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现象的形成范文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1

关键词:抽象形态;创造方法;表现

1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定义在辞海中是这么描述的:

(1) 与具体相对,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各个方面、属性、关系等;

(2) 指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性,即在事物中抽取事物的本质属性,撇开非本质属性,是形成概念的思维过程方法;

(3) 指形而上学的思维特点,亦称空洞抽象,同科学的抽象相对,是一种孤立的、片面的、脱离实际的观察事物的错误方法。

抽象既不等于简化,也不等于抽样。在任何形态中,某些方面或某些特征总会占据关键的位置,并具有主导作用,其他一些特征或方面则只能起辅助作用或偶然性作用。假如抽象只是一味地将其简化,或随便地提取一点什么样的性质,那么就会造成抽象后的形态本质特征不突出,或者根本不能被识别。

抽象形态是在自然形态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来源于自然形态又不同于自然形态。与具象形态相比,抽象形态具有结构简单、形态明确、内容突出等特点,由于抽象形态比具象形态更为简约,因而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便于记忆。

2陶瓷设计中的抽象形态

抽象形态在陶瓷造型设计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研究抽象形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分析具象形态,并能准确掌握具象形态的本质特征。

其次,研究抽象形态便于把握形态的造型规律。例如在塑造一组苹果的造型时,往往容易受苹果的形状、色彩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将其抽象成球体,就比较容易去塑造了。

再次,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也是陶瓷设计思维初步形成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把复杂的形态加工成简单的形态,将含混不清的形态变成明确统一的形态,而且还要将零散、无序的形态提炼成完整、规律的形态,这种方法正是陶瓷设计所需要的。

2.1 抽象形态的创造方法

2.1.1 局部抽象法

有些自然形态的局部特征尤为突出,甚至可以代表其整体特征(如兔子的头部就几乎集中了其全身特性),因此,可以用其局部来作为其整体抽象形态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提炼和加工,最终发展成为完整、明确且极具代表性的抽象形态。例如,2006 年6 月30 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潮州现代陶瓷设计艺术展中展出吴为明创作的《十四头釉下彩唐茶具》(图1),此套茶具模拟凤凰的形态,重点突出凤凰的头部,壶嘴、壶把拟为凤凰之首尾,纹饰亦与之相配,釉下蓝绿彩,明艳而神秘,更增器物华贵雍容之气。

2.1.2 整体抽象法

整体抽象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抽象方法。它是通过对自然形态的全面观察和分析,并从其外观整体形态中提炼出形态的本质特征,然后用最简洁、准确的手法加以表现和描绘。《情趣餐具》是一款典型的整体抽象大自然形态,将大自然中可爱的蜜蜂、蝴蝶和金鱼形态变形、简化组合后推出的空间形态(见图2)。

2.1.3 比喻抽象法

有些自然形态的某些特征,不能直接从其静态形态中观察出来,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比喻或象征的手法来进行描绘。例如可以用形态的大小、起伏以及长短的变化等来表现声音的效果,用线的粗细、起伏、疏密等来表现自然形态的运动变化,用同一形态大小、数量的重复变化来表现自然形态的生长节奏等。比喻抽象法要求所使用的形态不仅要准确、贴切,而且还要完整、明确,力求用最简洁的手法来予以表现。如图3中的《恋人雕塑》,仅用两根线条的起伏和长短的变化,就把人的姿态清晰明确地表现出来。

在陶瓷的抽象形态造型设计中,要注意以下两点:

(1) 对自然对象的抽象,可取其生气,不求形似,求其意象;

(2) 对人为对象的抽象,由于是在人们创造的各种形体上进行再创造,其中许多对象的归属性并不强,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归属性,就更不必要被对象所限制,可以更自由地为形体的变化打开思路。

3抽象形态在陶瓷设计中的表现

抽象在陶艺表现中还有冷抽象与热抽象之分,冷抽象是指表现冷漠、平静的情绪作品,是一种静谧的美、安静的美。热抽象则是热烈的激情的情绪表现,是一种热情的动感的美。

3.1 抽象形态在陶瓷造型中的表现

如果说沃克思的作品属于热抽象的话,那么,西班牙恩瑞特・梅斯特的作品则可称之为冷抽象了,它的理性、严格、冷峻的作品与沃克思是绝然不同的风格,但同样极具征服力。结构的极端精确,直线构筑的形体(如图4所示),犹如刀切的棱角,也同样具有凹凸、曲直、阴阳的矛盾变化,它是一种在理性控制下的情感冲动,极具“杀伤力”。

3.2 抽象形态在陶瓷图案中的表现

3.2.1 原始陶器抽象图案的语义

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发明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最为重要,中国较成熟的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按器形和纹饰的不同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如图5的仰韶彩陶人面鱼纹盆,一组是鱼纹,鱼的形体呈三角形,头部以小三角形表现;另一组由人面和鱼纹组成,人的面部呈圆形,头顶三角形饰物。这种抽象的人面纹具有明显的巫术礼仪的图腾性质,人和鱼互相寄寓和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而将鱼纹置于人的周围,则表现出人类祈求获得与鱼类一样有大量繁殖后代能力的愿望。

3.2.2 现代陶瓷产品抽象图案的语义

现代陶瓷产品的图案作品大多以不表现具象形态为特征,它依据从具象形态中提取的视觉元素如点、线、面等几何形体组合而成。正如布伯在《艺术的定义》一文中曾说:“想象的最高形态是一种从事抽象比例和谐的创作。”

如图6中的陶瓷餐具图案,看似构图自由,图形极具几何化,作品是表现和即兴的,却给人以美妙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带来一种丰富而不同寻常之美。

4结 语

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具象形态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保留其本质特征,剔除其非本质特征,综合诸方面的要素,经过归纳和总结得出抽象形态。因此抽象形态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我们要认识到抽象形态在陶瓷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熟练掌握抽象形态的创造方法,放飞思维的翅膀,创造出更多更好的陶瓷作品。

参考文献

[1] 杨永善.陶瓷造型艺术[M].北京:等教育出版社,2004,7.

