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1

关键词：企业；财务危机；原因；防范

一、财务危机的概念及危害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是指企业因财务运作不善而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动态过程。财务危机不仅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形象伤害，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企业倒闭。

二、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企业由于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出现违法违纪事件、会计反映不实、费用支出失控、经济效益低下、财产物资严重损失等经济现象。这种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和企业的彻底失败。

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将使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中国企业财务结构上，普遍存在着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贷款过多的问题。负债结构上，长期负债较少，短期负债过多，过度的负债会削弱企业的支付能力。当企业出现支付危机时，一方面使自己失去信任而加大其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又因逾期借款而使融资成本加大。

投资缺乏科学性。一方面由于企业投资决策者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足，盲目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损失巨大，从而财务危机不断。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加之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以及决策者决策能力低下等原因，使得投资决策失误频繁发生。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形成不良资产或巨额损失，加大财务风险。

商业信用过度使用。现代社会企业间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这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相当多的企业在信用销售过程中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了解不够，盲目赊销。造成大量应收账款失控d一旦信用链上的某一环节出现故障，资金链断裂，企业将会发生支付危机和偿债危机。

三、企业财务危机的防范

(一)加强危机的管理

1、加强对危机的教育，使企业全体员工树立牢固的危机意识。企业在制订发展目标，决策企业经营活动，组织企业经营战役时，要有危机观念，从思想上不放松对危机的控制。危机出现时，不胆怯、不畏缩，迎难而上，同心协力，摆脱困境、克服危机。

2、加强对危机的防范。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进行战略设计。制定防范危机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在财务管理上，应用财务预警指标对企业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因素进行预测分析，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可能引发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3、加强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加强财务危机的管理。除了加强会计核算，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健全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外，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既符合国家监控要求，又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财务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建立健全一套企业财务危机应急管理系统。在危机发生时，通过设立的危机控制机构和人员，制定周密的危机应急处理方案，按照既定的程序，以迅速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及时控制和扭转被动的财务局面，使企业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危机损失。

(二)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

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是危机指挥中心进行危机应急管理的重点。目的是降低现金需求，谋求资金来源最大化。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迅速制定处理方案，控制和扭转财务被动局面。

1、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债务展期是与债权人洽商推迟到期债务要求付款的日期：债务和解是债权人自愿同意减少债务人的债务。包括同意减少债务人偿还的本金数额，或同意降低利息率，或将一部分债权转化为股权，或将上述几种选择混合使用。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在企业发生财务困境时能为企业赢得时间，进行财务调整。操作起来也方便简捷。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首先应该想到的应该是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此外，利用商业信用，争取供应商继续进行信用融资。如以储代购，缓解周转资金占用；以销货的百分比偿还应付账款：以退货抵消部分应付账款：签订新的定货合同抵消债务等也是实践中常用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2、资产变现。正常情况下，企业通过资产运作，利用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偿付到期债务。而通过变卖某些资产偿付到期债务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的一条途径。处分不良债权，加速回收应收账款；处分存货，包括制成品、原料、零部件；处分闲置资产、无效资产，出租、出售无用资产：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或收回对外投资。

3、与企业出资者协商增资的可能性，增加企业可运用的资金，共渡难关。

4、促进销售增长，提高收现比例，减短赊销期，使收入期限短于支出期限，应付资金不足的局面。

5、压缩企业内部费用开支。控制原材料进货，用多少，买多少，维持最低需要量。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2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欧债危机产生和持续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总体上可以从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读。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并面临持续下行压力，政府不得不在原本高企的债务水平上继续推进杠杆化以应对危机，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激增，最终出现无法偿付的债务危机。而希腊债务危机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导火索。当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实现自身外币债务的缩减，从而达到欧元区财政赤字率的要求。但希腊为此也付出了长期向高盛支付高额回报的巨大代价，从而使希腊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债务水平都逐渐陷入泥沼，最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引爆债务危机并持续扩散和蔓延。

欧债危机长期蔓延并难以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严重错位。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竞争力较差的国家在自身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欧元区，其自身的问题和矛盾虽一时得以掩盖，但随后仍逐步凸现并最终爆发，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相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欧洲央行缺乏最终贷款人角色，南北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等瓶颈，导致欧元区缺乏解决危机的高效手段，使债务危机持续蔓延。

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其为维持老龄化和高福利社会而产生的国家债务水平严重不匹配。如果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部门发展的脱轨，那么欧债危机就是以老龄化、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条件下公共金融部门财政管理的异化。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福利的刚性特点以及争取选民等政治需要，欧洲弱国通过大肆举债维持高额的国民福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高额福利与其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水平即国家竞争力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其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无法长期支撑其福利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债务水平。这种低竞争力国家的高福利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国家债务、国民福利、国家竞争力的矛盾迅速凸现，国家财政被高福利社会绑架而无法自拔，导致国家财政面临破产风险。

二、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

欧债危机已持续三年之久，而预计未来3—5年内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之所以积重难返、危机干预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三大现实困境持续发挥影响，制约了欧债危机的快速有效解决，导致了欧债危机解决进程缓慢。

一是欧洲重债国深陷刺激经济增长与缩减财政支出两难困境而左右摇摆、无法自拔。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整体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各国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高位。从2011年全年来看，欧盟及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主要成员国GDP同比增速呈现四个季度逐季下行态势，投资与消费都出现持续萎缩，失业率不断攀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一度超过20%，而失业率最高的这些国家恰恰也是欧债危机中最具危险性的，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同时，虽然银行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由于补充资本充足率等需求以及受经济不景气、投资与消费持续下滑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并未有效注入实体经济。如何在财政紧缩、满足救援条件的同时有效刺激经济和保障就业将是重债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这一过程必将艰难而漫长。

二是欧元区经济体综合实力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欧元区政策出台的效率和效果。欧元区各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债务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未来其债务仍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要求其加强财政纪律的实际约束力和操作性如何令人怀疑，可能会继续拖累整个欧洲经济，成为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例如近半年西班牙债务问题凸显。欧元区经济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并非短期能够改善，为欧洲经济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三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国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博弈大大制肘欧债危机解决进程。事实上，就危机本身而言，欧元区有解决危机的能力，通过“财政契约”、再融资操作等一系列措施，也已初见成效。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却艰难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既面临着致力于美元霸权的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挤压以及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的打压，也充斥着欧元区及欧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涉及到修改各国法律、执政党民众支持、缩减福利开支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欧洲各国需要经过反复博弈来找到利益平衡和妥协的解决办法，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倒逼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这都大大阻滞了欧债问题的解决进程。这就如同美国国债违约危机中的政治博弈，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达成，但终究会达成，否则结局对博弈各方都是损害。

三、欧债危机的解决思路

从长期来看，欧债危机的总体解决方向必然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辩证的看问题，欧债危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欧洲国家面对问题思考解决思路，大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里程碑。统一的欧洲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当前实现了货币一体化的欧洲，正从有限的财政一体化走向完全的财政一体化，其理想的未来将形成统一的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欧巴罗合众国”。

就中短期而言，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振兴各国实体经济，寻求各国经济平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使社会福利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欧洲各国要规范财政金融，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处理好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于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来说，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使本国国民享有的福利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财政资金更重要的用途在于培育本国的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才能有效推进财政、政治一体化进程。

其次，为有效遏制当前危机的深化和蔓延，需继续强化ESM等救助机制作用，必要时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加快推进财政一体化进程。目前欧洲也正朝着这一方向缓慢前进。2011年底以来，欧元区采取的几项重大措施。一是欧盟峰会26个成员国缔结了“财政契约”，同意加强各国财政纪律，并强化了EFSF和ESM等危机救助工具。二是欧央行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施了两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以1%的低息向欧元区银行提供了1万亿欧元的贷款。三是2012年9月份欧洲央行议息会议上，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启动OMT。央行要求西班牙等重债国推行债权国家要求的严格的财政缩减以及改革计划，在此前提下央行帮助相关国家压低举债成本，为重债国争取时间制定较长期的危机应对措施。同月，德国裁决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ESM（欧洲稳定机制）合法。目前欧央行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宽松的流动性政策，而对于发行欧洲统一债券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第三，虽然使部分国家退出从而形成更为匀质的欧元区能在短期内破解欧元区设计缺陷，但却违背历史潮流，使欧洲各国都受到伤害。希腊曾一度成为被广泛讨论将离开欧元区的国家，如希腊退出欧元区，其GDP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同时也会拉低整个欧元区GDP增速。同时，欧元区的失业率可能会出现新的高峰，而欧元会经历快速大幅下跌。后果对整个欧元区和希腊来说都难言乐观，且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来看，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而通过某些国家的退出来拯救欧债危机的思路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否定。对欧元区来说，崩溃或者倒退是各国所不能接受的，而欧债危机所推动的博弈过程也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3

