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的概念范文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1

关键词：大数据 职务犯罪 侦查模式 转型 应用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299-01

随着相关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了时代转型的进一步加剧，并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同样也悄然发生着转变，如目前在部分国家已经建立了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实施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诸如此类的大数据信息在职务犯罪侦查当中的应用，也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产生相应的变化，此种转变有助于加强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预防职务犯罪行为的出现，应用大数据来促进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与监控现已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流发展趋势。

一、大数据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分析

1.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模式自身便存在偶遇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即就是针对某一事物所存在的相应标准或是人们可依据相应的范例来实施相应操作的一种样式。在法学概念当中，法律模式，即为相关的社会现象被概括为某一形式，其核心实现是为了向公众阐述法律是什么亦或是由何种内容所构成并被人们所广泛认可并接受的一项概念。基于这一观念，侦查模式不但可以由更高的维度来将存在明显差异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准确的展示出来，体现出某一国家的诉讼理念，并且还能够由动态性的角度来针对侦查程序设计特征与运行状况予以综合考察及权衡，因而仅对侦查模式的概念描述将直接关乎着侦查制度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对侦查权利制约的规范性，以及针对犯罪嫌疑人员的人权保障。

由诉讼结构层面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通常会牵涉三方面内容：第一，职务犯罪侦查权利的分配；第二，职务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所处于的诉讼地位；第三，辩护律师所能够影响到的范围程度。依据此三方面内容大致可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大致划分为两类即为：对抗式与职权式。其中前一种更加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而后一种则更加注重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控制，以及提高侦查工作效率。

由侦查认知过程层面来看，在具体的司法活动当中可将植物犯罪侦查模式大致划分成“供到证”与“证到供”两类。依据以上对侦查模式类型的划分，这种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基础之上，可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总结为：在进行职务犯罪侦查过程当中，侦查部门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等有关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及互相之间的关系。

2.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

针对大数据概念，在各个领域当中均有着各自十分明确的概念与定义。而要想掌握相应的概念内容，便需由整体的大数据方面来着手，大数据便是其中所牵涉的相关资料信息之多已经难以采用当前的一般软件工具在相应的时间要求内进行处理，并将之整体出为作出具体决策提供有用参考价值的信息。将大数据与传统概念意义上的海量信息进行对比，大数据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种类多、规模大、效率高、价值密度小。要想实现对大数据的合理应用，就必须要能够为其配备以相应的新型处理方式，方可促使海量的信息资源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作用。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怎样应用好大数据，因此，相应的大数据技术问题也便随之出现。大数据技术即为由形式种类繁多的海量数据信息当中，高效率的获得具有较高价值作用的信息技术。当前人们所提出的大数据技术便是由种类繁多的数据信息当中，高效获得具有价值意义的信息技术。这当中不但有大数据自身，同样也涵括有数据信息获取平台、工具以及对数据信息的处理系统等。

二、大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中的实际应用

1.确立信息化理念

1.1形成数据引导侦查理念

通过对大数据的应用也就使得侦查信息化数据理念得到了明确，使数据的价值作用能够体现出来是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思路。数据引导侦查理念应涵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所有和职务犯罪相关的情况均能够通过相应的数据信息反映出来，达到具体量化。这当中不但包括与职务犯罪直接关联的传统概念意义上的时间、空间、方式、方法具体的物质等可量化数据信息，同时也涵括了一些虚拟化的内容如人的价值观念、情绪、生活习惯转变等也可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关注重点。其次，大数据是职务犯罪侦查的核心基础性资源信息，侦查工作便是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抽丝剥茧的过程，捋顺职务犯罪行为的脉络，侦查工作进行的顺利与否将于对大数据信息的获取、分析、应用等能力直接相关。再次，数据信息的采集工作将直接引导者侦查程序的运转，信息采集及分析也将变成侦查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时相关的各项工作行为均将与大数据密切相关。

1.2养成相关性理念

大数据是基于对两数据间的数理关系做到量化评定从而来构建起相互间的关联性。若某组相关关系相对较为明显，那么其中一个数据量化值升高，与之相关的另一数据也将存在很大概率升高的可能性。在传统以往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当中是将因果关系及针对数据结构作为数据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标准。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则需相关的案件经办人员能够将关注重点由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强弱性，转移到针对各相关关系的分析与判别之中。简而言之，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在开展案件侦查工作之时仅需了解共存在有哪些信息，并就此展开相应的分析工作，而无需将精力放在对所获得的信息之间因果关系的范围确定当中。养成良好的相关性理念应不再受制于因果关系和数据结构标准，转而应当更加注重相关性的理念，基于此不但需获取有关结构化数据信息，同时还需获取半结构化数据信息。此类信息所体现出的相关关系对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将起到较为良好的作用价值。

2.数据占有

针对大数据信息的采集即为应用多数据库来实现对来源于客户端当中的数据进行接收，进而相关的工作人员便可利用相关的数据库来开展一些相对较为简易的查询与处理工作。大数据采集过程最为突出难度挑战便是并发数相对较大，由于在同一时间段当中会直接涌入大量的访问用户，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每年的春运抢票，一些现在购物网站的限时抢购等，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的访问量在最大区间内将会超过百万级别，因此需在采集端布置大规模的数据库方可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怎样在此类数据库间开展负载均衡及分片需予以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在进行大数据信息的分析处理时必须要做到对数据质量与管理工作的有效把控。

将大数据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当中，首要前提便是对数据信息予以采集与管理。当前，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均在积极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库，以期能够构建起三维立体式的职务犯罪侦查数据模型。以某市为例，该市检察机在全省范围内首先构建起了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库，其中就录入了人口、房产、电信、工商等20余个子数据信息库，其中所包括了信息达2200万条之多，现已建成了汇集行政、公安、房产、社保、医保等10条专项信息查询系统。另外，该市还将行贿人员信息、典型案例与各类职务犯罪信息，构建起了覆盖所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案件信息库。

