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法范文
时间：2024-01-24 18:20:06
农地承包法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 法律实效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引言
法律实效，为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程度。法律实效与法律实施的意思相近，但法律实施侧重过程、活动；而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是否被人们实际上遵守、执行或适用。①法律实效与法律效果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法律实效是法律效果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法律实效，才有可能实现法律效果。由此推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实效，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人们是否实际施行以及施行的状态、程度。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这部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这部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瞿同祖指出：“研究法律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②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实效性研究，有其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效性分析
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③而制定的。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两年来，其贯彻落实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2004年，全国 92％的耕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98％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70％的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国集体林地以自留山、责任山形式承包到农户经营的占63％。④
（二）有效保护了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全国编制并实施了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16.32亿亩。严格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为了规范土地市场，严禁违法批地用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各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2003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并组成10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联合督查。同时，为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些省市对改革征地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⑤
(三)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初步具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2002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6.4%。为了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配套设施，农业部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同时，正在抓紧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国家林业局起草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各地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施行。⑥
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法律的学习、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与社会调查分析系统” 2003年对湖南醴陵、耒阳和浙江建德、永康四个县（市）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无所知，而那些表示知道此法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户又都不知道该法的主要内容，甚至连“承包期内不再调地”和“农户不同意，谁也无权在土地承包期内拿走土地”这两项涉及农民自身权益保护的最核心内容都不知道。⑦ 一些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全国看，目前还有少数村组没有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些地方因部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产权不明晰，边界不确定等原因，林权证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还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以及以村规民约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
三是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违反土地利用规划，随意扩大征地规模，违法越权审批土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开发园区竟有6000多个，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各种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土地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与变动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在一些村组形同虚设。制定土地承包方案、调整承包地、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时，往往是村组织或个别村组干部“一锤定音”。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更有甚者，借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转贴于
五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仲裁机制及程序的具体规定。
六是一些地方没有切实遵守30年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整变动承包地的规定。依然推行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
七是一些地方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被非法剥夺。或许是受“平均分配”等农民传统公平观念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后，承包地就被发包方收回，使得继承人无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是一些地方口粮田、责任田的划分仍在进行。目前仍有一些村组以预留机动地的名义划分出大量土地，以招标承包的形式短期（一般是一年）承包给部分农户。
三、对其问题的原因与对策的分析和探讨
（一）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农地承包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的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限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原因，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十分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生活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懂法，能否积极、正确地守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淡薄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必然会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实施带来较大阻力。
第二，体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农村土地颁布实施前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来规定，缺乏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完备规范，因此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处于一种疏松而欠缺严密的体制下，导致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调整频繁。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前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界定，长此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这种松散而不稳定的局面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大因素。虽然我国正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行政体制仍不健全，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过大。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带来不少问题。
第三，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法律实施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等，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环境，中国的农村百姓历来奉行“官本位”的文化，人们普遍敬奉行政权力，尚未形成以法律为至高地位，宣扬平等、公正、自由、尊重私的权利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而且一直以来，虽然我国也在倡导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忽视个体利益，但从总体来讲，集体利益的地位在我国明显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至上早已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因此当行政权力以进行总体规划为由不当干预土地承包关系，频繁调整承包地的时候，许多农民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信息环境，在都市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各种信息在迅速地传播。但在农村，信息的传播却慢得可怜。虽然如今我国农村各农户也都有了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媒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农村还欠缺网络、各类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介入。最为主要的，则是农村比较欠缺对信息的积极接受者。虽然不少农民也经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国内国际问题，积极学习技术，增长本领，但是较之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敏感度，这可能要归结于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农民观念中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尤其对于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在他们的观念中，应根据人丁数目均分土地。人死了就要退地，有了新人口则要补地，天经地义。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极力反对。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一些地方对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了，目的无非是“增人的增地，减人的减地”，以迎合农民按人丁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念。另外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歧视妇女的不良思想，使得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形式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对策分析。针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从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意义，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各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认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熟悉和掌握法律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抓紧落实，尽快让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加快林地确权发证工作。对拖延土地延包、超标多留机动地、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控制征地规模，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和受益主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征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快解决一些地方为随意征地，而迟迟不作土地规划的问题。应加快改革征地制度，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为主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应竟一步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尽快制定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对审判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注释：
①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
农地承包法篇2
一、承包法总则：耕耘土地的“大铁犁”
任何一部法律的总则，都是统缆该法的主线，是该法调整对象的大宪章。作为承包法的总则，也不例外。可以说，它就像耕耘土地的“大铁犁”，划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 科学界定了承包对象和承包方式。
