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媒体的态度范文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1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自媒体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11.071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We-Media Age

GAO Yuxuan[1]， WANG Rui[1][2]， WANG Yife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1;

[2] Changan College of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6）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e-media lead a new revolu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t Is changing the entire social inform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Since We-media has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our country. However， becaus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e-media also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and judging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reat the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security， weak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the public. So， in such a context， the in-depth study of We-media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as the threshold for u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to challenge calmly We-media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has the great impact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ocialist ideology; We-media; influence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进入全民自媒体时代。自媒体（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这一新兴平台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空前而又巨大的。因此，在自媒体时代下，我们必须重视自媒体的特点，直面自媒体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采取有效措施，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

1 自媒体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契机

1.1 开拓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渠道

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主要依靠有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随着时展，这些媒介无疑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活在快节奏时代，人们几乎没有闲暇时间观看电视节目、翻阅报纸和杂志。取而代之的是以微信、微博、个人博客代表的互联网新媒体。这些形式的自媒体在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起着基础作用。自媒体具有跨平台、跨运营商，通信成本低等特点，并且与传统短信和通讯手段作用相当，使得其成为广大网民首选的社交通讯应用程序，这就有效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自媒体的沟通方式更立体、更直接，有助于打破意识形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现实隔阂，有助于改变意识形态教育者刻板、守旧、落伍的负面形象，双方通过自媒体可以平等地对话。灵活的沟通方式，使被教育者更乐于交流，而且通过自媒体的一些特殊功能促使交流能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展开，从而使被教育者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近几年来，各大型电子商务网站和经营个体纷纷开通各类自媒体公众平台，以此方式进行促销经营;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职能部门也相继开通自媒体官方平台，信息、收集反馈意见;各大电视台、广播媒体和专栏节目也竞相开通自媒体平台，以便与观众和听众交流互动、共享资源;而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等也通过自媒体平台，培养固定群体、扩大粉丝规模数量而产生社会影响力。①由此可体现自媒体已覆盖了各行各业，普及率之高使任何其他社交媒体都望尘莫及。因此，自媒体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通过每一位自媒体用户、每一个自媒体众平台甚至每一个移动终端用户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1.2 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深度

自媒体的交流私密性这一特点使得用户之间的交流更真实，用户更加信任彼此。类似微博、微信等媒介，自媒体注重情感交流，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各种时事的见解看法，评论互动，并可以设置能查看的朋友范围。一方面使得“熟人关系”进一步稳固，另一方面也有保护用户个人隐私的意义。而通过“摇一摇”等功能结识的陌生人，也可以在接触过程中逐渐向“熟人关系”转化。正因为自媒体用户的“熟人关系”，用户心理上对于接收的信息资源更加信任和认同，更可借助“点赞”和“转载”功能加深信息认同度并扩散至更大范围，由此可间接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和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②现如今，政府部门开始通过开通自媒体平台与广大人民群众对话，就是利用自媒体的强覆盖性，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有意识的输出信息引导零散的大众意识形态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媒体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创建一个高效率且相对易于接受的信息传播模式，在根本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深入度。

1.3 提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③

越来越多的党政机构开通自媒体官方平台，要求或鼓励其员工等特定人群关注，不定期相关主题的新闻和科普知识。例如：“共产党员”自媒体订阅号，除与党中央相关政策解读、时事新闻之外还会历史、文艺和民生等方面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文章，无形之中推动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脚步。

每个公众平台都有自己的订阅用户，在信息投放上更具针对性，就当前社会热点、历史话题等向订阅用户传输社会主核心价值观，把新闻宣传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深入宣传党的群众路线，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之中，使自媒体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新平台。

1.4 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

自媒体的信息聚合、功能可拓展等特点，为用户提供方便，利用自媒体推送信息更具有效性和时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者平时可通过自媒体平台向用户传播教育信息，即时发送，直接到用户手机，变主动阅读为被动阅读，节省了用户自行上网查找信息的时间，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由于用户特定，可以将“对的信息”发送给“对的人”，信息推送更加精准，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更具实效性。

自媒体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紧急突发事件和社会的反应速度和强度，也使得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程度大大加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和巩固。自媒体的即时互动性为群众自觉自发地参与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和弘扬提供了最佳平台。④以为例，当出现走失家属、儿童，需要散布广散消息寻求帮助、或病患急需寻找专家诊断等事件时，类似消息一经自媒体平台播出就广泛传播，人们在转发信息的同时也深深被圈子的氛围所感染，蕴藏在其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借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

2 自媒体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

2.1 自媒体加大网络舆情搜集和判断的难度

自媒体是用户表达情感，观点、转发热点的一个重要窗口，强调私密的社交空间，可设置非“好友”不可查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它保证了私人信息的隐秘，保证用户交谈内容不外泄，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使用者隐私权利，是自媒体的一大优点。但这也正是自媒体的缺点所在，用户在交流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如其它公共平台具有可见性，因而自媒体减少了用户的信息获取量，同时降低了意识形态工作者搜集反馈信息的能力。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自媒体朋友圈，成为舆情渠道用户。⑤

自媒体的定位交友功能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用来传播虚假、不良信息的工具和寻找犯罪对象的重要渠道。当事件发生后，由于网络中的信息报道的侧重点、先后顺序以及其分析的深度等不同 ，导致了不同用户通过自媒体所了解到的信息有一定的偏差。而且在信息没有得到公开与证实，思想没有得到论证之前，广大网民的无意识，往往被恶意利用，使谣言与各种错误思想肆意蔓延。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化，也更加难以判断，甚至使得网络舆情更加难以管理和控制，这样不利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掌握、整合思想动态进行引导。

2.2 自媒体威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自媒体不仅注册门槛低，而且尚没有形成严格的审核制度，同时具有信息即时性的特点。就这决定了信息在自媒体平台中可以自由、随意传播。因此，一些情绪性社会事件往往利用自媒体的便利性，误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认识，增加人们对社会和政府产生的不满情绪。而且这种不满的情绪随自媒体用户更深更广地蔓延，极大地扩大了不良影响程度和范围。这在根本上威胁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稳定，给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当今互联网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平台，自媒体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与范围。在自媒体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2.3 自媒体削弱了大众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期文化多元化已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严重冲击，而手机文化的迅猛发展使这种冲击更加深刻。自媒体的隐蔽性极高、传播力极强的特点，其对大众价值观的影响也不易被觉察，往往是在长期的接触中逐渐被感染同化，久而久之导致大众价值观多元化。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有碍于意识形态工作者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削弱了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

自媒体多渠道提供的、观点各异的信息对用户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大量非主流价值观念、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西方社会生活观念的渗透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一部分群众产生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消极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度、信任度及认同度的降低和削减，甚至对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

3 加强自媒体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建议

3.1 积极抢占自媒体阵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网络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领域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传播争夺的阵地。事实早已证明，“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网络时代，网络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占领。”⑦

自媒体这一新兴媒体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主要阵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通过深入自媒体阵地，利用博大精深的思想政治理论、灵活有效的现代传媒手段、坚定不移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牢牢占领自媒体阵地，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做好利用互联网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整体规划，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创造出符合自媒体特点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思想文化的精品力作，使广大人民能够保持正确的政治原则，使自媒体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

3.2 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自身素质，与时俱进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输出的方式与方法都发生了改变，信息传播的流通性和获取信息的平等性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在当前“微时代”，必须转变思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掌握扎实的传播技术与技巧。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要熟练使用自媒体的手段，充分了解自媒体技术，掌握自媒体的特点，科学使用自媒体。使自己既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者，又成为自媒体信息的收集者、者和管理者。

意识形态工作者不仅可利用自媒体平台实现社会思想纠错、惩恶扬善等职能，也可将自媒体与其他媒体如博客、微博等联合起来，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不断为社会输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众自觉自愿地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积极加入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队伍中去。

3.3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发挥自媒体优势

自从传播媒介诞生以来，制定法律法规对传播的控制已经越来越重要。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⑨

想要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必须加强平台监管。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沟通、协作，加强监管力度，尽快建立对专门针对自媒体的网络运行规章制度，积极贯彻落实，严格审核各方面的内容，例如加大对信息的审查力度，对信息进行必要的筛查、过滤、把关和屏蔽，对账户加强身份审核，推行管理人员实名责任制，从源头上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和原则。

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立法，打击侵害网民利益的行为，为自媒体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要积极建立举报恶意应用机制，通过设立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制定对自媒体的监督和举报奖励办法、对网络不良信息和违法行为的惩罚条例，对利用自媒体进行违法犯罪、不正当宣传等行为进行坚决打击，杜绝低俗不健康等内容的出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积极、健康、和谐、文明的自媒体环境。

3.4 满足群众现实利益，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工作

自媒体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仅要重视网络媒体，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民的现实问题和切身利益。自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后起之秀，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及建议、对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发表观点的重要媒介。用户在自媒体上所发泄的不满归根结底是在网路世界表达真实情感。只有满足群众的现实利益才是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本质工作，只有国家和政府真正关注和解决人民的问题和困难，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群众才会真心认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人民群众满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做好，所以，在“微时代”，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就需要意识形态工作者多关心、关注民生民意和人们所关系的热点话题。

总之，必须认清自媒体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辩证分析自媒体对其的双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依靠自媒体的发展不断增强自身号召力和凝聚力，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资助，项目名称：互联网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4JD710049;另外获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校共青团课题研究资助项目

注释

①④王光宇.发挥自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J].理论与现代化，2014（4）：112.