3.数据统计、分析与预测

在应用大数据方面最为核心的一点便是对数据信息予以统计分析，同时基于此开展适当的预测工作，在保障良好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方可获得更加智能化、深入性以及具备较高价值意义的信息资源。在开展大数据统计与分析工作之时通常便是指代应用分布式数据库，亦或是采取分布式计算集群来就相关数据库当中所搜集的大量有关信息资源予以类型划分及汇总处理，从而实现对于一般性需求的分析处理。

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当中应用大数据信息，对于数据信息的统计、分析与预测工作始终存在于整个侦查工作的全过程之中。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的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提供更加海量的数据信息，协助侦查人员就所侦查的案件开展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预测。大数据的应用也将会推动传统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由于相关信息的缺失而仅能够凭借经验与因果关系来予以分析判断，并基于这一前提条件下应用对错误的持续试探与纠正，及循环式侦查机制模式。通过大数据的应用不但能够达到动态评估，同样也可对某一个体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相应的评估，进而依据评估结果来制定出相应的侦查方案，对检查人员结构予以优化配置，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其已经逐渐的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并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影响。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中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效率，同时还可起到良好的预防职务犯罪效果。其具体应用主要就包括了确立信息化理念，数据占有以及对数据统计、分析与预测等内容。最终希望借助于本文的研究工作，能够引起更为广泛的讨论与交流，以促进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参考文献

[1]刘品新.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与电子取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6）.

[2]陈桂华.以审判为中心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改革[J].中国检察官，2015，（9）.

[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1）.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2

目前，我国法律对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都缺乏相关的规定，因此学界正在努力地探索相关的法律规制。但是，当前的学理研究绝大多数单纯地谈论卧底侦查或者单纯地论述诱惑侦查。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侦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需要运用各种办案智慧和技巧，这使得在现实的侦查方法中可能有一些侦查手段或侦查谋略既可以被当做卧底侦查的范畴来研究，也可以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于是便产生了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所谓“交叉现象”是指在某侦查过程中的一些情形既可以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也可以归入诱惑侦查的范畴。学界对此类现象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且同样的一个侦查案例在有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卧底侦查来研究，在另一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以常见的毒品案件为例，在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伪装成毒品购买者，假意购买毒品，去接近毒品犯罪分子，从而了解犯罪分子的贩毒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等情况，最终将其一网打尽，人赃并获。有学者认为此情形属于卧底侦查的一种，是公安机关的隐蔽性侦查力量主动去“贴靠”犯罪分子，属内线侦查。[1]另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界定为诱惑侦查，因为公安机关在此种情形中设置了诱饵，使用了“诈术”。[2]笔者试图对此类“交叉现象”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由此类“交叉现象”引起的学理问题，以供探讨。

一、传统的概念定位

(一)卧底侦查的概念

卧底侦查是指经过特别挑选的侦查人员以隐蔽其本来身份的方式，长期潜伏于所欲调查的犯罪组织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暗中收集犯罪证据或情报的一种侦查方式。通俗来讲“，卧底侦查是侦查工作中的一种形式，即在侦查集团性犯罪过程中，侦查人员以其他身份为掩护，打入犯罪分子内部，赢得信任进而查清犯罪活动的内幕，以便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一种侦查活动形式”。[3]

(二)诱惑侦查的概念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将会给行为人带来利益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此类侦查手段多运用于38“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可以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

所谓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在采取诱捕侦查行为时侦查人员实施了主动行为或者积极行为，诱使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犯罪意图的无辜者犯罪无异。目前，世界各国都对此种侦查手段持否定的态度。

所谓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国家侦查机关针对已有犯罪意图的人，为获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犯罪行为，当其真的被诱惑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时，立即被抓获并将受到刑事制裁。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从而避免了引诱无辜者犯罪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对此种诱惑侦查并没有禁止，而是允许侦查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办案智慧，侦破具有较大社会危险性的案件。

二、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

(一)“交叉现象”的含义

这里的“交叉”一词对应的英文应当理解为“overlap”，意为“重叠部分，相同部分”，好比两个相交圆的重合交叉部分，该部分既构成了其中一个圆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圆的一部分。不能将此处的“交叉”与“交叉询问”（cross-exmination）中的“cross”等同起来，“cross”更多地表示两条直线的相交。“交叉现象”指的是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重叠或重合现象。由于刑事案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千姿百态，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启发办案智慧。相应地，各种各样的办案技巧层出不穷。所以，有些办案技巧既可以纳入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中，也可以纳入诱惑侦查的研究领域中，这就是所谓的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

(二“)交叉现象”的典型情形

所谓典型情形，是指此类情形最符合交叉现象的概念表达和特征表述。此类情形在概念表达上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作出或此或彼的判断。由于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极少，而且未见有任何相关概念的提出或者相关含义的阐述，只能以虚拟的例子加以说明，并试图初步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表述。下面以毒品犯罪为例。

第一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以该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与乙犯罪组织中真正的犯罪成员B进行个人毒品交易。B之所以愿意与A进行交易，是因为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如若不然，B决不会与A进行交易。在整个过程中，A秘密地将有关交易的各种细节情况提前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得以顺利地在交易过程中将A和B同时抓获，人赃并获，B被绳之以法，受到制裁，A继续在甲犯罪组织中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

在这个情形中，B能够被抓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为A若是以普通的民众身份与B商谈毒品交易，那么B会非常怀疑A的来历，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B会拒绝交易，甚至不再和A有任何的接触。本案中，A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B就会因为A是自己的“同类”，而更加放心地与他交易。二是A对B进行引诱，表达购买毒品的愿望。三是A将交易的相关具体信息事先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如果A不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那么交易将不会发生;如果A没有对B进行诱惑，那么交易也不会发生。因此，很难将此情形单纯地归入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因为A借用了卧底和诱惑两种手段。

