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4-01-19 11:35:52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1
1.北宋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识记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结束;从目的、措施(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科举制等)、影响(正面积极作用和负面消极作用))等方面掌握、理解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2.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
分析北宋中期出现社会危机的原因、表现;掌握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措施(内容)、结果;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与失败的原因。
重点和难点精析
1.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及影响
(1)历史背景：①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扩大，演变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②北宋建立之初，国家尚未统一，要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北宋政府实力。③宋太祖本人是通过陈桥兵变当上皇帝的，为防止兵变历史重演，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北宋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和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重演，北宋政府采取分权的方法，从“权”、“钱”、“兵”三个方面人手，把政权、财权和兵权收归中央，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2)影响：积极影响：使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宋以后直到清代社会，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五代那样的军阀割据、朝代更替频繁的局面。消极影响：①为了剥夺朝中大将和节度使的兵权，政府大量赐田宅，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加快土地的集中。地主官僚肆元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北宋初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不断。②官僚机构膨胀，机构臃肿重叠，官吏日益颓废，办事效率低下。俸禄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③过分的集中地方财权，造成地方上财政困难，地方官吏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搜刮。④过分的集中军权，“强干弱枝”，削弱了地方的武装力量;为了防止军人跋扈，实行兵将分离政策，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使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斗争中，连连战败。⑤由于加强中央集权，又形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官僚集团，国家要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俸开支，加之每年给予辽和西夏大量的岁币，造成国家严重财政危机，国家出现了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
2.北宋科举制的发展、作用
(1)发展：考试分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严格考试程序，使殿试成为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进士及第者称“天子门生”;考试科目减少，进士为最主要的科目;考试方法上实施糊名制，防止舞弊;录取名额比唐大增，宋太宗在位二十余年，科举取士近万人。
(2)作用：科举考试经过宋代改革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限制了世家子弟对科场的控制与垄断，削弱了门第血缘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扩大了寒俊庶士及第仕进的机会，使科举取士向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布衣草泽”敞开了大门。这样，唐代那种“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的情形，到宋代便转化为“取士不问家世”的趋势，为地主阶级各阶层通过平等的考试跻身仕途，开辟了道路，使北宋政权基础进一步扩大。
3.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王安石变法和中国古代的变法、改革
(1)王安石变法：①变法是在北宋中期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患危机情况下，为实现富国强兵、挽救统治危机而进行的改革。②变法的内容，主要是调节封建国家与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再分配。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富国强兵，为富国，王安石广辟财源。它虽使封建国家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加，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并没有使社会矛盾得以根本解决。因而无法真正地缓和严重的统治危机。③变法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变法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制度没有进行任何调整，反而从根本上保护和认可了地主占有的土地。因为变法面临的危机中，政治危机是根本的。这一危机是由于地主兼并土地，阶级矛盾尖锐导致的。变法无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然，也就无法缓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在封建保守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下，新法被废除。
(2)中国古代的变法和改革：王朝初期改革比较容易成功，中后期则常常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①新的封建王朝大多是在农民起义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碎了旧王朝的国家机器，猛烈冲击陈章旧制，旧秩序土崩瓦解，为新王朝的改革破除了阻力。而王朝中后期，政治建设、典章制度、权益分配根深蒂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势力盘根错节，保守顽固势力强大。②王朝初期，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教训，大力调整统治政策。这种改革符合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的共同要求。而王朝中后期要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某些政策和具体制度的调整及利益再分配，必然遭到旧制度和旧势力的顽强抵抗。③王朝初期的改革有强大的皇权作保障，而中后期改革的主将则缺乏这种权威。
(3)启示：①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与产物。②革除社会弊端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③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④改革必然涉及某些阶层的特权与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知识拓展
两宋时期，先后面临哪些主要社会问题?统治者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怎样?
(1)北宋初期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国家分裂，南方割据政权的存在威胁着北宋的统治;第二，武将大权在手，拥兵自重，中央集权不巩固;第三，辽占据幽云等地。
解决的措施及结果：第一，宋太祖和其弟宋太宗用了十几年时间消灭了割据政权。结果：于979年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第二，宋太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措施，解除统军大将的兵权和节度使权力;分割宰相权，加强君权;各州设知州和通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集中财政权和司法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结果：使五代以来重臣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造成冗兵冗官现象，给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第三，为了收回幽云地区，多次对辽用兵。结果：宋辽议和，达成了“澶渊之盟”。(2)北宋中期的三大问题：第一，冗兵、冗官、冗费现象，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第二，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第三，辽和西夏威胁着北宋的安全。
解决措施和结果：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危机，巩固封建统治，进行了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最终都失败了。
(3)北宋后期：政治腐败和面临金的进攻两大问题。
解决措施和结果：进行抗金，多次打退金兵进攻，1127年被金灭亡。(4)南宋：第一，偏安于中国南部;第二，前期面临金的威胁;后期面临蒙古与元的威胁。
解决措施和结果：第一，前期进行抗金，多次打退金兵进攻，但也妥协苟安，在1141年签订绍兴和议，此后，双方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状态;第二，后期抗元，但实力不敌，1276年被元灭亡。
4.如何全面认识宋朝的历史地位?
大多数国人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其历史地位：
政治方面：宋代典制对后世影响巨大，其突出现象就是藩镇割据消除，进一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元明清继承。
农业方面：宋代人口过亿，不汉唐两倍，垦田也是汉唐两倍，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手工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突出，其中商品货币关系进步明显，海上贸易空前发达。
在文化科技方面，三大发明的完善或发明于宋代，对世界影响巨大。文学、史学、哲学都取得突出成就。
总之，宋朝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师生探究
例1.(2004年高考上海卷，6)公元997年，宋廷岁收2200多万缗，收支相抵还余大半;到王安石变法前两年，收入已高达11000多万缗，收支却亏1500多万缗，“民贫乏食”而反。造成这种统治危机的根源是()
A.经济衰退B.起义频繁C.兵力不足D.吏治腐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实质是考查王安石变法的背景。通过材料中的内容和所学历史知识可知：A是不可能出现的，B项只是统治危机的表现而非根源，C项明显与史实不符。如此只有D项的叙述能够正确解释题干的要求。
例2.(2004年全国文综卷，18)中国古代地方官制的演变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回答：北宋削夺地方财政权的措施是()
A.派文臣做知州B.各州设通判C.设立转运使D.设立布政使
解析本题答案是C。考查的是基本的历史知识点，这类题要求平时对教材基础知识有一个牢固的掌握。知州是北宋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政长官，北宋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布政使是明朝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的长官。
例3.(2005年高考北京春招卷，13)王安石变法诸措施中，旨在限制高利贷盘剥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是()
A.青苗法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D.农田水利法
解析本题答案是A。虽然四项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但仔细分析每条措施的影响可知只有“青苗法”符合题意。因为它是便于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受到政府的帮助，进而不需要借地主钱庄的高利贷。
例4.(2005年高考广东单科卷，3)下列各项中造成国家财政负担的是()
A.市易法B.岁币C.两税法D.一条鞭法
解析本题答案是B。该题考查对历史上几种经济现象影响的分析理解能力。北宋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唐后期两税法扩大了税源和明朝一条鞭法根据田亩多寡征收役银，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宋通过岁币，维持了宋辽和宋夏边境的和平局面，但每年向辽和西夏输送大量的银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B符合题意。
例5.(2005高考广东、广西卷，26)(10分)阅读以下材料：
有人说，欣赏《清明上河图》“恍然如人汴京(东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石渠宝笈三编》
回答：
(1)说明图1所示城市的名称及其所处朝代。(4分)
(2)从图2、3提取历史信息，说明北宋东京与图1所示城市相比，在商业活动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6分)
解析此题以唐宋时期的商业发展为中心内容来选取材料，旨在考查学生读图、识图能力。解答时，必须抓住图片上的的效信息，如图一中的大明宫、朱雀街、坊市等，图二中的鱼市、夜市、晓市等，图三中的东京汴河沿岸的繁华的商业场景等，然后联系教材，进行作答。
参考答案(1)长安(2分)、唐朝(2分);突破了坊市格局空间限制(2分);突破坊市制的时间限制(2分);(2)出现专门市场(2分)(评分说明：如答商业活动繁盛，可加2分，但总分不超过10分)
例6.(2005年高考广东单科
卷，29)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以缓和严重的社会危机。请问，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体现有哪些?王安石变法涉及军事、财政、教育等多方面内容，请说出教育方面的措施，你是怎样看待这些教育改革措施的?(12分)
