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中学数学论文范文

初级中学数学论文范文第1篇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返回祖国，为祖国的数学发展而奋斗终生。20世纪50年代末，他开始转到应用数学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并在这方面辟出了一条新径。他把这条新路子以通俗的语言概括为12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策发展”。从80年代开始，他又把数学研究和宏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让数学走出神秘的殿堂，走向田野和工厂，让更多的经济工作者懂得了数学的价值、知识的力量，并把数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华罗庚在这方面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被誉为“人民数学家”。

克服重重困难，靠自学成才

华罗庚1911年11月12日(庚戌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城。父亲华老祥经营着一个店号为“乾生泰”的小商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华老祥40岁得子，分外小心，将刚出生的华罗庚放在箩筐里，说：“放进箩筐避邪，同根百岁，就叫箩根吧。”“箩”字去掉“竹”字头是“罗”，“根”与“庚”同音，那年又是庚戌年，就用了“庚”字。这就是华罗庚名字的来历，这也包含了父亲对他的良好祝愿。家里人与乡里人还亲切地称华罗庚为“罗罗”。

华罗庚的小学生活是在金坛仁劬小学度过的。因学习成绩不好，他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1922年，华罗庚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初一时，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好，通过补考才及格。但到初二时华罗庚的情况就有了重大变化，学习成绩颇为出众。

1925年夏季，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从金坛中学初中毕业。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华罗庚去省城读高中，所以他只好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中华职业学校虽然是免交学费的，但最后一学期，因家中再也无力提供50元钱的杂费和食宿费，华罗庚只好退学，回到家乡。

华罗庚失学后，帮着父亲经营小商店。这时的华罗庚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凭着仅有的一本《大代数》《解析几何》和一本只有50页的《微积分》小册子，开始了顽强的自学生涯。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华罗庚都是以读书为乐，简直到了痴迷的境地，甚至有时还慢待了顾客或多找零钱给顾客，这就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和干涉。父亲甚至要烧毁他的数学书和演算的草纸。

1929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王维克从法国留学回到金坛中学，并于次年担任了金坛中学的校长。他聘任华罗庚为金坛中学的会计兼庶务，还准备让华罗庚担任金坛中学的初一补习班的数学教员。正在此时，金坛县发生了流行性瘟疫，华罗庚不幸染疾，卧病在床。半年后痊愈，但左腿却留下了残疾。

早在华罗庚生病以前，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1926年第7卷第10号《学艺》杂志，上面刊登着苏家驹教授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华罗庚读后，开始觉得很好，继而产生怀疑，于是就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发表在193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上。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发现了这篇论文，并推荐给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反复读了这篇论文，很赞赏作者在论文中表现的智慧、探究精神和勇气，就向周围师生了解华罗庚的情况。与华罗庚同乡的助教唐培经向熊教授介绍了华罗庚坎坷的经历。有爱才之心的熊庆来亲自设法和学校当局交涉。学校当局同意了熊庆来的要求，决定接纳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

1931年8月，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从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数学家的征途。这年，华罗庚年仅20岁。

利用担任助理员的间隙，华罗庚一头扎进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阅读数学文献、晚上回到宿舍里还要进行复习，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惊人的勤奋取得了日渐长进的优异成绩，半年后他就能旁听熊庆来教授的数论课了。一年半后，华罗庚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文、德文、法文，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三篇用英文写的数学论文。

到第四年，年仅24岁的华罗庚就已经成长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1934年，华罗庚发表了八篇论文。其中两篇在国内数学杂志上发表，六篇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

“今年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见面吧”

新中国成立以前，华罗庚曾三次出国深造与访问：1936年去英国留学，1946年2月去苏联，1946年9月去了美国。

1935～1936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法国数学家阿达玛与美国数学家温纳来清华大学讲学。华罗庚得到阿达玛尤其是温纳的器重。他们给华罗庚以重要的指导与帮助，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温纳建议华罗庚到英国哈代那里或到美国去留学，继续深造。哈代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知名数学教授，搞数论与分析。哈代与他的长期合作者李特伍德都是堆垒数论的新方法――圆法的创始人与开拓者。那时清华大学给了华罗庚两个机会，供他选择：一是留校升任讲师，一是出国留学。华罗庚为了在数学上有更大的作为，获得更高的成就，决定放弃提升讲师的机会，到英国去进修。