转贴于 有读者可能会认为，既然A是卧底侦查人员，那么他与B进行的交易就应该是卧底侦查的一部分，是在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因此应当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来研究。但是，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具有内线性，须打入犯罪组织内部，此情形中A只具有甲犯罪组织的卧底身份，并没有打入乙犯罪组织内部，他和B进行毒品交易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卧底任务之一，所以很难将A称为乙犯罪组织内部的卧底，因此不能盲目地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与此同时，若A没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交易不会发生，抓捕行动也无法开展。第二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得知甲犯罪组织有一批毒品急于出售，于是将此信息传递给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迅速部署，安排侦查人员B等人伪装成购买毒品的人，引诱甲犯罪组织贩卖毒品，最后在交易当场将甲犯罪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在此情形中，一方面，A明显借助了“卧底身份”，了解内部情报并将其传递出去，具备了卧底侦查概念的各方面属性;另一方面，B等人的行动也明显符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概念描述。那么此情形究竟属于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还是属于诱惑侦查的研究范畴呢？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将A的行动部分，即了解犯罪并将其传递出去——定位为卧底侦查;将B等人的引诱行动及其后的抓捕行动定位为诱惑侦查。表面上看，这样的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这种观点硬生生地将A和B等人的行动割裂开来，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似有不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卧底行动和诱惑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有机的整体:没有前期的卧底行动，根本不可能有后期的诱惑行动，更谈不上抓获;没有后期的诱惑行动，卧底行动的价值难以体现。

三、“交叉现象”引发的思考

(一)关于概念重构困境的思考

前述的传统概念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共识，但是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使得传统的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界定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交叉现象”既可以适用于传统的卧底侦查的概念，又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诱惑侦查的概念。“交叉现象”的存在给概念重构带来了困境:究竟是通过解释学的路径重新界定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使“交叉现象”可以归类到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的定义中；还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专门界定“交叉现象”的新概念？这需要学界进一步地探讨和努力。

(二)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关系的思考有学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将诱惑侦查看做卧底侦查的一种侦查手段，即诱惑侦查包含于卧底侦查中。[4]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毕竟在针对的案件和实施方式上，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卧底侦查的概念涵盖诱惑侦查的概念，或者相反，都不能让人满意。一概念要涵盖另一概念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属性，只是在概念的外延上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因此要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包含关系，实在有些牵强。在探讨二者的关系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不同对待。

(三)关于法律规制的思考

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尽管在侦破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案件方面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相关规定，并且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可能被滥用，侵犯人权，学术界非常关注对二者的法律规制“。在排除外界干扰的前提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从决定到执行、从实质要件到程序要件对各种侦查行为作出明确限定。即使由于侦查本身的固有特点要求必须给予侦查机关甚至具体负责侦查的官员个人以相对的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权力的行使也不能完全脱离法律的约束。”[5]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学界在探讨法律规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交叉现象”的法律规制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波阳.刑事侦查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310.

[2]魏东，赵勇.诱惑侦查中的若干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70-71.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3

 

      摘  要…………………………………………......1       

      关键字…………………………………………......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情报信息概述……………………………...... 2

      (一)情报信息的概念………………………………....2

      (二)情报信息的特点………………………………....2

      (三）情报信息工作对侦查工作的作用……………......2

      二、情报信息起源…………………………….......3

      三、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概述………………….......3

      (一)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概念…………………….......3

      （二）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必要性………………….....4

      (三)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可行性……………………...4

      参考文献…………………………………………...5

论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重要性陈鹏

【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的步入了大信息化时代，同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当前我国刑事犯罪具有专业化、流窜化、职业化、智能化特点，并伴有组织化和高科技化趋势，这些特点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侦查措施在应对新型的刑事犯罪案件已逐渐捉襟见肘，并且也不适应在信息化社会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所以，利用有效的情报信息制止犯罪已成为先发制敌的关键。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是信息化时代侦查工作的发展方向，并且也是一种最新的侦查理念和侦查方法，以此提高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效率和精确度，以应对新的形势下侦查犯罪的需要。

【关键字】:情报信息；侦查模式；情报信息引导侦查；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o guide the investigation

Chen pe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ty gradually into a large information age, 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sed high-tech revolution caused a deep change in all areas of society.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offense has specialized, fled oriented, professional, intelligent features, an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high-tech tre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work presents a great challenge, traditional investigative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the criminal case has been gradually stretched, and do not meet the need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combat criminal offenses, so that the use of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curb crime has become a key enemy of starting.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s the information age detective work, and is also one of the newest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to combat crim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new situation requires investigation of a crime.

[Key words]: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Investigative mod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o guide the investigation;

 

 

 

 

 

   

一、情报信息概述

（一）情报信息的概念

刑事犯罪情报信息是指能被用于引导或被帮助侦查工作的、与刑事犯罪有关的人、事、物等情况线索以及对其分析研究的成果。其不仅包括与刑事犯罪有直接相关的情报信息，例如企业注册信息、旅馆登记资料、车辆购买信息等于刑事犯罪间接相关联的情报信息。

（二）情报信息的特点

刑事犯罪情报信息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信息的一种，属于信息的范畴，因此它具有信息的的基本属性，即客观性、传递性、效用性及时效性。此外，刑事犯罪情报信息是服务于刑事侦查活动的，具有区别于其他信息的特点。与其他信息相比，心事犯罪情报信息有以下特点：

1.服务性

与其他类信息不同，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的发现、收集、录入、应用都是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即最终要服务于刑事侦查活动，为侦查机关准确及时地预测。防范。打击刑事犯罪提供信息服务与信息支持，引导侦查工作的有效进行，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及打击犯罪的精确度。从而使它具有发现、控制、侦查犯罪活动，并有利于预测犯罪趋势、有利于作出侦查决策的使用价值。从这一属性出发，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在发展、手机、录入、应用等过程中，要注意从形式犯罪做斗争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要出发，建立一套完整的刑事犯罪情报信息体系运转机制，以充分发挥其小勇，服务于侦查活动。

 2.共享性

情报信息的共享性是指情报信息可以共用和分享，并且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情报信息共享的范围广，共享的内容越多，越能提高侦查效率，节约侦查成本。情报信息的共享性决定情报信息的建设必须不断扩展范围逐渐实现各警种、各地区之间公安机关的情报信息共享，这样，才能形成打击刑事犯罪的的强大合力。

