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意义范文

物质文明意义篇1

首先，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其最本质的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表现为两个方面：（1）指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包括生产力状况、生产条件状况、生产的规模、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程度。（2）指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包括人的衣、食、注行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方式的进步。物质文明既是以往的物质生产发展的成果在物质领域的凝结，又是现实的物质生产的直接成果，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由引可见，社会存在与物质文明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物质文明主要是从社会存在中生产力这一角度来谈的。

其次，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现象的总称，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以及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精神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智力、技能方面，包括社会的知识、智慧、经验和技能状况，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和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场所、设施、机构的建设，其发展程度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二是指思想道德方面，即社会的道德风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信念、思想、觉悟、情操及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的状况。精神文明既是以往物质生产发展史在精神领域的凝结，又是以往的社会意识进步成果和现实精神生产成果的结晶。由此可见，精神文明的大多内容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其中有部分内容如与科教文卫等相适应的场所、设施等属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意识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了。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不科学的社会意识则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那些反动的社会意识，更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可见，社会意识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而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及其体现，其本身对物质文明的建设只有正向的积极作用。社会意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精神文明无错误之说，精神文明只有程度的高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其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这不仅能促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是第三点区别。

二、两对概念的联系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综上所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但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物质文明与社会存在均属于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精神文明与社会意识均属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所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正确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决议》精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首先，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说明物质文明建设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首要意义。因为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

物质文明意义篇2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对法律的阐释往往着眼于政治和法律或经济和法律的关系，除道德、法律意识外，很少注意其他精神生活现象和法律的关系。特别是从文明的角度来阐释法律，更属罕见。

本章试图对法律和文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精神文明的一般关系作一探讨。

一、法律和文明的一般关系

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曾出现过文明一词，但其含义与我们现在所用的不同。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明一词，是在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西方，这一概念大体上是从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主义时开始使用的。以后这一概念虽然常被人使用，但含义却极不一致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时也使用这一概念，但含义也不甚确定。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为文明这一概念的准确解释提供了基础。报告是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角度来解释的，即文明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与人类社会而俱来的（2）。文明并不是从阶级社会、甚至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开始而产生的。当然，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极为低下，所以，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人类当时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只是从奴隶社会开始，才进入文明社会阶段（3）。

人类改造的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可分为自然界和社会两个方面。十二大报告也阐明了人类改造世界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基础，而精神文明反过来又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还受到物质文明以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

社会的改造，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所推进和促成，另一方面又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决定它们的性质和方向。这里应注意的是，当我们说文明的性质由一定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决定，从而有不同社会的文明时，丝毫不否认不同社会的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任何社会的文明都是在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了与这一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一切以前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律这一概念有过不少论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私有制社会的统治者“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5）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时又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6）马克思也曾指出，他在自己所写的第一本著作中，即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7）同时，他在表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也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列宁也讲过，“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9）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概念的有关论述和党的十二大文件关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些概念的解释出发，来分析文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文明与法律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文明是与人类社会而俱来的、阶级意义上的法律却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同时，在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后，文明仍将不断地向更高阶级发展，但原先的阶级意义上的法律却将趋于消失，而代之以非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或行为规则。

法律一经产生后，就与文明并行发展，每一社会形态中的文明和法律的性质都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文明和法律是相互适应的。

法律本身并不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或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成果。因此，它既不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也不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如上所述，物质文明是指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则指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

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中包括新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不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关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制度对相应的思想意识则是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法制这一概念，或者是作为法律的同义词，或者是作为遵守法律的一种制度。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法制也是人类改造社会的一种成果，与法律是同一范畴的。

法律关系是存在有法律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相互结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一，是根据法律规定而结成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法律关系与法律一样也是属于同一范畴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也不同于根据精神文明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后者的一个例证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对夫妻，在一方死亡或双方离婚以前，始终存在着婚姻法律关系，但并不意味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夫妻关系。

这里应注意的是，当我们说法律不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时所说的法律，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意志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至于单纯地作为法律知识的、不具法律效力的“法律”，例如在我们说我国历史上的《唐律》或外国的某一法典时，这种“法律”只是作为一种法律文化遗产或法律知识，它显然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中的知识文化方面。

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知识或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思想道德方面。

作为一个总体来说，法律代表一定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也就是说，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即经济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由这一基础决定的。但除了经济基础这一决定因素外，其他还有各种因素都影响着法律本身的发展，其中就包括了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精神文明中的部分内容，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一样，体现同样的阶级性，都是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道德对法律的重大影响是人们所熟知的。例如，我们不了解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出礼入刑”之类的思想，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的法律。同样地，不了解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的理性主义思想，也很难理解《拿破仑法典》。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一法典“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10）。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文化部分对法律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我国自二千多年前的《法经》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法律，不仅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阶级、等级关系，不同的思想道德体系，而且也体现了不同发展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知识文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之所以重视《汉穆拉比法典》或《秦律》之类古代法律的发现，就因为这些“法律”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社会中包括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内的各种宝贵资料，这种“法律”本身也就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古代法律中常见到的债务奴役、同态复仇或神明裁判等制度，不仅表明了当时存在了奴隶制的社会制度，而且也表明了那些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较低的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法、能源法、计划生育法、空间法或城市规则法是只能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条件下产生的。

反过来，法律也积极地影响着两种文明的发展。法律对自己的经济基础是有服务作用的，阶级对立社会的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或阶级专政的工具，但也是促进两种文明发展的重要工具。

这里讲的法律对两种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四种文明的整体来说的。法律对影响两种文明发展的具体作用，正如文明对法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或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同时，物质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又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部分，法律对它们所起的作用，更是错综复杂的。例如，法律对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道德当然起着维护和促进作用，而对敌对阶级的思想道德则起着排斥和压制作用。

