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范文

宋代文学论文篇1

关键词：宋代 游记文学 特点 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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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宋代文学 宋型文化 宋代学术 研究方法 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22-09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法论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

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三著。《北宋文人与党争》涉及的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党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因排斥异党而禁毁文字的与文禁；还有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党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政见之争、元的意气之争、“绍述”的党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南宋文人与党争》上编为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下编共分三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如果说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党之争的研究，“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至于党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然而，此书亦有不足，“如在论述党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政见之争；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党以及苏轼与‘苏门弟子’和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其实朔党、洛党也是因党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对党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至于南宋的党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傅璇琮说，此书“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大族。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统。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该书“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晁氏家族的‘祖宗家法’，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以……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

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发论述。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政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儒林”传统向“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无行”、“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政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政治、“兴复古道”，提出“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古道”复兴。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外王”的事功。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政治清明、国家强盛。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外王”特点。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政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即如“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政党政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党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子谓“君子群而不党”，《荀子・强国》亦云：“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政治事务，出于政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不讳言结党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对于政党政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党争与汉唐党祸之别，对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党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

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

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尊王攘夷”的口号。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尊王攘夷”观，《孟子・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西汉的汉武帝全

盛时期，“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本出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成公四年》。(详见《晋书・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分裂，隋文帝可以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以苏轼言，他在嘉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仁义”二字。元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政策。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与苏轼为敌党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党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

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中，士大夫受党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品种”，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政治。在党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社”、“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

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渊源及变化，他引了“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之说，又云自东汉末中原丧乱以后学术虽变化，但通经义、励名行以求从政，形成了很好的门第之风，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并认为牛李党争实以科第分，即：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与唐代相比，宋代地域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并在北宋后期得以完成。对于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十年前已有程民生的专书，较之前人的粗略论述，显然极见深入周全。由于地域文化涉及风土民俗、人文素质、、官私教育、印刷出版、公私藏书、交通传播，以及儒学、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传统的异同，对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故此结合地域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应是大有可为的。

宋代文化的另一大变化是宗族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得到了理学家的充分论证、肯定，还为家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虽然唐代也有因家族而成的文化传承，但地域性特点似更强于家族文化传统，宋代不然。地域性与家族性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家族。如：宋初的临安钱氏，惟溶、惟治、惟演昆弟各有所成；寿州吕氏，自吕夷简起，几代一门数相；雍丘韩忆及其子韩绛、韩维、韩缜，吴县范仲淹及其子纯仁、纯礼，京兆蓝田吕氏，仙游蔡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鄱阳洪氏等，亦多显宦；眉山苏氏，巨野晁氏，多文学之传；洛阳程氏兄弟，崇安胡氏及婺源朱氏父子，则为道学名家。若从地域言，仅江西一地，除前说的鄱阳洪氏外，还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新淦孔氏(孔文仲、孔平仲、孔武仲)等著名家族，对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传统。

五、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应关注什么

(一)宋代文学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的关系

前述马积高、许总、朱刚、罗立刚等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著作，已属打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可惜的是，延续这一方向者，尚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宋代思想、哲学的研究专著渐多，仅作者出身于浙江大学的，就有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以及刘成国的《荆公新学研究》诸著。关于宋代的制度史，十多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就有《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宋代监察制度》等著。由于学科的分科细密，在三级制的体系中，目前的研究很难打破“分疆而治”局面，然而，不仅是古代学术具有文史哲一体的特点，当今也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学科间的打通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

罗宗强创立了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弟子张毅有《宋代文学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书中涉及到哲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畴所限，故对于文学观、文学创作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对应或相结合的全面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制度史中的教育与科举，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要，虽已有祝尚书等人的研究，但是，在具体问题之

外，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关注。如唐宋两代科举的不同，后者的进步，以及宋代科举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都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处仅举后者一例，针对唐代进士科只重文才所造成的缺陷，仁宗之时，宋祁等人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仁宗从之。后又有王安石的改革，但仍然自有其弊端。苏轼《日喻》即对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取士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就其本身或结合文学作深入的研究。

(二)宋代文学与宋代学术、艺术的关系

宋学有广狭之义，狭者专指理学及其所传，广者应指宋代学术之总和。胡瑗于苏湖二州教学之时，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将学问分为理论与致用二科，此即宋初学术之始。其后，理学作为新儒学逐渐确立，王安石创新学，张载创关学，周敦颐创濂学，二程创洛学，洛学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学的初步完成。多年来，学界联系新儒学以研究宋代文学，相对成果多些，且较有深度，展望未来，这一研究方向当然还可以持续并深入下去。此外，如易学、尚书学、诗经学、春秋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政治学、谋略学、教育学等，也可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这些学科固然是独立的，但其治学思想，研究的观念、方法等，都不会因学科的独立性而与他科隔绝，尤因宋代士人常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治学对为文会有所影响，或在文学创作中会接受他人、他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文学不应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无论从宋代自身的特点而言，还是从当前提倡学科交叉而言，关注文学与宋学的关系，都是宋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开拓的方向。

宋代的文人，又常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由于文与艺的相通，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还应注重与绘画、书法、音乐及相关理论的联系。郑午昌将我国绘画的发展定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宋代绘画则是文学化时期的开始。宋代不仅有众多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多种文人画题材，也是文人画理论全面奠基或成熟的时代，苏轼、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和书论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唐的抒情、重法．转为尚意而多元。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也是创立宋代书体的代表，南宋的姜夔、宋季人元的赵孟也是很有创新的书法家。而北宋沈括、南宋姜夔，则是真正知乐的音乐家。这些画家、书家和音乐家，又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理论常与艺术理论综融贯通，由于创作思想并见于文学与艺术，因此，结合艺术实践或理论来研究文学，也是避免孤立、单一、割裂全人所应取的研究方法。

