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6 17:36:01
摘 要：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可以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三个因素。VEC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存在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随我国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非化石能源比重与能源强度对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影响显著，但方差分解方法显示能源结构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我国“十二五”期间和2020年的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只有坚持节约发展和清洁发展，才能实现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2506
Analysis of CO2Kuznets Curve in China Based on VECM
LIU Ying, REN Yanya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Key words: carbon dioxide Kuznets curv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energy intensity; VECM
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r capita emissions can be decomposed as GDP per capita, energy structure and energy intensity based on Kaya identity.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VECM shows that CKC，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 between emissions and income, holds for China. Moreover, both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and energy intensity are significant on emissions reduction. However, the result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displays that their restraining effects are very limited. In addition, the tasks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for twelve fiveyearplan and in 2020 are still arduous. We must insist on conservative and clean development to accomplish our goal.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在2011年德班大会上再次重申并表示在2020年后有条件接受量化减排协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我国正处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二氧化碳减排困难重重。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对于我们制订合理的减排计划、遵守减排承诺至关重要。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在经济发展初期，二氧化碳排放将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排放会随经济增长而逐渐减少，这种倒U形曲线关系被称为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Carbon Dioxide Kuznets Curve, CKC)。Jalil 等认为，CKC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能源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显著而对外贸易影响不显著［1］。Acaravci等发现除了丹麦和意大利支持CKC假说外，其他国家均不支持［2］。Iwata等则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不是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3］。杜婷婷等认为我国不存在CKC曲线，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4］。陆虹运用空间状态模型证明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随人均收入上升而持续恶化［5］。国内外学者对于CKC假说难以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国内学者对我国CKC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氧化碳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对收入以外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其他因素关注较少，缺乏对二氧化碳排放未来趋势方面的预测研究。Auci 等将EKC模型分为未调整模型和调整模型，在未调整模型中只有人均GDP一次项和二次项两个解释变量，调整模型在未调整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影响排放的控制变量，比如国际贸易、收入分配、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等［6］。很多学者认为调整模型的估计结果比未调整模型有效［6-8］。我们基于Kaya恒等式在未调整模型中加入了能源结构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两个控制变量，防止模型设定误差，使估计结果更稳健。同时，Romero-vila和Wagner的研究均表明计量模型的选择对CKC假说的估计结果意义重大［9-10］。我们用VEC模型分析人均排放与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协整关系，对我国人均排放的趋势进行预测，考察我国政府提出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和2020年的减排承诺实现的可能性。
一、模型构建
（一）基于Kaya恒等式的人均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Kaya在1989年IPCC 的研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Kaya恒等式：
C=CE×
EGDP×
GDPP×P，其中C、E、GDP和P分别代表一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次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这种通过构造链式乘积的方法将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能源碳排放强度CE、能源强度EGDP、人均GDP和人口四个因素。其中能源强度是用单位GDP能耗来衡量的，反映了一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碳排放强度CE可以转化成iEiE×CiEi，其中i表示第i种能源，EiE表示第i种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CiE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这样Kaya恒等式就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CP=iEiE×
CiEi×
EGDP×
GDPP。由于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因此能源碳排放强度大体上就由能源结构决定［11］。转化后的Kaya恒等式意味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由人均GDP、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三个影响因素驱动。
（二）CKC调整模型
基于转化后的Kaya恒等式的分析，我们将能源结构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未调整的CKC模型，特别地，我们用非化石能源比重代表能源结构因素。建立我国CKC调整模型的对数形式为：
ln(co2)t=β0+β1lnyt+β2(lnyt)2+β3ln(es)t+
β4ln(ei)t+εt （1）
其中co2表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y表示人均GDP（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es表示非化石能源比重，ei表示能源强度，εt为随机扰动项。我们对所有的变量都作对数变化是为了把握其线性趋势。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CDIAC）。GDP和人口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创立的Penn World Table
7.0，非化石能源比重和一次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样本区间为1971-2008年。在此期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和GDP分别增长了6.8倍和22.8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4.0倍和14.2倍，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了4.4倍，能源强度下降了77.3%。从图1可知我国的人均排放除了在1996-1999年出现短暂的改善外，从总体上呈现随人均GDP增长而逐年恶化的趋势，而且从2000年开始加速上升。如果CKC假说在我国成立，那么式（1）中β1＞0和β2＜0应同时成立，这就是CKC假说声称的倒U形曲线，而预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会随着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和能源强度下降而下降，即β3＜0而β4＞0。
图1 1971-2008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均GDP散点图
（二） 平稳性检验
我们同时采用ADF检验和Phillips-Perron检验（PP检验）两种方法来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检验的稳健性。ADF和PP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均表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人均GDP一次项、人均GDP二次项、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的自然对数序列是差分后平稳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I（1），见表1）。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以上I（1）序列的矩，如均值、方差和协方差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但这些序列的线性组合序列却可能具有不随时间变化的性质，假如这种平稳的或I（0）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具有协整关系，即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的迹检验方法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表明以上I（1）序列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见表2）。尽管无法拒绝“最大秩为2”的原假设，但考虑到人均排放与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能源强度之间如果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则这种均衡关系必定是唯一的，因此我们将协整秩设为1。
（四）协整方程与误差修正模型
VEC模型可以看作是带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既可以考察长期效应，也可以考察短期效应。我们用VEC模型来探求人均排放与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各个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人均排放的冲击。人均排放的1阶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为以下形式：
Δln(co2)t=α1+β11Δln(co2)t-1+β12Δlnyt-1)+β13Δ(lnyt-1)2+β14Δln(es)t-1+
β15Δln(ei)t-1+λ1ecmt-1+εli
（2）
综合AIC信息准则、BIC信息准则和样本容量因素确定VEC模型对应的VAR系统滞后阶数为2，此时的VEC模型是稳定的，也通过了残差自相关的诊断性检验。
式（2）的解释变量由人均排放1阶差分的滞后项、式（1）中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和误差修正项组成。β12、β13、β14、β15反映式（1）中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对人均排放短期波动的影响。ecmt-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λ1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表示当人均排放偏离其长期均衡状态时向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由表3协整方程系数可知，从长期来看，人均GDP一次项、人均GDP二次项、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与CKC假说相一致，式（1）中β1符号为正，β2符号为负，人均排放与人均GDP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说明我国人均排放会经历一个随经济增长先恶化而后逐渐趋于改善的过程。同时，与预期相一致，β3符号为负而β4符号为正，说明改善能源结构和降低能源强度将会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其中非化石能源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比，人均排放就可以减少0.239%，能源强度每降低一个百分比，人均排放就可以减少0.883%。在表3的误差修正模型中λ1为0.661，不仅显著且符号也符合预期，预示着当人均排放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它将以66.1%的速度向均衡状态调整。当发生人均排放的短期冲击时，这个调整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值得注意的是，与CKC假说相反，β12＜0而β13＞0，说明人均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正U型曲线关系，可见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对恶化二氧化碳排放的力量比较明显。同时，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在短期内对二氧化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过小且在短期内很难改善，同时能源强度的降低即能源效率的提高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因而无法对二氧化碳减排发挥作用，而在长期，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在短期的影响逐渐累积从而对人均排放产生显著影响。
（五） 人均排放的方差分解
