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总结范文
时间：2024-01-02 17:26:29
移动支付总结篇1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区际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之势，备受关注，不同地区的居民享受差距过大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严重影响人口的跨区流动、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也势必危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变迁
1.改革开放前（1949-1976）
（1）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即中央决定收支规模与结构，中央对各地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有：全额补助、收入分享、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等，平均分配。
（2）“一五”期间，开始实行收入分类分成的管理办法，相应地，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变为：固定比例分成、调剂收入分享和专项拨款等，仍然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容易导致落后地区“等靠要”，发达地区“怠躲藏”，缺乏发展经济积极性。
（3）“”时期，1957年开始，实行总额控制的财政管理办法，逐步放宽地方的财政管理权限，要求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958年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财权。同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包括：企业分成、调剂分成、总额收入分成、体制上解和中央专项拨款等，由于根据各地产量调剂分成，导致“放卫星”泛滥。
（4）1961到1965年，强调合理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同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包括：体制补助、体制上解、中央专项拨款等，国民经济发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5）1966年―1976年的时期，财政体制频繁变动，总体上比较分散，先后实行了“收支两条线”、“收支大包干”、“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等管理办法，财政混乱，国家经济严重滑坡。同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包括：全额补助、包干上缴、体制上解、差额包干补助、体制补助等。
2.改革开放到分税制实行前（1977-1993）
从1977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围绕“分灶吃饭”展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变迁，按照主要形式的变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977-1979年，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改革，先后在多省进行了“固定比例包干”、“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等试点办法，为后期改革积累经验。期间，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包括：总额收入分成、专项拨款等。
（2）1980-1984年，国务院于1980年2月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从以前的全额、差额补助改为定额补助（上解），包括：收入分享、定额补助、定额上解、专项拨款。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积极性，打破了“吃大锅饭”，实现了“分灶吃饭”。但是，由于只改变了“统收”，没有改变“统支”管理，导致中央财力不足，支出负担加重。
（3）1985-1987年，国家推行“利改税”改革，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试图改善中央收支，结果是地方收入占比进一步增加，中央占比进一步下降。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包括：总额收入分成、定额补助、比例上解、定额上解等。
（4）1988-1993年，1988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拨款并未减少，且范围越来越广，而收入未见增长，支出负担过重，出现了“穷中央富地方”局面。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包括：收入分享、定额补助、定额上解、递增上解、专项拨款等。
3.分税制改革的过渡期原则（1994-2002）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成立了“国家税务总局”，划分了“国税”与“地税”及其分别征管18个税种，划分了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部在1995年颁布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设定各地区标准收支出总额，标准收入不能够满足标准支出的地区，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出现了以财力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雏形。为了分税制改革顺利实施，制定了过渡期基本原则：
（1）注意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以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为前提，不触及地方既得利益，只对增量部分重新分配，继续执行分税制改革所确立的四种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并积极创新，力求其更加科学规范；
（2）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向少数民族及财力薄弱地区倾斜，中央政府从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以缓解地区间经济差距所带来的财政突出矛盾，使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得到重新调整；
（3）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考虑各地区财政收入努力程度，注意调动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4.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200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将中西部地区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实施对象，所得税分享增加的中央收入全部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各地区之间统一分配，不再使用“过渡期转移支付”概念。2009年，财政部将原“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名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将原“财力性转移支付”更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将原“专项转移支付”中补助数额相对稳定的一般公共服务、教育、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项目，改列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目前，我国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管理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由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三大类组成。
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结构变动趋势
1.规模变动
2009-2014年，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均衡性转移支付从2009年的391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6732.40亿元，增长了4倍；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也由2009年的7399.2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4721.79亿元，增长近2倍，2014年有所回落；专项转移支付从2009年的12359.89亿元持续增加至2012年的18804.13亿元，2013年有所回落，减少到18446.94亿元，2014年有所增加，增长速度较缓慢；相对而言，税收返还占比呈下降趋势，2012年仅增长到5120.77亿元，2014年则减少至5096.34亿元，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2.结构变动
200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最高，为43%，达到12359.89亿元；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位于第二位，为26%，达7399.2亿元；税收返还所占比重位于第三位，为17%，达4886.7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最小，为14%，金额为3918亿元。2014年，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仍然最高，为39%，达到19941.33亿元，但占比已经下降4个百分点；均衡性转移支付位于第二位，为32%，达16732.4亿元，占比上升18个百分点；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位于第三位，为19%，达9939.28亿元，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税收返还所占比重最小，为10%，金额为5096.34亿元。
3.小结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2009至2014年期间呈稳定增长趋势，但各类别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变化较大。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从2009年的43%降至2014年的39%，但其比例仍占据第一位，表明专项转移支付具有重要地位；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在2009至2013年期间呈现小幅增长趋势，但2014年呈现下降趋势，占比从2009年的26%增长至2013年的30%，2014年占比19%；均衡性转移支付在2009至2014年期间有较大增长，占比从2009年的14%增长至2014年的32%，说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地位在逐年增强。而税收返还在6年间的数额变化不大，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由2009年的17%降至2014年的10%，说明没有调节作用的税收返还的影响在减小，中央通过其他三种方式调节各地财力平衡的能力在增强。
三、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其数量规模，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然而，实际效果如何，需要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建了一个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我国31个行政区的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来衡量各地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历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考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均等化效果。
模型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31个行政区历年财政收入、人口数量，中央拨付到31个行政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金额，各行政区历年用于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金额等。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效果，主要体现在各地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人均支出额上，本文用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S）作为因变量，检验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三个方面。相关数据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引入代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水平的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GTP）、人均专项转移支付（STP）和人均税收返还（TR），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PCG），代表地方政府收入能力的人均财政收入（PCR），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财政投入偏好（PF），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D）以及各省人口密度（PM），其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并进行相关整理。
本文所获取的原始数据均为名义值，这就需要我们通过GDP平减指数把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实际应用时以2005年作为基期，对各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处理。为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
2.计量模型的设定
面板数据是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结合，为了避免非平稳序列所造成的“伪回归”问题，应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面板数据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通过LLC检验，显示模型中各变量在取对数后，除了PM在5%的水平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所以不存在单位根，数据平稳。
GMM估计是基于模型参数满足一定的矩条件所形成的一种估计方法，更具有一般性，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考虑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对各省级行政区域上一年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反应，本研究将对代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模型将各地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作为因变量，将中央对各地的人均转移支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可能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投入偏好、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口密度，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检验过程与结果
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央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会有所不同，以及转移支付对各地区内部均等化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本文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GMM估计，以全面分析转移支付的有效性。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Pesaran检验和修正的Wald检验表明，各方程存在组间截面相关和异方差，表明本文选择GMM估计是恰当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4.结果分析
