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遗产范文

物质文化遗产篇1

首先是珍贵知识和技能的世代相传，从重要性方面而论，这种传承不亚于技能和知识本身。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艺人有很好的技能而且能够创造璀璨的产品，却没有徒弟继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要保护某种非物质文化，寻找能够学习从事这种非物质文化技能的人远比尊崇艺术家并为他的手艺寻找市场重要。

再者，文化遗产是某个群体或社团所共享的财产，而不是一个可以允许某个中间商给它贴上商标或品牌，在某种文化层面上牟利的“传统”产品。如果文化遗产被转化成一种品牌形象，那么，它就难以再与拥有这个文化遗产的社区的需求和利益去产生有效的互动，也无法再以任何的方式被不断地被再创造下去。

耍弄清楚被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范围，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去查一下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的要求提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便于与中国比较，我们来看―下我的祖国苏格兰所提供的某些项目。苏格兰的人口比济南要少，却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在被称之为传统手工艺的目录中，有“Harris Tweed”粗花呢纺织和干石堤(dry stone dyking)两种传统工艺。“Harris Tweed”基本上是一种家庭作坊产业。纺织工人在自己的家里用传统的手动织机织布，生产的产品销往全球，从而谋取高额利润。在苏格兰西北部的Harris岛上的一小部分与世隔绝的村落群体里，这种工艺通常是以家长教给子女的方式，在纺织工人中是世代师徒相传继承下来的。织机是就地取材做成的，纺织粗花呢所用的羊毛也是用传统的方式从当地的绵羊身上剪下的。干石堤是用田地里捡来的没有加工过的石头垒成的墙，石头和石头之间不用任何砂浆粘附。全国各地，这种墙到处可见，有些已经服务过当地几代人了。学习砌这种干石堤的惟一办法就是跟着一个真正懂得石头，并知道如何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头粘合在一起的人去做这个工作。有经验的干石堤工人经常周游全国去教授他们的技术，因为干石堤造价低廉，而且格外环保。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迥异的技能和他们的不同的产物不但对其所在国家的文化做了贡献，而且有益于当地的经济和环境。

我们还可以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类别中的例子。在苏格兰东北海岸的3个渔村里，有―种被称为“禁酒风笛漫步”(Temperance Flute Walk)的传统。每年岁末的时候，当地人在一个吹风笛和敲鼓的乐队的带领下，要围着每个村庄游行或“漫步”。游行“禁酒”的目的是鼓励渔民要放弃在冬季假日里经常酗酒的恶习。这个习俗虽然局限在个很小的社区内，但是已经被遵循流传了至少200年。

相形之下，格拉斯哥市的凯尔特音乐节(Celtic Connections)则已经发展成为了所有凯尔特民族(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柯尼斯、布雷顿)音乐人和散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凯尔特人的重大国际节日。利用这个节日，他们聚集在一起，共享和交流如何保持和丰富凯尔特传统音乐。2008年，大约有12万人参加了在格拉斯哥市区9个地方举办的活动，并吸引了全世界数百名音乐家来到格拉斯哥。此外，音乐节的“教育项目”吸引了数千的孩子参加免费的早司音乐会，从而让他们体验了凯尔特音乐的风格。同时，通过举办“年轻传统和大师与学徒”等系列音乐会，凯尔特音乐节在培养新的音乐天才方面扮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完成保护非物质音乐遗产任务的同时，凯尔特音乐节也为格拉斯哥和整个苏格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组织音乐节本身不是为了牟利。但是，对2007年音乐节的个调查表明，对音乐节每投入1英镑，从被吸引到音乐节的游人身上就能收回30英镑。

然而，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金钱和利润，而是为了表达对拥有这些遗产的社区的尊重。在苏格兰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社区。苏格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的两项内容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节日”(Festivals)的类别中，我们可以找到1万多名居住在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整个苏格兰的中国人庆祝的“中国新年”。在更大的一些的城市里，春节期间，不仅仅有中国背景的人庆祝节日，而且还要举办所有种族的人都欣赏的中国文化展。

与此类似的是，以赛事的名义，龙舟赛成为了社区之间沟通桥梁。最近，苏格兰的华人组织了4艘龙舟进行比赛，通过这种方式为堤塞区华人小区中心和邓迪中文学校募集资金。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社会实践和宗教礼仪”类别中所提到的曼海蒂(Hehindi)。曼海蒂是指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来自于居住在苏格兰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社区的妇女，用用天然植物指甲花(Henna，又译作散沫花、汉娜、海灵草)在人体上进行临时纹身。传统上，曼海蒂是为新娘化妆用的，现在也仍然在婚礼上和其他的特殊场合使用(主要纹手掌，有时也纹脚)。如此精彩的东西，难道苏格兰政府不应该把它和非物质文化遗传目录里的其他43项从全国选出来的遗产并列在一起?