解析本题考查课本知识的再认再现能力，难度不大。只要学生对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作用有一个整体的掌握，此题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答案表现：第一，土地兼并严重;第二，农民起义不断;第三，冗兵、冗官、冗费;第四，辽和西夏的威胁。(8分)
教育方面的措施：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2分)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2
根据马恩经典，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才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P.122)思想只有在历史的土壤中才能开出花朵，历史也只有在思想的进程中才得以绵延。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原理启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哲学思想。
基于历史，我们体验的是文化的厚度；基于思想，我们希冀的是文化的深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艺术批评也应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并且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结构和思想进程中展开。凌继尧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就抓住中国历史的特有结构和文化特质，上涵先秦至魏晋，后启元明清和近代，于整体研究中突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亮点。该书以国际命题“唐宋转型”为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关节点，把“唐宋转型”首次引入艺术学领域，率先开拓了“唐宋转型”的艺术向度。
一、历史维度中的“唐宋转型”
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第三编唐宋部分（由张爱红撰写），著者引入了“唐宋转型”的命题，从唐宋之际的关键历史事件“安史之乱”入手，阐述了这一历史变革对唐后期以后中国文人心态、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巨大影响。中国艺术批评史由此呈现出唐代的理想主义、宋代的现实主义、明代的浪漫主义和清代的保守主义为主的四大阶段特点。所以，抓住唐宋转折期，把艺术批评植根于历史的激变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著作平铺直叙、把历史均质化的写法，而是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又注重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化的特殊作用。
根据书中的介绍，“唐宋转型”又称“唐宋变革”，最初是历史学界的一个经典命题，最早由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10年提出，用来指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形成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分。［3］（P.143）继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之说。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论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并一度被奉为京都学派。然而，1948年，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对京都学派的学说予以发难和批判，展开了关于何为中世、何为近世的激烈学术交锋，史称“唐宋转型”。在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唐宋转型”的内容也扩展到了军事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同时，“唐宋转型”的辩论思潮也迅速由日本扩展到了欧洲学术界。在欧州，“唐宋转型”通常被称为“内藤假说”,主要对内藤湖南提出的“上古、中古、近世”这套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如何适用于东方提出质疑，以及宋代文化是否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提出异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白乐日、李约瑟都对此做过相关论述［3］（P.144）。美国学界对唐宋文化的研究与日本、欧洲着重从历史分期角度研究不同，其主要从转变的内容方面着手，并认为唐代到宋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因此美国一般称为“唐宋变革”。美国最早对唐宋问题研究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汉学家柯睿格著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郝若贝和包弼德为主。郝若贝对宋代的科举制和社会阶层流动做拓展研究，包弼德侧重唐宋社会思想的巨变。
同时，《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目前中国学界的“唐宋转型”命题的研究现状也作了综述。把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历史分期问题上讨论中古与近古的时间概念，如陈寅恪、钱穆、侯外庐、朱瑞熙等；另一种从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上来讨论，如傅乐成、胡如雷、漆侠、葛金芳、王曾瑜、柳立言、张邦炜等，且近年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此外，本书著者还介绍了近10年的研究情况：多以学术研讨会为主，内容波及更多领域，并且台湾学界对此热度也一直在提高。近10年重要的“唐宋变革”学术研讨会就已达近20场，平均一年召开两次。如2008年12月24日唐宋变革散文研讨会就在台湾明道大学召开；2010年12月17日在郑州举办的“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就在法学领域开始深入。近5年的“唐宋变革”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集中以期刊为阵地，开辟了许多专题性质的论文组谈。如2005年《文史哲》第1期以“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为题，从经济和土地制度方面刊登了4篇论文；同年，《史学月刊》第5期侧重社会文化领域，组织了以“中古社会变迁”为题的6篇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以“多元视野下的唐宋社会”涉及了政治制度、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海洋军事等方面的6篇文章；同年《江汉论坛》以“唐宋变革”为题，刊登了涉及政治制度、阶层结构、伦理道德等5篇文章；同年《河北学刊》从历史角度刊登了6篇以“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为专题的文章；2009年《光明日报》以“都市空间文化：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为题刊登4篇文章，从城市空间、文学等领域来着手。
可见，“唐宋转型”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命题，在历经百余年中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国界的庞大学术命题。“唐宋转型”的历史特点也成为各个学科在进行史论类研究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忽视了唐宋转型这个典型的历史转折期，就等于把历史均质化，也因此会导致研究扁平化的危险。
二、艺术向度中的“唐宋转型”
据著者综述，目前“唐宋转型”的最新研究是2010年《社会科学》第9期刊出的《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一文。该文从文学学科的领域，结合内藤湖南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内容，全面探讨了唐宋变革为文学艺术带来的各种变化。与此不同的是，著者开辟的是专属于艺术学领域的探讨，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专门探讨艺术学领域中的“唐宋转型”。在2011年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后，从学科角度说，著者对该命题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意义。
把“唐宋转型”的命题引入艺术学的领域，是因为艺术学学科中也存在关于“历史”的研究或者是关于“历史性”的研究。如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唐宋转型”这一特定现象；或者对唐宋之际或之后某一特定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象的研究，也不能忽视对其特定的“历史性”的研究。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3
4．英国的地理禀赋与工业革命的发端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条件。英国虽长期处于欧洲边陲，其实和欧洲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交往。英国后来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吸收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华，对科学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英国又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世界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英国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
①在科学传统之外，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悲喜剧、公共政策辩论会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的特产也为越来越多的民族所欣常和模仿。
这里，英国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对英国后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其他四个条件都可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派生而来。如果英国位于非洲、亚洲或美洲的边陲，就难以自古代起便受到古希腊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熏陶，难以迅速参与和分享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成果。古希腊文明采取城邦形式，并在殖民、航海、贸易、科学思辨等领域卓有成效，积累丰富的知识，这对英国从事工商、航海、殖民、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发展城市化是很大的启发和引导。英国作为岛国，不能像传统的大陆型强国一样借助蚕食邻国领土扩大疆域，只能鼓励民间自由经营海外贸易和殖民开拓，才能减轻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压力。民间自发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使英国社会能源源不断吸收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使社会日益开放。也正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在一般情况下，有天然的安全保障，社会形态比较自由、宽松。如果其领土和欧洲直接相连，为了巩固边防，就必须发展强大的陆军，对社会也必须严密控制。这样，便容易产生军事寡头或，使经济自由受阻，市场机制难于发育。如果英国本土没有容易采掘和运输的煤、铁矿藏等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工业革命会无从发动。最后，英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的航线上，使有悠久的民间航海贸易传统的英国获得经济发展的黄金机会和强劲动力。因此，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绝非偶然。
上述讨论显示，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短期内即能飞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英国自发踏上工业革命的不归路，地理禀赋都起了主要作用。可见，当各个民族处于自在状态时，地理禀赋对每个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宠也好，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为何陷于农本社会的分析，显然不能离开对中国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分析。
1．赫克谢—俄林理论的启示
经济学十分重视约束条件，对每个民族来说，地理禀赋无疑是主要的限制条件。赫克谢和俄林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两个部门的模型，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结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krugman、 obsffeld，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两个生产部门、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极大化，相对劳动来说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来说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判断某一产品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土地密集型的标准，主要看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对劳动要素的量何者更为密集。
根据赫克谢—俄林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例如土地这种要素突然变多，假定产品的相对价格①和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部门要素比例不变②，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会进入土地密集型生产，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此时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生产。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本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民族，在获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会将所获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且会将原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和土地转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中去。