我国历史上封建制法律中关于“十恶”、“八议”等规定对维护和促进宗法制、等级制思想方面的作用，资本主义法律中关于“三权分立”、“契约自由”等规定对维护和促进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和私有制观念方面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法律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自然科学和一般文化知识部分所起的作用，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有时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或破坏作用，有时几种作用相互交替地并存。

二、法律思想史中关于法律和文明的关系的论述

以上已指出，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明一词，是在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从我国近代法律思想史来看，关于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论述还是比较少的。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解释他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认识时，曾涉及到文明、自由和法律三者的关系。其大意是：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团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野蛮时代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则是文明时代的自由。文明自由是指由于法律之下，服从法律的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制我自由者也。”（11）

在西方思想界，自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业，对文明的论述日益增多，其中也有不少涉及文明和法律的关系。例如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年~1903年）就曾从生物社会学观点出发解释了文明、自由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明和法律都是生物学上的有机体的进化，即生存竞争、强存弱汰的产物。文明是社会生活从简单到复杂的形式，从原始的均质向最后异质的渐变过程。文明的这种发展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是原始的或军事的机会，其特征是战争、强力和身份；第二个是高级的工业社会，以和平、自由和契约作为特征。在高级工业社会中，为了促进个人自由，也即进行自由竞争的自由，政府职能日益受到限制，仅限于保证人们的安全和契约的执行。一切社会立法和集体规章都是对生存竞争、强存弱汰的自然法则的干扰（12）。

以上梁启超的观点体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他在抽象的文明、自由和法律的词句下，既主张资产阶级民权，又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斯宾塞的观点反映了19世纪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对自由竞争的推崇。因此在他看来，在文明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和法律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它们的活动主要限于保障资产阶级的安全和契约自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13）。

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观点，同斯宾塞的学说有所不同。他们一般主张法律对文明的作用不是有限的，而是巨大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德国法学家柯勒（Joseph Kohler，1849年~1919年）和美国法国家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二人的学说。

在西文法学著作中，柯勒一般认为是新黑格尔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声称：“20世纪的哲学必须以黑格尔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基本思想，进化（发展），是一切精神科学、我们全部历史以及人类文明中所存在和活动的一切事物的科学原则”。但他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14）。黑格尔讲的进化是“理念”的发展，柯勒是指的文明的发展（15）。此外，柯勒的学说虽然是从黑格尔关于法律是文明现象这一观点出发的，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将法律解释为“自由意志”（16）。

柯勒认为，“人类的活动是文明的活动，人类的任务在于创造和发展文明，获得持久的文明价值”（17）；文明是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进步不是简单的前进。新文明在现有文明中萌芽，两种文明兴衰相替，从而使新的文明价值不断推陈出新地前进。

他曾对文明这一概念作过这样的解释：“文明的实质，就法律哲学意义而言，是人类知识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最大可能的控制。”“我们所力求实现的目的：一方面是知识的文明，另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和新的活动的文明。文明又可再分为美学的文明和控制自然的文明。了解一切，能从事一切，因而能征服自然，这就是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18）。

他还认为，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两者密切联系，当物质文明脱离精神文明而前进时，将触犯道德生活的原则（19）。

他主张，法律的要求是文明的要求，法律应最大限度地符合而不是阻碍文明。在文明的进化中，法律具有巨大作用。人类文明只能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设想，有一种制度，它规定每个人的地位和任务，负责维护已有的价值并不断地创造新价值。这也就是说，法律应支持文明的萌芽和压制反文明的因素。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维护个人的权利，但这并不是它的惟一任务，法律还必须维护全人类的，至少是全民族的文明价值（20）。

因此，法律决不是像17、18世纪自然法学说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地，法律必须使自己适应前进中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法律原则，社会的任务在于根据这些原则的要求塑造法律。“没有永恒的法律，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决不适用于另一时期，我们只能力求为每种文明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21）

他又指出，法律虽然应该符合文明，但却并不一定符合，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能并不理解文明的要求，为此，就应改变法律或将法律解释得适合文明的要求。同时，文明的前进是迂回曲折的，人类往往要经历长期的不文明时期，那时也会有适应不文明状态的法律，但如果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就会通过法律尽可能缩短不文明的时期，削弱相互敌对的倾向，更快地重建正常的进步状态。

他还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交错是文明生活的主要杠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主义是最大的推动因素之一，但个人主义必须与集体主义相互配合，法律原则应符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趋向的运动。

庞德是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他的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社会控制论，就是在柯勒关于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学说这一基础上提出的。他也主张，法律是和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相联系的。就过去来说，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就目前来说，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就将来来说，法律是促进文明的手段。文明有两个方面，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以及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这两个方面的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只有通过科学发达而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才能使大量增长的人口得以平安和相对富裕地生活。另一方面，只有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才可能实现科学的考察、试验和研究。保证和平、自由而不受干扰的条件对科学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庞德又认为，“对内在本性的控制是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和保持的。这种控制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压力，旨在对他进行约束，以便使他尽力从事支持文明社会的行为而不从事反社会秩序的行为。”（22）社会控制的手段有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但从16世纪以来，由于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所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从以上柯勒和庞德二人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极为重视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作用，但他们却将资本主义的文明和法律解释为抽象的、超阶级的文明和法律，掩盖了文明和法律的社会性质或阶级本质。

柯勒强调了法律应促进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配合；庞德则强调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即用以尽可能地满足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些观点表明了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一个重大特征，所谓“法律的社会化”。这一现象意味着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后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因内外矛盾的加剧，尤其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对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剧增等原因，资产阶级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手段，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或加强暴力镇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就是他们所说的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巨大作用的实质。

三、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它的建设大体上可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党要法语全体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等等。这里也应指出，我们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文明的总体的性来说的。具体分析起来，精神文明的有些方面，其思想内容有不同的社会性质或不同的阶级性，它的另一些方面，如自然科学知识、一般文化知识，和物质文明一样，其内容本身并没有不同社会性质或阶级性之分，说它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是它为人民享有，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意义上说的。

