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游记看宋代的文人旅游

摘要: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却军事衰弱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文轻武、文豪辈出的时代。宋代的游记散文成就突出,贡献巨大:北宋的游记或抒情述志,或抒写一种注重实际的进取精神;南宋的游记则趋向具体形象,精美有致,对历史文物、先贤遗迹有着深情的关注,执著的怀念。而所有这些,都与家国的命运与个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

关键词:宋;游记;文人旅游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2-072-02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却军事衰弱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文轻武、文豪辈出的时代。宋代的游记散文成就突出,贡献巨大:北宋的游记或抒情述志,或寄寓清高,或抒写一种注重实际的进取精神;南宋的游记则趋向具体形象,精美有致,对历史文物、先贤遗迹有着深情的关注,执著的怀念。而所有这些,都与家国的命运与个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

宋代是文人的时代。这些文人学士在饱读诗书、参与政事之余,往往流连园林泉壑,遍览名山大川,以此来陶冶性情、派遣抑郁,并将所游与所思诉诸笔端,作为永久的纪念。而游记又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两宋时期的游记篇数众多,名家荟萃,有的通过记游来阐述道理,比如说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也有记述自己行程的,比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有的寓情于景,描绘自然界的青山绿水,例如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张孝祥的《金沙堆观月记》;有的触景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国沦丧的感伤,例如周密的《观潮》。总之,读宋代文人的游记可以品味出宋代文人旅游时的心态,了解宋代文人的思想,窥察出两宋文化整体上的面貌与特征。本文将根据不同类型的散文对宋代的文人旅游分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抒情述志类散文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理学的构建,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与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这在宋代的游记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长于议论是宋代游记的特点。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则是这类文章的代表作。作者在文章的前两部分交代了旅游之地的位置、名称以及行程等基本信息,然后作者用大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抒发内心的感想: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予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深思而慎取之也。

这番议论,显示了他志在“非常之观”的胸襟抱负,和不随流俗、不避险远的追求精神。这不禁让人想到他的锐意改革,虽遭失败,但那种进取的精神却对后代影响深远。

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同样用了比较少的篇幅写作者的行程和途中风景,而后面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委婉地反驳了宋玉在《风赋》中将风分雌雄的说法,明确指出了风无变异,而是由于人的境遇不同,对风产生快与不快的感受。同时赞扬了张梦得具有坦荡荡的君子情怀,不为不遇而悲伤,在山水之间见出浩然之气。

像上文中的两个例子一样,宋代的很多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写游记的时不仅仅是记述山水,而是长于议论,重在抒发对人生的种种感悟,通过旅游使自身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

2阐明哲理类游记

苏轼的《石钟山记》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作者在开头写关于石钟山得名的两种说法、世人与自己的态度;中间一段记游,有叙述、有描摹,将大石的形象、鹳鹤的叫声描摹得生动形象,有声有色;结尾抒发感想:“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自苏轼成此文之后,石钟山有名于世,历代题记吟咏的诗文多至成集,可谓文人旅游方面的一段佳话。

柳开的《游天平山记》则记述了作者天平山五日游的见闻。开头写因不相信桂林僧惟深对天平山风景“过衡岳远甚”的评价而上山探虚实;中间四段分别写了前四日的行程,作者花大量的笔墨记述了天平山“山色回合,林木苍翠 ”的绝美景色;结尾感叹“始知惟深之言不妄”。作者“惧景胜而才不敌,不敢形于吟咏,因述数日之间所见云。”不但使文章首尾呼应,而且起到了烘托天平山胜景的作用。

这类作品多是更为完整的游记。作者们的当时处境一般比较顺利,或有所转机,情绪较为乐观。因而这类作品多为名副其实地记游,以记述山水名胜、文物古迹为主,描写生动活泼,抒写一种注重实际、敢于探索的进取精神。这类作品体现的文人旅游,多体现出文人的好奇心和勇于实践的品质。