[关键词]政治学　债务危机　选举民主　选举制度　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32－09

一、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债务危机事件，当今西方国家正处于债务危机多发、频发的时期。我们可以从债务危机波及西方国家的广泛程度、债务率的严重程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等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第一，以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国债危机为代表，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涉及的国家多、范围广。就欧洲债务危机而言，一是北欧小国冰岛的“外向型”债务危机，这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发源地。2008年10月，冰岛爆发债务危机。根据美联社的数据，当时冰岛外债规模高达800亿美元，为其GDP的300％左右，人均负债1.8万美元。2009年，冰岛陷入严重衰退，GDP负增长6.7％。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导了冰岛的债务救援。2010年初，冰岛总统否决了存款赔偿法案，其长期信用评级被降低至“垃圾级”，冰岛危机再度爆发。二是中东欧国家的“外来型”债务危机。2000年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被以西欧银行为主的外资控制，2008年底外资所占比例达54％－97％。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中东欧拥有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债务，而且2／3的贷款为外币贷款。随着转轨改革的深入开展，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09年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并且认为东欧的形势在不断恶化，这触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三是西欧PIIGS国家(即所谓猪仔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传统型”债务危机。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政府公开表示，前政府掩盖了债务和赤字的真相，指出2009年真实的赤字率为12.7％、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3％，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3％和60％的标准；之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纷纷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市场开始质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债务危机在西欧迅速蔓延。2010年11月28日爱尔兰政府决定接受欧盟和IMF850亿欧元的援助，2011年4月葡萄牙宣布寻求欧盟援助，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3个寻求欧盟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困扰，2010年，西班牙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61.0％和9.3％；意大利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118.4％和4.5％。

就美国的国债危机而言，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经国会审议批准。从1917年开始设立国债上限到20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债务上限虽然一直提高，国债上限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总的来说还维持在较低水平。1941－1945年，美国国债上限被限制在3000亿美元，1962年才接近3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国家债务呈指数级速度增长，债务上限迅速提高，如图1所示。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总统任期内。小布什总统在两届任期内共计7次提高债务上限。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2010年2月1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触顶达到法定上限的14.294万亿美元；8月2日，奥巴马签署提高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预案，决定将政府国债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削减赤字2.5万亿美元；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3A评价：11月，美国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宣布未能就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计划达成协议。数据资料充分表明，美国债务上限已到了惊人的地步，风险不断加大。

上述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二是推行选举民主制度，都一贯标榜为民主国家；三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都是福利国家。

第二，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债务危机的日益升级，西方国家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

第三，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债务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危机、制度危机之中，使国家濒临破产。正如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面对债务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在债务危机发生前，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推高债务；在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牵制，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评论说，“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国际舆论也评价说，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债务上限问题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债务危机使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破产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PIIGS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和60％以上，如表1所示。PIIGS五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令人担忧，2008年以来其赤字率和债务率高居不下，而

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都面临着国家破产的危机，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r)强烈要求的那样：欧盟官员要着手处理欧元区债务危机，从而避免出现“灾难性的风险”。

二是债务危机导致了信用等级下降。2009年12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陆续下调希腊的评级，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穆迪将希腊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在三大国际评级公司推波助澜下，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2010年4月22日，穆迪将希腊的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A2”下调至“A3”；4月27日，标准普尔成为第一家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的评级机构；6月14日，穆迪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4级至“垃圾级”；2011年1月14日，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和信用下调，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信用等级也被不断调低。2011年7月5日和12日，穆迪分别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10月4日，穆迪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2”；10月7日，惠誉将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A-”，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欧洲PIIGS五国遭受到信用危机的猛烈冲击，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美国过度的举债也导致了信用等级下调，而深陷国债危机之中，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已达到了法定的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虽然穆迪和惠誉维持美国“AAA”的信用评级，但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标准普尔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三是债务危机引发了大量的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事件。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福利削减措施，宣布实施财政紧缩计划，以缓解过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阻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但反危机紧缩财政政策与措施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和罢工不断，甚至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事件。自2010年以来，西方社会如希腊爆发了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而爆发了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为抗议学费上涨而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西班牙民众为抗议高失业率和反对削减社会福利而爆发了大游行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为反对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这些大规模示威游行、罢工等抗议活动和社会骚乱事件，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意大利甚至造成交通全面瘫痪、飞机停飞、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全意大利境内政府办公室被迫临时关闭，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

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与债务危机的爆发

毋庸讳言，选举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在保障人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选举民主在制度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西方选举民主尽管标榜为代表多数、代表全体，但实质上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在这种选举民主模式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时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如在美国，难得有过半的选民出来投票参与联邦选举，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在其他西方国家，选民投票人数也普遍地持续下降。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大约61％的选民参加投票，奥巴马获得其中53％的选票，这意味着相对于全美选民总数而言，奥巴马只获得其中33％的美国选民的施政授权。这足以证明美国选举民主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第二，用选票说话必然导致被选举人为了选票而讨好选民、迎合选民需求，到最后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得更多。这样，每隔一段期限的、周期性的选举必然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需求、选举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将人性的贪婪无限放大，每一次选举实际上都是民众福利的许诺秀，通过先给钱、提高福利等方式来赢得选举和满足社会的暂时平静。到今天，当社会财富的消耗增量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时，就必然导致借债、赤字，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将当今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经济方面。笔者认为，尽管导致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是重要根源。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广泛蔓延实质上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凸显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突出表现。西方债务危机看似经济危机，但实质上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短视性、盲目性、自利性及贪欲的人性，都是促进形成债务危机并诱使其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选举民主中，被选举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交易，它涉及到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等关键问题。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西方国家每隔一定期限所进行的选举都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社会就业甚至减小税负作为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在美国，共和党和在债务辩论中所持的立场旨在保护其忠实选民的利益。对共和党来说，那意味着反对给其富裕的支持者加税；对来说，就是从茶党的预算刽子手中拯救出中产阶级补助计划和福利开支。在欧洲，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决定如何解决欧元危机时，也需要关注国内选民的意见。换句话说，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领先者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了具体的治国目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以及减税。在竞选中，小布什在内政方面喊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张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教育程度，同时确保财政盈余。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会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增税，宣称95％的人将从他的计划中受益；反对将2003年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有效期延伸至2010年。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提出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是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1项获得

通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2006年4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削减商业和家庭的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甚至许诺如果能获得连任，将会免征首次购房的税收。普罗迪也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第一年将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降低5％，由此造成25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将通过征收资本盈利税、打击逃税等措施弥补。

被选举人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被选举人当选后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对选民利益进行倾斜。图3、表2、图4反映了美国、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所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社会福利支出所占GDP的比重。

根据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选举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具有普遍性。而作为选民的公民，包含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中产阶层及平民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对富人阶层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减少税负。由此，在已有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福利制度基础上，选举民主只有以更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减小税负为纲领和策略才能赢得选民；当竞选获胜以后，只有实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等具体措施才能表明对其选民负责，才能稳固其选举成果和执政基础。因此，被选举人为了当选，拉选票时往往采取减税、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措施来博得选民的欢心。减税则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政府的开支加大了。长此以往，必定会出现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得靠举债来为继高成本的选举民主。每隔一定期限的选举，被选举人为了自己的选票，完全不顾政府入不敷出，继续减税、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只有这样做，选民才会投你的票，被选举人才能当选。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