用方差分解方法可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人均排放波动的贡献度，通过计算这个贡献度在总贡献中的比例可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由表4可知，除了人均排放本身外，人均GDP（包括一次项和二次项）对解释人均排放的预测方差起到了重要作用，能源结构次之，能源强度起到的作用则非常微弱。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推进包括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发展，积极有序做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化利用，这将显著减少煤炭消耗，并弥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不足。在中国科学院提出的能源科技发展规划中，我国将在2050年前后建成可持续能源体系，总量上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结构上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降低到60%以下，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之一。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1971-1999年间年均增长5.3%，进入21世纪以来，非化石能源建设速度有所加快，年均增长6.4%，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是偏低的，以2008年为例，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为3.5%，远低于9.1%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因此，尽管能源结构因素对减排影响显著，但是非化石能源比重对人均排放预测方差的贡献度最高只有9.4%，现阶段我国能源结构因素对人均排放的抑制作用还很有限，能源强度对人均排放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则更小，最高仅为1.9%。我国能源消耗高、效率低、环境压力大，能源强度不仅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减排影响显著，但能源强度的改善、能源效率的提高是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现阶段改善能源强度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六） 二氧化碳排放预测
用2006年以前的数据来估计VEC模型，然后预测2006-2008年三年的数据，并与实际观测值比较，如图2所示，预测都落在了99%的置信区间之内，对人均GDP和能源强度的预测比较准确，对人均排放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预测次之。表5给出了用VEC模型预测我国“十二五”到2020年期间人均排放、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根据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和单位GDP能耗分别会下降15.5%和12.0%，这和我国提出的降低17%和16%的目标有距离；我们预计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9.0%，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下降40％至45％的承诺有差距。估计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仍不到4%，我国政府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要提高到11.4%，到2020年要提高到15%，从预测看，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建设过慢。过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发展不仅严重污染环境，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提高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才能够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并降低化石能源不可持续供应的风险。
三、结论与启示
运用我国1971-2008年的经济、能源和环境数据来实证分析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人均排放的趋势预测，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 人均排放、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在我国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且人均GDP、非化石能源比重和能源强度对人均排放影响显著。
2. CKC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会经历一个随经济发展先恶化再逐渐改善的过程，但是，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自身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国行不通。我国目前仍处在二氧化碳排放逐渐恶化的阶段，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我国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我国若要以较快的速度实现CKC假说声称的倒U型路径，必须调整能源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人均排放随经济增长而趋于改善。
3. 人均排放的方差分解方法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人均排放的解释程度最高，而能源结构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则非常有限。
4. 经过对VEC模型进行预测，基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使用现状，我们认为，我国政府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和2020年减排承诺任务非常艰巨。我国必须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低碳型发展方式，不仅是国际潮流，也日趋成为一种国际压力，我们只有在发展方式的转型上增强紧迫感，深化节能减排，坚持节约发展和清洁发展，才能完成预定的减排任务、遵守我国的减排承诺，履行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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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为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7号），结合江西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方案基准期为2007年、实施期为2008-2015年。第一部分 江西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的观测事实表明，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江西省的气候变化趋势与世界和全国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多年来江西省致力于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江西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江西省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观测事实表现为： 温度上升趋势明显。1961年到2007年，全省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60℃。1984年以来升温趋势更明显，到2007年24年间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4℃，其中2007年全省年平均气温达到了19．2℃，为近50年来最高，比上世纪70年代年平均值上升了1．3℃。全省年平均最高气温呈微弱上升趋势，年平均最低气温上升趋势显著。冬季变暖的趋势更明显，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1．3℃，近20年来暖冬出现频繁。全省年无霜期平均延长15．3天。 降水量呈略增多趋势。1961年到2007年，全省年降水量增加了108毫米，但年降水日数则减少了5．9天。1997以来降水日数明显减少，年降水日数平均每年减少了4．1天，强降水事件增加。 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增多。一是极端高温事件和极端低温事件呈多发趋势，1997年到2007年高温热浪次数增加了3次；2008年1-2月全省遭受了历史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过程，冻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二是旱涝灾害呈增多趋势，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大，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增长，旱涝风险显著增大。三是台风影响加重，2005年9月的“泰利”台风是近30年来对江西省造成影响最严重的台风之一。 二、江西气候变化趋势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江西省气候中心预测结果表明：江西省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一是与2000年相比， 2020年全省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62℃（南部）-0．64℃（北部）之间，2050年将升高约1．6℃，升温率自南向北增大。二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全省年降水量将增加1．9%-2．8%，2050年全省年降水量增加约5．4%，呈南多北少趋势。三是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将加大、强度增强。预计全省高温热浪事件明显增多，其中鄱阳湖地区更加严重；低温冷害事件也将增多，强度更强。全省降水时空分布将更不均匀，降水集中度进一步增强，暴雨、洪涝发生更为频繁、强度更大；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增长，干旱的发生频率、强度、影响范围增大。 三、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的测算，2007年全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22134．3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二氧化碳 15210．3万吨，占排放总量的68．7%；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温室气体4721．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排放总量的21．3%；农业甲烷排放85．4万吨，折合179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排放总量8．1%；固体废弃物和废水处理排放甲烷19．5万吨，折合409．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1．9%。扣除全省当年森林碳汇总量324．3万吨二氧化碳，实际排放总量为218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人均4．99吨。预计到2015年单位GDP能耗将有所下降，但由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有效改善，工业化、城镇化还将不断推进，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双下降”任务相当艰巨。 四、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就 （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不断提升发展理念，完善产业政策，转变发展方式，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跨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87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5500．25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由
[关键词]低碳经济；影子价格；方向性距离函数；碳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070-09
[作者简介]黄文若（1987―），女，浙江温州人，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生态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低碳经济研究；魏 楚（1979―），男，湖北荆州人，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生态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从事能源与低碳经济学研究。（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JY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YJC790246）、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10年招标项目“资源价格及财税体系改革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An Analysis of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in China: Based on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uthors: Huang Wenruo & Wei Chu
Abstract: By using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data from 29 provinces (cities or districts) of China between 1995-2007, the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and productivit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estim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ly developed regions seem to have higher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and be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tax policy. Governments should focus on their main targets. If they want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 they could put more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areas with high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because most carbon emissions come from there; when it comes to minimizing the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hey should let the low shadow price of carbon emission areas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of China about their shadow price of carbon dioxide, its policy intentions can not be fully achieved by adopting the carbon tax rate across the board.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shadow price;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carbon tax
一、引言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国际共识，如不进行强制性的碳排放干预，将使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进而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是碳排放大国，承受着沉重的国际压力。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将中国纳入到世界碳减排指标体系中去”的要求，如果这一要求付诸实施，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特殊时期，需要将碳排放量主动纳入到经济环境的发展指标中去，在国际社会的碳减排指标尚未强加于我国之前，急需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碳减排政策主张。
实行碳排放管制后，企业将逐渐承担温室气体的控制和减排成本，甚至可能减少工业产出，这些都将导致经济利润的降低，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如征收碳税在带来碳排放量及能源消费下降的同时，也将使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消费和投资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①给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抑制，且碳税水平越高，GDP的损失也越高。因此，测度减少碳排放所引致的边际产出降低的经济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对碳税税率水平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碳减排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往往用“影子价格”来描述，但由于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本身不具有市场交易的性质，因此难以直接从市场上获得其价格信息，于是本文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来估量二氧化碳的潜在价格，以此得到单位碳减排所带来的经济成本。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也不尽相同，所以对全国各省（市、区）分别进行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估计，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的碳减排实际情况。