3适意漫游类游记

文人的适意漫游一般在北宋较为安定的时期。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舜钦的《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游沙湖》等都是北宋文人适意漫游的作品。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作者中年被贬官滁州时所作。他在文中详细介绍了在琅邪山宴游的情景,用回环往复的语言烘托出了喜洋洋的气氛,突出了与民同乐的主题,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独特情怀。

苏轼先后被贬至黄州、惠州等地,仕途坎坷。但他不为逆境所折服,从自然中寻求解脱。《后赤壁赋》里,作者通过抒写初冬月夜的赤壁之游,表现出一种超然逍遥的意境,表达了作者清高自乐的情怀。文章的构思奇幻浪漫,选裁巧妙,自在而乐,超然而悲,恣情极意。作者于结尾写自己的梦境,与一翩跹道士谈话之后,在惊寐之后却不见道士去处。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如梦的感慨,从而体现了他追求的超然自脱,逍遥自在。

中国古代文人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像苏轼这样空有满腹才华却被贬至边远地方的闲职的文人来说,寄情山水也不失为一种排解忧闷的良方。他的《游白水》是作者被放逐至惠州(今广东惠州)时所写的。作者“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 “击汰中流”,让我们看到了58岁的苏轼能随遇而安、游兴不减的情貌。但是,作为一个仰羡“千古风流人物”的文人,特别是处于宋朝这样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精神形成的朝代,年富力强之时接连被贬至偏远之地,对苏轼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正像他在《记承天夜游》中所写的那样,“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透露着一种闲适,也暗含着一种自嘲:理解、欣赏月的清明、松柏的高洁的人,却是间暇无可作为的人。

所以,即使如适意漫游,宋代文人们也很难摆脱家国的观念,很难忘却自身的志向,很难将仕途的不顺真正地在飘逸的山水中融化。

4家国伤痛类游记

南宋苟安,国力衰退。爱国的仁人志士、学者诗人,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的压制下,不得志而寄情山水,派遣忧愤。到南宋末年,遗民更是遁迹山水,坚守志操。他们游踪遍及江东西南,而思想情绪却越发忧郁感伤。

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生动记述了作者秋游东林的经历:第一天登山览胜,第二天泛舟观荷,虽描写各有侧重,但都是登山涉水,体验诗情画意。然而篇末却由山水转入对家国的感伤:

……三君虽纨绮世家,皆积岁忧患;余亦羁旅异乡,家在天西南隅,引领长望而不可归……

身处南宋初年的动乱年代,又曾做过抗金将领张浚、虞允文的幕僚,王质在游记中流露出了对山河破碎的无奈与感伤。

谢翱的《月泉游记》详细介绍了月泉随月消长的奇观。作者在文中说,“由朔至望,投梯其间,泉浸浸浮梯而上,动荡芹藻,若江湖之浮舟拥苔于岸,视旧痕不减毫发”,“予方谋日游其间,与月约盈亏、泉约消长,与山约无盈亏、消长,亘来今以老”。这些话虽说的隐晦,其实是在表明作者信守旧志的决心。

联系到谢翱的生平经历可以知道:生逢元兵南下的动乱年代,他捐尽家产随文天祥抗元,并且兵败后誓不事元。他往姑苏,望姑苏台;到广州,上越秀山;游桐庐,登严子陵钓台;又抵临安,凭吊故南宋皇宫。一路上处处恸哭,感叹故国别离的怨恨。

宋末的文人在山河沦丧于异族的时候,只能寄情山水。然而在浏览之时,南宋的灭亡、亲友的离散以及徒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却被外族霸占江山的无奈,都在游记中流露了出来。

相对于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唐文化来说,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这在宋代文人的游记中都有所体现。不管是处于太守任上,还是身当虚职,不管是国家相对安定之时,还是国破山河在的日子,宋代文人大都不能彻底忘记自己的志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两宋游记一般都短小精悍,平易流畅。注重对文字的雕琢,很多游记中的描写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这在苏轼的《石钟山记》、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等文章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从宋代的游记,可以看出宋代文人或轻松、或沉重、或淡雅、或无奈的旅游,可以看出两宋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在两宋的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游记选(上)》,中国旅游出版社,1985年版

[2] 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3]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