[2] 杨永善.说陶论艺[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1.

[3] 马琼.浅谈西方绘画抽象性的形式体现[J].艺术与设计

理论,2009,5.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2

[关键词]汉字；文字艺术；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72-02

古老的汉字跨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汉字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演变而形成的。范增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汉字的象形、会意、形声等优点，是世界上其他文字所没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经过6000余年华夏先民不断的创造、改进和丰富。汉字日臻完善，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是说中国汉字的间架结构与点线笔划组合，可以和绘画艺术联系在一起。确切地说是中国汉字直接由绘画演化而来，今天的汉字虽然与甲骨文、金文、篆文有一定的差别，但仍保留和传承了不少精华与神韵。

一、中国汉字的绘画美

中国汉字的象形性和绘画性可谓妙趣横生。汉字在其产生的初始形态上即反映着中国人对自然美法则的认识及其非凡的表现能力。先人在造字的时候。是“按美的规律建造”的，或“因物构思”、“灿焉成章”，(成公绥《隶书体》)或“纪纲万事”(卫恒《四体书势》)，“博采众美”，(张怀灌《书断》)造出丰富多姿、生动优美的形象。人们从这些形象中观照到自己的力量、智慧、才能。因此，一个个形体各异的记事符号便成了审美对象。形象是审美的起点，“形美”是汉字重要的审美特质。如“女”字在甲骨文中状似一个双臂被反绑跪倒在地的女人，真实地反映了女子在中国古代受压迫的一面：而现在的“女”字能体现出现代女性翻身得解放自由浪漫的精神面貌。而男字在甲骨文里一边是“田”，一边是“末”形的家具，表示在田里从事耕作，意在指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这在古代是再形象不过的了。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就是北京的“京”字的艺术化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昂仰向上、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中国汉字神奇的象形性和绘画性举不胜举，几乎每一个常用字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象形、原形。

二、中国汉字的表意美

象形是汉字形体的基础，成熟的汉字。不是形象化地再现自然。而是合乎自然规律地、象征地反映自然。汉字是用自然的材料借以表现或借取自然的现象做象征，取自然的形体做描写的对象，不是一味模仿自然，而是一种自由创造。姜亮夫先生说：“汉字形态的基本精神，是以象征性的线条带了一些象征作用的符号，是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结合的一种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是一个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的表意系统，显示了中国人对自然美的高度理解和对其形式规律的把握能力，是融合了一定的理解和想象后的自然物象――意象。它凭借变幻无穷的线条组合把人们带进自由想象的王国，使人产生一种，给人以美的享受。汉字因意象性而具“意美”是它的又一审美特质。如“史”字原为手执长柄网以捕猎之形，由此可知此字初意为狩猎之事、之人，或管理、组织此事的人。到后来，逐渐有了记录、记载史实的意思，又有似手握毛笔的形状，更显生动了。“祝”字像张口的人跪在“示社”(古人祭祀用器具)前有所祝福之状，与现在的祝福、祝愿、乞求美好之意非常吻合。一般来说早期的人制造文字和使用文字的态度都非常现实、严肃。他们谨慎地摸索、创造着能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种种景象的方法，如实而简要地反映着当时的狩猎、渔、牧、农各项手工业以及建筑、交通等生活场景和种种残酷的刑法、花样繁多的杀牲、祭祀、战争等阶级斗争、日常生活、娱乐、风俗、习惯、医药，甚至还在字形中反映着当时人们控制大自然的某些幻想。

三、中国汉字的情感美

汉字点画作为纯艺术形式，真实地表达出艺术家的情感，体现艺术家的美学追求。作品的艺术风格是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就是中国书法。书法作品或含蓄蕴籍，或婉丽秀逸、温润丰腆、平淡自然，或疏放跌宕。汉字具有适合于表现风格的形式美，也具有适合于表现情感的形式美。元人陈绎曾《翰林要诀》说：“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容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敌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清代包世臣的《艺舟双揖》中进一步指出“性情发形质之内，形质成而性情见”。可见特定的形式也是特定感情的外化。

艺术中的重要因素是感情的直接流露，日本前卫派把现代书法发展到超形体的形式艺术，通过这种艺术寻求人们在心灵和理念上的表达与沟通，而不只是停留于欣赏形式。沿着二维平面伸张开来的线条造成具有空间感受的笔意，以简约的造型和在笔路上表现出来的墨色，把形式美和人的心境融合为一体，给人以无限宽广的幻想。前卫派书法家的艺术活动开掘了点线的表现力，他们以众多的作品成功地证明了运用点线来揭示人的心灵，体现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

中国书法本身的形式美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审美意味。书法的线条是构成书法形象的全部语言，因而有人称书法艺术为线条艺术。手随心运，笔法使线条形成千变万化的优美形态，而且具有高度的运动感。书法家写字是不能描的，只能笔断意连，在连续的运动中一气呵成。线条的粗重、轻逸、苍茫、秀润、委婉等，皆是书法家感情的痕迹。在平面中求立体，使其具有雕刻美：集点画而成字，字有重心，安排停匀。结构紧凑，以表现建筑美；集字成章，疏密相间。纵横有度，飞舞活泼，如鸟兽腾翔，江河奔流，丽人起舞，还有折钗、漏痕，韵味内含，妙合自然，巧夺天工。虽抽象而又具象，虽静止而又运动，虽固定而又变幻，所以说书法中存于其妙无穷的形式美因素。

书法律动美是构成书法美诸因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高度地抽象化、符号化，不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动态，展现出各种动态美。一幅高超完美的书法艺术，从点画结体、章法布白以至通篇气韵，无不具有动感形象，无不体现动态美。所以，书法律动美是充分表现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律动美是把以汉字为载体的点线通过审美体验和审美联想，表现其独有的纯形式美、表现性和力度感等。它不像绘画、雕塑等具有再现形象的能力，它虽然完全脱离了对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模仿与再现，但“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行云”，也可以龙飞凤舞、行云流水。它以种种形象化的动态语言，注入了文字千姿百态的生命运动形式。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3