作为承包对象的“农村土地”，该法定义为“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在承包方式上，规定了家庭承包方式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
（二） 明确阐释了承包权利和承包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强调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该法第7条规定了土地承包“三公”原则和“三益”关系，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
（三）合理规制了承包义务与承包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国家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在强调义务的同时，也从保护的角度，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体现了土地承包方面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理原则。
（四）公开确立了承包流转与承包管理
总则对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予以确立，并就承包管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中央一级，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在地方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而乡（镇）人民政府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二、家庭承包：理顺关系的“润滑剂”
家庭承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要方式，也是实践中经常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理顺复杂的承包关系，使其逐渐润滑起来。“家庭承包”这一章恰恰起到了这一巧夺天工的奇妙作用。
（一）承包关系主体和内容的“润滑”
在发包方面，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而对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接下来，规定了发包方的四项权利（发包权、监督权和制止权等）和五项义务（维护合同义务、尊重经营自主权义务、提供服务义务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义务等）。
在承包方面，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享有承包地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权以及获得补偿权等；同时必须履行诸如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等义务。
（二）承包关系原则和程序的“润滑”
从总则的基本原则出发，分则又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民主协商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承包方案多数同意原则（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程序合法原则。
在承包关系建立的程序方面，设置了五个步骤：（1）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2）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3）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4）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5）签订承包合同。
（三）承包关系期限和合同的“润滑”
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该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对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还允许在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予以延长。
承包关系的建立程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签定承包合同，也是润滑承包关系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首先从主体、客体、期限、用途、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方面列举了承包合同的一般条款；其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遵循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后从合同的稳定和维护角度，要求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四） 承包关系保护和流转的“润滑”
1、在承包关系尤其是承包经营权保护方面
首先，对发包方收回和调整承包土地的问题作了规范化要求。比如，发包方不能擅自收回土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另一方面，发包方也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基于法律的灵活性要求，该法还规定了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的土地种类。
其次，对承包方交回土地问题也进行了规制，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但应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
再次，顺应总则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还规定妇女结婚而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最后对继承权的保护也作出了“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和“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
2、在承包权流转方面
首先确立了流转的方式和原则，即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平等协商原则，自愿有偿原则，所有权和用途固定原则，流转期限限制原则（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原则以及优先权等原则。
其次，对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的确定和收益归属作了规定。
再次明确了流转的书面合同以及相关关系变动情况等问题。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最后，对流转中的互换、转让和入股进行了简要规范。
三、多样化承包方式：农业经营的“助推器”
鉴于农村土地的复杂性，除了耕地和林地之外，还有“四荒”土地（即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这些土地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而“四荒”土地又是我国土地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合理的开发和充分的利用，可以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确立多样化的承包方式以使这些“四荒”土地发挥其潜力和价值，可以说是农业经营的一台“助推器”。
关于承包方式，该法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也可以将其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并应签定承包合同。
关于承包主体，该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关于公示公信，该法规定，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关于继承，该法规定，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四、争议解决和法律责任：权益救济的“防护堤”
承包法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侧重保护农民的权利保护尤其是私权保护，而私权保护除了明定私权范围外，更重要的是要一套救济措施。承包法从争议解决途径和法律责任方面为承包方的权益提供了“防护堤”，显然，这也是可圈可点之处。
（一） 承包争议的解决：
规定了承包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行使选择：（1）协商，“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2）调解，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3）仲裁，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4）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司法解决是最终解决途径。
（二）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通过督促法律义务的履行以保证法律权利的实现，该法规定了三项法律责任：（1）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对发包方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侵权民事责任的8种情形作了规定；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作了规定。（2）行政责任。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3）刑事责任。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或者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构成犯罪的，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这部土地承包法是耕耘土地的“大铁犁”，是理顺关系的“润滑剂”，是农业经营的“助推器”，是权益救济的“防护堤”。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法，我国也在加紧制定物权法，承包法的出台无疑是物权法前夕的一个美好“福音”，它有利于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稳定和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有利于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明年3月1日，这部重要农事法律将要正式实施，我们期待着它能担当起农民耕耘土地“保护伞”的重要使命，以真正做到“依法治农”，向现代“法治农业”时代迈进！
农地承包法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法律性质定位 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现在已经成为实现农业生产统分结合之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法律形式，是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依据。但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产生之日起，理论上就一直存有分歧，实践中也多有冲突。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评析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承包土地由村集体所有，并在法律授权村委会为发包方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家管理目的而签订的，符合行政合同的特征。[1]而且有学者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后，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承包期限内获得一定的经营自，随着土地承包合同与农业定购合同的出现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在农业领域国家管理的方式上，行政合同管理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2]民事合同说则认为，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户之间的地位平等；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为了以合同形式固定彼此之间基于承包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从合同签订的程序和原则以及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来看，都与行政合同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3]不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不能归入合同法中的任何一类有名合同，故应从立法上进行直接规制，使之有名化、典型化。[4]也有部分学者采取折中观点，主张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析：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责任制性质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双方经过协商、个人有选择权、合同履行过程中个人有自主经营权的或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5]