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乙种资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进修。华罗庚到达剑桥大学时，哈代正在美国旅行。哈代留了一张纸条让人转告：“华来时，请转告他，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通常若要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至少要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华罗庚则表示：“我不想念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学者。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于是，华罗庚利用在剑桥的时间，-听了七八门课，记了一厚叠笔记，回国后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细地加以消化。在剑桥，华罗庚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苏联、印度、法国、德国的数学刊物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正当华罗庚的工作处于高峰，并计划于第二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解析数论的另一中心苏联访问与工作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他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回到祖国。1938年，华罗庚放弃了可能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与教书的机会，回到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云南昆明，即“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聘任委员会开会讨论，全体一致同意，通过华罗庚的教授任职资格。至此，这位从金坛走出的仅有初中文凭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教授。

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差，生活条件差，而且还面临不断受到日军空袭的危险。华罗庚没有向生活的艰难困苦低头，四年的时间，就在这么艰

苦的环境里，他先后写出了20多篇论文，在1941年，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凝聚了他大量心血和汗水、至今仍被各国数学界视为经典的重要著作，送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以后，不仅没有出版，反而把原稿给丢失了。

1946年2月25日，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华罗庚会见了著名苏联数学家，同他们交流了数学研究成果。访苏期间，华罗庚对《堆垒素数论》的校样作了校对工作。这是1941年华罗庚寄给维诺格拉朵夫的手稿，维诺格拉朵夫当即回电。大意说，“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这部专著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这是《堆垒素数论》最早的俄文版本。

1946年秋天，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数论课。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世界最高数学学府之一，这里有著名数学家韦尔、西革尔、冯・诺依曼、韦伯伦、哥德尔、赛尔贝格与爱多士。还有中国学者，如数学方面的王湘浩、闵嗣鹤、徐贤修，物理方面的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化学方面的在修博士梁守榘，还有考古学家尤侗等多人。

1948年春，华罗庚应位于乌尔班那的伊利诺大学之聘，任终身教授。美国数学家们对于他的天才和成就赞叹不已。美国作家斯泰芬・萨拉夫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些年里，与华罗庚相识的美国数学家们，对他那清晰而直接的教学方法，他的知识深度和他的天才，有了更深的印象……我对微分几何学家和代数学家提起华罗庚的名字时，所有这些数学家们全都明白了。一位群论学家听到我提华罗庚的名字，他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关于同构的定理，叫做“华氏定理”，那必定是同一个华氏!

华罗庚离开上海时，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司徒慧敏的夫人刚从延安来，向华罗庚讲述了在延安的见闻。她说，全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正在中国大地上势如破竹地展开，的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惶惶不可终日。过江后，集团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眷弄到台湾。闻之，华罗庚便火速给妻子吴筱元和孩子办了护照，将他们先接到美国后再做打算。

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她对母亲说：“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跟定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

吴筱元见女儿不为出国所动，便不再勉强，叮嘱了一番，打发老母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去，自己带了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儿子乘飞机到了美国。

1949年2月，华罗庚收到了大女儿华顺从北平的来信，信中说：“北平解放了，全城一片欢腾，共产党廉洁奉公，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希望父母赶快回家”。接着，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愈来愈多的来自祖国的的喜讯，遂毅然决定返回新中国。

1950年初，华罗庚一家从圣弗兰西斯科出发，经檀香山、日本，于2月抵达香港。在香港，华罗庚起草了致留美中国学生的公开信。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信中最后呼吁：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3月16日，华罗庚一家乘火车抵达北京。周培源和钱伟长及清华大学负责人到车站迎接。

回国后，他把家安顿在清华园的教员宿舍里，就兴致勃勃地走马上任，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6他要为新中国的数学发展，进行新的拼搏!