物质文化遗产篇2

正如我们在解读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过程中常将“文化自觉”挂在嘴边一样，这是基于对文化多元性以及“全球化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一互相对应的逻辑关系”的认识，特别在全球化时代中，“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与“文化自觉”的意识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不仅在于地方文化的传统与发展历程，更加在于文化的未来。②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一股新兴潮流，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实践一种“和”的可能性，而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根基的地方性文化传统则强调“差异性”的价值。同样，文化创意产业在加强不同区域和群体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将现代市场的价值观念带入这些社区，这也将极大消弭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意义或许不仅仅是生存环境的转变，更可能成为其内省的契机，而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Bokova)也提出:“我们也意识到，当下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文化创意产业与电影、戏剧、节日节庆、工艺品和设计等紧密相关，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化创意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回报，还有一些回报是无法量化的，那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可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并鼓励公众或者不同社区的人们广泛参与其中”。③无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时间、距离和技术等因素的现代化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便利，而由地方性文化差异引发的“好奇心”则是其兴盛的根本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艺术品贸易、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克里斯托夫•B•斯特纳(Christo-pherB．Steiner)从艺术品中间商的角度出发，将非洲的传统部落与西方世界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他详细说明了中间交易商通过展示物品、描述物品和改变物品的方式来控制非洲艺术产品。①我们仍不禁要问———在这个产业体系的两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手工艺人和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西方买家，是如何实现他们的角色扮演的?进而引申出对于内容更加广泛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疑问———其创意何来?又是谁来消费呢?而像弗雷德•R•迈尔斯在对澳大利亚土著丙烯画的艺术生产中所关注到的，“对于中部澳大利亚的土著来说，在帆布上作画(和在树皮上作画)是新鲜事物，是拿来出售而不是充作仪式或日常之用。但是他们还是用自己所知的词汇定义这些绘画。树皮画和丙烯画都是为卖给外人而制作的，但是两个艺术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土著宗教活动中借用图案和故事”②。对于中部澳大利亚土著来说，丙烯画是日常生活的象征，也是地方民俗仪式的附属品而非艺术形式，如今却作为一种艺术品来进行创作与生产，其间充满了“有意识的创造”。这一过程中，丙烯画的图案和故事代表了土著社会的传统，同时也是艺术界眼中的他性;而作为新创意形式的帆布等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在土著眼中则可能是西方审美的体现。其实，不管是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新鲜感”，还是在文化传统中衍生的新形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创意产业，大多是在固有文化逻辑下进行的，其意义生产的根基在于文化持有者的“日常生活”。如同萨林斯在美国的饮食文化中的食物选择与禁忌角度出发，认为美国人在以牛肉作为肉食的选择中“产生了食物的性别法则中的雄性一极，这可以追溯到印欧传统中对牛的认同或认为牛肉可增加生殖力的观念”③，进而形成了美国人一系列对动物的消费观念与方式。所有这些都隐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或者根本不为人们所关注，其实像诸多文化传统所面临的变革一样，如果将文化创意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领域，其影响也并非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创意主体的传承人往往失去鲜活形象，成为被产品、中间商和消费者所表述的对象。方李莉考察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长角苗人生活的变化，发现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地方性的文化变成了一种表演———日常生活与民俗活动都成为展示与表演的内容。如长角苗人正月里跳花坡的习俗，已经由未婚青年男女的爱情活动演变成为外来游客参加的“跳花节”，甚至有数千游客前来参观表演。④这种转变不能不说是地方性文化发展的一种悲哀，我们在强调通过生态博物馆保护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无情的将这些传统的社会推向了世界。其实，这种传统社会生活的景观化背后，就隐藏着现代市场的观念与体系，从封闭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终归是伴随着各种社会心理的、文化的阵痛。对于地方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困境，费孝通先生曾经以“保人和保文化”的命题来解读其中艰难的抉择⑤，而萨林斯也强调“当不能够找到足够的金钱来支撑他们的传统生活时，大问题才会出现”⑥。当然，不管是政府，还是研究者，终究不能代替当地人做出关于生存、关于文化、关于生活的决定。正如梭嘎乡高兴村村长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你不许他们修(新式房屋)，他们就只好住这种土墙房。你说是文化保护，大雨一来，土墙房(里的人)多半都找不到躲处，到处漏雨，不好搞呢。”①同样，像地方传统生活的“景观化”与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困境一样，社会环境的转变也带来了许多传统手工作坊的新适应方式。刘晓春教授关注到广东顺德地区广绣的传承“正经历从传统家庭式作坊生产向现代规模化集中生产的转型”②;无独有偶，黄旭涛也在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传承单位类型分化中发现了现代转型的趋向③。其实，广东凉茶等项目的产业化发展之路已经见证了这种现代性转型的成效———市场化的运作与发展模式在传统酿酒技艺、食品制作技艺等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凉茶在国内的销量早已超越可口可乐，而茅台、五粮液、洋河等也都已成为酒类产业的代表。当然，唯经济利益至上的观点并不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占据主导，以生产的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延续更加贴合国家的初衷，但这却不能阻挡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承载着地方传统的“物”与“人”、“生活”等实现了分离。如丙烯画创作被从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生活情境中抽离的过程一样，作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丙烯画生产在西方被赋予“艺术创作”的名义———这限于丙烯画产品本身，而其背后的土著人及其生活，则被作为艺术作品虚幻的背景。“见物而不见人”的产业模式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某种惯习，但是这背后冷冰冰的价值、交换冲淡了文化的温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中，可能生产的结果是带有传承人情感与体温的文化产品，“这体温让使用它的人感觉到温暖”④。