上述观点均能够在立法上寻求相关制度予以支持，产生这种矛盾的立法原因在于我国农村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乃是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而且最初是由国家政策予以调整的，后来才由立法的形式加以明晰。由于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各地的具体做法也不一致，因此，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演进的过程中，致使其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呈现出不同的法律性质。具体而言，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集体的职能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在没有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以前，其仍然作为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且当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税费政策的强烈制约，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一种手段，[6]故农地承包合同具有显著的行政性。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更加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逐渐弱化，而民事性却越来越得以彰显。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时，柳随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中，尽管指出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由此可知，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于民事权利进一步被明确，但对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产生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却仍然难以被定性为民事合同，因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除了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外，发包方还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而承包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性义务。因此，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限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一个难题。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定位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是两种性质相异的合同，它们应当遵循各自的规则。一般认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在合同的主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下面我们即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其中发包方一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但村一级已成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要形式，而且农民也接受了村是比村民小组更具主体性的存在。[7]因此，我们主要以村集体作为发包方进行考察。根据我国宪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也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见，村集体在我国不是一级行政机关。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的目的或为行政事务而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非行政主体，故其不符合行政合同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如果以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的，则将更不符合行政合同对主体资格的要求。
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早由民法通则所规定，后来为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尽管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法律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定与其内容不相吻合，致使纯粹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分析，学者因所选择的视角的不同而得出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相异的结论，但其是一种民事权利却是毫无疑问的。一般而言，对于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来说，为了保证行政的民主化和效益性，它应当遵守普通合同的规则，同时，为实现行政作为一种管理的本性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他又必须享有特权来解决普通合同这种自由行为方式带来的缺憾。[8]考察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一节的规定，可以发现在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时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事权利，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还是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同时承包方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公法性义务，这些规定的确与民事合同的性质背道而驰，但其中发包方享有的这些行政性权力并不是所谓的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特权，而是法律在定位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的职能时所造成的错位。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符合行政合同的规范意旨。
救济方式的不同也是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故行政合同纠纷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在我国具体是由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六）项中即有规定，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也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与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这是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行政性作的一个注脚。但1999年7月8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则完全是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设计的，而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也几乎全部是按照民事合同处理的。而且在2005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甚至明确将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界定为民事纠纷。因此，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救济方式来看，其亦应当定位为民事合同，而不是行政合同。
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立法完善
从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来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应当重塑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使农村集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事主体。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误解往往与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相关。由于“集体”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尽管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一直都非常重视，在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中都有规定，但因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在我国较为繁杂，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制定或者修订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存在差异，故他们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并不完全吻合。从而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分歧。应强调的是，“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政策和立法意志记载、表达和传递的第一要义。立法政策记载的不准确，表达得不精确，必然会使传递的信息具有先天的缺陷。很明显，对于法律语言来说，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让人们非歧义地正确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有悖于明确表意的手段和方法都在摈弃之列。”[9]因此，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出发，对“集体”的含义进行准确理解，并以适当的民事主体形式取而代之，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得以张扬，以凸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
其次，严格区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从而纯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在我国农村社会，集体土地所有权一般是由村民委员会行使的，但村民委员会却具有极为强烈的行政功能。在农业税减免之前，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现象非常突出，这种行政负担淡化了农村集体的私权属性，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地为完成政治上的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10]这种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不分的状况也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即其中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既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也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而承包方则在承担了民事义务的同时也承担一定行政义务。正是农村集体的角色在社会实践中的错位，导致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取代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也致使其与农户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行政性事务还给政府，突出村民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代表人的职能，从而既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农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以及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成员的关系，又可以减轻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负担。以此为前提，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协商机制，取消由行政机关统一制作的含有行政性法律关系的合同范本，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回归民事合同的本来面目。
最后，理顺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解决机制中相冲突和矛盾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将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每个部门法均统一于该国的宪法之上，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不仅仅是民法的任务，而且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环境法以及其它各法律部门均须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农村土地问题加以规范。目前，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调整的，鉴于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最重要的物质资料，当代各国均很重视以行政权力干预土地法律关系，故我国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行政法律规制也是合理的，但不应当因此而忽视民法对土地问题的调整，在规制农村土地关系方面，行政法规范无疑是不可能取代民法规范的功能的，所以，强化民法规范调整农村土地问题的作用在现代中国社会十分必要的，而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规制应当是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对行政复议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行政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进行梳理，使之与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民事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相协调，也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合理定位将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与民事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因此，从理论上理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在立法上严格区分其中的行政法规范和民法规范，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参见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参见王平：“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之比较及启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参见王权典、张建军：“论农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5期。
[4]参见艾衍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思考”，《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5]转引自胡吕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6]参见赵晓力：“通过和谈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7]参见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8]参见朱新力：“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孙潮：《立法技术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农地承包法篇4
Abstract:The value of Law on Land Contract in Rural Areas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 in practice. But the value embodi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s not complete.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w on Land Contract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developed further.