就全国范围来看，核心解释变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在1%水平显著，且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这两项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产生了正向的效果。而税收返还并不显著，没有体现出其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同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以及政府财政的投资偏好也表现为比较显著，尤其是政府财政的投资偏好，体现出地方政府投资决策会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重要影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均在10%水平显著，而专项转移支付并不显著，同时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和投资偏好也表现非常显著。中部地区更加侧重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其在1%水平显著，而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在1%水平显著，税收返还也不显著。
结合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应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和总量，细化应得转移支付的测量标准，对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限制，调整税收返还分配结构，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量返还，增加贫困地区的返还。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的标准和总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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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总结篇2
关键词：移动支付 价值链 趋势
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特点
中国人民银行的《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13年电子支付业务增长较快，移动支付业务保持高位增长。2013年，我国共发生电子支付业务257.83亿笔，金额1075.1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40%和29.46%。其中，移动支付业务 16.74亿笔，金额9.6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2.86%和317.56%。2013年，支付机构累计发生互联网支付业务153.38亿笔，金额9.2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06%和48.57%。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已突破万亿，达12197.4亿，同比增速707%。2013年三季度移动互联网支付份额中，支付宝以78.4%处于绝对优势，拉卡拉占11.5%，财付通仅占4.2%。移动支付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总体支付笔数和金额较小，但增长迅猛，显示出移动支付的巨大增长空间。在三种电子支付方式中，移动支付尽管增速快，但基数低，支付金额只占电子支付的0.9%（见图1、图2）。从支付笔数来看，也同样只占整体电子支付的6.49%，比例也不高。
二是小额支付居多。结合每笔支付业务的平均金额来看，2013年电子支付整体平均每笔金额为4.17万元，但移动支付平均每笔金额仅有0.58万元，只占电子支付的七分之一不到。这说明移动支付方式多为小额支付。
三是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移动支付领域，第三方支付虽然成为移动金融炙手可热的业务，但在移动支付金额上并未体现出与其热门程度相匹配的水平。虽然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已经破万亿，但仅仅占整个移动支付金额的12.65%，占比较低。其次，第三方移动支付呈现出寡头垄断局面，支付宝一家独大，占比高达78.4%。行业前三名合计占比高达94.1%，充分说明第三方移动支付机构发展极不平衡。
四是支付方式以远程支付为主，NFC支付发展相对滞后。以移动运营商手机近场支付为例，由于一直受限于技术、政策、商业模式等原因，手机支付发展非常缓慢。直到2012年，央行明确13.56M为手机近场支付的标准，正式结束了之前漫长的标准之争。截至2013年底，根据工信部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三大运营商手机支付用户仅为366.3万户。
移动支付价值链的构成
Michael.E.Porter（1985）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他提出价值链是原材料转换成一系列最终产品并不断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增值的环节或链条。“价值”是用户对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认同并愿意支付对价。Pete Hines（1998）把原材料和顾客纳入价值链，将满足顾客对产品的需求作为分析的起点，沿着企业生产经营环节逐步向前推进。Jefery F.Rayport和John 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的观点，认为通过信息的收集、组织、选择、合成和分配，企业可以创造价值。Gadiesh O 和 Gilbert J L（1998）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发掘企业的利润空间，提出了产业价值链的概念。产业价值链的存在是以产业内部的分工和合作为前提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扩大价值增值流量。Adrian Slywotzky则将传统的供应链转变为价值网，强调在多家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多条价值链成员之间建立起协同的业务关系，利用彼此的互补优势和资源，共同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结合移动支付产生发展的信息技术环境，产业价值链和价值网理论可以为分析移动支付价值链提供思路。
目前，我国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中，支付主体是消费者和线下线上商户，主要支持和参与方有金融机构、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软硬件供应商及周边企业。产业价值链中的各方在移动支付中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为消费者创造增值价值。移动支付价值链的起点，应该是消费者或客户的支付需求，经过移动终端及其支持方，通过各支付机构完成支付，终点是商户（见图3）。
（一）客户的需求是移动支付价值链的起点
客户的需求是移动支付价值链的起点，只有对客户的需求有着极强的洞察力，才能真正把握机会，为客户创造价值，并获得利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者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金融消费需求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普惠、平等、民主、共享、交互等特点。移动金融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入口和发展方向。从移动金融消费者类型来看，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消费者，随着人们对金融服务要求的提升，快捷的支付、便利的投资方式、超低的投资门槛、高度的流动性、较为可观的收益率以及方便的小额融资，成为消费者的追求。因而，第三方支付、余额宝、金融产品的搜索比价、在线记账理财、P2P小额贷款、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市场快速扩大。快捷便利的转账、还款、网络购物、生活场景支付未来将会是消费者进行移动支付的重要推力。二是机构消费者，它们需要通过移动互联网对传统服务进行优化和再加工，如：提供快捷支付结算、融资、终端设备、应用软件、后台支持、数据挖掘、风险把控、需求分析、产品再加工、服务优化等服务，以便有效甄别优质客户，建立起新型的营销服务模式。在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消费者不再局限于大型优质客户，广大中低端客户覆盖面更广泛，需求更为复杂，也更为个性化，它们处于移动支付的起点，因而移动支付服务商需结合移动互联网经济特点进行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
（二）移动终端作为消费者进行支付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移动终端作为消费者进行支付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软硬件、功能上必须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移动支付需求，并且围绕这一核心价值提供增值服务。这种移动终端包括目前广泛使用的智能手机、掌上电脑、IPAD等智能移动终端。市场将出现更多的产品，带有更丰富的功能，并可以运行在多个不同的网络上。价值增值会要求智能移动终端将包含以下功能：运行操作系统；可接入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服务；为应用开发者提供标准的界面和平台；支持音乐、视频、游戏、照片、互联网浏览和消息发送等高级数据功能，甚至需要有更多的功能创新。国外已经出现通过iPhone的耳机插孔的磁场作用在传统刷卡终端进行刷卡的智能终端，也有一些替代信用卡的产品，通过置入卡片的信息，不需要额外的手机硬件即可实际付款。2013年9月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Android系统机型在售数量超过千款。追求便利生活一直是资通讯技术进步的动力，尤其在移动连网技术成熟、智慧型手机普及后，让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手机程式APP的多元发展，移动装置所能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移动支付服务软件将得到进一步拓展，例如，多平台的客户端软件，各大银行件及各种支付APP软件、网络支付安全软件等。越来越多的网络周边企业开始在无现金支付领域推出了革新产品，这几乎将智能手机变成了信用卡。
（三）银行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
银行不仅自身直接在产业价值链中充当结算方，同时也是其他移动支付平台所依赖的重要支付渠道。首先，银行通过手机银行APP、SIM 卡贴膜、RF-SD 卡等技术方式，实现远程或近程支付等方式，直接接入自建的电商平台或线下应用场景的商户，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并借此支付结算服务获得手续费收入，同时获取海量用户和交易数据，增加客户粘性，形成资金闭环，降低物理网点经营管理成本。银行在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中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增值主要体现在缩短了客户支付链条，使支付过程变得简单、快捷、安全，满足了客户的快捷安全转账、支付的需求。其次，银行在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远程支付中，往往充当其最终支付渠道和后台。尽管在近场支付和部分小额支付方面，运营商和第三方机构几乎可以越过银行，但大额支付转账和部分绑定银行账户的快捷支付却必须依赖银行。银行因此也参与到这些延长了的支付价值链中来。来自于SP及商户与移动支付平台发生结算时所支付给银行的手续费，来自于移动用户与移动支付平台发生结算时所支付的银行手续费，都构成了银行的收益。在这里，银行给客户创造的价值则是资金的安全保障，给支付机构创造的价值是规避政策和监管风险、提供清算服务。
（四）移动运营商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不可或缺
移动运营商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提供网络接入运营与增值业务、开展移动支付服务。移动网络接入业务是运营商的基础性业务，也是移动支付业务的前提。运营商通过提供优质的接入服务和增值服务，为客户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并获得流量和增值业务收益。此外，运营商还可以为客户提供便捷的移动支付服务，包括近场支付和远程支付。运营商在手机近场支付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利用手机话费或其支付账户购买小额商品或服务，前提是客户在支付前需完成对支付账户的充值，运营商建立自己独立的账户和资金清算等系统。这能够满足客户的便捷支付需求，刷手机即完成支付，手机号码即私人账户。同时，运营商也可以借助银行渠道开展远程支付业务。移动运营商的盈利主要是来自SP及商户的销售收入分成、移动支付平台手续费。随着运营商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深入，其价值创造与收益有望进一步增加。
（五）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属于价值发现和创造者
第三方支付机构将移动支付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生活场景结合起来，可以把第三方支付的功能和优势充分发掘出来。微信春节“红包”的走红、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支付大战都吸引了消费者足够的眼球。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移动支付机构已基本完成线上收单市场分割，线下收单商户争夺将成为下一步的重点。这说明了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不断地在发现和培养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并率先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在小微商户方面，微信和支付宝短期内将通过在线推广商户标准收单方案，实现大规模商户渗透；在大中型商户和行业应用方面，微信和支付宝需要建立渠道、机构为特定商户、不同行业提供特定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尽管第三方支付机构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价值创造，但归根结底还是通过满足客户的便利快捷支付，节省客户时间和支付通路费用、提高支付结算效率，从而也充分体现了移动支付的价值。在第三方支付商的移动支付价值链中，存在两条路径：自建支付账户和借道银行账户进行快捷支付。前者有支付宝，后者有微信支付。自建支付账户由于缩短了价值链，提供信用担保，因而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借道银行账户则需要负责连接移动运营商、银行和商户，通过自身的交易平台实现跨银行的远程移动支付服务。价值链延长需要各环节分享收益，因而获利略低。
（六）终端商户是价值链的终点
商户的类型和业务范围较为繁杂和多样化，包括电商平台、餐饮娱乐业、网站、零售商、公共交通、停车场、电影院、航空公司、物流公司等各种类型。它们在产业价值链中既创造价值增值，又从价值链上游获得增值服务。首先，商户是移动支付价值链的消费拉动力量，能够通过自身品牌、产品和服务、价格优势、渠道优势、促销活动等创造和吸引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消费行为的创造者。如果从商家对客户的影响来考察，它甚至可以成为消费活动的起点，当然也是支付活动的终点。所以，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商户的价值创造可以是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比如价格促销，就可以通过向顾客让渡一定的价值，鼓励更多的消费和支付，而便利的消费渠道和支付则可以为顾客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节省市场信息搜索比价成本。其次，各商家纷繁复杂的业务类型，需要安全、便利、节省的移动支付业务或支付清算解决方案。这需要依靠移动支付价值链的上游予以提供。例如，用手机在自动售货机上购买饮料则需要支持手机付费模块的自动售货机；用手机打车需要上游提供打车APP和移动支付系统，购买电影票则需要支持移动支付的票务App。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作为O2O应用的商户，显然享有了上游企业创造的增值价值，并向他们支付了对价。
可见，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在创造自身价值，在为产业价值链上下游提供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人支付的对价。
移动支付价值链发展趋势与对策