然而，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居高不下、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当这些国家无法相应地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速度、确保财富的创造量达到或超过消耗量、生产力不能满足生产关系的需要及可支配的财源越来越有限时，解决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途径只能有三个：一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但这样会遭到来自中产阶层及平民的反对；二是加重税负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会遭到来自富人阶层的反对；三是通过国家举债来维持选举民主和高福利保障模式，但这样会使国家陷入危机。显然，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负是违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的。由此，既不能削减社会福利，而且还必须逐年增加；也不能增加税负，这样就只能依靠举债才能维持选举民主运行的利益成本。实际上，近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依靠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当这种举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债务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是表明了其他债权国家为这种选举民主“埋单”；二是表明债务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社会危害及其影响使西方国家自己为选举民主“埋单”。西方债务危机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是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否则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是西方国家为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建立在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或者说社会福利制度与选举民主制度的结合，既是导致西方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也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债务危机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实质。在社会福利制度下，民众享有高福利、高水平社会保障，税收政策更加倾向于多数人，社会越来越平均分享财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懒惰散漫，或者努力工作缴纳更多的税收养活他人，或者失业等待社会救济，但失业者和就业者生活的差别并不明显。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民众越来越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推行的选举民主，意味着选票决定了选民的高福利生活及被选举人的当选。西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已经向世人宣告：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凸显制度缺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三、反思与结论：走出债务危机――积极推进制度变革

从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内在联系的总结分析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凸显出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债务危机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局限性构成了选举民主生存性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因此，积极推进制度变革是走出债务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一，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发展现代民主制度应更加重视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民主形式具有多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西方国家将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作为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但核心是选举，西方选举民主被推崇为一种普适性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将民主的表现形式看成是民主本质的反映，认为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重点是知情权、监督权和意志表达权)、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指与历史文化、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如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Dlural-ism)、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因此，既不能以选举代替民主的全部，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误解；也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模式，搞民主模式输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应当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顾国情盲目实行选举民主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网络化、信息化时代，虽然不同民主模式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些相同的外部特征，但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民主模式。事实证明，拉美、中东等国家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方式选举民主而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西方选举民主与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雄辩地证明了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选举民主过程的运行由于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实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甚至使民主的趋向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在法治的框架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因此，民主应当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面对债务危机，治本之策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制度，重点是要从只注重选举走向注重对公共权力

行使者的监督、改变民主选举的规则。因为选举解决的是如何授权、取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解决的是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如何确保合法有效使用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问题。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行使者就容易忘乎所以，容易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导致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从重视选举到重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监督的民主制度变革，有利于改变选民主动、被选举人被动而使被选举人讨好选民的选举秀，有利于强化被选举人决策的独立性而减少对选民的依附；有利于被选举人在法治框架和选民的支持下有力量管束公共权力行使者和选民的贪欲。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被选举人不能过度讨好选民、依附选民；被选举人不能只是选民的仆人，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民的引导人：被选举人不能只是跟在选民后面摇尾乞怜，而必须具有公共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金钱政治”，具有制度缺陷。从近现代西方民主起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选举民主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金钱政治，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权力，即税收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达尔所说：“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恩格斯这样评价说：“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这些论述充分揭示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本质是基于交易原则基础之上的“金钱政治”(或“物权政治”)，即以物权为依据而进行政治权力分割的政治、物权至上的政治。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金钱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正是集中反映和体现了选举民主制度通过“金钱政治”来分配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本质。同时，以利益关系为中心、以金钱为基础和保障的选举民主制度也是一种计量成本的政治制度，它通过普选制、竞争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政治资源的统筹、整合与利用，体现了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所蕴涵的效率法则。作为选民付出了投票成本而换回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等利益，作为被选举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的施政成本而赢得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权力运作效率的高低成为了衡量选举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尺度：节约权力运作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成为了审视权力的制度安排和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自律品质的重要标准。然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不仅导致了权力运行的效率缺失，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被选举人在选战中的目标是“票数最大化”，而选民的目标是选举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净利益的候选人或议案。

西方选举民主还常常标榜“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制度，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间接地反映选民意愿和偏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成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换言之，没有任何规则能够在随意的个人选择和偏好基础上构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西方选举民主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投票规则，自肯尼思・阿罗于1951年证明了“不可能定理”以来，社会科学家对西方选举民主及其选举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这一特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迄今为止，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也还没有设计好投票规则与公民选择、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之间的制度安排。这样，这种选举民主不仅为政党操作、愚弄甚至出卖选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且还为解释赤字、通货膨胀、日益膨胀的政府规模、债务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提供了考察的根据。正如布坎南所说，“当选的政治家乐于将公众的钱花在能给他们的选民带来明显利益的项目上，但却不愿意向这些选民征税。”“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博得选民的支持。但这只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选民的行为上。选民们为什么会支持那些从财政意义上讲行为极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公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什么?这里存在着许多悖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大的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一个迅速膨胀的公共部门，这样一种政体对任何人来说很难被视为是有益的。然而为什么社会机制或一般民主过程偏偏产生出这样一种体制?”

西方选举民主的“金钱政治”本质再一次证明，是民主选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候选人为了当选，不断为满足选民无休止的高水平社会福利要求作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甚至远远高于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靠发行债券、国家举债来过高福利的生活，导致财政严重赤字和社会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从完善选举民主中的游戏规则、大大降低选举民主运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等方面来变革传统的选举民主制度：还可以通过发展协商民主来促进传统选举民主制度变革。

中国历来具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特征，在加强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过程中，大力增强和发展民权、加强社会组织体系、促进社会发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在确保人民民利的基础上，面对社会和不断增加的大量，不能只祈求通过经济方式、给钱的方式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管理、寻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来逐步解决，居高不下的“维稳”成本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而且会导致财政问题。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4

美国债务危机就像一个真人版的美剧，它的2011季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关注。美债危机2011季自1月6日开始，这一天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到8月2日结束，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1日和2日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总统奥巴马立即将其签署为法律；前后共历时7个月。

初次接触美债危机的人会觉得，这出戏惊险刺激，充满了悬念，谜底到最后一刻才揭晓。而了解美债危机历史的人则知道，这个美剧几乎每年都会上演，而且剧情雷同，危机总会有惊无险地被化解。

美国债务上限简史

为了理解美债危机的剧情，我们先要掌握一些背景知识。

美国政府债务包括联邦政府债务与州和地方政府债务。美国债务危机里的债务指的就是联邦政府债务。州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规模不小，达几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债务更为庞大。联邦政府债务是指财政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以证券形式所借的债务。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账户持有（debt held by government accounts），如社保和医疗信托基金；另一部分由公众持有（debt held by the public）。截至2011年7月31日，政府账户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4.5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9.76万亿美元，合计14.34万亿美元（由于四舍五入，合计不等于两部分之和）。

从美国建国起，国会就对联邦政府借债进行约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政府几乎每次发行债券都需得到国会的批准；财政部灵活处置的余地很小，国会甚至会对发债的细节做出规定。1917年之后，国会开始给予财政部更大的自，它可以在一定限额之内发行某种债券，无须每次都得到国会批准。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取消了对政府发债的多种限制，从此基本上只对债务总额进行规定。1939年6月第一次设定了债务上限，为450亿美元。

因为美国联邦财政在多数年份都是赤字，所以债务总额多数年份都在增长，债务上限也要随之增长。美国政府2012年预算报告中列出了1940年6月至2010年2月的70年间涉及联邦债务法定上限调整的所有法案，共计91个，平均每年1.3次。（见表1、图1）

国会往往将上限定得很低，有时调整幅度太小，债务总额稍稍增长就会逼近上限，几个月之后就得再次调整。这似乎是国会没有长远眼光，估计不到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国会是乐在其中，议员们喜欢玩这个“紧箍咒”。

财政部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他们有一些办法应对债务上限逼近。债务上限约束的是政府账户持有和公众持有的债务之和，并不对这两种债务分别设限。不是所有债务都被纳入债务上限管理，还有一小部分债务不受法定上限的约束。以2011年7月末为例，所有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法定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但受限于上限管理的债务总额是14.293975万亿美元，还比法定上限少2500万美元。这种安排为财政部部长提供了腾挪的空间，当债务总额向上限逼近时，他可以将一部分受限的债务置换为不受限的债务，暂时延缓债务总额冲向上限的步伐。

国会将财政部发债的空间压缩至最小程度，而在此情景下，财政部仍然能够挣扎，做出不少动作。这增加了美债危机的戏剧性，犹如电影以排解定时炸弹结束。从近年的情况看，国会调整债务上限往往是在财政部的催促之下进行，免不了上演一番“生死时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债危机”已经多次发生，成了一个系列剧。