二、脱离传统的文化消费

生产与消费的时空错位，这是当下全球化大市场体系带来的弊端之一，也将是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然面临的问题。与澳大利亚土著丙烯画产业相类似的个案并不少见，而在努力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地方性的生产也在不断被强化。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其间游刃有余的转化，他们会根据情境的差异作出自我身份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化生产的具体情境区分“作为产业的文化生产”和“作为传统的日常生活”，⑤由此而来对文化消费观念的扩展。麻国庆教授曾以“无意识的传承”与“有意识的创造”来区别不同主体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目前看来，“无意识的传承基本上不存在了”。①而由文化创意、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有意识的创造”，则将我们带入对异文化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全国各地旅游区中经常可以见到把地方婚俗作为一种舞台表演，每天重复不断的表演，甚至许多观众也被纳入到表演当中———男性观众在舞台上可以“娶”到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这种情境下，文化的庄重、仪式的内涵以及人们的情感都被抽离出来，仅仅婚礼的外壳被保留了下来。在演出者看来，这并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复制与生产。当然，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也未必认为当地人就是这样。不单是对于传统的仪式生活，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技艺也被赋予了更加开放的内容。在韩国，汉山苎麻手工业的现代化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创造过程和结果，不单传统的苎麻织造技艺被传承下来，当地还开发出苎麻添加食品的制造等，甚至苎麻糕成为韩国第一的销售食品。②其实，如同西敏司将食物烹饪的“去社会化”和“无时间规律化”作为当前社会转变的表征一样③，我们所观察到的可能仅仅是文化创意产业“有意识的创造”背后冰山一角，文化创意中的“日常生活缺席”、“去社会化”和“反传统倾向”等越来越明显，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在社会生活空间内部，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以市场交换为准则的，或者说是为了满足群体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存在的，其背后隐含着地方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其实不难发现，除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完成从技艺向产品的转化，其他大多不适合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产业转化，如果一味借此追求经济利益，将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然而，虽然不能将文化创意产业应用到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当中，但我们不能因此限制在文化传统中衍生的“创意”———这些根植于地方文化逻辑、基于日常生活需求，并由传承人和文化持有者共同进行的“文化创意”活动，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或许萨林斯的叙述能够给我们某些启迪，“在西伯利亚和北美，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的人们，还是通过利用工业技术，来实现旧石器时代的目的”④。其实，不管是刀耕火种，还是机械化种植、收割，人们还是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当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来看，我们强调其本质属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变”的属性，是“旧石器时代的目的”，而附属于其上的技术、形象等，都是“可变”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化传统的“创意形式”，大多附属于地方社会基本的文化逻辑。可以认为，“不变”的文化逻辑与“可变”的文化形式之间，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创意实践，构成了社会内部文化创意生产的自我消费结构。文化创意产业适用于文化生产者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或许其间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外，还有所谓的“中间商”———在某种程度上，中间商扮演了叙述者与需求者的双重角色。贝尼塔•如勒－罗塞(BennettaJules－Rosette)曾写到:“艺术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不同的文化世界，只能通过艺术换的媒介建立融洽的关系”①。文化生产者通过中间商将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所蕴涵的地方性知识表述给外部世界;与此同时，外界消费者也可能通过中间商表达自身的文化需求，甚至中间商代表了对地方文化生产普适性的需求，是诸多文化产品最初的“消费者”。文化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等多方群体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性生产与开发进行协商和共谋，是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博弈的过程。

三、界限的消解

若非在某种理想的范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可能单纯生产一堆产品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否则就丧失其文化的真实性;同样也没有一个专为他们延续技艺而创造的市场体系，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差异性，并没有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造成了一种相互混搭、相互依赖的局面。从宏观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所涵盖的内容原本就有诸多模糊之处，而对于要明确区分两者之间边界的想法，或许就掺杂了太多理想主义的色彩。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对传统地域范畴的解构、传承人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混乱，以及人们对经济文化发展的抉择困境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无法分割，在两者之间划定明确界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在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限定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炮制类项目，这或许是与文化创意产业最相似的形式，甚至其运作模式都有许多可彼此借鉴之处。但是这种限制体现出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中的踯躅，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关联性认知的缺位———毕竟这并非是两者之间的唯一交集，或许在DavidThrosby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中就可见端倪。当然，宏观层面上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加理想化的表述，2013年《杭州宣言: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中称:“我们应当通过鼓励各类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及当代创意表达来推动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复兴，特别是公共空间的复兴，以期维护社会结构，获得更多经济回报，同时提升竞争力。我们还应当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基于遗产的城市复兴项目和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强有力的经济领域将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刺激地区发展，同时鼓励创意”②。微观层面上，从特定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角度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边界更加难以确定，人们往往习惯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以获得更加直观的利益。研究者们看惯了“国家化”等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化的顺从与反抗，对民间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也都与社会形势相衔接，但是却经常忽略一些细微的因素变化对人们所选择道路的影响。其实，对于社区、群体和个人来说，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只是自身生活的附属，“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观念在人们生活实践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白马藏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兴起，其日常生活显示出更多的开放性，从旅游饮食与传统饮食的差异中就可以发现当地人的这种心态。对于饮食上的这种差异性，当地人有自己的解释，“外面搞旅游的都是这样，菜的名字要好听，家庭旅馆也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像白羽毛、夺博风情园、香格里拉这样，游客才喜欢”②。这些叙述背后反映出一种认知的差异，当然也有当地人对社会变迁的某种回应。或许对他们来说更加喜欢金锅银、火烧馍、炒洋芋等日常食品，烹饪羊肉也多习惯用煮的方式，但是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腊排、回锅肉和烤全羊———白马藏人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之间的抉择在餐桌上被展示出来。长远来看，如此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之间的界限还能存留多久，又有谁还能分得清楚呢?