物质文明意义篇3

关键词：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提升

作为历史文化的传递者，文博讲解员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素质，熟知文物的历史发展脉络，明确讲解的目的，挖掘文物的深层教育内涵，准确、有效地向参观者展示文物的实例文化内涵，实现教育意义。这些是文博讲解员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同时，随着社会及文博业的发展，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提升变得愈发必要，要明确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提升意义，探索有效的提升策略。

1 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提升意义

1.1 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对文博事业的发展愈发重视，一方面增加文博馆及文物展示的数量，另一方面重视文物讲解的质量，致力于通过文博参观，更好地为民众展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等等。任何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色，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应该适应社会的要求，文博讲解员作为社会历史文化资源的传递者，亦是如此。而要把这些期望落到实处，需求文博讲解员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要求，准确把握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传递正能量，充分发挥文博馆的教育作用。这既对文博讲演提出了提升专业素质的要求，同时，也是提升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意义所在。

1.2 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当代，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再简单停留于物质的满足，换言之，人们劳动、工作不再单纯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自我发展需求的途径。文博讲解员作为社会教育意义重大的职位，其所能实现的是更多的精神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定律，人的需求层次是逐渐提升的，在实现了基本生产需求后，人们开始追寻向上的发展需求，文博讲解员亦是如此。要向上发展，就得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就要不断提升专业素质，这是文博讲解员提升专业素质的内在动力，同时，这也是文博讲解员提升专业素质的意义所在――能更好地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为自我发展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在文博讲解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我发展，创造不一样的精彩。

1.3 增强文博讲解的成效 文博讲解员作为文博馆陈列物与参观者之间的交流媒介，起着传递文化内涵、实现教育目的的作用，而在实际过程中，文博讲解成效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参观者所能接受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多少，另一方面取决于文博讲解员的专业素质，“讲解作为沟通听众与文物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日益凸显，实践证明，讲解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文博馆的宣传效果，影响着文博馆的工作质量”。具体而言，文博讲解并不是简单机械的知识阐述，面对有思想的参观者，文博讲解员所传递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多少、方式的好坏等等，影响着参观者的接受程度。当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不断提升，就能形成更扎实的知识基础，也能拥有更高超的讲解艺术，使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所蕴含的丰富教育意义等以更加优化地方式传递到参观者那里，并为参观者所接受。

2 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提升策略

2.1 树立自觉提升专业素质的意识 如上所述，文博讲解员素质的提升意义重大，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博馆对此都高度重视，但是，这些都只是外在的提升意识，属于环境的一部分。而文博讲解员有无自觉提升专业素质的意识则是这种外界的重视能否被认可，提升效果大小的关键因素。因为，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要能真正推动事物的发展，只有提高人们参与事物发展的积极性，使人们自觉资源地提升专业素质。文博讲解员要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自我发展的需求，提升文博讲解成效等方面给予能量，明确自觉提升专业素质的重大意义，树立自觉提升专业素质的意识，积极主动利用各种机会，在实践中成才，不断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加强讲解艺术的运用，发展自我，使自己的专业素质迈上更高的台阶。

2.2 积极参与专业素质提升的培训 自我教育是提升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重要途径，但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培训在提升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上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培训是现代社会各行业普遍采取的措施，对于文博讲解员来说，原有素质在实际讲解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情况的制约，需要通过培训，有针对性地夯实专业素质，提升专业素质的实际运用能力。无论讲解员自身作为参观者所接受的其他文博讲解员的培训，还是作为培训对象而接受的专业文博培训，面对多样化的培训方式，讲解员要做到的就是积极参与，在培训中既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又及时找专家为自己释疑解惑，更好地应对实际讲解中的各种问题。

2.3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 专业理论知识是文博讲解员的职业基础，通过自我教育、专业培训，文博讲解员不断夯实自身的专业素质，但实践终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博讲解员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讲解技巧的运用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专业素质的实际运用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对不同的参观者，不同的文物讲解，专业素质的实际运用也会有所差别，这类似于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既准确传递知识，又调动参观者积极性，灵活处理讲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并且做到及时总结，为以后的讲解工作积攒经验，规避失误，提升专业素质的同时，使讲解成效更上一层楼。

3 结语

文博讲解员素质的提升无论是对自身，还是社会发展都意义重大，文博讲解员应明确文博讲解员素质提升的意义，从中汲取力量，促进自我专业素质的不断提升，树立自觉提升专业素质的意识，积极参与各种培训，注重实践与理论知识的结合。文博讲解员专业素质的提升不是能速成的，需要长期的坚持与努力。文博讲解员要积极加强与观众、专家、同行的交流与学习，夯实文博专业知识，不断拓展知识面，提高知识层次，更新知识内容，合理运用讲解艺术，全方位地提升专业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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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物质文明意义篇4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四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通。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其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融人文精神于自身的，它们早就在一些优秀的哲人科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像布鲁诺、莱布尼茨、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等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们或者同时就是哲学家，或者在思维上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层次而升华到哲学的境界。在当代最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那里，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他们的这种思想代表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

物质文明意义篇5

关键词：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体现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27-02

一、引言

在20世纪初期，随着马克思、恩科斯的相继过世，以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派别不断加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反对理性和科学，反对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局限所在，所以他们很难站住脚。与此同时，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则打着主张理性、拥护科学旗号，吹响了反“形而上学”的号角，私下里却一直拥护实证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陈旧”了，否定辩证法，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伯恩斯坦、考茨基。同期，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受到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身陷囹圄。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他身心倍受摧残。但也是这样一个契机，让他可以静下来认真思索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和策略。在狱中，他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经过自己的独创性思考写下了《狱中札记》这本至今对世界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葛兰西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精辟的概括为绝对历史主义。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也是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体现。同时，他提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的论断，思想的绝对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葛兰西充分地认识到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或是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是错误的。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依据的是人的情感意志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因素。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依据是“物质的自然进化”或“卑污的经济利益”，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因素；两者路线不同，而目标一致。

