农村经济正处于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转轨时期。

三、总结

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思想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它会不断创新，尤其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即主要通过个体、私营、合伙、合作制和吸引外部资金的股份制等形式，来促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向城镇化的转化，使资源配置适应市场的要求打破地理空间而不断优化。

参考文献：

1、张恒杰.论集体经济[DB/OL].集体经济创新网,2010-03-15.

2、赵智奎,彭海红.邓小平的农业集体经济思想[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

3、朱有志,肖卫.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J].求索,2007(11).

4、.全面深入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N].人民日报,1997-10-30.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7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增强了农户参与市场的能力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集中上市与消费的分散性存在矛盾，致使其价格波动大、市场风险高。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既没有定价话语权，也缺乏主动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农产品储藏、保鲜、烘干等初加工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农户降低产后损失、提高产品质量、选择最佳销售时机、参与加工环节以及提升产后处理技能，进而提高其市场参与能力，促进实现产品销售的价值增值。

（一）从采后的“无能为力”到积极的“应需调整”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通过减损、提质、增效，提高了农户应对市场的能力。产地初加工项目建设之前，面对短期内无法销售出去的农产品，农户看着其腐烂、跌价而无能为力，产量的丰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产值。补贴建设的标准化设施投入使用后，试点地区马铃薯、水果、蔬菜产后损失率从15%以上降低至6%以下。以甘C省试点地区为例，2015年冷藏库建成利用后马铃薯、果品、蔬菜减少损失2.17万吨（马铃薯1.55万吨，苹果0.44万吨，蔬菜0.18万吨），仅贮藏一个环节就减少损失5840万元。同样，烘干设施解决了自然晾晒和土法熏制时间长、效率低、卫生差、阴雨天霉变、二次污染等问题，能够以更高的质量品质实现更高的价值。比如，2016年宁夏中宁县自然晾晒枸杞7至9月份销售价为21元/斤，经过烘干房烘干的枸杞销售价达到25元/斤，扣除每斤1元的烘干成本，农户每斤干枸杞可多获利3元。

产地初加工项目延长了农产品销售时间，有利于保持价格稳定，使农民可以主动选择销售时机错峰销售。甘肃省陇西县冷藏库建成使用后，马铃薯的销售期从9-11月延长到次年的4月份，错峰销售每吨可增加200-300元的利润，4年实现增加值5125万元，实现增收8615万元。并且项目实施后马铃薯的价格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平均价格则显著提高。2015年马铃薯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比值已从2011年的2下降到1.63；剔除不同销售季差异的影响，价格方差与均值的比重也从0.20下降到0.15。市场价格稳定不仅减少了农户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损失，而且有助于农户形成稳定的价格预期，使他们提前做好生产布局，缓解价格波动导致的供需失衡。

（二）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显著

从对项目试点地区农户的面上抽样调查看，全部的调查户都肯定了项目对降低产后损耗的作用，降损比例的平均值为47%；95.0%的人认为设施建成后其销售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了，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为27.8%。具体来看设施建成后能够帮助提高收入的原因，72.6%的受访补助获得者认为是“可以把握时机，提高售价”，68.5%认为原因在于“产品腐损率降低、品质提高”，选择“产销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的占24.7%，选择“加工后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占23.1%。除了项目建设主体实现直接收益增加外，项目建成后因为产业效益好也带动了鲜果收购价格的提高，使种植农户的收入也大大提高。

产地初加工项目对提升落后地区农民收入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重点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试点县（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低于非试点县（区），但试点实施4年来对当地农民收入的提升却是非常显著的。甘肃省试点县（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3128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5722元，增幅达82.93%，较非试点县（区）高1.44个百分点，新疆试点县（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7123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1486元，增幅达61.26%，比非试点县（区）高7.65个百分点。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奠定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础

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其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不足。农产品产地初级加工项目不仅支持农民建立了设施设备，而且帮助提升其技术与经营理念，促进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催生交叉融合的产业新业态。

（一）培育壮大全产业链的农业经营体系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良好的产业经济效益，带动了生产种植面积的扩大，培育了一批优秀农村职业经纪人，壮大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实现产业规模经济，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区域市场形成奠定基础。甘肃省陇西县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从2011年的97家发展到2015年的120家，增长23.7%，果蔬专业合作社从2011年的11家发展到2015年的80家，增长627.3%；专业大户从2011年的800户发展到2015年的1900多户，增长137.5%。河南省西峡县在项目支持下，建成香菇保鲜库416个，总库容达37700吨，带动建立了104家合作社、100多家加工企业和1000多家香菇收购企业或门店，建成了标准化基地173处，使标准化生产率达到85%以上。