一、笔墨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抽象性

线条、笔墨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董其昌云:“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巧论,则山水决不如画。”③注重笔墨,追求笔墨的精妙在传统中国文人画中居于首要地位,在这里笔和墨已具备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以“笔”而论,正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同来。”书画同源使得书法的用笔和线条引注于绘画,通过流动有律的线条来表达生命的节奏,表现物象的“骨”和“神”,从而使画面物象的构成和用笔更加丰富多彩,使绘画的线条更富于力度、美感和文化的素养。作为书法的用笔、线条本身是一种非文字的、非辨识的形式知觉,是对线条及其相关形式表现的审美感知。它不是具体的再现某一事物,而是在一切具体事物之上进行高屋建瓴的概括、抽象的结果。造型心理学讲,大自然并不存在线条,它反映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意识,中国画以线条作为造型最主要的手段并赋予线条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和个性特征,这就使中国画的线条更具有一种独立于象外的审美价值和情趣,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形成的被人们的审美意识所肯定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具有一定稳固性的表现形态,是作者审美情感、精神修养、人性品格的抽象表现,这种表现深刻、概括并且具有广阔的涵盖力,是一种抽象性的表现形式。

再来看中国画的表现语言“墨”。王维《画学秘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⑤中国传统水墨画略去光线,独钟水墨,利用墨色的浓淡干湿形成的韵味来表现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从“墨”本身来看,作为净化升华的色彩,它是具备了无限可能的抽象色,是创作主体赋予外物的假定,它根源于艺术家在视觉表象上对色彩的非知觉的处理,以这一种墨色表现宇宙万象,这种反映不是真实再现的忠实反映,是一种主观化的反映,是在挣脱现实世界自然万物光彩夺目的色彩,而得到的对现实世界“质”的主观反映,这里的“质”就是前边所引的“自然之性”,很显然这种“墨”的表现方式是具有一定抽象性的。如追溯其文化的渊源,应该与孔子“绘事后素”在绘画上以静素淡泊为高雅以及儒学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有联系,再就是以道家“五色令人目盲”和复归自然的人生价值观为基础,它们共同奠定了传统水墨画抽象色的表现风貌。

笔与墨的骨肉融合作为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体现了中国画特有的形式美感,是中国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⑥在这里笔、墨、蒙养和生活被巧妙的融合升华,这种精神与笔墨的结合运用因人的技巧、力量、线条、笔触等纯形式因素的存在,给人以远非自然形式所能给予的东西,借助于各式抽象的点、线、渲、皴、擦,摄取万物的骨象来表现作者的审美情感和人文气质,这种点线交流律动的笔墨表现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是中国画的主要抽象形态。

二、写意性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抽象性

写意性是中国艺术观的一大特点,从《易经》开始“意”即被看作万物内部的本质,圣人“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其次“意”又指人们主观的心意,明代王履声称“画虽状形主乎意”。⑦万物内部的“本质”则是在自然界万千事物具体形象(包括不同类属的具体形象)的基础之上抽离概括升华出的事物的本质规律。人们的主观“心意”则是人们对自然界万物本质的主观反映。无论是万物内部的“本质”,还是人们主观的“心意”都不是对自然动植物的模拟再现,而是在自然万象基础上进行的分离和概括,其中有一定主观化情绪化方面的成分。中国画的这种写意性的表现方式中蕴含着一定的抽象性因素。以下分述之:

(1)重“神似”的审美的表现方式

“传神写照”乃是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精神的核心,中国传统文人画重在追求“神似”,而对“形似”的要求又不太苛刻(和西方古典绘画相比),即不过分执著于事物的外在自然属性如比例、结构、透视。重“神似”的写意不是简单地描绘含混不清的图像和意念,而是作者对民族个性、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以及自然规律深刻体察的总和,画家或借物喻人或寄情予物,情景交融,使人与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这是一种意识与精神的升华。不过分求“形似”通过“写意”以“参赞造化”,正如齐白石所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注重追求“气韵生动”的境界,这种通过写“神”来表现生命风采的写意方法,不是一种照镜子的写实方法,而是一种在客观自然基础之上的主观表现方法,是和心灵对应的抽离,是“师造化”和“师心”的结合,其中含有一定的抽象成分。

(2)摆脱自然时空限制的表现方式

通过摆脱自然时空的限制来追求艺术表现和概括的自由,强调宏观地把握世界,用历史的全局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是中国画空间表现方式的一个特点。“以大观小”,移步换景的观察方法,作者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抓住自然的内部节奏,把全部景界组成气韵生动的艺术画面,一幅画中可以画不同季节、不同时代的几种事物,或不同地区的不同事物,充分发挥画家的主观性和艺术自由性,所谓“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仿佛是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画面上空白的特殊处理是突破空间的另一种方式,空白处可以是天、地、水、云烟,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⑧这不仅唤起对各种实体的联想,而且造成“咫尺有千里势”之感。再看中国的“三远”之法,“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⑨对于同一片景物“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用流动转折的视线,俯视往还,处处流连,这种摆脱自然时空的限制,画家从高处把握全局按照需要自由组织空间的表现方法,不是对自然真实空间的再现,而是对无限世界的相对集中和概括,其精神的着重点在全幅的节奏和生命,它与抽象的笔墨语言的结合形成一种永恒的“有意味”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是对外在具体形象与时空的“隔离”和“抽离”,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三、程式化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抽象性