葛兰西指出应该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人类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完成改造世界任务，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并且通过人类的各种组织的行动，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实现。所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义。实践离不开实践的主体，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与人或人类历史必然相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践又与历史紧密联系，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绝对历史主义”，那么，绝对的历史主义的内涵体现和实质是如何体现的呢？对此国内学者的态度不一。本文中，笔者就物质观、客观、人和哲学等四个范畴，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和研讨，以揭示绝对历史主义原则和实质。

二、物质观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并且他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根据“绝对历史主义”，它“不应被理解为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意义，也不应被理解为人们在各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中所发现的意义。组成物质本身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力学的等特性应被考虑，但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经济因素’的时候才能被考虑”[1]。这个问题理解可以借助恩格斯的论言来阐明――“世界的物质性都是通过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来证明的”。物质属于历史范畴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被证明，反映了人的本质。“可以说在实验活动中发现了典型的现实统一的过程。这是人和自然辩证结合的模式，是第一件历史工作。通过它，人们运用技术手段认识、统治自然，从而开始与自然发生关系。”[2]同样，在哲学领域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物质反映了人的本质。显然，离开人去谈论物质或是离开物质去谈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三、客观

在自然界中，客观指的是什么呢？根据“绝对历史主义”，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论断来说明，即：求助于人类和历史说明客观现实。为了更好地说明，葛兰西举了“东方”和“西方”两个概念为实例，“东方”和“西方”都是客观存在，在地球上任何一点同时既是东方又是西方，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例如：“日本是远东国家，这不仅对于欧洲人而言如此，对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2]342-343欧洲文明曾经兴盛，欧洲的教育家们把欧洲文明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识。总之，它们是历史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成为了“客观现实”。因此，在葛兰西看来， “客观”和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是“人类的客观”或者和“历史的主观”相一致的。

四、人

从“绝对历史主义”角度出发，葛兰西认为人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统一体中的主体一方面，与自然发生关系，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前提，但决定人的本质的不是自然物。葛兰西规定了它为人的现实性。他说:“特定的人的社会以特定的‘物的世界’为前提，如果没有‘物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3]353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在经济基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与人本身发生关系，并通过国家、政党、法律、道德和文化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形式得到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从而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首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不管两者谁决定谁，谁对谁有反作用，都必须通过人;上层建筑中的任何现象都能直接体现和人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

在哲学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实质是对“人的本质”或本性的研究。葛兰西认为人的生物学的本性里不包括人类的统一性，因为人还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基于这个论断，在与人类自身关系中，葛兰西又规定了人的社会性。他提出了:“‘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能被看成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不能被设想成别的什么”。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开始，人们对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与以往的论调不同，葛兰西具体解释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人与自然界或是他人的关系是“有机地发生关系”，而不是数量上的简单相加，而换言之，一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发生关系，“不是硬塞进来的，而是有机地，就是说是通过个人加入他所隶属的各种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社会组织来实现的”[3]352。人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也一样，人能够发挥积极、能动作用，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改造世界，这一过程也不是简单机械的，而是有机的、有组织的。这也是葛兰西较前人进步之处，他发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人在两种关系中都是积极、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

五、哲学

有哲学家简单地哲学理解为“在人以外客观地起着作用的机械的知识”的思想，葛兰西与这种观点不敢苟同。葛兰西依据“绝对历史主义”，认为哲学是一种离不开人的理论体系，人的意志是它的基础，人能够正确反映和创造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其基础相适应，并为基础服务。葛兰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也就是说“它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哲学，并不是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或某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更不是平民百姓的哲学。某一历史时期的哲学，是社会上所有种种因素的集合，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在那个时期，它是集体行动的准则，即成为具体和完整的‘历史’”[2]165。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必须‘历史主义’地提出问题，并将哲学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上。需要说明，这种意志并不是一种随意产生的意志，而是一种在与客观历史相称的范围内实现其本身的合理的意志。如果这个意志开始是某个人的，其合理性的评定需要观看它能否长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检验它能否成为文化，成为常识，成为同伦理道德一样与其基础相适应的概念”[1]345-346。

葛兰西就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反对形而上学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观点，认为哲学是一种人的“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单纯反映的活动，或是一种机械地整理活动。同时，他也担心创造性的这一术语会被误解为表明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因而会陷人唯我论。所以，“为了一方面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已经包含在把思维理解为感性和理性的活动本身中的机械论的观点，必须借助‘历史’考察问题，同时把‘意志’作为哲学的基础，但这种意志并不是任意的，而要求是合理的，其实现以符合客观的世界必然性限，即以它自己在进步发展时机中为总的历史为限”[4]29。

在对哲学是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面，他认为哲学的产生是不能离开哲学史的。如果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的本质要义就不能脱离哲学史来进行独立研究。同时，葛兰西还说明“创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独创的’发现，这一点对于意志向哲学的形成非常重要，批判地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即将合理的意志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以促使它们成为实践活动的基础，成为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基本要素，成为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的要素。这要比某一位哲学家‘天才’发现新的真理更具现实意义，更为‘独创’，因为这种真理不是某些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财富”[4]7-8。哲学史是哲学产生的背景和依据，我们对背景的研究会加深对哲学的本质的真正理解。哲学史是哲学产生的源泉，我们要对哲学史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地研究，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哲学。

由上可知，葛兰西把绝对历史主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之上，它即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从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性的理解和绝对历史主义内涵的体现。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地理解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质，才能更好地把握葛兰西其他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到它的科学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版，2000：465.

[2]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选集(法文版）[M].341.

[3]葛兰西.狱中札记选[M].伦敦，1971：353.