（一）价值链会进一步延伸，需提供更多的价值创造和应用场景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深入发展，移动互联网将会成为互联网金融下一步的发展重点。移动互联时代的用户使用行为、消费习惯将出现新的变化，用户可能会加速从PC端交易向移动端转移。来自易观的预测数据显示，2014-2015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将分别达到3850亿元、7123亿元，增长率分别为72.6%、85%。移动支付的快速增长，用户支付行为和习惯的改变，必将使得移动支付价值链得到丰富和延伸。因为移动互联网相比PC端更加便利的使用环境，会带来更多的用户需求。围绕用户的价值创造会更多、更专业、更人性化、更便利。一方面要求现有移动支付价值链进行延伸和升级，比如需要构建更多线下应用场景，完善O2O商业模式，引导用户从转账、汇款等纯资金业务转向消费交易。目前，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支付宝和财付通都花费重金开展补贴营销，力图通过打车软件、地图搜索等强大的流量入口，与线下商家合作，将移动支付切入为数众多的本地生活服务，培养用户移动支付的消费习惯，构建完善的支付场景，提供更为便利、节省的消费和支付。另一方面，要求现有价值链进行整合创新。随着移动支付的高速发展，消费者对价值链中以前并未提供的增值服务可能会有新的需求，价值链的整合创新也就成为必然。比如，原有的移动支付总体规模并不大，且以小额支付为主，未来随着支付规模扩大和大额支付的出现，现有支付价值链的安全问题必将受到消费者的普遍重视，这需要新增价值链的安全环节或节点。
（二）价值链上下游关系复杂化而形成价值网，需建立协同的业务关系
随着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普及以及支付技术的进步，移动支付将代表电子支付未来发展方向，从而迎来爆发式增长。客户和商户的多样性和大规模增长，将对现有移动支付价值链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价值链上的主要竞争者，即银行（银联）、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形成新的移动支付竞合生态，抢占价值链的有利地位，其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位置也并不稳定，有可能借助业务创新，使得整个价值链的竞合关系复杂化，甚至打破原有价值链，形成复杂的价值网。
比如：2013年6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别联手中国银联推出移动支付平台TSM，推进NFC近程支付产业链发展。2014年初，上海地铁、中国移动、浦发银行三方在地铁、通信、金融领域进行了一次跨界合作与创新突破，基于PBOC金融行业标准，共同对原中国移动手机钱包予以全新功能升级。首次将手机卡、银行卡、地铁支付三合一，升级推出全国首个融合移动支付、金融服务、地铁出行的“中移动浦发手机支付地铁应用”服务。这种NFC手机还具有基于移动近场支付的金融消费功能，支持2万多个吃、穿、乐、行等各个生活场景商家、16万台银联“Quick Pass”（闪付）POS机，能进行1000元以内的小额快捷支付，可进行大额消费信贷联机交易，为消费者提供了真正的移动钱包。这种合作已经开始突破原有价值链，形成了价值网，为多层次移动支付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探索。未来，只有在海量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多条价值链成员之间建立起协同的业务关系，在优势和资源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纵向横向联接的多层次移动支付价值网，才能充分满足商户和个人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移动支付需求。
结论
移动支付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总体规模也不大，且多是小额支付，但其面向的长尾客户范围广，客户的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特点突出，因而影响广泛而深远，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价值链已悄然形成。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客户是整条价值链的起点，其支付需求得到充分的挖掘，并成为移动金融的突破口，体现出巨大的价值。银行在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中依然处于核心环节，它是联接价值链上下游的关键通道，其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体现在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快捷安全转账、支付服务和产品上。移动运营商、移动终端设备软硬件供应商及周边供应商为移动支付价值链提供基础设施，并获得价值增值收益。移动营运商还越过银行等媒介，借助自己独立的账户和资金清算系统，通过缩短支付链条实现多种价值创造。第三方支付机构是价值链的创新者和推动力量，除了本身在价值链中创造高效的支付方式以外，还推动了整条价值链的形成与整合。此外，商户既是价值链的终点，也是支付需求的拉动力量。移动支付价值链的各环节均在其中创造了价值，并通过价值链得到了价值实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价值链。
目前，虽然我国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已经初步形成，但价值链的功能较为简单，特别是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依然较为欠缺，导致其价值创造总量不足，制约了价值链的发展空间。而且，现阶段的价值链面临日新月异的业务创新，以及潜在的政策变数，稳定性较为脆弱。未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O2O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移动支付应用场景的广度和深度会大大加强，相应地，移动支付价值链会出现进一步的延伸、整合、创新和完善，最终形成功能齐全、上下游关系复杂、效率更高、更为稳定的价值网，以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支付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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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总结篇3
>> 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 浅谈移动支付的应用以及发展前景 对话高层 畅谈移动支付发展前景 数字移动电视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投资型寿险的发展前景与风险防范 关于移动通讯发展前景与相关策略分析 第三方移动支付的风险与监管对策 移动支付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对策 浅析智能天线在移动通信中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移动电视的传播特性和发展前景 移动医疗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探析 移动医疗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初探 对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 金融监管发展前景 基于NFC的身份识别支付一卡通的发展前景 移动支付，前景与忧虑并存 数字水印发展的历史与发展前景 月季的发展前景 汽车的发展前景 移动信息时代通信发展前景与技术探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从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可以看出，我国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引领全球移动支付的“风向标”，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支付市场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如果对其运行过程监管不力，蕴含的各种风险亦会相继爆发。确保我国移动支付健康、持续发展，亟待建立和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本文就此展开研究。
二、我国移动支付迅速发展的成因
1.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物质基础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TAM），一项技术创新被应用后，消费者是否接受与使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前者是指消费者使用该技术创新能感知可能为自己的生产生活带来效用的提升；后者是指消费者正常使用该项技术创新需要投入时间、精力进行学习的难易程度（Davis，1989）。〔2〕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是移动支付发展的物质基础，如绑定手机与手机密码、采用手机指纹等技术为移动支付的产生和被消费者迅速接受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当前金融科技正致力于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有当用户真正感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生活的方便与易用才会逐渐接受并持续使用，比如伴随近场支付所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发展，在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与合适的APP帮助下，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完成生活中的各种支付场景：付电话费、公交卡充值、水电煤气缴费、火车票订购、网上购物支付、线下购物支付、打车等。“手机在手，支付无忧”毫不夸张，移动支付因此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由一个革命性概念变成迅速普及的支付方式。
2.市场强大需求的助推
根据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TAUT）对TAM模型与TAM2模型的拓展，综合分析一项技术创新被应用后给消费者带来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与便利情况等（Venkatesh，2000）〔3〕，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消费者接受与使用移动支付为其带来的诸多效用，也能够表明移动支付的确迎合了市场需求。分布式支付场景的出现、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支付方式的多元化，要求支付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行，以满足广大消费者随时随地购物和支付的需求。移动支付自身的高效便捷性迎合了现代社会追求方便快捷的需求，填补了传统支付留下的效率空白，所以满足了国内支付市场客观变化的需求。与传统支付手段相比，移动支付缩短约10%-40%的交易时间成为各方追逐竞争的主要动因。对消费者而言，高效、便捷是实现体验式消费的有效途径；对商家而言，不仅缩短交易时间、增加交易额，更重要的是加快了资本循环与周转，提高了商家的经济效益与效率；对跨境支付而言，移动支付的优势更明显，全球支付市场都青睐效率高的移动支付。相对而言，传统商业银行基于其风险最小化原则设计支付系统，因灵活性不高，支付效率偏低，满足不了快速支付的需求。移动支付顺势而为，填补了传统支付留下的效率空白。
3.支付清算体系创新推动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创新具有相对优势以及复杂性、兼容性、可试验性与可观察性等特征，它们将直接影响用户采用新技术与否的态度。尤其是相对优势明显的创新项目，即新技术创新应用能够给用户带来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交易效率的好处（Rogers，1995）。〔4〕与其他支付方式相比，移动支付是创新性应用，顺应了当前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创新与发展的需要。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发展的关键在创新，创新不仅可以提升支付系统的效率和适用范围，促使非现金支付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创新可以使清算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支付市场发展不足，很多人得不到银行服务或者金融机构本身服务能力不足，这为移动支付提供了巨大发展与创新空间。在整个亚洲市场，移动支付发展非常迅速，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左右，中国、韩国、日本等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近几年来国内各大机构为了角逐移动支付这一支付蓝海纷纷投入巨资加大其研发力度，不断推出创新性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比如不同类型金融支付机构相继推出了非接触式支付卡：中国工商银行与百盛集团共同发行了牡丹百盛信用卡等移动支付方式，以适应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需求。同时其平滑无缝的操作兼容性将支付与物流整合为一体，电商公司将购买、支付和送货整合为一次性完成，节省时间，提升用户购物体验，有助于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持续使用，而且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再向消费者精准推荐偏好产品与服务，既可以有效培育顾客对产品与服务的忠诚度，又可有效拓展自己的客源，增加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频率；随着数据加密和唯一识别码技术的运用还能够有效地保护用户的隐私与资金安全，而且区块链和分布式总账技术将实现整个交易系统更安全。上述创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移动支付的飞速发展。
4.政府重视与支持下的制度保障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一国经济社会良性快速发展的前提，为此，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政策措施，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为了加快供给侧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普惠式金融、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而移动支付制度创新有助于加快一国普惠金融、包容性发展、微金融发展及非现金支付的发展；移动支付在加快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增加就业，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服务质量与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增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与竞争力。但是，S着移动支付内涵向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不断延伸，在鼓励移动支付创新的同时，监管机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监管，适时界定移动支付的创新边界，推动移动支付产业健康发展。为此，2015年1月央行了《关于推动移动金融技术创新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自2015年6月1日起，境内符合条件的机构可以申请“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公安部等十部委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被称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基本法”；2015年7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6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发改委了《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等等。
三、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
上述有利因素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我国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使之不仅成为支付清算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源头，而且成为引领全球移动支付的“风向标”，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1.移动支付多元化发展、业务持续性增长
移动支付产品多元化发展且业务持续性增长将成为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的“新常态”。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支付产业在全球飞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目前国内移动支付巨头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百度钱包等通过采取投入大量资金补贴用户与商家的办法争夺移动支付“蓝海”。2016年2月苹果公司的Apple Pay进入国内市场，引发华为、小米等手机巨头开启自身移动支付的公测。基于移动支付服务便捷、高效，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支付市场发展需求的优势，国内移动支付产品从传统远程支付、二维码支付、NFC近场支付、蓝牙支付、声波支付到外接刷卡器等，基本形成了多元化格局。根据Gartner的数据显示，2012-2017年，全球移动交易总量和价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35%，全球移动支付市场规模2017年将达到7210亿美元，用户数将超过45亿。①