二、影子价格的概念与文献回顾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弃物，出现了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性，于是产生了负外部性。一旦政府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管制与约束，企业将承担起治理污染的外部成本，其产值与利润将会下降；如果没有环境管制，企业不必考虑治理污染的外部成本，将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其产值也将增加，这两者间的产值差额即可称之为污染物的消减成本。
如果将企业生产活动中污染物的排放和经济产出分别视为两种产出：前者为非合意产出（也称“坏”产出），后者为合意产出（也称“好”产出）；那么该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就是放弃1单位污染所增加的产出，或增加1单位污染所减少的产出（考虑到单位污染物产生的同时所带来的治理成本）。换言之，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就是消减单位污染的边际成本。利用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能测度出污染物排放变化对经济产出的边际效应，从而为制订合适的环境管制政策、引导企业进行低污染的生产活动提供依据。
由于污染物不存在真实的市场价格，因此测算影子价格需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现有文献中常用于解决污染物影子价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参数化模型的方法。它首先估计出包含污染因素在内的环境生产函数的具体参数形式，然后对环境产出函数求偏导数得到污染变化的产出边际效应；①或是利用产出距离函数与收入函数之间的对偶关系（duality），推导出参数形式的污染物排放的影子价格。②另一种则是利用非参数化的方法。它较少依赖于对函数形式的假定，而是通过数学线性规划技术（如DEA）计算环境生产前沿函数，并进一步基于跨期的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来测算污染排放对前沿产出的边际效应。③陈诗一则同时运用参数化和非参数化两种方法度量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并由此得出基本相似的结果。④
参数化方法的模型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采用距离函数来包含环境产出，并推导出非合意产出的影子价格。⑤基于参数化的产出距离函数模型，Fre等人利用Pittman⑥的数据，对1976年美国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30家造纸厂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对生产中产生的生化需氧量（BOD）、总悬浮颗粒物（TSS）等非合意性产出的影子价格进行了测算。⑦Coggins和Swinton同样采用产出距离函数，计算了威斯康辛州14个火力发电厂的技术效率和二氧化硫影子价格。⑧Hailu和Veeman利用包括合意性和非合意性产出的参数化投入距离函数，构建了包含环境敏感因素在内的生产率，并构建出基于投入角度的Malmquist指数和影子价格模型，并利用加拿大1959-1994年造纸业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⑨影子价格估计结果表明，厂商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上升。
此后发展而来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此为第二阶段。Chung等人详细说明了方向性距离函数在增加合意产出的同时缩减非合意产出时的最优边界确定，并以此构建了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为环境管制下的生产率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①随后许多学者沿用了这种新方法。Lee等人利用1990-1995年韩国43家发电厂的面板数据、方向性距离函数及DEA方法，对发电产生的各项污染如硫化物（SOx）、氮氧化物（NOx）、总悬浮颗粒物（TSP）的影子价格进行测算。②Fre等人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用确定性参数法和随机前沿法对1993年和1997年美国207家火电厂的二氧化硫影子价格进行了计算。③
参数化估算方法在模型估计、解释方面有许多优势，特别是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形式的环境生产函数，通过预设函数中未知参数的求解，能较为直观地得到环境生产函数，且该函数能够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到影子价格的信息，被广泛运用于影子价格的计算和环境生产率的测定。因此，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这一工具，对于构建环境生产前沿函数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影子价格的推导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理论模型是Chung等人提出的，他们在对瑞典纸浆厂进行研究时，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进行生产率的研究。④方向性距离函数与普通距离函数的区别在于对好、坏产出联合生产时的假设不同。普通距离函数只考虑好产出的扩张，而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在考虑好产出增加的同时，还要减少坏的产出。通过对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环境生产函数求偏导，即可解得污染物（即坏产出）的影子价格。
假设各个生产部门的投入向量，好、坏产出向量，，在一定生产技术条件下：P（x）={（y, b）: x can produce （y, b）}，它有以下两个特性：
（i）坏产出的弱处置性：当（y, b）∈P（x），0≤θ≤1时，（θy, θb）∈P（x）；
好产出的自由处置性：当（y, b）∈P（x），y’≤ y时，（y’, b）∈P（x）；
（ii）联合生产（好产出）：当（y, b）∈P（x） 时，如果b=0，那么y=0。
方向性距离函数需构造一个g=（gy, gb）的方向向量，且g∈RM×RJ，该向量将用以约束M个好产出与J个坏产出的变动方向与变动大小，即约束规定路径上增加好的产出量与减少坏的产出量。于是，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可以定义为：
(1)
β表示与前沿生产面上最有效的单元相比，给定单位好产品（坏产品）可以扩大（缩小）的程度。如果β等于0，表示这个决策单元处于前沿生产面上，即是最有效率的。β值越大，表示该决策单元好产出继续增加的潜能较大，同时坏产出继续缩减的空间也较大，表明其效率越低。
关于求解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方法，可以采用参数化或非参数化的方法。这里引用Chung提出的参数化的超对数函数（translog）方法，⑤选取方向向量g=（1,-1）①。假定k=1，…，K代表不同的观测样本，于是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参数形式为：
参数方程求解是基于线性规划的思想，即最小化各观测值到边界的距离和。
(3)
s.t.
目标函数是为了最小化所有样本点到边界线的偏离值，而约束（i）保证了每个样本在前沿之上或者前沿之下，约束（ii）和约束（iii）分别保证了合意性产出和非合意性产出递减与递增的单调性，约束（iv）对投入也进行了递增的单调性约束，约束（v）满足了方向距离函数的转换特性，而约束（vi）是对称性约束。
通过上面的线性规划估算出各个参数后，就可以对方向性距离函数求一阶偏导数，得到非合意产出相对于合意产出的影子价格：
(4)
其中，观察到的合意产出的价格r y作为标准化价格，因为合意产出具备可观测、市场化的价格，而r b即为非合意产出的绝对影子价格。②
四、变量说明与估计结果
本部分利用199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两投入、两产出”的环境生产函数进行中国分省（市、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估计。其中，“两投入”为资本与劳动力，“两产出”中好产出为GDP，坏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31个省（市、区）中，由于的数据缺失，故没有包含在内，而重庆则是加总到四川省进行估算，所以最终以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说明如下：
（1）资本存量。一般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此处主要参考了张军等人已有的研究成果，③并按照其公布的方法将资本存量序列扩展到2007年，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亿元。
（2）劳动力。国外一般采用工作小时数来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这里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当年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
（3）GDP产出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便于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进行比较，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亿元。
（4）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现有的研究机构尚无分省（市、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但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的消费、转换以及水泥的生产，为精确起见，这里将能源消费细分为煤炭消费、石油消费（进一步细分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消费。所有能源消费、转换数据皆取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地区能源平衡表，水泥生产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其中，CO2表示估算的各类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i表示各种消费的能源，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共6种；Ei是各省市各种能源的消费总量；CFi是转换因子，即各种燃料的平均发热量；CCi是碳含量（Carbon Content），表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平；COFi是氧化因子（Carbon Oxidation Factor），反映了能源的氧化率水平；44/12则表示将碳原子质量转换为二氧化碳分子质量的转换系数；各类排放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主要参照IPCC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设定。①
中国各省（市、区）1995-2007年包含环境因素的平均生产率及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29个省（市、区）的生产效率排名分别为：广东（1.0000）、福建（0.9992）、北京（0.9978）、海南（0.9977）、广西（0.9954）、甘肃（0.9785）、山西（0.9436）、江西（0.9430）、天津（0.9257）、内蒙古（0.8906）、浙江（0.8807）、吉林（0.8724）、湖南（0.8714）、上海（0.8699）、青海（0.8485）、河南（0.8432）、湖北（0.8256）、黑龙江（0.7987）、宁夏（0.7670）、河北（0.7667）、山东（0.7634）、江苏（0.7610）、安徽（0.7461）、四川（0.6766）、新疆（0.6022）、贵州（0.5892）、陕西（0.5644）、辽宁（0.4948）、云南（0.2179）。
分省（市、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的排名依次为：上海（￥1713）、北京（￥1611）、广东（￥1426）、江苏（￥1169）、浙江（￥1064）、福建（￥1008）、山东（￥843）、天津（￥759）、云南（￥666）、辽宁（￥647）、海南（￥627）、四川（￥598）、湖南（￥488）、河南（￥486）、黑龙江（￥473）、河北（￥468）、江西（￥452）、湖北（￥430）、新疆（￥418）、陕西（￥404）、广西（￥378）、安徽（￥355）、吉林（￥323）、内蒙古（￥218）、山西（￥187）、青海（￥165）、甘肃（￥136）、宁夏（￥129）、贵州（￥86）。
其中，从逐年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广东在1995-2007年间一直处于生产边界上，即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广东的物质投入、经济产出与污染水平始终处于效率前沿，没有冗余产生；①北京、福建也分别有11年与12年连续处于生产边界，且表2中这三个省市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排名十分靠前，分别为第3、2、6名，表明生产效率高低与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大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其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也比较高，分别居第1、4、5位，而青海、甘肃、宁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普遍较低，仅位列第26、27、28名。由此可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大小有着一定的联系。
如前文所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是对碳减排成本的一种直观反映，即较高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表明了该地区较高的碳减排成本，反之亦然。因此，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减少碳排放的经济成本，较之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要高得多，而过高的碳减排配额必然会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产出大幅减少。另外，这些工业发达地区也是国内主要碳排放源头，如对其进行严格的限排管制，我国的碳减排效果将会比较明显。
在总体时间样本均值的分析基础上，再来比较一下中国各省（市、区）逐年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变动趋势及特征。为使比较的结果更具显著性，本文选取了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排名前五（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末五（贵州、宁夏、甘肃、青海、山西）的10个省（市、区）作为比较对象，具体走势见图1。
先来看高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省（市、区）的变动趋势。上海、北京两地的走势颇为一致，除1995年的起点不同外，他们共同经历了1995-1997年的大幅下跌、1997-1999年的小幅下跌、1999-2006的稳步上升与2006-2007年回调下跌。而广东、江苏、浙江与上海、北京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走势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在1997-2000年间其二氧化碳影子价格逐步上扬，2000-2004年基本处于稳定状态，2004年后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由一个较低水平直线跃升到与上海、北京相近的高度，特别是广东，超越了上海、北京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排到了全国第1位。而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低的省（市、区），其波动趋势较为稳定，变动幅度较小，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一直处于高影子价格省（市、区）的下方，并且低于高影子价格省（市、区）的历史最低值，其在1998-2003年经历了个小弧度的上升下降周期，并从2004年开始了一段缓慢的上升趋势。因此就全国而言，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变动主要是由经济发达省市的变动所主导的结果。