①国际贸易理论中一般假设各国无权影响国际相对价格的形成。
②一般假设各部门的要素比例由各部门特定的技术以及工资—地租比所决定。给定工瓷—地租比，由于技术的原因，每单位食品的生产所用的土地必定较布的生产为多。
赫克谢—俄林理论对内生型城市化这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国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使人口分布变得分散，城市化水平停滞甚至下降。恰成对比的是，由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所需土地很少，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便可容纳较多的劳动。所以，如果一国疆域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会获得扩张，造成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便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集中于城市。由于这类城市的人口来源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集中和扩大，所以是分工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必然成为面向贸易的工商型城市。
2．制度创新，内生型城市化和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没有无穷无尽而种类齐全的资源。因此，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产出。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获得更多的产出。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间接地将边界外推。所以，制度创新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在人类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城市化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题目。一个外向型的、由市场机制引导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是使希腊迅速取得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因。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增长过程。所谓内生型增长指的是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依靠已有的技术、制度和单纯增加各种投入，或通过外来财政的转移达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内生型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依赖于疆域的大小和自然资源的丰饶，而是通过自愿互利的交换获得自身增长所要的投入。内生型的城市必定是工商型城市。外生型的城市化主要通过政治或军事渠道由他处获得财政转移，因而其主要功能不是政治控制便是军事防御。一旦失去这种功能，或政府的财政来源枯竭，城市便会萎缩。
具体来讲，内生型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优良环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1988，1993)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在城市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了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和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和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积累和传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快。
barro(1990)指出生产性的公共财产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业的相对集中，使它们能通过分摊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企业来说，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而可以享受平均生产成本的剧降。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为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同时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自由的活动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而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了相反的影响。
1．为何用历代疆域变化近似可耕地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河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还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pp．3-4，44-45)。
宋朝丧失的疆土都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开发的，也是汉晋以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长江以南地区毕竟没有华北和淮北那样延绵千里、天然适宜农耕的大片平原。江南虽然有一些冲积平原，但多为丘陵和高山相隔，每块面积与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泽，耕地面积无法迅速扩大。梯田的修建、沼泽的开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规划。可想而知，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要超过前朝。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是根据赵冈与陈钟毅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是根据梁方仲(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冈与陈钟毅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我们还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较早的朝代已经达到某一耕地面积(例如汉隋唐)，而后来朝代的耕地面积减少许多，要么这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减少许多(例如宋朝)，要么这个朝代的人口减少，因此实际利用的耕地减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
鉴于历代的耕地数字出入较大，所以，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人口的回旋空间的大小，本文会常常用历代疆域的变化来近似中国可耕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各朝在发生疆域变化时，除宋朝外都能至少保有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农耕地区，得到的或失去的多为可耕地含量较少的土地。例如，唐和元虽然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不高。明朝的疆域虽较元朝小，但保有中国自古以来的主要农耕区，可耕地面积远远在宋之上。清朝的可耕地又超过明朝，应该是无疑问的。
2．历代的人口变化
图一由feuerwerker绘制，引自ropp(1990，p.227)。由该图可以看出中国从9世纪初(唐朝)的5000万人口增加为l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中期)的1.15亿。从唐到宋的整个历史期间，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国分裂，出现所谓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统一。期间中国总体的人口水平并没有下降。这和后来的元灭宋，明灭元，以及清灭明时北方人口锐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开始便比唐朝减小很多，处于北宋控制之下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又正处于前线，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和入侵，生产备受威胁和破坏，当地人口不断南迁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时，疆域进一步缩小，连原来在黄、淮之间定居的汉人也有迁到长江以南避难的。由于华北和淮北与江南之间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并有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迁的路线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迁徙。因此当时江浙一带的人口特别密集(漆侠，1999，p．77)。江南的农村毕竟无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断迁入的人口，他们便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从而促进了城市人口的上升(赵冈，1995，pp．61—68)。
3．历代人均耕地的变化
表四和表五显示了历代的人均耕地的变化情况。表四引自赵冈与陈钟毅(1982)，表五引自梁方仲(1980)。由表五看，宋的人均耕地，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已经远远低于唐朝。从图一看出，1200年(南宋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出现下降，直至1500年(明朝中期)才大体恢复到南宋中期的水平。梁方仲没有给出南宋时的人均耕地，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要低。原因如下：北宋全期以及南宋大部分时期南方尚未受到战乱的影响，本地人口仍在增长，加上北方避难而来的移民，人口密度一定不减反增。而江南地形决定新耕地的开发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关于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低的推断应该可以成立。
然而继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对北宋，特别是相对南宋，是大大扩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经开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虽一度荒芜，但不难得到迅速开发。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会流向这些地方。
由此可见，与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开国时就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则大部丧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开国时就较前朝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为盛唐人口的两倍(图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间，一方面北方领土不断遭蚕食，最后连首都也被迫自开封迁往杭州；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科技发明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何解读这幅十分矛盾的图画呢?答案在于疆域改变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化。
1．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的变迁
疆域相对于人口的显著变化必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深刻的影响。从表六看，南宋达到中国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市而闻名，例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名列世界首位。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现了许多繁华城市(gernet，1962；斯波义信，1975)，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或活跃的国际港口。比较表六和表七，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也领先于欧洲主要国家。
然而l500年以后，正当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时候，中国却重返农本社会。由表六和表七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时已经降为6.9％，相当于欧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来成为科技发明重镇的巴黎、伦敦、威尼斯、米兰等，均位于西欧(表八)。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00年期间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lo and yeung，1998)。
赵冈指出(1995，p．165)，“在中国……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向农村靠拢。”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倒退，人口的多数重新流向农村，自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乔幼梅，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杨宽，2003，pp.237—238)。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置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阻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①。