美债危机2011季

美债危机2011季重复了之前的很多情节。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要求提高债务上限。盖特纳当时估计，债务总额将在3月31日至5月16日间达到上限。4月4日，他又给国会写信，重新估计债务总额达到上限的时间在4月15日至5月31日之间。他会采取特别措施，使这个时间延后；但最迟到7月8日（这个最后期限后来又被推迟到8月2日），财政部将没有发债的余地。

财政部着急上火，国会却无动于衷，没有形成议案交付表决。到4月末，受限的债务总额仅比上限少581亿美元。5月16日，盖特纳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发行债务，受限的债务总额在距离上限250亿美元的地方停止了增长。盖特纳通过一些特别措施――如暂停一些不那么急迫的支出，卖掉一些按揭证券――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财政部出了一个报告《债务上限：神话V.事实》（Debt Limit：Myth v. Fact），向公众解释提高债务上限的必要性。这个报告指出，特别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到8月2日。如果届时国会还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不能履行某些法律义务，包括不能支付社保和医疗的支出，不能支付军队工资，不能支付国债的利息，不能退税，等等。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将使很多美国家庭生活变得困难；使美国政府信用――这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受损，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可能比目前正经历的危机更为严重。

国会当然知道后果会很严重。但议员们并不急于提高债务上限，而是趁机提出自己的主张。共和党和在如何减少赤字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共和党反对加税，主张通过减支来缩小赤字规模，例如可以减少养老、医疗方面的福利；而希望维持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主张通过增税、减少国防支出来缩小赤字规模。另外，明年是总统大选年，共和党希望将债务上限问题拖入明年，因此提出分步提高债务上限；而希望一次性提高债务上限。

在8月2日期限接近、不能再拖延的情况下，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被交付表决。博纳方案提出采取“两步走”的方式提高债务上限，第一步是先将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着手在今后10年削减917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第二步是明年2月将美债上限再提高1.6万亿美元，但有前提条件，即国会必须将一份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送交各州批准，同时奥巴马要与国会就新一轮削减1.6万亿美元或更多政府开支达成共识。7月29日6时左右，这个议案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以218票对210票获得通过。但是，约两个小时后，控制的参议院以59票对41票否决了该议案。

受到阻击之后，共和党进行了回击。7月30日下午，众议院以246票对173票，象征性地否决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提出的一次性上调债务上限方案。7月31日，在参议院的一个象征性投票中，里德的方案同样被驳回。

经过这两回合的较量，离8月2日已经只剩下了两天时间，没有时间再加入更多“戏份”了，于是两党开始寻求妥协与合作。8月1日，众议院以269票对161票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8月2日，参议院以74票对26票通过了该法案；同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该法案。美国的政治家们又一次在读秒声中解决了债务危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本无悬念，但政治家们的表演让情节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包括多项减赤措施，例如，对非强制性支出设限，成立减赤联合特别委员会。

这个法案与共和党的期待更为接近，它将分三步提高债务上限，最高调整额度为2.4万亿美元。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发出一封信，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不到1000亿美元，在此条件下，债务上限在8月2日立即上调4000亿美元至14.69万亿美元。与之相应，10年内政府开支须削减9170亿美元。第二步，如果在50天内国会不反对，那就再将债务上限提高5000亿美元。第三步，当总统再次发信给国会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1000亿美元时，债务上限会再次提高1.2万亿～1.5万亿美元，这取决于未来减赤措施的力度，债务上限上调的幅度应与减赤的额度相等；如果国会通过了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并将其送交各州批准，债务上限可提高1.5万亿美元。

真实的危机不因债务上限调整而结束

虽然美债危机的剧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其实情仍在发展：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而且，这种状况会拖累全球经济。

虽然美国国会上调了美国债务上限，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在8月5日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将美国国债的评级展望维持在“负面”――意味着未来还可能继续下调美国国债的评级。

8月18日，高盛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从1.8%和3.0%下调至1.7%和2.1%；与此相应，高盛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4.1%和4.6%下调至4.0%和4.4%。同一天，摩根士丹利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2%下调至3.9%，下调原因之一是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政治闹剧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损伤，并影响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标准普尔、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三家美国公司的作为就像是喝醒美国政府和全球“观众”：真实的危机还没结束，快从剧情中醒来。

我们不禁要问，真实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演为什么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2011年上半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而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折算到全年是1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高达95.6%，这是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此高比例的负债，是真实的危机，并不因为债务上限的上调而消失。（见图2、图3）

2008年之前，美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金融危机更使这个比例大幅上扬，从2007年至今，这个比例增长了30多个百分点。金融危机是美国债务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减速；而且，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措施，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联邦政府收入减少。2007年，联邦财政收入为2.6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2008年的收入不增反减，2009年更是只有2.23万亿美元入账；2010年的收入有所增长，但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在收入减少的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却在大幅增长，主要是社保、医疗等福利支出增长太大。联邦政府以社会福利形式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在2007年是1.25万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1.71万亿美元，在2008年-2010年的三年间增长了36.8%，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3.6%，实际GDP更是负增长。在这三年间，因为经济低迷，总的劳动报酬基本上没有增长，但联邦政府通过使社会福利逆势增长，并通过减税，维持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后果则是联邦财政支出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然大幅增长，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至万亿的规模，2009年财政赤字为1.45万亿美元，2010年为1.46万亿美元；而在危机之前，联邦财政赤字每年只是三四千亿美元的规模。庞大的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发行庞大的债务。

迫使联邦政府增加债务的还有对危机企业的借助，例如购买AIG的股票、“两房”等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债券。购买这些资产的钱都要靠发债，这又使联邦债务总额每年增加几千亿美元。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5

关键词：发达国家；系统性政府债务问题；欧元；中国；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1；F113

目前发达国家总体上出现了政府债务过重问题，其根源主要是理论上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较大，实践中受近年来缺乏重大技术创新、应对金融危机措施过激、社会保障支出刚性增加、产业转移危及税收等原因的影响。其中，欧元区国家债务问题比较严重，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国家没有自主的货币发行权，从而失去了解决债务问题的最后手段。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债务过重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只要控制住经常预算赤字/政府债务余额的比例不超过名义GDP增长率，债务问题就不会恶化。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可以从发达国家系统性政府债务问题中得到一些启示：一是应尊重经济规律；二是应坚持货币政策管总量，财政政策调结构；三是重视创新和教育；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六是未雨绸缪减顺差。

一、发达国家系统性出现政府债务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总体上出现了政府债务过重问题。表1中12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GDP平均达109%（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90%），政府净债务/GDP平均达78%，基本财政赤字/GDP平均达3.83%，而2010年12国名义GDP加权平均增长率只有3.72%，按照这种状况，政府债务余额和债务占GDP的比例每年都将不断增长，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债务泥潭里有可能越陷越深。

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发达国家平均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加剧了债务危机的深度，也加大了债务问题的解决难度。2010年底，表1中12国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4.87%，至2011年8月19日已上升到5.76%，几个月的时间里平均融资成本上升了89BP。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是最高的，居发达国家之首。日本政府债务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开始急速上升，这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频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关，1991-2001年，日本GDP的实际增长率平均不到1％，1992年宫泽喜一内阁为刺激经济，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其后，日本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先后出台了十几轮经济刺激计划，但总体效果有限，不但没有帮助日本摆脱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反而使日本深限债务泥潭。并且，未来若干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仍会不断增加。但笔者认为，日本暂时还不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首先，日本平均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不到1%，只要日本利率一直维持在低位，日本政府的借新债还旧债策略就可以维持得比较久。其次，日本政府债务中基本没有外债，持有人主要是国内机构和居民。第三，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带来的危害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美国2000年，中国1993年、2001年、2004年、2008年，都发生过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市场经济历史上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例子很多，但却很少导致经济长期通缩。只要实体经济健康，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对经济的危害是比较小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增长（包括数量增长和效率提高），日本经济陷入通缩，正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缺乏上述根本动力。

除了日本、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外，美国的债务占GDP比例是最高的，历史上美国共经历了五次债务问题，前四次分别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一战和二战时期，2008年因房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后，政府加大了刺激力度，使美国国债一度达到了发行上限。但笔者认为，美国也不易发生债务危机。这是因为美国实体经济的灵活性较强，长期增长前景看好；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息负担不重；美国的财政支出较稳健，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与GDP相比不会出现大幅上升；美国还有一定的增税空间；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动摇。