②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4-02-27.

③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4-08-18.

⑤ 田仲金.自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4.

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4-08-19.

⑦ 顾洪英.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J].求实，2009（9）：80-82.

⑧ 陈永福.手机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0.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2

（一）电脑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

最早的网络即时通信工具是一种依附在电脑终端上的，通过使用者互相传递文本信息达到一对一人际交流目的的应用软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逐渐在传递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增加了语音、视频、文件传输等功能。

以电脑为平台的网络即时通信软件首次使人际传播不再受地域的制约，迅速受到人们的欢迎。

2014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手机端即时通信使川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使用率为91.2%。使用者上网从电脑终终端向手机终端转移，使用者对即时通信软件的使用从电脑终端向手机终端转移。

本文借用满足 效用生态位理论，研究定位于使用者在电脑即时通信工具与智能手机聊天工具的使用感受上有哪些不同；如今二者问的竞争关系如何；面对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挑战，电脑即时通信工具又应如何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

（二）满足 效用生态位理论

1.满足一效用生态位的概念。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义叫小生境或是生态龛位。生态位原本是对于生态系统中一个利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生态学解释。研究者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媒体研究中，以解释不同媒体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其进行长期预测。其关注点在于，当新兴媒体进入现有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并试图与其他相似的媒体共享这一环境中的资源时，新媒体与现有其他媒体间所产生的竞争程度如何，通过竞争，今后二者的关系是共存还是被收代。

满足一效用生态位是生态位的子概念之一，由美国学者约翰.迪米克提出。生态位是指与用户、媒体组织和产业相互作用的媒介生存环境。“满足”是指用户对某种媒体的选择或需求，解释了人们在消费这一媒体方面支出的时间和金钱等原因，具体分为“获得的满足”与“满足机会”两个方面。

在方法论上，界定满足一效用生态位要素有三项指标：一是使用者在媒体选择或使用上“获得的满足”的生态位宽度；二足这一媒体与其他相似媒体在使用者“获得的满足”上生态位的重叠程度；三是这一媒体与其他相似媒体相比在使用者“获得的满足”方而的生态位优势。通过对提供相似服务的不同媒体间生态位的宽度、生态位的相似性（童叠程度）以及媒介生态环境里二者的密集程度（相对优势）的测量，可以衡E…媒体能满足使用者需求的范围的大小，呈现出媒体间不同的竞争关系。

2.满足一效用生态位的计算公式。满足- 效用生念位的计算公式包括三项：

首先是有关生态位宽度的计算公式。生态位宽度代表着媒体能够为使用者所提供的功能的多样性，具体指媒介生态环境中各媒体资源所占据领域是相对广泛，还是相对狭窄。生念化宽度越广泛，满足的使用者需求也就越趋于多样化。生念位宽度的计算公式如图1。

其中，u、1分别表示某个既定范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GO表示各问项中有关“获得的满足”的取值；N表尔使用某种媒体的调查对象人数；n表示第一个凋查对象；K代表往某个维度上的取值范围；k是指“获得的满足”的第一个取值。

其次是生态位重叠的计算公式。它的作用足测量不同媒体为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务的相似性，被看作是描述竞争媒体之间共存或替代程度的指标。生态位重叠的计算结果越低，两种不同媒体间所提供的服务或者资源越相似，可被替代的可能性越高；计算结果越高，则媒体间所提供的服务或资源的羞异越人，可被替代的程度越低。生态位重叠的计算公式如图2。

在生态位重叠的计算公式中，i，j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媒体；G代表各问题项中，在媒体i和媒体j的“获得的满足”上的取值；N表示使用这两种媒体的调查对象人数；n是指第一个调查对象。

最后是生态位优势计算公式。它的作用是测量哪个媒体能给使用者带来更多的使用满足感，在竞争中更具优势。竞争优势得分越高的媒体，为使用者带来的使用满足感越高，在竞争中更具有优势。生态位优势的计算公式如图3。

在生态位优势计算公式中包含两个小公式。在这两个小公式中，i、j依然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媒体。第一个公式用于当用户对媒体i比对媒体j评分更高的问题项目上；而第二个公式则是用于使用者对媒体j比对媒体i评价更高的问题项目上。K，表示在问卷中各个维度上的取值范围；k是指第一个有关“获得的满足”的取值；N是指同时使用媒体i和媒体j的调查对象人数；n则代表一个调查对象。

在国外，借用满足 效用生态位理论来分析媒体间竞争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活跃在广告占有率的研究、媒介内容的研究⑨等媒介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而在国内，运用生态位理论来分析媒体组织、媒体产业间竞争关系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着眼于满足-效用这个维度上对媒介生态环境中，新兴媒体的进入与既有现存媒体间的竞争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更是少见。

满足-效用生态位理论及其所包含的这三个测量公式，都是新兴媒体要替代较旧媒体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新兴媒体要在媒介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首先提供与较旧媒体相似的服务，其次，在提供相似服务的基础卜.要有其新颖性与独特性，最后，新兴媒体在所有让使用者感到满足的维度上的综合评价要高于较旧媒体。

研究方法

1.变量与问卷构成。国外，将满足-效用生态位理论应用于即时通信工具的研究，早在智能手机登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以电脑终端作为研究的对象。约翰-迪米克及其同事们在2008年，通过对满足-效用生态位理论中“获得的满足”与“满足机会”两个维度对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四者间的竞争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参考约翰・迪米克及其同事们在2008年的研究，使用的“获得的满足”与“满足机会”两个维度来界定电脑即时通信工具与智能手机通信工具二者间的竞争关系。

具体的，在本文中将社交性满足作为“获得的满足”维度的操作性定义。它的问项主要由“与他人交换彼此想法或意见”、“与无法直接见面交流的人保持联系”等13项构成。使用便利性作为“满足的机会”维度的操作性定义，主要由“能更方便地与他人进行交流”、“能更轻松地知道他人的动向”等6项构成。受访者对两大维度的评分范围分别从“1，非常不好”到“5，非常好”。

对“社交满足”与“使用便利性”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a）结果显示（参照表1）：首先，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方面，“社交满足”的信度系数是0.906；“使用便利性”的信度系数是0.824。其次，在电脑即时通信工具方面，“社交满足”的信度系数是0.847；“使用便利性”的信度系数为0.765。根据结果，信度检验系数均在0.6以上。这说明，不论是智能手机，还是电脑即时通信工具，构成其“社交满足”与“使用便利性”两个维度的问卷问项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稳定性。

2.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于2014年11月6日～l5日，向在中国国内以及国外居住的，同时使用电脑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者发放问卷300份，共收回问卷240份，其中有效问卷共207份。

根据有效样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按照性别划分：男性共94名（ 45.4%）、女性113名（54.6%）；按年龄段来分：“20～25岁”124名（59.5%）、“26～30岁”52名（25.1%）、“30岁及以上”24名（11.1%）。另外，职业方面，占据受访者比例最高的是学生（148名，71.5%）；居住点方面，占据受访者比例最高的是二级城市（187名，90.3%）。最后，受访者日均使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时间排序为：“l小时以下”（66名，31.9%）、“5小时以上”（63名，30.4%）、“1～2小时”（46名，22.2%）、“3～4小时”（52名，15.5%）；日均使用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时间排序为：“5小时以上”（61名，29.5%）、“3～4小时”（52名，25.1%）、“1小时以下”和“l～2小时”均为47名（22.7%）。

频度分析结果显示，108名（52.2%）受访者表示在使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后，对原有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度、时间开始减少；94名（45.4%）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智能手机和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度、时间与之前没有变化；仅有5名（2.4%）受访者表示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出现后对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变得更频繁。

另外，在受访者对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与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偏好方面，111名（53.6%）的受访者比96名（46.4%）的受访者更频繁地使用着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

（二）电脑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间的生态位宽度分析

据表3显示，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生态位宽度范围是在0.650～0.713之问；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生态位宽度范围是在0.676～0.681之间。“社交满足”方面，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生态位宽度人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而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生态位宽度大于电脑即时通信工具。

生念位重叠的计算的数值越小，二者间的重叠程度越深。结果显示，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与电脑即时通信工具在“社交满足”方面的相似度为3.460；茌“使用便利性”方面的相似度为1.820。

（四）电脑与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间的生态位优势分析新媒体

结果显示，二者在“社交满足”和“使用便利性”两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生态位差异。电脑即时通信工具在“社交满足”方面占优势，而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更占优势。

研究结论

一方面，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已经撼动电脑即时通信工具的地位。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使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频率和时间均有所增加；且一部分受访者表示比起电脑即时通信工具，更偏好使用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

另一方面，受访者选择使用电脑还是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取决于这两种媒体在情感交流方面的功能。作为即时通信工具的载体，智能手机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电脑终端，二者有遁度重叠或相互置换的情况。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3