宋朝的城市相互问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陈智超、乔幼梅，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像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颇为繁荣的港口城市，因失去内在的活力而凋零。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对商业活动至少增加了地点的限制。例如，北京的商业区，内城主要集中于西单和东单，外城主要集中于前门外。城市的商业活动自然不像宋时的都市那样繁华和方便了。
①“梦粱录”卷13“铺席”、“团行”。转引自陈智超和乔幼梅所著“中国历代经济史”第三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
3．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实行政府垄断，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但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2003，p.77)，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p.85)。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问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2003，p.103)。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4
A. 我国很早进入农耕社会
B. 中国古代科技勃兴很早
C. 上古时代文字已经成熟
D. 早期政权重视天文历法
2. 据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载：“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又据《孟子・梁惠王上》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yì）帛矣。”下列各项中与二者表述相关的选项是（ ）
A. 井田制开始瓦解 B. 商品经济发展
C. 小农经济兴起 D. 家庭手工业产生
3. 《吕氏春秋・任地》记载：“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材料主要反映了（ ）
A. 耕作技术的进步 B. 灌溉技术的发展
C. 耕作制度的变革 D. 生产工具的进步
4. 据《左传》记载：“晋（xi，姓）至与周争（晋之温地）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材料中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实质是 （ ）
A. 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B. 土地私有化趋势明显
C. 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趋于严重
D. 周天子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
5. 先秦地理著作《禹贡》将古代中国划为“九州”，按土地肥力将雍州（即今陕西关中、甘肃大部）评定为“上上”，而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荆州、扬州为最后两等。从中不能得出关于先秦的推论是（ ）
A. 江南经济还未开发
B. 生产力水平很落后
C. 水稻不是主要作物
D. 政治中心应在北方
6. 《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后来，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样的仪式。这反映了（ ）
A. 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格奉行
B. 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 重农抑商从周代始一直推行
D. 农桑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7.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相地而衰（cuī，等差分级）征”，鲁国提出“初税亩”《春秋・公羊传》解释：“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实地踏勘丈量田亩）而税也。”其实质都是（ ）
A. 加强周王室对土地的管理权
B. 保证周朝天子的财政收入
C. 实际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
D. 巩固诸侯国君对土地的控制
8. 秦始皇将“贾人”连同“尝逋亡人、赘婿”“略取陆梁地”，以后又将“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遣戍，对此政策出台的理解合理的是（ ）
A. 在封建社会初期有积极意义
B. 秦滥用民力阻碍了经济发展
C. 表明古代对商人管理很残酷
D. 东周战乱导致秦初兵源不足
9. 《汉书・食货志》中说：“过能为代田，一（亩）三（沟），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播种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锄草）垄草，因（使倒塌）其土，以附苗根，……每耨稍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与风旱 。”对于该段材料的解读不正确的是（ ）
A. 这一方法实现了土地劳息相均、用养兼顾的原则
B. 这一方法可以保苗防风、保湿抗旱
C. 这一方法是对前代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D. 这一方法是由西汉赵过发明并推行的
10. 东汉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下列与此相关的说法中最准确的是（ ）
A. 真实反映了当时洛阳商业的繁荣景象
B. 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
C. 工商业者社会地位大为提高
D. 对人人逐利的现实不满
11. 东汉学者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长安“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这里的“九市”是指（ ）
A. 政府监管的夜市 B. 政府管理的正规市场
C. 物流通畅的草市 D. 多个繁华的商业市镇
12.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对家庭制度厉行分户析居的改革政策，秦简《封诊式》中就有记载：一个士伍甲家，亲属共四口人，除甲夫妻外，没有已婚成年男子，有一大女子，还特注明“未有夫”。这一改革政策的出台（ ）
A. 瓦解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
B. 是个体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
C. 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地方管理
D. 是对编户齐民制度的一种补充
13. 汉朝为开拓丝绸之路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据估计，仅汉武帝一代，对这些地区用兵，先后累计：骑兵120万人次，步兵90万人次，后勤补给人员1000万人次，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国总动员。汉朝开拓丝绸之路的目的是（ ）
A. 发展中外贸易 B. 交流中西文化
C. 拓展帝国疆土 D. 推进民族融合
14. 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300万钱的豪族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 ）
A. 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 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
C. 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 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
15. 《魏书・甄琛传》载：“琛表曰：‘今伪（指南朝）弊相承，仍崇关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A. 北朝经济实力强于南朝
B. 北朝商品经济相对落后
C. 经济重心重新移回北方
D. 北朝开始实行输庸代役
16. 《隋都城图》题记：“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墙），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由此可见，隋都城的设计重在（ ）
A. 打破市坊的空间界限
B. 便利居民的交通出行
C. 加强官府的严格控制
D. 促进城市的商业活动
17. 随着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北宋的商业经济也不断发展活跃起来。当时的一位商人可能遇到的事情有（ ）
A. 将美仑美奂的青花瓷卖与阿拉伯商人
B. 其经营的铺面从早到晚不间断营业
C. 海禁政策使得其海外商业利润大幅下滑
D. 将江南花楼机织出的丝织品贩运到北方
18. 据《宋史・张逊传》载：太宗二年，“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到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张）逊请于京置榷易务，稍增其价，听商人入金帛市之，恣其贩鬻，岁可获钱五十万缗助经费。太宗允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下列对该材料解读正确的是（ ）
A. 北宋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 北宋国力强盛、万方来朝
C. 商业收入成为北宋的重要财源
D. 北宋政府限制朝贡贸易
19. 北宋时期终于出现了大批出生于江西、福建、苏南等南方各地的政治人物。入宋以后，南方士人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主要原因是（ ）
A. 北方政权并立 B. 商品经济发展
C. 经济重心南移 D. 南方教育发达
20. 据《礼记・月令》载：“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新奇的物品），以荡上心。”《礼记・王制》中还说，如有人挟“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中国，这种指导思想对手工业生产实践产生的直接影响是（ ）
A. 政府轻视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
B. 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无法扩大
C. 手工业产品的质量难以提高
D. 扼杀了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
21. 宋代词人周邦彦在《少年游》中提到“并（太原）刀如水，吴（苏州）盐胜雪”。这反映宋代（ ）
A. 经济重心已经南移
B. 手工艺的提高和专业市镇兴起
C. 商帮势力崛起
D. 太原、苏州成为著名都会
22. 宋代纸币直接由政府发行，而不是由银行发行。由于宋代财政在多数时间中收支紧张，因而纸币发行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可以推断宋代（ ）
A.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B. 政府经济职能提高
C. 必将出现通货膨胀
D. 金融资本已经形成
23. 北宋之所以选择汴京作为都城，主要原因是（ ）
A. 交通便利于粮食运输
B. 军事战略地位重要
C. 周围地区物产富饶
D. 气候适宜，农业发达
24. 南宋统治者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这表明南宋政府（ ）
A. 积极鼓励发展造船业
B. 通过民族互市安宁边境
C. 促进国内贸易发展
D. 招引外商以增加财政收入
25. 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其所著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写道：“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外贸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为此明清皇帝采取了（ ）
A. 工商皆本的经济政策
B. 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C. 重农抑商政策
D. 断绝中西贸易的政策
26. 历史学家黄宗智认为，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已到了辉煌的极致。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这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以下是对黄宗智这一观点的理解，其中正确的是（ ）
A. 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发展与增长
B. 这种增长是以传统方式实现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没增长
C. 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已处于落后地位
D. 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在增加
27. 山西在明朝中叶出现“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鞍，埒王公矣”。入清以后，山西人择业把商业排在了首位。雍正帝朱批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这些材料反映出明清晋商对当时山西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是（ ）
A. 削弱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B. 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C. 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
D. 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28. 苏州出土了一块明清时期的碑刻，记载了一起商标侵权案，“近有之徒，假冒本堂牌记，或换字同音，混似射利，粘呈牌记，叩求示禁。”这反映出苏州（ ）
A. 资本主义萌芽
B. 商品经济发达
C. 商业法律十分完备
D. 劳资矛盾尖锐
29. 自北宋出现纸币后，南宋、元朝、明朝政府都曾大力推行纸币，可是都迅速贬值，明中期基本放弃纸币，取而代之的则是从民间贸易发展起来的白银被日益普遍使用，白银作为主要支付手段最终获得政府认可。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明中期（ ）
A. “重农抑商”政策的失败
B. 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加强
C. 白银成为一种主要的流通货币
D. 政府对贸易的控制遇挫
30. 清乾隆年间苏州《吴县永禁官吏占用钱江（杭州）会馆碑》记载：“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该碑文反映出苏杭之间的商贸联系
B. 会馆为商人出资建造的地方商业中心
C. 会馆为旅居异乡的同乡商人所组建
D. 会馆为同一地域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31. 阅读材料，回答以下各题。