从政府债务指标看，欧元区政府总债务/GDP，政府净债务/GDP指标分别为87% 、67%，并不比美、日、英等国家高，但现实中欧元区政府债务问题却比较严重和棘手，根本原因在于欧元区国家不但没有货币发行权，而且还要受双比例约束（《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当年GDP的60%）。

只要有货币政策自和货币发行权，政府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债务危机，因为发行货币是解决政府国内债务的最后手段。

欧元区国家没有货币发行权，有三大弊端：第一，经济困难时，很难独立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过热时也无法收缩货币。第二，政府债务更倾向于外债，因为缺乏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操作。2010年，欧元区12国中11国（缺卢森堡数据）国外持有政府债务占比：奥地利87.5%，比利时68.3%，法国64.4%，德国52.8%，芬兰89.3%，荷兰66.4%，爱尔兰59.4%，意大利47%，葡萄牙56.7%，西班牙49.6%，希腊61.5%，平均63.9%，显著高于非欧元区平均水平，如美国31.9%，英国26.8%，日本6.9%，澳大利亚43.4%，加拿大19.6%，韩国11.5%等，第三，只能通过财政盈余来缩减债务（不管是出售国有资产、增税，还是缩减政府支出，都是为了积累财政盈余），而财政盈余是抑制经济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它虽然有可能缩减债务，但也有可能损害经济增长和税基，反过来导致政府总债务/GDP指标恶化。所以，欧元区国家一旦陷入政府债务问题，就可能难以自拔，日趋严重。换句话说，欧元制度，是当前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的一大根源。

二、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系统性过重的根源

部分发达国家出现系统性政府债务过重问题的原因，既有理论误导，也有政策失误。

（一）凯恩斯主义思想居主导地位

大萧条之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好供求总量和结构。大萧条使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受到严重挑战，因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没有对经济大危机进行积极干预，使这些国家经济受到重创。检讨古典经济学在大萧条期间所犯的错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干预经济，成为人们的共识，深入人心。

政府干预经济是容易表现为刚性的。大萧条以来，政府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公共资源占比越来越大，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越来越大。为什么政府债务容易越来越大？因为发债是扩大政府规模最简单、最有效、阻力最小的办法。而且政府债务有自我复制和膨胀的倾向，直到它无以为继为止。

（二）全球技术创新进入低潮

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和人口红利（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劳动人口占比增长、抚养比降低、人口素质提高）。

一项发明，从开始应用，到推广普及，大致要十七八年的时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该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是最大的。1969年10月22日互联网诞生，1983年出现电子布告系统，1990年www标志的全球信息网诞生，互联网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互联网发明以来，全球缺乏重大发明发现，全球信息网诞生至今已21年了，互联网这项技术创新所引致的经济增长接近尾声。当技术创新枯竭，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就是正常现象，如果此时政府想通过刺激政策，使经济保持重大技术创新推广期的增长速度，必然是违背经济规律拔苗助长，不但无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债务还有可能会加重。

全球技术创新进入低潮，从两个方向助长政府债务问题：一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回归长期平均水平而加大支出，导致政府债务绝对规模的增长；二是GDP增长放缓，物价涨幅随之回落，导致名义GDP增长缓慢，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就更容易扩大。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负债容易快速扩张

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都很普遍。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都能使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政府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能股权融资，但可以采用债权融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市场、融资都被人们广泛接受，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快速扩张，债务迅速膨胀。

（四）应对2008金融危机措施过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房地产周期、存货周期同时回落造成的经济急速下滑、金融结构失衡问题爆发，这种情况是大萧条以来所没有过的。这次，各国政府吸取了大萧条时期政府应对不力的教训，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大规模发债、将私人部门债务转为政府债务、超发货币，强力刺激经济抵御经济金融危机。2000年全球政府债务净发行额只有2500亿美元，而仅在2010年，英国的发行额就将比这多出1/3，欧元区发行额几乎是它的6倍，其结果是，这轮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的势头暂时被遏制住了，但政府债务规模大幅攀升，全球金融危机有向发达国家债务危机转化的迹象。

（五）社会保障刚性增加

目前发达国家系统性债务危机，虽然有的国家也表现为企业负债过重（如希腊）、银行债务危机（如冰岛），但较普遍的还是政府债务过重。政府债务过重的原因是入不敷出，从支出角度看，主要是社会保障支出呈刚性增长，越来越大却难以压缩（参见表2），强大的工会组织，使财政紧缩非常困难。2010年，主要高债务国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达到38%。

（六）产业转移危及税收

从收入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产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研发基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税收。以微软为例，其全球雇员有9万人，其中美国本土雇员3.93万人，也就是说大部分雇员都在海外，相应地，流转税、所得税大部分都留在了海外。还有个别国家，税收监管体系宽松，偷逃税严重，如有资料显示，希腊每年因偷逃税造成的税款流失高达300亿欧元（占GDP的13%），严重影响了其财政状况。

三、发达国家解决系统性政府债务问题可能采用的方法

目前发达国家系统性政府债务过重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不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一方面只要国家将财政赤字/债务余额比例控制在名义GDP增长率以内，政府债务余额/GDP比例就不会增长；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对内通胀、对外拒付的方法，历史上许多严重得多的政府债务问题，如德国在一战、二战中的债务，美国内战时的债务，拉美国家的债务，冰岛的债务等等，最后都解决了。

（一）控制经常预算赤字

在复式预算中，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属经常预算支出，债券发行收入和债务本金支付属债务预算，经常预算的盈余就是债务预算的赤字（债务缩减），经常预算的赤字，就是债务预算的盈余（债务扩张）。只要经常预算是平衡的，债务余额就保持不变（即不增加，也不减少），即使经常预算有赤字，只要赤字/债务余额不超过名义GDP增长率，债务余额/GDP比例也不会增加，也即债务相对规模就被控制住了。只要保持经常预算赤字/债务余额小于名义GDP增长率，债务余额/GDP比例就会越来越小，政府债务负担就会越来越轻，直至政府债务进入合理水平。

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状况趋于改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并不一定需要经常预算盈余。

（二）内债最后解决手段：发钞

一般情况下，各国都可以通过控制经常预算赤字来解决政府债务过重问题。极端情况下，政府债务太重，名义GDP不增反降，此时，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发钞的方法来稀释、还清债务，改善资产负债表。但是，超量发行货币也是有成本的，如通货膨胀、政府信用扫地，甚至经济、政治和社会动乱。如果债务问题无法忍受，政府可以选择发货币，如果通胀难以忍受，政府可以选择忍受债务，总之选择权在政府手里。

（三）外债最后解决手段：拒付

政府外债的最后可能采用的解决手段是拒付或赖帐，其实质与内债的最后解决手段发钞相同，发钞解决债务问题的实质也是赖帐，只不过方法比较隐蔽。在法律框架下，企业可以破产，部分国家也有个人破产制度，但国家实质上是没有破产的，它还不起外债，可以宣布不还了，但它还照样存在，不会像破产企业消亡，不会像破产个人那样被限制消费、负无限责任，也不会卖国土还债或变成附庸国。国家拒付外债的可能后果是丧失信用（再借债就难了）、债权国冻结资产、债权国也拒绝偿还所欠该国的债务。当面对严重的外债问题，有的国家是可能采用拒付赖帐的方法。例如冰岛，2008年政府接管了3家所欠外债达1380多亿美元（将近冰岛GDP的7倍）的银行，再加上其他负债，冰岛的总外债高达GDP的9倍。2010年3月7日，冰岛通过全民公决，否认了原来政府所达成的向英国和荷兰偿还巨额赔款的协议，这意味着冰岛将拒绝偿还其所有欠款，代价是：其一，3月9日德国和英国宣布，暂时冻结冰岛陷入困境的主要银行在这两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其二，英国威胁将对冰岛采取法律行动；其三，冰岛以后很难再借到外债。历史上，美国虽然没有发生过完全赖帐的情况，但也出现过单方改变偿付条件，向外转移自身债务负担的情况。如1971年，美国采取单方宣布限制美元与黄金的兑换，逼迫联邦德国和日本货币升值等手法隐性地转移了政府当时面临的债务压力。