关于不同地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走势变动的原因，归根结底关联到各地区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在顺应国家宏观调控中，在经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中，所面临的高耗能产业及服务型产业的选择问题，以及高技术效率低污染型行业及低技术低效率高污染型行业的布局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本文所能够全面企及的，因此不作过多讨论。由于该环境生产估算方法是逐年分次进行的，在跨年比较时可能无法充分反映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经济产出的增长，因此可能会夸大实际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增长水平，需要对估计结果进行客观看待。而同一年份各地区的比较结果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其考察的是在不同生产率水平即不同技术水平条件下所反映出来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也即碳减排的成本耗费情况。
五、问题探讨与研究结论
虽然影子价格的估计结果与现实的价格水平可能不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可比拟性，但其反映出的不同省（市、区）间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高低水平却依然值得关注，特别是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数量级，对于碳税政策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根据国家财政部最近的初步规划，我国碳税的起征或为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元，该碳税拟起征点与估计结果相比，其定价远低于理论估值。而在大多数有关碳税的文献中，碳税税率往往被拟定在50-100元/吨的水平上，也远高于我国的拟征价格。
当然，碳税低征收税率也有其合理性。征收碳税在对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有所作用的同时，对经济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社会影响会随着经济效应的变动扩散到就业、消费、投资等方面，而且越是高税率的碳税方案对经济的影响也越大。由于中国刚刚开始尝试对碳排放征税，低的起征点比较适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能减缓政策变动对经济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随着中国碳税征收经验的逐步积累与征收制度的不断成熟，未来的碳税税率必将经历调整，直至达到最优的碳税水平。根据表2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的估计结果及其特征可知，各省（市、区）的影子价格不仅不尽相同而且差异颇大，从价格最高的上海（￥1713）到价格最低的贵州（￥86），相差近20倍，这样的结果预示着日后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碳税的确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且从全国历年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呈现出递增的发展趋势来推测，将来的碳税税率也会具有类似的增长趋势。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缺乏有效的市场价格信息，很多与环境因素相关的研究陷入停滞，而政府也无法准确把握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如碳排放管制下的碳税政策）。如今，污染物影子价格能够被估算出来，这使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本文即是该前沿领域的一种实践应用。文章重点就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这一环境生产理论与参数化求解方法，对1995-2007年我国不同省（市、区）二氧化碳影子价格进行了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地域的截面角度看，广东、北京、上海、江苏与浙江等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其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值较青海、甘肃、宁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要高出许多，说明这些省市的碳减排成本较高。政府应根据不同的政策意图来制定相应的减排措施：在以碳排减数量为目标时，应对高影子价格地区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而在以最小化碳减排带来的经济损失为目标时，应让低影子价格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指标，并由发达地区提供补贴，这不失为短期内一种双全的办法。
第二，从时间的纵向角度看，二氧化碳影子价格高的一类地区，其大致历史走势为先降后升；而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低的地区，其变动幅度较小。因此就全国而言，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主要是由经济发达地区带动而呈现递增趋势，这也预示着碳税水平的逐年递增性。
第三，从估计结果的实际作用角度看，虽然估算出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与现实的价格水平可能无法直接画上等号，但对碳税数量级水平的确定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估算结果所反映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水平高低不一的现象，可作为分级制碳税税率的参考标准，同时也暗示了“一刀切”的碳税税率将无法完全实现其政策意图。
关键词：城市污水处理厂；甲烷；温室气体；估算
大气中的甲烷是一种对全球变暖作用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它的全球增温潜势（GWP）是二氧化碳的21倍，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约为26%[1]。城市污水厂中污水经过无氧处理或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中均会造成大量的甲烷气体排放。我国2005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约8.6%的甲烷排放来源于城市废弃物处理，其中，污水处理甲烷排放占42%，是第二大排放源[3]。虽然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不大，但甲烷回收利用的经济社会价值明显，估算城市污水处理厂甲烷的排放量，研究污水处理中甲烷的控制途径，对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以及对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1背景及温室气体控制意义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日趋频繁导致了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繁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京都议定书》确定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这6种。其中，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最大，但二CO2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正逐渐降低，而CH4在近200年内却呈加速上升势态。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由1970年的28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上升到2004年的490亿吨，增加70%[2]。《中国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显示，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净排放量为70.4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1994年的26.6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长了164.29%，年均增长率约为9.24%[3-4]。IPCC资料显示，全球城市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只对温室气体总排放做出了很小的贡献（<5%）。其中，污水处理中的甲烷是第二排放源。1994年中国城市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固废处理和污水处理）为1.6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5.3%，而2005年则为1.1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5%[3-4]。虽然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比重不高，但污水处理中甲烷的控制与回收利用不仅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还可用于供电供热、能源消耗使用，具有较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其次，我国废弃物处理起步晚、起点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缺乏。由于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废水处理除珠江啤酒厂、青岛啤酒厂等大规模企业开展了CH4收集利用外，收集利用项目也非常有限。因此，城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具有巨大的潜力，逐步研究、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控制和收集利用系统，不仅能够发展清洁能源，还能增加资源利用效率，开发潜力巨大，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杭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现状
2010～2014年，杭州市污水处理量除2013年有小幅下降外均呈平稳增长趋势，2014年比2010年增长12.39%。《杭州市环境统计年鉴》显示，截止2014年杭州市共有污水处理厂42座，其中处理能力5000m3/d以上污水厂26座。全市污水总处理能力2.97×106m3/d，2014年污水处理量为942.59×106m3，主要集中在主城区、萧山区和富阳市，3个地区污水处理量占了总污水处理量的83.11%。其中，主城区污水厂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生活污水处理量比例达80%。富阳市由于4座污水处理厂主要以处理造纸工业园区内工业废水为主，因此富阳市工业废水处理量比例达83%以上。其余区、县、市污水厂除萧山区和余杭区工业废水处理量略高外均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
3杭州市污水处理厂甲烷排放量的估算
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候清单指南》（以下简称《IPCC指南》）和《浙江省市县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以下简称《市县指南》）推荐的估算方法，对2011～2014年杭州市城市污水厂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进行了估算。
3.1计算方法
ECH4=(TOW×EF)-R。式中，ECH4为清单年份的生活污水处理甲烷排放总量，TOW为清单年份的生活污水中有机物总量；EF为排放因子，R为清单年份的甲烷回收量。排放因子（EF）的估算公式为：EF=B0×MCF。式中，B0为甲烷最大产生能力，MCF为甲烷修正因子。
3.2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选择
污水处理甲烷排放时的主要活动水平数据是TOW，以生化需氧量（BOD）作为重要的指标，包括污水处理厂处理系统中去除的BOD和排入到海洋、河流或湖泊等自然环境中的BOD两部分。在计算中，采用统计数据COD去除量和COD排放量以及BOD/COD比值计算得出BOD去除量和BOD排放量。采用《杭州市环境统计年鉴》中各年度各区县市污水厂COD去除量和COD排放量作为活动水平数据进行计算，全市COD去除量和COD排放量具体见表1。采用《IPCC指南》和《市县指南》中生活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计算的排放因子推荐值进行全市甲烷排放量计算。具体指标为：BOD/COD为0.43，已处理系统的MCF为0.165，排入环境系统的MCF为0.1，B0为0.6kg/kg。同时，采用杭州市处理能力5000m3/d以上污水厂进水和出水BOC/COD实测值计算得出各区县市BOD/COD平均值（地方特征值），具体见表2，按区域分别进行甲烷排放量计算，得出全市污水厂污水处理甲烷排放总量，并与推荐值计算结果进行比较。3.3估算结果估算得出杭州市2011～2014年城市污水厂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具体见表3．结果显示，2011～2014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工业的发展，杭州市污水处理量逐年增长，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随污水处理量的增长呈现总体增长趋势。同时，采用杭州市城市污水厂实测值计算的甲烷排放量较采用指南推荐值计算的排放量偏低，约为推荐值计算得75%左右，年度排放量呈现相同变化趋势。两者在2013年后均呈现小幅下降趋势，2014年比2011年分别增长10.01%和8.44%。根据杭州市城市污水厂污水处理甲烷排放实际情况，开展污水处理甲烷排放控制途径研究，提出针对性措施，是控制、减少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
4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存在问题
1）认识不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迫于国际压力开展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也尚处于摸索阶段，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各部门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杭州市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为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燃烧排放，杭州市废弃物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和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总排放量的3%～4%左右[1]，所占比重较小。因此，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开展对全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成果贡献率较低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的开展。2）沼气收集利用项目缺乏。目前杭州尚未对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的甲烷进行收集利用。主要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均采用重力浓缩后机械脱水，基本没有进行消化处理，无甲烷回收利用。3）硬件和技术不足。很多已建的污水处理厂在建设的过程中未考虑沼气收集利用的问题，使得已建污水处理厂很难开展沼气的回收利用项目。如对现有污水处理工艺设施进行改造，则投入较大，缺乏商业价值。同时，在技术上，由于污水处理厂的沼气回收利用的典型案例相对较少，缺乏针对不同处理系统的气体收集利用装置制造、安装和运行的经验。
5污水厂污水处理甲烷排放的控制途径及减排对策
5.1树立低碳规划理念，制定温室气体控制目标
1）积极树立低碳处理的规划理念。低碳废水系统的规划最关键的问题是科学选择处理模式，在实际规划中，应综合考虑城市规模、布局、环境容量、受纳水置等不同因素，尽可能减少处理过程中甲烷的排放，并统筹考虑污水再生利用、污泥资源利用以及甲烷收集利用的方向和规模。2）有效制定控制目标。在分析地方废水处理行业发展趋势、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现阶段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控制目标，出台行业低碳规划、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作为控制性指标纳入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予以体现，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加以落实。
5.2选择低碳水处理技术，开展废水处理甲烷回收示范