关键词:秩序 自由 正义
Key words:Order Freedom Justice
作者简介:黄峥烽(1986-),民商法专业研究生,同济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房地产法、商法。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007-02
一.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体现的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同时也体现为价值主
体的人的主体意识。纵观纷繁复杂的法的价值的阐述,为人所接受的最为基础的法的价值包括以下三种:秩序、自由和正义。
(一)秩序
秩序,是社会得以维系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形式。在这些基本秩序形式中,法律在促成人类秩序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任何一种法律根本上都是为追求并保持一定秩序而服务的。
(二)自由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三)正义
正义体现为公正、平等等具体形态。“公正”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同时还表现为这种理想与现实社会条件的结合。“平等”则是人类现实生活状况的直观反映,平等系最低限度的公正。
二.《农村土地承包法》内涵价值彰显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是对我国土地制度的一种突破,尽管已经实行了多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价值基础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所退化。
(一)秩序价值
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是全社会所为之接受的社会意识。中国很长时期以来对土地的自然属性缺乏认识,对土地的利用毫无节制,导致生态平衡严重被破坏。《农村土地承包法》将秩序因素作为该法价值的重要考量,以寻求人类活动和自然规律达到平衡状态。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
该两项规定明确了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使土地资源的保护得到进一步重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该项规定,是对于承包方违反土地开发和利用的合理配置所应承担责任的明确,这体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价值中对于秩序价值的重视。
(二)自由价值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农村的生产经营结构,是以“家庭”或“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在这样的农村经济背景之下,农村经济很难能形成较为完善的商品经济流通体系。因此,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提高农村土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立法就显得极其重要。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由此可见,农民可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处分,排除他人对自己权利的不法侵害,尤其是排除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对各种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法律规定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强的物权属性,从而实现承包经营权从债权保护到物权保护的转化。而最为重要的是,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大大增强了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便利性,更能实现财产效益的最大化。
(三)正义价值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正义的诉求,体现在土地承包制度仍然保持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同时,更为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得以体现。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这两条规定很好地限制了政府公权力和发包方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在最大程度上使得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还赋予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和对被征占土地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这也都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彰显。
三.《农村土地承包法》内涵价值的缺憾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价值中体现出秩序、自由和正义这三项基本法的价值,但是该法在这三项基本法的价值的贯彻并不彻底,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遗憾。
(一)自由价值的缺憾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指出,非家庭承包方式仅仅是适用于荒土、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土地。除了四荒土地之外,所有的土地都不能发包给村外需要土地的人了。这样的土地承包方式并不经济,也有悖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只要在不违反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应允许形式的多样性,不应只限于承包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实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给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机。然而,我国农村发展情形具有多样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单一的实行承包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中国农村,对于承包方式的突破,也应当值得肯定。
(二)正义价值的缺憾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城堡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这是对承包经营权进行物权保护的又一措施。但是立法的不严谨和缺乏对物权性的认识,尤其是“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则体现了行政权介入的色彩,这实际上是对私权的一种国家意志的行政干预。5同时,对于“特殊情形”的限定十分模糊,无法明确耕地和草地需要调整的具体情形。该项条款容易成为剥夺承包人合法承包权的一个借口。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地进行调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农民已取得权利的让渡。硬性调整可以理解为对农民权利的剥夺,是对农民已取得的物权的破坏。
四.《农村土地承包法》内涵价值的发展
(一)秩序价值的发展
在目前,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场所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民对于土地权利交易的信息较为闭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和较小的选择性,这不但会影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速度和合理的利益分配,也会影响土地资源良好的市场化配置。因此,加紧组建规范化的农村土地交易机构,包括专业从事农村土地权利交易的机构,专业的农地产权交易场所,甚至包括法律服务机构等,向广大的农民提供更多的信息,最大可能地减少交易的成本和增加他们交易的收益,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成熟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于农村土地市场秩序的维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自由价值的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抵押虽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但事实上抵押是潜在的转让。一旦,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在期限内未受清偿,抵押权实现时抵押就会变成转让。但根据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可以为权利人进行农业融资提供条件,也能允许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的价值。首先,《农村土地承包法》既已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那么自然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因为这是立法思维逻辑性和立法精神统一性的必然要求。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法》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可使该项物权的权能得到完整显现,也可以使农民筹措到急需的资金,用于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财政困难。最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权利主体将该权利供为担保,设定抵押权,实为用益物权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权,是对自由价值的彰显。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可以设立抵押,这是不容怀疑的。
(三)正义价值的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与发展,对于农村土地的流转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能与社会形态的发展齐头并进,甚至滞后于社会形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理距离在不断缩短的情况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公平等方面的的距离却难以进一步改善。在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信息资源的不对等6。
我国现已有一些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上,缺乏对农村土地的价值评估。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放开,这方面的业务需求量将会明显增加,对现有的这些资产评估机构而言,应当采取新的举措,对这些机构进行改制,赋予其新的功能。同时可创建专业的了解当地情况的农村土地评估机构,以使农村土地权利价值的评估指标和结果更为贴近农村的实际情况。
五.结语
农地承包法篇5
第一条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第四条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