我国早在2013底国内手机网民已超过5亿，同比增长20%左右，占总网民数的40%；手机支付用户达到125亿，同比增长126%，占手机网民总量的75%。2015年，我国大约有一半网民，接近358亿人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比2014年增加近70%。全球著名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Ipsos）联合支付宝的《2013年中国消费者如何看待移动支付报告》显示，已有86%的受访用户尝试过移动购物，移动领域将成为支付与电商的核心市场。②中国人民银行的《2013年支付系统运行总体情况》则表明，2013年全国移动支付业务量达1674亿笔，交易额96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和318%。另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移动支付业务量为4524亿笔，交易额达2259万亿，同比分别增长170%和134%。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2015年支付系统运行总体情况》提供的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达13837亿笔，交易金额为1082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86%和37906%。2015年中国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而根据比达数据中心的《2015年度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研究报告》，2015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总规模达931万亿元，其中支付宝和财付通两家占据了移动支付90%以上市场份额。第三方支付：先清牌照再发展.http：//.cn/money/bank/bank_hydt /2016-04-18/doc-ifxriqqx2917793.shtml.支付宝2017年1月4日的2016年中国人全民账单数据也显示：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国人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16年，使用了支付宝的实名用户有45亿，71%的支付笔数发生在移动端，有10亿多人次使用“指尖上的公共服务”。其中80后、90后是移动支付的主流人群，80后人均支付金额超过12万元，90后使用移动支付的人数占比高达91%。〔5〕
2.移动支付客户粘性将进一步提高
从数据分析看，移动支付客户粘性将进一步凸显，有替代传统电子支付的发展趋势。移动支付客户粘性也即移动支付客户持续使用问题，Oliver（1980）的研究认为，用户是否再次购买某种产品或持续使用某种服务的关键在于其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6〕移动支付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以及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客户体验式消费需求的模式，将助推移动支付客户粘性进一步凸显，从而有替代传统电子支付的发展趋势。在美国，移动支付虽然早期发展相对比较慢，但电子支付与移动支付领域的收益却占全部支付收益的35%左右，到2018年移动支付收益可能与传统支付收益平分秋色。而在发展中国家，消费的能力越来越强，消费更趋年轻化。年轻人热衷新技术，灵活求变，愿意体验全球支付的创新与服务，尤其偏爱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智能手机的出现使“闪付”“当面付”等便捷支付方式受到青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移动支付机构、传统金融机构、银行卡清算组织以及互联网企业等参与各方适时推出了方便民众生产生活的支付服务，如与打车、商场、医院、旅游、餐饮等消费类行业的商户合作，引导消费者逐渐从传统支付方式转向移动支付方式。目前国内比较典型的支付方式是通过扫描二维码、绑定账号等以支付宝、微信进行支付，苹果公司最近也在中国市场推出了Apple Pay，这些方便民众生产生活的移动支付方式的迅速发展，将最终成为主流支付方式，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进一步增加移动支付客户粘性。
3.移动支付正在成为一种全新商业模式
移动支付已经被电商、银行和支付机构等作为新商业模式，成为迅速占领市场的“利器”。根据情境理论分析，互联网、大数据及电商是一种全新消费情境，具有突破地理、时空限制等优点，极大地简化了消费环节，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消费时信息非对称问题，提升了用户消费的可得性与时效性（Belk & Ajzen，1975）。〔7〕支付是资金流动的一种方式，而资金流动是经济活动最直接的反应。电商、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资金流动，提高了精准掌握客户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的能力，有利于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进行精准营销。这意味着移动支付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提供资金往来流通服务，更重要的是，电商、银行等机构可以进一步深挖支付数据所蕴藏的其他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其他增值服务。
从发展趋势上看，未来支付发展空间不在支付本身，更多的在于衍生业务，这也是电商平台为什么要大力推广支付业务的重要原因，因为电商可以借此打通购物、支付、邮递、金融等服务。移动支付作为支付行业最具有竞争力和潜力的支付方式，无疑成为电商、银行等机构大力推广与争夺蚕食的蛋糕。传统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趋势明显加快，新型非银行支付中介也在快速银行化，二者都在角逐主导未来移动银行的地位。不管结果如何，未来主导移动支付的机构必是大量利用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和实时支付体系的综合性机构，移动支付业务必然是新型金融生态体系的核心服务内容，谁在移动支付市场拔得头筹，都将拥有占领和开发的“利器”。
4.支付场景与服务成为未来移动支付主战场
未来移动支付发展的强有力引擎在其消费服务场景，市场竞争将逐渐转向支付场景与服务的争夺。国内早期移动支付的竞争主要是入口之争。201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实施了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制度，首批发放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从每年发放牌照的数量看，2011-2015年发放的牌照数分别为101家、96家、53家、19家和1家，从中可以看出2011年与2012年是高峰期，之后明显放缓，2015年只发放了1家牌照。随着牌照发放的收紧，2016年以来，支付牌照收购案频发。2016年2月，小米科技6亿元左右购买捷付睿通65%股权；2016年5月，新大陆68亿元收购国通星驿；2016年8月，美的集团3亿元左右购买深圳神州通付50%股权，恒大集团57亿元收购广西集付通；2016年9月，唯品会4亿元左右收购浙江贝付；2016年10月，键桥通讯945亿元购买上海即富45%股权。经过几年的跑马圈地，国内移动支付入口之争基本告一段落，初步形成了我国移动支付的市场格局。
随着国内移动支付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支付市场格局的初步形成，国内移动支付巨头正在将竞争重点逐渐从一开始的线上转向线下以及线上线下互动，大力拓展移动支付线下应用场景。国内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移动支付的场所也越来越多。进一步的，阿里巴巴在积极打造其商业生态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场景化支付；支付宝正在积极布局线下移动支付场景，加强线下超市、便利店、餐厅等日常消费场景中移动支付的应用；为了抢占市场，支付宝甚至为线下商户免费安装扫码枪，费率也比其他传统线下支付工具更低；此外，支付宝还积极布局海外移动支付应用场景，适时推出了支付宝退税等便民服务，同时与万豪集团展开合作，开拓酒店移动支付场景，万豪集团分布于全球的多家酒店陆续推出了支付宝服务。国内移动支付的另一巨头腾讯金融也不甘示弱，积极布局移动支付场景与服务，2015年初腾讯金融与便利店品牌7-11开展合作；2015年6月，与中石油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及O2O等业务领域开展大力合作；2015年7月，财付通宣布QQ钱包与滴滴打车合作，滴滴打车App正式接入QQ钱包支付，全国多数城市用户可使用QQ钱包支付打车费用。此外，京东支付等也在积极拓展自己的移动支付场景服务业务。
四、我国移动支付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移动支付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我国金融深化进程，方便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移动支付尚属新生事物，在密码管理、通信安全，备付金管理、无牌照支付机构的禁止与取缔、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可能面临诸多风险，比如预授权冲正交易、预授权套现、跨境移机套现、各种套码造假行为不断升级、商户收不到结算资金等违法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使移动支付的安全与健康发展成为监管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关注的问题。
1.移动支付的负外部性凸显
负外部性主要是指某经济主体行为的活动给他人或社会带来损失，而且无需为此承担成本（刘越，2010）。〔8〕支付从来不是支付本身的事情，一方面消M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后需以资金流动这一进程作为终结；另一方面支付又是商家、支付机构、银行等分析消费者行为的起点。纵观移动支付发展进程，与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移动支付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负外部性突出。一旦移动支付机构的风险增加，不但可以在支付系统本身快速传导与扩散，而且往往会迅速波及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目前我国的移动支付机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第三方相对中立的机构，为集团内部服务的趋势已愈加明显，这显示一定的“系统重要性”。如果风险累积一旦达到临界点后爆发，可能影响整个企业集团，严重的可能波及其他产业或全社会。科学、合理地监管移动支付，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不但不是背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是防控市场化风险的必要补充。
2.无牌照移动支付机构依然存在
支付业务顺利运转不仅是支付市场本身的内在需要，还关乎广大消费者的资金安全，乃至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秩序。根据感知风险理论，由于信息非对称与复杂的行为情绪等，用户很难准确预测消费行为对其带来的效用水平，可能出现用户实际消费效用低于预期的问题，若用户在消费决策时或消费过程中感知到这种风险的存在将影响其正常使用。Jacoby等（1972）将感知风险分为社会风险、绩效风险、经济风险、心理风险与身体风险五个维度。〔9〕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支付业务实行特别许可制度，只有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机构方可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开展支付业务。但事实上现实中一些没有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机构也在开展支付业务，给移动支付市场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隐患，一些商务平台也曾经因为支付问题给客户带来风险。无牌支付机构由于无需遵循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无需承担制度遵守成本，给正规持牌支付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严重影响了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的正常秩序，不利于其良性、有序、健康发展。由于没有监管机构对其监管，无牌支付机构在硬件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都可能不会有足够的投入，一旦出现问题，客户资金安全便存在很高的风险。如何取缔无牌照移动支付机构是当前我国移动支付市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行业规范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可以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一个新兴市场，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没有统一的移动支付行业标准，以至于市场上有多种移动支付平台，浪费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平台之间不能开展有效沟通与合作，阻碍了整个移动支付产业链的大规模有序拓展。而且移动支付涉及环节比较多，如支付企业、银行、手机运营商、软件运营商、电信运营商等，但多方参与者之间并未形成可持续、各方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明晰的权责分担机制，造成业务拓展和竞争局限于低水平“跑马圈地”阶段，形成一条完整成熟的产业链的道路还比较漫长。
另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监管面临的最大问题。法律由于没有明确规定移动支付交易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及交易中滞留资金的安全管理、证据确认和责任承担等，更没有建立良好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消费者的隐私权、财产权、举证权等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4.客户备付金安全事件频发
2015年底，我国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总量已经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增长60%。尽管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用、占用、借用客户备付金、不得擅自以客户备付金为他人提供担保”，但是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造成资金链断裂的重大事件时有发生。对此，2015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表示将改革客户备付金存管制度，整顿支付机构参与银行间资金清算和各类跨业经营活动，切实保障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
近期，监管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有规定，分别注销了部分违反备付金规定的移动支付机构，但如何有效管理备付金问题仍然没有从制度层面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支付机构几乎都是同时与多家银行在备付金存管上进行合作，其中支付宝合作的银行多达24家，这既不利于风险控制也不利于监管。探讨备付金集中管理制度建设应是当下监管机构和移动支付业界需要共同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五、健全移动支付监管体系的对策建议
1.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可以预见，为了参与竞争以及进一步拓展市场，移动支付领域将不断开展业务创新并实现产品创新以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移动支付发展实践也说明，伴随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出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若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势必制约移动支付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大力鼓励移动支付创新的同时，监管机构也要严格履行职责，适时界定移动支付创新边界。2016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及互联网金融并且态度不断转变，由“促进发展”到“规范发展”，显示了中央政府对发展与监管的高度重视。未来监管层在跟踪互联网金融发展一段时间后，应重点关注和推进行业规范发展，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或风险的大范围传导。
2.构建良好的监管制度，监管当局应有所作为