(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重视文献是十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良好学风的体现，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近年研究宋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也多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重视材料的搜集，不作无根之论，不发空泛之言。但是，以笔者的阅读体会，或参与博士论文的评阅、答辩，也有一个感觉，即：个案的研究易于走入微观，对具体问题的考辨、描述、论列，可以做到非常周详细致，但在具有这一优点的同时，却也多少可见出宏观视野的不同程度缺位，而这一点又与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不足有关。因此，理论的修养与多学科的学习，对于今后的宋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亟待加强的。

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断代的研究，却又非不涉他代的孤立研究。譬如，从学术史延伸的角度言，汉代分古今文，变之为南北学，再变而为汉宋学，汉宋并称，但为何清人会走上弃宋而取汉的道路?这对清代学术与文学有何影响?清初总结明亡教训，不仅抨击王氏左派，而且反思陆、王，也批判理学，而就学术言，则以宋人重义理为空疏，渐返回汉学的重训诂。宋代是华夏文化历数千年演进而“造极”的时代，清代则是我国学术集大成的时代，同样也是各种文体创作的大成期，对汉、宋之学的弃取，究竟于清人的学术、文学具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也是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应予思考的。举诗经学一例，宋人如欧阳修的疑古，郑樵、程大昌、尤其是朱熹的攻《序》，对于汉代的诗经学无疑是一抉樊篱，但由于宋人的训诂功底不逮汉儒，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渐揭汉学旗帜，斥宋学的空虚，陈启源、陈奂、马瑞臣、魏源、姚际恒、方玉润、崔述诸作问世，使诗经学为之大成，远在宋人之上。所以，从“研究的研究”角度言，宋代的“文学的研究”，及其成就高下的判断，又非一代之学可限。

宋代文学论文篇3

在这样一种总体背景之下，宋史研究所谓的“新进展”，并非指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虽非全新，还是有新作、新人、新论题出现，也有针对“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认识。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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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转贴于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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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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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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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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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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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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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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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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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1999年末，《历史研究》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曾瑜、朱瑞熙、李华瑞、张其凡等学者都曾自不同角度对于宋史的研究状况作出述评。

宋代文学论文篇4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盐业史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食盐的生产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井盐开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卖制度也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为主的变革性过渡，出现了若干新的政策和专卖运行方式。唐宋盐业史的内涵更加丰富，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更为广泛。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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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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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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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⑨上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刚、漆侠、姜锡东、罗益章等论述了宋代私盐产生的原因、私盐来源及私盐商的活动等问题①。

宋代文学论文篇5

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崔际银教授新著《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正是着眼于宋代文士与文学的特殊历史际遇，深入探讨了文士、文学与文化精神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笔者之见，本书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角新颖。该著的基本思路是：以宋代社会文人士子为主要对象，以文学作品为文本载体，以相关社会文化表征为重点标识，充分展示宋代文士在“重文”的时代氛围中，参与建构文化体制、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状况。这种将文士、文学与文化密切关联、超越文学达至文化的定位，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是颇具新见。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是学术研究的要义所在，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一般论者对宋朝采用的对外妥协政策，大多持否定态度。本书认为，就宋朝综合国力（政治、军事、经济等）而言，采用妥协退让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比之一味使用强硬手段（战争），其整体效果为优。又如：在论述宋代文体创新时，作者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基础上，又提出“以赋为文”的见解。再如：“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作者认为，宋朝统治者既“抑武”又“抑文”。“抑武”的方式是“以文制武”（文人抑制武人），“抑文”的方式是“以文制文”（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党争”实施），从而达到了“安内”之目的。此外，将宋代学术特征概括为“轻章句而重义理”、“主儒学而融百家”、“遵规矩而倡活法”、“师传统而求创新”，也是极具新意的观点。书中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这对相关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三是征引信实。当今论述文化的著述，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玄虚空泛、华而不实之作。以至在很多人心目中，“文化”就是“虚化”的代名词。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本书一方面明确区分精神、制度、物质等文化类别，具体列举了宋代文士做出的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引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的原始材料，强化事件的真实性与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这些，通过书中分别论述宋代儒学（道学）建设、社会改革（变法）、文学运动，以及征引《宋史》、《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资料的丰富多样，便可得知。通过这些工作，本著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化得到了“落实”，其效果是良好的。

四是逻辑严密。本书关涉学科门类较多，其中既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门类的横向联系，又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作者将宋代社会文化状况、文士思想及其人生定位、文学创作三者有机地排序、整合在一起，使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除了在内容方面尽力做到融会贯通之外，本书的标题设置也颇具匠心。全书自“章”以下，列出了总数达二百余个、分为四个层级（章、节）标题，并且每一个标题都有名称。细密的标题设置，表现出作者对论题的理解程度与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全书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

宋代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唐宋变革论；中学历史

“唐宋变革论”这一观点，我最早是在2014年暑期在西南大学就读在职研究生时在“中国史研究前沿”这堂课中才首次接触到。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观点这个时候才出现，从那之后，我渐渐发现：“唐宋变革论”这一观点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频繁，而且在各地的模拟试题中也经常有出现，这给我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关注各种史学的研究动态，才能更好把握新课程改革的最新动向。