关键词　传播　互动性　模真　在场

新媒体技术既改变了人类进行社会表达与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所生存在和置身于的世界文化格局与面貌。 网络 平台支持了媒介融合，使得媒介传播的基础与环境，媒介承载的信息状态与呈现，媒介受众接受的形式与方式等，在声像化里发生趋同性变异：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符号的整合性运用，使人类的信息传受更容易完成。其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也开始表现出新的特点：互动性传受，成为了当下新媒体传播中一个显在的现象和特征。而互动性对于媒介 发展 ，对于信息传播，是有着重要的文化、社会意义的。

一、延展与“找回”

媒介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怔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及媒介本身的发展 规律 一致。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通过“人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改造和利用资源，以方便和帮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包括对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媒介进化：首先是口语、图画、文字符号的渐进出现、使用——如人类早期的亲身人际传播，岩画记录下的生活与劳动片段。 中国 早期的文字记录直至世界范围内印刷图书形成文字信息的大规模复制、传播，再到声音、影像的利用——早期无声电影，再到文字、音、像合一承载、传播信息的出现——有声电影后的电视以至新媒体， 历史 所呈现的媒介进步的轨迹，都表达着人类以前行与发展的态势，将媒介信息的传受，建立在不断兴起的新技术基础上，对媒介符号和元素进行完善地利用并整合。www.133229.coM从媒介结构信息世界的完整性角度上看，到文字、音、像等合一的媒介传播形式出现，人类外在的，如声音与耳朵，文字、图像、影像与眼睛等，这两组互为但并在的传受信息的生物显性机能，已得到较为完全的实现。然而，在征服自然之后，其“浮士德”般改造自然的“本能”，使得人类对实现最大、最好、最完善信息传受的努力，尤其显在于形式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于是，综合、延伸、拼贴、粘合，单项信息符号向其极致处去利用、发展——图像到影像，多项符号向综合与全面处去组合、联结——网络支持下身临其境的声像即时传递，在interneter，出现与普及以后，人类的传受技能，还在以一种无可限量的前进趋势，经历巨大的变化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开发。

那么，什么是媒介传受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具体的无止境追求的信息传受胜境是什么?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学说”，给我们做了提示。保罗，莱文森把人类社会整个媒介演化过程看作为一个“补救措施”。他指出：“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之满足我们幻想中的苛求；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正像这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人类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以图书、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介基于文字符号的静态传播，以至在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影像媒体的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的动态传播，已经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用以表达和交流、沟通的可能与方式，并在配合以人类想象的当口，努力回归到真实的生存景况——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但是传统媒体因其传播的单向性和传播符号运用的有限性，依然与人类本身所处的表达与交流的自然此在相去甚远。于是，在媒介符号元素的他在走向自在的发展中，媒介最终要在人类不断的“补救措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然找回”。由此，媒介演化进程中，有着一定的过渡阶段——电影、电视阶段即是，一侔技术与文化环境具备，就会被再次颠覆并超越。如今，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新媒体时代集通讯、 计算 机数据与广播电视三网的融合，已让我们回归人类生物自然交流情境的步伐加快。而互动，作为一种符合人类社会与媒介演化规律的人性化表达与交流方式应运而生。

如此，体现在媒介信息表达与交流层面上的互动性，是人类在延展和找回的双重努力中的一种媒介传受的呈现方式：它是人类真实社会中早已存在和熟知的行为。为了连接和构建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存在的社会，个体间的表达和交流，既是一种需要，也在长期进化中成为本能，形之为人类存在的素质与能力。而互动性在人类交流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显性层面上，作为信息互换与流通的基本手段，可用于人类社会现实的信息表达与交流，以便在一定的自然、社会情境下，形成特定主体与客体间的信息遇合与传播；在实际情形中，是现实存在。在人类社会真实情境中，信息表达的主体和接受信息的主体的实际站位，通常情况下边界不清，可以随时并任意进行身份互换，信息内容传受的流向，多在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的并在下，动态行进、回转。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真实而自然的信息传受，是特定情境下生动而鲜活的生物互动的交流行为。互动性作为人类社会本能和实际应用，存在着也发生着。 电子 媒介所呈现的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点，正体现出人类对真实自然“找回”的一种努力与部分实现。

二、模真和营造

在“找回” 自然 的努力中，媒介互动性也现实地模仿了人类社会自然态的信息传受及传播形态，营造、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传受主体身份的非确定性

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不同，以往大众媒介是在信息传受之前，早已给定传输主体与接主体的身份，而各自安守本分，以完成单向性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一般由掌握媒体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发起，大众则作为受体被传输信息。其中，传播主体的组织、机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利益驱使出发点的不同，传输平台的垄断地位等特点，使传统的大众传播在社会功能方面，附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利益纷争及社会使命等大社会成分。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总是应人类生存和 发展 的某种需要而出现，其后才被有心的组织或机构，因 经济 或 政治 、文化的功利目的，去运用甚至利用。所以，传统媒介的单向性和垄断性，并不是媒介存在的本原形式，当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足以支持媒介自在存在，属于媒介本质的自然形态就能再次出现。在 电子 技术所建立的开放式平台上，媒体的垄断被突破，只有拥有一定经济或政治资源的组织与机构担当信息传播主体的 历史 被改写，传受主体的规定性被打破。在大众传播所具有的限定性与规范性、利益竞争性与意识权威性等，不再是新媒体全部而统一的信息表达模式的时候，人类个体开始成为媒介信息表达和交流 网络 上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工作时或在家里接触到因特网的无限空间，通过印刷文字和音频开辟了新闻、娱乐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空间。”处在电脑终端的每一个主体，既可能是传播的主体，也可能 是接受的主体，并在信息传受的过程中，随时进行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

2，信息内容的日常性

在即时而互动的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中，表达与交流的主体也模糊了传与受的界限。信息内容的严正与重大被祛魅，更多是对如正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信息的表述：没有特别准备的主题，向庸常生活层面下移和倾斜。或者完成陌生主体的相识，或是完成一次商业交易，或是进行一回信息互换，不管信息传受实现的是怎样具体目的的表达与交流，在双向或多厨的媒体信息传受中，新的媒体信息传播，更多以日常与平常意味，完成人类媒介中的社会交流与表达，并形之现实、日常的生活模真。

3，信息传受的随意、随时性

“数码平台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式”，新媒介技术平台能综合运用文字、图画、声音与影像等符号，并结合静态与动态传播形式，使得当下媒介信息传受亲和性和日常性得以出现、加强。没有在语言、文字、音像上的公众社会规定性，信息的构成，从形而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云端，降落在生活的世俗场域，新媒体传播更多采用、体现为生活常态中的表达、交流形式，让信息传受过程紧紧贴近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与活动。于是，信息传播在互动的形态中，其表达与交流的过程和状态，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最显在的表征体现在口语的广泛运用上。口语，“被称作信息的第一载体”，“被称为早期人类交换信息的重要形式”。口语作为一种无中介的传播，“具有一种交流的亲近性、直接性和生动性”。因为表达与交流内容的日常性，带来了口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广泛运用。而个性化交流和不同语气、语调，也被这种对口语的运用，带到信息传播中来。其次，在文字以外，音频、视频的运用，比如在msn平台上的信息传受时，人的语音与影像能够同步出现，更加强了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如同自然发生的表达与交流，传受主体以各自的声音、影像，随意进行日常联络。再次，声音与影像的在场，体现出人类交流的生动性与形象性，使信息传受成为一个模真的跨地域的人际交流过程——音像毕竟是现实通过技术而实现的再现。这样，信息互动以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状况，因需要随时形成和发生。

三、自足及在场

既然是人类自然“找回”的努力和真实社会的模真，媒介最大限度地表达、呈现着人类现实的存在，是互动性体现出的媒介存在与发展的追求。

在真实社会中，人类的表达与交流，是一个附加有自然与社会多方面辅助性元素的“场域”，或在物质性的层面，如室内或室外，冬天或夏天，晴天或雨天等等，或在精神性的层面，如引发愉悦或哀伤，引发怀想或畅想，引发狂暴或静谧等等，诸多复合元素配合着人类实际的表达与交流的形成与实现。所以，人类所发生的真实表达与交流，并不单纯是一种意义内容的单纯传输，而是结合进特定情境、具体的、以信息传受为衔接的社交行为。主体在场以及情感在场，是作为高智能情感动物的人类社会联系以至维系的常态。

但是，以传播机构为信息传播主体，受众为信息传播受体，传统媒体结构的信息传受过程，不仅在内容的规定性中，拘囿了传受双方的信息生产与接受，限定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媒介符号传递的有限性和传播手段的单一性，使得传播成为一个他在于现实生活常态以外的自足场域，缺失鲜活与生动。