材料一 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南新兴的商业市镇有一个强烈的特色，它们都是为了配合生产组织的变化，选择适当的地点应运而生。南宋以降，人口增加，每人平均耕地面积日渐减少，终于出现了过剩人口。这些过剩劳动力由农村吸收及供养。为了设法利用这大量的过剩的劳动力，江南农村广泛展开农户家庭的纺织副业。明清两朝手工业生产最强烈的特色是日渐加深加强的农村化家庭化。……为了配合这种生产形态的转变，很多商人便在接近农村人口密集之点设立原料销售站或成品收购站。人数一多，自然形成了商业市镇。这些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业打交道。
――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材料四 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兴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香港、青岛等长期为列强占据；上海、天津、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商业区；近代工矿企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唐山、无锡等城市的兴起；郑州、石家庄等因地处铁路枢纽得到较大的发展。
――周谷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阻碍中国古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因素。
（2）宋朝的“商业革命”有什么突出特点？“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指的什么？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的特点及兴起的背景。
（4）根据材料四及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新兴城市的特点和影响。
（5）根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城市和近代城市发展的实质原因。
32.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 ，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
――《元朝经济史》
材料二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夫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三
（1）据材料一概括元朝海外贸易的基本状况。
（2）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南市镇兴起的经济背景。
（3）据材料三提供的地图和所学知识，谈谈“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33.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通行的是铁钱。 铁钱体重值小，买卖交易用钱量大。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买一匹绢，需用二万个小铁钱，重量共达一百三十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间出现了交子。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的 “市”“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吴自牧《梦梁录》
材料三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此外，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出现交子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西方商业革命对西方社会产生爆炸性影响的最主要表现，并分析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丝毫未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34.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相应问题。
材料一 汉朝皇室贵族专用物品的手工业制造业继续由少府（官职）主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下设有各种主管官吏，如典作兵器铠甲的考工令，主管炼染的平准令、典管婢织作衣服的御府令、造作刀剑及其他器物的尚方令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不投入市场，一般直接供给皇室贵族消费。由于唐代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大，自然官家工匠也就很多。仅就少府监来说，就有工匠19800人，将作监有15000人，其他部门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张松《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管理及立法》
材料二 ……（毅庵祖）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币（各种粗布和丝织物），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
――张瀚《松窗梦语》
材料三 （焦仲卿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妾身绣腰襦，葳蕤自生光。
――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
（1）三则材料表明古代中国存在哪三种手工业形态？依据材料概括指出三种手工业形态各自的特点。
（2）依据材料指出古代中国三种手工业生产的产品最终消费特点。
（3）依据材料指出古代中国三种手工业经营的行业和范围。
（4）通过以上分析，你有何认识？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5
关键词：封建经济 高峰 商品货币经济 现代经济因素
我们在《清代经济史》即《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提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现在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宋代是最高峰。这是涉及中国经济史乃至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质疑、问难、解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解释历史，而且有助于理论、方法乃至学风的进步。我们欢迎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这个命题既由我们提出，我们也有责任进一步作出诠释，以利讨论。
一、粮食劳动生产率降低，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清代经济发展不如宋代的一个主要论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自然重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劳动生产率问题作过许多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列宁在强调生产关系先进性的同时，也指出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这篇论文，是针对工人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而写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偶然的。
粮食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比，具有一种天然的缺陷。农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率"。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中存在着强大的自然生产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靠天吃饭"。在传统经济中，不论是粮食劳动生产率，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都不是完全意义的劳动生产率。
清代垦复因战争破坏而荒芜的土地，康熙、雍正年间已基本完成。乾隆初颁布开垦零星土地免于升科的政策之后，土地垦辟按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展开。一是围湖围海造田，二是垦辟山区、丘陵区土地，三是开发边区土地，四是垦辟山头地角零星土地、河滩地、低洼盐碱地等劣等土地。围湖围海造田增加耕地数量有限。东北、西北、西南边区土地的大开发主要在道光以后。清代盛世比宋代盛世增加的几亿亩土地，主要是山区、丘陵区土地和劣等土地。加以由于经济作物发展，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达9千多万亩，其中还有许多"膏腴田土"。清代与宋代相比，种粮食作物的土地，从总体上说质量有所降低。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3]宋代与清代粮食生产的比较，与其说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勿宁说是一定程度的自然生产率的比较。加以清代人口有巨大增长，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也会随之增加，粮食劳动生产率低于宋代是完全可能的。
粮食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始终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问题，也就是要评价封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即对它的发展作出全面的综合评价。而粮食劳动生产率考核的主要是粮食生产的效益问题（即成本、收益问题），并不是评价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在粮食生产、原料作物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都有发展的条件下，粮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的发展。富饶的江南地区，宋代粮食生产大发展，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到了清代，江南地区把粮食生产基地的头衔让与湖广，成为"湖广熟，天下足"。而江南地区却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又种桑养蚕，制造绸缎，在"衣被天下"上下功夫。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属于高产值农业，手工业相对于农业，属于高产值产业，两者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时代不同了，经济不一样。就是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劳动生产率高于清代，也不能否认清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宋代。
还应当指出，在传统经济生产力的条件下，粮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是缓慢的，也是有限的。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说明，粮食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是发生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之后，即国家工业化之后。这也说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移，并不需要很高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麦子的收获率即收获量与种子之比，中国是15∶1，英国是10∶1。英国的这种收获率基础，也不会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具有强大人口压力的条件下，粮食生产最重要的是解决供求平衡问题，人们关注土地生产率会更高于关注劳动生产率。清代的粮食生产，主要是通过垦辟土地、精耕细作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措施，以增加粮食总产量。它解决了四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支持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支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说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大体适应的。供求平衡即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中国人为之自豪，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过程实自清代始。这也说明清代走提高粮食土地生产率的道路是一种理性的正确选择。
二、生产工具大多因循宋元的旧制，没有重大改革，这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清代经济发展不如宋代的又一主要根据。
生产工具的重大改革，是需要与可能高度结合的产物。即既要有生产上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又要有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唐宋之际，曲辕犁的创新，对农业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铁农具经过战国秦汉的改革，又经过唐宋的改革，大体成龙配套，已成定制，可以说已是高度地适应小农生产的需要。不但犁、耙等大农具已无多大改革余地，其他小农具如锄、锹、镢、镰之类，更是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清代正处于从手工工具时代向机器时代演进之际。十八世纪后半叶，西方从动力系统的改革开始，形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包括传动装置和工具机的机器体系，生产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但这是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适应工场手工业大量发展的生产需要而出现的。而农民仍用犁耕，以电力为动力，用合金钢制造农机具，还在很久以后。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现实条件，从原则出发，对生产工具提出重大改革的要求。明清时期，井盐的生产工具，丝织业的织机，都不断有重大进步。我们也不能向它们提出向电力机械创新的要求。
清代农民既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把传承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功效高度发挥。清代农民可说是不辱使命。清代南方地区普遍种稻，还有水稻北移，种稻都用铁犁牛耕。北方旱地，土质坚硬，除用牛之外，还用强于牛力的马骡拉犁。牛犁配套，谓之牛犋，有"一牛独犁"，有"双牛大犁"，又有"牛三只"、"牛四头"，为一犋，按土质不同，分别使用。一户不能养多牛，就有"牛四谓之一犋，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这种情况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诸省。就是黑龙江，"一犁率二三牛"，"相逢叙生计，必向几副犁仗。"清代农民可说已把曲辕犁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至。