那么什么是“唐宋变革论”呢？它最早又是谁提出来的呢？

过去一般认为内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成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

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一文中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

在政治方面：

1、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予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2、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3、中国从来没有人民的权力。在贵族政治时代，人民被认为是贵族全体的奴隶；隋唐时期，人们从贵族手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国家佃人，由国家直接统治；到唐代中期，租庸调制崩坏而改为两税法，人民摆脱了束缚于土地的佃农地位；进入近世，由于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有了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

4、科举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除官的均等机会；

5、政情不同，特别是朋党从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之争变化为

宋代不同政见之争。

在经济方面：

在宋代，货币开始大量流通，货币经济盛行。北宋每年的铸币量后来增加到500万贯，为唐代的20倍。宋代2年铸的钱比明朝276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商品经济极其繁荣的时代。

最后，在狭义文化方面：

1、唐代中期以后，学术不再墨守儒家经学的义疏，而是启动自我的思索进行新的诠释；

2、文学上六朝以来流行的四六骈文到了唐代中叶变为散文体的古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唐诗之外，发展起来诗余――词，打破诗律格局，表达更加自由。

3、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画，五代两宋变化为屏障画；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转盛；舞乐也是如此，原来服务于贵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为趋归。

从内藤湖南的观点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的“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广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

新课程下的历史教材编排采用的模块化、专题式编写，清晰的展现出政治、经济、文化这一历史学科的三个角度，而“唐宋变革论”这一观点又恰好和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专题式模块式教材设计相符合，在必修一《政治史》中，可以看到因“科举制的推行和宋太祖开创的文人政治特色”恰好体现出隋唐贵族制的衰废，君权的加强；必修二《经济史》 在“经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唐宋时期经济所呈现出来的变革；必修三《文化史》在“儒学复兴、理学形成、市民文学兴起”方面可以看到唐宋时期文化方面的转型。因此，新课程改革的教材编排很好的和史学研究的动态相结合，这体现出了历史学科知识的与时俱进。

此外，在历史教学的试题当中也大量出现了对“唐宋变革论”的考查，如2012年高考历史押题卷材料题40题（2）（3）问“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内藤湖南和钱穆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的认识。”2012年江西师大附中高三历史月考题28题“评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等。由此可以看出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日本学者“唐宋变革假说”成为推动唐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先后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召开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大批相关论文的发表，还出现一些以唐宋革期为研究主旨的学术著作，如台湾学者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等。

宋代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两宋；理学家；文道关系；价值

如果从1890年代算起，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多年的辉煌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文学史上若干重要文学现象及其结论的认识，往往受到了来自政治的、哲学的及权威学者的影响。这一情形甚至往往发展到如此程度：若干重要文学现象、事件与其背后的学理因素，经常为研究者所筛选、忽视甚至舍弃。两宋理学以及与理学有关的事件、历史人物乃至相关学术研究，百多年来就遭此窘境。举例来讲，主流各种文学史及其研究著作，以及其影响下的大量学者，经常以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等来概论理学家之文道观，很少提及理学家也有“重文轻道”和“调适文道”等取向，没有注意到很多理学家在谈及文道观念时，所用的“文”往往具有不同涵义，更没有注意到理学家之“文”与文学家之“文”的内在意蕴是不同的。上述问题的存在，屏蔽了历史的真实，已经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了制约。当前学术研究的深度发展，要求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理学家创作的文学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以及宋代诗文特征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品格等，均具重要意义。

从宋代士人类别划分入手，对不同士人群体所用“文”之涵义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宋学家的文道观念有重要价值。不过，自宋代以来，对宋代士人的分类就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专注于“文章”或“道学”之士，自北宋中期这两类士人群体就互相攻讦，宋代多次党争均与之相关，这两类士人当然是宋代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按照宋人观念来看，宋代士人群体还有多个类属或类别。如程颐曾经把当时的学者分为“训诂之士”、“文章之士”与“道学之士”三类（《二程遗书》）。其中，“训诂之士”显然与儒家学者传经所用的字义训诂、考据辨析等章句之学有关。《宋史》则于“列传”之外，将士人群体分“道学”、“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方伎”等部类。显然，包括程颐在内的宋人，大都把以治儒学经典以及尊奉儒家学说的士人，单独划分为一类。由此看来，为了区别于以心性存养为旨归的“内圣”之学的“道学之士”，可以把程颐所讲的“训诂之士”与《宋史》所分的“儒林”之士统称为“传统儒学之士”。总的来看，“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道学之士”是两宋士人探讨文道关系的主要群体。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这三类士人群体文道观念进行考察，并论及两宋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丰富性，希望藉此为深入探讨两宋理学家之文道观及其内在思理的矛盾性等复杂问题，提供坚实学理基础。

一、两宋“文章之士”探讨文道关系之中心与重心

“文章之士”，其确切涵义当指以作“文”来获取社会地位或以“文”谋生的士人。这类士人往往富有文采，熟稔文章写作技巧。较之“道学之士”，这一类士人群体往往更为注重文章的外在形式或者写作技巧等，而对文章的“传道”、“载道”等功用和价值并不过分注重。值得注意的是，与晚唐五代不同，两宋时期的这一类士人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往往兼学其他学问，有的甚至达到了比较高深的地步。自宋代开始，人们就对两宋“文章之士”归属问题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两宋文论大都以欧阳修、“三苏”、苏舜钦、王安石、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为“文章之士”。这些“文章之士”注意之中心与重心仍在文学，并因此而得到后世关注。