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七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第八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国家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第十一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第二章家庭承包
第一节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
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第十三条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
（二）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
（三）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一）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二）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依照承包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
（四）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承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一）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二）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节承包的原则和程序
第十八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
（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
（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四）承包程序合法。
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
（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
（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五）签订承包合同。
第三节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
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
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
（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
（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承包土地的用途；
（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六）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二十四条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
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第四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
第二十八条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
（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
（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
（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
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第三十五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
第三十六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
（二）流转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
（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流转土地的用途；
（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七）违约责任。
第三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十九条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第四十条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
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第四十二条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
第四十三条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
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
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
第四十六条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
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第四十七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
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第四十九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五十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第四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
（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
（三）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四）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五）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
（六）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
（七）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其他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第五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十七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
第五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应当退还。
第五十九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或者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
第六十条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六十一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六十二条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
第六十三条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
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
农地承包法篇6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
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
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3］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
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5］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二)规范仲裁机构设置，保障仲裁庭依法独立裁决纠纷针对目前仲裁机构设置不规范的问题，首先应尽快出台仲裁机构组织规则，明确仲裁机构设置原则、设置程序、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庭等的分工和职责、仲裁与各层级调解机构的关系及衔接。仲裁委员原则上与行政脱钩，保证仲裁的独立和公正。具体可以参照国内部分民商事仲裁机构的操作模式，由政府法制部门组织商会等部门筹建，但仲裁机构(或办事机构)不附设在政府法制部门，而是采取人、财、物、业务独立性质。同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可以由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但仲裁机构(或办事机构)不附设在任何行政机关内部，而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建制。在人事方面，仲裁机构采取委员会制，仲裁办事机构人员由委员会选聘。在财政上，考虑到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收费应当采取较低标准，其经费缺口，由财政以公益支出形式划拨。［7］为保证仲裁庭独立审理和裁决纠纷，应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农情的仲裁员遴选机制。既要体现仲裁准司法性对仲裁员的基本素质要求，严格准入制度，也要考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涉农性、政策性、专业性强的特点，对仲裁员的遴选条件和遴选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此外，为保证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应实行仲裁员名册制。改变实践中仲裁机构随意指定仲裁员、以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仲裁员等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
农地承包法篇7
「关键词：家庭承包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农村土地承包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在现阶段，它主要是通过农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来实现的。作为合同的重要内容，价款或酬金是至关重要的内容，通常被看作合同的一般条款，然而，在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对家庭承包合同中的承包金却殊少规定，学界对此也少有论及，笔者认为这对于进一步明晰双方的权利义务、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切实实现土地承包法的立法宗旨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特殊性决定了承包金的特殊性合