1）准确选择低碳水处理技术。选择生物处理，减少药剂用量，较化学处理方法降低了药剂、药剂制备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生物处理选择节碳工艺，减少外加碳源。采用厌氧工艺处理高浓度污水，进水有机物浓度越高，所回收的沼气越多，经过收集利用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越大。2）开展工业废水处理甲烷回收示范工程。积极开展工业废水甲烷收集利用示范工程，如充分利用富阳造纸工业园区的布局优势建立沼气示范工程。采用合理厌氧发酵工艺和装置，全面提高厌氧消化设备的沼气产气率和去污率，增加沼气的产出。从废水厌氧处理阶段直接回收的沼气可用于厂内供电、生产过程燃料消耗等，不仅完成了污水处理、实现了能源回收利用，同时还削减了处理运行管理费用，降低了后续的好氧投入，缩短了工程投资回收年限。加强污水处理水的回用。加强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3）加强污水处理水的回用。加强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污水的回收再生利用，降低其以处理水的形式进入到海洋、河流或湖泊等自然水体中所产生的甲烷及其它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其环境风险。4）降低污水厂运行能耗。采用高效能的总体设计、新工艺、新设备的选用、优化总体工艺设计，选择高效的设备和装置，有效降低污水处理厂运行能耗，直接减少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5.3采用低碳污泥处理技术，关注污泥处置能源回收
1）采用低碳污泥处理技术。在处理污泥过程中，好氧堆肥可通过改善通风状况和前处理，厌氧消化可通过采用多类型污泥联合处理，低碳填埋工艺可通过采用有机材料覆盖等技术等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污泥的干化和焚烧工艺则可通过降低能耗等方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填埋过程在污泥处置中属于高碳排放工艺，应尽量避免采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2）开展污泥厌氧消化甲烷收集利用。选择污泥厌氧消化技术开展甲烷收集利用工程。在七格污水处理厂、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等处理能力100×103m3/d以上的等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积极开展污泥消化处理项目，在生物降解有机物质的同时回收沼气，用于发电和加热，发电可补充污水处理厂20%～30%的电耗，实现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税；节能减排
税收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具有宏观调控和聚集财富的功能。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起一套实用、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体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二氧化碳税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税制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气溶胶(气体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以及阴暗度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活动是化石燃料燃烧，关键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被释放到大气中。这些气体聚积在大气中，引起大气浓度的与时俱增，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已对全球变暖高度关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这一趋势。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原则，从而引发了世界税制绿化浪潮，并为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绿色税制的实施确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以及欧洲多国纷纷推行二氧化碳税政策，并结合已有税制的结构调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延缓全球变暖与保护环境的环境效果。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要求名国政府加强财政以及经济政策的补充性作用，把环境费用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除了以环境为出发点外，绿色税制的运用，更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有整体的影响。因此，在税制绿化改革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税的运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也反映了国际环境经济手段和税收结构的最新发展。
(二)二氧化碳税的概念与特性
二氧化碳税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皮苟(arthur cecil pious)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二氧化碳税可以通过对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税是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二氧化碳税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全球温度这一公共产品，而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所开征的一项税负，目的是使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2)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是在生产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征收的。而且二氧化碳税具有固定税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相对较小。(3)二氧化碳税是一种调节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供给的廉价燃料也在逐步减少。环境税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一种调节税，因为二氧化碳税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4)二氧化碳税影响广泛而深远。征收二氧化碳税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影响远比一般特许权税(如烟草专卖税)更加广泛深远。实施国在征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从而根据商品的收入弹性、收入替代效应，慎重选择征税品种和税率。
二、瑞典二氧化碳税制实证分析
(一)瑞典二氧化碳税制简介
瑞典与其北欧邻国一起，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了环境税、费和其它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 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最多经济手段的国家。
瑞典于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征税范围是所有种类的燃料油，该税是对现行能源税的补充。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能源税率降低了50％。从那之后，能源税体系几经变革，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工业和电力产品的税率一直低于其它部门。目前，工业消费者不支付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也只需支付一半。电力产品不需要交纳任何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瑞典目前二氧化碳税率为0.36瑞典克朗／千克co2(合150美元／吨co2)。征收二氧化碳税最显著的效果是有机物在瑞典直接供暖系统中的大量应用，如今瑞典约50％的供暖系统利用生物燃料等作为热能供给，而不再是用煤炭和石油来提供热能。
瑞典能源税体系于1991年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税体系以二氧化碳税和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为基础，而且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不与燃料的含碳成分挂钩。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一般能源税率下降了50％。为了避免对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工业部门的税率低于私人家庭，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给予减免。目前瑞典对于化石燃料，尤其是对汽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非常高。见图1。
(二)瑞典征收二氧化碳税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
根据德国著名环境组织germanwach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荣登“拯救地球国家名单”榜首，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最有成效的国家。
2007年9月，瑞典政府的统计表明将近90％的减排效果归功于税收体系改革。瑞典环境部部长an—dreas algren称，如果没有征收二氧化碳税，国内的排放量将比现在高出20％。因为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得污染的成本升高，从而使全国都开始关注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征收二氧化碳税是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1990～2006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瑞典的经济保持了44％的固定价格增长。
三、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际大势所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如今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到2007年底，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一个总的共识是“80—20”原则，即在20年内力争把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继欧盟成员国成功运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响应应对全球变暖的号召，开始酝酿制定二氧化碳税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议程，迅速和积极地减排将降低调整环境适应的代价。
但要达到“80-20”目标，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也肩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发布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其中40％是由中国和印度拉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20年预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家政策所向
近百年内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已经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的平均值。从1986～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经历了22个全国性暖冬。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指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适应全球变暖的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硬性指标：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承诺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一约束性目标。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环境税。2007年11月，由财政部科研所孙钢研究员和许文博士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种环境税可选方案中指出，二氧化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污染物排放税在中国适时开征。”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2008年11月5日，由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发布，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发布，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开征碳税，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显然，随着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环境税制改革的推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需要开征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来完善税收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负担。这也是树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环境保护立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个契机。
(三)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助于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由此可见，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是由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的。
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就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年刊《2007绿色年鉴》中对1980～2004年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6％，仅次于美国。(见图2)
现阶段，我国燃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及时研究设计开征碳税将十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避免进一步依赖于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消费。海外经验表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瑞典自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导致燃料油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产生差异，国家的区域供热部门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大为增加。在1991～1995年间，生物燃料在瑞典区域供暖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42％。目前，生物燃料、泥炭等提供了瑞典区域供热体系中能源供应的50％以上。
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开征二氧化碳税，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能耗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的深渊。
(四)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具有固定的税率而且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以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者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开征二氧化碳税，这部分税收收入还将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已显得尤为紧迫。开征二氧化碳税对于在全社会增强节能减排意识，提高企业、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四、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应注意的问题