物质文明意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证伪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论争自80年代末以降，“实践本体论”倡导者不断变换论争的“手段”试图辩护其合法性。近年来实践本体论者在理论尚缺乏自洽性的状况下，又开始登陆到实践思维方式领域上。但是“实践本体论”的论争却因其没有完全被学界认可而一直没有完全的停息。最近，何中华先生的《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以下简称《辩护》）[1]一文中，就是实践本体论倡导者再一次在整合一种新的“学术资源”——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论——来明确了实践的开启性，从而为“实践本体论”找到一个再辩护的理由。《辩护》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事实——对于“在者”的开启性——因而成为本体论范畴”；“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不足以成为物质本体论赖以成立的理由，实践范畴之原初性的凸现，使其在本体论语境中失去意义”；“实践本体论视野的特殊意义”。因为本文主要是证伪实践本体论，所以本文只就何先生的前两个问题，不揣浅见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是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讨论依次在国内主要产生了三种范式：“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些范式中，物质本体论通常被指责为传统教科书的典型，故而有被边缘之倾向。而后两种在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影响较深。但是这两种范式严格来讲，并不是国内学者真正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现实要求下的一种自觉反省。应当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马化”过程中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入”。

其实，在三种范式的格局中，主要集中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论争。从中我们发现两者在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这一论点上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种本体论上，两者出现了质性的差别。要想分清楚“实践本体论”的错误在哪里，以及“物质本体论”的合理之处，明晰本体论这一基本的理论显然是关键所在，这样才能避免双方论战中出现“独断”。

本体论（ontology）从词根来看，它表达一种关于on的学问，希腊文原动词estion英文对应的就是tobe。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研究“tobe”，此后本体论研究便成为无数哲人思考的领地。尽管对本体论名称的译介争论杂多2，但本体论并不因此就缺乏一种中心的问题域。从词源学上看 ，英文的 ontology、德文的 ontologie以及法文的 ontologie ，均来自于拉丁文 ontologia一词 ，而 ontologia 又源自希腊文 logos 和 out ，意思是“是”或“存在”。而且在希腊文中 ，on 和 on ta 相当于英文里的 being 和 beings、拉丁文的 ens、德文的 sein。目前 ，中国学术界主要把 on 翻译为“存在”、“有”和“是”。可是 ，汉语的这些译名都只译出了 on (being)的一部分意思。王太庆认为 :“他们的 to be (Being)之类的词里头同时包含着我们的‘是’、‘有’、‘在’三个意思 ，他们认为这三个意思是一个意思 ，这三合一的意义就体现在 being 这个范畴里。”[2]

我们在借助于“是论”内涵分析后，原生态的 “是论”告诉我们其与具体的“是”有着重要的差别 :“是”论是“专门研究”有”（有与我们这里说的是只是译法差别――引者注）的学问”“这门学科与所谓特殊学科不同，因为那个学科没有一般地讨论“有”本身。他们各自取“有”的一部分。”[3-p122]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也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 ，认为‘有’是唯一的 ，善的 ;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 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4-p179]由是观之 ，本体论内涵大约包含：(1) 最普遍、最抽象 ; (2) 最广泛 ———包括一切是者 ，实际存在的、不存在的、观念性存在的 ; (3) 最高———它包括存在 ，比存在更广更高 ，因此没有比它更多更高的概念 ，是不可定义的。

任何哲学都应该有“本体论的承诺”，据此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拥有本体论。但从本体论内涵中，实践作为逻辑演绎的本体论，在区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是重要的界碑。但是这一点只能在唯物史观中能够得以确认。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能够作为作为本体论，这不符合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实践只是一种活动，只能是分有“是”。实践所指向的必然是有一个前提性对象。实践只能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其实在《辩护》一文中指认的“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正好说反了。实践才是这样一种“用”而非“体”。

二、实践在何种领域内能够成为“本体”

《辩护》一文首先借助海德格尔对在者的分析，指出：“与此相类似，实践对“在者”的开启这一事实的独一无二性，也使它唯一地有资格成为本体的规定。”正是在这样这一种“学术资源”支撑下，何先生认为“实践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也是人们对于实践的日常看法。但实践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当实践被作为一个一般的经验事实加以确认时，其本体论涵义恰恰因此而被幽闭了”。“实践区别于其它全部检验实施的独特性在于他同时还能够而且必须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领会，即它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对实践作为经验事实之独特性的领会，有赖于对另一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这就是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开启”。

在实践对于感性世界的作用的分析，引入这样一种生成论的思维表面上看是克服了以往“实践本体论”一些缺陷，增强了实践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与逻辑起点上的说服力。实际上“物质本体论”在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基础 ，是社会结构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与“实践本体论”发生真正的分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的初步阐述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p78-79]“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192]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这之后 ，即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 1890 年 ，恩格斯仍然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6-p695]故此，我们说“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辩护》一文找到这样一种实践的开启性来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我们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实践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或者说是本体。这一点是对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为了针对何先生的“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有时也指马克思哲学）的内容难道仅仅只有唯物史观？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得以创立本身就是以他们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逻辑前提的，我们称之为“物质本体论”。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并揭示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之基础的“实践”的物质性质。同样如上述引文中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历史观相对立。用“物质”规定“实践”，就是告诉我们，“物质”是“实践”中的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此外，他们处处以“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提法，揭示了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前提”对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制约性。而且当他们讲到物质“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p77]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恩格斯曾经指出 :“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 ，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引者) 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6-p228]又说 :“新的学派 (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 特出的地方 ，只是在于这里第一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把这世界观彻底地 (至少在主要特征上) 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6-p32]这里我们看到唯物史观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彻底运用”。因而把“实践本体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范式明显是“越位”。