（四）修改欧元制度

欧元制度使欧元区成员国丧失了货币发行权，这些国家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只能靠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但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影响GDP名义增长、GDP实际增长和税收收入，使政府债务余额/GDP比例难以有效下降，这些国家解决政府债务过重问题的过程将会很痛苦、很慢长。因此，如果有些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持续恶化，那么，或者欧元区成员国进一步走向政治、经济一体化（最终成为邦联或联邦国家），完善欧元制度，或者有可能在未来遇到难以抵抗的困难（如战争、经济社会大危机等）中慢慢解散。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一）尊重经济规律

常规情况下，政府是不宜采取赖帐方法的，借的钱总是要还的，因此赤字不能过度、刺激经济不能过度。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创新和人口因素，如果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放慢了，人口红利趋于终结了，经济增长放慢就是必然的，此时政府不能强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否则会留下巨额债务、不良资产、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管总量，财政政策调结构

总体来说，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有优势，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有优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应该长期保持稳健，严格控制经常预算赤字/债务余额的比例在名义GDP增长率以内（债务利息支出要计入经常预算），不应通过财政政策的总量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

（三）重视创新与教育

要摆脱债务困境，要么在经济发展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控制债务余额，要么在债务余额增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创新，而创新的主要源泉是教育。要想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就必须把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1868年）后一跃而跻身世界强国，明治维新三大改革（学制改革、官制改革、军制改革）的第一点便是教育改革，通过实行现代教育、义务教育，到1947年日本便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废墟中快速崛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国民的良好教育水平。

2005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2.15%，同期美国4.8%、澳大利亚4.3%、加拿大4.7%、墨西哥5.3%、英国5.0%、荷兰4.6%、丹麦6.8%、法国5.6%、德国4.2%、意大利4.3%、波兰5.4%、新西兰5.2%、日本3.4%、斯洛伐克3.7%、韩国4.3%、西班牙4.1%、瑞典6.2%、俄罗斯3.8%、巴西4.4%、智利3.0%、爱沙泥亚4.7%、以色列6.2%、斯洛文尼亚6.3%，以上23国平均为4.8%。201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12550.02亿元，占GDP的3.15%，仍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对教育的重视、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对美国1900―1957年这57年间实物资本投资收益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得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是实物资本投资收益率的6.43倍。当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GDP数字、热衷于工程项目时，我们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在受到威胁。

（四）完善社保制度

当前发达国家系统性政府债务问题与其社会保障支出过大、高福利养懒人有关。但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保障支出过大，而是体系还不够健全。2010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19%，同期德国45.55%，英国45.05%，法国42.00%，意大利39.23%，西班牙35.21%，希腊36.74%，美国26.91%，日本29.54%。部分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有可能会选择通胀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的稳定器，避免由于全球性通胀或经济金融危机引致社会经济动乱。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既要保障全体国民在各种常见情况下（如生病、年老体衰、伤残、失业等）的最低生活水平，又要避免工作不工作一个样，带来丰厚保障养懒人的后果。

（五）平抑经济周期波动

发达国家系统性债务问题与房地产市场有关。经济周期性波动，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房地产市场，只要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仅仅资本开支波动或存货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很强，房价大起必有大落，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就必须防止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否则经济必然随之大起大落，经济大落以后政府强力刺激又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债务问题。

这次欧债危机，爱尔兰房地产泡破灭危及爱尔兰的五大银行濒临破产，被认为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导火线。而德国受影响程度最轻，与德国政府有效的房价稳定政策有关。2005年至今，德国住房价格指数波幅很小，涨幅为0。中国需要借鉴德国政府稳定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经验（科学规划、规范秩序、多元供给、合理需求、打击暴利等），减小宏观经济波动。

（六）减顺差，储商品

发达国家系统性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最有可能采取的有效的办法还是发货币。不管各国货币短期是升值还是贬值，它们对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长期都要贬值，何况人类已经跨入资源濒竭时代。贸易顺差的实质是拿升值商品去换注定贬值的货币（各国央行打的借条），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可采取适度逆差的政策，其实质是用货币换商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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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鹭.日本政府债务问题剖析[J].金融发展评论，2011，（4）.

[6]Silvia Sgherri,Edda Zoli. Euro Area Sovereign Risk during the Crisis[Z].SSRN Working Paper, 2009.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6

关键词：欧债危机；调控；地方债务

作者简介：袁战（1964-），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高级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F81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67-03

一、欧洲央行与欧债危机

欧元区是由欧洲12国组成的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掌握。欧洲央行可以看成是老的德国央行的放大版。德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为世界各国所称赞，也是许多国家羡慕与效仿的对象，但是向他学习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德国央行做得好。人们认为德国央行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央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不受政府的领导，所以央行能专注于币值稳定这个单一目标，而不用考虑兼顾诸如经济增长、地区平衡等经济目标，更不需要为党派政治买单而出台各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所以德国的货币政策极其稳健，调控精准，可预期性强，使得德国马克的币值长期稳定，成为受世界欢迎的硬通货。

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正是看中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以德国央行为蓝本设计了欧洲央行，以为德国的经验表明货币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存在，运转良好的德国央行模式能够帮助欧盟把货币政策制定权从各国政府手中剥离出来，打造一个币值长期稳定的欧洲统一货币，为各国政府专心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从而把德国的成功推广到所有欧洲国家，形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经济体。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没有实现的时候就首先实现了货币一体化，期望借助货币一体化推动经济的一体化，进而推动政治的一体化。

在设想欧洲统一货币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害怕各国政府自行其是，不同国家相互矛盾的财政政策会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甚至通过财政政策把国内经济的矛盾转嫁给欧洲央行，所以马约中规定，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如今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表明，以上想法无疑乐观了一些，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仅仅只有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德国央行虽然独立行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是货币政策的贯彻运行是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的，尤其是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干预，这样的干预有时是以牺牲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利益为代价，没有这样的保障，再好的货币政策也无济于事。对于管理能力差的政府，没有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只是封堵了经济危机的一个宣泄口，并没有消除危机的根源，相反各国政府通过政府债务和统一的债务市场，把危机更快地宣泄到整个统一货币区。没有统一货币时，货币边界就是危机的一道自然防火墙，统一货币后，这道自然防火墙撤掉了，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堆砌新的防火墙，以防危机之火烧到自身。

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人把它归咎于各国都没有遵守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性规定，所有国家都突破了上限。实际上马约的这条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无法长期遵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经济目标，这已经是共识。马约的这个条款捆住了各国政府的手脚，本来货币政策这只脚已经被从政府的身上砍掉，现在又把另一只脚捆绑起来，欧盟各国政府如果完全按马约的规定做，实际就是放弃自己的经济调控责任，而完全寄希望于央行的调控，这样各国政府实际不能指望制定或完成任何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就整个欧盟来说，也只有货币政策这一只脚，无法前行。所以马约的规定，在欧元启动的一定时间内作为短期的约束是可能的，要想成为长期的制约，是很困难的。

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和深化，现在人们对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单一货币政策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各种福利政策不匹配。在实行了单一货币以后，人们，包括政治家、投资者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从统一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的角度看待身边的问题，仍然用传统的观念看待统一货币带来的变化，对自己有利的欣然接受，认为是货币一体化的红利，对自己不利的极力抵制，总认为是别的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别人承担苦果。

二、中国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政策

反观我们国家，幅员比欧盟更广阔，人口比欧盟更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比欧盟更大，现在全国实行的是名义上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由中央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管控。但从历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来看，虽然全国性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不一样，每一轮经济周期往往是沿海某些发达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大力扩张，很快进入过热区域，带动中西部地区缓慢复苏。当发达地区经济大面积高烧不退，影响整体经济健康的时候，国家出台调整政策，急踩刹车。这时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才刚刚复苏，进入扩张期，不得不跟着调控节奏减缓下来，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调控也被调侃为某地生病，全国吃药。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调控对各个地区并不完全公平，开始逐步微调，在宏观调控中的某些阶段加入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保有压，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一些地方政府找到了对付调控政策的办法，在最近的几轮全国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只有热度最高、影响最大、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地区降温，不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调控中不降反升，成为人们关注的泡沫严重地区。

这种不同地区在相同调控政策影响下的差异主要是各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造成的。事实上，全国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各地方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自己的央行，只依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在当地市场份额中占比不大的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对当地货币供给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投资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实际投资中可能社会投资占大头，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对社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与引导作用。

