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范文

宋代文学篇1

[关键词]酒 女性文学 宿缘 悲情

宋代女性文学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繁盛时期，蔚为大观的女性作家群，数量颇丰的诗词文佳作，使得宋代成其为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女性文学与酒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女性文学中写酒的就有百来首，如此较大规模地与酒牵扯，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写作的主体尤以青楼艺妓、闺阁女性和宫廷妇女为多。那么是何原因促使酒走近广大女性并承载起宋代女性的美丽倾诉，是何原因使酒与宋代女性文学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开放一朵艺术奇葩？

一、宋代女性文学与酒宿缘

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的联系得益于宋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氛围，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男性文化造就了宋代女性文学，也使酒这一华夏民族绵延不绝的饮品成其作品中一道美丽而忧愁的风景线。

众所周知，酒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历史，并承载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的情感。而宋代经济的繁荣和特殊的饮酒风气，也使得酒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的饮品。在这种机缘巧合下，女性与酒有了充分接触的机会。关于酒的历史，据载：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各代统治者大都喜欢饮酒……尤其夏朝末代帝王桀，每天只知和宫女、侏儒等喝酒玩乐……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西周的统治者以商纣王酗酒亡国之事为戒，开始实行酒禁政策……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祭祀、会盟用酒和各阶层人们饮酒的礼仪规格与限制越来越松……两汉施行酒禁政策……虽说汉代统治者一再下令禁酒，但是远比不上秦代严格。……魏晋南北朝……人们对酒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虽说时有酒禁，但是总起来看是放纵饮酒的……隋唐的统一，农业的持续发展，为酿酒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唐代各阶层人们均喜欢饮酒。 [1] (P6-18)

及至宋代，内忧外患，宋人不再具有唐代人的豪情壮志，他们转而在酒色之乡寻求安慰，及时行乐。于是统治者“对酒采取暗中鼓励的政策，借以多征收酒税以充实国库，所以宋代酒禁是松弛的……除了官僚士大夫外，市民饮酒之风也兴盛起来，各种酒肆在全国城乡普遍设立。” [1](P27)宋代人也颇懂享受，酒的品种也甚繁多，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的酒名就有玉练槌、思春堂等二十七种。另外，宋代又是一个文化充分发展的时代，宋代的统治者重文轻武，也客观上使得文化发展，为了避祸，人们纷纷转向案头。于是宋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柳永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随之出现。酒也成为士大夫所关照的对象，成为其文学中一个屡见不鲜的意象。在这样的时代，耳濡目染，女性便与酒逐渐走在了一起。女性文学与酒的结合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其次，宋代的礼教未如后世严苛，妇女的束缚尚未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给女性文学与酒的结合提供了客观条件。应该说有宋一代，程朱理学的压抑远没有如明清时那般严厉。尤其在婚姻上程朱理学的影响还未登峰造极，妇女也“并不完全被社会杜绝于所谓的公共领域之外。” [2](P272)在特定的日子，她们还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甚至在重大的节日里逛街、饮酒。《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 [4](P36)

又如《历代词话》卷六记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5](P1208)

可见，女性饮酒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得到统治者的默认，这样酒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女性的生活中，并发而为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女子必须有一定的学养。而宋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尚未形成，所以女子能文并不是件可耻或离经叛道的事。相反，宋代很有一些女作家及其作品传世，如魏夫人、李清照、朱淑真等。对于宋代女性，家庭熏陶、社会影响培养了作家的创作素质。一些仕宦人家的闺秀从小就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受到父母良好的文化教养与熏陶……有的女子家庭不能教以文化，便拜名家为师……一些出身贫贱的下层女子，她们从小没有学习文化的条件，长大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一些青楼女子出入歌楼酒肆，与士子文人交往，学习与吟唱名家诗词，应对达官贵人，久而久之，她们亦能诗词…… [6](P6)

由此可见，女性拥有一定受教育的权利，而这种文学素养也使得其能拿起笔，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形诸笔端，作为生活中的酒，自然也成了其笔下的表现物。

再次，男性的好尚和文学上的追捧、唱和是促使女性文学与酒结合的又一重动力。在封建社会，男性的好尚自然成为女子努力的方向。如在歌馆酒楼，青楼女子为了赚得缠头，努力使自己多才多艺，以吸引男性目光。如《能改斋漫录》云：西湖有一卒，闲唱少游《满庭芳》，误举“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在侧云：“‘谯门’，非‘斜阳’也。”卒因戏曰：“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东坡闻而赏之。[7](P539)后东坡到西湖做官，常叫琴操把酒，作诗词唱和。可见，青楼女子才能的高低对其生涯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作为青楼这一特殊的地方，所进行的一切必在觥筹交错中进行。而在酒精的刺激下，一切就更显得美妙。于是，作为酬唱，酒便很容易作为人们应景之作的对象。而宋代男性的姬妾为了赢得夫君的宠幸也同样注意培养自己的文学造诣，而她们又往往要侍宴，与酒更是不可分割。《苕溪渔隐丛话》云：“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俎，每丐韵于座客，顷刻成章。”[8](P1004)而男性也以女子聪慧而欣喜，并与之唱和，那么酒自然在女性文学中流淌，而女性文学也因此得到不断提升。女性也借由此来表达女性的内心世界，以期得到赏识、认可与心灵相通，并得到心灵的慰藉。或者说男性和女性一起在酒的沉醉中暂时得到了解脱、沟通与心灵相吸。所有这些，使得女性诗酒人生得以成为可能观。

二、酒文化的现实内涵与审美意蕴

女性文学与酒的宿缘使得其在精神世界畅快地遨游，其作品印刻生命的痕迹，流泻一腔情思，无论相思离别还是感伤自悼，都呈现了真实而美丽的女性的生命之重！

（一）悲剧与豪情的交锋

尽管宋代对妇女的束缚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女性依然是被压迫与受欺凌的一个群体。尽管陈朱理学对女性的压抑未如后世那么深重，但毕竟较之前代已有了深入，宋代以后，

男子以娶二婚妇为耻，从一而终成为社会对女性的最严酷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子再嫁之路已绝；被休已经意味着生路的断绝。 [9](P97)

宋代女性对婚姻的依附性增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女性地位的沉沦。尤其到了宋后期，女性的步履越来越艰难。同时宋代又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许多女性纷纷拿起笔，将自己的思想形诸笔端，并有不少女性作品传世便是最好的明证。在爱情上，宋代女性追求的即是与所倾心的男子沟通，两情相悦。而事实上，这种平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现实的束缚却是越来越严重，礼教的枷锁也越来越深重，于是灵魂的觉醒、渴望与黑暗、残酷的现实构成了矛盾，造成了悲剧的色彩。但是女子并不甘就此罢休，相反，她们找到了一种可以略微找到原始豪迈的东西，那即是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她们能够暂时忘却自身的处境，寻回失去的自尊，取得与男子同悦的心境和一种豪迈的情绪。如宋代青楼女子，与其说是在酒中沉沦，还不如说是在酒中找了一种自我与自信，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唯唯诺诺的豪情。尽管这些情绪的获得只是暂时的。如苏琼的词作《西江月》：