同是平等主体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承包合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双务有偿合同。所谓双务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对等给付义务；所谓有偿是指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应向对方当事人偿付相应的代价。如在买卖合同中表现为一方获得标的物，一方获得价款，在租赁合同中表现为一方获得对租赁物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使用权，一方获得租金。相应地，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中，我们似乎可以推知承包方从发包方取得对于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发包方从承包方取得承包金这样一组对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7条，“本规定所称承包金，是指承包方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人缴纳的款项、实物或者应当履行的劳务”。乍看起来，承包金似乎同一般双务有偿合同中的价款、酬金并无二致，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在普通双务有偿合同中，价款或酬金通常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决定着合同的类型，确定着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质与量，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当事人在选择缔约对象时，首要考虑的是对方的履约能力，对于出让或出租方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对方能否如约缴纳价款，而对其身份往往并无特殊要求；而在家庭承包经营中则不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二款、第5条第一款的规定，家庭承包经营权是有严格的身份限制的，即限于集体组织内部成员，而对其资力并无其他要求。其次，价款作为合同的重要内容，往往在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中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在特别法中尤其如此。而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3条、14条、16条、17条所规定的发包方、承包方的权利义务时，甚至对于承包金无丝毫提及。再次，在普通双务有偿合同中，价款的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足以构成违约，当事人可以据以解除合同，如《合同法》第27条规定“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解除合同”。而在家庭承包合同中，承包人的承包权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26条更是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除非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或者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显然，在这里，承包金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并不能构成承包人丧失承包权的条件。从以上可以看出，承包金并非家庭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其获取并非发包人的主要目的。那么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家庭承包金与普通合同价款这种差异？
笔者认为，是家庭承包经营合同的特殊性导致了承包金的特殊性。在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合同是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方式。而关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除基本的“债权说”、“物权说”、还有“社会保障权说”、“附加土地所有权”说等不一而足。但不管如何，承包经营权具有或应当具有“物权性”，应当按照物权的属性对其加以改造，已是学界主流的观点。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立法上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思想。③同时家庭承包经营权又具有一定的身份性，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主体通常限于集体组织内部成员。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国在多部法律中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及主体做了规定，对于农地所有权主体规定的涵义及其合理性，学界理论不一，争议较大，但对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并无异议。而集体都是由成员构成的，集体的权利最终仍是要由成员来具体行使，“”的失败已经表明由全体成员作为整体共同行使集体财产权利的做法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足取的，而农村的成功却表明以成员个体或家庭分别行使部分集体财产的权利更为积极有效，于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应运而生。在家庭承包的最初，集体与成员的关系仍比较密切，发包人对承包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很大的干涉权，并经常随意收回土地重新分配，承包人对土地的权利仅限于占有、使用及部分的收益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土地使用者的权利保护的重要性，集体与土地越脱离、使用者与土地越紧密，越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应当将集体享有的对于全部集体土地的总的所有权细化，分给各成员行使，才能满足效率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承包人对承包地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但至少应拥有相对意义上的所有权（有时间、用途限制的所有权），即用益物权，学者们所呼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集体组织所拥有的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细化，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是成员固有权利的实现。
而这种具有身份性的物权性权利要通过债权性的合同来取得，这就使得家庭承包合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首先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决定了家庭承包合同是一种物权合同而非债权合同，其目的是确立物权而非实现债权。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又使得其具有不同于一般物权合同的特点：缔结选择上的相对不自由。实际上，只有承包人选择是否承包土地的自由，而没有发包人决定是否发包的自由，在发包期内，承包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有权获得自己的一份土地权利。②再次，发包人（作为成员利益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集体经济组织所代表的成员）之间的这种内部关系以及二者与作为承包标的物的集体土地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该合同必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或曰“非营利性”的特点。因此作为这种特殊合同内容之一的家庭承包金必然也具有与一般合同价款不同的特性。实际上，家庭承包合同的目的在于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集体土地的抽象的集体所有权具体化，通过承包合同确定承包人对于具体地块的权利义务，以便使法定权利得到落实。其作用主要是物权取得的依据，而非通过发包土地牟利。承包人并非因为缴纳承包金获得承包经营权，发包人也不是为获得承包金而发包土地，承包金并非合同的对价。早就有学者指出“农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条件，是具有 复杂意义的联产，而不是单纯意义的地租”。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前是符合实际的，但在该法颁布及实施之后再这么认为就不合适了。新法明确规定发包人不得干预承包人正当的生产经营自由，联产关系已经不复存在。笔者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主要是为将成员权具体化而设定的一种特殊合同，不能以普通债权合同的标准去看待它的双务与有偿，实际上，与发包人发包土地相对应的是承包人依法行使土地权利，合理、高效地使用土地的义务。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合同的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在于保证土地的合理、有效使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土地的经济效益；而承包金的收取则属次要。
二、承包金的作用与性质
既然承包金并非家庭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与家庭承包合同“确立物权”的目的关联不大，那么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作用为何？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尽管承包金对于家庭承包合同确立物权的目的并无直接作用，但却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其内容合理与否对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确立的公平、稳定、高效有着重要影响。
（一） 分配的依据
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在成员间分配“土地”（权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效率，但更要注重公平。特别是由于我国农地上还附加有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更要求在土地权利的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尤其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必言。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种地，那些外出打工、从事乡镇企业或副业以及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的人来说是不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但如果取消土地承包金，完全采用“无偿”的方式，那么上述具有成员资格的人肯定也会要求自己的一份土地，“不要白不要”嘛。这样实际上土地承包就变成了计划时代的“人人有份”的均田制了。这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所谓“公平”，但是却是以效率的极大牺牲为代价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也是实质的不公。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却不能交给能充分使用它的人，有种田愿望的人得不到足够的田，而不种田的人又白白拥有它。即使新法规定了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但是流转是需要付出代价且比较麻烦的，这对于对集体财产享有优先使用权的成员来说需要象成员外的人一样付出额外代价才能使用该财产显然是不合理的。而确定一定数额的承包金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状况。既使得无能力不意愿种地的人打消了白白获得的念头，又使得有能力有愿望种田的人通过自愿承担相应数额的承包金的方式来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土地，有效避免了“均田”制的弊端。