3.积累性

情报信息的收集、录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通过建立起一两个信息系统就能够发辉其服务功效的，其具有积累性的特点。情报信息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情报信息服务功效的大小，情报信息越多越全，其就越能准确地指引侦查工作的方向，为及时有效的预防犯罪、发现犯罪、侦破案件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因此，只有通过民警日常的工作，不断的拓展情报收集渠道，发现、积累情报信息，及时补充情报信息数据库，是情报信息的数量不断增多，才能够逐渐发辉情报信息主导侦查工作的效用。

（三）情报信息工作对侦查工作的作用

有助与改变侦查工作的被动状态，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案件高发，各类新型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再加上警力不足，对于打击刑事犯罪，侦查工作始终处于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尴尬局面。

 虽然公安机关不断的通过开展各种专项行动打击日益猖獗的各类刑事犯罪，但给民众的感觉就是刑事犯罪依然不断高发，社会治安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民众安全感没有显著提高。究其原因，侦查工作长期以来只重视打击，而对于犯罪的预防却关注甚少，打防结合很多情况下变成了只重视打击而不重防范，侦查机关主动发现犯罪、预防犯罪和及时打击犯罪的能力不强。这一方面与警力不足、刑警工作任务过重没时间从事防范工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情报信息工作不到位，情报信息不敏捷，未能形成高效运转的社会情报信息网络有关。

情报信息不灵敏、不及时不利于侦查机关对刑事犯罪的控制，不利于主动打击犯罪和防范刑事犯罪的高发。情报信息工作的开展与加强则有助于改善当前侦查机关耳不聪、目不明的尴尬状态，提高侦查机关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进而主动预防和及时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精确度，改变侦查工作的被动局面，形成侦查机关对社会控制的高校信息网络。

二、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起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警务都在经历着组织结构和行动战术方面的巨大变化，中长期的警务战略的调整也在进行当中，减少犯罪的新观念对警务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情报信息引导侦查逐渐成为侦查工作中的专用词语。尽管它的起源不是十分的明确，但是最早提及这一词语的是英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犯罪率不断的上升，国家要求警方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促使警方采取新战略的内外驱动力。在没有大量增加警力的情况下降低犯罪，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所提供的方法具有针对性，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成效。政府审计委员会敦促警方走出应付的做法，而转为运用星报信息来减少犯罪。

 三、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概述

（一）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概念

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是指侦查部门以刑事犯罪情报信息为中心，以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为基础，依靠及时有效的情报，合理调配侦查资源，一主动预防犯罪、精确打击犯罪、管理犯罪热点地区和并案侦破等为主要手段，实现侦查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一种侦查理念和模式，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战略性变革。

信息技术使侦查部门能够借助计算机自动完成不同数据库之间大批量的、模糊的的数据检索、碰撞和初步分析，从而替代了以计算的传统人力调查分析，并快速、批量产生分析结果，侦查人员直接根据分析结果通过调查取证而迅速破案，从而有效地提高侦查效率和打击刑事犯罪的精确度。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已经涵盖了传统刑侦几乎业务三大支柱的刑事技术、刑事特情和刑事情报资料工作，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集三者精髓于一体的全新的行政工作基础业务，实现了刑侦基层基础建设与现代科技、打与防的最佳结合。

(二)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必要性

1.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是侦查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必然要求

 刑事犯罪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小鸡因素的集中反映，其与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同频率、同幅度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然而榆次相对应的是，同时期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数年平均增加12%。国外有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至4000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矛盾加剧、刑事但最高发、治安形势不稳定的时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上述数据表明，我国正处于这一时期，可以预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刑事犯罪仍将保持着高发的态势。此外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人财物流动的加快，刑事犯罪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与传统刑事犯罪相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专业化、流动化、智能化、有组织化、暴力化、高科技化趋势明显。刑事犯罪高发、破案率步高。破案难度加大，给侦查工作不断提出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侦查部门传统的破案理念、侦查思维以及侦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打击刑事犯罪的要求了。因此，侦查机关必须打破传统侦查思维的瓶颈，想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通过建立“情报信息引导侦查”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侦察机制，转变侦查思维，提高侦查部门打击刑事犯罪的主动性、准确性和精确度，转侦查机关被动出击的状况为主动预防、打击和控制刑事犯罪，改变侦查机关对刑事犯罪“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尴尬局面，有效遏制刑事犯罪高发的态势，保障公共安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2．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是侦查机关适应当今国际警务发展主流趋势的必然举措

从国际警务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已成为各国警务战略的重点。这一观点是在世纪之交特别是“9.11”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提出并付诸实践的警务战略新理念。该理念最早见诸与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学者的理论研究，经多年警务实践验证和不断完善，已成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继“社区警务”运动之后的又一警务改革主导理念。美国最早提出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的国家之一，其施行的纽约COMPSTAT模式是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典型代表之一；英国的国家情报模式、澳大利亚的国家团队模式、加拿大的皇家骑警犯罪情报计划、香港的香港井队模式等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这些模式代表着当今侦查工作的发展方向。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模式是我国侦查机关适应国际警务发展主流趋势的必然举措。这一模式在我国的推广与施行必将提高我国侦查机关的战斗力，这也加强了我国警界与国际警界的交流与合作，是侦查机关在全球化浪潮中加强与国际接轨、适应犯罪全球化的主动举措。

3.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是侦查机关适应社会信息化、社会法制化发展的必有之路

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信息传递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和社会管理的组织方式，并深刻的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的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已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管理领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政府信息化处在关键和核心的位置。这是由政府在推动国家信息化中的主导地位和特殊角色，以及政府管理对信息的广泛依赖所决定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承担着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双重职能。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及公众对公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执法法制化、执法正规化、执法文明化和刑事司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成为公安机关各部门为之努力的目标。

（三）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可行性

1.“金盾工程”的实施是实现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基础

1998年公安部为适应我国在现代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动态管理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实现科技强警，增强公安系统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协调作战、打击犯罪的能力，提高公安工作效率和侦查破案效率，提出建设“金盾工程”。其目的是实现以全国犯罪信息中心（CCIC）为核心，以各项公安业务应用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和综合利用，为各项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