四、结语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固守的传统，也看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带来的发展，但是往往将二者简单的对立、割裂或拼凑;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隐含的“地方性”与文化创意产业对应的“全球化”之间冲突与博弈不断，而文化持有者在其间踽踽独行。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是将地方文化的“传统与现代”衔接起来，将地方性生产与全球化趋势衔接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够看到其背后隐藏的传承人、意义生产与日常生活。

物质文化遗产篇3

1．1．1通过协会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烹饪协会苏秋成认为当今的饮食文化界已经比较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但是中餐要想走向世界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烹饪大师、湖南省人大代表许菊云提出了关于高度重视中国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案，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文化部的重视。据了解，非遗保护的对象通常分为若干专项，餐饮属于传统手工艺类。2009年，许菊云再次提出议案，提请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挖掘和保护饮食类非遗文化体系，并建议在国家非遗名录中开辟饮食类的专项类别。为了保护我国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老字号企业、传承和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推动饮食行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多家知名饮食企业在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系列活动中设立了中国饮食文化专项展区，一批部级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饮食企业参展，并引发了社会关注。随着多项饮食类部级非遗项目的积极申报，将出现更多的饮食类非遗项目，会有更多的老字号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餐饮协会乔杰建议把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和文字整理成册，并重点研究流传下来的菜谱。中国烹饪协会冯援恩认为除了研究文献，还要多项目、多渠道、多层次保护并发扬中国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建设企业文化和培育区域品牌文化［3］。1．1．2政府扶持饮食类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现阶段，国家重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在政策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地方和民族特色开发了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文化类产品。比如郫县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郫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抢救和保护郫县豆瓣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对郫县豆瓣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建档等；保护掌握郫县豆瓣手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提供传承条件、选派年轻学徒；支持栽种原料以保证生产需求［4］。

2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2．1发挥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2．1．1建立博物馆保护模式的必要性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那些依靠口传身授来传承的文化遗产逐渐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都面临绝迹，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实物被逐渐毁弃。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博物馆则可以成为人类保存记忆的重要载体。由于博物馆具备相对完善的保管和展示条件，能够入藏博物馆是较好的保管珍贵文物的方式。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中，博物馆经历了保护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无形文物三个阶段，其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非物质证据即无形文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应该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将其展示给社会公众，要义不容辞地在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担负起责任［5］。2．1．2博物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势博物馆都有征集、保护、整理文物的配套固定程序，同时也具备较完善的硬件设施，应当利用博物馆的这些优势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民俗类博物馆可以通过与同行交流合作、合作办展的形式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展示出来，更好、更专业地做好保护“非遗”的工作［6］。2．1．3博物馆展示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有一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有些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则已经消亡。博物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各种民俗艺术、工艺流程、传承人技艺、民间民俗活动资源通过各种保护和展陈手段记录并展示出来，传之后世。目前已建或在建的一些饮食类博物馆保存和宣传了非遗的历史文化，努力实现传播知识、传播文化的教育宗旨。由绍兴至味食品有限公司创办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中国酱文化博物馆，由保宁醋公司投建的保宁醋博物馆，位于郫县古城镇的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成都川菜博物馆，经常举办各种饮食文化活动并重新上演了满汉全席的香港人类饮食博物馆，这些行业博物馆给我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体会更多东西。这些饮食类博物馆再现了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各种反映传统文化的照片和资料被制作成文字、图片、图表版面，结合实物被展示出来，再现了饮食文化活动、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民风，通过博物馆展示这种拾遗补珍、珍藏见证的方式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消亡的遗憾。

2．2通过节庆和传媒宣传展示饮食类非遗文化

现在，各级政府对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比较重视，也会组织饮食类非遗项目通过参加、组织节庆活动和借助传媒宣传来增强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非遗项目积极配合各种节庆活动推广自己的特色产品，如在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现场展示宣传了先市酱油的传统酿制技艺，社会反响较好。参加中国农产品展示会、中国商标节、西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也是提升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的好办法。此外，很多非遗项目还借助互联网、传统纸媒、广播电视来宣传自己，2012年在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栏目中就曾播出了“中国四大名醋专场节目”，节目中保宁醋企业介绍了我国传统酿醋工艺和食醋的发展历史，宣传食醋的辨别知识，显著提升了保宁醋的社会认知度。

2．3开发饮食类非遗文化旅游项目

一些非遗项目根据本地域的文化情况，结合旅游资源打造新型文化旅游项目，他们还与旅行社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来展示独特的加工工艺、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公众认知度。山西老陈醋的东湖醋园开发旅游项目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达30多万人次；先市酱油厂与旅行社合作，组织游客免费参观传统酱油酿造作坊和酿制技艺现场。建议进一步研究非遗项目自然、人文和地理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商标、文化保护，实现相互促进、双重保护，提升非遗的品牌价值。

3鼓励传统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全社会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但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一些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优势，文化特性也逐渐消失，还有的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只有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现代化转型，使其贴近、适应现代生活，才能将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研究和利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经济目的，也是为了在挖掘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有效地对它保护和传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使二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开发传统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项目，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也很有教育意义，既能满足游客旅游目的和文化需要，又能提升游客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游客在游玩、观赏时感受文化内涵。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但这不意味着现代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全对立，而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了一起。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饮食类企业的扶持力度，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的运营灵活性和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4结语

饮食类非遗项目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应在深入研究、发掘整理现有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持续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让人们体会到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保护和传承好饮食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让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物质文化遗产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14-05