良好的移动支付监管制度的确立不仅不会抑制移动支付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可以确保移动支付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对于移动支付这一新业态除了应给予必要的发展空间，还应做到金融风险可控，避免危及国内金融稳定与发展。对此移动支付的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各金融管理当局应有所作为。移动支付行业提供的主要是资金支付结算和清算功能，其本身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范畴，所以应统筹协调监管职责，适当借鉴国外监管模式，细化各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消解移动支付交叉业务的监管真空，对移动支付业务进行全面监管。其他各监管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连续跟踪监测移动支付类别、业务规模、违法违规事件等稻荩从中分析总结移动支付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为将来明确是否监管或如何监管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撑。〔10〕
3.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体系与移动支付产业统一标准
为了规范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已陆续出台。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监管框架，明确了各类互联网金融活动的边界，规定了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监管职能分工，从而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的初步形成。2015年12月又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各省市地区金融办、工商局、公安局等相关机构加强对P2P网贷的监管力度。
除此而外，应充分考虑我国移动支付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合理借鉴国外移动支付标准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移动支付的统一标准。该标准除了应涉及13.56MHZ SIM PASS和2.4GHZ RFID-SIM标准、安全标准、终端标准外，还应包括整个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协调、管理、监督等。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联合移动支付产业各参与方建立统一的产业标准。在现有监管体系架构基础上逐渐完善行业监管，继续加大力度指导行业有序健康发展，合理解决支付市场违规问题，营造有序健康的受理环境，进一步加快形成助推移动支付产业升级的长效法律机制。
4.强化行业自律
移动支付行业管理协会是监管部门有效监管的补充，有助于实现对移动支付的全方位监管。一般而言，一个行业进入创新活跃期后，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是最初的市场秩序维护者，可以根据行业发展程度及出现的问题，自发发挥准监管职责，制定科学、及时、有针对性的行业标准，运用市场化手段约束并规范移动支付行业的创新行为。因此，行业自律组织应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时制定并逐步完善统一的行业标准。一旦形成统一标准，将大大减少行业发展中的欺诈、套利等乱象。除此以外，行业自律协会可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认知水平，使消费者能够区分合法机构与非法机构，认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支付的差别；认识支付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区别，知晓支付机构不是银行，第三方支付只是支付市场的补充者；认识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机构与非持牌支付机构的差别等。〔11〕
5.鼓励参与主体共同解决支付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建立良好的移动支付生态环境只靠一两家参与主体是不现实的，只有所有的参与主体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做大做强整个产业，实现互利共赢。目前我国移动支付产业链包括芯片厂商、银联、银行、电信运营商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各参与主体应加强自身建设，做好移动支付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进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实现资源共享，联手共筑安全防火墙，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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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总结篇4
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转移支付目标、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转移支付效果实证检验以及转移支付方案设计等四个方面。本文将在理清已有文献思路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均等化、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王元，2009)。其中均等化目标是最主要的，也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均等化准确地说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明确：一是确定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二是确定均等化程度。
关于需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将政府提供的全部公共服务纳入；二是只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李金珊等(2008)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会随着时间、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渡到“一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进入“最终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内学者在早期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刘溶沧，1996)，但对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未强调，随着探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公共服务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定，所以之后的文献主要是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朱玲，1997)，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正式确定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国内学术探讨的重点落在了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上。
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的具体范围存在争议。刘尚希(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与低层次消费需要有直接关联的；二是人们无差异的消费需求。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随时间、地点变化，当前主要为教育、医疗和住房。马国贤(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那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相关的，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财力切实加以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诸项目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公共服务。安体富等(2007)将国内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表述总结为三种观点：一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二是指纯公共服务；三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最低范围的公共服务。但他本人并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指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纯公共服务。许多文献还用例举的方式表达了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
关于均等化程度，马国贤(2007)将各国的做法总结为人均财力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公平等三种基本模式。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2007)认为，均等化目标初级阶段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级阶段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是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提出了五种运行模式：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人口均等化模式、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力一支出需求均衡模式。安体富等(2007)则将其总结为三种标准：最低标准、平均标准、结果均等，并认为这三个标准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一开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后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结果均等。
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的确定是一个动态过程，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基本公共服务应只包括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并采纳较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拓宽，标准也不断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时，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可拓展为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并采纳结果平均标准。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项目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即在同一时点上，有的项目采用最低标准，而另外一些项目可能采用结果公平。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国家可控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全部公共服务纳入均等化范围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务项目均等化程度应该有所差异。当前我国真正意义上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可以从《2008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找出我国在实践中执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在计算标准支出时，该《办法》选取的项目主要有：行政、公检法、教育、文体广、卫生、农业、林业、城市维护、基本建设、离退休、村级管理和其它支出，这可理解为均等化目标下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计算每个项目支出标准时，采用的是全国平均支出水平标准，这正是均等化目标下的均等化程度。笔者认为，我国实践中的做法虽然简便易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将林业、离退休作为单独项目列出，但环保、社会保障和科技等重要项目却未单独列出；所有项目都采用全国平均水平标准，没有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项目确定等。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均等化程度。第一，明确中央政府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从理论上讲，公共品和私人品有一个最优组合，据此可计算出政府应控制的资源，然后按中央掌握财政收入的比重计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再减去中央本级支出和其它目标的转移支付，剩下部分就是可用于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总额。在实践中可以利用GDP和宏观税率计算政府控制的资源。第二，在转移支付总额约束下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均等化程度。各项公共服务对人们的影响不同，对那些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应优先提供，其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后为影响人们享受需要的。从程度上讲，影响人们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都应达到较高水平，而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采用较低水平。根据上面思路，笔者对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出判定。
二、我国转移支付模式和方式的选择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模式只有两种：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纵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解决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能力差异以及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所存在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问题(刘溶沧等，2002)。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财政能力强的地区既可能直接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也可能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时中央政府获得较大部分，使得财政能力强的地区已通过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向财政能力弱的地区转移支付。因此，实践中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转移支付模式：单一纵向模式和纵横交错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单一纵向模式在操作上比较简便易行，完全以上级政府作主导，但是，强制性色彩较浓，透明度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纵横交错模式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对部分转移支付的实施吸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且由作出贡献的地方政府按依法计算的结果向接受援助的地方政府直接划拨财政资金，增加了地区之间相互支援的友谊色彩，使作出贡献的地区产生一种荣誉感，对接受援助的地区也会产生鞭策效果(李杰刚，1995)。国内学者对我国应采纳的模式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单一纵向模式(钟晓敏，1997)，有的主张纵横交错模式(刘溶沧，1996)，还有的主张纵向为主、纵横交错模式(安体富，2007)。