（二） 保证土地的使用效率
规定适当的承包金对承包人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它起着承包人的经济效益底线的作用，它意味着如果承包人不积极行使土地权利获得较大收益的话，将会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从而刺激承包人要么积极有效地使用土地，要么将土地流转出去交给有能力有条件使土地较大增值的人使用，以保证土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农村许多地方土地抛荒现象严重，据张红宇（2001）对安徽寿县的调查，2000年全县土地撂荒面积高达16 3万亩，比上年增加1 4倍；占全县耕地面积的9%.其中常年性撂荒面积占72%，季节性撂荒面积占28%；撂荒2年以上的，占撂荒面积的26 7%.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农地经济效益的低下造成的，但土地承包金的约定不明，承包人责任不清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保证“公平”
家庭承包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在部分成员间的分配。因为尽管在法律上全体成员都享有承包经营权，但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及客观情况的限制，总会有一些成员放弃承包，而且由于新法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承包期内新加入的成员（如因出生或入籍）也享受不到该权利。况且即使在那些切实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之间，也会因为自身情况的差异及各种原因而获得数量不等的土地经营权。因此，实际上是对共有财产权的“不均匀”分配。这是“效率”的必然要求，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忽略“公平”。“谁承包谁交费、多包多交、少包少交”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公平原则。承包金应主要是为集体经济组织用于集体福利、公益事业，如教育、孤寡老人赡养、必要的精神文化活动等。这也是对于放弃土地承包的成员的间接补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承包金并非家庭承包合同中的主要条款，对合同确立并无决定性影响，但其对合同确立的效果却有重要影响，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权确立的公平、效率的必然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家庭承包金是家庭承包合同中的一项重要辅助条款，承包金给付乃是承包人所负的为辅助合同有效确立的从义务。
三、承包金的原则
家庭承包金的收取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对此并无异议，但问题在于承包金的数额应如何确定，怎样的承包金才算合理？如何运作才能使家庭承包金收到最好的效果？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 微利性
家庭承包的目的不是“营利”，这是发包人所必须清醒认识的。首先，如前所述，承包人承包的土地是其所在的集体的土地，承包人是基于其固有的成员权而行使其固有权利，是使用“自己”的东西，必须坚持微利性，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与为获取利益而将财产交与他人使用的普通承包截然不同，否则家庭承包对成员资格的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其次，承包金数额过高，会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造成无人敢种地的现象。现在农民负担过重是一个普遍现象，各种税费已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包袱，而越来越高的农地使用成本及市场风险更使得许多农民视土地为“鸡肋”，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地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提高土地承包金的数额，人为加重农民负担，必然会进一步挫伤农民使用农地的积极性。再次，承包金数额过高不利于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权作为承包人的一项财产权利，流转是其获利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流转也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尤其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而承包金对流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常说来土地流转价格的上限是相对确定的，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而承包人的获利空间就在于流转价格与承包金的差额，如果承包金数额过大，接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显然会使承包人获利甚少甚至无利可获，则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的性质无从体现。同时承包金数额过大必然会导致流转价格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土地的流转效率。
因此，土地承包金的数额一定要低，既要保证农民种地无多大负担，又要保证其在流转时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样家庭承包经营权才能真正成为一种财产而非负担，成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土地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当然也不是越低越好，数额过低也会使承包金的“刺激”功能弱化，也不利于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所以应以适度低额为宜，即要保证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刺激，又不能过于加重其负担，这是比较难以把握的。笔者认为应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形来对待。
（二） 统一性
由于同一集体内部的土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承包金固然不应千地一价，搞“一刀切”，体现不出生产资料的价值差别。但笔者认为，也不应千地千价，差别太大，否则可能会导致“资本决定”，使经济实力强的农户可以通过资本优势获得大量优良地的承包经营权；而经济实力差的农户只能获得贫瘠单薄的土地，进 一步削弱了其经济改善能力，人为加剧农村贫富分化。这从经济意义上固然符合“效率”所要求的资本优化配置，但显然不符合成员权利分配中的“公平”原则。这只适合贯彻“效率优先”原则，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以招标、拍卖、公开议价等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情形，而不符合基于平等的成员权而进行的家庭承包。搞“资本决定”会使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成员凭借价格优势垄断大量土地（使用权），使得其他成员无地可包，承包权无从实现，从而构成对其他成员法定权利的实质侵害。同时，承包人也完全可以再将这些土地转包、租赁给其他成员以赚取地租与承包金的差额，从而重现旧社会中的“地主”身份，造成成员间身份上的实质不平等，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因此笔者认为，同一集体内部各地块的承包金数额差别不宜过大，可以根据土质大致分为优、良、中、劣等等级，每一等级确定相对固定的价额（价额应由全体成员大会协商确定），然后根据成员的意愿进行分配。遇到争执不下的情形，应结合成员具体情况，本着怜贫扶弱的原则优先照顾条件相对较差的成员，或由全体成员表决决定，甚至可以采取“抽签”等原始却有效的方式，以确保形式上的“公平”。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效率”实现，但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及在其上所附加的经济功能以外的社会功能对农民乃至整个农村稳定的重要意义，在权利的初次分配阶段着重“公平”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通过平等甚至相对向弱者倾斜的分配，使经济能力差的成员有机会获得良好的土地，从而获得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机会，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符合家庭承包的根本目的。
（三） 征收灵活性
家庭承包金是作为成员的承包人向作为发包人的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款项，是因使用集体土地而对集体的补偿，它体现的是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同于农民所要缴纳的其他税费。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的特定分配关系，是国家取得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方式。税不体现产权关系，同时税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某个项目的税额一经法律确定即相对固定，非依法不得变动；税的征收具有较强的时限性，逾期不缴应承担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而三提五统等各种杂费是为维护农村基层政权以及进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公益事业、基础建设等而向受益人征收的费用，它也具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但承包金则不同，作为一种纯粹的民事之债，它可以在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任意处分，根据土地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增减。在传统土地租佃关系中通常规定，在遇有严重灾荒的情形可以要求减租减息，作为内部成员关系的家庭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更是可以如此。而且在传统租佃关系中，租金一般是可减而不可增的，但在家庭承包中，由于双方属于集体内部关系，同时承包金用于集体事业，所以在必要的情形下，经成员大会协商通过，是可以相应增加承包金的数额的。
但无论如何，将家庭承包金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得失相联系的做法都是不对的。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人积欠两年以上土地使用费，集体组织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立法建议，实际上是对家庭承包金性质的误解及将其与其他方式的承包金的混淆。遇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由集体组织向法院提起追缴欠款的民事诉讼，而不能直接收回已经确定的物权性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集体组织将承包金与租费不分，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一味强行收取，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有的以承包金甚至其他税费的拖欠为借口，强行收回发包地，实际上是对承包人承包权的严重侵害，是违法的。
（四） 使用民主性