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 记得南宫高第，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

此词咋一看来，颇有男子之气。《复斋漫录》说：

苏琼行第九，蔡元长道过苏州，太守召饮。元长闻琼能词，因命即席为之。乞韵，以“九”字。作《西江月》云云。盖元长奏名第九也。 [10](P1016)

盖以为此词乃苏琼即席应命之作，有奉承之意。然愚以为，此词也道出了女子心中能如男子般“独占鳌头”、“高占甲科”的美好憧憬，也表现其有如男性的一腔豪情与壮志，当然这一切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中的女子依然只能成为男性的玩物。然正因为它的不可实现性，也使得这种豪迈变成一种悲剧意味，味之令人心酸不已。而其所进一杯芳酒，也尤其使人酸涩。

（二）悲情与真情的缠绵

既然酒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女性于是借酒以期来达到与所心仪的男子进行心灵的对话，寻觅真情与真爱。有宋一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可谓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就前期而言），她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丈夫著名的金石专家赵明诚，两人伉俪情深，相得益彰，清照对丈夫的事业也颇为支持，《金石录后序》中真实记载了两人的恩爱生活。然即使如此，清照也免不了有落寞与哀伤之事，丈夫远游，清照饱受相思之苦，于是便以酒来解忧，然举杯消愁愁更愁，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中 “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照将一己之相思在酒中述说，一腔真情流露无疑，而爱到深处情更浓，这一杯酒也尤其甘醇与有一丝丝的苦涩。两人以文章来往，彼此传递心意，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次次美丽又苦涩的心灵沟通的经历。于是丈夫不在身边时的那一杯苦酒，酝酿出了文学史上芬芳的篇章。然而像李清照那样能得到幸福爱情的毕竟在封建社会是少之又少的。更多的女性付出的真情换来的是哀怨与孤独，于是她们心中的一杯酒竟是如此苦涩与不堪下咽。如戴复古妻词作《祝英台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以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11](P377)

这里的一杯酒竟成了祭奠自己、浇奴坟土的酒，女子对丈夫的真情得到的却是一命归西。《辍耕录》记载：

戴石屏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之，仍饯以词。石屏既别，遂赴水死。 [12](P1003)

既已被弃，妇女还尽将自己所有赠之，并为了爱情而赴水死去，而其索要的，却仅是丈夫重来后一杯祭奠之酒，其情之切读之让人凄然！男人的正室若此，更何况那些出卖笑颜与肉躯的青楼女子。于是这一杯酒中总有着无尽的悲伤，悲则悲矣，真情犹在。中国的女性便将悲与情融注酒中，弹响人生绝唱！

（三）现实与理想的背驰

宋代女性那一杯苦酒里，更是理想远去后的痛苦与无奈。她们找寻年少青春，蓦然回首却发已斑白；她们渴求幸福生活，却只能在平庸与痛苦中虚度余生。如前所说，李清照的前期生活是比较志得圆满的，但是，如果说前期的生活还是比较接近其理想的话，那么经历了金兵南下，北宋覆亡，丈夫病死的重大变故后，此时的李清照，用酒来浇注的是无穷无尽的愁绪和一个与理想相去甚远的悲惨的心灵世界。如《行香子》里“酒醒时往事愁肠”，此时的李清照只有沉醉酒中才能忘却暂时的烦恼，但酒终究有醒的时候，醒来却是满目苍凉。这一杯酒倾注在作品中，现出一个“愁”与“哀”的世界。另一个词人朱淑真，“她自幼聪慧，才色兼备，不幸嫁与一位志趣不投、才学短浅的庸官为妻，郁郁寡欢，抱恨而终。” [13](P291)她的作品，“诗多嗟怨，名《断肠集》”， [14](P200)其词如《月华清》：

雪压庭春，香浮花月，揽衣还怯单薄。欹枕裴回，又听一声乾鹊。粉泪共、宿雨阑干，清梦与、寒云寂寞。除却。是江梅曾许，诗人吟作。 长恨晓风漂泊。且莫遣香肌，瘦减如削。深杏夭桃，端的为谁零落。况天气、妆点清明，对美景、不妨行乐。拌著。向花时取，一杯独酌。

作为一个才女，她本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期望，无奈错嫁庸人，于是黄昏独酌，泪与酒齐下肚。酒也使其词作更显生活的失意。现实的生活没有知己，现实的春色又不久驻，唯有借酒，暂时对美景行乐。“大抵佳人命薄，自古而然，断肠独斯人哉。” [15](P361)于是酒在倾泻宋代女性情感的失意而外成就了另一种悲情，即理想远去，现实失意。由此，酒也使得女性的词作不仅纤细，更觉怆然！

一杯酒，一曲新词，一点心绪，一个灵魂。酒融入了宋代女性的生活，女性的文学也因酒而境界广大。酒使得苦难的女性找到了暂时脱离苦海的醉乡，女性的文学也因酒而呈现了一种悲壮。也许正因此，女性文学也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而数量众多的女性写酒之文的涌现，不仅展现了宋代女性的心灵之旅，也使得整个时代的文学往前推进，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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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宋代文学篇2

摘要：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世界茶文化有深远的影响，而在宋代茶叶的生产规模开始不断扩大，从客观方面评论，其带动了宋代茶艺的发展和繁荣。在宋徽宗的很多作品当中，都体现出了茶文化的发展情况，其不遗余力地倡导了茶艺向更高更精致的方向发展，其中点茶的发展，标志着宋代茶艺的成熟，以此为基础，在以后又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茶艺概念，对以后的茶艺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就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希望给有关人士一些借鉴。

关键词：文学作品；宋代；茶文化发展

在众多饮品当中，中国茶的影响力很大。相传茶是由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的，据记载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而来，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在逐步利用茶的药性开始向单纯的饮茶方向发展，长此以往，饮茶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当茶叶在整个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时候，也产生了茶艺，僧人陆羽的《茶经》就详细记述了中国的茶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下面就做深入的分析。