曾有学者将电视接受的现场性时，将受众参与分为三种：“日常收看的心理参与”、“现场直播的场外间接参与”和“进入演播现场的直接参与”。这种所谓的“现场体验”和“现场感”在单向性的传播中，需要更多借助间接的想象去实现。而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当今新媒体所建立的互动。却是在立体而综合的模真情境中，再设了鲜活的信息传受场。其中，更多的媒介元素被注意和运用，比如，即使进行即时表达与交流，网络聊天室里常见的诸如生气、大笑等符号被引入，可供选择的表情图像的设置，使文本可以有机而随意地进行“形象粘贴”。而日常声音、影像及文字表达等参与信息互换，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不仅在媒介层面上实现了信息传受新的点与面的开发，而且是对人类表达与交流活动情境信息的找回。它设定了这样一个情境：令互动中进行信息传受的双方及多方主体，完成全面而立体的表达与交流。这种新媒体平台上的全面、生动与现场性，已经成为人类借助媒介实现的日益普泛的行为与方式，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

主体的鲜活在场，同时还带来了信息传播中的情感在场。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表达和交流，在特定的信息传递目的以外，是带有主体特性和现场参与的情绪、情感流动的。现实的人际交流，是基于具俸情境，并在互动中不断引发传受主体情绪变化的信息互换过程。电子技术不断地帮助。人们回到本原，在传受主体影像甚至“现实”在场的情况下，让情感律动再次充溢于人类的表达与交流，因此而丰满了信息传受行为，减少了传输过程中信息的耗损，并实现人主体在信息传受以外的情感交流与互动，以达成人类社会的更好表达与交流。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4

关键词　传播　互动性　模真　在场

新媒体技术既改变了人类进行社会表达与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所生存在和置身于的世界文化格局与面貌。网络平台支持了媒介融合，使得媒介传播的基础与环境，媒介承载的信息状态与呈现，媒介受众接受的形式与方式等，在声像化里发生趋同性变异：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符号的整合性运用，使人类的信息传受更容易完成。其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也开始表现出新的特点：互动性传受，成为了当下新媒体传播中一个显在的现象和特征。而互动性对于媒介发展，对于信息传播，是有着重要的文化、社会意义的。

一、延展与“找回”

媒介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怔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及媒介本身的发展规律一致。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通过“人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改造和利用资源，以方便和帮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包括对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媒介进化：首先是口语、图画、文字符号的渐进出现、使用——如人类早期的亲身人际传播，岩画记录下的生活与劳动片段。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直至世界范围内印刷图书形成文字信息的大规模复制、传播，再到声音、影像的利用——早期无声电影，再到文字、音、像合一承载、传播信息的出现——有声电影后的电视以至新媒体，历史所呈现的媒介进步的轨迹，都表达着人类以前行与发展的态势，将媒介信息的传受，建立在不断兴起的新技术基础上，对媒介符号和元素进行完善地利用并整合。从媒介结构信息世界的完整性角度上看，到文字、音、像等合一的媒介传播形式出现，人类外在的，如声音与耳朵，文字、图像、影像与眼睛等，这两组互为但并在的传受信息的生物显性机能，已得到较为完全的实现。然而，在征服自然之后，其“浮士德”般改造自然的“本能”，使得人类对实现最大、最好、最完善信息传受的努力，尤其显在于形式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于是，综合、延伸、拼贴、粘合，单项信息符号向其极致处去利用、发展——图像到影像，多项符号向综合与全面处去组合、联结——网络支持下身临其境的声像即时传递，在INTERNETER，出现与普及以后，人类的传受技能，还在以一种无可限量的前进趋势，经历巨大的变化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开发。

那么，什么是媒介传受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具体的无止境追求的信息传受胜境是什么?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学说”，给我们做了提示。保罗，莱文森把人类社会整个媒介演化过程看作为一个“补救措施”。他指出：“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之满足我们幻想中的苛求；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正像这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人类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以图书、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介基于文字符号的静态传播，以至在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影像媒体的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的动态传播，已经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用以表达和交流、沟通的可能与方式，并在配合以人类想象的当口，努力回归到真实的生存景况——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但是传统媒体因其传播的单向性和传播符号运用的有限性，依然与人类本身所处的表达与交流的自然此在相去甚远。于是，在媒介符号元素的他在走向自在的发展中，媒介最终要在人类不断的“补救措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然找回”。由此，媒介演化进程中，有着一定的过渡阶段——电影、电视阶段即是，一侔技术与文化环境具备，就会被再次颠覆并超越。如今，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新媒体时代集通讯、计算机数据与广播电视三网的融合，已让我们回归人类生物自然交流情境的步伐加快。而互动，作为一种符合人类社会与媒介演化规律的人性化表达与交流方式应运而生。

如此，体现在媒介信息表达与交流层面上的互动性，是人类在延展和找回的双重努力中的一种媒介传受的呈现方式：它是人类真实社会中早已存在和熟知的行为。为了连接和构建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存在的社会，个体间的表达和交流，既是一种需要，也在长期进化中成为本能，形之为人类存在的素质与能力。而互动性在人类交流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显性层面上，作为信息互换与流通的基本手段，可用于人类社会现实的信息表达与交流，以便在一定的自然、社会情境下，形成特定主体与客体间的信息遇合与传播；在实际情形中，是现实存在。在人类社会真实情境中，信息表达的主体和接受信息的主体的实际站位，通常情况下边界不清，可以随时并任意进行身份互换，信息内容传受的流向，多在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的并在下，动态行进、回转。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真实而自然的信息传受，是特定情境下生动而鲜活的生物互动的交流行为。互动性作为人类社会本能和实际应用，存在着也发生着。电子媒介所呈现的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点，正体现出人类对真实自然“找回”的一种努力与部分实现。

二、模真和营造

在“找回”自然的努力中，媒介互动性也现实地模仿了人类社会自然态的信息传受及传播形态，营造、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传受主体身份的非确定性

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不同，以往大众媒介是在信息传受之前，早已给定传输主体与接主体的身份，而各自安守本分，以完成单向性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一般由掌握媒体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发起，大众则作为受体被传输信息。其中，传播主体的组织、机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利益驱使出发点的不同，传输平台的垄断地位等特点，使传统的大众传播在社会功能方面，附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利益纷争及社会使命等大社会成分。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总是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出现，其后才被有心的组织或机构，因经济或政治、文化的功利目的，去运用甚至利用。所以，传统媒介的单向性和垄断性，并不是媒介存在的本原形式，当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足以支持媒介自在存在，属于媒介本质的自然形态就能再次出现。在电子技术所建立的开放式平台上，媒体的垄断被突破，只有拥有一定经济或政治资源的组织与机构担当信息传播主体的历史被改写，传受主体的规定性被打破。在大众传播所具有的限定性与规范性、利益竞争性与意识权威性等，不再是新媒体全部而统一的信息表达模式的时候，人类个体开始成为媒介信息表达和交流网络上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工作时或在家里接触到因特网的无限空间，通过印刷文字和音频开辟了新闻、娱乐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空间。”处在电脑终端的每一个主体，既可能是传播的主体，也可能 是接受的主体，并在信息传受的过程中，随时进行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

2，信息内容的日常性

在即时而互动的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中，表达与交流的主体也模糊了传与受的界限。信息内容的严正与重大被祛魅，更多是对如正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信息的表述：没有特别准备的主题，向庸常生活层面下移和倾斜。或者完成陌生主体的相识，或是完成一次商业交易，或是进行一回信息互换，不管信息传受实现的是怎样具体目的的表达与交流，在双向或多厨的媒体信息传受中，新的媒体信息传播，更多以日常与平常意味，完成人类媒介中的社会交流与表达，并形之现实、日常的生活模真。

3，信息传受的随意、随时性

“数码平台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式”，新媒介技术平台能综合运用文字、图画、声音与影像等符号，并结合静态与动态传播形式，使得当下媒介信息传受亲和性和日常性得以出现、加强。没有在语言、文字、音像上的公众社会规定性，信息的构成，从形而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云端，降落在生活的世俗场域，新媒体传播更多采用、体现为生活常态中的表达、交流形式，让信息传受过程紧紧贴近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与活动。于是，信息传播在互动的形态中，其表达与交流的过程和状态，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最显在的表征体现在口语的广泛运用上。口语，“被称作信息的第一载体”，“被称为早期人类交换信息的重要形式”。口语作为一种无中介的传播，“具有一种交流的亲近性、直接性和生动性”。因为表达与交流内容的日常性，带来了口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广泛运用。而个性化交流和不同语气、语调，也被这种对口语的运用，带到信息传播中来。其次，在文字以外，音频、视频的运用，比如在MSN平台上的信息传受时，人的语音与影像能够同步出现，更加强了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如同自然发生的表达与交流，传受主体以各自的声音、影像，随意进行日常联络。再次，声音与影像的在场，体现出人类交流的生动性与形象性，使信息传受成为一个模真的跨地域的人际交流过程——音像毕竟是现实通过技术而实现的再现。这样，信息互动以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状况，因需要随时形成和发生。

三、自足及在场

既然是人类自然“找回”的努力和真实社会的模真，媒介最大限度地表达、呈现着人类现实的存在，是互动性体现出的媒介存在与发展的追求。

在真实社会中，人类的表达与交流，是一个附加有自然与社会多方面辅助性元素的“场域”，或在物质性的层面，如室内或室外，冬天或夏天，晴天或雨天等等，或在精神性的层面，如引发愉悦或哀伤，引发怀想或畅想，引发狂暴或静谧等等，诸多复合元素配合着人类实际的表达与交流的形成与实现。所以，人类所发生的真实表达与交流，并不单纯是一种意义内容的单纯传输，而是结合进特定情境、具体的、以信息传受为衔接的社交行为。主体在场以及情感在场，是作为高智能情感动物的人类社会联系以至维系的常态。