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大部分时间一直维持在“稳健”状态，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下拨给各地方政府使用，所以在纯粹的财政税收收入与支出这一块，地方政府不大可能与中央作对，只能“稳健”，否则可能会招致中央财政的惩罚，资金划拨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出自两块，一块是卖地收入，一块是各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借的债务、BOT形式的建设项目及其他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等。

这几年房地产业高热，各地方卖地收入丰厚，投资热情高涨。但根据最近审计署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地方政府以未来卖地收入为担保，融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已经把未来许多年卖地的收入变现，即使房地产热度不减，这一块的增量也有限。所以各地方政府继续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只有负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格局已经与欧债危机前的欧盟格局相似，全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实际已经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稳健”的只是中央财政，各地方基本实行的是“激进”的财政政策。虽然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大，但是地方债务危机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肌体的稳定运行。

三、如果中国地方发生债务危机可能的解决路径

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非常重视，调查摸底，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但地方政府与部分社会资金对此并不以为然，依然“大胆”投入，这除了政绩考核上的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债务危机而不管，也就是说，中央会“托底”。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来由，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主要由各级政府、国企等负债形成的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比率在1999年超过39%，最后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担保，对部分债务采取剥离，对国有银行股改，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存贷款利差等一系列组合措施，历经近十年时间才解决的。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银行从政府的出纳转变成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不再对地方政府俯首帖耳，今日中国的金融生态虽然没有西方高级、发达，但就基本架构而言，已经与西方相似，银行不会心甘情愿地接下地方政府呆坏账的包袱，一旦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形式很可能与欧债危机一样，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是主要的，波及到银行形成呆坏账危机。从前面的类比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与危机前的欧盟一样，地方没有独立的货币，因而也没有天然的危机防火墙，一旦某一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会通过统一的货币市场向全国扩散，看看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内部的争吵和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想像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可能采取的路径选择。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不但德国没有债务危机，而且德国的经济一直维持增长的状态，虽然受到危机国的拖累，增长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而最先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理论上说，欧盟救助危机国的实力是存在的，也是危机刚爆发时欧洲金融界与危机发生国的一致想法。但事实是，希腊债券减记，塞浦路斯存款被血洗，人们一向认为最安全的两项金融工具成为巨大风险的来源，造成大量投资基金巨亏和居民财产的缩水。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债务危机，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目前中国不存在像欧盟的德国那样的稳健、发达，能够撑起经济半边天的经济区域，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调控中的表现不同只是中央政府的关注度不同，脱离开中央的视线，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借钱投入，越发达的地方债务负担越重。所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危机，不传染开来则罢，一旦传染开来，必定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影响中央财政收入，使得中央无法对嗷嗷待哺的众多地方政府施救。第二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也不会毫无条件的给予完全的救援，因为那样做有道德风险，会激起社会各界的抵制。实际上在历次宏观调控中，也发生过少数地方的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托底的情况，如广国投的破产、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等。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会推出一定的救援措施，可能不会采取像欧债危机中的极端做法。但即使中央政府托底，也是有限的，托的是民生的底，而不会是金融的底。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要对地方政府债务给予足够的警惕，不要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就可以放心，从而纵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不顾自身实力大量融入资金，否则，一旦发生危机，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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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7

只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项权威的统计对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进行公布。央行统计到2009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5万亿元；而中金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这个数字如果准确，已占到2009年全国GDP的近四分之一，是全国外汇储备的近50%。

决策层的担心并非多余。全球金融危机，让投资者们开始关注国家债务的风险。由于很多国家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危机已初露端倪。几个月来，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从希腊开始，已扩展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连英国政府债券的信用也有降级之虞。有这样的国际大背景，再加上国内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和银行呆坏债多的现状，不担忧实不可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各地方政府即使背上了巨额债务，也不会出现美国加州财政破产的困窘场面。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存在信用风险，即使出现危机，中央政府也会出面援手解决。只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胀与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如果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支出压力过大，导致地方财政运行愈加混乱，难保债务风险最终不转化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此，必须尽早阻遏其发展到那般程度，否则，中央政府的麻烦就大了。

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GDP的政绩考核模式，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增多。各级地方政府都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融资平台，有一些省甚至要求成立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投融资体系，来化解资金困境。地方政府不仅普遍举债，方式和手法也多样化，基本处于缺乏监管的状态。央行调研显示，2009年5月末全国已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这还不包括很多乡镇级以及经过“化妆易容”的融资平台。

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往往是层级越低债务越大、地区越穷债务越多，而且很多地方的隐形债务远远超过账面债务。比如江西的部级贫困县余干县，仅仅因省内高速公路在该县留了一个出口，就规划实施55个重大基建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等，总投资逾200亿元人民币，而该县年财政收入还不到5亿元人民币。另有媒体披露，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已是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的5-10倍之多。可以想见，这些基层地方官员的“气魄”、“胃口”有多大。当下城镇化建设又进入新一轮高潮，地方投融资平台无疑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如果这种“只负责借钱，不负责还钱”的“短波行政”思路不改变，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危机只会越来越重。

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债务风险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时比金融风险的危害更严重。产生了大量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不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往往成为很多企业成本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也会有直接影响。此外，它还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上偷工减料。包括各地居高不下的地价，追溯源头，地方政府过高的财政收入需求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和中国一样，同为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曾经历三次大规模的债务危机，整治效果明显，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巴西政府就颁布了《财政责任法》，该法不仅确立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原则，也强化了地方财政与债务的管理责任。再比如，它明确规定市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市政府净收入）要小于120%，新增债务率（新增债务额/政府净收入）不得大于18%，担保债务比重（政府担保债务余额/政府净收入）必须低于22%。即便债务规模在上述限额内，地方政府亦需经参议院决议通过才能举借新债。如果地方政府将其债务转嫁给联邦政府，在完全偿还前，地方政府不得举借新债。对于违规举债或无法还款的州，各银行禁止向其贷款等。正是这些法律保障，使巴西开始远离了债务危机的阴影。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8

欧债危机的形成和演化

欧债危机的直观表现，是部分欧洲国家遇到了债务可能违约的困境，已经显现出问题的是希腊、葡萄牙，但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目前欧债问题还存在继续恶化的趋势，规模也远大于几个月前。迄今，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迫于压力已先后申请国际援助贷款来渡难关。但市场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希腊的GDP仅是欧元区GDP总量的2%，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债务违约风险，问题远比希腊、葡萄牙严重得多。

欧债危机仍然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欧债危机虽然表现为欧洲国家财政的风险，但根源则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本质上，这些国家是以负债的方式提前享受了经济成果，但经济增长却不能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说白了，就是有些国家不好好干活，却耽于享乐，还享受着很高的福利水平。欧债危机则告诉它们：这种寅吃卯粮的游戏不可持续。实际上，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勤奋工作的德国对于伸手搭救懒惰的欧元区兄弟存在很大的争议。

欧债危机的复杂性与欧元体制有关。欧元区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统一以欧元为货币、实行统一的利率政策等，但财政政策却分散在欧盟各国政府手中，这被认为是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机制下，欧盟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而大量发行以欧元为记币单位的债券，但各国央行却根本没有发行欧元货币的能力。一旦有些国家在财政上不能自我约束，其债务规模就会失控，超出该国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流动性充裕的时候，借债消费的游戏还能玩下去，当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游戏立刻遇到危机。

在统一货币机制下，欧洲央行（ECB）应该承担最后担保人的能力，即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兜底。然而，这种最后担保人的作用只在理论上存在，现在欧洲央行可以伸手救助，但并不愿意担当这个角色。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原因在于，提供这种保证会给欧洲各国政界传达错误的信号，会创造一个新的诱惑，促使各国政府继续过度发债，因为反正欧洲央行都会埋单。于是，欧洲央行拿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该基金拥有4400亿欧元的资金能力用于购买欧债危机国家的债券。

但是EFSF是否拥有阻止欧债危机蔓延所需的足够能力？是否能像美联储或中国央行那样无限量印钞票呢？由于欧元区对成员国的财政缺乏控制力，因此欧洲央行靠印钞来解决问题基本不可能。目前，欧洲央行采取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成员国债券的方式，试图恢复市场的信心，防止欧债危机向其他成员国蔓延。如欧洲央行在2011年8月26日当周投入了66.5亿欧元来购买成员国债券，此前在8月19日当周购买了143亿欧元债券，更早之前的12日当周则购买了220亿欧元债券。