作为两宋“文章之士”的重要代表，欧阳修不仅仅关注“文”与“道”的“体用”问题，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提及：“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认为“文”是“道”体与修道过程的外显形式，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一些“道学之士”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某些“道学之士”的文道观，受到了当时“文章之士”的影响，也说明了当时一些“道学之士”文道观的若干观点，受到了彼时文化思潮的影响。欧阳修又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讲：“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言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这里的“充于中”之物，欧阳修认为是“道”，如“充于中”不足，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显然，欧阳修是从本末角度来对文道关系进行探讨的。他在《答祖择之书》中，也论及：“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此中所见，欧阳修在既重视道统又重视文统的表象下，还是推崇以道统为本。欧阳修进而认为，如果道统不立，则文统必然出现混乱，乃至“不知其守”，势必出现问题：“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由此看出，欧阳修以为时文出现的“巧其词”、“张其言”、“规模于前人”、“曲变其态”，都是由于作者不明道统而导致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舜钦亦在《上孙冲谏议书》中论及文、道关系：“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虽然苏氏是从先验的角度，对道与文发生关联的必然性及先后关系进行论述，但是毕竟在宋代是较早地从理论上对“文”的独立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观点，与理学家文道观颇有一致之处。作为欧阳修改革文风的重要支持者和代表性文学大家，苏舜钦的文道观代表了当时“文章之士”论“文”的重要方向。

稍后，王安石尝试以“诚”作为联系文道的出发点，以实现“文”与“道”的“表里相济”为最高境界，似乎吸收了欧阳修的观点，他在《上邵学士书》中写道：“启封缓读，心目开涤。词简而精，义深而明，……非夫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试图从文与道两者共同的出发点“诚”来沟通文与道，是王氏文道观的重要贡献。王安石又有以“治教政令”为“文”的论述，他在《上人书》中写道：“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谓之文也。”显然，此中所论，安石是直接把“文”当作了“道’’，他认为“文”与“道”在本体上是一致的。

随后曾巩、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叶适、吕本中、陆游等人，都有对“文”的本质属性进行探讨的文字记载。苏轼对“文”特质的归纳，见出苏氏父子的文道观念。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提及：“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苏轼强调，描摹万物之物状情态，“不能自已而作”正是“为文之工”的特性。于此而言，“文”的独立性显然是存在的。他在《自评文》又强调“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恰是前文的注脚。与此不同，黄庭坚则在《大雅堂记》提出“意”为“文”之枢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这里，“无意于文”是从技巧而言的，既然“无意”，则想必黄庭坚所言之“文”与“道”有相当距离，由此，“文”的独立性也就得到了承认。黄庭坚又在《答洪驹父书三》进一步总结了“文法”：“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当然，黄庭坚论及文、道关系时，也注意“以诗求道”，则说明了他的文道观是复杂的，有内在思理矛盾的。黄庭坚对于“文”的这一看法，往往是“文章之士”所重视的。直到南宋中期，陆游亦提及：“必有其实，乃有其文”，论者指出他推崇“诗家三昧、诗外功夫”等，显示出陆游对“文”主体地位的重视。可以说，两宋“文章之士”对于“文”之“独立性”主体地位的探讨，正是其文道观的核心部分。以此出发，“文章之士”才会从此思维“元点”而把握“文”作为文学内容、技巧的诸多特质。

基于承认“文”与“道”的独立性，一些“文章之士”进而提出“理”为文之根本。当然，此“理”不是“道学之士”如朱熹等人强调的“天理”、“纲常”，而是指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如秦观《通事说》中提出：“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古人皆备而有之。后世知说理者，或失于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于悖理，皆过也。”这里提及的“理”即是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这说明，秦观有意识地把“文”与“道”相疏离，其题旨自然是认识到了“文”具有独立性，而非“道”的附庸。他又在《逆旅集序》中，提及自己的文道观主张：“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耳，又安知其纯与驳耶？然观今世人谓其言是则，矍然改容，谓其言信则，适然以喜，而终身未尝信也。”显而易见，此中所论，更是离“道”远了。

当然，要论两宋“文章之士”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则两宋文论无疑集中了“文章之士”的重要观点。现存两宋文论中对文道关系的探讨，是比较丰富的。其中，对“文”与社会政治、礼乐教化之关系，是一些诗论论“文”的重点之一。如《文章精义》云：“《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显然，李涂此论注意到了“文”与儒学经典的关系，以为“明道经世”于“文”而言是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文论中，对“文”的社会政治功能等问题的论述，好多时候是同对苏黄之文的评价相联系的，正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所云：“元佑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而对苏黄之文的评价，又往往以他们所为之“文”对社会政治教化、是否有补于治道相关。如陈岩肖《庚溪诗话》载：“元佑间，有旨修上清储祥宫成，命翰林学士苏轼作碑纪其事。坡叙事既得体，且取道家所言与吾儒合者记之，大有补于治道。”显然，作者对苏轼之文的推崇，实际上是以是否“裨于治道”为标准的。