但是，以传播机构为信息传播主体，受众为信息传播受体，传统媒体结构的信息传受过程，不仅在内容的规定性中，拘囿了传受双方的信息生产与接受，限定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媒介符号传递的有限性和传播手段的单一性，使得传播成为一个他在于现实生活常态以外的自足场域，缺失鲜活与生动。

曾有学者将电视接受的现场性时，将受众参与分为三种：“日常收看的心理参与”、“现场直播的场外间接参与”和“进入演播现场的直接参与”。这种所谓的“现场体验”和“现场感”在单向性的传播中，需要更多借助间接的想象去实现。而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当今新媒体所建立的互动。却是在立体而综合的模真情境中，再设了鲜活的信息传受场。其中，更多的媒介元素被注意和运用，比如，即使进行即时表达与交流，网络聊天室里常见的诸如生气、大笑等符号被引入，可供选择的表情图像的设置，使文本可以有机而随意地进行“形象粘贴”。而日常声音、影像及文字表达等参与信息互换，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不仅在媒介层面上实现了信息传受新的点与面的开发，而且是对人类表达与交流活动情境信息的找回。它设定了这样一个情境：令互动中进行信息传受的双方及多方主体，完成全面而立体的表达与交流。这种新媒体平台上的全面、生动与现场性，已经成为人类借助媒介实现的日益普泛的行为与方式，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

主体的鲜活在场，同时还带来了信息传播中的情感在场。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表达和交流，在特定的信息传递目的以外，是带有主体特性和现场参与的情绪、情感流动的。现实的人际交流，是基于具俸情境，并在互动中不断引发传受主体情绪变化的信息互换过程。电子技术不断地帮助。人们回到本原，在传受主体影像甚至“现实”在场的情况下，让情感律动再次充溢于人类的表达与交流，因此而丰满了信息传受行为，减少了传输过程中信息的耗损，并实现人主体在信息传受以外的情感交流与互动，以达成人类社会的更好表达与交流。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5

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对信息环境的影响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信息环境就是社会信息生态，是与社会信息交流活动有关的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社会信息环境中，信息的生产、加工、传播、再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一直以来，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媒形态的信息传播组织，承担着环境监测、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等社会功能，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媒体的兴起，对社会信息传播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媒体使信息环境更为开放。在信息生产加工层面，新媒体的数字化和无限的信息容量，能够呈现海量的信息和信息链接，突破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使信息传播范围扩展至全球，形成了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全球性信息系统。据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Telegraph Union，ITU）的最新全球互联网年度报告《2013年信息社会分析》中显示，2013年全球网民将达27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将达到68亿。

新媒体使信息环境中信息沟通更为便捷、及时。在信息传播层面，新媒体的信息类型多样、信息传递速度快捷、信息的传播流通更为自由，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技术手段。新媒体将通讯、网络、多媒体技术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动态的运行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媒介形态，为大众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服务方式。网络新闻作为网民的基础应用，已成为网民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中国网民搜索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新闻搜索在电脑和手机上都位居第一，新闻仍然是网民最常搜索内容。

大数据对舆论生成机制的影响

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虽然不同的学者在对于舆论的定义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议题”“公众”和“共同意见”是学者们提出的众多舆论构成要素的交集。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舆论季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大众传媒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因此，大众传媒不仅是社会中公众的重要信息源，而且也是公众重要的影响源。长期以来，大众传媒作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纽带，在形成舆论、反映舆论、引导舆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数据时代，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具备的高速信息传播效率、广泛的用户互动和免费的终端用户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拓展了公众获取信息和新闻的平台，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意识，也导致了社会舆论生成机制的转变。

信息源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传播使传统大众传媒的单一话语权瓦解，实现了信息民主化。舆论的话语权不只局限在大众传媒和专业记者的手中，人人都可能是事件的者，或者是事件的评论者，新媒体成为了自下而上的民间舆论生成的重要来源。在很多热点事件、突发事件发生后，源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大量及时信息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舆论的形成。此外，在各种形式的新媒体上，公众不仅可以依照个人的兴趣、爱好搜索信息，并且可以信息，对媒体信息做出评判。

社会化媒体平台在舆论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化媒体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特别是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形态出现后，公众可以借助参与性和互动性较强的新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在新媒体平台上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得以体现。在互联网进入人们生活后，最突出的影响显现在人们在虚拟空间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机制加以集结，建立情感和行为认同，形成了各类型的网络社区。

同时，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态势下，技术的革新促成了公众意见表达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变化。比如，“实名制”“社区化”逐渐在社交网站、微博中推行后，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得到增强。利用社交网站的“分享”功能，成为新型交流空间的参与者，这种基于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能够使公众事务和公共议题的交流更为广泛、自由。

基于大数据的大众传媒舆论引导策略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快了公共信息传播的速度，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增加，获取信息的速度增快，利用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形态，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公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同时，由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在信息监管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因此，大众传媒应对网络等新媒体传播中的舆论加以引导。

培育多层次、多平台的舆论引导主体。大众传媒是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导力量，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以推送者的角色为主，对信息内容具有较高的控制权，侧重对传播活动前期的把关，即在信息的筛选、过滤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大众传媒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态的出现，信息源的开放性极大增强，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信息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发展的趋势。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在《新媒体和权力》一书中提出“每一个时代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都会带来权力的转移”。新媒体逐渐改变了传统舆论话语权格局，形成了由不同信息源构成的舆论场，如政府网站、媒体微博、名人微博等。在不同的舆论场中，舆论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路径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新媒体形成的舆论场中，公众充当了社会信息的节点，而这些节点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存在一些重要的节点，影响舆论的生成和走势，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因此，应结合不同舆论场中“意见领袖”的特点，培养多元化、多层次、多平台的舆论引导主体。

合理进行议程设置，发挥舆论引导的整合力量。在开展公众议程设置的过程中，利用传统大众传媒具有的影响力，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以形成对公众认知层面的影响。同时，利用新媒体的技术特点在态度层面和行动层面影响公众，最终促成从认知、情感、态度到行为一系列传播效果的形成，发挥大众传媒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和协作。

特别是大众传媒在为社会舆论提供框架时具有优势，可以结合新媒体的舆情，有针对性地组织、设置议程主题、内容，通过新媒体对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表达，唤起公众参与公众事务的意识，满足公众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让公众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积极加以引导。最大程度上形成大众传媒的“媒体议程”与新媒体的“公众议程”有机结合。

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对于大众传媒而言，实现舆论引导的有效性，需要密切关注舆情、监测舆情，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的舆情，更要根据舆情的走势、受众的态度和反馈，适时调整舆论引导的方式，把握舆情传播的规律。对于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尤其要关注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广泛参与程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曾在所写的《Convergence Culture》一书中提出，参与性是一个双重过程，包括媒介组织驱动的由上而下的进程和消费者驱动的由下而上的进程。因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人们不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或是媒介消费者，而成为了具有更多的主动性，甚至作为信息传播者参与信息的再次传播、扩散。尤其是在基于Web2.0技术的社交网站、微博、微信上，人们较多地参与到了信息传播，甚至是意见传播的过程中。因此，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入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分析其信息传播的特点，增加信息反馈的渠道，以获取更多的反馈信息，促成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使舆论引导工作更为顺利的开展，并不断加以改进、完善。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联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新媒体环境下大众传媒舆论引导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13033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6

程猛

传统的城市形象研究，往往集中于从地理学的角度勾勒城市风貌、从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城市理念，从艺术学的角度探究城市设计，并最终多方结合，回归于政治、经济、文化指标的综合性概括。从媒介生态学的视域出发考察城市形象，是将媒体置于形象建构的主体位置，观察其如何在媒介生态环境中找准定位、充分互动，使城市的符号意象、官方的政治权力和受众的审美感知达成默契，并最终形成较为统一的城市形象，这是城市形象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一、媒介生态学与城市形象的媒体建构

（一）从媒介环境学到媒介生态学。

20世纪30年代，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人文主义技术观对媒介环境学产生了先驱性的影响，芒福德将技术置于社会生态的大背景中．关注技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期望达到人、环境、社会、技术的平衡。此后，英尼斯、麦克卢汉、詹姆斯·凯利、保罗·莱文森、林文刚等学者为媒介环境学提供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想。20世纪60年代，尼尔·波兹曼首先提出了“media ecolo-gy”一词，并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技术、环境、媒介、文化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核心，它关注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和社会空间的影响，认为技术推动下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一个“环境”。

20世纪90年代起，媒介环境学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发生了本土性的变化，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学术思想。中国的学者把观照的中心放在了“媒体”而非“技术”层面，更多地关注于媒体自身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因此，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命题是“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而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命题是“社会对于媒介的影响”。邵培仁指出，“媒介生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因此，在媒介生态学的视域下来研究媒体活动，是在对媒体自身进行考察的同时，窥探其与外部环境的联动状态。