以“程式”为主的高度意匠是中国画表现方式的又一特点。“程式”顾名思义,即一定的模式,是前人经过漫长的积累、提炼、归纳、概括出来的集大成的范本,是一门艺术的基本构成要素所表现出的有规律有固定模式的表达方式,是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组织、加工素材,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要依据的基本方法和语言。从彩陶、三代铜器物上的几何线型到楚汉帛画、漆画上的自由线型,再到传统绘画中的各种线描、勾皴法、点法等。至此以线条作为形式框架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语言已经被引申发展为各种具有抽象意味的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如后来的游丝、铁线、钉头鼠尾等十八描,折带皴、斧劈皴、小混点、梅花点……等等各种皴法和点法,这是由装饰纹样变为表情符号的历程,是人对美的感受变得愈益丰富,表现更加随意的历程。在原始自然的基础之上经过积淀建立的新的感性使艺术由再现变为表现,由具体形象变为抽象的形式,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是人们根据长期观察自然的经验和对生活的提炼与积淀,结合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过程,是“程式化”的过程,是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形式的“人化的自然”,这个过程中蕴含着一个抽象化过程的存在。

对中国画家来说,文人画所表达的并不单纯是客观世界,其借助笔墨程式所表达的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除了依靠笔墨语言的变化外,要依托的就是这种语言程式了。譬如:人物画中衣纹线描中的“兰叶描”、“铁线描”、“钉头鼠尾描”等,它们的区别不仅仅是哪种描法表现了哪种衣服的质感,而在于这些程式化的描法都含有一种“抽象美”性质的“程式”性结构。就像中国戏曲中“程式化”的身段动作,同现实日常生活中的动作有极大的距离,但其中的唱、念、做、打单独欣赏时就是非常美的艺术。中国画历经宋元明清乃至今日,它的程式传承都未改变,仍为画家创作的法度,由此看来中国画同中国戏曲一样是有着特殊表现方式的艺术。大凡要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远一点,即加工美化较多,形式感较强的艺术,都会有某种程式。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的造型和表现形式都证实了这一点,它的这种程式化存在的美学性质即在于其中的抽象性因素。

总之,在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中有一定的抽象性因素存在。从横向来说,它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事物的形态、动态、情趣、意象等的抽离和升华;从纵向来说,它是在漫长的人类艺术实践中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这种抽象因素对各种表现形式具有广阔的涵盖力、溶解性、包容性,其目的在于追求具体物象以外的某种情趣、意象。它与中国画本身具有的随意性、个性化等特点以及现代的思维模式如:开放、互通、交流、包容等具有一致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画在当代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在保证民族性的前提下同其他艺术交流的可能性,从而证明中国画在新时期的文化践履中必将有勃兴的契机。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②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③④⑨于安澜编《画论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72､4､23页。

⑤王伯敏编《中国美术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4

中图分类号：J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144-01

摘要：本文将印象派笔触与肌理的表现，作为印象派绘画视觉特征的审美要素，从笔法的视角分析印象派画家对画面形式语言的探索。印象派画家作画时，依据对自然风景的感受，有意识地保留写生过程中的一笔一划，保留画面笔触与肌理的过程与动态，强调在组织笔触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形式美，独特的笔触与肌理效果，成为印象派绘画普遍的语言形式。

关键词：印象派；绘画；笔触；肌理

一、印象派绘画笔触与肌理的艺术表现

（一）个性化的笔触与肌理的审美表现。

体现绘画艺术需要借助具体的形式语言即笔触与肌理，它以画面的形式状态宣泄画家的情感及思想状态。任何一种艺术感受都要通过特定的艺术形态去组织，表现到画面上，它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个性化的笔触从外观上看主要包括画家的用笔方式，笔触的大小等。印象派个性化的笔触是艺术家主观感受与情绪化的外在表现，笔触与笔触的衔接方式，以及画家的用笔习惯，不同的画家依据他们的性格差异，用笔或粗放或细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印象派画家注重对生活的感觉，主张到大自然中以提高感知力。在户外写生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有了各自的笔触笔法技巧，个性化的笔法是印象派画家在记录表达自身感受的一种习惯，是画家情绪化因素与表现过程的变化，即直接导致个人画风的形成。

在印象派中，莫奈才是真正的实质性领袖。在《睡莲》系列作品中，柔韧的笔法，打破了事物之间边缘，景色浑然一体，没有任何阻碍，笔触在其中纵横驰骋，线条缭绕，随心荡漾，达到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莫奈采取的是交叉、重叠的笔触，用透明的深颜色叠加在亮颜色上，或是用不透明的亮颜色覆盖在深色底子上，在颜色湿的时候，笔触交融混合；在颜色干了以后，用厚厚的笔触拖过表层，产生醇厚毛涩的飞白效果，形成了耐人品味的油画肌理，这里，满天叠加分割的笔触，到处透 着底层色彩的空隙，因此层次丰富而又有透气的感觉。

睡莲莫奈

正所谓“画如布弈”，处处皆是活眼，笔法乱中求趣，笔触在色彩的空间游刃有余，颜色微妙而摄入人心。画家的情绪与自然溶为一体，他成功的将个人感受融入笔法之中，在莫奈的笔触气氛之中我们甚至可以领悟到东方艺术的一些境界。

可以看出，个性化的笔触记录了印象派画家们的主观感受，画面的笔触与肌理对画面的视觉效果直接导致了个人画风的形成。

（二）印象派笔触与肌理的视觉美。

印象派画家对于户外写生非常看重，他们认为自己在户外的小幅油画就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他们还非常看重自己在描绘自然景观时所有的自然和坦率。

印象派画家在绘制作品时有意地在画面上保留一笔一划，短笔触的运用生动而富有表情姿态，团点状的笔触相互挤压，多种形式的笔触在画面视觉上都有显示，肯定了笔触在画面的视觉效果，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层历久弥坚的、层次丰富的画面肌理。印象派的油画以个性化笔触构建画面的形式，将画家对自然观察和感受的结果表现在了画布上，流露出笔触在外观上的一种自然与坦率的美。面对自然，在对景写生的过程中将画面所形成的笔触形式保留下来，不加过多的修饰，保留笔触的过程和偶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觉形式美。