从文体的角度来探讨“文”的属性、特征、写作技法，更是“文章之士”所热衷的。如李涂《文章精义》、陈骥《文则》、唐子西《文录》、谢《四六谈丛》，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诗学规范》等，现存南宋文论即有数十部，其中对文、诗等文体有专门性的研究，涉及到了各种文体的属性、技法等。而南宋后期的魏庆之《诗人玉屑》则对苏黄等宋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的诗歌风格、表达技巧等有多方面的深入论述，标志着宋代诗学理论整理的集大成。

上述可见，两宋“文章之士”论“文”重在探讨“文”的本质以及其独立性是否存在，以此为前提，“文章之士”进而论及“文”的“文章”、“技巧义、文体形式实现方式等内容。此外，“文章之士”也对文道关系的若干方面，如“文”对“道”的承载和实现方式、“文”与社会政治、礼乐教化之关系、“文”与“道”的联系渠道等，亦有深入考察。比较而言，两宋“文章之士”较之其他两类士人群体，更为重视“文’’之独立性及本体地位的探讨，并对“文”之“文章”、“文体”以及当今意义上的“文学”内容与形式诸方面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二、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思维向度

《宋史》列“儒林”传，当是继承了宋人普遍注意到了“传统儒学之士”的重要文化地位，及其与“道学之士”在学术宗旨、治学路径等方面的差异。结合《宋史》、清代万斯同《儒林宗派》等对于“儒林”传中人物的归类，将《宋史》“儒林”传中吕祖谦等人选出，而按照今人的标准另外放在“道学之士”类别中，则可以把钱穆所言侧重于名物考证、文字训诂的儒家之史学之士，以及专注于探讨治道的儒家之政治学之士等，都算作“传统儒学之士”。由此，可以进而考察这一类宋代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

从文献来看，两宋“传统儒学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其中重要出发点亦是对文、道的本质展开思考。不过，他们对于“文”、“道”本质的思考却与“道学之士”是不一样的。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道学之士”所体察和确定的“道”应该是心性存养为主的成就“内圣”的学问，是亦认知亦实践的，少部分“道学之士”所认知的“道”兼包括建立事功在内的儒家之“道”。但“传统儒学之士”往往以内里追求仁义而外在追求礼法为“道”，亦即“传统儒学之士”所坚持的“道”为传统儒学所主张的“仁”与“礼”。因此之故，两宋“传统儒学之士”的文道观念往往与“道学之士”有一定距离，也与“文章之士”有明显差异。

如宋初田锡在《贻陈季和书》中强调：“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这里，田锡强调“道”为第一性，“文”只不过是“经纬大道”的载体，只有“得其道”，“文”才会发挥其“教化”功用。稍后赵湘《本文》提及文、道关系时，已经注意到文与道的本末问题：“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他以“道”为“文”之根本，而特别指出不以儒学之“道”为根本的弊病：“后世之谓文者，求本于饰，故为阅玩之具，竞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吾不见其易矣。”此后，北宋一些重要的儒学之士，也对文道关系有深入的思考。范仲淹《唐异诗序》从体用角度论及文道关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显然，范氏是从体用层次来理解文道关系的。

宋初较早论及文道关系的，还有穆修。他在《答乔适书》中，穆修批判了“古文家”与“今世士子”所习之“章句声偶之辞”的两种为“文”取向。而这两种倾向，却是两宋“儒者之士”与“文章之士”文道观所要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文中，穆修所谓的“古文”，是与“道”是一体的，载“古道”正是“文”应该做的。不仅如此，穆修还提到了“时文”的“为名”问题与“古文”的“为道”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道学之土”与“文章之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外，穆修文章中论及“行道”的作用，告诫友人勿因为求道与求名而使“纯明之性”受到蒙蔽，“浮躁之气”萌盛。穆修所讲的求道以存性，与求名以受蒙蔽，其实正对应着“古文”与“时文”的不同追求指向。总的看来，穆修论“文”，强调“文”的“道德”、“礼仪教化”、“经济治世”等义，实际上是以“文”的功用认识代替了他对“文”的本体的探讨，混淆了“文”的体用之别。穆修处理文道关系的这一思维取向，却成为两宋士人对文道关系探讨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思维模式。可以说，穆修强调的这些问题，始终是两宋“道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两宋士人文道关系处理方式问题的一条主线。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则从儒学传承与道德修养的角度论及了文道关系。他依据《易》说以比附阐释“文”与“道”的关系，就两宋士人文道观主张而言，颇有代表性。他在《上蔡副枢书》中论及“文”的生、见、成、迹、著，是以文为“文饰”，把道德伦理的“文”上升为社会普遍规律，以“今文”亦即文艺之“文”与道德伦理的“文”混淆对比，从而得出了否定“今文”的结论。他在《与张秀才书》中，亦强调“足下为文，始宗于圣人，终要于圣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归于海，尽为文之道矣。”这种观点，与后来程颢的“文以载道”等文道观，其思维路径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后来，两宋一些“道学之士”，他们论及文道关系时，很多人也如石介一样，同样走的是混淆“文”之“文明”义与“文学”义的思维路径，尽管就其思维主体而言，这一思维方式也许是不自觉的。

上述列出了宋代一些重要的“传统儒学之士”对于“文”的认识。按照《宋史》等分类以及后人对宋代士人的认知情况而言，宋代“传统儒学之士”还有很多，如刘敞、司马光、李觏、徐积、周行己等。一卜述诸人或于传统儒学之经学研究有突破，或于儒家义理研究有专门之得，他们都是“传统儒学之十”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不过，若就文道观念而言，他们对于“文”的认识，并不超出上述代表性儒学之士的认知范围。可以说，田锡、穆修、孙复、石介等人的文道观以及对于“文”的认识，代表了宋代“传统儒学之士”对于“文”的理解。