（二）媒介生态：城市形象研究的新向度。

城市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反映了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城市形象的最终呈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众综合性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不可能完全基于实地考察，它部分地产生于人际传播中他人的经验传达，更多地则依附于大众传播中媒体的信息扩散。换句话说，城市形象并不脱胎于真空中，它的建构与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城市自身的状况是先天的基础，受众的解读是最终的行为，而媒体则成为贯穿始终的中坚力量，对形象进行“再现”与“表现”。毋庸置疑，媒体对于城市形象的考量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其白身条件和立场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媒体对于同一城市的形象生产会不尽相同。就某一具体的媒介组织来说，它必定身处特定的媒介生态场中，拥有特定的媒介生态位，这种场域和位置关系，决定了其在城市形象建构中的策略选择：是聚焦于城市“硬实力”的形塑，如：政治蓝图、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等：还是更多着墨于城市“软实力”的摹绘，如：历史底蕴、文化特色、市民生活等；亦或兼而有之。媒体只有充分关注自身所处的媒介生态环境，认清自己的关系网络和所处位置，才能有可能恰当地进行城市形象的建构。

二、城市形象建构中地市级媒体的媒介生态分析

（一）媒介生态场：互动与开放性。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中不同的位置是由不同个体所掌握的资本所决定的。不难发现，媒体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被特定的媒介生态场包裹，在这个场域中，官方、受众、市场、新闻专业主义多方角力与博弈，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媒介生产。也就是说，在建构形象时，媒体并不是随心所欲镜子式的“再现”客观事实，而是受到各方力量的牵扯，只能通过对象征性信息的选择和加工，来进行意义化的“表现”。因此，媒体建构城市形象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媒介生态场中进行权力斡旋和关系互动的过程。对于地市级媒体来说，这种互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地市级媒体的权威性和覆盖面远不及中央级媒体，社会资源和选题空间有限，这要求它们加强议程设置的能力，从接近性上下功夫，并善于利用新媒体与受众互动，提高形象传播的到达率：另一方面，地市级媒体受到各级政策制度的约束，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宣讲主流价值观的平台，自主程度低，这要求它们在与官方和其他媒体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使城市形象在多方形塑和多渠道传播中得以建构，并始终处于开放的媒介生态场中。

（二）媒介生态位：适度与差异化。

生态位是指：“生物种群在群落中的生活方式和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有的位置。一个群落中不同物种在形态结构和生活方式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生态位。”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中，处于不同生态位的媒体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越俎代庖会导致媒介生态位的错乱，照本宣科会造成媒介生态位的重叠。如：对于北京形象的建构，《人民日报》常常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的统领，是一种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形塑，并赋予外交意义来彰显大国姿态；而《北京晚报》如果沿袭这样的模式，则会力不从心，无法驾驭，或者最终“换汤不换药”地模仿，导致信息同质化。因此，对于地市级媒体来说，明确自己的媒介生态位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充分发挥本地性的优势，在城市形象的生产中采取适度原则，与其他媒体形成差异化的竞合，才能在多方互动中建构一个多元而又指涉明确的城市形象。

三、媒介生态学视域下《东楚晚报》的节事报道与城市形象建构

“节事”是指“事先经过策划、具有明确的主题、针对广大公众、有组织举办地一系列活动或事件，包括节日、庆典、展览会、交易会、博览会、会议以及各种文化、体育等具有特色的活动或非日常发生的特殊事件。”节事报道常常成为地市级媒体进行城市形象建构的“金钥匙”，这是因为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策划，使节事活动成为了一种形象建构的文化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官方、媒体、公众广泛参与、沟通和分享，三方话语场在共振中渐趋统一，三者会获得一种共享式的满足感，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默契和社会认同，在此过程中，开放的媒介生态场得以形成，城市形象传播的效度得以提高。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因此，地市级媒体常常通过节事报道，以“共享文化与信仰”的传播仪式为名，助力于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东楚晚报》作为鄂东南地区发行量第一的市民生活报，自创刊以来就承担着传播黄石城市形象的重任，在形象建构与传播的过程中，《东楚晚报》善于营造开放的媒介生态场，找准自身的媒介生态位，并利用“矿冶文化节”、“槐花节”等节事报道开启文化仪式的传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在融合与互动中营造开放的媒介生态场。

目前，黄石市共举办过两次“黄石矿冶文化旅游节”（2010年8月、2012年9月）和四次“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槐花节”（2012至2015年，每年4月）。在这两项节事报道中，《东楚晚报》将“文化、旅游与社会认同”作为形象传播的核心议题，一方面挖掘节事报道的核心价值，如：将首届矿冶文化节与建市60周年的专题报道相勾连，凸显“同根同源”的文化诉求：将第二届矿冶文化节与第三届黄石国际乒乓节的专题报道相结合，彰显“面向国际”的城市姿态。另一方面，《东楚晚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网报互动．如：于东楚网和东楚论坛发起话题讨论，网络电子报和手机报及时更新信息，拓宽传播渠道。在社交媒体部分，自2010年12月开办新浪官方微博后，《东楚晚报》又相继推出微信公众号和APP客户端，加快了媒体融合的脚步。多渠道的信息传播使黄石矿冶文化和槐花节的知晓度大幅提高，旅游经济升温又促使了城市形象的进一步传播。值得强调的是，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交互性，让城市形象的建构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纸媒的层面，受众的评价和认同也成为城市价值表征的一部分，不同的组织和个体参与到形象生产的过程中来，封闭的媒介生态场被打开，渐趋开放和多元。

（二）在差异化竞争中寻找合理的媒介生态位。

在节事报道中，《东楚晚报》找准自己的媒介生态位，紧握地市级媒体的优势，侧重于平民化的选题视角和新闻语言，如：在槐花节的报道中，它更多提供的是：赏花的交通信息，黄石的城市背景介绍等。在集中火力进行“软新闻”的开采中，《东楚晚报》努力将媒体话语与民间话语相统一，并尝试将官方话语糅合其间（如：“矿冶文化已成为黄石的城市名片和精神象征……黄石市委、市政府提出矿冶文化节的构想，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这种做法，一方面与《黄石日报》直抒胸臆的“硬新闻”报道风格形成差异，另一方面从大众文化的层面呼应了黄石生态立市和创建文明城市的执政理念，从而既避免了生搬硬套地信息复制，又形成了多方话语的互动，彰显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媒介生态位，表现出卓越的媒介生态平衡力。

注释：

【1】邵培仁等：《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罗艾桦，章淑华：《广州启动“城市形象大讨论”》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9145816.html,2009-4-16/2010-12-25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等：《时间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吴国清：《大型节事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机理》，《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

【6】【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7】刘真 曾丽妮：《矿冶文化节城市转型“助推器”》，《东楚晚报》2010年1月7日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7

新闻传播的实质是内容信息的传播，其核心方式在于传播（生产）者借助媒介呈现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的传播效果则体现在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接受（消费）上。在“信息―生产―消费”构成的新闻传播基本链条中，存在着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社会现实与拟态环境、新闻内容生产与消费三对基本矛盾。这三对矛盾的运动促进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信息共享关系、媒体信任关系和新闻文化关系的建构。

一、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运动中建构共享关系

通过新闻传播的制度构建、组织构建和市场构建，形成和谐的信息共享关系，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闻传播的内在指向，构成了新闻传播功能的基础。社会信息共享关系的达成需要解决好信息披露与公众知情、新闻调查与公众监督、传言澄清与公众表达三者的关系。

（一）信息披露与公众知情

社会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的焦点在于信息公开，只有将涉及公共生活领域的信息公开披露，才能在源头上释放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新闻媒体是新闻信息的专业采集者、加工者、传播者，其从业人员要从各种常态和突发的事件中，从维护和发展公众利益出发，为人们提供丰富、详实、准确的新闻信息。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机构掌握着大量信息内容，可以为新闻传播提供信息素材。从制度的层面对掌握公共信息的社会组织公布信息作出规定，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要求，如我国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作出了明确要求，也为新闻媒体的相关采访提供了责任主体。但是，从现实情形看，掌握信息的社会组织总是倾向于披露有利于自身声誉和形象的信息，而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则不愿意披露或尽可能地少披露，导致与公众信息诉求上的不平衡，甚至产生较为突出的矛盾。从信息交往的功利原则上分析，这种趋利避害的做法深深地植根于信息交往的实践中，是人们普遍存在的自利动机。只有将信息披露作为掌握公共信息机构行为的法定职责，才能形成对信息交往功利自平衡基础上的再平衡，促进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2016年初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依法积极稳妥实行政务公开负面清单制度，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机构主要负责人带头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这为进一步解决好信息披露与公众知情的关系，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依据和社会示范。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大，必将促进其他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提高公众知情的范围和效率。