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又补充了马克思当初没有全面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就是说，物质是整个世界统一的基础，是世界的真正的本质。同时又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既肯定了“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映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对“物质”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他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我们注意到 ，恩格斯在这里从内涵和外延上同时对“物质”范畴作了规定：在内涵上，“物质”概括的是所有特殊物质形态的“共同的属性”;在外延上，“物质”是“各种物的总和”，即一切具体物质的总和。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不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变革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问题 ，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并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可见，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恩格斯还对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证。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实证材料为根据，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物质世界观逻辑前提，论证了恩格斯对于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全面揭示。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说)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接着《辩护》一文写道：“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的意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这里我想问何先生物质本体论者有否认过实践的作用吗？实践的重要作用能是它作为本体论的直接根据吗？”后面作者接着指明“由于没有确立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费尔巴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陷阱。”以及又很繁琐的把早已很清楚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哲学的视野与立场”）叙述了一遍。我们认为这些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并不能构成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硬性根据。

三、“自在世界”前提性、优先性以及意义

“拒绝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解释的最强硬的根据之一，莫过于马克思自己的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界的条件性，二是自然界的优先性。”然后，何先生发问道：“但是，能够据此把自然界或自然界物质作为本体论基础加以确定吗？”

接着《辩护》一文，着重辨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句“物质本体论”的重要文本依据。他这样分析“马克思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全集3－269）””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还“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手段。显然，在这里，自然界是在“条件”和“手段”的意义上被肯定的。许多人拿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是一位物质本体论者得论据，是缺乏依据。自然界固有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区别”。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特定语境看，它应该是时间意义上的。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整段话的基本命题是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逻辑预设就是先行地肯定那种与人的存在或活动无关的自然界的优先性。因此，虽然马克思重申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绝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说的。”“在哲学意义上，这样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实践本体论”论者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 ，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 先前 ]被思维者 (指黑格尔 ———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 ，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7-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 ，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 (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 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 ，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 ，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 ，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 (非人化自然界) 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 ，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 ，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 ，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认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因而应当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 ，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把本来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这是思维方法上的孤立性、片面性 ，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发现《辩护》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早年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本体论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哲学向度逻辑进路中有一个“哲学时期”、“否定哲学时期”。1如果把视角仅仅限于他的“哲学时期”而不能以整体的视角兼顾考察那样一个否定旧哲学的时期，势必就会得出了那样一种“实践本体论”这样一种哲学本体论范式。原因是在早期是马克思思想极具嬗变的时期，他脱离旧哲学领地的一个重要界碑就是实践。这一点何先生在文中对于实践的一些重要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是事实。但是到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仅仅把视角局限在“实践本体”，而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感性世界”。

经院哲学家通常由于兴趣或种种原因而专攻研究本体论或仅限于研究认识论、历史观，抑或如海德格尔那样去诠释“此在”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故而以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研究世界、社会和人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这是由他们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历史任务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思想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就负有为无产阶级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历史责任，负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责任。恩格斯明确地说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 ，而只是世界观 ，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 ，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7-p481]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 ，“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世界观”，她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 ，也不同于那种包罗万象的作为“特殊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又说：“一般世界观”“是以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一定理解为基础”。[6-p235]这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她必须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做出回答 ，而这就是立足于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实践必须以自然物质为前提，如果否定了实践的客观根据，唯心主义大门便得以敞开。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哲学实践观、实用主义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一元论哲学观，实际上都是一种主观对于实践的肆意解释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物质本体论”，在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上，再来探讨与张扬实践的重要作用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证实》.[J]《学习与探索》2007.（2）

[2]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J]《学人》1993.(4）

[3]外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物质文明意义篇7

关键词：东西文明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74-02

一、三大思潮代表人物之东西文明观

1.梁漱溟的东西文明观

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东西文明观是“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文明在根本上高于西方文明，中国缺少的是物质文明，应效仿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中国在精神方面则远胜于西方，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精神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成就是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的成就则在于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存在很大缺陷，它的文明仅限于物质的文明。虽然西方人的理智活动很旺盛，开创了科学哲学，掌握的知识、思想数量以及深奥、精细的程度都远超于其他民族，但过度的追求使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1]。

2.胡适的东西文明观

胡适先生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指摘东方文明，颂扬西方文明，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人力车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而非精神与物质的不同。他认为东方文明建立在人力上，而西方文明则建立在机械上，人力车代表东方文明，摩托车代表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摩托车代表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西方精神文明的发达，从而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先进，并为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他由物质文明的差距，揭示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并推及了精神方面，强调了物质差距所隐含的精神方面的差别，实际上也暗指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差距。

同时，又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分析了形成东西方物质文明差距的原因，即西方近代文明充分承认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所以开发和奖励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艺术之高雅、社会之安定、政治之清明等。相反，东方人则轻视人类的基本欲望，提倡“乐天”、“安命”、“安贫”、“知足”的人生理念，从而“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2]因此，在胡先生眼中，西洋近代文明不是唯物的，是精神的、理想主义的。

3.的东西文明观

先生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3]针对东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差异的表现，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基于自然之影响”[4]。他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是自然的与人为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依赖的与独立的、安息的与战争的、苟安的与突进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东方的南道民族与西方的北道民族是定住与移住的区别。生产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组织形式的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东西文明的差异，即静的东方文明与动的西方文明。在他看来，东西方文明各具优势，既不过度颂扬，也不强烈抨击，而是提出第三文明观即社会主义文明观。目的是洋为中用，即通过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引用西方文明来优化东方文明。

二、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东西文明观比较

1.基于人生观、世界观的东西文明观比较

人生观的不同决定三人西方文化观的差异。梁漱溟先生站在人类和社会的高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人生观。他从意欲出发，根据意欲的不同取向，将中国、西方、印度文化分为代表人类文化三种“路向”的文化类型。认为东方文化是意欲调和、持中的精神，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精神，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的精神。

同梁先生站在人类和社会高度上的人生观相比，胡适先生的人生观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认为只有努力现在，发展个人，追求真理与科学，摆脱宗教的束缚，才能真正建立物质和精神兼备的优秀的东方文明。他推崇美国、法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主张“往西去”，强烈地反对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同时，针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强调中国应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学习目标。