笔者认为，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权(基本上在50％以上)，而事权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基本上在70％以上)，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转移支付模式应以纵向为主。当然，现有转移支付后，我国各地区财力还相当悬殊，所以，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也有必要，但应以具体项目的帮扶为主。
关于转移支付的方式组合，刘溶沧(1996)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并认为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安体富(2007)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其它转移支付四类，主张我国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王元(2009)将我国的转移支付划分为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认为一般转移支付用于实现均等化目标，而矫正辖区间外溢效应、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和完成中央委托地方事务等目标则主要由专项转移支付来完成，所以，我国应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并重。王雍君等(2002)主张建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以专项拨款为辅的体系。
国内学者对财政转移支付各种形式的统计分析是按大类展开的，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税收返还等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2007年各类形式的总额和所占比重分别为：两税返还3214.8亿元(18.6％)，所得税返还906.3亿元(5.2％)，财力性转移支付7017.2亿元(40.5％)，专项转移支付6186.9亿元(35.7％)(孙开，2009)。但按大类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王雍军(2006)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形式中真正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需要地方配套和中央管理能力问题而具有逆向均等化效果；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有违均等化本意；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三奖一补”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是不确定的。另外，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也不能保证地方政府用于提供本辖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有学者指出，转移支付的重点对象应是管辖乡村行政的县乡政府和生活在乡村的低收入人群(朱玲，1999)；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对象应该明确规定为县级辖区，至少应该主要针对县级辖区，尤其是贫困县(王雍君等，2002)。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目标并不相符，理应取消。当然，在改革中为减少阻力，可以在财权划分中给予补偿，比如共享税给予地方更大比例、开征新的地方税种等。专项转移支付应完善度量指标，减少资金分配自由度。一般性转移支付最为正规，应当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转移支付方式。总之，转移支付方式选择应根据转移支付目标而定。
三、我国转移支付效果问题
我国转移支付已有15年的实践，国内学者利用我国实际的转移支付数据检验了转移支付与经济收敛、地方财政努力的关系以及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具体检验方法和结论如表4所示。可见，大多数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的转移支付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在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效果不佳；转移支付考虑的因素不太合理等。
四、转移支付方案设计问题
移动支付总结篇5
[关键词] 肯尼亚移动支付模式；农村移动支付；对比分析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2. 021
[中图分类号] F8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2- 0030- 03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手段，由于其本身的明显优势，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的研究探索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迄今对移动支付最为详尽的文献研究是Tomi Dahlberg《移动支付研究的过去、现在、将来——文献回顾》。文中对移动支付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对ProQuest Direct，EBSCO（Business Source Premier），Science Direct，IEEE Xplore，ACM Digital Library，AIS eLibrary，M-lit online bibliographical database dedicated to mo-bile business literature，Google Scholar for academic conference papers等数据库进行了搜索，共找到1999-2006年期间发表的73篇学术论文（其中会议论文57篇、研究期刊论文16篇、理论研究为43篇、实证研究30篇）。[1]本文以研究主题为线索，对这73篇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就每一个研究主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移动支付后续的研究领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国移动支付业务始于2001年，基本上一直在大中型城市推行，但事实上，农村消费者对于移动支付的需求非常迫切，并且在农村推行移动支付也具有很大可能。首先，目前农村手机普及率已高达90%以上，存在着高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低银行服务渗透率的不平衡现象。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崔玮在《我国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现状及改善建议》一文中指出目前农村支付环境问题有“金融网点少，满足不了农村支付结算需要及结算方式单一，现金使用量大，不能满足客户的用现需求”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方便农村支付结算业务办理。”[2]其次，移动支付所具有的优势和特点恰好可以与农村支付环境相对应。正如钟玲在《探析移动支付对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中指出移动支付可以积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并且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我国移动支付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移动用户群数量庞大；移动支付具有随时、随地、随身的方便性；移动支付的覆盖范围更广；用户开办移动支付业务相对比较容易；移动支付可以部分解决信用问题；开办移动支付业务所需资源投入少，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3]因此，移动支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的支付问题。在这方面国外已经有了先例，并且经验丰富成果也要突出。
综上可以看出，各国的移动支付发展均结合了当地的金融和产业链发展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目前来看，比较成功的模式如日韩模式和非洲模式，都是从满足某一个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入手，找准有自己特色的方向，形成基础稳固的产业链合作模式，并以点带面，逐步实现产品的规模突破。由于肯尼亚与我国情况基本类似，因此我们国家也可以借鉴肯尼亚手机支付经验发展我国的移动支付。
2 肯尼亚移动支付发展
2.1 肯尼亚概况
肯尼亚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大约700万工人在农业部门工作，占劳动力总量的3/4。肯尼亚面临资金不足和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的制约，因此金融业机构较少，金融业也并不发达。普遍的贫困化和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使得农村成为肯尼亚移动支付的主要市场。
2.2 肯尼亚移动支付发展情况
肯尼亚的移动银行服务m-Pesa掀起了移动支付的一阵狂潮。这项服务由Safaricom和沃达丰研发，并于2007年推出。人们只需要有一部低端手机，并在肯尼亚移动支付巨头Safaricom注册信息，就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
M-Pesa，革命性的创新金融支付手段改变了非洲地区的经济。这项服务让客户和商户在支付过程当中不需要任何现金、银行账号，甚至永久性住址的参与，到2010年已有超过50%的肯尼亚人使用这项服务。也就是说，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可以通过m-Pesa就农产品价格讨价还价，并最终使用自己的诺基亚手机完成交易；当地的游牧民族马萨伊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进行家畜交易，然后购买生活必须品回家。
2.3 肯尼亚移动支付特色
移动支付在肯尼亚的成功应用在于它独特的操作模式和国情。肯尼亚移动支付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2.3.1 方便快捷
只需要一部手机，并注册到肯尼亚移动服务商Safaricom，你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付费，无需现金，无需前往银行排队。
2.3.2 操作简单
这种支付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因为简单才得以推广。以前肯尼亚人要想汇款还要先获得银行账户，而银行账户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现在，肯尼亚人可以在数秒之内就把钱划到收款人账上，汇款的数目也可以是几美元这样的小数目。所以极其简单，容易操作。
2.3.3 安全有效
对于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m-Pesa服务意味着他们不必带着大量的现金去市场或城镇交易，这样就不必冒着被劫或被盗的危险。
2.3.4 受益面广
对于那些没有固定住址或银行账户的人们，这项服务可以使他们把自己持有的任意一种现金充入m-Pesa账户，获得移动支付额度，并进行支付、转账或存款，进而从一个经济体内的被排斥者成为参与者；对于移民来说，m-Pesa服务可以使他们以安全、简单的方式把钱转给家人或村民。
2.3.5 成本低廉
这样一种移动支付手机要求并不是很高。它并不一定是智能机，只要是一般的手机，都可以完成移动支付。而且它只需要在零售店开设，所以大批m-Pesa的零售商出现，随处都可以进行充值等业务，而且这些商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一批人的就业，例如为了确保各个零售商之间的现金流动，不少中介应运而生，一些中介和零售商每月可以通过m-Pesa交易获得1 000美元的佣金。
2.3.6 与国际接轨
Safaricom的国际转账服务使用了类似的系统，可以进行便捷的国际汇款和支付。对于肯尼亚企业来说，m-Pesa服务意味着支付货款或维修款可以即时完成，不必依赖效率低下的银行或存在缺陷的基础系统。
3 肯尼亚与中国农村移动支付对比分析
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状况和肯尼亚很相似。m-Pesa并不是为了在非洲重新创造发达国家的银行系统，而是适应肯尼亚本土环境的理念。它没有放弃贫穷和偏远地区的人们，而是把服务拓展到最不可能的人群。而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相似的国情为肯尼亚和中国农村移动支付对比提供了有效前提。
3.1 用户增长率对比
据统计，2010年肯尼亚的移动银行用户使用率是最低的，但通过与2011年比较之后我们发现，肯尼亚增长率达到200%，在被统计的6个国家（包括中国）中是增长最为迅猛。而中国增长率仅屈居第2，其增长速度也是显而易见。中国与肯尼亚这两个国家移动银行用户增长情况充分说明了两个国家在移动支付需求方面的迫切性。
3.2 发展过程对比
3.2.1 发展进程
与肯尼亚相比，移动支付在中国开始相对较早，从2002年，移动支付发展元年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发展基础雄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移动支付体系，其中产品较丰富。肯尼亚移动支付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很快。从2007年开始，肯尼亚开创了移动金融服务m-Pesa，极大地弥补了当地金融机构的不足，后期又推出了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善后的产品M-shwari，其功能支持小额贷款，节约资金，获得丰厚利息。近期，谷歌和东非最大的银行Equity合作推出NFC支付卡BebaPay，此产品用于公交支付。
3.2.2 标准之争
在中国，多年来，移动支付技术标准始终围绕由中国移动主导的2.4GHz标准和银联主导的13.56MHz标准展开，直到2012年，中国银联和中国移动达成合作，将其标准定为以银联为主导的13.56MHz的NFC卡，而肯尼亚没有移动支付的标准之争，一直以运营商为主导。
3.3 消费方式对比
肯尼亚居民的现金有一半是用于移动支付消费的，大约1/3是手持的，用于公共交通、储蓄各占了大约1/10，其他各项所占比例较小。对于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家，居民消费最多的不是现金而是m-Pesa，可见移动支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此说明，移动支付给肯尼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中国主要的金融业务包括，各种账单（占25%）、取款（占15%）、工资领取（占15%）。其中，52%的消费者使用手机钱包业务，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3%的消费者称他们对手机钱包不感冒。
3.4 技术模式对比
肯尼亚采用SIM卡模式，SIM卡是安全支付的认证和加密容器，这是运营商主导的形式。在我国，基于移动支付的金融属性，银行和银联在技术模式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不愿完全依附于运营商，因此出现了MicroSD卡、贴膜卡、音频口设备、NFC等各种模式，何种技术模式未来能成为主流，还要拭目以待。目前这几种模式都在商试中。
4 我国农村移动支付的建议
4.1 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消费者的传统支付观念
应借鉴肯尼亚国家发展移动支付业务的经验，在我国农村地区大力推广移动支付业务，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并逐步接受这种新型支付工具。对于与移动支付产业链相关的其他行业企业如银行、商家等，也需要充分认识到移动支付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和商机，做到联合宣传推广，共同做大做强，切实让农民感受到移动支付带来的惠利。
4.2 加大农村金融基础建设投入
效仿肯尼亚的做法，我们可以在每个人群较集中的地点设支付网点，方便人们直接使用移动支付进行交易。因此我国应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改进支付结算，为移动支付创造环境，并且出台支付结算的辅助配套的扶持政策，加大科技投入，硬件设施的改善，更好地为三农服务，方便农民生活生产。
4.3 整合各方资源，优先在农村地区推广移动支付业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地区发展移动支付业务可以在不增加银行和移动运营商运作成本的基础上，打破农村金融服务的瓶颈，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投入成本上远远小于建立相应的银行、信贷等金融机构，因此可以先选择合适的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进乡村”试点，总结经验，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效果。
4.4 提高移动支付安全性能
用户对于移动支付普遍有安全性方面的顾虑，因此我们在农村推广移动支付时一定要切实解决安全方面的问题。目前在安全性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好的保障，但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运营商、银行和政府三方积极合作，出台保障安全的制度，真正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丹，房宪鹏.移动支付国内外研究述评[J].商业时代，2009（25）：106.
[2]崔玮.我国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现状及改善建议[J].才智期刊，2010（6）：207.