在作品《圣维克多山》中，笔触的彼此呼应形成一个整体。对于塞尚来说，除了单纯作为堆砌一个面或表示一种色彩变化的“砖头”时以外，他的笔触都更具有素描的性质，都有明确的方向。在他的画面上，各个笔触相互联系，交织成一个网络；有些笔触的方向与其它笔触连接起来，或与其它笔触形成“韵律”，有些则沿相反的方向运动。

近看粗虐零乱，远看粗而不乱，这种技巧的运用又是塞尚的一个特点：他总是先画出粗的大笔触，然后使用更细的小笔触来强 调细节，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层历久弥坚的层次丰富、硬壳状的画面肌理，真实地表现了物体的形式美。

二、印象派对现代艺术的启发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5

一、有关论点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是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汉字书写之所以成为艺术，取决于两点：一是毛笔，二是中国字起始是“象形的”。①对于第一点，几乎没有反对意见；而对于第二点，后来的专家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作为指意的文字符号，它不可能是对所画物的一种具体逼真的描绘，而必须是抽象化、形式化、概括化和规范化的……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字，一方面是一种指意的符号的创造，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抽象概括的方式表现了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使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渗入文字的形象之中。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它是文字，同时又是一种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创造。这正是中国文字发展成为一种艺术的根本原因。”②这里重视的是其抽象性、形式规律的创造特征，显然，与宗先生的重视“象形”的观点是有所差异的。

聂振斌先生以为：“主要在于它的方块结构，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再加上书写工具是刚柔兼备的毛笔。方块结构主要由点线即横竖撇捺点钩挑等因素构成，每一个因素也有众多的写法，所以由点线组成的汉字一点也不呆板，完全符合多样而统一的形式美原则。”他还进一步比较说：“拼音字是线性的排列，视觉空间为一维，而方块汉字是平面结构，视觉空间为二维（隐含着三维性）。”他并且明确反对“象形”说，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不是借助文字的‘象形’而成，而是给了文字以新的形象——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形式结构的动态美，诗意文学的意境美，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人生自由的生命形象。”③

刘涛、唐吟方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幻灯片说明》中提出：“文字初始阶段的象形性质仍然顽强地制约着抽象的刻划符号，使早期的抽象符号这一极的发展保持在块状的结构形态中，不致走向线性文字一途；另一方面，抽象的刻划符号因其简约实用，它又制约着象形性，促使象形字在实用中不断省略状物的细节笔画，存其主干，将象形字导向线条化、符号化的轨道。这样的互为制导的矛盾过程，使方块状的汉字既是抽象的点线符号，又是丰富的结构形态。这一特点，也孕育出对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规定性：它是点线的艺术，形态上是块状的结构完形。”

这些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何看待其间存在的差异呢？

二、象形的意义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汉字的象形性质到底作用何在？上述专家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一、宗白华先生，认为其作用是决定性的；二、李泽厚、刘纲纪、聂振斌先生，强调其形式结构，不由象形性立论（李、刘，但同时指出文字中已经渗入了自然实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或明确否认象形性的决定作用；三、刘涛、唐吟方先生，强调抽象性与象形性的相互制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期文字都具备象形性，如古埃及文字、巴比伦文字等，但它们却没有孕育出书法艺术来。由此浅显的现象，似乎可以得出比较明显的答案——象形性不是书法艺术性的决定因素。然而，问题又决非如此简单。

可以这样认为，象形性仍然是基础、根源，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强调象形性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强调汉字是由象形逐步走向表意，而其它文字则从象形走向了表音。走向表意之后的汉字已非象形字，却与象形有着较表音文字密切得多的联系，象形字的许多特点，被表意的汉字所秉承，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汉字的艺术素质的基本方面。因此，象形性在汉字书写成为艺术的历程中远非可有可无。

一方面，正如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所说，汉字“表现了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使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渗入文字的形象之中”。这话稍嫌抽象笼统。具体说，象形性在汉字发展的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素质。

在古文字阶段，尤其是小篆以前，汉字随体诘屈，“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以一种相对直观的形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宛然可抿，触目可识，即使远离千年，相隔万里，仍然无碍于理解。这种特点，容易使人们在阅读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的美的联想，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其形式美的欣赏、玩味，并进一步提出在书写的表现自然美的要求——这可能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常用比拟修辞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不妨说，正是早期文字的象形性，培养了人们对于汉字的形式美及其内涵的认识能力，为后来进一步对汉字书写提出更高的艺术要求奠定了基础。

到隶楷文字阶段，象形因素大大削弱，汉字完全由点画构成，但并不能由此而完全否定象形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隶楷文字中，仍然可以体会到来自象形因素的内在支持。隶楷文字的许多造型，都是象形文字的合理演化结果，它本身仍然遵循象形文字的许多造型原则。

隶楷文字是表意的，但其“点线即横竖撇捺点钩挑”来自象形文字中描摹事物外形轮廓的线条，在象形阶段积累的对“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和“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的认识，并未消失，而是上升为对“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自觉运用，并体现在汉字的构成之中。隶书形体的横向开展，对左右对称的强调，波尾的极力纵逸，本身都有很高的内在艺术构思；楷书纵长的体势，本身也是经过长期的提炼、总结出来的最佳体势。它们的艺术性，不像古文字那么直观，但却比古文字处在更高的阶段——体现在对形式美规律的合理运用上。

 

聂振斌先生强调的“方块结构”这个特点确乎是非常重要的。甲骨文呈长方形，金文基本为正方，小篆为长方，隶书则呈扁方，至楷书最终定型为长方。字形独立，使每个汉字自身形成一个自足的形式构成，点画的安排成为形体结构的首要因素——这就是后来书法三要素之一的结构问题。当结字成篇时，又必然引出另一问题，即字与字之间的组合问题，这就是后来书法三要素之一的章法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它恰恰是由早期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象形是源，“方块结构”是流。抛开象形性，就无从理解其特殊的“方块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聂振斌先生所说，“汉字一点也不呆板，完全符合多样而统一的形式美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汉字的形体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和可塑性。