（二）新闻调查与公众监督

从服务人们的社会认知出发，新闻传播过程中需要解决好表象信息与实质信息相一致的问题，通过有深度、有质量、有见地的新闻调查，更好地反映和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普遍规律、趋势走向，服务公众监督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社会信息是作用于人们主观世界的一种精神能量，其流动过程、发展变化和对个体认知产生的作用，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流动及其作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人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是只满足于信息量上的积累，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着信息的自我逻辑化和结构化，生成观点、强化观念、树立理念，实现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动态性重构。随着人们总体社会认知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个体已不再满足于通过新闻媒体仅仅获取表象信息，对实质信息的直接诉求和自我探求都更加迫切。因而，立足于提供实质信息的新闻调查，在社会信息的海量传播中仍然具有“稀缺性”，这也成为新闻媒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新闻媒体作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化机构，既是面向公众的社会信息提供者，也是公众利益的代言者。在现代社会分工与协作不断增强的大格局下，公众对社会运行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新闻媒体去实现的。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新闻调查产品和服务，满足公众监督需要，不仅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而且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不断走向完善的内在要求。同时，随着新闻调查质量的提升，其对社会舆论引导的作用发挥将更加有力有效，有利于形成人民和谐共治的良好社会舆论生态。

（三）传言澄清与公众表达

媒介的发展使信息的表达方式与结构不断产生新的变化，而个体与媒介的深度融合，使得社会信息源从组织化走向个体化。在开放互通的数字媒介平台上，公众表达方式也从以往借助新闻媒体发声，转向自身直接运用媒介工具发声。这使得大量未经专业机构核实的信息进入到社会信息系统中来，各种传言对新闻传播及社会舆论形成冲击。如果对传言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澄清，必然使得社会成员的信息交往质量降低，同时也损害了社会的信任度。澄清传言、明辨是非，既是新闻传播机构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一点上，新闻媒体的价值不但没有被各种自媒体和“私媒体”[2]的迅猛发展所削弱，而且由于社会信息系统中大量传言的滋生，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特别是在互联网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对公众表达权的维护，恰恰需要专业媒体机构的“把关”设置，在倡导个体诚信自律的同时，对虚假和有害信息加以过滤与清除。否则，社会信息交往的对称就会陷入无序的境地。新闻传播是一个向公众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过程，也是反映社会意见和公共舆论的过程。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赋予了社会成员直接参与传播过程的条件，为公众表达提供了便利。但是，这种表达与传播的便利对任何个体和组织来说都不是无节制的，需要遵从社会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社会信息共享关系本身就建立在法律和道德的基石之上，必须把握好社会成员表达的有序度。

应当看到，社会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运动，不是在单一信息量层面的流动与平衡问题，还要包括信息质层面的提升与供给、信息度层面的把握与控制等相互联系的方面，是社会信息量、质、度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在现代社会信息交往中，新闻传播将公众参与纳入了整个过程，公众的知情、监督和表达，内在地反映了社会信息运动的量、质、度的要求。只有从社会信息运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着眼，才能真正构建社会成员和谐的信息共享关系，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

二、在社会现实与拟态环境的矛盾运动中建构信任关系

在社会现实与拟态环境的矛盾运动中，公众对新闻及其媒体的信任成为决定其走向的主要方面，并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延伸出对新闻报道对象的信任、对社会运行规则的信任。因此，在新闻传播中建构公众与媒体的信任关系，是提升和完善新闻传播功能的关键一环。

（一）公众对媒体机构的信任

公众对媒体机构的信任诉求实际上包含了对新闻记者的信任诉求和对新闻内容的信任诉求。新闻传播是从国家行为中分工并逐步专业化的过程，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公众从新闻传播中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其社会生活对于新闻的依赖也越来越深，新闻成为人们积累间接经验、判断身边事物、形成社会动机的重要源头，维系着社会成员持续社会化的过程。基于新闻真实基础上的媒体信任关系，不仅是社会生活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前提，源源不断地为人们带来社会认知积累和日常行为导向；而且是保障个体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在扩大人们认知范围的同时，不断促进认知能力和人格追求的自我提升。新闻媒体作为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构，除受法律法规的约束外，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新闻职业操守，成为公众信任的重要依据。新闻记者之所以能够得到比新闻当事人、新闻见证者更加可靠的信任，就在于其职业理想和专业素质能够帮助自己摆脱具体事物上的利益诱惑与偏好，成为客观公正的采访者、记录者、分析者，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可见，公众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诉求是基于自身社会生活的内在需要，当新闻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时，就会形成媒体信任危机，往往使人们无所适从，进而产生心理焦虑甚至恐慌。因此，维护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关系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新闻传播应当致力于自身使命的重要担当。

（二）公众对报道对象的信任

在社会现实与媒体报道所构成的拟态环境矛盾运动中，人们对于新闻内容的信任必然延伸到对报道对象的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扩大了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关系。新闻传播的社会导向作用，就是通过这样的信任桥梁，在社会成员中得以广泛实现。新闻报道对象作为社会现实中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关心和潜在的交往对象。由于人们无法通过全部的直接交往达到对如此之广的社会事物的认知，借助于新闻传播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认知积累，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即便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借助于自身拥有的媒体终端扩大了直接交往对象，但这种交往仍然是建立在数字媒体基础上虚拟存在，与面对面的实际交往所产生的信任还是存在着质的差异。应当看到，基于个体间的数字媒介交往虽然能够起到巨大的信息互补与平衡功能，但其本质是私人交往；虽然这种交往也可以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但它不同于新闻传播。新闻传播是基于媒体机构信任基础上的传播，其信任可以向报道对象延伸；而私人交往的传播则不具备新闻信任的前提，是需要人们加以自身分辨和识别的。新闻生产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拟态环境，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劳动，个体可以参与其中，但不能完全替代。社会新闻生产与传播的秩序必须置于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监督之下，否则，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关系就会失去现实依靠，更无法延伸至报道对象。

（三）公众对社会规则的信任

从总体上看，新闻媒体反映社会现实凸显的不是社会无序运动，而是彰显社会主流价值、表达人民群众心声、把握发展趋势走向，通过拟态环境反映并维护社会和谐秩序。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一些意外事件，在表面上看是对社会常态的打破，但透过事件现象本身反映出的成因，仍然是体现社会常态的秩序规则或新常态的趋势，其关键在于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可以信任的运行规则。作为社会规则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不仅仅要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认知观念中，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成员的行为反映出来，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参照，作用于人们的情感体验和意志砥砺。新闻传播中所形成的拟态环境是引领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在“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3]构成的舆论系统中，社会规则始终是人们持续关注和表达的主线。通过新闻传播建立起公众的信任链，从媒体信任到报道对象信任，再到社会规则信任，直接作用于社会信任关系体系的建立、巩固与日常维护，成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依靠。当社会信任因个别个体行为或突发事件，出现危机或遭到破坏，新闻传播所起到的修复作用恰恰在于对社会规则信任的维护，让人们及时感受到社会运行的法治与德治秩序存在，克服心理焦虑、稳定心理预期，进而对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善充满信心。

新闻传播是构建社会信任关系的常态性力量，公众对媒体及记者的信任是前提，对新闻报道内容和对象的信任是基础，而对社会规则的信任则是根本。在社会现实与拟态环境的矛盾运动中，积极建构信任关系，应当立足于新闻媒体功能的建设与完善，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建立健全全媒体、融媒体的运行与管理机制，以媒体信任带动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和社会规则的信任，更好地实现新闻传播赢得人心共识的目的。

三、在新闻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中建构文化关系

（一）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价值是新闻的灵魂。新闻传播的价值导向是否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共鸣，成为新闻传播是否真正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根本体现。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4]这48个字的概括，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的政治使命与社会担当，体现了新闻生产的社会价值标准。新闻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特殊领域，既关系着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又关系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势与大事；既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追求，又作用于社会风尚与主体自觉；既要用事实说话正视听，又要与世界对话求共识。因而，新闻价值不应是脱离社会基础的专业抽象，而是建立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中，促进主体精神建构的坐标。新闻生产及其传播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成员提供评判日常事物的价值标准，帮助人们在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共同指向的新闻文化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以社会价值的呈现确立新闻生产的指向，以社会效益的实现评价新闻传播的效果，不仅是衡量新闻价值的核心要素，而且是建立和维护和谐社会关系的根本所在。

（二）新闻价值与市场价值

新闻传播不是无的放矢的信息扩散，而是针对人们社会需要的有效信息供给。新闻价值在表现为社会价值主导的同时，通过新闻产品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新闻的需求，形成其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体现了新闻产品对公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人们在社会信息交往中主动寻求的结果，反映出各类不同社会人群丰富多样的精神需要。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下，由于社会主体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人们对新闻产品的诉求必然存在差异性，通过主体自身的选择性行为获取新闻、接受新闻、传播新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新闻产品的市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新闻内容及其传播方式的偏好，影响着新闻社会价值的传播、接受与认同，并通过社会舆论和市场效益反馈到新闻生产中来。在新闻生产参与社会交换的市场环境中，专业化的新闻机构也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着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从满足公众需求上讲，这种利益冲动虽然能够为提高新闻产品的接受度提供动力，但要防止以市场价值取代或主导新闻价值的倾向。新闻传播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构成了新闻生产追求市场价值的底线。突破社会价值的底线去取悦受众、争夺市场，必然导致新闻传播手段以异化为目的，走入新闻媒体唯收视率、唯发行量、唯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歧途。因此，新闻生产应当在坚持和维护社会价值的前提下，拓展市场价值，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受众的兴趣导向和审美情趣，形成社会成员之间良性互动、增值互益、守义互利的新闻文化关系。