1宋代茶叶发展机会探讨

1.1宋代茶叶基本情况

宋代茶艺的发展离不开茶叶生产的繁荣，其是以后发展的基础环节。结合当时的相关典籍分析，其茶叶种植，茶叶加工等，相对唐朝而言得到了突破性发展。一方面，茶叶规模得到了扩展，全国各地均开始种植茶树，据史料记载，在全国共有66个州、242个县种植茶叶，茶树栽培面积较前代增加了2～3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除此之外，茶叶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增加，名茶的数量得到了发展，其整个品种多达九十多种。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形成如此规模。据史料记载，名茶在唐代约五十余种，明五十余种，但是清仅有四十余种，经调查分析，目前了解的宋名茶中，发展到现代的今天，依然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在宋朝传颂一时的普洱茶、龙井茶以及武夷茶等。另一方面，专门生产贡茶的茶园应运而生，从而促使生产制造贡茶有了较为完备的程序，对茶叶的品质要求非常苛刻，因此提高了整个茶叶的品质。宋朝皇帝嗜茶的爱好对茶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基层人员为了满足皇族的饮茶需求，设定固定茶园，其加工茶叶均提供给皇室，这种贡茶开始形成规模并进而推动了斗茶的发展，而这种斗茶在以后的发展中，就演变为了茶艺。

1.2文人雅士对茶艺的推崇

在宋朝宋徽宗是最爱茶事的一个皇帝，其热爱程度非常高，撰写《大观茶论》以论茶，成为古今中外的一大趣闻。该书是在《茶经》之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该书的内容而言，主要针对宋代茶叶的生产、加工和利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其次，徽宗还创造性的提出“七汤”点茶技艺，在丰富宋代茶艺内容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茶艺艺术，是之前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在不断的使用和品茶过程中和统治阶级影响下，茶事开始流行于整个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乐在其中。与此同时，影响之下的文人墨客也口口相传，宋代中有诸多涉及茶的文学作品，大大赞美了茶事活动，这样饮茶的艺术层次就被不断的提高，这样就推动宋代茶艺向更加高雅的方向发展。

1.3分析宋代斗茶的文化发展情况

茶艺在宋代的发展，离不开茶叶的发展，其之所以发展迅速，也和上流社会对茶的偏爱有关。在上流社会开始流行斗茶，例如文人雅士，迁人骚客等，逐渐发展到社会大众当中，为茶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斗茶也被称之为茗战，主要是人们鉴别茶叶品质的高低，其生长情况和贡茶有直接影响。例如在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就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从该诗句中能充分体现出茶文化在宋朝文人心中的地位，因此不难得知茶文化在宋朝步入了一个高峰期。

2宋代茶艺和之前茶艺的不同点分析

对于宋代的茶艺而言，分析其加工制造方式，以及饮茶当中的一些学问，饮茶使用的器具等，和我国现代的茶艺内容基本相同，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和唐朝之前的茶艺内容，还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涉及到茗的选择、水的选择、茶烹制、以及器具的使用和品饮内容等，从宋代文人中的作品中就可以得知。例如苏轼的《次韵寄壑源试焙新茶》这样说道：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对于该诗而言，其主要描写了北苑的龙凤团茶，在诗词当中溢出诗人对该茶的熟悉和热爱，其是生活当中不可少的活动，其将茶叶比喻成了一个佳人，由于诗词清新飘逸，再加上朗朗上口，而且和大众文化相互共鸣，因此得到了后世流传，除此之外，大诗人还做了另一首诗--《西江月》，在该诗中其这样描述：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从来北苑。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北苑贡茶高度的评价。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宋代诗人都喜欢贡茶，从当代社会调查得知，当下人目前也是以拥有龙凤茶作为荣耀，因此这一现象都是宋朝时期的影响，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制作贡茶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其价格昂贵，因此一般人、普通人都很难得到品尝，而在王禹偁的《龙凤茶》中说道，龙凤团茶极为难得，仅有当时的皇帝及其近臣方才能够有机会赏赐。在烹茶过程中，对水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最好使用名泉名水，从历史发展分析，宋人和唐代距离不远，因此很熟悉唐人的平水说法，受其影响宋人也比较关注名水，例如大诗人黄庭坚的《谢人惠茶》：“莫笑持归淮海去，为君重试大明泉。”

不难看出，其使用的水就是大明泉的水，而大明泉，唐人刘伯刍将其定为天下第五泉，是当时知名的泉水，在诗词中重点写泉水，其实也表明在当时社会上，茶艺对水有很高的要求，这已经是一个常识，市井之民都十分了解，可见当时对茶艺可谓是风靡全国。除此之外，惠山泉也经常被文人推崇，在其作品中都有体现，例如大诗人黄庭坚就作有《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在该诗中就有相关的诗句，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在使用惠山泉烹茶时，从这些字句当中就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非常急切的心情。不仅如此，大诗人苏轼还有一首名诗，就是《游惠山》，分析该诗的内容很容易得知，其体现出了对惠山泉的青睐，例如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里描述的第二泉，就是当时的惠山泉。就点茶来说，表明宋代茶艺成熟，更是当时宋人最主要的饮茶方式。经调查研究发现，点茶并非将茶投入到茶盏中，注入少许水，调制均匀，再加水入盏，不停击拂，容易在茶汤的表面出现汤花，现以有大量文学作品记述了当时的点茶盛况。点茶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成功有几个标志事件，下面就具体对其进行分析，希望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茶艺在宋朝的发展。第一点，要对茶面汤花的均匀度，色泽等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汤花表面呈现鲜白色。第二点，要求茶盏内沿和汤花接触的地方，不会出现水痕，若发生汤花咬盏，则水痕难以快速散退，发生水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云脚涣乱，若先散退发生水痕的即败者。就饮茶茶具而言也有很多讲究，而有关茶具的诗词很多，例如苏轼在其诗词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的茶具，称之为兔毫盏。除此之外，在苏轼的另一个词中也有记载，铜腥铁涩不宜泉......。主要论述了使用石铫煮茶的好处，使用其进行茶品的制作，不仅不会有铜铁铫的腥涩味，而且还能多煮些茶汤，除此之外，铫柄受热比较慢，因此在制作过程会更加安全，整个造型比较小巧，不容易受到损坏。

3分析宋代茶艺的形成对以后茶文化发展的影响

茶艺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对宋代的茶艺而言，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下面就分析其对以后茶艺发展的影响，希望给相关人士一些启发，在宋人的茶事活动中，其发展的各种理念，对后世的茶艺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对于宋人的茶艺发展而言，其体现出一种比较低调的奢华，宋朝人普遍都是内敛的性格，有很好的自省意识，茶事活动则不然，极为重视精美的材质，但是茶艺方面由显得极为华丽而古朴，分明的特点造就了雅致的茶艺。从此之后，所有的茶艺价值取向均能够在宋代茶艺中有迹可循。文人热衷于用诗文表达对茶事的喜爱，很多大诗人都写诗抒发自己的愉悦之情，例如黄庭坚、苏轼、欧阳修等，宋人的茶艺多是由文人加以推动的，由于茶艺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活动，而且宋朝的统治阶级很喜欢茶艺，因此引领了下层的文化阶层，而诗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在自我的品味当中，对茶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斗茶活动中不自觉的就引导了茶艺的发展，最终发展为雅致、精巧的茶艺文化，这样就给予了茶艺更多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其茶艺水平。