(一)依据国情设计二氧化碳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讲，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开征二氧化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制约，目前还未开征二氧化碳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需要谨慎设计开征二氧化碳税，以照顾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与众多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二氧化碳税时必须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且初始税率应设置得较低，以使企业能尽快适应这一新税种。根据国际经验，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应定位为化石燃料(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税收收入应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且二氧化碳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利用税收收入进行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与研究，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完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国外的经验证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的基础，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促使节能减排的实现更具成本效益。oecd国家环境税种多样，税率也较高，本应该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实施严苛的环境税的同时，也施行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税费减免与返还措施。除此之外，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的理念，也是oecd国家在实行环境税过程中所奉行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
我国政府应对一些关键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者同时降低其其他税收税负水平，适量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政策优惠，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给与更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三)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公众基础
虽然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制度成本节约优势，但是民间的公众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改革都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也不例外。因此，在二氧化碳税推出的前期阶段，除了通过在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及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确保二氧化碳税顺利地推出与征收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广泛的社会效应。
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广泛的宣传，让公众明确二氧化碳税的立税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税收的增长。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根本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环境资源。通过调整税收和外汇政策、货币发行等综合配套措施，将外在的企业成本适当分解，让社会承担的成本转为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强宏观调控。
(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征二氧化碳税也涉及到污染源的监测技术与人力资源问题。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监测设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示，在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上中国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技术帮助。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的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等都是中国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中国政府应及时获得上述技术与能够运用该技术的专业人才，并在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推广，这将有助于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监测，从而在我国有效实施二氧化碳税制。
(五)加强第三部门的政策推进作用
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能够帮助政府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与其良好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和个人对节能减排的态度，从而推进二氧化碳税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第三部门的积极协助。在美国，诸如pew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政府提供关键的知识以及完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与口碑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还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也有利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 komanoff和dan rosenblum律师共同倡议成立的美国碳税中心(carbon tax center，ctc)，就是一个专门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减排智囊服务和倡导碳税开征的非政府组织。
第三部门与企业的合作更能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例如，cinergy公司在首次制定基准排放指标时，就得到了美国环保协会的协助。该协会重新审查了cinergy公司对排放的定义，批准了衡量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方法，评估了该公司温室气体基金的落实情况。现在美国环保协会是cinergy公司温室气体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也会逐渐提高。因而，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也随之增加。表1显示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比明显高于其他收入水平国家，且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较高有关。其他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GDP比重均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占比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占比，而中等收入国家占比又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占比。这说明，除高收入国家外，服务贸易进出口占比并未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的减少而降低的现象。图2显示了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吨数）。从图中可知，高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吨数约为12吨，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其他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收入水平之间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升高。从趋势上看，中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表1和图2的结果可知，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比相对较高，但是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相应较高。中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比没有表现出与高收入水平国家类似的规律。本文接下来提出预期假设，然后利用实证检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本文的计量模型首先将碳排放作为因变量，服务贸易开放度（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作为自变量。为检验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加入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平方项作为自变量。其中，poll为环境污染，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吨数）代替，X为影响碳排放的其他控制变量，为误差项。根据已有研究，影响一国环境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因此，添加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fdi）、技术水平（tech）、工业规模（scale）、收入水平（lngdp）作为控制变量。为减小异方差，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其余指标为百分比，不做对数处理。因此，模型（1）扩展如下。
二）数据和变量解释本文的计量分析数据使用的是1995~2009年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其中包括高收入国家20个，中等收入国家30个，样本总容量为750。选择1995~2009年这个区间是因为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服务贸易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碳排放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碳氧化物，本文选择二氧化碳作为因变量（人均公吨），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二氧化碳是最常见和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具有代表性；二是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用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代替。一般而言，一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越高，其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会越高，从而对环境的影响会越小。但是，服务贸易中的运输服务所需的交通工具以及旅游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均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对环境构成影响。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国内外学者如郭沛等（2013）、Acharyya(2009)、Hajkova和Nicoletti(2006)、Grosse和Trevino(2005)等研究发现，FDI对环境具有影响，且以间接影响为主。如一国或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投向化工等易产生污染的行业，对环境造成影响；再比如，一国或地区吸引外资投向清洁行业，由于该行业的发展，带动下游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发展，但其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却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本文将FDI占GDP比重纳入模型。技术水平tech用GDP单位能源消耗代替，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一般而言，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曾波等，2006；李从欣，2009；李国璋等，2010）。收入水平用人均GDP代替，是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年中人口数。现有研究结果趋于一致，即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环境（陈红蕾等，2007），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其作用并不一致（黄顺武，2010）。经济规模scale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因为此处考虑的是经济规模对环境的影响，因而工业增加值能很好地满足模型的要求。此处的工业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第10~45项相对应，增加值为所有产出相加再减去中间投入得出的部门的净产出。这种计算方法未扣除装配式资产的折旧或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退化，增加值来源是根据ISIC修订本第3版确定的。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库（），数据的统计描述如表2。
（三）实证检验首先利用stata软件对二氧化碳排放量（CO2）与服务贸易开放度（trade）、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fdi）、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scale）、收入水平（gdp）、GDP单位能源消耗水平（tech）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线性拟合。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trade、scale、gdp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与fdi的线性斜率则较小，与scale则呈负向的线性关系。由此形成如下预期：第一，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正向线性关系。当加入服务贸易开放度的二次项时，预期呈倒U形，即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第二，GDP单位能源消耗水平、收入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即tech、gdp、fdi的增加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第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负向影响，即scale的增加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接下来，本文分别从全样本、依收入水平分组的样本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是否与预期一致。1.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本部分利用软件stata11.0对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依据前面设定的模型（2），对1995~200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在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平方项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在计量方法上，经Hausman检验，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我们还依次检验了模型的异方差、序列相关性和截面相关性，发现方程（1）~（5）均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为消除上述影响，最终统一使用D-K①校正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估计（易行健等，2013）。