（三）新闻价值与个人价值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专业新闻机构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社会个体主要是作为新闻产品的接受者存在，个体对新闻传播的参与方式仅限于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作为新闻当事人接受采访以及人际间新闻二次传播，其个人价值只有借助新闻媒体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方能实现。而新媒体环境赋予了个体面向大众进行信息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个人可以将新闻信息直接置于公共信息平台之上付诸传播，以此建立起自己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个人价值实现有了相对独立的传播通道。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个体在新闻生产与消费中的关系，社会成员不再是单一的新闻产品消费者的角色，而是从新闻的接受对象转变为新闻的传播主体，具有了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也使个人价值在新闻生产中凸显出来。媒介与个体的深度融合，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信息交往对象、空间，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话语垄断，而且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基于个体信息的私媒体成为新闻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的生力军。人们或基于自身利益诉求，或基于社会正义彰显，或作为组织成员树立自身和代言组织形象，频频在网络数字空间平台发声，同时将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信息互动过程同步付诸传播。社会个体通过频繁的网上发声与互动，包括对新闻机构的新闻产品进行的评论互动，使其通过成为公众认可的意见领袖，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在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于设置议程，通过舆论进行社会动员。应当看到，在个体通过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使社会成员获得自我效能感的同时，社会价值对个人价值的统领愈加凸显出来。在新闻传播中，面对不同个体多样化的价值诉求，新闻机构在给予关注、理解与包容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就成为构建新闻文化关系的关键着力点。

在人与媒体日渐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闻生产的理念、方式、手段、机制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如所指出的，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5]在新闻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中构建新闻文化关系，既要适应对象化、差异化的新闻传播趋势，使新闻产品深入人心；又要注重包容性、统合性的新闻价值引导，使新闻传播凝聚人心。

对社交媒体的态度篇8

在互动与对话中拓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在网络平台上，公众号、微信息、微传播、微阅读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时尚的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它们的互动性、及时性、鲜活性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挤压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因此在一些突发性事件面前，由于新的社交性媒体迅速抢占了先机，使得传统媒体“集体沦陷”，在舆论引导中陷入“失语的焦虑”。可以说，网络技术催生的新媒体在当代传播格局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也应认识到，新的网络社交媒体在冲击传统媒体格局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利用新的社交媒体拓展信息路径提供了契机，即社交媒体的社交性传播形式，承载着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互动与对话的功能，是传统媒体在信息共享时代增强自身影响力和存在感的重要方式。2013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明日报等传统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平台，至2013年末，仅央视新闻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三个平台的用户数就突破5000万，显示了传统媒体在社交性媒体化之后的传播能力。从总体而言，传统媒体的新社交性媒体形式，在加强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效应的同时，传统媒体也将自身的权威性赋予了所拓展的新型传播形式，从而在信息的对话、交流、互动与传递的过程中，挤出了舆论空间充斥的非理性泡沫，助推舆论生态的理性和谐氛围的形成，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在互动与对话中把握社会舆情

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时代具有了较大差别，这一变化最鲜明地体现在传统媒体以一点对多点的发散性扇状传播方式，逐渐向多点对多点的网状传播方式转变。社交性媒体的便捷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爆料王”，这就是说在信息共享时代，社会舆情的生成已不是受众对传统媒体所提供信息进行的一种纯粹单方面的接受和把握，而是对涌动着的多元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改变原有的颇具宣传和说教色彩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媒体的互动与对话中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引导社会舆情。

网络时代信息的网状传播具有数量大、来源广、影响面大的特点，且在消费文化理念日益深入的时代语境中，信息的更迭呈现出浪潮化的趋势。在对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过程中，一些文化现象、社会话题得以凸显，成为反映当下的社会舆情。它们之所以能够凸显，本身就意味着所喻含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或隐或显的关注，最终在网络的聚合效应下，在人们的互动和对话中得到发酵和裂变。2010年，微博成为一种时尚，并引出了“围观改变中国”的命题，在这一命题的讨论中，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权、监督权被推到新的高度。2011年，“红十字会”、“拼爹”、“郭美美”、“药家鑫”、“小悦悦”等网络热词的出现，让“淡定”的人们再也无法“Hold住”，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呼声在网络话语的喧嚣间此起彼伏。2012年，“高富帅”、“白富美”、“表叔”、“表哥”频出， 引发了人们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权力寻租、青年心态等问题的思索。2013年，“房姐”、“房叔”、“房祖宗”们上演着令人瞠目结舌的传奇，但是“大黄鸭”的横空出世，给处于生活焦虑状态中并向往“土豪”生活的“小伙伴”以“喜大普奔”般的心灵慰藉。

可以说，以网络热词为代表的社会舆情，作为一种借助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对话与交流的话题对象，是以一种戏谑和嘲弄的态度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是针对现实的文化隐喻。长期以来，传统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对通过网络传播、扩散的文化隐喻、“草根”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甚至有时简单地将其视为“洪水猛兽”。①网络舆情治理，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统媒体要在网络时代彰显它对社会舆情的把控和引导能力，推动国家的文化治理体系建设，就必须参与社交性媒体的互动与对话，而非与社交性媒体相隔离。要充分利用天涯社区、猫扑论坛、百度贴吧等社交媒体提供的新闻线索，在思想和话语的驳杂交织中，感受当下最为真切的思想涌动。概言之，对话与交流是信息共享时代传统媒体把握社会舆情，发挥正面舆论引导效应，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可以探索的有效途径。

在互动与对话中促进信息的专业化传播

由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对信息的快速浏览，容易忽略掉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使信息的有效性在信息快速更迭的过程中大打折扣。因此在信息共享时代，基于互动与对话的需要，为受众提供以专业化为特质的内容信息，成为媒体传播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所谓专业化的信息传播，是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大众化传播而言的，是指特定专业背景的人群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兴趣组合而成互动与交流的群体，在信息传播、共享路径上以RSS聚合服务、朋友圈、专题服务、新闻订制、新闻检索、博客或网友文集等形式出现。

由于在信息共享时代的互动与对话中，信息的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消费者，它模糊了传统信息发送者和消费者的界限，托夫勒曾经预言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在网络信息共享时代正成为现实。这就决定了针对特定信息的互动与对话是小范围内的事件，它要求信息以更为专业化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导致信息分众市场的出现。也就是说，在信息多元的时代背景中，受众根据彼此间交流与对话的需要对信息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动促使信息传播市场的分化。比如，豆瓣网聚集了专业性很强的有关书籍、电影、音乐评论的网友，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与交流不仅形成了当代网络空间中靓丽的景观，也使得豆瓣网成为“吃‘文化饭’的互联网品牌”。②

传统媒体在实现信息广而告之功能的同时，要在与新媒体联姻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传播的再专业化探索，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信息的平面化传播向深度挖掘的方向转变，对所要满足的传播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方式进行细分，按照新语境、新形势下的信息生产、传播逻辑对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进行再造，从而推动传统媒体的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在互动与对话中生成新的传播伦理

信息共享时代的网络传播作为传播史上的革命，拓展了新的传播渠道，形成了新的传播空间，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秩序和传播伦理。媒体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伦理秩序，它是维系信息有序、高效、规范传达的内在规则，但由于新媒体尚未完全培育成形，传统媒体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的历史时刻，新媒体伦理的制定需要在媒体间的互动与对话中完成。

首先，对话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价值理念上的对话。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可以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的当展受到市场化转型的推动，商业利益在新的媒体伦理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而传统媒体由于具备新媒体最为缺乏的社会公信力，能够及时纠正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信息传播，引导舆论走向，因此在信息的共享与传播中，需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达成一种制衡。

其次，对话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传播话语体系上的对话。不同的媒体形式有不同的话语体系，选择了一种媒体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其在话语的表达上有时呈现出“隐私的窥探”、“话语的暴力”等特征，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一些非理性的“媒介审判”往往干扰人们正确的判断。而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职业精神和对事件真实客观的追求则是为社会所承认的，因此两种话语体系间的对话，构成了媒体在协同互补中培育共享时代新话语体系的途径。

最后，对话是媒体自身的对话，它体现为媒体审视和改变自身的能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旧的媒体伦理未完全隐去、新的媒体伦理尚未形成的时代语境中，谁能够适时改变自身的传播方式，改进不适合现代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谁就能够在信息共享中占据主动，在新媒体伦理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

面对网络信息共享时代交往及价值观念的变革，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的思维或许还一时未能跟得上变革的步伐。但不管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愿意与否，互动与对话所产生的变革已然开始。在变革中，甚至不乏讥笑、嘲讽、怀疑乃至贬斥，即使如此，时代依然在悖论中前行。如何面对这种悖论？还是借用“信息共享时代”概念的提出者贾维斯之言来回应：“不是徒劳空嚷，咒骂时代的潮流，而是应该运用智慧发现机遇，决定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③

注释

①孙正则：《何必视网络新词如洪水猛兽》，《中国青年报》，2009年9月8日

②刘妮丽：《豆瓣网：吃“文化饭”的互联网品牌》，《中国文化报》，2012年9月22日

③【美】杰夫・贾维斯著，南溪译：《公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正能量》，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