总结

通过以上对从文学作品看宋代茶文化发展分析，发现有关宋人的茶事的诗文数量庞大，可以体现出当时对茶事活动，茶艺活动的热爱之情，有关茶的诗茶的词就有一千多首，而且其都是比较好的诗词，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由于诗词的流行，其记述的茶事活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因此宋朝的文学作品对以后的茶艺有很大的影响，当前很多有关茶事的内容还要追溯到宋朝进行分析和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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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篇3

宋代成就最大的文学式样是宋词。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包括有燕乐，民歌，近体诗格律三要素，具有高度音乐性，韵律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词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词分豪放,婉约两大流派。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柳永、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来源：文章屋网 ）

宋代文学篇4

说唱技艺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源于先秦时期，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一门完整的艺术形式。在宋代说唱艺术展现出了空论文联盟前繁荣的局面。一直以来说唱艺术作为民间的艺术形式不被文人重视，到了宋代欧阳修打破了这种说唱艺术与文人词的隔阂，把词的音乐性和通俗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鼓子词作为宋代说唱技艺的代表，在经历了欧阳修的提倡成为了当时大为流行的独特的文学形式。

一、鼓子词在宋代的发展

“鼓子词是宋代民间兴起的一种说唱技艺。其特点是以同一词调反复演唱，主要以鼓伴奏。”①从形式看鼓子词和变文相类似，韵散构成，或说唱相间，或只唱不说，篇幅较为短小，每组词大约有十章左右的歌唱，可能增益一二章。鼓子词流行于宋代的民间，后来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兴趣。鼓子词和社会联系比较密切，以社会习俗、时令节序、风景事物为主要题材。从现存的宋代鼓子词看，最早见于欧阳修的创作，包括其《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之后的张抡、侯置、姚述尧均有作品留世。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是宋代鼓子词的代表作。

从音乐角度来看，鼓子词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由于宋代的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发展、国家重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娱乐场所开始普及，文人们的活动也由单纯的家庭聚会和朝廷组织等正式的活动，转向市井的瓦舍勾栏，娱乐性明显增加，因此鼓子词就成了文人娱乐化很好的代言。欧阳修等政治文人也受其影响加入了其中，使得鼓子词不仅具有了文人的气息，又带有了世俗的氛围。

二、欧阳修的鼓子词的创作

从词的音乐性和形式看，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可以被归纳到鼓子词中。并且分属于两种形式特点的鼓子词。《采桑子》前的“西湖念语”是有致语型的鼓子词，《渔家傲》则是没有致语的一种。可以从文学特色和音乐特色两方面的结合来看着这些组词的创作特色。

首先，《采桑子》十三首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作。其中前十首在形式上都有“西湖好”并且内容上都以歌颂西湖的美丽景色为主。后三首则是主要写人生感悟，与前十首在形式上不是完全呼应，并且没有鼓子词的典型特征，不属于联章体，因为在此暂不划分到鼓子词中。

从音乐的角度看，《采桑子》采用了联章体的写法，十首用同一形式，运用一个词调。把词的用韵和民间艺术的联章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人读之有一种音乐感和美感。鼓子词与传统文人词最主要的区别是其可歌性，在宋代由于娱乐设施的完善，说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一直忙于诗歌创作的文人们也深受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采桑子》在创作的时候就符合这一可歌性的要求。

其次，在欧阳修的鼓子词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渔家傲》。关于《渔家傲》作为联章体出现是在宋代民间，是作为一种叙述风土民情的新腔。分别以正月、二月等为开头，写春耕、端阳、七夕、中秋和冬至等民俗节庆活动。

《渔家傲》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以地方口语入词，语言上清新活泼、自然朴实。把民歌的创作形式应用到了词的创作中。民间的各种风俗被写到了词里，突破了文人词被称为词为艳科，小技的范围，把文人词的写作范围做了更大的拓展。

三、欧阳修鼓子词对宋代文人文学影响

从大的方向看鼓子词还是属于词的范畴，因为还带有文人词必不可少的特色。宋代的文人词在欧阳修鼓子词的引领下，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欧阳修扭转了五代以来的词为艳科的传统把民间的俗文化加入了词的内容创作。文学性和通俗性得到了更好地融合。民间说唱艺术的特色就是通俗、生动，有画面感、韵律感。《采桑子》正是因为其自然天成的特色成为了欧阳修词作的代表作。“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采桑子》其一）起句和结句尤其出色，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全词虽然看似通俗但是却传神地道出了西湖的美丽景色，具有生动感和灵动感。

其次，鼓子词讲究的是联章体，用一组词表达相同或相关的题材，这一形式的注入使文人词有了更新的表现形式。定格联章的写作手法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定格联章即以时序作为重复形式，时序通常置于每首词之首。例如《渔家傲》十首，开篇都是以各个月份的名称来进行。“正月斗杓初转势”、 “二月春耕昌杏密”、 “三月清明天婉娩”……这一形式为后来的文人所继承，为文人词的创作带来新的形式。

再次，鼓子词就是重新开始重视到了词的音乐性。鼓子词都是用来歌唱的，欧阳修在创作这些词的时候也是伴着当时的音乐歌唱的。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在欧阳修看来词的娱乐性和音乐性是很重要的。一改文人词的香艳脂粉气、繁缛之词，鼓子词具有通俗的语言和自然流畅感，这都是和词的音乐性相关。

在宋代文学史上，鼓子词是欧阳修创作的代表，引领了一代风尚。鼓子词是欧阳修生活观、人生观的重要体现，并且反映了宋代的民俗生活，是文人说唱文学的结晶。从这里可以看到文人词的重要进步，在欧阳修之后鼓子词大有蓬勃之势，在元代逐渐消亡。在这期间鼓子词的创作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使词坛刮起了一阵清新、自然之风。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文学篇5

关键词:戏曲美学思想;艺术精神;艺术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3-0112-06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②在他整个学术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它是王国维最早受到学术界重视③,但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也最为受到忽略的著作。就文艺批评界来说,《宋元戏曲史》在文学史写作上的价值和成就一向获得首肯,研究者们对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批评方法上的开创性,以及作为中国第一部戏曲史写作的贡献等方面论述都比较充分;但至于其它方面的探讨便似乎显得有些无话可说。因为《宋元戏曲史》在文学批评上并未提出一个更新的美学理论,它对元曲美学价值的强调仍旧无外乎王国维曾经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以及其它文学批评著作中反复提出的那几点:自然、意境和悲剧精神。这就使得注重文学内部规律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学者很容易将其看作文艺批评之外的史学著作。《宋元戏曲史》常常被定位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由哲学、美学向经史之学的转换,或者说由“形上学”向“实学”的转型之作。许多文艺、美学批评专著(如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等)在论述上几乎都不予涉及;即便稍有提及,也只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上述个别理论的补充和重申而一笔带过。而在以“实学”精神为指导的史学界,史学家们同样在推重这部中国戏曲史开山之作的同时,不断考证着其于“史实”上的缺憾与得失。