总的看来，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探讨文道关系的进路，主要集中于文道关系、文与道如何发生关系这两个层面上，单独对“文”或者“道”展开论述的却不多。一些“传统儒学之士”更为注意从体用、本术等方面展开对文与道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儒者之士对“文”的认识，经常是以对文与道的关系探讨而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两宋儒者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较之前代呈现出复杂化、精密化的倾向。而且，儒者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较之文章之士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往我们对宋代士人文道观念考察时，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儒学之士之“文”观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缺少从文化环境等方面对“道学之士”文道观念的历史作用、价值等进行相对客观的判断，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三、两宋理学家探讨文道关系的多样性路径及其学理指向

两宋“道学之士”指的是两宋以心性存养为聚焦点而以成就“内圣”为目的的新儒学家亦即理学家。这一类士人群体的注意力和感兴趣的学术指向，都以成就圣人的“内圣之学”为基本目的，因此，当他们把外在的事功追求内化为以践履道德为急务之时，思想的、信仰的、伦理的、道德的因素，自然超越于外在的事功追求而对实践主体发挥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这种情况，内在地决定了理学家在探讨文道关系时，在认知目的、思理取向和关注焦点等方面，必然会更加倾向于“道”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有所疏离。这一类群体占到了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极大比例，他们对文道关系的探讨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似远未为学界重视。但此问题关系到对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的整体认识及学术判断，也关系到对理学家诗文创作的文学史地位的认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敦颐《通书・文辞》提及：“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其中他关于“文辞”的理解，颇有现代意义“语法学”与“文章学”的涵义。不过，经此转换后的“文”，在周敦颐文道观念中自然就不再具有与“道”相提并论的地位，而是成为附着在事物本体之上的具有装饰、修饰功能的外在事物。换句话说，不管是外在的修饰是否存在、是否美观，作为内在事物的“道”都是实在的、已然的，“文”的地位较之“道”而言，是非必要的。坚持“道”为根本而“文”为附着物，是理学家文道观的重要代表性观点。在周敦颐之后，虽然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涵义有很大差异，但尊“道”而轻“文”，是理学家文道观的主体观点。

理学家文道观之“文”，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些理学家按照原始儒学对于“文”的理解，重视“文”之“文治、礼乐教化”义。如胡寅在《洙泗文集序》中，以礼乐教化之“文”作为“文”的根本：“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汲汲学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异于丹青朽木俳优博笑也几希，况未必能工乎？”胡氏的这一观点，与唐代韩愈、李翱等人关于“文”的一些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基本是以孔子、孟子关于文道关系的一些观点的引申、深化。但这一内涵也非两宋“道学之士”所独创，实际上，作为“传统儒学之士”的重要代表人物，田锡、王禹、穆修、石介、孙复、范仲淹等人，都已经提及“文”的“文治、礼乐教化”义。与之相关的，一些理学家又经常使用“文”的“文明、文化”义：如魏了翁在《大邑县学振文堂记》中主张：“凡物之相错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皆文也。尧之荡荡，不可得而名，而仅可名者，皆文也。”魏氏对于“文”的这一用法，应该是承继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观点。与之相似，两宋“道学之士”坚持把“文”视作“文明”义的代表人物，多以孔子、《易传》的相关观点进行引申。他们或者转述孔子之言论，或者以《易传》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为阐发凭据，对“文”的“文化、文明”义进行阐发。

要论理学家文道观念中的独创性观点，则理学家文道观之“文”的“性命道德”义，值得重视。在这方面，陆九渊的观点引人注意。他在《语录》中言及：“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方是文。”从其实质而言，陆氏这一观点算是理学家探讨“文”之内涵的理学化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对“文”的“文治、礼乐教化”意义的进一步展开，只不过是陆九渊较之他人，更关注内向性的道德存养而已。以“性命道德”义来定位“文”，是陆九渊等“道学之士”的独特贡献。两宋“道学之士”之所以能够在谈及文道关系时，能够开辟出“文”的这一涵义，从客观而言，是其理学体系所强调的以心性存养而求“道”的必然结果。信奉“心性”之学的“道学之士”，大都以此为“文”的内涵，除了陆九渊外，包恢等人的文道观，很大程度上也坚持以“性命道德”为“文”的涵义。从根本上看，不管是“性命道德”义还是“文治、礼乐教化”义，都是从“文”与儒学之“道”的关系而言的，目的无非是先验性地使“文”具有“道”体与“道”用的属性。

两宋“道学之士”在文道关系处理方式上，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些“道学之士”在谈及文道关系时，所使用的“文”的概念，其意义虽然指向文学，但内容泛化，往往不是从文学体裁、主题、内容、形式等从“文学”的全面性上谈文学，而是从文学的某一体裁或者形式、内容的组成部分来谈文学。这种取向，必然导致“道学之士”在谈及文道关系时，带有一些片面性。以此来处理文道关系，必然会因为降低“文”的地位和价值，使“道”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因此，“道学之士”在探讨文道关系处理方式时，必然会向着“道”倾斜。