“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

华罗庚回国30年后说过一段话：自从踏上新中国的大地之后，“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

华罗庚曾工作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曾奉命组建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是中国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倡导万隆精神的亚洲国家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成员。还不断地随团出国访问。如1953年3月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访问，其后还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1954年代表中国到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天又同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飞往印度新德里，出席了“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在纷繁的社会活动之余，他抓紧一切时间钻研数学，思考怎样发展中国的数学。华罗庚从不放过一点空隙时间思考问题，他连在上班的途中坐在汽车上也要想几个问题，平时工作之余或是讲课、开会之前的十几分钟也不白白浪费掉，而是边读边做笔记。

1957年，华罗庚又出版了60多万字的《数论导引》。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著名数学家在美国《数学评论》上撰文评价道：“这是一本有价值与重要的数论教科书。”

1959年，华罗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一书。这是华罗庚应《德国数学百科全书》丛书编委会邀请而撰写的。该书受到很好的评价，成为一本经常受到同行征引的重要文献。王元与吴方将该书由德文译成了中文，于1963年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

1956年1月31日，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召开了制订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华罗庚始终情绪饱满地参加了“规划”的制订工作。他和严济慈在《规划》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绝对不能放松理论科学的研究，得到总理的赞扬。“规划”增加了56项“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的项目，其中包括数学、力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与地学的研究项目与相应措施。

6月14日，、、、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包括华罗庚在内的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华罗庚深受鼓舞，对这个规划充满了信心，也为实现规划中关于全面发展数学的计划充满了希望。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例如对于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是很重要的泛函分析，以及概率论和统计学等都得到了发展，中国和国际上数学的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

规划制定出来以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

提议，经过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列为国家急需的紧张项目，立即筹建起专门的研究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大干快上。这五大项目被称为“五朵金花”。从此以后，我国的计算科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让数学为国计民生服务

华罗庚在坚持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探索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

1959年4月19日华罗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学与应用》一文。文章说：

数学的重要是因为它的应用广，是因为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重大作用，并且在处理社会现象方面也是不可少的而且有十分宽广的发展前途的。同时也因为它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理论性。

那么，如何解决数学的应用问题呢?华罗庚提出两个字，一个是“网”字，一个是“纲”字。

何谓“网”?何谓“纲”?华罗庚认为“网”是应用，“纲”是理论。因此他提出：有纲无网，清清凉凉，有网无纲，四处奔忙。提高普及，保证质量，理论实际，要纲要网。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北京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华罗庚了解到生产管理中制订施工方案的方法CPM(“关键道路法”)与PERT(“计划评估技术”)，并了解到由于用了这些方法曾使“北极星导弹”的研制时间大大地缩短了。这些方法虽然很简单，却很有用处。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透彻地分析并简化了这些方法，结合“统筹兼顾”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起名叫‘÷统筹方法”，简称“统筹法”。

几乎在同一时间，华罗庚看到了威尔德的著作《优选法》，其中克弗尔的“斐波那契方法”与“黄金分割方法”是用来合理地安排实验，以求出最佳“工艺”的方法，即如何用最少次数的实验以得到“最佳”的工艺。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而且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华罗庚见到这本书后，心情非常兴奋。从此，华罗庚及其助手――科技大学的陈德泉、计雷和后来的李之杰等，―起南征北战，开始了推广和普及“双法”的历程。经过多年摸索，华罗庚已看到“双法”可能在国民经济部门中普及使用，从而使生产工艺与管理水平得到改善，产量与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华罗庚带领学生到北京电子管厂去实践，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各级推广统筹法、优选法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这时，有人出来吹冷风。华罗庚即向写信反映。信中说，他读了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诗的开头两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体会旧社会就是白骨成堆的地方，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白骨精的影响是有的，但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像诗中指出的“僧是愚氓犹可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最后，他附上了自己写的一首词《西江月》，以表示决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词曰：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旧深埋。

妖兴易受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

1964年3月18日，亲笔复信：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教祺!