史学家们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王国维治戏曲史,却是缺乏全史观的――他独独推尊元曲,既不符合戏曲史发展的史实,也应该非史家的做法。青木正儿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宗,认为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在唐以前殆无足论,至宋稍见发达,至元勃兴,至明清益盛”④,因此决意要继述王国维只作了一段的“戏曲史”,考究明清戏曲流变,写成了著名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但他却始终不解王国维这位他最尊重的戏曲史学家,治了《曲录》(1908)、《戏曲考源》(1909)、《录鬼簿校注》(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宋元戏曲考》,却“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且已“将趋金石古史,渐倦于戏曲”①,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对一个治中国戏曲史的异邦友好盛志青年大泼冷水,“冷然”对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②因为,在青木正儿看来:“明清之曲为先生所唾弃,然谈戏曲者,岂可缺之哉!况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为活剧也。”③另一位戏曲史家任半塘的批评则更劲直凛冽:“王氏于我国戏曲之源,穷搜冥索,全从歌辞方面体验,而忽于戏剧之其它种种;又存在‘无剧本便无戏剧’之心理,结果乃断定我国戏剧演进之关键,最早在有宋一代。殊不知不言文辞则已,若言文辞,宋之孕育力与滋长力,远不及唐,……举世并无人否认宋元音乐之因于唐乐也,宋元舞蹈之因于唐舞也……若宋元之文与唐文之关系,宋元之诗与唐诗之关系,乃至宋元书画、雕塑诸艺,与唐代诸艺之关系,亦从来无人否认也,……今独截然否认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必然之启承渊源,而另将此项关系,泛系于宋说书、宋傀儡、宋影戏与梵剧等,直于戏剧一段,单独割断唐与宋元间之历史关系也,可乎?”④正因此,他以上、下两册《唐戏弄》为蓬勃发展的唐代戏剧进行辩护,意在纠“近来学者,都不免为王考所囿,于唐五代戏剧误会之甚”

史学家们对《宋元戏曲史》的不解和质疑以及文学批评家们对《宋元戏曲史》的忽略似乎都很有道理。事实上,仅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专业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吴梅相比,就可看出显然的不同。吴梅有着深厚的传统曲学、戏剧学知识,精于审音定律、度曲演剧,不仅曾作有杂剧9种,传奇4种,而且撰有《奢摩他室曲话》(1907)、《顾曲麈谈》(1914)、《曲海目疏证》(1914)、《中国戏曲概论》(1926)、《元剧研究》(1929)、《瞿安读曲记》(1932)、《曲学通论》(原名《词学通论》1932)、《南北词简谱》(1931)等著作,他一生从事“曲”的本体论研究,考述曲的特性、构成、演唱以及宋金元明清以来“曲”(散曲、戏曲)的发展史。吴梅可以说是以“曲”为生,内行人谈“曲”;而王国维,正如青木正儿所指出的那样,则并非对戏曲有专门爱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外行人论“曲”。或许,我们就此可大胆设问:王国维“曲考”之意并非全意在“曲”?

一、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比较文学视野

在中国戏曲史学研究上,王国维首次正式运用“戏曲”这一“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艺术形式来称呼中国固有之“戏剧”。最早为《宋元戏曲史》作评论的傅斯年写道:“书中善言,不遑悉举……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9]应该说,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是立基在一个很清晰的比较文学视野上的:“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5](《三十自序二》)。但如果就此推断,王国维有感西洋戏剧之发达,而立志进行中国戏曲研究的目的意在推崇西方戏剧,或引导后人以西方戏剧标准来衡量中国戏剧,这种惯常的“现代化”解读则是相当不妥的。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者对《宋元戏曲史》的误读,与此种认识关系甚大。我们知道,吴文祺最早推尊王国维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在发表于1927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一文中,他提出王国维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众多“不谋而合”之处的观点⑥。现在看来,这些“不谋而合”则不得不说都是一个大误会。胡适等人持文化进化论观点对“白话”的重视和“文学的实验主义”倾向以及中国新文化革命征途形成的愈演愈烈的“西化”迷信,与王国维对“俗语”和中西文学的清醒认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

宋代文学篇6

【关键词】 宋代 皇帝 诏令 医学

医学诏令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关于医学政策和医学活动的最高命令与行遣文书，具有最高权威性、命令性和强制执行性的特点。由于医学一直被古代中国当作“仁政”来看待，所以医学的兴衰与皇帝和政府对医学的关注与重视紧密相关。宋代医学诏令不仅是体现宋代政府“仁政”思想和权威统治的命令与行遣文书，也具有强力执行、越级指挥和实行人治的特点，是 研究 宋代国家与医学关系的有效途径。宋代医学诏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 影响 ，还是它所反映的医学 问题 ，均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评价。

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宋代医学诏令的研究。唐志炯《唐宋的医事律令》（1958年）一文，最早对唐宋两朝政府颁布的法律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诏令有的也就成为补充的法律”［1］的观点。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1989年）一文，首次对北宋时期的医学诏令进行了统计，认为北宋皇帝共了248次诏令，并从十个方面 分析 了北宋皇帝诏令中所反映的医学问题，认为“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2］廖育群等《中国 科学 技术史·医学卷》（1998年）认为：“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要说对医学关注最多的王朝，当数北宋时期。”［3］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健康圣训：北宋时期的医学 理论 、实践与政策》（2006年）一文，对北宋时期的医学理论、医学实践及其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

以上工作均以正史记录为主要资料来源，给后人留下珍贵资料，但其所录缺漏甚多，不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宋代医学诏令所蕴含的内容及问题。笔者利用宋代正史、实录、《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地方志、文集、笔记、墓志铭、《大藏经》、《道藏》和明清时期的 历史 文献 ，对宋代政府的医学诏令进行了重新统计与疏理。据笔者调查，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末帝祥兴二年（960～1279年），宋代皇帝和政府的医学诏令就有830次之多，其中北宋时期有535条，南宋时期有302条，超过了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也为此后的元明清政府所无法比拟。

宋代医学诏令的种类

自秦代至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通称为诏敕、谕旨，后世通称为诏令。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下发的命令，唐代称墨敕或手敕，宋代称手诏、御札，明清时期称谕旨。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三省也可以不执行。但一般来说，诏敕、谕旨具有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宋代，皇帝最多的是诏敕，诏敕成为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这和明清时期谕旨成为常用的诏令文书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了政府诏令是以皇帝和政府的名义联合下达的，有一定严格的起草、颁行和执行程序。