不仅如此，两宋一些“道学之士”已经开始注意到“文”的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文章之士”的重要影响，“文”的“文章”义已经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文化存在，因此，这他们在使用“文”时，也就不得不提及此一涵义。如程颢在《文辞》中言及：“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这里的“文”即具有“文章”义。到了宋末，真德秀把文分为“鸣道之文”与“文人之文”。叶适亦在《播芳集序》中提及：“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信矣作文之难也。”此外，吕祖谦有《古文关键》、楼有《崇古文诀》、真德秀有《文章正宗》等，都可以看出一些理学家对“文”之“文章”义的重视。以此而言，当前一些文史专家过于强调理学家“重道’’文道观而忽视了理学家对于“文”的多样性探讨，是有局限性的。至于很多理学家重视“文”的“文章”义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据理推想，两宋比较发达的文体观可能影响到“道学之士”的对于“文”的认识。这种情况亦说明，“道学之士”的文道观不是单一的历史存在，其文道观是与当时乃至历史上的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由此出发，一些“道学之士”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他们在论及文道关系时往往也注意到了“文”的“文学”特性。如周敦颐《通书・文辞》所提及的著名“文以载道”的观点，虽然有重视“道”而轻文的一面，但他又把“文”与“辞”相联系，显然是注意到了“文”的文学性问题：“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实际上，在论及文道关系时，把“文”降低为“辞”，在宋初一些学者如穆修、石介等人那里已经开启端倪。从一般的思维规律和认知规律来讲，强调彼时“文”在“辞”上面用功，只追求文辞的华丽、技巧等，当然就会对文章所传达的“道”有一定疏离，这大概就是两宋士人之所以强调“文”的“文辞、修辞”义的目的所在。与之相关，一些理学家由于本人比较偏好于诗歌等文体或者受人所请而写作序跋之类的文章，在提到“文”时，往往是从他本人对诗歌等文体的理解来谈及文道关系的。如程颐在《二程遗书・卷十八》中答人问“诗可学否”的话语，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论诗”语句等，都是从具体的诗歌创作或者诗学批评中来谈及文道关系的。但从实质讲，其中“文’’的内涵除了作为特指的“诗”之外，也基本不出“文章”、“文体”、“文辞”义。

上述可见，两宋理学家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大致而言，两宋“道学之士”在处理文道关系时，其中所用“文”的概念内涵，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泛化，他们所用的“文”，其意义指向为非文学，由此，“道学之士”所谈的文、道关系，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载体与文化精神的关系。第二种倾向是，两宋“道学之士”在处理文道关系时，虽然采用“文”的狭义，即从“文章”义等来使用“文”，但普遍存在着不是从文学的整体而是从文学的一部分，如内容、形式或者文辞等方面来论及文道关系，其基本的思维取向是降低或者否定“文”的独立地位，否定“文”的主体性，或者使“文”成为“道”的附庸等，由此，在处理文道关系时，“道”的价值就得到突出。亦因此可见，从两宋“道学之士”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方式而言，他们在使用“文”这一概念时，为了落实到“道”，往往从“文”的泛化意义上来着眼。这是因为，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儒者之“道”，一般涉及到心性存养与经邦治国为主的两大主题，而把“文”视作“文化载体”、“文化精神”或者“文明”，就更容易与其理学主张相联系。这一倾向，是否受到元结、韩愈等人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宋初石介、柳开，以及宋初“三先生”等人已经开启此一端绪，显然是应该注意的。从学理而言，两宋“道学之士”虽以“心性存养”入而以“成圣”为目的，但从儒学发展的链条而言，亦不过是传统儒家“三纲八目”的精微化发展。由此之故，“道学之士”之文道观与“传统儒学之士”的文道观在一定层面上的接近性，自是必然的了。

四、两宋士人文道观念的生成条件及其认识价值

由前文梳理可见，在理学之士开始登上文化舞台之前，“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都已经对文、道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他们对文道关系的把握和体察，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理学家探讨文道关系导夫先路。一些重视探讨文道关系的理学家，其文道观念正是在或批判或吸收这两类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过程中，提出了若干话题与观点，并以理学学理所统摄和观照，进而最终成就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中，“文章之士”之所以重视对“文”的独立性的探讨，一方面是“文章之士”顺应时代哲学思潮，对“文”的认识自然就会归结到对“文”的存在合理性，以及“文”的发生元点的追问中。并且，作为“文”与“道”关系的探讨，自唐代韩愈提出后，已经成为宋人必须重视的文学传统，自北宋仁宗朝兴起的以复古儒学以开新的文化思潮，要求包括宋代“文章之士”在内的士人，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鉴于北宋中期之后直到南宋，“道学之士”与“文章之士”渐成学术鼎立之势，“道学之士”长于对文道关系、“道”之体用性与功用性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自然也会对“文章之士”产生刺激和引导作用。由此之故，“文章之士”起而展开对“文”的体用性、功用性、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亦是必然的了。显而易见，这固然因为他们作为创作主体而言需要藉此以说明“文”的存在合理性和巩固其作为文士的社会地位所需要，也是“文章之士”以之作为与“道学之士”相抗衡的现实需求所致。从“文章之士”对文道关系的探讨来看，其关注之中心与重心，在于梳理、考察并最终确认：“文”具有独立性、“文”的特质能够独立存在。两宋“文章之士”对此问题的探讨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它代表了这一类人群对于“文”思考的深度，代表了“文章之士”对于“文”与“道”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值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之士所关注的情性、文之“用”、“道”之体等，都已经在宋初“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那里有一定展开。不过，与宋代“文章之士”不同，两宋“道学之士”处理“文”与“道”关系时，大都以“求道”为目的，因此，他们对“文”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转向。一些理学之士为了方便地论及“道”与“文”的关系，或是把“文”的涵义扩大，或是把“文”的涵义缩小了，或是并不承认“文”的独立性，其目的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打压“文”的独立主体地位，而突出“道”的本体地位与支配地位。但是，作为理学之“道”毕竟是道德理性与伦理理性的范畴，而“文”除了因其在较早时期与“礼”结合而具有道德理性与伦理理性之外，即使其“文明、文化”义也与“道”有差异。因此，“道学之士”在处理文道关系时，往往着眼点是重视“道”体与“文”用之关系，极少关注“文”体与“道”体、“文”用与“道”用、“文”体与“道”用的关系。可以说，“道学之士”关注“文”与“道”的焦点，是以“道器”观为指导，而以研究“文”用与“道”体之关系为主。“道学之士”对“文”之关注以及对文道关系之处理，其目的和思维指向亦在此。