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的来信，使华罗庚多日来郁积在心头的彷徨、苦闷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64年冬，他收到了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和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到大西南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他当即复信表示接受邀请。

成昆铁路的施工现场，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年已55岁的华罗庚每天拖着病腿，和助手们一起，翻山越岭，在工地上向战士和工人讲授统筹法。大家都尊称他是“人民数学家”。

有一天，他在一个施工的地方参加了一次追悼会。死者是一个战士和一个班长，他们生前在爆破一个山洞时安放了22支雷管，其中的一支雷管失灵，成了哑炮。战士和班长在排除故障时哑炮爆炸，不幸牺牲了。

这一事故对他震动很大。他想：“两个年轻人的牺牲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工厂生产的雷管，为什么不事先把次品检验出来，而要到现场使用时，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测出是否合格?难道这种牺牲不使人猛醒吗?”做为一个数学家，他的责任感促使他对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今后一定要设法用科学的方法合理地抽样检验，要设法普及应用数学，设法改进生产管理，决不能让这种悲惨的事件继续发生!”

追悼会开完了，华罗庚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战士的鲜血猛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他的心中萌发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把知识还给人民!

他决心要使数学进隧道，人车间，遍原野，上高山。他带领着学生和助手们，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从成都到甘洛的铁路修建方案。实行的结果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因此受到了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嘉奖。

1965年初，华罗庚回到北京，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6月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予以发表。华罗庚以普通的泡茶来深入浅出地讲解统筹法，通俗易懂。

之后，中国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华罗庚编写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他又给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谈了到大西南受到的教育，把自己写的《统筹法平话及补充》寄给了。

1965年7月21日，又亲笔给他复信：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教安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不久，华罗庚又组织助手和学生，五人一组，组成许多小分队，从北京出发了。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先办训练班，听讲的人中有工厂的厂长、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和农民。讲解完了统筹法，他们就真刀真枪地和当地群众一起做试验，研究如何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他们时而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施工现场，时而又出现在农村的田野上，为推广统筹法而忘我地奔波着。

1966年6月，“”开始。华罗庚等被通知回北京参加运动。8月20日，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遭批斗，继而遭抄家，华罗庚关于“矩阵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未来得及发表，就遭抢掠，不知去向。1969年，华罗庚在科技大学的办公室的门被撬开，一些数学研究手稿遭盗窃。这一抢一盗，对华罗庚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无法弥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这危急的关头，于1970年3月4日做出了对华罗庚进行保护的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一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告诉我。

根据批示，华罗庚的个人工作关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转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样一来，华罗庚在组织人事关系上，不仅与科技大学，也与科学院脱钩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如果群众再要批斗他，就必须征得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国务院工作人员还告诉华罗庚：有指示，统筹法是要搞的。国务院生产组决定要抓这项工作，生产组的负责人是苏静。明天是星期日，希望华罗庚于星期一(1970年4月20日)在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上介绍统筹法。

4月20日，国务院生产组召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开会，每个部来了四个人。华罗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统筹法。同时又向大家介绍了优选法，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讲优选法。华罗庚用泡茶、折纸等讲解“双法”，使在座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觉得“双法”在自己的部门里是有用武之地的。

不久，华罗庚等人应邀到上海去普及统筹法。6月9日华罗庚到了上海。上海市革委会生产组介绍他们先去上海炼油厂。厂里正好要进行“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要换一个炼油塔。上海市革委会生产组要求上海炼油厂15天完成这项任务，厂里领导则认为至少需要25天才够。华罗庚、陈德泉与计雷三人用统筹法制定了工程的施工计划，结果6天就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工了。其后，上海炼油厂有一个“硅片消洗液”的配方问题，经优选法安排试验，很快获得了成功。这是普及优选法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差不多同时，华罗庚又在上海炼油厂做了一项“605降凝剂”的配方试验，亦很成功。

1971年7月28日，国务院召集17个部委开会，首先由华罗庚作报告，介绍“双法”，然后由北京市化工部门与电子部门的人向大会介绍他们普及“双法”的经验与取得的成果。会后，不少地方与部门都纷纷表示要华罗庚去普及“双法”。这一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编写的《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的科普读物。

从1972年起，华罗庚组织了“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到各地推广“双法”。7月，华罗庚和小分队到了湖北，帮助沙市棉织印染厂解决“白纱咔”问题，在19道工序上搞优选，讲方法，培养人，做实验。不久，便使“白纱咔”的一等品从16％提高到了43％，质量提高了两倍。后来，一等品又从43％提高到83％，最后，使一等品直线上升到了90％。