宋代，与医学方面有关的命令与行遣文书，依据《宋大诏令集》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圣旨、御札、德音、赦、批答、口宣、诏、诫诏、手诏、表、赦制、榜、敕榜等，通称为诏令。此外，宋代文献中还有一些常见的政府命令方式，如令、赐、颁、除、迁、黜等，这些内容都是诏令文书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宋代医学文献中，最常见的有诏、手诏、敕等。诏，文书名，属命令体文书。凡举行朝廷内外大事，赐待制（侍从官）、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等五品官以上，颁奖谕、诫谕、抚谕等，用诏书。其文体或用四六句、或用散文，由学士院翰林学士草拟。其中皇帝所下宽恤诏称德音。如开宝四年（971年）月戊子，为了扭转宋初医学人才缺乏的局面，宋太祖《访医术优长者诏》。《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九载：“《周礼》有疾医掌万民之病，又汉置本草待诏以方药侍医。朕每于行事，必法前王，思得巫咸之术，以实太医之署。其令郡国，求访医术优长者，咸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速遣诣阙。”［5］这条诏令反映了宋初官方机构太医署中医学人才匮乏的局面，表达了宋政府对医学人才录用的态度以及奖惩措施。

手诏，皇帝直下文书名，用黄纸写，不常用，文字系散文，不套用四六句制词的公式。如宰相、亲王、枢密使由陈请事，则降手诏。此外，皇帝有特别属意之事，或降手诏。如熙宁十年（1077）夏，广南东路（今广东）和广南西路（今广西、海南）一带瘴疫盛行，官吏将校多有感染。六月丁酉，宋神宗《选差医学三人赴桂州手诏》，对广南军队中流行的瘴疫给予特别重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载：“〔熙宁十年六月丁酉〕手诏：今岁岭外大热，病瘴者多，方屯兵未解，官吏、将校在彼者众，深虑难于医药，枉致死伤。医官院选差医学三人，赐绢五十匹，遣赴桂州，委赵呙分掣差使，候及一年差替，经略司具所愈人数，保明闻奏。”［6］宋神宗的手诏说明了政府对广南路军队中发生的瘴疫极为关注，让翰林医官院派遣翰林医学3人前往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 治疗 ，并赐绢50匹作为治疗费用。

北宋前期，“敕”是经由中书门下的命令，元丰改官制后，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驳、尚书省实行。凡“敕”，须宰相押字。如政和三年（1113年）闰四月九日，宋徽宗“敕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7］。

两宋时期，政府设立专门的编敕局，对历代皇帝诏令的汇集极为重视，并刻板印刷，颁行诸路，与法律并行流通。北宋咸平元年（998年）诏修的《敕书德音》，太平兴国八年（983）诏修的《时政记》，神宗以后诏修的《神宗御批》、《元?诏旨》、《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玉堂制草》，政和五年编辑的《金耀门制诏》，大观元年（1107年）编辑的《大观诏令》，元符、政和年间两次修订的《制书》等，包含了大量医学方面的诏令，但大多已散佚。南宋绍兴年间诏修的《宋大诏令集》，是现存北宋九朝皇帝诏令的重要汇编。此外，《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和宋元时期的史书、笔记、文集、墓志铭、医学著作中，也保留了部分医学方面的诏令。

宋代医学诏令的内容与特点

1.医学诏令的内容

两宋时期，政府共颁布了830多条与医学有关的诏令，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表1：宋代医学诏令内容与类别

序号诏令内容与类别 北宋时期 南宋时期 合计 次数%次数%次数%1医学文献校正、编修与刊行6712.562 738.72不同 社会 阶层疾病的救治 1713216554.633339.73医学 教育 、医疗机构、临时医111 20.766〖〗21.9 17721.1院、慈善机构的设置及管理4 不同医学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与奖惩10018.753〖〗17.515318.35改革风俗，决狱，控制和改造巫医17〖〗3.37224 2.96颁布五运六气和月令6512.1657.87对海外药材的管理40.75291.58合计535100302100837100

从此表可以看出宋朝皇帝对医学关注的重点及其制定政策的依据，并可以比较他们在发展医药卫生方面的政绩。其中北宋太祖24次，宋太宗41次，宋真宗60次，宋仁宗110次，宋英宗7次，宋神宗94次，宋哲宗28次，宋徽宗171次，宋钦宗不详。南宋高宗106次，宋孝宗86次，宋光宗9次，宋宁宗79次，宋理宗15次，宋度宗5次，宋恭宗2次，宋端宗不详，宋末帝1次。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不同阶层疫病的救治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重点。但政府对疾病的救治又是分层次和等级的，医学诏令首先关注的是宫廷医疗，其次是军队，再次是普通民众，最后是牲畜疫病的防治。从疫病救治地区来看，医学诏令关注最多的是京城及其附近驻军之地，其次是 经济 发达地区，再次是南方瘴疫流行地区。在疫病救治中，政府除采用传统的赈济和医学救治措施外，首次将新医学知识引入疫病救治。南宋时期，有关疫病应对的诏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封神、祭祀活动的内容大为增加。

第二，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和编修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核心。为了扭转宋初医书的短缺和版本的不一，弘扬政府“仁政之急务”和正统权威，宋政府在医学文献的整理方面采取了访求医书、置局设官、任用不同人员参编等措施，并首次将先进的印刷术引入医学书籍刊刻。宋代官修医学著作，对两宋时期医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宋代本草学、方剂学、伤寒学、运气学、温病学、脉学等医学理论、教育和实践的发展，也影响了官僚士大夫、医家和文人对医学的态度。然而，北宋中期以后官修医书的局限性，背离了医学著作实用性的特点，引起了南宋医学的转型——“简约”风气的盛行和局方医学成为官方医学的主流。

第三，政府机构的参与和配合是宋代医学诏令运作的制度保证。宋代的医学机构主要有隶属于入内内侍省的翰林医官院、御药院、殿中省尚药局，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尚书省礼部祠部司、太医局和国子监医学，隶属于政府机构门下省编修院所属的校正医书局，隶属于尚书省太府寺的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它们各自负责行政、药政、教育、校书、制药和卖药等。南宋时期，由于皇帝对医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太医局被多次裁撤。

第四，改革和普及医学 教育 ，提高医学和医师的地位，是“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徽宗时期宋代教育和科举改革的 内容 之一，也是宋代政府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五，对不同阶层人才的选拔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重点。然而由于受 政治 改革的 影响 ，两宋时期医学人才的选拔变化较大。北宋初年，政府主要通过地方推荐选拔医学人才。王安石变法期间，科举 考试 和太学“三舍法”成为政府选拔医学人才的重要方式。北宋后期，政府制定医学技术官阶，吸收不同层面的医学人员到政府为官。南宋时期，由于太医局设置的反复，科举制选拔的人才数量减少，从民间选拔“草泽医”的诏令增多。

第六，控制和改造巫术。控制和改造巫术医学是宋代政府 发展 医学和规范 社会 秩序的重要保证。宋代，巫术开始从汉唐时期的上层社会转向民间，其内容和组织形式发生较大变化。巫术流行对儒家伦理和社会统治秩序带来严重挑战，引起宋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在对待巫术方面，宋政府采取了限制、打击和改造的措施，强制巫医或从事巫术 研究 的知识分子改学官方医学或农学。从而使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逐渐确立了官方医学知识和权威统治。然而，由于官僚制度的弊病与巫术医学自身的发展空间，政府政策只能控制和改造巫术医学的发展规模，但却不能根除它。