相对于梁漱溟先生的宏观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生观和胡适先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先生的人生观更加积极乐观，是一种努力奋斗的、自强不息的、没烦忧和恐怖的人生观，又叫“青春的人生观”和“今的人生观”。在东西文明的比较中，先生全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揭示了东洋文明的各种弊端，如惰性太重、厌世、不尊重人权等。从客观辩证的角度指出东方文明的弊端，并对其积极的一面给予肯定，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应对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即“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3]

梁漱溟先生和胡适先生在东西方文明的选择上都偏向一方，一个站在文化人生观的角度，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往东走”。而另外一个则受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影响，颂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往西去”。与二人相比，先生的人生观更加积极乐观，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角度分析东西方文明，指出二者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提出第三文明观，即以当时俄罗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观，运用西方文明来优化东方文明。

2.基于东西方文化观的比较

三大文化思潮在东西文化路向的选择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梁漱溟先生，其东西文明观来源于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针对中国文化路向的选择问题，他果断地站在了东方文化的行列里，拥护中国文明、世代相传的礼教以及伦理和思想，坚持“往东走”。而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西方文化的行列中，高度颂扬西方文化，抨击东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东西方文化观与二人各不相同，提出了“第三文明观”，肯定东方文化的价值，指出西方文化的不完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文明观的队伍中。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自信与热情，坚持东方文化且承认其存在的不足，肯定西方文化在政治民主和自然科学中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点应该在于弥补没有完成的文化路向的学问，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势必要解决人对物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但同时也必须清晰地看到人类社会转向第二问题的处境和要求，因此必须协调和改变能够决定文化因素的人生观，将人生观由西方式转为中国式。重点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不全在于学习西方文化，而应该吸收自身传统文化的精神，走适合自己境遇的人生道路。在他看来，儒家的生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西方文明过于物质化，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儒家的生命文化，才能发展东方文明。

胡适先生颂扬西方文化，抨击东方文化。认为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因此才导致东西方“人力车与摩托车”的文明程度的差距，主张“向西走”，学习美国、法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但他却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因为他一边全面抨击传统文化，一边又赞扬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其真正的意图实质上在于肯定和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好的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大力学习西方优秀文化，借鉴西方的文明来优化东方文明。

认为东方文化总体上落后于西方文化，但东西文化都各有所长。针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认为有全面输入西洋文明的必要，应大力汲取西洋文明的特长。但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都是推动世界进步的机轴，世界未来文明应当是东西文明的融合体。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第三文明观”，即以当时俄罗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三、三大思潮代表人物东西文明观的共性

尽管三人对东西文明的认识都各执己见，互不退让，但他们在东西文明的态度上有一个共性，即都承认东方文明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文明，肯定西方文化在自然科学和政治民主领域取得的成功，肯定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肯定和坚持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和优化东方文明，并致力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先生对东西文明的认识同梁漱溟先生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西方文明的物质化。梁漱溟先生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先生则说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

胡适先生虽然不赞成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主张，但是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又与其有着类似的思想。例如针对东西文化差异本质问题，二人都列举东西文明的种种差别，东方人鄙视物质享受、西方人追求物质享受，东方人懒于求知、西方人热心探求真理等等。

一战后，先生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堕落”，将希望寄托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胡适先生主张“往西去”，推崇美国、法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但对苏联的政治表示过好感，称赞其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由此可见，尽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各有信仰，对东西文明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差异很大。但都有一个共性，即都致力于发展东方文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寻找一个更好的出路，使中国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胡适.胡适文存[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3].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物质文明意义篇8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运行机制/路径选择

自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及其 意义给予了全面阐述之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便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究竟如何 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运行机制与路径依赖，学界还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如，有的学 者局限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要性，似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 是达致物质文明的手段与工具。有的学者则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政治制度 建设，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面对全球化浪潮，有的学者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个性特征和阶级属性，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有人则 相反，将西方政治文明等同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实际上，作为中国社会文明系统的 重要变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具有宏观与微观 双重运行机制，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明晰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宏观运行机制

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都根植于人们现实的 物质实践活动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扬弃前人思想基础上所实现的文明观察 视角的历史性转换。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实践活动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石 ，因而对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科学揭示，是建立在对实践及其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基础 之上的。

在古代，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三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实践，即人们创造并运用生产 工具，改造自然对象，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即人类 的社会交往以及人们组织、管理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精神生产实践，即人们改造自 身主观世界的活动。这三种基本的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了近 代，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类在运用强大的技术力量不 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促使实践的第四个基本形式——生态生产实践即保护和支持生 态环境的实践形式应运而生。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是由上述四种基本形式所构成的系 统。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的四大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 系统，也构成了当代社会文明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即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 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则指生态生产实践的成果，表现为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生成和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物质文明即物质生产实践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 生活的发展状况；精神文明即精神生产实践的成果，表现为人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 德素质的进步状况；政治文明则是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实践的成果，表现为与生产力发 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政治活动发展程度的标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根 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之中，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在变量，而不只 是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手段或工具，或寄生于、附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消 极派生物。我们不能以物质生产实践概括或取代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因而不能以物质 文明概括或取代精神文明；同样，我们不能以物质生产实践或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概括 或取代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因而也不能以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概括或取代政治 文明。

综上所述，社会文明的发展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大要素 交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过程，因而，从宏观上看，四大文明之间的耦合互动，构成了政 治文明的宏观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而是与其余三大 文明协调发展的。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协同作用。物质文明从根 本上制约着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经济的普遍增长，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交往 的扩大，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催生出主体理 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民主与法制理念等政治意识、政治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充分发展，还为完成肃清封建遗毒，摧毁各种特权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 基本条件。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协同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政治文明 及社会文明其他要素的发展铸造共同理想和民族精神支柱，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浓 厚的科学支撑、人文基础。在当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借助于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形式，通过“自律” 精神规范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且，精神文明 在日积月累的传递中潜移默化，使政治文明广泛植根在社会民众的心中，并为政治文明 不断提供文化生长的资源，共同构成治国安邦的价值体系。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的协同作用。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 起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 9页。)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全球问题 ”。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延续，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将不 复存在。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 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 的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成良好的生态 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关联要素，也是关 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微观运行机制