对清代江南的牛耕问题，学术界还有些误解，应予澄清。明末清初，由于战争影响，江南地区牛贵，有些农民改用铁搭翻地，但仍有"牛拽头下左木右隻]子"，牛耕并未尽废。此后在太湖附近地区因土质沮淤，部分农民仍用铁搭之外，用牛耕者日多。棉花发展，棉粮轮种，必以牛耕。同时，棉纺织和丝织发展，工农结合的兼业农民耕地减少，"仅五六亩，或三数亩"，即可养家。除了种田十亩以上农户养牛之外，户户养牛已不经济，农民大都用租牛或以人工换牛工的办法解决牛耕问题。所以章谦存的农业成本中就有"牛力有费"的项目。江南是富饶和人文发达之区，北方"耕牛遍地走"，江南农民不会蠢到只用铁搭翻地的地步，也不会穷到只能用铁搭翻地的地步。江南农民翻地用铁搭之说，不宜夸大。
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多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农业生产工具虽无重大改革，农民仍可在肥料、水利、品种和技术等方面挖掘增产潜力。清代肥料已经成为农民重要的资本支出。江南松江府地区，每亩"膏壅必得二千文"，或"粪田之价，每亩须钱一千五百"。肥料支出折合成米，都在五斗以上。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其要素生产率可说是相当高的。
对于农业经济，列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在现代农业经济中这个各种倾向错综复杂、形形、互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相反的观点。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描绘出来，对所有倾向加以估计，并且确定这些倾向的合力，这些倾向的总和与结果"。这里，现代农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当时苏联还是小农经济，还没有用现代农业机具装备起来。按照他的说法，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对实际情况没有系统地深入分析，简单从事，是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
三、经济发展具有丰富内涵。它包括经济增长，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工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增加。
还有结构演进，如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演进等等。还有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但这只是一般的概念陈述，实际上如同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样，一代也有一代的经济。它具有自己的发展重点，并形成自己的发展特征。
清代经济发展的重点与特征何在，两位经济史学前辈的精辟论述，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傅衣凌教授在《明清经济变迁论》中说，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因种种原因，有些变化出现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吴承明教授在《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中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种现代化因素开始出现的时期，中国明代中叶以后的明清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他还指出，应当"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萌芽，是人类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它是社会生产发展、资源配置优化和资源效益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它和生产一道，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它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共同规律的前进方向。清代的商品经济又有怎样的发展呢？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商品经济生产基础的扩大。清代在粮食作物发展的同时，经济作物如棉花、蚕桑、甘蔗、茶叶、烟草、兰靛、大豆、花生、果蔬以及油桐、漆等经济林木均有较大增长，并形成许多集中产区。据郭松义教授估算，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北方约占耕地的9％，南方约占耕地的11％，合计共约达9千多万亩。种植经济作物，或"利倍于五谷"，或"利三倍"，或"利亦巨"、"利甚厚"，产品价值高，经济效益好，相对于大宗基本农产品粮食而言，属高产值农业。高产值农业的发展，是清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代作为第二产业的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棉纺织、丝织、榨油、酿酒、制糖、造纸、制烟、碾米、制盐、制瓷、造船、铁器制造以及采铜、采煤、冶铁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形成了许多集中产区。据《中国商业通史》对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丝、棉布、丝织品、盐、茶、铜、铁、磁器、漆料等11种商品的估算，其年商品总值为白银597亿两。其中手工业品商品值为183亿两，约占307％。清代前期清政府地丁银最高年收入为3千万两，这11种商品的商品值为前者的17倍多。按道光间的4亿多人口计，每人可从市场上购得1两多银子的商品。这都说明了商品经济生产基础的扩大。
其次是贩运商业的发展。在传统经济中，长途贩运商业是最重要的商业。清代的商品市场上，商品总量增加，商品质量提高，商品结构优化，商品流通总量扩大，也就是市场丰度和市场容量的提升，尤其是蒙古、新疆、东北、台湾的归入版图，市场广度扩展巨大，这都主要是长途贩运商业的功劳。但这些只是表面层次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长途贩运商业是配置资源，整合供求，整合价格和调节收入等市场机制发育的主要承担者。清代农业和手工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不同城市、不同地区间粮食价格变动的同步性大有提高，都是同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呈正相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商人阶级"的出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指出，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说的都是长途贩运商人。清代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发展，就是长途购运贸易发展的重要标志。
清代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难以计量，但可以从贩运路线的发展上窥见一斑。清代由于地区分工的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导致内河航运路线的扩展，已长达5万公里。长江水系、珠江水系等东西干线和运河等的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沿海航运，都已达到近代规模。民国时期的发展，只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
再次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人雇主制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它是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化，谋生经济向谋利经济转化的经济，其出现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商人雇主制经济唐宋以来即有很大发展。明清以来，在手工业、商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明代中叶之后，在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种经济经过上档次、上规模，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清代，这种萌芽在制茶、制烟、酿酒、制盐、制糖、榨油、造纸、丝织、丝棉制品踹染、木材采伐、制瓷、冶铁、采铜、采煤等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均有发生，出现了一批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场和工场手工业。江南有"佣作童千指"的油坊，四川有雇工2千人的井盐业主。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反映了手工业中以自给为内核的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进步趋势。
现代经济的发展从工业化开始，工业化从手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这是人类工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缓慢，却是不可逆的。有些学者把机器工业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否认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疑是不正确的。最后是经济制度的演进。经济制度决定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和效益水平，为生产要素作用发挥的广度与深度规定了前提条件。经济发展与合理的制度安排关系至大。吴承明教授在《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13]一文中，对当时财政制度的货币化与租佃制度、雇佣制度的演进都作了论述。至18、19世纪，经济制度的创新进入微观经济领域。魏金玉教授在《高峰、发展与落后》[14]一文中，对企业制度的演进作了论述，他指出，合伙制的发展，扩大了企业融资的渠道。经理制的发展，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开启了以专业人才加强企业管理的道路。分配上人身股的发展，标示了资本、劳动和管理等多种要素的参与分配。
还可补充的是金融制度的发展。明代以来，由于银钱并行货币制度的实行，钱庄、钱店发展。但其业务只限于银钱兑换。至清代乾隆间，才发展了存款、放款业务，以后又发展了汇兑业务。道光初产生的票号，原来只经营汇兑，后来又兼营存款与放款。银庄、票号在南方和北方的大中城市中多有开设。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兼备，实具现代银行的雏型。它们发行的钱票、庄票、期票、外兑票，至道光时在全国广大地区初步形成一个信用货币市场。这些经济制度的演进，可以集中到一点，它在经济发展中，既提高了人民的参与程度，也提高了人民的自由选择程度，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上述一系列现代化经济因素的出现，说明了清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既有量的扩大，更有质的提升。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一系列现代化经济因素的出现，这就是清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特征所在，也就是我们说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高峰的主要依据。
四、时至清代，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展开。对清代经济不但要作纵向比较，而且要作横向比较。
在此我要先引用一段外国经济史学前辈吴于廑教授的精辟论述。他指出，"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商品化，生产直接消费品的经济由此转向生产商品的经济"。"经济、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市场网络"由稀疏而繁密，由地方而全国，由国内而国外"。亚欧大陆东西两端都"程度不一地在发生这一变化"，其"发展水平大体均衡"。"其趋向是相似的，但变化的步调，遇到的助力与阻力则很不一致"。各国政权"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作用，似不容低估"。17世纪东西方经济仍在按照他所论述的方向发展。但经过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无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在经济体制的演变上，差距日益拉大，这是东西方比较中占居主导的一面，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经济因素的出现，尽管发展迟缓与低微，却也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仍有向西方走近的一面，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傅衣凌教授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发展共同规律实现的历史辩证法。
本文的论证围绕主题展开，难免有"报喜不报忧"之嫌。清代经济发展的弱势及其制约因素，学术界论者已多。魏金玉教授在前述论文中，也有很好的说明，在此就不赘述了。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页。
[2] 《资本论》第3卷，第864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64页。
[4] 引自戴逸主编：《18世纪中国与世界·导言卷》
[5] 参阅《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农民经济篇第4章。
[6]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1。
[7] 《备荒通论》，《清经济文编》卷39。
[8] 参阅《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农民经济篇第4章。
[9] 《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刊本。
[10] 《列宁全集》第22卷，第6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
[12]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
[13] 《吴承明集》，第248-249页。
[14]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6