如前所述，承包金是集体财产的增值与收益，实质上是全体成员的收益，其应用于集体公益福利事业，这一点与村提留有相似之处。但承包金的使用应不限于此，有更大的灵活性，只要是经全体成员大会通过的处分方式均可，甚至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同时承包金作为集体共有财产，其处分必须由成员大会讨论通过，公开协商、民主决定，这与主要由村民委员会决定、为特定目的而征收的提留也是不同的。
四、现有法律规定不足及完善
农地承包法篇8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着农民利益倾斜,特别是吉林省落实农业税全部取消和粮食直补政策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矛盾,特别是因土地承包问题引发的矛盾尤为突出。税改以来,靖宇县县乡两级调解仲裁机构共接待受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653起,涉及农民总数3197人。
1.土地纠纷的主要类型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起的纠纷;村民与村社之间履行特殊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离婚分割承包地引起的纠纷;土地集中流转后租金分配引发的纠纷;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引起的纠纷;经营权侵权引起的纠纷;未取得承包经营权引发的纠纷;土地补偿分配纠纷;经营权继承纠纷。
2.土地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
2.1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民问题重视达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程度,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也是空前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于让农民减负增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重点,启动了城市资源施惠农村工程;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增加明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土地的收益所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个高潮,许多在城镇打工的村民也开始走回家门承包土地,以求好的收入;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新形势的变迁,农民对土地渴求的加强成了争执发生的现实诱因,土地效益的增加则成了土地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
2.2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户由于各种原因未分到承包地问题
1982年土地承包后,由于土地价值较低,户口在本村,全家已搬迁外地多年,有的农户弃耕、抛荒、有的将地交回村里;许多农民外出劳务,土地私下流转,口头协议,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签订土地流转合同,部分合同也存在文本不规范,内容不齐全,流转面积、标地不准确的现象。靖宇县弃耕、抛荒的农户有215户1610亩,交回村里154户1153亩,私下流转394户2961亩。发包方将弃耕、抛荒的土地收回重新发包给第三者产生纠纷;私下流转、口头协议的,由于未在村里备案,按照二轮土地承包规定未能分到承包地,引发纠纷;因当初落户手续不全或与村有不要地协议未分得地;二轮土地承包后新增人口要求分地。
2.3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
部分承包有失公开、公正,承包关系是在村务会上以口头形式确定的,不签订书面协议;有的协议由村里个别领导私自敲定,不拟定承包方案或拟定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不履行民主管理程序;还有一些村干部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不采取正当的公开竞价的承包原则,仗权承包土地,偏亲向友;有的村干部不如实向上级申报本部门、本人及亲友承包村集体资源的情况,非法承包、暗地经营,此种情况极易引起农户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事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没有根本依据,这也是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
2.4机动地发包、土地经营权流转
机动地发包时间过长,合同不规范;因村欠个人债务,抽出村民地抵债年限过长,农民要求毁约还地;农户之间土地转包、转让,因政策调整引发合同纠纷。
2.5土地权属不清,通过行政手段难以解决
地方与林场地权属不清,农户已开垦多年荒地,有的已办了国有土地证,有的已纳入集体土地台账,可林场近年来却以在林业区域内强行收回引发矛盾;由于个别村干部不负责任,造成村集体耕地或林地遗失,在1990年后林业部门以林地版图认证时,未经实地踏查就盖了公章,致使林业部门以林相图为依据向农民索要一直耕种的土地;1990年后林业部门用林地与村集体的林地或耕地互换,后来都成了林业部门的林地;国家电网改造铺设高低压线路后,遗留的线路地农民耕地多年,现林业部门索要林地;移民搬迁新建村开垦的耕地被林业部门强行栽树。
2.6集体确实既无地源又无经济实力,矛盾问题突出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我国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实践证明,它对维护农民利益,保持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缺陷。土地承包规定30年不变,目的在于维护农村的稳定。土地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包则是为了巩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分析该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30年不变。假设土地承包经营后第2年又增添了人口,以新生儿为例。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总原则,该新生儿将在30年内得不到土地(虽然该法规定用机动地等调整给新增人口,但该法又规定,机动地不足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村委留机动地的很少)。在结婚生育以前,他与其父母一块居住生活,可能感受不到没有土地带来的压力。但他成人后,假设他24周岁结婚,对象也是24周岁,与他同种情况。婚后又生育一子。他们这又是典型的一个农户,但他们在以后的6年中仍不可能得到土地。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新的农户就可能面临吃不上饭的境地,他们会要求行使承包权,产生纠纷。
3.解决土地纠纷的对策
3.1加强法规和政策宣传教育
涉农部门和司法部门要开展政策下乡活动,深入讲解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现场解答农民的问题,让农民熟悉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加强对村两委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旨在提高村两委成员及村民的守法意识和合同意识,规范村两委的发包行为。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十九条规定,按5个程序签订承包合同: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承包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公开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同时,遏制村委会的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将纠纷消灭在萌芽之中。
3.2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案件要依法加快办理
政府进行土地详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委土地工作的管理。为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应该依法进行土地详查,在以前详查的基础之上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地及权属不明地的权属,并及时发放经营权证书。通过及时确权并排除隐患达到减少土地纠纷的目的。镇政府还要在土地纠纷中发挥积极作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可以请求乡(镇)人民政府调解解决。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产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3.3规范土地合同样本,加强指导承包合同的签订工作
指导当事人正确签订承包合同是搞好合同管理的第一项工作。必须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签订,减少订立合同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杜绝口头合同。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权利;民主协商,公平合理;承包方案应当按照《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承包程序合法。土地承包的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
3.4把好鉴证关
搞好合同鉴证是防止合同纠纷的关键,在合同鉴证中要做到“五不”:内容不合法,指标不明确、格式不规范的不予鉴证;条款不齐全的不予鉴证;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的不予鉴证;手续不完备的,不合乎规定的不予鉴证;程序不合法的不予鉴证。
3.5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加强执法检查
在县级要建立健全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在乡级健全承包合同管理领导小组,在村级设立承包合同管理小组,从而形成层层管理的组织网络,针对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特别是要对土地发包的全程进行监督,以维护村民承包经营权的落实,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迈向更高层次。
3.6搞好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合同仲裁,维护农民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丰富纠纷解决机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3种: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调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应该大力加强和进一步丰富。调解可分为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第3人或者村委会主持调解、基层乡(镇)人民政府主持调解。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调解还应贯穿于仲裁和诉讼之中。不管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是应当多做调解工作,切勿轻率处理。调解时,可找一些德高望众的第3者帮助调解,也可以让村委领导或者基层乡(镇)人民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所出面协调。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目的是调解解决矛盾,防止矛盾升级。
3.7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