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尽管不断加入控制变量，但服务贸易开放度系数一直为正，并且在10%水平下均显著，表明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为正。这一结果与刘华军和闫庆悦（2011）利用我国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协整检验结果一致。可见，服务贸易并非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清洁行业”，它与货物贸易一样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服务贸易开放度平方项的系数在5个方程中均为负数，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在服务贸易开放度较低时，随着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上升；当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技术水平的系数为负，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与我们线性拟合结果预期相左，但是与现实更趋一致，因为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前者与我们的线性拟合预期一致，而经济规模与预期相反。事实上，本文选取的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因而占比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是符合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2.依收入水平分组的实证检验本部分在计量方法上首先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①进行实证检验，分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3组。此外，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基础上，还加入了OLS回归。由表4可知，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而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平方项却与其呈显著的负相关。可见，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与碳排放是非线性关系，且服务贸易能显著地改善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原因可能是高收入国家一般而言都是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大国，而且一般处于服务贸易的上游，即提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而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较低。对中高收入国家而言，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中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经济规模、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均在1%水平下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因为中低收入国家一般还处于工业化时期，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无论是在服务贸易的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影响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是工业，因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其影响尚不显著。此外，从稳健性检验可知，OLS回归的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偏差较小。
三、结论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并且对服务贸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1995~2009年全球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依收入水平分组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服务贸易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清洁行业”。以50个国家作为样本时，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临界点之前，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临界点之后服务贸易开放度的继续提高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13个中高收入国家作为样本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二，以20个高收入国家作为样本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平方项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能减少高收入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第三，以27个中低收入国家作为样本时，结果表现出明显的中等收入国家特征，即影响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因素是收入水平、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尚不显著。
关键词：温室效应；低碳经济；减排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23-04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严重后果，发达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手段相对匮乏，更容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因此，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抑制气候变暖有着更加紧迫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国际压力。对如此内需外患形势，本文从对内对外两角度，分析中国如何缓解外部国际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具体措施谈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希望能为中国保护生态环境有所帮助。
一、温室效应及其后果
人口的快速增加，城镇面积的不断扩大，森林资源的造伐比例失调，草原退化成沙漠，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使得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而且变暖速度空前。上世纪全球气候变暖非常明显，平均气温由1899―1901年的13.88℃上升到1999―2001年的14.44℃，净增加了0.56℃，其中80%的净增加量发生在1980―2000年[1]。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增加了31%[2]。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大气中含量继续增加，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3]。我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基本一致[4]。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198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出现了16个全国大范围的暖冬，1998年冬季最暖，2001年次之[5]。
气候变化将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温室效应的直接灾难性后果是全球气温升高，地球日益变暖，海水受热膨胀，两极冰雪部分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一些岛国、群岛和沿海地区。潮汐测量资料显示，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上升速率为1.0~2.0毫米/年[2]。照这样趋势发展下去，未来100~200年内，美国沿海的部分地区、欧洲的荷兰、非洲的埃及、亚洲的孟加拉、越南、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大量沿海国家和地区及岛屿将被海水淹没。我国上海地区也将被淹没，太湖水可能出现倒流。届时，将有数百万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2）由于极地冰层融化，被冰封几十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见天日，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而目前人类对这些原始病毒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人类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3）温室效应导致全球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而且年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干旱严重。
二、国际应对温室效应的新举措――低碳经济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8]。面对全球变暖的可怕后果，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被正式列入国际谈判的议事日程，成为环境学、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订，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到2005年该议定书正式生效，再到今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各国将就《京都议定书》到期（2012年）以后的碳减排义务达成新协议，削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共识，低碳经济正在逐渐步入历史舞台。很多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奥巴马政府把全球变暖当作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并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上。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其核心是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奥巴马政府主张，不断压缩传统不利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空间，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来限制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使用可再生新型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
就具体行动来讲，欧盟已把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一次能源消耗量减少20%，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20%。英国政府2009年7月15日正式了名为《英国低碳转换计划》的国家战略蓝图，其最核心内容是，设定英国未来电力构成来自低碳领域――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为此政府出台具体刺激措施，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建立“碳预算”，提高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减排标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急先锋。
2009年6月，法国环境部长Jean-Louis Borloo公布了一份新气候-能源的白皮书，开始制定针对耗能产品征收碳税的方案，对那些在生产、运输中产生二氧化碳的产品征收“能源-气候”税，旨在引导法国消费者和制造商使用和提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法国政府对此立场很明确，萨科齐6月22日在议会演讲时曾表示，希望法国在碳税问题上走在最前面。加拿大也在酝酿相关政策。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引进了碳税机制。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减排60%～80%，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作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仍是首要任务。在目前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高度依赖于能源和资源的投入。因此，未来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呈增长趋势。表1显示，1995―2004年的10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67倍，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能源消耗总量增加了约1.55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约1.56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我国近50年来的年平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大约平均10年减少2.9毫米，部分地区出现了暖干化趋势[2]，[5]。尽管温室效应显示的影响和破坏力越来越大，但二氧化碳的减排还存在很多经济和技术上的难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方面虽然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内有效适应或全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框架。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只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随着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法案的实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国际上要求中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难以回避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
四、我国应对温室效应的对策分析
1.对外策略。（1）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付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谈判，加强同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的沟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将我国国情纳入讨论和谈判范围，强调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同时考虑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承担可能的相对减排义务。对于具体问题，要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动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制定多赢的新规则，使我国从一开始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为企业生存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2）中国应主动出击，抓住双赢点多作文章。中国当前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能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可观的回报，缓解其金融危机压力；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而中国拥有巨大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需求，二者正好互补互惠；在低碳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定期交流和磋商，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摩擦与争议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减弱我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