秦汉至唐宋中原对桂西逐步推行羁縻制度。桂西自古为“百越之地”，处于自我发展的态势。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打破了这样的格局，开创了新的纪元。五十万铁骑越过五岭，经过几年的征伐战争，中央王朝第一次将疆域扩展到岭南地区，并设置了桂林、南海、象三郡，试图与中原其他地区一样进行同样的管理。桂林郡地处今天广西东部，由于地理环境、移民、文化等原因，中原王朝在那里实行的郡县管理体制得以延续。象郡的辖地即包括今桂西全部、越南中部与北部、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东部以及贵州南部[7]260。由于地理环境、民族、交通等原因，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相当有限，郡县制的推行大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郡县制在岭南的推行之初，有其一定的制度弹性，三郡只是“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8]采取“仍令其君长治之”[9]的策略，“以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领系颈，委命下吏”[10]。西汉时，“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11]这种“以故俗治”下的“初郡”实际上就是一种包含柔性治理理念的所谓羁縻体制的一种制度设计。自秦至唐的近千余年间，羁縻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主要的行政机构在各朝有不同的称呼。秦设有“道”，为县级行政单位，《汉旧仪》说：“内郡为县，三边为道”[12]。汉代沿袭之，如西汉平帝时有“道三十二”[13]。另增设“属国”、“初郡”等统辖。《后汉书》言：“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14]初郡又称边郡，更为正式，林超民曾归纳出这一设置的四个特点，可资参考：郡县几乎设置于与部族连结的范围内；任命太守、县令、长吏掌治郡县，任命少数民族地区的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等，实行土官流官并治；初郡出赋，土长缴纳土贡，无征调；初郡的太守掌管军事，担任武备，军队由内地派遣[15]。南朝时期则出现“左郡”、“左县”的设置，为当时之主流，此外有僚郡、俚郡，但不普遍。左郡与左县首见于刘宋，到萧齐时达到顶点，左郡33个，左县更是有100多个，分布的区域甚广。其实质的运作规则与前代的边郡无太多区别，这一建置开启了唐代羁縻州制[16]。汉唐间中央王朝的力量尚未进入到桂西的腹地，所形成的羁縻体制是笼统而宽泛的。一直到唐代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视为荒服，秦置郡三，汉置郡九，然两江溪峒之间所谓羁縻夷酋者尚未见于载籍，迨夫唐之太宗既平突厥，诸夷内属始置羁縻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17]羁縻州的建置更趋于完善和制度化：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18]从此，羁縻制度已成为唐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既定政策。
高祖武德时大臣窦静指出了这一政策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籓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19]窦静的剖析从传统的观点出发，道出了羁縻制的“合理性”，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确实是一种“长辔远驭之道”，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人顾颉刚、史念海认，“羁縻州者，虽有州、县之名称，而刺史、县令皆以其酋长渠魁为之，其内部之行政中央殆少加以过问，后世土司制度仿佛之”[20]144。唐时，桂西几乎皆为羁縻州领地，分属江南道黔州都督府、岭南道桂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及安南都护府，当时的划分已较为明确了。江南道黔州都督府领11州：明州、福州、峨州、琳州、鸾州、那州、添州、延州、双城州、抚水州、姜州；岭南道桂州都督府领7州：纤州、归思州、思顺州、蓄州、温泉州、述昆州、格州；邕州都督府领26州：椳州、归顺州、思刚州、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思恩州、思同州、思明州、万形州、万承州、上思州、谈州、思琅州、波州、员州、功饶州、万德州、左州、思诚州、曷州、归乐州、青州、得州、七源州；安南都护府领8州：归化州、思农州、西原州、龙州、思陵州、禄州、金龙州、安德州[7]429-430。共计52州，州又领县数十，可谓州县林立，羁縻政策在桂西的推行达到高潮。宋袭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州制。“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21]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以狄青镇压侬智高叛乱为契机，对桂西羁縻州县重新整合则为此后的土司制度的总体框架奠定了基础。《文献通考》载：“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所，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22]之后元丰年间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对桂西设置的羁縻州县有详细记录，从中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土司与这些羁縻州县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许多土司就直接承袭于此。土司的地域范围也基本确定，此后历朝再无大的变化，即邕州的左右江、宜州的红水河流域[23]。北宋后期曾进行过改革，试图强行将边境地区完全“内地化”，但这些措施实施结果并不成功，只能重新退回羁縻州制，《宋史》载：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21]文中所谓“复祖宗之旧”，即是恢复羁縻体制，由此可见，内地的郡县制并不适合边境地区。范成大曾在广西任最高长官两年，了解桂西社会，他写的《桂海虞衡志》中说：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城、田州，皆黄姓；又有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今黄姓尚多，而侬姓绝少。……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其法尤疏，几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24]115-116范成大对桂西羁縻州县内运作了然于胸。由于“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因而“姑羁縻之”。桂西的羁縻体制有以下几个特征：1.“因其疆域”建政，“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不改变或调整土酋原辖地领土；2.任原土酋为官；3.以朝贡关系为纽带；4.各族土兵要接受朝廷征调；5.不改变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25]。这几点构成桂西羁縻体制的重要特征，实际上也是后来土司制度的特点。
二、元代以降中原王朝在桂西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新型的羁縻体制，发端于元代，明代时高度成熟化。羁縻体制到土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明史》中所称：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26]有元一代，土司制度在桂西得到推行和强化。元王朝在桂西设置了专门的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以及路（府）、州、县等机构。“元朝在广西设置的土司机构，开始时司、寨、土州、土县、洞等，并依次隶属，统领于广西行中书省；后改司为府，废寨设路；先后在今桂西地区设寨5处，路7处，土州64个，土县9个，洞44个，长官司11个。至元年间，元王朝在左右江地区更置4个总管府，统领州、县、洞160处。”[27]实行路、州、县的管理体系。这些机构的首领多被称为“土官”，且已十分普遍。元王朝对于桂西土官的管理制定了特别的赏罚制度，用法令的形式来规范，“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仇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有司受财妄听者，以枉法论。诸土官有能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者，罢之。”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乌古孙泽“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两江荒远瘴疠，与百夷接，不知礼法，泽作《司规》三十有二章，以渐为教，其民至今遵守之。”[28]元王朝对土官的承袭实行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中书省建议：“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仁宗同意此意见，形成定制[28]。
按照朝廷的规定，土官的承袭，必须上报中央批准，赠予诏敕、印章、虎符、驿玺书等信物，这对朝廷掌控土司有一定作用。此外，朝贡的发展则体现了土司与朝廷“臣属”关系的加强。元王朝规定土官朝贡，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一次，贡品多为奇珍异兽和方物。进贡之前需要获得许可，仁宗大德七年（1303年），诏曰：“禁诸人非奉旨毋得以宝货进献”[28]。有关桂西土官的朝贡在《元史》中也多有记载，仁宗延祐五年（1319年）九月，广西两江龙州万户赵清臣、太平路总管李兴隆率土官黄法扶、何凯贡方物，仁宗“赐以币帛有差”[28]；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十二月，右江来安路总管岑世兴遣其弟岑世元入贡[28]；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太平路总管郭扶奉方物来献；十二月，右江诸寨土官岑世忠等奉方物来献[28]；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思明路总管黄克顺来贡方物[28]。明代初期，对于投诚的土官“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29]。龚荫指出，宣慰使、安抚使始于唐，宣抚使、招讨使始于宋，元代置于边境，明代则是“授诸土官”的武职。意为这些职官是明代正式成为一套武职的土司职称[30]64。另有《续通志》载：“明土官武职，又有番部都指挥司、卫指挥司、万户府千户所，皆因其俗，以附寨番人官其地，羁縻之而已。”[31]明代土官的文职有军民府、土州、土县等，《明史》曰：“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同府、州、县。”[29]此外还设有正副土巡检等土职。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广西有长官司三，隶兵部武选司。土官一百九十七，其中知府四人，知州三十三人，同知一人，知县六人，县丞一人，主薄一人，典吏二人，巡检十三人，副巡检一百二人。嘉靖初，设知州一人，吏目一人，巡检二十八人，皆属吏部验封司[32]。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首领为州县土官，始于唐宋，任命民族首领充任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成为定制的是在明代。洪武末期明确将土司分为文、武职两类，前者中央属吏部，在省隶布政司；后者在中央属兵部，在省隶都司。这样就将土司完全纳入王朝统一的职官组织系统之内[30]65-67。因而明人毛奇龄说：“文武相维，机权攸寓，细大相关，股掌易运。”[33]明清两代，中原王朝在桂西延续土司制度的同时，逐步加大改土归流的力度，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制度在桂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改土归流的历程却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特别是明代的改土归流，经历了反复。中央政府经过和桂西土司的反复博弈，实现广西的改土归流最终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彻底完成。结束语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在广西实行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桂东北、桂东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在桂西地区，则实行羁縻、土司制度，由中原王朝册封地方少数民族首领，实行间接管理。大致来看，中原王朝在桂西的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从秦汉至唐宋，中原王朝在桂西实行“羁縻”制度；二是元、明、清诸朝，中原王朝在桂西则实行土司制度；三是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官治理为流官治理。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广西的羁縻、土司制主要分布在桂西左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从时间上来看，桂西羁縻、土司制启蒙于秦汉，确立于唐宋，兴盛于元明，终结于清末民初，历时数千年。
桂西的羁縻、土司制有以下几个特征：1.羁縻、土司州县必须承认中原王朝的统一版图；2.羁縻、土司州县必须奉行中原王朝统一的“正朔”，不能另立年号；3.以朝贡关系为纽带；4.各族土兵要接受朝廷征调；5.中原王朝允许羁縻、土司州县具有一定的自利，不过问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6.中原王朝允许羁縻、土司州县实行世袭制度。中原王朝在桂西实行羁縻、土司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中原及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民族之间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不能采取相同的行政制度。因而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得不任用民族首领为官吏，授以官职爵位，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桂西边陲行政的历史变革，是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理念和治理政策的具体实践和缩影。通过对桂西边陲行政的历史变革的检视，不难发现羁縻、土司制包含了柔性治理思想的制度设计，大体上与桂西的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正如覃乃昌先生所说：“羁縻、土司制的基本含义是让民族地区的大小首领‘以故俗治’，即按照当时的民族习惯进行治理，不具体要求民族地区实行与中原相一致的管理措施，只要求不要与中央政权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封建王朝的民族区域自治。”[34]348钱穆先生说过“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桂西的行革可以做一注解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钱穆先生还说过“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35]3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于进一步深刻认识广西区情，进一步坚持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无裨益。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7