首先，汉字构形的基础部件——笔画，本身是丰富的，“永”字八法规定的不过是其基本形而已，在不同的位置上，相同名称的笔画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特点，而经过组合之后，又能衍生出许多其它形式特点。

其次，汉字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不同的字体，各个字体之间的点画系统、结构原则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使其形式更加丰富。形式是艺术的基础，犹如语言之于文学，是否具有足够丰富的语言，是形成一门艺术的必要条件。西方表音文字、甚至东亚取材于汉字偏旁部首而创立的韩语、日语之所以无法独立发展成为一门书写艺术，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形式的贫乏、简单。汉字的形式美因素丰富多彩，其根源就在于汉字由象形走向表意。这使得其形体的来源不全是约定的，而是通过“师法自然”获得的，约定不免简单，而自然则是无限的。师法自然并将从自然中获得的形体丰富性的特征坚持下去，使汉字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从而为人们在书写时发挥创造能力提供了空间，为人们展现自己的审美追求准备了足够的“语汇”。

三、表意的意义及抽象性问题

如果文字始终停滞在象形阶段，而没有后来以表意为特征的今体文字，那么书法艺术将是一种什么面目呢？这是难以想像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美术化篆书，曾被有些学者看作我国书法艺术自觉追求的开端。但后来书法艺术并未沿着这种道路发展，相反，却朝着越来越远离美术化的道路演进。其根本原因在于后来文字的表意性质。不能否认，象形阶段的文字，在形式上虽然比较丰富，也具有足够的艺术性，但是相对于表意阶段的文字而言，仍然有许多局限。这主要体现在点画发展并不充分，使“笔软则奇怪生”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此而导致其造型意识越到后来，越与工艺美术的造型意识相接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字的表意化，文字书写确实有可能沿着工艺化的道路向前发展，最终成为一种工艺美术，而可能不会出现现在这样以点画、结构和章法诸形式来传达艺术内涵的书法艺术。汉末的书家们，所热衷的是形式多变的草书，而非象形意味强的篆书，其意义已经显示得很充分了。然而，这条道路，是由抽象造成的吗？

从表面看来，似乎是这样。因而刘涛、唐吟方先生把早期抽象符号和象形符号分作两极，强调其互相制约。但文字学界并不认为两种符号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从时间先后来说，这种相关性存在的可能性也确实比较小。因此把抽象符号看作是一极，是对象形性走向过于写实的制约力量，这在理论上缺乏足够的依据。真正的制约力量来自文字本身的工具性特点。文字用于交流是思维和语言的符号，它绝不允许走具象的逼真写实的道路，这种规定性可以说是先天的。对此，李泽厚、刘纲纪先生的观点是重要的，他们认为：“作为指意的文字符号，它不可能是对所画物的一种具体逼真的描绘，而必须是抽象化、形式化、概括化和规范化的。”刘、唐二先生虽也提到了“实用”，但可惜把抽象性作为了主要目标。

四、对汉字艺术素质的表述

问题在于对象形、表意性质的理解。象形与抽象并不对立，表意也不等于抽象。抽象与具象对立，象形、表意都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早期汉字的“象形”本就不能同具象的逼真写实画等号，因而，其本身就具有抽象性质。除少数族徽文字的写实性较强外，大部分文字的象形都和具象写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从象形走向表意，隶楷文字点画的形成，不是抽象力量的作用，而是实际书写过程中手的生理特点与毛笔的物理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重要的是在走向表意的过程中，汉字没有抛弃象形阶段所积累的形式资源而变为纯抽象，而是充分发挥并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形式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字艺术素质的根源在于其由象形走向表意，从而使得汉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通过吸收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使汉字形象本身具有相当的艺术性，一是始终与自然物之间存在或显或隐的联系，使汉字具备形式美的足够丰富性和可塑性。

五、余论

还值得提出的是，由象形而表意，始终与自然物保持联系，使得汉字具备一个潜在的特质——为人与自然、社会的沟通提供了一条通道。在人们的心目中，汉字是来源于自然和社会的，象形的早期文字是如此，后来“不象形的象形字”也是如此。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很多时候是通过汉字的形体来获得的。以汉字的部首来说，汉字字形虽然繁多，但可以被归纳到一定数量的部首中去。在人们看来，这些部首不仅是对汉字的分类，同时也是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分类，从而成为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条途径。这种认识使人们对汉字长期保持一种敬畏心理和神秘心理，对汉字的使用一直非常的慎重。以这样的心理为基础，人们在书写汉字时，对它进行特别的艺术加工，便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专门的书写教育，对文字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的一种重要的专门学问，原因或与此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进一步将对汉字的这种认识，逐渐地引进到对汉字书写的理解中，使汉字书写在人们的观念中变得富于自然和社会内涵。书法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中国书法包含了中国人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丰富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形式美的创造。

 

【参考文献】

①　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见《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六月第一版，第九七页。

②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五九四页。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6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 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 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6]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 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7]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

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8]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8]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9]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应该承认,非文学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单独存在的,散见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一种系列的组合,是作品的主体。其次,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体,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有议论,这议论也要服从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却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把它们区别开来。因此,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特殊性,也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赵炎秋 论文学形象的形成过程[J] 中国文学研究,1999,(4):1-9

[2]赵炎秋 论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局限[A] 新批评文丛第二辑[C]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16-30 

[3]赵炎秋 不结果的无花树———论西方语言论文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探寻[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50-55

[4]什克洛夫斯基等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 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罗兰·巴尔特 批评文集[M] 巴黎:色伊,1964

[6]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7

1解读“形象”

在古文献中，“形”和“象”最早是分开使用的，如《易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情境中，“形”似乎更具体，“象”似乎更为抽象。让人觉得，形象地本意是具体的“形”和抽象的“象”的对立统一。

“形”，“象”二字合为“形象”，最早见于《尚书·诰命》的疏注中，说道殷王武丁梦见天帝送给他一个助手，于是回忆梦中之所见，令百工“刻其形象”，“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去民间寻找。《周礼·天官·司会注》在解释地契版图时，明确写到“图，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土地之图，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广狭多少，皆在图中。”这里“形象”的基本意思是人之相貌，物之形状。