2.公安基础工作的全面开展是实现情报信息主导侦查的有利契机

刑侦基础工作是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机制实施的前提，刑侦基础工作开展的好坏决定着情报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着情报信息引到侦查机制能否顺利开展并实现在侦查工作主动出击、准确打击的目标。因此，刑侦基础工作乃至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是情报信息引导侦查侦查机制实施的前提。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全面开展是实现情报信息引导侦查的有利契机，必将促进情报信息引导侦查机制的全面推行。

 

  {参 考 文 献}:

  [1]马忠红.情报主导侦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2]任惠华.侦查学原理[C].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

  [3]李东海.中国刑事技术大全—刑事犯罪信息[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4

关键词侦查策略 概念解构 相邻概念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013-03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有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因此,只有首先明确了侦查策略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来认识侦查策略。对社会科学中任何一个概念的研究,都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字面含义;二是该概念在所属的社会科学学科种类中应具有的特定含义。根据这样一种思路,不妨将侦查策略这一概念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即策略的字面含义和侦查策略的特定含义。当然,欲探究侦查策略的特色含义,仍离不开其与相邻概念之间的辨析。

二、侦查策略的概念

(一)“策略”的字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策”有计谋、策划的含义,而“计”有计算,主意的含义。“谋”则具有商量,主意的含义。《说文大字典》上解释为:“谋,计也、议也、图也、谋也”。从以上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策”不仅指经过思考而形成的主意、见解,而且还包括了思考的过程和方式,如计算、商量、策划等。“策”本身既有名词的含义,也具有动词的意义。“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计划、计谋、措施,它只包含经过思考而形成的主意、见解。

根据以上的解读,笔者认为,“策略”一词,既包含解决某个问题的计划、计谋、措施,也同时具有形成计划、计谋、措施的过程的含义。则“策略”,就是指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计算,策划的过程和形成的解决方案。依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策略”就是为实现某一政治目的,根据形势发展而采取的斗争方式或处理问题的方法。这种解释较为严谨,可作为界定侦查策略的依据。

(二)“侦查策略”的概念界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定义为:为解决案件中的专门问题,由侦查机关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如询问、讯问、搜查和扣押等,同样是围绕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而设立,但法律的依据或者说它仅仅提供了解决案件中专门问题而必须使用一些定式的、原则的措施,它只解决了这些措施的法律上的含义问题,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具体的使用问题。对《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种侦查措施如何用等使之具体化的研究,则正是侦查学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其中,深入而科学地研究如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针对案件中的专门问题适时地使用何种侦查措施,怎样使用这些措施才能达成问题的解决,则正是策略原理在刑理侦查工作中的运用和具体化。据此,侦查策略从策略行为上讲它是一种法律行为,而就其本身而言,则是一种灵活而有效地使用侦查措施以解决案件中专门问题的艺术。从侦查工作本身来看,侦查工作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具体的工作证实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关系,最终达到揭露和证实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运用相应的侦查措施,是发现和获取证据的关键。每一个证据的取得,无不是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发现问题,并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选用恰当的侦查措施,进而根据侦查情势的发展,灵活地使用侦查措施来完成的。侦查实践中的这种过程,说到底就是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双方的斗智斗谋的过程,是一种策略的运用过程。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侦查策略是一般策略原则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这本身即决定了侦查策略内涵的特定性,也从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轻率地对侦查策略的内涵进行界定,而必须根据它的特定性得出符合侦查工作实际的定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侦查策略是侦查人员在一般策略原理的指导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围绕侦查措施的使用而采取的智谋运筹艺术和解决案件专门问题的方式方法。

(三)侦查策略定义内涵的解读

1.侦查策略的实施,具有合法性的要求。侦查工作的本身,是一种执法的活动,无论是侦查工作中采取的各项侦查措施,或是侦查工作所围绕解决的中心问题——证据等,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整个侦查活动都不能离开法律的规制,超越法律行事。因此,作为侦查工作中所采取的侦查策略行为,它不仅在使用的前提和要解决的问题上,而且在采取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上,都不能偏离法律范围而随心所欲,必须依法设谋,依法实施。从此方面而言,侦查策略行为,也是一种适用法律的活动。侦查策略所具有的合法性特点,既保证了策略实施应遵循的范围和有效性,又明确了侦查策略与其它策略,诸如军事策略,商业策略的区别所在。

与此同时,保证策略实施的合法性,也就同时解决了策略实施中的道德标准问题。因为“诉讼规范本身具有一定的道德性质、道德观点,……而实现的方法只能既是合法的,又是合乎道德的。”②因此,侦查策略在具体实施时,就排除了那些非法和不道德的方法,如恐吓、美人计、欺诈等。

2.侦查策略是围绕侦查措施有效使用而进行的谋略运筹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幸事案件的程序规定》以及侦查职能部门的规定等各种法律法规上对侦查措施的规定,是一种非常原则性的规定,它只解决了每一个措施本身的法定概念、实施原则、程序以及实施这一措施可供选择的各种手段。例如搜查,法律只规定了搜查的法定概念、实施原则,同时也提出了有关搜查这一措施在实践中可采取的各种手段:秘密搜查和公开搜查,对人、场所等进行搜查的程序等。但是如何根据案件的侦查情势的发展,适时调动搜查措施,并选择这一措施中的那一种方法,以及选定具体方法后如何具体实施才能完成既定目标和任务,即“何时用”,“怎么用”等,有关法律、法规条文则几乎没有体现相关的内容,这既是立法的技术要求,也是立法上无法穷尽的实践问题。“何时用”,“怎么用”等问题的解决,则正就是谋略的运筹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查策略就是围绕侦查措施的有效使用而进行的谋略运筹行为。

3.侦查策略的必须遵循科学性。对各种案件的认识,侦查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发现,以及相应的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并制定有效的实施方案等,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问题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即辨证唯物主义意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诸如心理学、决策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纵观人类同犯罪做都斗争的历史,人们对侦查活动的认识,采取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演变,那些保留至今,仍然对案件侦查有指导意义的方法、措施,无不是遵循了科学的认识规律,并在反复的侦查实践中得到检验,而为今天的侦查工作所采用,并得以继续发展。反观那些违背了科学的认识规律和方法所形成的侦查措施和方法,则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被淘汰。比如