2.对内策略。（1）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节能减排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首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积极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促进设备不断更新，求得更快更好的减排效果，提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其次，推进企业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构建跨产业生态链，推进行业间废物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能源消费的减量化利用，提高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燃料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强化技术创新，要组织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构建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开发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2）利用税收、拍卖和配额等经济手段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征收二氧化碳税（简称“碳税”）的方式使排污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为温室效应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伴随产品的价值量无关，所以最佳碳税应依据从量税征收，而不是从价税。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使得碳税政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专门性税收。对大量的高资源消耗行为课征碳税，使税制反映出商品和劳务的环境成本。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确定和调整碳税的税率，同时考虑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使碳税政策能反映出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的鼓励和优惠。当纳税人或污染源很分散时，税收征管成本相对就高。此时，政府可以颁布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综合排放限制，明确排放目标。然后，将允许的排放量基于拍卖分配给各个污染源，对于超过允许排放标准的污染源，可采取严厉的制裁，包括罚款等方法来限制；同时允许污染源将自己的排放量互相买卖。这样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可以重新设计工艺，降低排放量，将多余的法定排放量出售给其他企业，以节省生产成本。（3）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推动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机动车辆限号”政策，补贴公用交通工具；政府带头，发挥节能减排表率作用。2007年，科技部组织专家研究人们日常行为的节能减排潜力，选取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6个方面的36项日常行为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36项日常生活行为的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由此可见，“全民从点滴着手、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廉价、最清洁和最快捷的一种减排手段。（4）建立一个非赢利性贷款机构，对清洁能源产业，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提供资金支持，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放低利率贷款或进行贷款担保，以激励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对一些基础设施，如城镇园区绿化、乡村沼气池等，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并进行补贴。（5）鼓励退耕还林，造伐并举，还原生态环境，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道路；把“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作为长期国策不变，防止地球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6）敦促环保机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和方针；环保协会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切实做到理论贴近现实、对现实作出指导；加强环保网站、报纸和杂志的宣传力度，增强全面节能减排意识；鼓励环保专家和学者百家争鸣、献计献策，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7）健全法制，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管理；不断完善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高耗能企业建立有效的二氧化碳排放检测系统，防止企业偷排和虚报。
五、总结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二氧化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减少其排放量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减排措施，如碳税、开发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生产方式较粗放，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不可否认的责任，气候变暖的可怕后果使得中国面临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
本文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如何缓解国际减排压力，为经济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快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新能源，采用税收和拍卖的经济手段限制高耗能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设立非赢利性信贷机构为低碳技术开发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退耕还林和造伐并举，动员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发挥环保部门、环保协会、环保研究机构和学者聪明才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和管理制度，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献计献策、排忧解难。
注释：
①低碳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减少人为碳排放，以保持地球生态的碳均衡[6]。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7]。
参考文献：
[1]Brown L.R. Global temperature rising. http：///index.php?/indicators/C51/temperature_2002，2002.
[2]许小峰，任国玉，王守荣，张政.气候变化问题与我国的应对战略[J].中国软科学，2004，（1）：23-27.
[3]秦大河，丁一汇.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秦大河，王绍武，董光荣.中国西部环境特征及其演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丁一汇.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OL].http：///cn/NewsInfo.asp?NewsId=3746，2002-9-18.
[6]DTI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UK 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London：TSO，2003.
[7]冯之浚，牛文元.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9，（8）：13-19.
[8]Houghton J.T.，Ding Y.H.（eds.）.Climate Change 2001：The Scientific Ba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关键词】低碳消费 国际经验 启示
一、低碳消费的概述
低碳消费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低碳消费的最终目标。低碳消费是可持续发展在消费领域最本质的表现，它促进着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代表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式发展，实现了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公平。在全球环境资源匮乏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且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应该要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低碳消费是一种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方式。
二、英国的经验
（一）政府引导。
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成为了第一个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提倡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早在2003年，英国的政府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就提出了到2050年要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经济国家的主张，并以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未来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2009年7月，英国政府颁布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与该计划配套出台的还有《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文件。英国通过政府引导，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公民和社会组织实行低碳消费。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有：发电站、其他能源行业、商业和公共服务、农业和林业燃料使用等等。从1990年到2007年这期间，英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原来的592.4百万吨下降到543.7百万吨，每年呈一个递减的趋势。发电站部门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完成了最实质性的任务，该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1？%。由于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从整体来说，自1990年以来，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减少的。而在这段时间，英国的GDP是保持上升的趋势，而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和碳浓度时呈下降的趋势。总的来说，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下降时，GDP上升了约52？%，碳浓度总体下降约40%。而GDP的上升没有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这就说明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发展低碳经济、选择低碳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
（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英国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国家被海洋包围，所以资源相对缺乏。但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在研发低碳技术上注重运用海洋资源。因此，在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08年英国政府确定在十年内建成33GW风力发电能力的目标。其他新能源也不断发展。比如政府制定了推广太阳能的计划，补贴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2009年-2013年，可再生能源义务和可再生能源指令目标的每年都在提高。2013年，英国9.4%的电量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比2012年上升了2.6个百分点。2009年，英国总体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0%。2013年，比例上升了4.4个百分点，达到了9.4%。而可再生能源义务的百分比从2009年的4.8%上升到了2014年的9.7%，一共上升了4.9个百分点。虽然在有些年份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是有所下降或者是保持平稳。但总体来说，在这十几年中所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是基本保持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可再生能源在英国得到了很好利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支持与引导。
低碳消费的观念是否能够被民众所接受，政府在这个引导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应明确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首先，政府应该要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例如政府官员在日常生活中就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降低政府自身的运营成本。其次，政府应该完善与低碳消费有关的各项政策和制度。政府应要综合运用征税、补贴、基金、低碳财政税收政策等手段推动整个社会低碳消费生活的形成。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对低碳消费实施税费优惠政策的同时，对高碳消费征收较高的税费，以税收的手段来调控节能减排，促进低碳消费环境的形成。
（二）加强企业责任。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能源消费者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必须鼓励企业发展低碳行业，对使用清洁能源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更新设备和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来减少能源的消耗。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为社会生产低碳消费品，使民众在购买低碳节能的消费品时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可以更深入地推动低碳消费的发展。
（三）加深公众参与的程度。
低碳消费的主体是公民，公民的参与是低碳消费的社会基础。政府应该利用社会媒体加大低碳消费的宣传力度，以促进人民的消费方式逐渐向低碳模式转变。社会媒体应该要积极宣传低碳消费的观念，普及低碳消费的知识，使低碳消费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公众认识到在资源匮乏的今天，低碳消费是一种更好地生活方式。公众在消费过程中也要发扬节约的传统美德；出行要选择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要交通方式；随手关灯、材料循环使用、使用环保购物袋等等。公众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低碳的消费方式，把低碳消费行为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
参考文献：
[1]孟艾红，李娜.低碳消费文献综述[J].经济与管理，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