不过，欧洲央行的这一救助行动并不被市场看好。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目前由欧洲央行出面在二级市场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勉强压制住市场利率，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最终还需EFSF接手。

目前，欧债危机已对欧洲的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表示，在近期的业绩公告中，对于所持希腊政府债券，部分欧洲金融机构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损失减记。在希腊获得第二轮援助之后，金融机构已经对所持希腊政府债券进行了数十亿欧元的减记。部分银行与保险商的减记比例达到50%，部分却只有20%。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减记的银行与保险商遭受的损失更大。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对其14.5亿欧元的希腊政府债务资产，进行了7.33亿欧元的减记，其减记比例高达51%。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如果意大利、西班牙这样拥有巨大债券市场规模的国家出现危机，全球投资者对它们债券的偿付能力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又没有欧洲央行作为最后担保人，那么即使是EFSF的区区4400亿欧元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无法抑制欧债危机的继续恶化。

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圣艾蒂安曾在《欧元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五个主要观点：第一，欧元区并非最优货币区。第二，欧元区因此需要具备一个统一国家的三个特点：“经济政府”、联邦预算以及竞争政策框架。第三，以德国为代表的、占欧元区人口三分之一的盈余集团，与包括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家在内的赤字集团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第四，可能出现惩罚性措施，使赤字国家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第五，欧元区有瓦解的可能，“要么是灾难式的瓦解，要么是受控的瓦解”。这种预警并非不会变成现实。

目前，如何拯救欧债危机，在欧盟和欧元区都存在巨大争议。欧元区经济的核心国家是德国与法国，但德法两国对于出手相救存在分歧。安邦特约经济学家钟伟认为，“如果为解决欧债危机，欧元区在再推动财税融合和区域整合计划，那么德法势必要背负长期而巨大的财务包袱。”钟伟还表示，“法国政治意愿有余而经济能力匮乏，德国则经济能力尚好但政治意愿淡薄，这是德法在未来三五年很难对欧洲经济政府和欧洲债券有实质性推动的最大制约。”这种局面也是德国对出手拯救欧债危机存在疑虑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欧元区甚至欧盟都可能集体下沉，欧元体制将会崩溃。在这种现实的威胁之下，德国国内也正在达成一致。我们注意到，在德国国会最终讨论政府欧债危机决议之前，德国工业协会2011年8月29日在媒体呼吁，即使将为本国利益带来一些损失，也应该不惜代价拯救欧元。不过，这种政策主张同政府有所不同。德国政府虽然联合法国力挺欧元，但出于对本国利益考虑，在决定拯救措施上有所保留，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声称德国“不会不惜任何代价”为债务国提供支援。

在如何支援债务危机国这一问题上，默克尔政府在国内遇到很大阻力。两周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与默克尔会见后宣称，德法两国商定成立一个“欧洲经济政府”。之后德国政府发言人否定了萨科齐的说法，说德国政府只想力促欧盟成立一个机构，对欧元区有“强化的经济以及财政控制权”。现在，德国经济界不断对政府发出警告，认为从维护本国企业利益以及保护现有就业岗位出发，欧元不能失败。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汉斯-佩特•凯特尔指出，欧盟有5亿人口，创造了世界1/4的经济成果，这是每个欧盟国家无法单独做到的，统一货币对欧洲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德国出口货物的70%流向欧洲，其中大部分在欧元国，本国工业界依赖欧洲的市场稳定以及货币坚挺。因此德国在拯救欧元的行动中应该准备有所放弃，将支援债务国看作是一项投资行为。如果德国工业界把拯救欧元视同拯救德国经济的看法影响了政府决策，这对拯救欧债危机无疑是个好消息。

中国与欧洲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关系重大

在不久前安邦研究团队对美债危机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许多安邦客户来电询问：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对企业又有何影响？的确，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拉动力，欧洲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不论是企业的决策者还是政府决策部门，都需要对这种影响进行前瞻性的评估，并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在本分析之中，我们将简要提供一些策略性的思路。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中欧经济的相关性决定。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欧盟是极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在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三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二大进口市场（见表1、图1）。

从数据我们不难看到，自从中国加入WTO十年多来，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贸易盈余都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中欧贸易在中国所有外贸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中国与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占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的近60%。因此，对于长期以外向型经济为重要拉动力的中国经济来说，欧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不仅与欧洲国家有大量的贸易，在欧洲的投资也在增加。不过，在中国近年以能源资源等初级资源为主的“走出去”大潮中，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显得并不是很突出。但我们估计，随着中国企业在对外股权投资、对欧洲的金融类投资增多，欧洲在中国的对外投资版图上，将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表2、图2）。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在我们看来，欧债危机的影响将会在如下几个领域发生：欧洲经济、欧债、欧元以及其他欧洲资产（欧元及非欧元资产）。

欧债危机如果进一步恶化，欧洲经济必然会大受影响，欧洲国家的消费信心和实际的消费都会大为减少，这将对欧洲的需求造成直接冲击，并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在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欧洲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经济极为重要，如果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丧失了消费胃口，无疑会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丧失一大动力。

欧美经济的减速或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信心三个渠道。根据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而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将会增加经济下行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这虽然对缓解中国的通胀有短期好处，但如果欧美经济陷入衰退，本来已经在宏观调控之下减速的中国经济，也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中欧双边贸易达到4800亿美元，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对中欧双边贸易造成沉重打击。

事实上，来自贸易领域的市场人士表示，虽然2011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数字还不错，但他们从集装箱的出货量上，看不到同步增长的势头，甚至还有较大的差异。那么贸易额数字的增加来自何处？有航运界人士怀疑，这可能是在中国出口退税机制导致的高报出口价格所致。

欧债危机如果进一步恶化，在汇率方面也会对中国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欧元持续疲弱，人民币汇率相对升值，这将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压力，汇率升值会吃掉本来就不多的出口利润。如果今后中国继续调减出口退税政策，估计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做不下去了。对于中国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之下的众多出口加工业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另一种情况比较极端：欧元崩溃，这将使得欧元成为一张废纸。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但对这种可能性不能不防。

此外，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还会导致欧债以及欧元资产的大幅度贬值。到目前为止，中国持有的欧洲资产在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0.3%。据市场估算，其中的60%～70%为美元资产，日元和欧元资产大概在30%左右，而在这之中，欧元资产占比可能在10%～20%之间。假如按照15%估算，则欧元资产规模大概在4800亿美元左右。如果欧元资产大幅贬值，中国对欧增加投资将会迎头遇到欧债危机的冷水。

对于中国增持欧洲资产的策略，不能不多加警惕。首先，中国高层已经对此达成共识。2011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在匈牙利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愿意购买一定数量的匈牙利国债。还明确表示，中国2011年已将更多新增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欧元资产，中国是欧洲债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者。主席在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面时也表示，中方将继续把欧洲作为主要投资市场之一。很显然，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还将继续增加。

在欧债危机乌云渐浓之际，中国再次重申对欧元区国家经济稳定和欧元的支持，欧洲对于中国通过购买欧洲债券帮助其化解危机的预期大大升温。而备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洲经济，可能因为中国的支持而获得一剂强心针。但正如国内学者所分析，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在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买单，中国不能再成为欧债危机的买单者。目前中国持有的欧元区外汇储备不多，对中国而言欧债问题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增持欧元债券，问题就复杂了。这就像中国过去大量持有美债一样，把中国与欧洲贬值的金融资产捆绑在一起，结果一同下沉。

中国增购欧元资产，是中国推动外汇储备多元策略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外储“逃离”美债已成为主流观点。尤其是标普调降美国长期国债信用评级之后，对中国持有美债的反对声空前高涨。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美元在中国政府外汇资产中所占的份额已出现下降，从2005年的占总金额的71%，下降到了目前的60%。美元资产占中国外储比重的下降，正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策略的一个结果。

我们估计，近几年中国外储多元化的改革，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转向了欧元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仍享受着增长的快乐，欧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性货币，对美元表现得十分强势，被视为有朝一日可能替代美元的强势货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外储多元化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部分出于“抄底”的心态，中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战略性投资，资产种类从基础设施到金融资产，欧洲多国的债券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然而，欧债危机让我们看到，相对于疲弱的美元、信用评级被降的美债，欧债更不能让人放心。靠欧元串起来的欧元区经济比美国经济有更强的复苏动力吗？面对金融动荡，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债券比美债更有价值吗？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