上述三个方面的解读,基本上反映出侦查策略内涵所在。但从逻辑的角度上讲,要全面地分析和认识一个概念,仅有对内涵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其外延,方能构成对概念的完整认识。概念的外延,则往往通过它与其它相邻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中体现出来。

三、侦查策略与相邻概念辨析

(一)侦查策略与政策

所谓“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或政党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目的,根据历史条件和当前情况制定的一套措施和方法”。③而“侦查策略”则是侦查工作者的专门问题,围绕侦查措施的使用而采取的谋略运筹的艺术和方式方法。

通过对二者概念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无论是行为的主体,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的,以及二者各自的特性等,都存在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政策与侦查策略尽管有区别,但二者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一对概念,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上看,国家对内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使之不受犯罪的侵害。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国家得以安定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犯罪有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解决得好与坏,直接对犯罪产生影响。因此,有关方面的政策,就必然对整个侦查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所谓“最好的社会政策,亦即最好的刑事政策”。④

从侦查实践中看,在建国初期,国家针对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所制订的“镇压与宽大想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仅成为制订《刑法》的指导思想和一种刑事政策,而且对侦查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侦查策略中的许多用谋方法,也体现了政策的影响,国家有关犯罪方面的各项政策,是确保侦查工作正确而有效地开展的证据。

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具体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过多、过细地包罗各种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因此,国家政策的这种指导作用,则必然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中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的各种具体方法、措施的使用,才得以实现。侦查工作则是通过使用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保证了国家刑事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侦查策略的运筹和实施,必然受到国家政策的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具体策略行为的实施,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政策的威力。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侦查策略行为的实施过程中,通过不断汇集和反馈犯罪的最新动态和对侦查工作的新的要求,不仅能帮助政策的修订,而且能保证政策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使政策具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政策不等于侦查策略,特别是国家有关惩罚犯罪和侦查工作的方面性的政策,但同时,要正确实施和研究侦查策略,又必须注重对政策的研究。明确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既为保证在侦查工作实践中区分政策和侦查策略,同时也能保证侦查策略实施的正确方向,若将二者混为—谈,不仅有碍于实践中正确地使用侦查策略,也有碍于政策的执行,更对侦查策略的理论研究有害。

(二)侦查策略与侦查措施

所谓侦查措施,是侦查中为了有效地查明案件的某项事实情节,或查明某项证据而进行的专项活动。侦查措施既包括《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十三种措施,同时还包括侦查职能部门制订的法规中所规定的措施,如追击堵截、辨认、跟踪、守候以及其它调查,控制措施,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

《刑事诉讼法》和侦查职能部门制订的法规中所规定的各项侦查措施,都较为原则化而没有详细规定每种措施实施的具体手段,这从立法上讲是比较科学的。但要在侦查实践中有效地使用这些侦查措施,侦查机关和侦查学的研究者则必须在实施的时机、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上对它们进行分解和研究,才能保证这些措施的适用性。研究这些措施,除了对措施本身的内涵及其所应具备的各种具体实施手段进行研究外,还必须注重侦查措施的策略性研究,这种研究,包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案情和侦查的—般情势下发现问题、选择突破口、并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措施和适时而灵活地运用侦查措施所包含的各种手段,以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反馈体系和修正方案。从这种简要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侦查措施是各种定式的公开或秘密方法,而侦查策略则是保证侦查措施有效实施的技巧与方法的组合体。

综上所述,侦查措施与侦查策略既有差别,同时也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性。侦查措施是侦查策略运筹与实施的依据和范围,而任何措施要想运用得法,运用得当,则有赖于巧妙的施计用谋,反之亦然。

有的学者由于忽视了侦查措施与侦查策略二者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在研究中就往往出现只注重措施的内容,手段的研究,而不注重具体如何实施的策略性研究,或者注重策略性研究,但却走入所谓计谋套计的死胡同,把侦查措施与套计分开,形成两个独立的方法体系。这种人为地割断二者联系的作法,于研究无益,于实践无补。

(三)侦查策略与侦查对策

—种观点认为,“刑事侦查对策,就是刑事侦察人员在侦破案件的活动中,在法律和国家赋予侦查机关特定权力的职责范围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为达到获取证据,揭露(下转第18页)(上接第14页)犯罪抓获犯罪人的目的,综合协调运用的各种侦察方法的有机整体。”⑤这种观点是笔者见到的有关侦查对策的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人认为,侦查对策就是侦查策略,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妥,理由如下:

1.所谓对策,是指应付事情的办法。侦查对策既包含了定式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各种侦查措施,也包括了应付各种具体问题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侦查学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对策的范围,由此,前苏联犯罪对策学专家伐·雅·柯尔金将侦查学命名为《苏维埃犯罪对策学》,从理论上讲是成立的。而刑事侦查策略则涉及各种侦查措施、手段在实际运用时如何施计用谋,是—种斗争的艺术和技巧。对策是一种具体的、甚至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检验方法)方法的集合体。而侦查策略则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所谓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是策略原则在侦查实践中的灵活运用。二者是两个具有不同的内容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又相互依赖,对策所包括的具体措施方法,是侦查策略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对策的有效使用,又赖于灵活的用谋。

2.国内某些学者研究侦查对策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对策论,也称博奕论。但我们知道,从学科分类上讲,对策论属于运筹学的范畴,它是数学的—个分支学科。对策论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运作方法是利用概率统计法,在统计得出的各种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然后对应采取的对策,采用数学的方法求得结果。既然在对策中要求的用数学的方法求得结果,那么,获取对策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将涉及决策的各种因素变为精确的量化的数字,而这一点,在侦查活动中难以办到。侦查工作中尽管存在许多—般规律,但由于案件情况千变万化,无一雷同,因此,很难将所有的情况进行量化,而且在侦查之初,对案件性质的认识,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只能作出定性的推测,而不能作量化的肯定,因此,用对策论的具体操作方法来研究侦查对策是不现实的。