综上所述，“形象”一词在历史文献中的生存状态，主要有三层含义：首先当指人，物之相貌形状；其次是指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使人们产生印象、观念、思想及情感活动的物质；最后，它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正如恒谭《新论·形神》云：“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亦不能复其火也。”也即形象乃是形神关系也。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形象地含义也在与时俱变，现代许多学者已对“形象”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界定，这对我们今天我们更科学，更合理准确的界定我们观念中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现代汉语词典》（1978）将形象定义为“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显然，这些相当“经典”的定义已与当代“企业形象”，“品牌形象”，“产品形象”等的含义有点出入。英文中的“image”一词和中文的形象一词可以大体对应。西方学者科特勒（philipkotler,1997）认为，形象就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

陶淑艳，殷雅平（2002）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象可以有不同的涵义[1]。比如，在文学艺术中，指文学艺术家从现实生活出发，选择、提炼、改造和加工素材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有艺术美丽的图画。

罗长海先生（2002）从哲学的层面将“形象”的含义解析为五个层次，即个体形象、类形象、组织形象、艺术形象和创造形象[2]。个体形象是指人之相貌，物之形状；类形象是指同类事物的与本质相一致的感觉表象；组织形象是指组织的象征特性；艺术形象是指符合理想和理念要求的感性表象；创造形象是指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存在。

张毓强先生从传播学的角度认为，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经过大脑形成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3]。形象地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没有物质的本源，形象就无从谈起。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唯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近来了。于是形象在此便起着符号的作用。

我的观点和张毓强先生的观点较为相似，我认为，形象是产生具体的概念，传达信息的主体，人们通过物体的形象来认识事物本身，在心目中留有原有物体的形象。形象的主要作用是完成记忆、识别、传达和储存等认知的内容，这有点像文字的功能。远古时代，人们就是通过动植物的形象来进行日常记录的，这便使最早的文字，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成为了我们今天较为完整的文字系统。

2解读“形态”

与形象相对而言，形态是构成视觉审美联想的抽象因素，在人类感知上表现为力度、速度、节奏等，其更多的给人以情感的联想和审美的。形态在设计中是情感呼起和产生美感的直接原因，对生命形态的借用，设计师情感在产品中的自然反应或文化传统的体现，使“形”的意味由此产生。

设计物品的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造型能力的表现和反应，是对“形”的认识后构想[4]。造物与造型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造“形”的要素是形态。从理论上，形态可以分为现实形态和概念形态两种。“现实形态”是在我们经验体系中能够被实际看到和触到的形；“概念形态”是视觉和触觉不能直接感觉的形。

现实的形态进而可以分为自然形态和人为形态。概念形态和现实形态之间有互为转化的关系，在设计过程中，概念形态可以转化为现实形态，如一个设想，一种构思，通过设计表现和制作，而具体呈现为可以观看的实体的形。概念形态是不能直接被知觉的，它要能够被知觉，就必须转化为可见形态，即通过视觉符号的方法呈现出来。在专业研究中，概念形态是现实形态舍去种种属性之后剩下来的形式，是现实形态的构成元素和初步表现。因此，概念形态作为设计的表达语言，对于设计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产生新的现实形态的中介环节。

现实形态具有与概念形态不同的中要性。在设计中，人们一方面创造着物——现实形态，而且对照着作为自然的现实形态，去表现它，去摹仿它，去利用它，从而创造出新的人工的现实形态。大自然是最优秀的设计师，自然形态是设计造型的优秀原形，在人类设计史和艺术史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我国古代先民的陶器，青铜器造型大都是来自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的形态。由于自然界中各种形态的合理性和美观性，使我们在摹拟自然形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造型经验，进而能按照生活的需要创造出无数的新的人工形态，即根据生活需要而设计。在现代设计中，模拟自然形态的设计发展成一种专门的仿生学，它不仅在形态意义上仿生，而且在生理物理等内在结构上仿生，仿生设计成为当今设计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形态的仿生仍然是设计的主要方面。

自然形态是经过若干万年的缓慢发展而形成的，其形态的变化也非常缓慢，人为形态的变化越来越快，现代几乎可以说日新月异了。形态与我们的设计具有了重要的关系，与我们人类的生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去创造和设计使人感到美好和愉悦的形和形体，对于设计而言就不仅仅是创立一个新的形态，而根本意义上则是创造人类新的生活伴侣和培养创建人类性的生活方式、感知方式。人类对形态的感知和掌握经历了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历程，人类如今发达的造物能力和对形态的认识正是上百年的实践劳作所获得的回报。

3、设计的“形”之有效性：形的特性

3．1形受消费者主观感受的影响

产品所具有的形象是要受消费者的价值观、审美观念等因素影响的，消费者的评价观点对产品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产品设计过程所塑立的产品形象具有他主性、他为性、他控性的特点[5]。

首先是他主性。消费者或者使用者是产品形象的评价者，产品所塑造的形象只有在使用者那里获得评价和认同才有意义。产品的形象塑造不是盲目进行设计的，而是以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状态为基础，按照消费者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消费者的需求状况和生活方式贯穿于产品设计的整个过程。设计师只有把握好了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才能恰如其分的设计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来。所以产品设计既具有设计师自主性的一面，又具有消费者主导性的一面，即他主性。

其次是他为性，也叫为他性。产品的形象设计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设计师在设计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尊重消费者的利益，如何满足消费者的利益。

再次是他控性。虽然产品的形象塑造具有自控性和自主性，但是，这种自控能力无论如何强大，也不能摆脱消费者需求的约束。设计师只有在掌握好消费者需求状况的前提下，通过控制自己的主观意识，使设计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又满足自己的设计风格。如果无视消费者的需要，设计师所创造的产品形象将不可能会成功。