整体而言，能够注意到从文道关系的体与用层面等哲学高度来研究其本质与特性，就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而言是比较少的。这一现象说明，两宋“传统儒学之士”、“文章之士”的哲思深度较之同时代的“道学之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亦可知，两宋理学家使用归元思维与正名思维的方式，从事物的本体和功用层面对文道关系进行深入探索的历史价值，实际上达到了整个两宋文化思潮的最高峰，这一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宋代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宋代山水画；理学；绘画创作观念；影响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88-01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时期，其突出标志就是儒学的再度繁荣。正如陈锺凡认为：“兹言近代，自赵宋开始”。此时的儒学，我们称之为“理学”。理学在宋代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政治、思想背景，它以义理来注释经典，吸收佛、道方法，形成思辨特征，从而构建理论体系。而在绘画方面，我们更能清晰看出理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宋代绘画观念的深远影响。如：绘画的本质观，绘画的创作思维方式，绘画作品的布局和构图，审美观等。宋代山水画的发展，除了在画论中可以比照出许多理学精神，我们还可以从大量山水画作品中看到理学的渗透。宋人山水画以讲究“形似”、“格法”，以真山水来践行自己对于天地自然的那种“格物”精神，小到物理、法度、大到精神、境界，无处不彰显着人与自然山水真性情中那种“合内外之理”的“天理”思想。

一、理学启发下的宋代两种绘画本质观：院体画和文人画

众所周知，宋代是反映皇家趣味、宫廷生活的院体画与代表文人士大夫趣味的士夫画竞相发展、并行不悖且共同铸造中国古代绘画发展至巅峰状态的时代。这两种画家群体尽管不同程度的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但却有着不同的绘画本质观。院体画以伦理教化的写实观念为主，文人画以真实率性的写意观念为主。

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是统治阶级御用创作机构，而院体画就主要是由画院画家创作的以满足帝王等赞助人的审美趣味或日常需要的绘画。其凸现的本质是伦理教化的写实观念。我们都知道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必然会以各种手段与方法将物质和精神上的统治地位牢牢地攥在手中。在这里，绘画承载起维护帝王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篇就归纳出绘画的本质在于“成教化，助人伦。”画院画家的作品必定符合其“赞助人”的审美趣味，创作描绘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伦理教化内容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宋画中教化人伦的写实观念中的“写实”不仅是创作手法上对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的真实再现，而且指再现物象的理念，它符合画“理”。正是因为在理学精审物理的时代氛围中，山水画家郭熙、范宽等才通过画面空间，虚实关系的处理及笔墨技巧的运用达到再现自然的完美境地。

与院体画把绘画的本质归结为实现外部社会伦理功能的写实观念不同，文人画则把绘画的本质移至绘画的主体，认为绘画的本质在于满足创作者的情感需要，是创作者内心情感的抒发，即“情感论”。这种观念其实同院画的伦理教化功能一样，也是理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宋代绘画本质无论是在伦理教化的写实，还是在真情率意的写意上都是执守艺道一体、以道驭艺的理念，将道家思想作为绘画艺术的核心灵魂。

二、理学启发下的宋代绘画境界

宋代山水画由于绘画法度的成熟和技法的完备，意境的表达已经成为宋代山水画的主要言说方式。山水画的意境不仅表现在画面的文思上，更多时候表现在其笔墨意境中。在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化语境中形成了荒寒、古雅和诗意三种绘画境界。宋人对于绘画境界的观念主要是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进而扩展到院体画领域。理学以儒学为主，融合佛、道等精神境界必然对宋代绘画的审美倾向产生影响。其重道的心性修养，靠士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达到治平天下的目的是宋代绘画荒寒境界蔚然成风的重要原因。而宋人文人画家通过尚雅贬俗确立起来的审美趣味，不论是在构思上的静观的审美态度，造型构图上的重神似和简略，笔墨上的自然，色彩上的淡雅，共同昭示着文人画尚雅的绘画境界的意蕴，同理学影响下的宋代文化特质相吻合，也与荒寒境界有相同之处。诗意境界是宋代绘画境界的灵魂，也是宋元以后中国绘画的趋向。是宋学思潮的氛围中，文人画家将他们的审美趣味投射到绘画作品及绘画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合力作用的产物。

三、小结

理学是影响宋代绘画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宋代山水画的本质观、创作观和境界观。百代标程的宋代山水画之所以能够处于中国绘画发展的巅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宋学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启发，处处以物度理，以理度性，以景度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