2.医学诏令的特点

笔者在 分析 了宋代医学诏令的内容和背景后，认为这些诏令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诏敕成为宋代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这和明清时期谕旨成为常用的诏令文书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了在宋代，与医学相关的诏令是以皇帝和政府的名义联合下达的，有一定严格的起草、颁行和执行程序，但有时也不必经过宰相签署。宋代十八位皇帝，尽管在位年限不尽相同，但曾多次诏令，对医药卫生事业给予政策指导和行为规范。

第二，皇帝的诏旨就是 法律 ，有权修正或收回已颁布的命令，诏令在法律效力上具有最高权威性和命令性，也具有强制执行、越级指挥和实行人治的特点，其效力跟政府颁布的法律如《宋刑统》、《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等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央各部和地方机构必须贯彻执行。咸平元年（998年）十二月丙午，宋真宗《颁编敕赦书德音诏》，强调皇帝诏敕与政府法律具有相同的地位。《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载：“国家开创以来，诏令所下，年祀久，科条实繁。爰命有司，重定厥要，去其重复，分以部门，著为定规，允协中典。宜下颁诸路，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8］可以看出，由于诏令具有可变性和实效性的特点，它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宋代初年颁布的法典——《宋刑统》，其法律条文大多源自《唐律疏义》，有关医学方面的法律条文难以适应宋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宋代的医学政策和医学活动，大多是通过诏令来实现的。

第三，诏令是宋政府在医学领域内弘扬 “仁政”治国思想和“正统”统治的工具，如宋太宗、宋徽宗等直接将医学称之为“仁术”、 “仁心”，将发展医学称之为“仁政之急务”等。

第四，宋代皇帝和政府极为重视通过诏令对医学政策的宣传，重视政令是否能顺利地贯彻至各基层。为此，宋代皇帝屡次诏令，改革中央和地方文书收发程序，并将诏令的执行与否作为考核官吏的政绩。在所有的信息渠道中，由于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军队文书收发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极为重视。淳化四年（993年）八月二十一日，宋太宗《谕银台司诏》，详细地规定了枢密院所属机构银台司上奏文书的程序。《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十七载：“太宗淳化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诏：银台司承受奏状，批鉴事宜，发赴中书、枢密院、三司外，仍逐日具所承领奏都数一本进。内所发逐处奏状系急速事，限五日；常事，限半月。仍令逐处行遣讫，旋具事宜关报银台司点检勾鉴，有稽滞者，依条举奏。”［9］同年九月，宋太宗又《进奏院日差进奏官一人承领敕文诏》，对地方驻京机构——奏事院的职责给予了详细的规范。《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十五载：“进奏院日差进奏官一人承领敕文，于监院使臣当面拆封，点数入递。应奏状日具都目纳银台司。”［10］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十三日，宋真宗 “诏群臣上殿奏事，日不得过五班，如事干急速者诣崇政殿。寻又诏门候以上任西北缘边、川峡、广南监军者听上殿，自余有公事，令实封以闻。”［11］令中央巡查官员在出巡西北、川峡和两广时，严密关注当地疾病的流行情况，并将收集到的情况上报中央，为中央诏令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宋代政府在军队疫病应对方面取得成效的关键。

如皇?四年（1052年）冬十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觉，冬十月丁亥宋仁宗诏令，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三载：“〔皇?四年冬十月〕丁亥，诏曰：“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庚寅，上谓辅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12］

从这道诏令中可以看出，宋仁宗严令地方官及时准确地上报疫病流行和地方政府救治的情况，“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以闻。”［13］春正月庚寅，宋仁宗又担心文书收发不畅，他对辅臣说：“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于是改革文书收发程序，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上述机构掌管中央和地方奏事的通进，但隶属于不同的中央机构。如东、西门司先后隶属于门下省、台察、中书省，通进司先后隶属于枢密院、中书门下、门下省，银台司隶属枢密院，登闻理检院先后隶属于谏议大夫和谏院，进奏院是地方在京设立的奏事机构。宋政府通过规范它们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顺利畅达。

【 参考 文献 】

1 唐志炯．唐宋的医事律令［j］.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4）：305.

宋代文学篇7

关键词：宋代；医者群体；儒医；研究综述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三、小结

宋代医者作为对中国古代医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进入学者的视野，其中宋代儒医更加受到重视，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不断突破，成果显著。笔者认为在现有研究上还应加强宋代儒医与僧医、道医等其他医者的争锋、交融和共同推进古代医学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宋代文学篇8

关键词：理学服饰奢侈时尚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北宋中叶儒学复兴运动兴起，逐渐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洛学（含张载的关学）、陆九渊心学等学术派别。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础上，建构了超越宋学其他派别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标榜自己为继孔孟绝学的正统，最官方的终得到认可，后世称之为道学或理学。

学界普遍认为，理学的形成使宋代社会生活各层面彰显出宋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具体就宋学与宋代服饰审美观念而言，学界似乎已达成了某种共识，即在宋学影响下社会风气及宋人服饰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宋代的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2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笔者所知，理学是整个宋代儒学的一部分，且在宋代并非显学，甚至一度被视为“伪学”。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甚至遭到迫害，禁止聚徒讲学。程朱理学为皇权正式认可，理学生徒在政治上得以翻身，则是南宋后期理宗时的事情。况理学得到皇权认可后的制度化、普及化、大众化，乃至深入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必定需要一定的时日。

其次，按理学发展进程来看，它对南宋社会的影响必定大于北宋。也即，如果理学使得宋代服饰崇尚简朴，呈现拘谨、保守之风，那么南宋服饰必定比北宋服饰更加简朴、拘谨以及保守。因此，南宋服饰风尚如何便成为我们探究理学与宋代服饰文化的关键。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南宋服饰的流行时尚分析入手，探究理学从学术思想到服饰审美习俗之间距离，以期对“理学与宋代社会”这一课题作些初步探讨。

二、南宋服饰流行时尚

（一）、衣服无章——僭越之风盛行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就制定出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一系列礼法。这些礼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全社会的消费活动纳入到统治者的等级规范之下。从饮食器皿、衣帽服饰、家居用品到交通工具、房屋建筑,每一样消费品无不被要求按照家庭和个人的身份地位进行消费。如果违反,在统治者看来就是僭越行为,就是挑战现有的统治秩序。宋代的统治者与士大夫们经常发出感叹,表示对当时奢僭之风日益盛行的忧虑。

《宋史·舆服志五》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诏：“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1010–1063）时张方平上奏曰：“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3元祐（1086–1094）时，文彦博（1006–1097）亦奏：“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4，说明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其后，张耒（1054–1114）在《衣冠篇》中也指出，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5