2形的客观实在性

设计作为一种造物活动，研究的是人，创造的是物，无论其研究的还是其创造的都是可见的。形态是设计师特有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通过形态将人们想要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产品表现出来。它是设计活动最终的物化的结果，是深层的设计思想客观、真实的体现。形是沟通的平台，信息的载体，产品的优良的内部机能、独特的使用方式都将通过外部形态得以充分的外在化。对于无色无味的空气而言，我们无法感知，但是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山野中飘零的落花，能感知夕阳中黛青的远山，能感知如血的夕阳等有形的实体。正是由于形态的真实性，人们才会避开虚幻的理念而直奔清晰的形态，才能与设计师一起围绕具体的形态在同一认知层面上去探讨尚处在混沌状态的新产品，并且最终达成共识。形态存在于设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新晨

3形的可塑性

在自然界，形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沧海桑田的变迁足以为证。水的三态变化更是有效的证明了此理，在不同的条件下，水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对于工业产品而言，同样在不同的时机和条件下，其存在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自然界中阳光、空气、水、动植物等都是塑造自然的力量，而塑造工业产品的形态的，是来自一下几个方面的合力。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作用在产品形态上的主要作用力不同，因而体现在产品外观形态上的每一阶段的特点也各不相同。

自然现象的形成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文化景观设计语言

1.制器尚象造物观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的设计哲学里面“制器尚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并且它对于器物的象形寓意造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邓樵在《通志器物略》中认为器物的造型、装饰是本于自然的万象，故而提出了“制器尚象”的命题。他列举：“器之大者莫如罄，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罄，或为大气，而刻云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舞，最小莫如爵。按：兽之大者莫如牛象，次之莫如虎，制尊象牛，极大者象象”[1] 。而这一点在秦代的园林中的“法相天地”观念中也有体现，秦代的宫殿的形制也正式在这样的观念下产生了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紫薇殿，象征蓬莱仙境的三山格局。在康熙三十六景中的“香远益清”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景点的名字来源于《爱莲说》中莲的意象表达。

2.制器尚象”与生态设计理念法自然之间的关系

观象制器，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的却含有创造性思维，这恰好是顺应在思维上的反映，可以说，先秦器物设计思想在对待宇宙自然态度的问题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天人合一一种本质一一积极的顺应：顺应宇宙自然、顺应现有的知识经验。器物的形式是以能够表达人的内心感受为标准。首先是顺应材料，这一点能够从《考工记》关于“审曲面势”的提法中得到精确的反映；其次，要顺应宇宙自然，包括“天时”“地气”，也包括作为装饰母题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还包括作为模仿对象的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等等；它也顺应时势变化、使用经验的积累，甚至制作传统等。观象制器可以被视为是对先秦器物设计思维特征的表述。而这种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地却含有创造性的思维本质上就是顺应，或者不如反过来说，这种思维恰好是顺应的本质[2]。

“制器尚象”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将器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引起人们对自然的联想，对“道”探求的渴望，“器”则成为解读和传承宇宙间万物之“道”的载体。道家“法自然”的说法，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后者所对应的方面更广泛一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法”，应该为“效法”或“遵循”之意。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3]，在“制器尚象”思想的指导下，对自然的观察与抽象，反映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对外形特征及神韵的模仿，来表达借助自然之力避邪、崇拜、吉祥等的美好愿望，而较少由其结构去探求模拟以达到某种特定的功能，来满足人类使用的需要。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是为了探索和模仿自然界中外在和内在的形式，更好地适应功能的需要，更明确地体现设计意图。

这正是生态设计所遵循的设计思想顺应自然维护其已有的斑块、廊道、基质的做法。正如《园冶》所说“宜设而设精在体宜”，就是反应的这样的道理，顺应地形原有的地貌特征，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去改造自然。这点和当今的生态设计是如出一辙的。所以现代的生态设计在强调生态的要素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总领和统筹的观点。

3.象的含义与景观设计语言

3.1 象的含义与古典园林中象的精神内涵

“象”在内容上有三层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象可以是自然物的形象，也可以是人造物的形象，是外在事象；象理可以指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指人造物的道理，甚至是造物传统中的基本规范；象德则多指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因此，观象制器所顺应的就是外在于人的所有一切[4]。

张孟常女士在她的“分期研究”中提到器型制作的两种情况：1.模仿自然物根据对象物性质和器皿自身的比如结构特点创造。作为和社会制度、精神生活同为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的器物，与其他两个因素一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在与其他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蕴涵了人类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并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的人类生活形态、需求情况、社会状况、技术与生产方式，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等等[5]。

3.2 象的精神与文化景观语言

我们由于生态学渗透着对文化的质疑并将人类看做是干扰的外力和因素，因此纯粹的生态语言和方法对风景园林也是不充分的[6]。生态设计语言是表达生态景观的基本特征、基本形态、基本空间组合以及维持这些组合稳定发展的内在生态过程。自然生态景观是在自然过程支配下形成的由自然生态因子形成的景观整体，描述自然景观的语言是自然景观构成的要素、因子决定下的要素复合形成的生境和由生境组合形成的景观空间组合。1）建筑形态、组合与村落增长图式。2）土地形态与肌理。3）居住模式图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综合揭示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核心特征，成为人文生态和文化景观继承、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通过关于文化景观语言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前面所讲的象的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在我们文化和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4.结论

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结论：一，古代的设计哲学里“制器尚象”的造物观对我们当今的景观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生态景观设计的设计语言有待于丰富，人文景观是生态景观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环境高度统一的经验、价值观和行为体系，是在继承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景观。在开展生态设计的同时，如何继承传统而又区别于传统，我们可以从“制器尚象”这一理念出发，找到适合的人文景观语言。

参考文献：

[1]陈布瑾，胡锦.谈“带懦尚象”对器物造型的影响[J].装饰.2003年第8期第124期

[2]陈布瑾.由“制器尚象”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造型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3]皋陶谟.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4]赵农.制器尚象-备物致用.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思考[J]，装饰.2010.01（总第201期）：64-69.

[5]陈布瑾.由“制器尚象”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造型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