同时,对策论本身是—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论,尽管其某些基本思想和原则如两面观、优化论等,涉及到哲学或者具体涉及到认识论的某些观点,但就其本身,应该说是哲学的认识和方法论在对策学中的运用和发展。这些具有哲学性的基本思想在侦查策略的研究和实践中是可以借鉴的,但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则不可能成为研究侦查策略的基本方法。

综上,笔者认为有关侦查策略的内涵和外延的轮廓已大致体现了出来。侦查策略作为保证侦查措施与方法得以有效的使用的设计用谋的技巧与方法,其基本的原理、原则,对于整个侦查活动的开展和推动侦查情势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斗争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侦查策略是侦查学应注重研究的核心之一。

四、结论

侦查策略是侦查人员在一般策略原理的指导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围绕侦查措施的使用而采取的智谋运筹艺术和解决案件专门问题的方式方法。侦查策略就其字义及定义而言,有其特有意蕴,而其外延亦有明晰的界定,侦查策略与相邻概念的界限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明确侦查策略的概念为的是架构侦查学科的理论体系,并为侦查实践提供应有的理论指导。因此,对侦查策略和侦查措施的具体化的探求,并构建可操作性的侦查措施,为侦查和谐化提供应然的支撑。这不仅是各界同仁应有的共同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对侦查理论与实践的应然诉求。

注释:

①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②[苏]a·h·瓦西利子夫著.犯罪侦查学.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5

关键词：逻辑应用；侦查逻辑；逻辑思维；逻辑工具

一、侦查逻辑学科在我国的缘起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愈来愈重视将逻辑学原理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并且提出来了一系列有关逻辑应用的概念，如“法律逻辑”“决策逻辑”“医疗逻辑”“谈判逻辑”等。在一些涉及新兴逻辑应用概念的论著中出现了较早运用逻辑原理分析司法案件的著作，如吴家麟编写的《故事里的逻辑》，渐而开创了运用逻辑侦破案件的探索之路。刑侦逻辑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发展，从客观原因分析是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也是将逻辑科学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实践需要，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正是如此，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陆续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刑事侦查中的逻辑应用问题，如我国第一本法律专业逻辑教科书《法律专业逻辑学》就对侦查中的逻辑应用进行了探讨，当时学界只认为其为法律逻辑的组成部分，建立狭义的侦查逻辑也就是建立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刑侦逻辑的设想还未形成。

在刑侦逻辑学界具有开创性设想的应推朱武。朱武率先明确提出研究“刑侦逻辑”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刑侦逻辑”应是一门独立的逻辑应用学科：“如果我们把刑侦逻辑作为一门新的科学提出来，是法律逻辑的姐妹学科。刑侦逻辑不仅不能归属到法律逻辑里去，而且在運用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上，刑侦工作比审判、辩护等工作显得更加突出，其特点更加明显。”经过朱武与众多学界同行们的多年努力，刑侦逻辑终于被国家正式确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1年9月29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考公安管理专业、刑事侦察专业和组织公安干警参加学习的通知》（法规文号：考委[1991]20号）中，把“刑侦逻辑学”列为公安管理专业、刑事侦察专业的自学考试科目。在课程说明里写道：“刑侦逻辑学是一门研究侦察人员在与刑事犯罪作斗争中如何揭露和证实犯罪的思维科学。它是刑事侦察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属于逻辑学的—个新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刑事侦察学基础理论之一。”

此外，也有众多学界的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了侦查逻辑的研究道路，如中国刑警学院的富朴安便从逻辑认知角度出发，通过对侦查实践中形成的事实基础，经过概念的辩证法即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进行论证，运用历史与逻辑的对立统一方法，进行知性判断和理性判断两级判断，认识案件的本质、规律，达到破案的目的。这被学界公认为开创了运用辩证逻辑研究刑事侦查活动的先河。

二、侦查逻辑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侦查逻辑自开创以来，便生机勃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侦查逻辑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第一，把侦查逻辑思维主要特征概括为“回溯性”“或然性”“假设（说）性”，使大家对侦查思维的逻辑特性的认识得以深化。可以说，如果说侦查逻辑有别于其他逻辑的话，那么，“回溯性”“或然性”及“假设性”应是它的最主要特征。

第二，创建了具有学科特色的侦查逻辑思维方法。“侦查的逻辑方法”是侦查逻辑最有应用价值的部分。譬如信息处理法、或然性命题法、侦查描述法、排疑法、必要条件法、回溯法等方法，与一般的逻辑思维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三，拓宽刑侦逻辑的适用领域，将刑侦逻辑运用拓展到治安案件侦查、经济犯罪侦查、职务犯罪侦查等诸多领域，把刑侦逻辑发展为一系列的侦查逻辑学科。譬如在《职务犯罪侦查逻辑》书中，作者强调以“逻辑应用”为出发点，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原则，将侦查逻辑思维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对侦破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例的分析，重视侦查职务犯罪的逻辑思维训练。又如有学者强调，职务犯罪侦查效率的逻辑策略中，侦查人员应采用“回溯试错法”“奥卡姆剃刀”“假设演绎法”等思维策略，从而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未来侦查逻辑的发展展望

现代逻辑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理论严密、基础雄厚且分支众多的科学体系。它与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等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连，未来侦查逻辑的发展，可以从现代逻辑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汲取养分。

（一）与模态命题

狭义的模态是指涉及必然性、或然性、相容性的模态，模态命题与前述侦查逻辑的侦查逻辑思维方法结合十分紧密，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这类模态涉及到一个命题的真或者假，从某种观点来说，它可以表达命题的一定真假强度，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作真值模态判断。如“罪犯必然是越窗逃跑的”“证人的证词可能是假的”“嫌疑人有作案的可能”等。

在侦查实践中，我们可以运用模态逻辑，对事物能有更深程度的认识：“一个命题不是必然的，它的否定也不是必然的，那么它们二者都是可能的，无论哪一个是偶然真的。”这就意味着“可能p”和“可能不p”是可以并存的，它们可以同真；而“必然p”和“必然不p”不能同真，可以说，有些冤假错案的原因就是出现了“必然p”和“必然不p”同真的事实，如聂树斌案中真凶王书金与判决被执行死刑的“真凶”聂树斌就是这样的关系。