这年冬天，华罗庚应聘担任了大庆油田科学技术总顾问。华罗庚到大庆油田推广“双法”，和年轻人一样到处宣讲、答疑、咨询，帮助工人解决疑难问题。

1975年9月，华罗庚决定应黑龙江省的邀请率小分队去黑龙江普及“双法”。华罗庚不顾家人的劝阻，坚持去黑龙江。华罗庚从哈尔滨改乘小火车到大兴安岭的伐木场，同工人们一起，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研究木材的“采、运、用、育”等问题。有一个林场用“双法”安排冬运木材，提高劳动效率33％，提前一个月完成运输任务。回到哈尔滨后，华罗庚心肌梗塞发作，经抢救转危为安，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但从此留下了心肌梗塞的病根。

1976年夏，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开滦煤矿停止了外运。“北京缺煤!”“华北缺煤!”“工厂停工!”“居民断电!”华罗庚不顾大病初愈和心脏病随时有可能复发的危险，于1977年2月，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亲自到大同煤矿现场用统筹方法做运煤的实验。原先日装车只有702车，实验的当天就装了847车，以后平均日装车达到1000车以上，一天多运煤1.8万吨，历时5个月，突击运出了存煤100万吨。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华罗庚主持进行的这项“铁路统筹和汽车节油”实验，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

在近20年中，华罗庚为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已经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成百个县。他写的《统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开始在一个个项目和一个个车间应用，后来又逐步形成了行业的系统经验。经过多年试点，国家计委曾把这两种方法作为全国重点项目予以推广，解决了一大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工农骨干，使许多应用数学工作者得到了锻炼，摸索出了一条发展我国应用数学的道路。

1979年6月13日，华罗庚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位老科学家多年的夙愿。1980年元旦，华罗庚见到邓颖超，她亲热地称呼华罗庚为“老同志，新党员”。

1981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了“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华罗庚及小分队的工作重心由普及数学方法向国民经济的咨询工作转移。

1982年3月，煤炭部部长高扬文致信给华罗庚，希望对两淮煤炭基地开发规划进行研究。4月初召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电力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有关部门会议，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会议希望“六五”规划会议前拿出论证方案，并决定由华罗庚负责，以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为课题组长单位，组织煤炭、电机、铁道、航海、通讯、能源等学会的20多位专家成立咨询专家组，赴两淮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一年的4月到6月华罗庚两次赴两淮煤矿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同课题组一起用“双法”论证和规划两淮煤炭基地15年开发规模、建井顺序及外部配套工程的方案。7月，煤炭部在北京组织了论证报告验收会。两淮煤炭的建井工期，用统筹法安排，平均比过去提前两年左右，提前一年就多产煤4000多万吨。共计安排了23对矿井的建设和外部的配套工程的同步建设，总规模4870万吨，到2000年全部可建成投产。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

经华罗庚等参与论证的大型项目，如“两淮煤炭开发规划”，“准葛尔露天煤田开发规划”，“大庆油田‘七五’规划”等均付诸实施了。这期间，除大庆油田外，湖南、内蒙古、河北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聘请华罗庚为他们的高级顾问。中国人民总参谋部亦聘请华罗庚为顾问。

华罗庚对自己的晚年也做了规划，希望能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

党的十二大之后，华罗庚决定把失去的手稿的内容重新写出来，不幸心肌梗塞复发，于1982年11月又住进了医院。1983年3月6日，他在病床上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现在的心情是：(I)醉心于创新工作。(2)摩拳擦掌，盘马弯弓，准备执行国家交来的任务，重上前线，再试宝刀。

1983年初病愈出院，华罗庚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求贤若渴，奖掖后学

1953年2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观看京剧表演。华罗庚的座位被安排在身边。观看文艺表演期间，亲