南宋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6梁克家(1128-1187)记闽地风俗“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7南宋时人王迈曾说:“今天下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8宋宁宗也曾慨叹：“风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殊无区别，虽屡有约束，终未尽革。”9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10

（二）、追求时尚——奇装异服迭出

宋人尤其是都城人在衣着方面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无论古今，奇装异服永远都不代表整个时代服饰发展的主流，只能流于一时，但这却是服饰文化中最具创新能力的部分。

据《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淳化三年（992）的记载，开封民间妇人流行剪黑光纸团靥贴面，而且还把鱼腮的中骨进行镂刻加工，然后涂上胶水，也作为面饰，称做“鱼媚子”。。宋志作者认为：“黑，北方色；鱼，水族，皆阴类也。面为六阳之首，阴侵于阳，将有水灾。明年，京师秋冬积雨，衢路水深数尺。”因而被讥为服妖。

宋代服妖论最多时期是靖康（1126–1127）年以后直至南宋末年。宋代尤其是南宋直领对襟背子流行，前襟散开，不用衿（用于系住衣襟的小布条）纽系节，谓之“不制衿”。这些样式起初为宫廷妇女使用，后民间争相仿效，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正所谓“出自城中传四方”。后徽宗禅位钦宗，称太上皇，竟有“青城之邀”，金兵南下，二帝被掳，果然是“不制金（衿）”，11因此被视为服妖。

靖康年间，开封地区纺织纹样及妇人首饰衣服都喜欢把四季的代表性物品放在一起作为装饰，代表一年四季，称为“一年景”。如“节物则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因此，这种装饰方式也被指为服妖。12

理宗朝（1225–1264）“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眼角点粉，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称为“鹁角”。13这些都被视为奇装异服，有服妖之议。

从宋代服妖议论可以看出，南宋时人服饰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屡有禁令及服妖之讥，但这些并没能阻止南宋服饰创新的脚步。

（三）、崇尚奢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尤其是南宋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冠梳为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宋代妇女崇尚插梳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据陆游《入蜀记》载，西南一带的妇女，“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14京师妇女“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 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担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15为此，在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十月仁宗下诏予以禁止：“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16由此可见，宋代女性饰品消费的奢华风气十分盛行，禁而不衰。

另外，宋代妇女在节日期间对于时尚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正月)妇人又为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17。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18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

宋代妓女可以说是一批高消费者，尤其是高级妓女的生活非寻常家庭所能及。如《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载：“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绣。”

（四）效胡服——异族服饰文化的充斥

北宋沈括（1031–1095）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20而北宋所谓胡服，大多指契丹服。庆历八年（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21这些禁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式当时契丹服流行一时的真实写照。

从政治上看，宋辽之间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然而，双方的敌对状态和诸多胡服禁令挡人们异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对新奇服饰美的追求。

南宋范成大（1126–1193）《揽辔录》记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22说明南宋时，金统治区的北宋旧民，与异族长期杂居，服饰出现了胡化现象。南宋统治区也不免受到女真服影响，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据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23。南宋袁说友（1140–1204年）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棹篦”24等。临安舞女所戴“茸茸狸帽”和所穿“窄窄胡衫”25，也是效仿女真装而来。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三、理学与宋代服饰流行时尚的关系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古代中国的历代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的秩序，都希望透过礼制的架构，以行儒家上下贵贱必须加以区别的主张。希望能有效地达到“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的理想社会。

     赵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但过去社会分裂和混乱造成的政治伦理纲常破坏，削弱了政府维系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社会急需重建社会秩序。秩序建设始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儒（包括理学家）一贯的理想和政治实践，宋初他们研读六经是相信可以“说经以推明治道”，重建儒家理想的秩序。服饰的礼制规范和法制建构自然也是宋学家秩序重建的范畴之内。

宋儒包括理学家确实对当时的服饰衣着有独到的见解，著书立约，规范服饰行为，并身体力行创造时尚服饰。从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记南宋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间“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26的记载可以看出，理学生徒确实有自己的服饰风格，大概衣食较为节俭、质朴，事实上，确实一些“假其（道学或理学）名”以通仕途的士人一时积极模仿。但从以上对宋代服饰的僭越、奢侈、尚异之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理学生徒的服饰风格并未扭转整个宋代的服饰风尚。宋代文化昌明、大行科举，文人士大夫的服饰审美观念必定对整个朝代服饰审美观念有所影响，而使服饰呈现一派儒雅之风，如此理解应该是不错的。但正如前文所讲，不能以理学代替整个宋代儒家思想对服饰风尚的影响。

虽然，宋学作为官方哲学时间较晚，而作为民间思想从未间断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宋代同时又是商业繁荣、人口激增、世俗娱乐发达，讲究世俗享受的朝代。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理学两宋三百余年社会历史的影响是怎样怎样，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应该分时段、分层次、分类别。虽然我们不能仅据理学成为官学的时间而过分低估其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但也绝不能仅用理学的社会影响来概括或代替宋代思想文化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过高估计程朱理学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项目基金]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理学与宋代服饰文化》，编号C11LS09。

1作者简介：王雪莉（1978——），女，河北保定人，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服饰史。（浙江临安 311300）

2高春明《中国服饰》第51页，上海外语出版社2002年。另，吴旭霞《宋代服饰与社会风气》认为，理学的发展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更加保守，使宋代妇女服饰日趋保守、崇尚简朴（《江汉论坛》1998年第3期）；周开颜《服饰——重要的文化载体：浅谈宋代服饰与其文化氛围》，认为在宋代“存天理，去人欲”的文化氛围下，宋代服饰文化不可避免的显得拘谨、守旧，官服更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徐仂《论“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认为两宋时期统治思想是理学，在此影响下宋代服饰趋于拘谨、保守，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于修长、纤细、朴素无华色彩质朴而洁净（《美术大观》 2008年05期。）；孙阳《理学对宋代女装的影响》认为在宋学思想支配下，社会审美观发生相应变化，服装大体上趋于尊古和复古，注重理性和礼教（《装饰》2007年第5期）；另，参见陈煜鑫、韩丽东、郝云华《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第6期；张静、冯伟一《宋学对女性形象的影响》，《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戊申条。

5（宋）陈亮《苏门六君子文萃》卷一一《宛丘文萃一·衣冠篇》。

6李椿：《论非命官军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

7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岁时·序拜》。

8王迈《臞轩集》卷十五。

9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一。

10《朱子语类》卷九一。

11（宋）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

1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13《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14（宋）陆游《入蜀记》卷六十月十三日条。

15（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

16（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四。

17《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1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七月条。

1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条。

20（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八。

22（宋）范成大《揽辔录》。

23（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五上乾道四秋七月壬戌条。

24（明）杨士奇、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礼乐》。

25（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

26（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雅流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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