王焯(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辽宁沈阳110031)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2009—2010年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0212)、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管理重大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点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9—2010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方式和发展方向,历来作为业界普遍探讨和广泛争议的研究问题被提出,静态保护、商业性开发、生产式保护、产业化经营等众多“非遗”保护模式此消彼长。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和现代文明的持续挑战,在国家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工作经历五年一周期的变革之际,传统与创新的对接,民族与现代的碰撞,由来已久未曾定论的问题仍值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共同谋求和谐发展。

一、“非遗”产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非遗”保护目的关键就是“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非遗”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范畴,创新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趋同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历程,“非遗”是否能够以产业化方式生产和发展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时面对的困惑阶段。20世纪中叶,当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导致的批量化、大众化、商业化生产和传播褪掉了艺术品的神圣光环。然而,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大量输出本土文化产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寻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突围的国家的关注。日本、韩国有效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不仅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2](p36-37)如今,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3]其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数千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提供1 7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最初的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严重不符,导致了法兰克福这个理论派别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的诞生,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播手段进步。他对文化产业兴起所导致的传统经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在文化理论上给予了积极的认同。[2](p25)现在,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中已经慢慢成长并进入快速增长期,一跃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于已经确立为部级“非遗”的项目,产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发展是保护的一种途径,而对于那些期望申报部级“非遗”名录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准“非遗”项目,产业化便与“非遗”的申报立项制度构成了一组矛盾,尤其是许多“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颇具诱惑,在现实面前往往会难以固守传统模式,最终放弃。可见,由于制度引发的“非遗”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争议三:产业化的程度、标准、模式众说纷纭。“非遗”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其理论和实践皆不成熟。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走上产业化道路?都有能力实现产业化?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就产业规模而言,一些民间艺人、部分“非遗”项目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已将产品部分投入市场,并做了初步尝试与积累。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非遗”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势微势头。就效益产出而言,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从“非遗”项目整体保护与传承来看,依然缺乏影响力与规模化,尚未真正进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保护濒危程度上看,保护措施依旧滞后,政府协调缺失严重。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该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三、“非遗”产业化的标准、分类与原则

(一)标准

“非遗”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遗”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可经营性“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

由文化事业单位担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在国内不乏少数。沈阳市的市直专业艺术院团保护项目即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14%。其中,由于沈阳评剧院一直沿袭拜师学艺的传统,不同流派传人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段,呈现“阶梯”传承趋势,不仅确保了“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也为实现“生产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专业文化企事业单位能为文化艺术提供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基础,应该把“非遗”项目作为文化企事业单位新的活力,同时通过财政和人资政策倾斜、商业运作等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在“非遗”项目市场化进程中事半功倍。

(三)规模生产与运营模式

“非遗”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品牌,可有效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大众吸引力和文化深度。个别“非遗”项目虽已自发投入市场,但规模效应迟迟未能展现,原因是:第一,项目技艺传承方式单一。如东北古建筑传统地仗油饰彩绘技艺,这是一项早在清朝末年发展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民间,这项技艺通常以家族或师徒形式传承。如今,项目保护单位在维持正常运营基础上,正努力摆脱传统手工技艺在传承中的瓶颈禁锢影响,在实现产业化经营方式下,逐步完善技艺传承的保护措施,采取民办教学传徒授艺的形式,面向社会召集弟子进行技艺传习活动。但受社会环境和传授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加之出徒周期长,收益低,致使这项技艺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前景不容乐观。第二,资金来源匮乏。单纯依靠政府资助无法促使“非遗”项目实现规模生产,然而,由于项目种类繁多,外来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大都持观望态度。第三,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人在市场运作、营销方式方面能力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化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销售两个领域的整合。鉴于以上原因,“非遗”产业化必须借助政府、企业、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等多方力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与规范科学的运营模式。

(1)政府搭建集散平台。“首届整理

[参考文献]

物质文化遗产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章编号：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29-02

非物质文化遗传是我国民族精神和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如今，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大面积开展了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而且通过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一、社区文化的定义

建设社区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区和谐，而且一般都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城市和乡村、省和市之间的人群流动，形成了大面积、大跨度的迁徙。但这个迁徙不是相对分散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审美好恶、风俗习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在整个社区当中形成了互不相识的现状，人和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和交流，甚至只能隔楼相望。这样不但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更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公约，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个群体、团体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形式、技能、工艺品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和群众生活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形式，其中主要有民俗活动、表演艺术、手工技能等。在联合国的规定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家族、师徒或者是学堂的形式，传承了三代以上，此外，谱系也必须清楚，这样才具备申遗的资格。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还对联合国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和条例十分的重视。早在2004年，我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就批准了我国政府加入这个公约当中，同是，中国也是第一个向联合国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从此，中国成为了缔约国。在加入了这个公约之后，我国认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义务和条约，而且也在国内推动了相关的立法进程。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1.没有将保护措施进行落实

虽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重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因为国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建立起关于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以在全国出现了很多的宣传活动，很多人都在忙着“申报非遗”的工作。这样的现象导致人们仅仅只把精力放在“申遗”方面，而没有考虑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

2.公众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意识非常的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更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因此必须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很多人都缺乏自觉保护的意识，甚至不了解传承文化的重要性。近年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依靠口授和行为来进行继承的文化形式正处于灭绝和消失的状态，一部分祖先流传下来的技艺也失传了。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料被人们销毁，或者流传到了国外。还有一些人，过度的开发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难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必须依靠人的行为，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很多古老的技艺可能会因为老艺术家生命的结束而失传。这就说明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艰难性，另外一些还没有失传的文化遗产，则随时面临中断的现象。