切地对他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

的亲切谈话，一直激励着华罗庚为新中国数学的发展广纳人才，培养后学。

1953年，华罗庚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谈谈同学们学科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向青年学生们提出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四点希望：(一)学科学养热诚，更需要持久的热诚；(二)学科学要创造，但不能越级而进，更不能钻牛角尖；(三)学科学要能创造，但也要善于接受已有的成果；(四)学科学要注意原则，但也不能忽视小点滴。他还写了《谈革命干部学习科学知识问题》《和同学们谈谈学习数学》《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同学们》，特别是发表于1956年第7期《中国青年》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一文，曾经鼓舞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向科学进军。

1962年，华罗庚提出了“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学习过程。所谓“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所谓“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

1979年之后，华罗庚又提出了“治学之道应该是‘宽、专、漫’”。“所谓‘宽、专、漫’，就是：基础要宽，然后对专业要专，并且还要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这些观点既是华罗庚的经验总结，也是青年学生治学的良方。

华罗庚还为引进人才、发现人才做出了不懈努力。

王元，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大学四年级时他在读书讨论班上报告了A・E・英哈姆的《素数分布论》。大学毕业后，由苏步青、陈建功教授推荐，做华罗庚的研究生。华罗庚经过考核后收下他，研究数论，后来成为华罗庚重要的助手，成长为一代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由于他不适宜教书工作而被辞退。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将他调回厦门大学搞管理图书资料工作。他阅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时，看出《堆垒素数论》还有地方可以改进。他发现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陈景润把他的想法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当即将陈景润的手稿转交数论组的人审阅，经大家确认陈景润的想法与结果是对的。华罗庚得知后很高兴，认为陈景润是一个有想法、肯钻研、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遂即邀请陈景润作为代表来参加定于195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陈景润在会上作了“塔内问题”的报告。以后华罗庚又将陈景润在大会上报告过的结果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在《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华罗庚将第四章与第五章的次序颠倒了一下，并将新结果写了进去。

华罗庚在见到陈景润后，就已在盘算着把陈景润调来数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陈景润被调来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从1960年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取得了辉煌成绩。

华罗庚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之后，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60年代共招了11名研究生，分别学习华罗庚从事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多复变函数论、代数学和数论。华罗庚指导研究生的方针是以自学为主，指定要阅读的书籍及文章，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每两周和他谈一下学问。参加讨论班的除了研究生，还有其他专业的科技大学教员，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讨论一介课题。大家相处很融洽，有利于共同提高，终生受益。

华罗庚同时把发展数学的目光投向了青少年学生。1956年华罗庚倡导在中国举办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这一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与武汉四大城市举办了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华罗庚的倡导得到了中国数学界的热烈欢迎与支持。华罗庚等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出面支持并参与了这项活动。一般都是上午进行笔试，下午集中评卷，当天就结束。然后由著名数学家接见名列前茅的参赛选手，并将他们免试送入他们志愿去的大学数学系继续深造。

1957年，高中数学竞赛活动进一步发展到了其他城市，如南京等。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高中数学竞赛暂时中止，1962年又予以恢复。华罗庚又出任北京市竞赛委员会主任。以后又在1963年和1964年相继举行了两届数学竞赛，又因“四清”运动及“”被迫中止。直到“”被粉碎，“”结束，数学竞赛活动才于1978年恢复。这一年举行了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安徽、辽宁、四川、广东八省市的中学数学竞赛，华罗庚出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并亲自主持出试题、监考与改卷等工作。竞赛活动之后，华罗庚主持出版了《全国中学数学竞赛题解》的小册子。华罗庚为该书写了长达7000字的《前言》。1980年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数学普及工作会议，总结中国数学竞赛的经验，并确定了以普及为主的方针，数学竞赛活动被定为中国数学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并由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来主持。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因年事已高，他们的工作由中国下一代数学家全面接替。

华罗庚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事业；一生为发展我国的数学事业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缅怀华罗庚先生的巨大功绩，激励我国数学家在发展中国数学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促进我国数学的发展，中国数学会与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设立“华罗庚数学奖”，并共同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范围为在数学领域作出杰出学术成就的我国数学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门大开，加强了中外科学文化交流。从1979年到1985年，华罗庚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出现在国际数学讲坛上，直到1985~g6月12日下午5时15分，倒在东京大学学术报告厅的讲台上，以身殉职，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