移动支付总结篇6
关 键 词：体育经济学；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43-05
Abstract： By taking Jing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an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er payment and sports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deficiencies in current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ir causes， 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the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sports public transfer payment are as follows： the percentage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 capital is small， dedicated transfer payment is overly relied on； sports public service dedicated transfer payment capital appropriation is not standardized，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is irrational； there is a lack of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ports public services， transfer payment supervision and stimulation mechanisms are incomplet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ports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are as follows： reinforce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by relying on government function changing and based on clarifying authorities and financial power； optimize the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structure，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 standardize sports public service dedicated transfer paymen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ports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complete the transfer pay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establish a sports public service transfer payment stimul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sports economy；sports public service；transfer payment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均等化成为体育公共服务今后发展的目标和思路。诚然我国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历经“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发展战略，经济水平有了长足提高，但与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仍有明显差距。政府财政的“量入而出”原则导致在体育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人均经费上有较大差距。据统计，发达地区如上海人均群众体育年投入达到10元以上；而偏远地区如青海、贵州人均群众体育年投入经费不足1元，两者相差10倍有余[2]。同时不均等还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以及各类不同性质项目的优先投入之间，致使体育公共服务难以真正惠民。
当前学界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大多来源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是从管理学、政治学角度出发，从财政视角入手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学界对于转移支付研究也较多集中于宏观理论研究方面，能够联系具体公共服务项目，特别是针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很少。转移支付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的调节手段，当前存在的不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一是在分析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和转移支付不足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的宏观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转移支付的制度完善问题[3-5]。二是着重利用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就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效果展开定量研究[6-8]。三是在分析转移支付制度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公共服务项目或特殊地域，如教育、卫生及少数民族地区展开针对性研究[9-11]。四是从转移支付的结构和具体组成入手，结合地方政府的财政数据，剖析如何借助具体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2-14]。五是对比国内外转移支付制度的异同，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改进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15-17]。本研究力求着眼于当前体育公共服务现状，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为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政策建议。
转移支付，又称无偿支出，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于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是二次分配的一种手段。转移支付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类，我国现有财政体制中横向转移支付本身不多，关系到体育公共服务方面则更少，本研究主要是指纵向转移支付。体育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其中体育公共服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包含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总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体育公共服务的专项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体育公共服务项目的专项补助。专项转移支付含配套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转移支付两类。公共服务一般可分为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体育公共服务关系民生，通常难以直接推动经济发展，属于非经济类公共服务。科学定位和合理运用不同的转移支付手段，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安徽省泾县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分析
1.1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少，过度依赖专项转移支付
当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组成结构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构成比例不合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少，过多依赖专项转移支付。现行的转移支付体系中，由于税收返还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专项转移支付约占转移支付总量的30%，两者叠加导致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18]。以安徽省泾县教体局支出经费为例，2013、2014两年全县体育公共服务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为6.0万元和7.8万元，人均仅为0.16元和0.21元。而同期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为25万元和42万元，人均0.7元和1.18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仅为总量的19%和16%。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较少。泾县教体局在编在岗人数105人，其中负责体育事业的体育股仅2人，另外聘2人，管理全县的竞技体育、业余体校、体育彩票等所有体育相关工作。而泾县蔡村镇仅一人负责全镇的教育、体育工作，并兼任办公室的行政事务工作，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在具体体育公共服务工作中，多数采用“一事一议”，首先争取上级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对具体项目几乎无预算规划，无常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保证。
体育公共服务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对于基本体育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与公众日常体育公共服务具体项目息息相关，其自身规模的不足导致维持及提高日常体育公共服务开展的资金缺乏。同时当前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主要是依据不同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支出，计算得出具体的转移支付系数，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算法。所以在不具体规定使用方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受助政府完全自主安排和使用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由于事权支出较多，财力相对有限，通常难以从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拿出资金来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投入，体育公共服务往往处于“有钱就搞一搞，没钱就放一放”的状态。体育公共服务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常常依据领导的意旨或一时的政策而定，缺乏严谨性、系统性。同时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结构失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体育公共服务还没有引起政府足够重视，财政上表现为尚未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占据固定比例。但专项转移支付比例较高说明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当前体育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不够，所以暂时多以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投入，体育公共服务受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1.2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规范、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资金管理制度，资金拨付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调研。一方面各级政府尚未制定系统的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和目标，导致在专项转移资金的拨付中出现较多随意性和资金使用低效现象，受人为和政策的干扰较大，缺乏严谨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通常要求受助政府进行相应资金配套，这种忽视地方实际财政能力，较为教条的“一刀切”的统一配套方式通常导致越是经济困难，体育公共服务资源越是匮乏的地方，往往越是难以得到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加剧地方体育公共服务财力的不平衡。以安徽省泾县蔡村镇为例，该镇争取了安徽省“万千百工程”和“美好乡村工程”项目，该项目资助每个乡镇新建篮球场，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2万元，争取体彩公益金1万元，最后实际需要蔡村镇至少配套4万元才能建成。4万元的配套资金给该镇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具体资助项目选择上，由于城市项目和“高、大、上”的综合项目容易出成绩、显政绩，通常容易得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而对其他体育公共服务项目和农村及弱势人群的扶持项目，往往难以获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资助。如泾县2015年政府十大重点工作中，借助新城区建设，规划建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全民体育中心，预计投入1.8亿元。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县已建成居民小区中90%没有基本运动健身器材，每套健身器材仅需投入4 000元。这一鲜明对比可以体现出当前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偏向，加剧了体育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体育公共服务难以真正惠民。
1.3 缺乏绩效评价体系，监督、激励机制不健全
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与转移支付监督激励机制是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科学的绩效评价是建立监督和激励机制的前提，绩效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建立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成为无源之水。绩效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转移支付的监督和激励。在访谈中泾县教体局领导多次表示对现状的无奈，一方面对本县的体育公共服务现状难以科学评估，“群众满不满意”、“政府投入差在哪里”、“该怎么投”没有准确答案；另一方面在政府的业绩考核中，体育公共服务所占比重确实很小。在县政府年终工作总结中，往往是几句话概述带过。县政府年度考核中还是更多看重“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硬性经济指标。上级主管部门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检查缺乏系统性，过多集中于某一重点工程和典型项目，导致实际工作中困难重重。一方面当前没有建立可以定量、较为权威的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难以对体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绩效进行科学评价。社会对体育公共服务评判还处于模糊的主观感受。客观评价的缺失阻碍了体育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现有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亟待完善。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转移支付法，也没有专门出台具体针对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规定。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使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缺乏监督管理依据。而体育公共服务属于非经济型公共服务，对政府而言对其投入基本不会创造利润，不会带来GDP的直接提升。同时政府的政绩考核中也没有体育公共服务相关要求。所以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上难免积极性不高。虽然总理在各项会议和文件中多次指示：“要转变政府工作评价标准，政府工作的好坏不能只是看GDP。”但在客观现实中，GDP、财政收入等硬性经济指标仍然是对政府进行量化考核的主要指标，要彻底地改变政绩的“唯GDP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与缺乏监督相对应的是，目前也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激励措施，不能对体育公共服务开展较好的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奖惩机制的缺失，做好做坏一个样，加剧了地方政府不愿增加体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意愿。
2 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建议
2.1 政府职能转变，加大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力度
首先，改进政府执政业绩评价体系，改变原有的唯“GDP”评价标准，重视含体育公共服务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在政府业绩考核中的分量，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政府执政的指导思想入手，将实现公众体育公共服务权益、满足公众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其次，科学借助转移支付这一经济手段对体育公共服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统筹好转移支付、公共财政和预算三者间关系。在厘清各级政府财力分配和体育公共服务事权支出关系的基础上，借助转移支付手段，平衡因为地域财力差异导致的体育公共服务不均现象，努力实现全国较为统一的体育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再次，依据政府财政实际能力，逐步提高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总规模和改善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弥补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公众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缺口。同时科学合理改进支出结构，在城乡之间、不同性质项目之间合理安排资金，更多地关注基本民生体育公共服务领域，提高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的边际效益达到最大化。通过提高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总规模，优化体育公共服务支出结构，缩小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体育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努力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2.2 优化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一是要明确定位不同类型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特点与使命。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对象定位在日常体育公共服务，侧重维持和提高日常基础体育公共服务运转，重视其持续性、基础性特点，如社区运动器械、群众体育指导员等。将专项资助对象定位于具体专项，侧重对单个项目的扶持和资助，重视其偶然性、补偿性，如留守儿童体育锻炼、大型群众运动赛事等，不能将两者功能混淆，甚至以专项转移支付经费代替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弱化税收返还比例，减少因税收返还制度进一步加大的贫富差距。构建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体的复合型转移支付体系。从体制和源头上为保证体育公共服务投入提供政策依据，最大限度减小政府财政能力差距，弥补因其带来的体育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缺口。三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合理改进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计算方法，健全统计核算的指标体系，将体育公共服务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到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计算体系，合理规定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体育公共服务经费所占比重，借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服务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在政府财政能力允许范围内实现合理的渐进式增长。四是做好体育公共服务财政预算，改变多以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临时性的补贴建设，多一些“常规化”的基础性持续投入，少一些“突击式”的盲目建设，使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和投入呈现持续性发展。