4.保护的经费很少，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缺乏相应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就缺乏动力，也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此外，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多专业的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缺乏利益的驱动，更不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宣传和讲解。这些问题都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四、社区和谐建设需要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几千年以前，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财富，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我国素来尊崇“礼让谦卑”的人文品质，这些都凸显了我国的和谐文化。同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推崇“以和为贵”的思想，以及国人期望的“世合世泰”，都集中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相处的思想精髓，而且这些思想精髓也体现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被今天的人们所挖掘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必须是人们所创造和发明的，所以也必须散发着乡野的醇香。用如今的观点和想法来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其不但源于社区，而且也承在社区，并且大多数都和民俗节日、民俗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很多人为了能够在春节回家团圆，不惜夜以继日、匆匆的赶回家，同时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辛苦一年，只为春节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条广告，在这条广告中有句这样的台词，“快乐也是生产力”，这句台词虽然很简单，但是却说出了我国放民俗节假日的一项初衷，即继承民俗文化，共享和谐生活。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建设的双赢

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提出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且在文件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合理的保护了文化遗产，才能够连接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定以及统一。 昆明市五华区高度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建立由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牵头负责，区文产办、各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五华区加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以五华区文化体育旅游局、五华区文化馆、各街道办事处文化站为一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网络体系，形成了政府职责部门主抓，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抓，区文化馆具体抓，文化站（室）协助抓的工作格局。为保证五华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

五华区文化馆按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的分类不同，分类别、分层次、分方式进行相应的平台搭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表演性代表人物进行宣传和推广。先后组织了滇剧、花灯、民族歌舞类的500人次参加了元旦海鸥节、昆明春节老街庙会、沙朗白族三月三庙会、“五・一”昆明国际旅游节、6月“遗产日”的演出，充分展示他们娴熟的技艺。还编出版了辑《昆明扬琴汇编》抢救了濒临遗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共有省级项目3项，市级项目30项，区级项目59项。省级传承人6名、市级传承人11名、区级传承人11名。

由于甄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都来自于市里的各个社区，所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具有保护社区的性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也加大了对社会文化的建设，使得社区文化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另外，因为民族、民间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当中的活跃，使得剪纸、土陶、花灯等走进了学校和企业、机关等等，对广大的社会人士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民风、民俗在所的社区被挖掘，社区居民们的文化素养、道德素质被充分的提高，社区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和谐之路， 既完成了文化遗产的传承，又建设了社区文化，所以真正实现了双赢。

六、总结与体会

我国在大力的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的影响和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属的社区，必须将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并且鼓励社区居民和民众积极的参与，这样才能够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一定的成效，并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创新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张汉军，谢宏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态势：城市社区旅游――以武汉市非遗聚集地江欣苑社区为例[J].大众文艺，2013，（12）：3-4.

[2] 张松.作为文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国保护实践的理论思考及问题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5）：58-66.

物质文化遗产篇6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 遗产； 保护

中图分类号： C9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9-0107-01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一、文化馆为什么要从事“非遗”保护工作

首先，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赋予的职责。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责任。早在民国时期，各地就开始设立“民众教育馆”专司文化宣传工作，通过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鼓舞了一代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县文化馆，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图书阅览、幻灯放映、书画展览以及群众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唱活动。为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时代赋予了文化馆新的功能，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普及科技知识，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全力的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是文化馆的重要职责。而在国家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大力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今天，文化馆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因此说，文化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它自身的功能所在。由于文化馆集结了当地文学艺术各门类人才的精华，指导着当地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群众文艺演唱活动，担负着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而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是喊口号、走过场，而是在政府的重视、支持和领导下，通过大量的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参与而进行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救和保护，最后才能达到传承、发展和利用的目的。而文化馆是一个地区唯一具备这种专业功能和业务能力的单位。因此，文化馆从事“非遗”的研究和保护是它自身的功能所在。

其三，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它身处基层的位置所决定的。文化馆是最基层的文化业务单位，他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形形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承人，它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它调查、研究、挖掘、整理“非遗”资源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按照目前文化机构改革的结果，基层的文化、文物工作已由两个行政部门来分别主管，虽然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和文物馆是一个单位，甚至统称为文化馆，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业务分工上线条都非常的清晰，很自然文物馆的业务就是搞文物，而文化馆就担负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责。这种业务分工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基层工作条件下的自然选择。

有人会说：“文化馆么，就是配合政府搞一些宣传，辅导一下群众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另外自己再搞一些创作，发表些作品就行了，怎么会扯到‘非遗’保护方面来呢？应该另组织机构来完成这个事情。”说到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文化馆的工作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今天，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要求文化馆的服务功能、服务内容都是多元化的，服务方式也不再是原始的、单一的手段。因此，文化馆按照自身的性质，它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了“最大限度地服务群众，满足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之上。目前，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这一宏图大略的实现，最基层的文化馆必将起到先锋和主力军作用。所以，文化馆要把“非遗”保护工作当作自己的主业来抓，而且一定要把它抓好、抓出成效，要充分发挥出文化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馆如何搞好“非遗”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课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而且它的专业性、长期性、可持续性和量大面宽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要搞好此项工作所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然而，大部分的文化馆基本情况都是：编制少，人员少，工作经费匮乏，设施设备简陋，业务难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搞好“非遗”保护工作，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认识到位：作为干具体事情的基层文化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搞好“非遗”保护是文化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文化馆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把“非遗”工作列到文化馆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中，教育干部把它当作自己的主业来抓，做到“不等、不靠、不摆困难”，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利用馆内一切力量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宣传到位：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就要大力地向群众宣传，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宣传，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争取领导的重视、社会的支持和群众的参与，促使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同时也积极的向大众宣传“非遗”保护的相关知识和政策法规，为整个的保护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