初加工补助政策对促进产地农产品加工能力和冷链物流发展创造基础条件。甘肃省试点县（区）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从2011年的26616万元上升到2015年的 59057万元，增幅达122%，较非试点县（区）高18个百分点。新疆试点县（区）冷链物流从2011年的3.5万吨增加到了11.98万吨，增幅达到242%，而非试点县没有明显变化。通过甘肃和新疆试点地区的分析发现，项目补助资金每增加1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增加24.7元，其带动效应非常显著。同时，项目资金增加1%，农产品总销量与总产量的比值增加0.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项目的投入有助于形成产地交易市场，吸引其他地区产品向项目区集中交易。

（二）促进形成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产地初加工设施的集中连片发展，自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性产业市场，带动产地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截至2015年底共建成产地初加工马铃薯贮藏库库群247处，贮藏能力达到15万吨（次），围绕贮藏库群形成马铃薯交易市场153处。以高聚集度的产业和多层级的专业市场为支撑，建成全国首个部级马铃薯批发市场，全市马铃薯产品年交易量和外销量分别达到100万吨和60万吨。以规模化的产业和集中交易为基础，扩展和延伸产业链，培育建成万吨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27家，年加工转化马铃薯80万吨左右，产品种类也由精淀粉、变性淀粉、全粉等初级产品逐渐向无矾粉皮、粉丝、薯条、薯片和膨化食品等精深加工产品拓展，形成脱毒种薯生产能力和精淀粉加工能力均为全国最大的产业集群。

产地初加工设施是产业延伸、拓展和衍生新兴产业业态的基础支撑，推助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产业的升级转型。福建建宁县引导合作社在农产品加工园区集中建设冷藏设施，在莲产业集群基础上衍生出莲食品加工、莲附属物类黄酮和生物活性碱等提取以及荷花景观和莲饮食文化等产业。产地初加工设施建成使用后，烘干、预冷以及初步的分级包装等为接入电商物流系统创造了基本条件，吸引了大型电商平台的进入发展。湖北仙桃市通过项目带动发展的泡藕带、脆皮黄瓜等初加工产品已在淘宝仙昧店4甫、京东仙桃特产馆、苏宁易购仙桃馆等网上上架，2015年9月至2016年上半年r产品网络销售额达620万元。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2015年8月农业部对各试点省（区、市）2016年政策需求摸底调查显示，18省（区、市）对该项政策的资金需求规模达到18.95亿元，而这些省（区、市）的实际资金安排规模为8.4亿元，仅占需求量的44.33%。从实际的项目申报来看，有50%左右的申报农户和合作社因指标限制未能享受到政策。同时，初加工补助政策是按照不超过工程造价的30%给予支持，但在建设过程中还会存在合法取得用地、平整土地、供电基础设施等成本，农户实际自筹资金比例较高。对试点地区农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9%的农户有申请初加工设施建设和政策补助的需求，但其中11.7%的人明确指出自己“想建，建不了”，45.0%的农户表示“自己出那部分钱拿不出来”，38.2%表示“要求先建后补，没有资金垫付”。

目前补助政策主要是补助马铃薯储藏窖、果蔬烘干和冷库建设，而粮食等大宗作物的烘干、储藏设施建设也有很大需求。2016年受雨水天气的影响，安徽小麦受潮严重，以滁州为例，80%的新麦达不到国家标准而难以入库；2015年江苏规模经营大户因没有晾晒、烘干能力，稻谷未能及时收割，遭遇大雪天气出现了“雪压稻”现象，导致黄粒米超标率高达90%。

（二）金融服务缺位，农民建设和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当前农民发展需求强烈与其投资建设能力不足，是该项政策推广发展的现实矛盾。金融服务在此过程中的缺位，制约了农户从该项政策中的受益和政策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河北省、甘肃省陇西县等地与金融部门合作以联保货款等形式帮助参与项目农户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外，绝大部分试点地区该项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与金融部门的良好联动。农户不能借入资金建设发展，无法享受到政策的支持，错失了改进生产方式、实现增收的发展机会。而且项目建成后，农户和合作社也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保障其有效运营，但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尚未对初加工设施颁发产权证，不能通过抵押贷款有效盘活资产、解决经营资金周转问题。很多项目建设者缺少资金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储藏，造成设施不能充分使用，生产盈利能力不能有效提高。