2.3 规范体育公共服务的专项转移支付
首先，制定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立项的科学标准和条件。对资金的立项必须进行客观的考核、评价和论证，使政府自身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拨付目标、意愿与公众体育公共服务实际需求相吻合。其次，精确界定经费使用的范围与性质，受众与对象，将资助重点放在最基本的体育公共服务领域，同时兼具临时、突发、补偿性等特点。在具体金额审定方面，要紧紧围绕项目性质，充分考虑实际受众和事权所属，分析不同级别政府投入的合理比例。再次，在政府财政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加大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改善体育公共服务起步晚、历史欠债较多，贫困地区、弱势群体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极度匮乏，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的困境。最后，实事求是地用好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配套政策。一方面根据实际考核，酌情减免困难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资金，减轻受助政府财政压力，使贫困地区能够充分享受到专项转移支付扶持；另一方面对有财政能力的政府申请非基础性体育公共服务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资金配套要求，并且对配套资金进行监督。实现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受助政府配套规定的分类管理，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资金效率。
2.4 制定科学评价体系，健全转移支付的监督机制
一是制定较为完善的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对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投入进行科学、客观的绩效评价。从政府、社会、公众3个层面，筛选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指标，并计算合理权重，形成体育公共服务绩效定量分析体系，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科学监督与保障的必要前提。二是提高立法层次，完善和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也应围绕《预算法》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各项规定，研究有关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具体应用。同时依据《体育法》中关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具体规定，界定各级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和投入比例。逐步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要针对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制定专门的针对性规定，从制度上保障其体育公共服务权益的实现。三是对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做到全程管理和监督。在项目的申报、决策、审批等立项环节确保科学、公平、高效。在项目的资金拨付、建设中、完成后等实施环节，对完成质量进行绩效评估，并将结果与日后资金拨付相挂钩。同时加大对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监管，做到专款专用，避免资金被挤占、挪作他用。借助一系列制度和规定的建立，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考核与监督，实现以评价结果促进建设投入的良性循环。
2.5 创设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针对体育公共服务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原有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增设激励性转移支付，在维持原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量稳定的基础上，从财政增量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激励性的转移支付经费，来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开展较好的地方政府继续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在体育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中，可单独设立体育公共服务激励资金，出台类似于财税和粮食生产等方面的政府奖励政策，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对体育公共服务开展较好和有较大进步的地方政府进行专项奖励。通过创新设置体育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体育公共服务投入的积极性，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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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总结篇7
关键词：税收返还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绩效评价
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现状分析
（一）规模现状分析
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1994年仅为2389亿元，2000年为4665亿元，而2014年高达46787亿元，是1994年的19倍。2000-2005年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约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44.3%，2006-2014年间已经提高到48%，其中2014年我国中央政府收入中的七成以上用于转移支付。这说明，为了实现我国各等级政府财政平衡，弥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
（二）形式现状分析
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形式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税收返还而言，其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资金支出，“两税返还”在1994年的基数基础上，按照1：0.3的比例逐年递增；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而言，其转移支付资金可作为地方政府的预算自由分配，以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资金用于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而言，这是一种有条件、有目的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地方农业、教育、国防、文化、环保等方面。
（三）结构现状分析
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结构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逐年递增，税收返还比重也有所增加，但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却有下降趋势。200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为453亿元，2014年为27217亿元。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出已经成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2012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8804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金额的46.70%。2013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9265亿元，占43.98%。2014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9569亿元，占41.83%。这说明，中央政府每年的专项转移支付金额巨大，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缓解基层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也与十三中全会要求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例的精神相吻合。2015年全国两会上，还提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比上年减少1/3以上的要求；自2006年后，税收返还数额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相比较前两种转移支付方式而言，其比重却明显偏低，这是因为税收返还的结果与转移支付的目的相悖，所以要控制好税收返还的比重。
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
（一）对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影响
弥补各地区之间的财力横向差距，实现各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的目标之一。通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其对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各地方人均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起到了横向调节的作用，同时改善了各地区公共服务纵向不均的问题。二是相比较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系数（地方财政能力系数=地方人均财政收入/全国人均财政收入）变化较大，这说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在均衡各地区间财力差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些地区的财政能力系数提升幅度较大。
（二）对均衡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影响
在我国深化实施财权集中、事权下放的财政管理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事务职责，加之地方政府收入逐步减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不断扩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以达到均衡中央与地方财力的目的。通过实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其影响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整体呈上升趋势，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逐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为平衡我国财政支出奠定了基础。二是税收返还额在转移支付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对地方财力均衡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减小。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科技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对均衡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专项转移支付涉及的范围较广，所以难以体现中央的调控与引导。一般转移支付在实现各地区财力均等化中的作用较为明显，能够迅速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是，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透明度不高，资金使用欠缺规范性，尚未完全实现均等化目标。
（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其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已经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缓解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二是短时期内的转移支付能够均衡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水平，长时期内的转移支付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各地区公共支出规模，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尤其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转移支付被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结构的不断优化，转移支付在均衡各地区财力，推动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为了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效果，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转移支付的法律体系，持续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标准，并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从而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符合我国国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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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总结篇8
据3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中移动有望400亿元入股浦发银行20％股份。中移动入股浦发银行20％的股份，最大的目的不是财务投资，而是为了打通手机支付业务的制度屏障。
群雄逐鹿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是基于移动终端的创新型应用，在未来更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所必需的基础支付功能平台，并成为电子支付的重要手段。中国银联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我国手机支付用户突破1920万户，实现交易6268.5万笔，支付金额共170亿元，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2％和64％。根据易观国际的预测，2009年中国手机支付市场规模将达到19.74亿元，预计到2010年，我国手机支付市场规模将达到28.45亿元，同比增长45％，该预测还未考虑各大机构2009年底开始实施的各项推广活动的影响。
银联、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群雄逐鹿手机支付。全球17.3亿、中国3.8亿互联网用户已经使网络支付业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行业，诞生了ebay、阿里巴巴、淘宝等代表性企业；试问，如果全球41亿、中国7亿的手机用户能够用手机进行支付，那会诞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和一批什么样的企业?Strategy Analytics预计，到2011年将有360亿美元的交易通过移动非接触式方式，即手机刷卡进行支付。巨大的潜在商业价值引来了群雄逐鹿。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国内银联和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已进入手机支付领域，支付宝推出手机支付客户端；国际上，Twitter创始人为iPhone量身定做了Square，Nokia推出了其战略性新业务NokiaMoney。
巨大的市场使得各机构都想成为行业主导，占据最有利的价值链地位，但中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手机支付的日本模式无法在中国复制。银联有大额支付结算的特权，运营商有庞大的用户，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协调缺失的条件下，双方较难有效合作。运营商内部为了绑定各自的用户，采用了彼此不兼容的应用方案，我们预计这有可能将导致未来的重复投资。
但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欧阳卫民在2009中国网上银行年会上表示，央行下一步要给快速发展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放牌照，主要对电子支付的从业资格和经营范围进行规范，其本意在于把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支付融入金融体系，和银行等金融支付体系协同发展。这有利于明确准入资格，建立配套的支付结算标准，促进手机支付产业的规范化发展。
手机支付迎来井喷式发展
中移动若能入股浦发银行与当年NTTDoCoMo入股三井住友和瑞穗银行异曲同工，战略注资浦发银行，中移动有望获得成熟的金融支付结算平台经验和大额支付牌照，更将大幅促进手机钱包的推广速度；浦发银行也可借助中移动在集团客户和个人用户的强大资源，发展公司银行和个人银行业务。
手机支付横跨电信和金融两大产业，条块分割的政策瓶颈是最大障碍，根据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央企不得投资非主营业务，且央行和银监会对金融业务的准人限制非常严格。中移动此举说明：第一，入股浦发银行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能够符合中移动主营方向的解释只有手机支他第二，中移动能够以电信央企身份进入金融领域，此举显然已经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也彰显了国家层面上对手机支付的支持力度；第三，中移动本身只有1000元以下小额支付的权限，若与浦发结盟，将获得大额支付权限，从体系配置上在运营商中绝对领先。
通过分析中移动手机支付模式的商务流和现金流，我们发现这种模式横跨了目前典型的三方支付方式：用户向手机账户充值属于直接支付；用户通过手机网银向商户转账属于有银行参与的第二方支付；用户通过手机支付账户在商户刷卡消费，属于以银联之外的第三方――中移动为中介的第三方支付。以上三种支付方式已成为手机支付的三种主流方式，中移动的支付结构设计横跨三大领域，多样化支付可以保证未来应用领域的最大化。
手机支付井喷在即，世博会期间集中亮相，世博会后全国放量。对比NTTDoCoMo手机支付的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中移动到目前为止的战略行动与NTTDoCoMo非常相似，入股银行是手机支付做大做强的充分条件；第二，从推进速度上，DoCoMo入股银行后的12月内，其手机支付用户就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6.8％(城市化率95％)，3G用户的44％。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况，手机支付用户有望在2010/2011年达到800万／2000万人，手机支付井喷在即。目前，一季度中移动RF-SIM采购量100万张。营业厅反应供不应求。我们预计中移动会借助世博会进行集中宣传，并在世博会后在全国放量。
产业链直接受益
中移动手机支付战略规划明确指出：第一，建立全国网络运营平台cmpay.CON，作为移动手机支付内部支撑运维平台(已通过湖南试商用)；第二，发行RF-SIM卡(换卡不换号，充值送卡)，积累终端用户；第三，利用用户规模吸引商户合作(免费安装，低费率)；第四，谋求人股浦发银行，切入银联金融支付结算通道。以移动平台为核心，构建商业应用和银联系统为支撑的用户便利服务体系，中移动手机支付产业链已经初见端倪。同时，我们从市场上了解到，2010年一季度中移动RF-SIM卡采购量100万张，相关厂商还在积极备货，世博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预期将使全年RF-SIM出货量不低于500万张；中移动总裁王建宙在公开场合表示2010年中移动TD用户至少在千万级，根据中移动的营销补贴力度测算，我们预计TD用户可能超过2000万，这还未考虑到集团用户使用的多元化需求创造的服务增值。
此外，电信已经开始在上海试点手机支付“翼支付”，联通也将在年内试商用。央行第三方支付牌照有望于年内发放。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将是手机支付的爆发元年。
产业链将直接受益于手机支付的井喷式发展。比照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逻辑，产业发展将沿着基础设施／服务一应用平台――实体／虚拟增值服务―综合平台的路径，未来2年手机支付行业将是：基础设施／服务投资爆发，应用平台初具规模，增值服务不断创新，综合平台初见端倪。行业发展的关键催化因素包括：RF-SIM／RF-POS放量，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TD用户放量和手机支付与实体金融在消费金融领域的融合。
推荐基础设施与服务
市场目前可能认为手机支付还只是概念。我们认为，手机支付将是第一个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融合而成熟的商业模式：第一，使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终端(RFID+手机)和应用层面(开环应用+第三方支付)实现融合，并已在日本大规模商用；第二，银联和运营商相继高调进入，群雄逐鹿的局面反映出对行业的高度认同，第三，央行第三方支付规范有望2010年下半年出台，行业将迎来实质性政策利好。潜在的市场空间、明确的投资意愿和政策利好的预期共振，手机支付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