3.组织到位：首先要成立以主管县长、文化局长为核心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文化馆长、业务干部为核心的“非遗”保护工作部，争取成立有专人、专款、专门设备的“非遗”保护中心，建立“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这些组织机构的牵头、带领下，解决保护工作当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决策工作中的重大事情，并充分发挥其领导、协调作用，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4.工作到位：鉴于“非遗”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具体性、专业性，一定要整合全馆乃至全县整个文化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来满足工作当中的人才需求，要紧紧依靠乡镇文化站和村组干部的力量来完成大规模的普查工作。要做到从普查到整理，从挖掘到申报，严谨认真，踏踏实实，不走过场；并要积极的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把自己的工作意图通过培训告诉别人，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到实处，从而保证整个工作不但有量，而且有质。

物质文化遗产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立体保护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63-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大方面。

之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原因在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迅速消失或弱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大课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民众代代相传、世代延续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并且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其存在本身亦即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最佳证明。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必由之路。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纳入博物馆，而是要进行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将无形文化遗产搜集并记录下来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做成标本存入库房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想让这些活生生的无形文化遗产像水中之鱼一样，永远畅游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生生不息，永无穷尽。”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在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与内涵以一定的传承制度和传承方式加以保存和延续，在代际之间的纵向传播和承续，世代相传，绵延不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源于自身存在的实际需要，一旦传承停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也随之殆亡。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在传承过程中难以把握，具有活态性的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表现形式——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各种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和变化，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发展的而非停滞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是“现在进行式”的而非“过去完成式”的。这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被实践，而无法被复制，而且每一次实践都是不一样的版本，每一次实践都不完全相同，每一次实践都是对上一次实践的失真，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的特点和传承的需要，我们认为，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所谓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根据这个定义，生产性保护的核心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是消极的、僵化的博物馆式保存，而应该是在不违背、不破坏其核心价值和关键技艺的情况下，将其引入生产和流通领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去，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从而让现代人能享受到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遗留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积极的保护。从这个角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种更具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作用

（一）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

不断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是生产性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首先是人，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知识和精湛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只要建立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才有可能把宝贵遗产从人亡歌息、人亡艺绝的濒危绝境中抢救回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市场获得价值，才会吸引更多的传承人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行列。

（二）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应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一定历史相关联的人的活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只有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才能重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这是因为，历史在变化，人的观念、取向、喜好也在发生改变，适者生存的道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传统文化技艺的保护。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上要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生态性、生长性，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过去时”、“完成时”，也不是静止的，它自身需要自我更新，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三）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难于把握，容易被忽略，甚至受到损坏不易觉察。而采用生产性保护有助于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资源，不断提升非遗保护传承的意识和积极性，开发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取得较好的效益。

三、推进生产性保护的经验借鉴

（一）从平面保护走向立体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对技艺、传承人的平面保护，也不能只局限于对于理论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纵向上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生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为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化“荒漠”上仅存的“绿洲”，单纯的对“绿洲”进行维护已经很难抵御现代化“沙漠”的侵袭，只有适应现代化大气候的需要，融入现代化大气候，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得以保存。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重保护、轻开发，忽视了作为一个活态文化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本身传承中，必须为社会需要才能继续存活这个现实。虽然现代化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转型的良好契机。借助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用更加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法、特色做完整的梳理。

（二）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期阶段，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抢救即将消亡的一些技艺，是不可避免的，但抢救之后，必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上下更大的工夫。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推广的所有方式，如建立品牌、形成规模、扩大影响等都是可行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性无疑是最重要的，只有充分调动了传承人的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发展才有可能。对传承人的保护，所注重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更要重视精神上的关怀，最重要的是要在尊重老艺人的前提下，督促和帮助他们完成对自身技艺的整理和再发掘，让他们不但靠手艺吃饭，更能把手艺发扬光大。而这就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就是要通过运用市场经济的动力，依靠自身产生的效益来保障其传承，无视社会发展趋势的保护方法是无法长久的。从沧浪区的实践可以看出，这就意味着要杜绝急功近利的摧毁式“挖掘”，而是将现代企业方式和理念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邀请懂经营、会管理的经营人才、策划人才和传承人共同探讨研究，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汇集人才，发挥各自优势，在具体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内搭建分享经验、知识和实践的平台。如此，才能找出一条比较容易成功的发展方式，才能让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现代化。

（三）从单纯保护走向融入生活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最隐秘体现，是民族特性的根本。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文化中实现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构成了自己的幸福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历史、来自传统，对它的保护和挖掘过程，是维护本民族精神生活与文化传承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中华民族民众精神的挖掘，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精神依托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自我觉醒的过程。因此，我们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通过各种手段提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存活，其最终目的还是让它回到民间，回到养育它的社会环境之中，因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是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根本和前进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自发的遵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化为现代人生活的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才真正获得了长久存在的可能。在沧浪区的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成为了人们日常的谋生方式、娱乐手段，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理想。从单纯保护走向融入生活，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才拥有一片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45.