（三）土地政策执行偏差导致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建设困难

以合作社为载体推动设施的集中连片发展普遍遭遇到用地难的问题。有合作社表示“政府对土地管控太严，不给批土地”。陕西省勉县农工委反映，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建设场地审批难，需要国土部门积极支持”。甘肃省泾川县委办公室反映：“土地出让手续繁杂，成本较高”。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允许一定比例的设施用地，但各地在执行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把握的尺度不一，“依法办理建设用地亩批手续”程序较为复杂，而且部分适合集中发展初加工设施地区被划入基本农田范围内，不允许发展任何建设项目。农产品产地处理、贮藏、烘干等初加工设施建设经常出现“拿不到土地”或不能取得合法产权证明的情况。

（四）用电优惠政策难以落实，高电费加重农民负担

国家多项政策均明确规定，农产品初加工执行农业生产电价，但由于对电力部门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和具体细化标准，且不同政策交叉下电力部门遵循的是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很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很难享受农业电价政策。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降低流通费用提高流通效率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农产品冷涟物流的冷库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依据此文件，大部分地区对产地初加工的保鲜库、冷藏库按照工业电价征收电费，且由于分离计价的困难，同批同地建设的烘干房等，也是按照相同的标准征收。在调研中发现，各地电价执行标准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各乡各户各有不同，一些地区的初加工设施甚至按照商业电价标准收费。用电成本高是大量设施不能充分利用的原因之一。烘干房设计的是可对多种农产品进行烘干，针对不同农产品上市季节不同，可以在不同时期烘干不同产品。但由于部分农产品干制品的利润比较薄，高电费使农户回归到传统的自然晾晒方式。

（五）产业后续服务跟不上，农民增收仍难根本解决

初加工建设设施补助政策只是帮助农户建立起产地简单烘干和冷藏保鲜能力，减少了农产品集中上市后短期内无法实现销售造成腐烂的直接损失，但农民能否增收最终还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销路是否打开、价值增值能否实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采后处理、分级包装、品牌建设、质量检测、交通物流等综合服务能力不足，农户和合作社自身的经营能力欠缺，农户与加工企业利益联结不紧密，该项目实施对农户的收益带动效应开始递减。

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的建议

（一）扩大试点范围和资金支持规模

当前在我国农业支持政策面临调整的关口，应借鉴国际经验从保收入的生产者补贴支持向提能力的服务性支持转变。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正是服务性支持政策，属于WTO绿箱政策范围，应作为重点方向加大支持，尽快从目前20个试点省（区、市）全面推广到全国，并根据现实需求增加补助政策的资金预算。应扩展初加工设施补助的范围，从目前较为单一的马铃薯、果蔬烘干储藏扩展到有相应需求的所有农产品，从初级的烘干、冷藏延伸到产后净化、去皮（壳/核）、切片、分等分级、预冷、包装等多个环节，逐步提高加工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形成全产业链配套的初加工生产体系。在粮食主产区试点实施粮食初加工设施补助，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逐步建立烘干、储藏、脱壳、分级、包装等粮食初加工能力，引导建设服务一定区域的烘储一体化综合服务中心。

（二）加强财政金融联动支持

以“补助+信贷”的方式强化对专业农户和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完善初加工设施不动产登记和抵押制度，为自筹资金不足者提供设施建设按揭贷款支持，并通^设施抵押贷款解决长期投入资金的周转问题。以政策性信贷或担保的方式支持上规模的合作社和企业建设加工、储藏设施，将政策延伸至企业并扩展到高性能、大规模设施设备。针对经销、加工大户购销资金短缺的问题，应着力支持发展农产品仓储抵押贷款、订单质押贷款以及以购销、加工储运信息监控为风险控制基础的购销信用贷款等业务。

（三）强化用电、用地等配套政策的协同支持

引导各地加强对区域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的需求研究，制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对于集中连片的农产品初加工基地应优先纳入农村电网改造和设施农业供地规划，以解决当前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用地设施配套成本过高、合法用地存在障碍等问题。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国家电网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强化电力保障支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明确由农村电网改造工程资金解决产地初加工项目用电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纳入产地初加工补助支持的项目按照农业电价征收电费，切实保障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电政策。