[关键词]北宋；户籍管理；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户籍作为国家控制人口和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及国家征收赋役和差役的主要依据，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商代就有了人口登记制度。发展至汉代，已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也将户籍正式纳入国家法，即“户律”。“到隋唐时户籍管理已相当完备，实行‘团貌’和‘输籍定样’，一年一造记账、三年一造户籍，管理较为缜密。”（1）到北宋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继续发展和完善，同时由于“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2），按人口征收赋税已不适应现实。随着赋役制度的变化，北宋的户籍管理形式也进行了巨大的变革，并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户籍制度开始与赋税制度脱离
北宋以前，封建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分配、调节土地占用，进而再通过户籍征发赋税徭役。班固在《汉书》中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3）由此可见，西汉初期，户籍制度不仅与土地制度，而且与赋役征收结合起来，户籍更成为户赋和口赋征收的主要依据。但在北宋时，随着均田制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租庸调法转向两税法。相应地，封建权力也从对单丁个人的人身支配逐渐转向对人户的支配，而对人户的支配是以占有土地的多少为基础的。根据“造薄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4），建立了以财产为主的五等版籍制，按财产来征收赋税徭役，户籍制度开始与赋税制度脱离。
二、户籍编制和户种复杂而多样
北宋的户籍编制和户种复杂而多样，除主户和客户之外，为便于管理和征收赋税徭役，还设立了官户、形势户、坊廊户、兵籍等特殊户籍。北宋时，政府根据常产的多少和是否直接承担国家赋税，将全部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据记载：“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儿侨寓者。”（5）北宋初年，政府为了督促交纳两税，下诏：“诸州府并置形势版籍，令通判专掌其租税”（6），创立了“形势版籍”，形势户得以创立。而形势户包括有三类人户：1、官户；2、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3、书手、保正、耆户长等乡役户。其中品官及“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7）官户不仅品官本人享有免役特权，而且可以荫及子女，如“八品一下官物故者，子孙免役”（8）。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北宋政府首先在京西路及洛阳均定“坊廊居民等”，坊廊户作为一种户种正式产生。此外，为方便管理和征收赋税徭役，还设立了兵籍、寺观户、杂户等。
三、户等制度正规化和完善化
北宋的户等制度正规化和完善化，其制定程度也更加严谨和完善。北宋将全国居民分为乡村户和坊廊户，为了征调赋役而分别对其进行户等的划分。北宋以主户为对象，在唐九等户的基础上建立了五等户。其中一等户和二等户又称为上户，一般包括官户、形势户、大地主等；三等户又称为中户，包括中小地主及富裕的农民；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包括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而在户等划分中，“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9），土地财产成为划分户等的主要依据。而不同的户等之间贫富差距十分悬殊，上户在主户中所占比重很小，却占有恳田总数80%的土地。对于坊廊户，规定“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赀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分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10），将坊廊户划分为了十等。由此，北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国家由控制“人”为主向控制人们的“财富”为主转化，户等的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四、创建了保甲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
北宋创建了保甲簿，从而形成了以丁帐、五等丁产簿、税帐、保甲簿为主要依据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保甲簿又称甲册，是随着保甲法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户口登记系统。保甲簿三年一造，由保甲负责人收集各家情况的材料，登载全部男口。丁帐又称丁口帐、丁簿，为征派力役和丁税而设，登录对象是主客户全体男丁。五等丁产簿主要是为了征发职役按户等而设，是官方征调赋役的依据。规定“造薄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11），凡一乡为一籍，每隔三年重新编造一次。税帐包括税租簿和税租帐，是用于征税的清册，包括了税租簿和税租帐。税租簿是一年分夏秋两次由县撰造，记录赋税征收情况，而税租帐则记录了城乡全部男口状况。此外还有升降帐、桑功帐、户帖等，共同构成了北宋户口调查统计制度，使其更加的完善和具体。
五、不计女口，但女户依然存在，并享有一定的特权
据记载，乾德元年十月“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12）而《文献通考》中也计有“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13）由此得出，北宋女口不计入人口总数。但“应民兵户内余丁，若归明人子孙、官户、客户、女户（有男夫同居者依有丁例）、单丁户、探事人户、河北沿边弓手户并免丁之人，并令附保”（14）的记载表明，北宋户籍中依然存在女户。这是因为在北宋女性为户主之家并非都无土地财生可供赋税起征。但在行差役法时，女户享有免役权，却要出钱助役。可见，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女户，亦是宋政府的财源之一，因此在户籍中依然计有女户。
六、户帖的使用更为频繁
史籍记载：“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十月诏曰：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此官人所以周知其众寡也。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岛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使仰置造”（15）。可见在编制官方存有的户口籍册的同时，官府也要印制、颁发由民户所持有的户帖和户钞。同时，这条诏令也标志着北宋在土地赋役籍册文书的编制上开始全面使用户帖。这是因为唐两税法实行后，封建国家据产定税，户帖就成为在土地财产不断变动的社会条件下用于核定产税的重要文书之一。因此，为避免赋役不均、税源流失及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北宋政府非常重视户帖的编制和使用。
北宋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土地兼并对封建政权的直接冲击，从而加强了对封建统治的巩固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而保甲簿的建立及较为完整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设立，使北宋乡里社会的组织体系得以建立，这有利于北宋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此外，它还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完善，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沉重的赋税徭役，吏治的腐败，一些官吏为得到褒赏，命令成年男子分家，独立成一户，从而出现了“别籍异财”和“诡名户”等问题，导致了北宋虚户的增多。这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北宋乡村户口分类制度，使社会各种矛盾的加深，导致了农民起义的时有发生，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和总结北宋户籍管理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今的户籍改革，解决当今二元户籍制度下产生的社会问题，起到借鉴和参考的作用。
注释：
（1）王凌云，褚玉清：《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辽宁警专学报》，2010年第1期。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5年3月初版，第48页。
（3）班固：《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742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6227页。
（5）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之一九，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7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第258页。
（7）脱脱：《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版，第4334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第2778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第9239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第5522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第6227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第107页。
（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第113页。
（1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之八，第6757页。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8
这一时期的瓷器首先在造型上十分接近当时的金银器，无论是外撇的圈足，还是花式口沿以及器身的起伏筋条，基本上都是按照金银器的形式制作。
例如“卷边”的装饰手法是金银器中一个特有的技术。这种技术就是对一些器皿的圈足、盖等进行翻卷处理，它不仅能够美化造型，同时也克服了薄壁金银器容易变形的缺点。而瓷器的坯胎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所以卷边的制造技术对于瓷器来说远比金银器简单省力，只需在拉坯成型后顺手将瓷器边轻轻卷起就可以了。因此这类造型在瓷器中很快风行起来，如图2浙江马王后墓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卷足碗与陕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卷足金碗在卷足方面的处理颇为相似。在模仿金银器制作艺术的过程中，制瓷的匠师们不仅将金银器独特的设计理念融入陶瓷制作中，而且根据瓷器自身的工艺特点逐渐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以盘碗口部为例，瓷器就比金银器丰富：瓷器的花口常见的有三曲、四曲、五曲、六曲之多，曲口又可以分为单脊、双脊等形式，如图3所示的几件瓷器花口造型远比金银器花口丰富多变。瓜腹造型也是金银器制造中为了节省原材料、在器墙变薄后为了增加抗变形能力而经常采用的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大大地增强了器物的强度，又能丰富美化造型，还能使轻便的器皿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瓷器的制作继承了这种美丽的瓜腹造型，只是在技术上结合了瓷胎的特点进行了改革：匠师们往往是在坯胎没有完全干的时候，用手工工具从外壁向里面轻轻按压，形成数道压痕，压痕和压痕之间的胎土自然弯曲形成了瓜腹形状，再加上绿色或白色的釉，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生机。由于手工压印的力点、角度不同，所以这种棱压方法对瓷器工匠的技术和熟练程度要求非常高。诸如此类的工艺原本是金银器为弥补材料不足而采取的措施，却在瓷器的制作中成了造型的典范，如图4所示。这种在模仿中不断创造和发展，使得瓷器制作在五代到北宋期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唐、五代瓷器的纹饰图案上也是随处可见金银器的影子，特别是一些优质的作品，不仅在造型上达到了和金银器惟妙惟肖的程度，而且在纹饰图案方面也是一脉相承。
金银器的纹饰图案基本上是由自由锤揲法和模具锤揲法组成。其中模具锤揲法是将事前设计的图案制作成模具，利用金银的伸展性锤印到器物上，形成浅浮雕式的图案。这种浅浮雕的方法也被很好地应用到瓷器的装饰中：当时的瓷器制作中也和金银器一样出现了模具制法。首先设计制作好模具，然后充分利用湿润胎土可塑性强的特点，在模具上压印形成了浅浮雕装饰，其浮雕的图案大部分都是脱胎于金银器的纹饰。而且这类图案的内容还被发展成用细针形的工具或者刀形工具直接刻划在瓷器上，形成了瓷器装饰中的特有风格。这些作风一样深深影响了两宋的瓷器制作，甚至直到宋时官民窑瓷器中的花草纹、鸟纹、人物纹等都可以在唐金银器上找到原本，如图5所示的几件瓷器不仅在工艺上而且在装饰纹样方面都有模仿与继承金银器装饰风格的痕迹。
在这种文化的继承中，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瓷器的金银扣装饰。由于唐代皇家和上层统治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的金银器物，使得一些较下层的官员和部分巨商大贾追慕不已。这在客观上促使了比较容易得到的瓷器，不仅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向金银器靠拢，同时也在一些高级的瓷器生产中还加入了金银的装饰应用，从而满足了人们对金银器的渴望。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在瓷器口沿镶装金银扣的设计，所谓的金银扣就是把金银条镶装在瓷器的口沿上。唐、五代时期，在以艾绿色和白色为主导的瓷器上镶装金银，会使得这些器物更显豪华和珍贵，因此，这种镶装金银的做法，在当时赢得了很大市场。这些作品在盛产青瓷的古越国各类文献中就有很多的记载，同时在一些出土的有纪年的唐、五代瓷器以及1987年唐代法门寺塔基出土的“秘色瓷”上都得到了验证。显然，这种镶装金银扣的装饰技术，远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十分普及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器物的价值而作的美化装饰。在漫长的南北宋时期，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生产的芒口覆烧瓷器，正好就延续和借鉴了这种金银扣的装饰技术，并且宋代各大窑口，基本上都有这种镶金银扣装饰的作品出现，如图6所示的几件瓷器。
由此可见，唐代的金银器对当时瓷器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时执瓷器生产牛耳的越窑、邢窑产品，它们仿金银器的成功，是其赢得盛誉以及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影响力通过越窑、邢窑的努力继承，一直持续到两宋时期的各大窑系，从此中国瓷器的生产无论是造型、纹样还是装饰技术上都出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崭新篇章，也为宋代瓷器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标志性丰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