与社会文明系统一样，政治文明也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协调有序的系统。基于马克思 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出，政治文明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 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注：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 》，载《理论前沿》2002年第4期，第20页。)从实质上看，政治实践即创立和改造社会 关系的实践，是运用政治权力以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力要真正 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理念和制度来支撑。否则，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和理念的支撑 甚至制度和理念缺位，政治权力的运行则处于无序状态，难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甚 至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从微观上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并不是政治制度文明的 单维度进程，而是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交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 过程，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微观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在这一系统中，诸要素均 具有特定的职能作用，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观 念形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

政治意识文明即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形态等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是政治制 度文明的理论基础、政治行为文明的指南。作为政治文明的内在精神，政治意识的文明 程度代表着政治文明的进步趋向，是政治制度得以运作和政治行为得以实施的精神动力 。政治意识包括政治理论、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心理等，其中政治理 论、政治观念、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支配的作用，因而构成政治 意识的中心内容。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所指出的，“一个能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 几乎没有必要去考虑在他自己成员中进行宣传。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 以非凡的潜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 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并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不满情绪 ，不论是怎样产生的，都会使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实际措施受到削弱”(注：[美]哈罗 德·L·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第138—139页。)，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念和理想，并不断提高政 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西方的政治意识与东方的政治意 识、传统政治意识与现代政治意识交织于一体，相互冲击和碰撞，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意 识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社会主义 政治意识的塑造与培养，任重而道远。

政治制度文明即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意识文明在制 度上的表现，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作为政治主体活动的规范、框架，政治制度包括 根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取得了 巨大的政治成就，但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国 家确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但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方面，还有待于充分体 现和保障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比较低，普遍存在着人治和 策治的现象等。在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显得力度不够，这既与我国 缺乏法治传统有关，又与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政治传播手段发展 ，而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和规范这些发展有关。因此，强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文明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更显得突出和必要。

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它是政 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直接基础，又是在政治意识文明支配和政治制度文明规范 下的政治具体实施过程和表现形式。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 政治统治、政治参与等，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 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因而，基于程序和规范的有序化程度，具体反映出政治行 为文明的程度。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有序化程度越高，政治行为的 文明程度就越高。所以，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旨在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阶层和利益不断分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 滞后，我国政治文明规范尚处于系统建设之中，特定的行为主体便采取非正常渠道来表 达自己的利益，政治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如，一些地方出现政府寻租行为、少数政 府官员借助手中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现象，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部分个 体政治行为缺乏理性、组织性和规范性，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这表明我国政治行为 文明程度有待提高。如果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将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 文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

三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面前，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 ，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正确地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双重运行机制，超 越以往的认识误区，系统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1.解构传统思维方式，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置于实践的思维方式之中，深入认识 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宏观和微观运行机制，构建“四大文明”协调发展、“ 三维结构”整体推进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总体战略。前面所述认识误区均是以形而上学 的思维方式——割裂“四大文明要素”和政治文明“三维结构”的交互关系——为基础 的。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政治文明的发展既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 交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过程，又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交互 作用而向前推进的过程，仅仅依靠二维或一维要素孤立地发挥作用，是不可能获得良性 发展的。

2.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 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指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即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 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党执政的主要合法 性基础，意识形态则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注：王孝鸣、黄卫平：《论新世纪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载《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6、17页。)但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由于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增多、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政治 腐败日益严重，都在不断地挑战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注：王孝鸣 、黄卫平：《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载《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第16、17页。)这意味着，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教条已不能合理解释迅速变化着的客观 现实，过去党所习以为常的某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也不能适应正在经历巨变的基本国 情了。面对现实的挑战和压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基础，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对此，应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应自觉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增强执政意识。树立对合法性的忧患意 识，不仅要重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选择，而且更应重视社会发展对于执政 地位的现实要求。应转换政治思维，准确解读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建 立、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实现执政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其 次，实现合法性模式的转变。即把合法性的维护从主要依靠领袖威望、意识形态和政绩 转向依靠民主制度，通过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制度，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 来克服和避免合法性危机。最后，加强党自身的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推动和促进人民 民主。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赖以发展的前提，制约着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反过来，人 民民主的发展又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只有在党内发展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 适应的民主思想、民主行为、民主程序，才能有效地促进国家领域各项民主制度的完善 ，并在实际运作中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从而为巩固和加强合法性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 。

3.在政治文明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克服忽视政治文明的世界性与 忽视政治文明的民族性的认识误区。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无论处于 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形态，都必须以民主、平等、和平、人 权、法治、权力制约等普适性价值为取向，并将其体现在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 为、政治关系之中。离开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法则，以自己国家、民族的特殊性、特色 为理由，拒斥这类普适性价值，就会远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必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大道之外。 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 自身目标和任务。

同时，政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并不否定其民族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不同于其他 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应科学地把握政治文 明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先，最根本 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点。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从我国国情出 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4.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是 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我们既要借鉴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智慧 ，又要立足于时代特征，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当代路向。

首先，扬弃传统的德治思想，推进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倡导 为政以德的圣贤政治，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但这一思想以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 为根基，强调“三纲五常”等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一整套礼仪规范，维护封建统治 阶级利益，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治”。现代的德治则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德治，是把 德治与法治看作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落实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并举的战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其次，扬弃传统的民本思想，推进民主政治。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高扬民众乃国家之 根本的理念，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产生了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 之治”等古代盛世。但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本思想的。无 论是汉高祖刘邦，还是唐太宗李世民，其实践民本政治之目的无非是为了安一姓之天下 ，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