（四）完善配套市场服务体系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篇8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平稳发展、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人对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念逐渐淡薄。当人们看到我国外贸总额仅次于美、德两国，跃居全球第三位，当“中国制造”的商品流行于世界各地，有人因此而盲目乐观；有人看到国内一座座现代城市大厦耸立，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到国外看看，觉得我国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差无几；近年来，由于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也比较充裕，我们某些官员经常把“现在我们不缺钱”、“不要怕花钱”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办事大手大脚，行政开支铺张浪费，奢靡浪费之风屡禁不止，忘记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些人甚至不屑于我们国家原有的定位，国内有一家研究机构预测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年超过美国；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国已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只不过还是“初等”而已。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牢记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笔者认为，这篇专论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面貌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经常分析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态势，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生产力的发展，经常要受到基本国情的制约，因此必须时刻研究和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是一个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状况、实现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部分先进产业同广大农村比较落后的农业同时并存，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的工业企业同时并存，部分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同时并存，少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科学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同时并存，这种先进与落后并存和交错的状况，由于我们国大人多而更加突出，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是，统计资料表明，我国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虽然已名列前茅，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均GDP还未达到2***美元，名列世界各国排名的1**位之后，按通常中等发达水平国家人均4***美元计算，相距甚远，这就是基本国情制约向现代化迈进的具体表现之一。

我国迈向现代化的任务特别艰巨，因为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球各地无处不在，但大部分仍属初级产品，如鞋帽服装玩具等轻工业商品，这些产品数额大，但附加值低；尖端产品少，发明专利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核心竞争力很弱，许多尖端产品和部件不得不依赖进口，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以此钳制我国的经济发展，而巨额的贸易顺差又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社会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哪个国家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它就能在国家的发展上取得主动，科技竞争成了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一般说来，全年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即被视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而我国仅为1.23%，离开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距离还很远。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不少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常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不看到，如果没有自主创新，企业产品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生产初级产品或者单纯成为外资的“加工企业”，其经济增长只能是粗放型的、依附型的。令人关注的是，二十多年来引进技术的发展道路，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使这种状况在我国没有多大改变。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这种状况如果不加改变，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成为泡影。由于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国情，建设创新型国家将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还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努力，这是我国远未走出初级阶段的现实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历史进程，社会呈现转型时期的特征，生产力的发展也经常出现曲折和反复，在市场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构架逐渐形成，各种利益主体涌现，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促使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大批小企业、小煤矿、小矿山、小建筑队应运而生，许多监管制度跟不上，使各类事故频繁发生，危及经济的协调和健康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黑心矿主贪财枉法，政府监管不力，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下所造成的。说明我国现在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初期，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解决。

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通常是复杂和多变的，这是转型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我国，社会转型不仅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而且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两种转变叠加在一起，使社会矛盾显现一种不规则的积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进步有目共睹，但社会不公和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现？说到底，这与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转型时期的失衡、失范、无序现象时有所见，说明我们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过的路可以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权利得到较好维护。然而，由于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许多地区农村还不富裕，“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就以农民工问题来说，这是工业化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乡村转到城市，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过程，无论是从农民自身的角色转化和地位的提高，还是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而言，都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大量农村人口自愿进城务工就业并逐步迁徙定居，既弥补了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又打破城乡隔离，加快了城乡交流，改变了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地区相对封闭贫困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这一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城乡之间差别大，加上原有的用工、户籍、工资、福利、保险等制度的限制，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很快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他们虽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住房、用工、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无论他们在城市工作了多久，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还是在农村，但由于打工收入远比在家务农的收入要高，他们已不愿再回到条件更差、收入更低的“纯农民”的生活，从而成为非农非工、非城非乡的特殊群体，在找不到工作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极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问题在于，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的积聚和凸现，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分化日益加剧，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化，分配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使得人们的收入拉开差距，贫富差距逐渐加大，从而引发了新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应该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怎样保持“适当的度”，使收入差距保持合理、合法、适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社会转轨过程中的“不公”，还因为一些人利用体制转轨中的漏洞非法敛财、违法暴富，一些有权势者寻租谋利、贪赃枉法而使社会“不公”更加突显，因不公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使社会心理失衡，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社会与基层政府间的矛盾、群众与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多。近年来许多突发性就是这样引起的，这些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决，包括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促进人们的观念转变等等，这一切，显然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进程。

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社会和谐。”这一论述，科学地解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述，极大地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然而，同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更需要较长历史时期实践的检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其基本精神是，既要强调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强国富民提供物质保障；又要以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社会主义的宗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贫困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和获得基本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