[2] 苑利，顾军.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应秉承的原则[G]//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5.

[3] 安葵.传统戏剧的生产性保护[N].中国文化报，2009-11-27.

物质文化遗产篇8

一、必须是在保护文化生态、尊故融新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保护文化生态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或称之为三个层次。生态系统是生物与其所生存环境构成的综合体。所有物种都是各种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一物种都在维持着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同时又依赖着这一生态系统以延续其生存。生态系统的类型很多，但是所有生态系统都保持着各自的生态过程。不论是对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而言或是全球范围来看，这些生态过程对于所有的生物的存在、进化和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生物多样性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各个物种所拥有的基因和由各种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概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2001年，它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在《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文化的多样性都被比喻成生物的多样性。因为人类的文化创造和遗存，就好像人类的基因，包含了过去世代累积的信息和发展的可能性。文化如同一种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繁衍、生长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民间文化果实，民艺也正是这种生态环境的产物，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显然是冷落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在生命力。如果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文化也就会凋零、失落或者畸形发展，即使新文化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我们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不仅是那些以保护环境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与大自然的关系，或是描述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并侧重于以手工文化和民艺为重点内容。文化生态，包括有形的文化资产与无形的文化资源，涵盖着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等相关的文化存在。

2.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尊故融新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其活态性。活态性怎么才能保持呢？只有靠传承。传承有两个要点:一是继承，二是发展。而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尊故融新”。文化是靠积累与传承而存在、发展的。同一文化中的故与新一般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近似于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关系。故，如同父母；新，如同子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故与新之间虽有扬弃和变异，但二者的关系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脉相承、相依为命、相生相融的关系，新以故为基础、故以新为方向不断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态度和做法。例如: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没有现实价值，对之持否定的态度，不予保护；或囿于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否定或无视传统，割断历史一味搞“创新”，使非物质文化活动成为无根的“插花”；或不把关注点放在保护核心价值、延续文化生命上，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装饰、幌子、“做文章”的题目，甚至是卖点，追求眼前的“形象”、“政绩”和经济利益，结果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畸变。凡此种种，分析原因，根子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真正和足够的尊重。

“尊故”，与“破旧”相反，它要求对待传统充分肯定其价值，持尊重态度，但也不是盲目崇古，不是将过去的东西全盘照搬。它的关注点是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积淀而成的核心价值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根子，我们保护的就是这个命根子。只要找准这个命根子，充分地尊重它，有效地保护它，并忠实地把它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能保持活态。

二、必须是在活态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遗产。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决不是放在博物馆保存，而是要保存其固有的生命活力，通过保护促进传承，在传承中得到保护。例如昆曲的保护，不能认为保存了剧本、服装、道具等有形的形态或者是对老艺人的唱腔、唱段进行了录像就是保护了昆曲，这样的保护是“标本”式的保护，无法和老艺人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对昆曲的传承相提并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点决定它只有依靠活态的传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人的保护就显得犹为重要。目前有的学者提出了“无形文化有形化”的观点，希望通过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这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能代替活态传承。

活态保护不仅仅是传承人的保护，还要包括传承环境的保护。有专家提出“活鱼要在水中看”，那么水环境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这是一个比保护传承人更难的命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已急剧变迁，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存活的土壤，一味的复原显然不现实，怎样让优秀的文化遗产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并保存其精神实质，怎样有意识地创造优良的传承环境和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化空间，为遗产的传承营建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一件需要精心思考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三、必须是具有美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感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美在审美主体身上所引起的愉悦感受和欣赏、评价等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又称审美感受。广义的美感又指审美意识，即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它包括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直觉性。当人们接触到美的事物时，往往无需经过认真的思考、逻辑的推理或理论的论证，就能一下子直接感受到事物的美。古琴音乐具有深沉蕴藉、潇洒飘逸的风格特点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一种空灵的美感，追求含蓄的、内在的神韵和意境，它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表面上看极简约、自由、散漫的外在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情感性。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好恶爱憎，充满了情感色彩，审美中更是如此。一个特定民族（社群）的非物质文化，又总是凝铸着她的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因而与那里的民众有着深深的情感纽结，密不可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共同性。审美活动中尽管存在着个体的、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异，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绝对化。事实上，即使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审美主体，对同一审美对象往往仍能找到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审美感受，这便是审美活动中的共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特点。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然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审美实践中，就表现为美感的时代性。美感的民族特点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一民族成员受到这些相同条件的影响，必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因素来，而这些因素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就构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阶级差异同样会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

四、必须是具有核心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传承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价值准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根源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了民众集体生活，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民间的、口传的、野史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弥补官方历史之类正史典籍的不足、遗漏或讳饰，有助于人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接近本原地去认识已逝的历史及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深深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民族的思想精髓、文化理念，是包括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因此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潜在威胁下，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就是每一个民族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传递和保存的生动有效的手段、工具和载体，能够很好地将民族精神等文化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人、每一代人这些活生生的载体上，从而造就一个有独特文化个性和崇高民族精神的伟大民族。

五、必须是能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因为受人类社会结构和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必然带来它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所以它的生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不少甚至已经消失或面临消失的危险。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加速消亡，它体现的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精神和人类情感、特有的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将为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不稳定的文化观念所消解或代替。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特定地域、群体中凝聚其文化传统的那些难以用外在尺度衡量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消解，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独到的作用。对丰富多样、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和谐程度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