（二）与大数据

对于逢案必谈大数据的当今侦查现状，如果只依赖大数据而不知如何运用侦查逻辑结合大数据信息开展侦查，反而会延误侦查时机。公安大数据实际就是公安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社会信息的集合，公安机关通过这些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以实现公安服务与执法的目的。随着各种公安信息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公安机关借助相关技术和高科技设备，对庞杂巨量的社会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分别存储于不同的数据库中并进行有效链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公安工作。

就侦查工作而言，大数据及其技术的确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海量的材料基础，但是在侦查活动中，应该由人的思维来决定侦查手段和方法的选择，而不能简单地由大数据来左右人的思维判断，大数据及其技术只是侦查重要的辅助手段——可以依靠，不能依赖。大数据及其技术的应用必须与侦查思维方法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在信息时代、在互联网+的条件下，确保侦查员在与作案者的智力博弈中获得胜利。

四、结语

美国逻辑学家亚狄瑟认为，法律人需要掌握的法律的逻辑有所限制——所有的法律人都必须了解基本的演绎推理概念，特别是定言三段论法和假言三段论法。他们也必须了解归纳一般化与类比这两个面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识别出形式与非形式的谬误——而那些符号逻辑和奇异的公式是难以吸引法学院的学生们或者法官与律师的。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的侦查逻辑实践现状，由于侦查逻辑学科在我国形成较晚，发展不够健全，侦查人员在侦查逻辑的实践运用普遍有所欠缺，因此在一线侦查办案中，侦查人员应不断训练自发使用侦查逻辑工具、运用侦查逻辑思维，在侦查逻辑的指导下开展侦查工作，从而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6

【关键词】双录 犯罪嫌疑人 权益 保护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决定从2006年起，全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开展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以下简称“双录”工作），并下发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以下简称《工作流程》）等规章制度，笔者所在单位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有关证人时开展了“双录”工作。“双录”工作的施行，对于促进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及时、全面地固定证据，防止翻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侦查讯问下国内外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现状研究

近现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更加文明，检察机关及社会各界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关注已成为世界趋势。但是，不可否认在诉讼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侦查讯问阶段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况仍旧很严重，尤其是刑讯逼供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屡禁不止，司法界和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多关注和研究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问题。

在这个课题研究中，我国一些知名法学院校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我国知名学者陈光中对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了对策研究，尤其是对沉默权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樊崇义更是详细介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涉及到了律师在场权、证据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研究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问题。

国际上，国外的司法人员和学术专家对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障问题也越来越重视，研究证据制度、律师在场权、沉默权等一系列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权益保障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如大陆系的德、日；英法美系的美、英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走向了前列。

二、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概述

我们要研究“双录”制度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问题，就要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以及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界定。

在我国现行的形式诉讼法中，侦查讯问是侦查活动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侦查方法，通常，犯罪嫌疑人并不会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那么如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的同时，又能保障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依法按照法定程序以言语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查问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供述和辩解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中首次采用犯罪嫌疑人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将提起公诉前被指控犯罪的人成为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公民个人的控告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才能成为被告人，但是二者均不是罪犯，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可能是犯罪的人，也可能无辜，本文在研究“双录”制度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问题中也借用学理上的通说概念，即犯罪嫌疑人是指：“在公诉案件中，以检察机关正式的书冰箱法院提起公诉一折诉讼活动为界线，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前，被控犯罪或被司法机关怀疑有犯罪嫌疑人的人。”

（1）侦查和讯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的界定。在侦查和讯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主要是指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由于犯罪嫌疑人只是作为被怀疑实施犯罪的人，那么他们所享有的基本权益就应该被保护，目前，我国侦查机关掌握着侦查讯问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因此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放在侦查讯问阶段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2）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内容。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权益保护的内容保护实体权和程序权利的保护，具体而言，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保障。在上述侦查讯问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主要有自行辩解权，拒绝回答权，提出控告权，要求回避权，律师帮助权，运用本民族文字语言权，得知鉴定结论权，要求法定人到场权，核定笔录权。

三、“双录”制度实行的意义

讯问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通过刑讯机关讯问获得口供和供诉，为案件的占察提供线索和证据，对于查明案件真相，做出公正的判决意义重大。为了保证我们获得真实和有效的口供为审判结果提供支持，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完善讯问制度，遏制刑讯逼供或者变相肉刑获取口供，建立司法公正，法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引入“双录”制度对于建立刑讯之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案件，侦查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不枉不纵；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证据证明力；强化固证意识，构筑坚实证据链。做好讯问的全程同步“双录”，不仅能反映讯问的合法性和客观性，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一种多媒体手段可以固证，在为讯问内容的真实性提供保障的通说，还可以弥补书面记录的动态限制，可以再现犯罪嫌疑人当时的预调、神态、行为工作等，还可以加大其翻供翻案的难度。

为了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保障，在讯问“双录”制度下，应当及时赋予犯罪嫌疑人对“双录”程序启动的选择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对“双录”程序运行的监督权，保证犯罪嫌疑人对“双录”资料的使用权。

四、实行“双录”制度存在的问题研究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7

关键词：大数据；侵财犯罪；侦查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8-003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财犯罪屡有发生，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相关学者专家的重点工作，并且侵财犯罪也已经上升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侵犯财产的犯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总数量上还是个别特例上，其数量和频率都是远超于侵犯人身的犯罪；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在所有的犯罪案例中财产犯罪这一类就占据了80%以上，可见财产犯罪在是社会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当下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处于一种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期，刑事犯罪案件是社会中常见的矛盾表现形式，并且保持长期高位运行的状态，对社会发展、民生安全都起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对侵财犯罪发展及侦查策略的研究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1 侵财犯罪的主要特点

随着天网工程、金盾工程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公安机关汇聚的数据种类变多，数据规模更大；在这些数据中，不仅包含有常规的数据规格结构，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技术采集所得的大量的视频、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然而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数据，如何从中准确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有效的将其运用于实际的侵财犯罪侦查当中，是目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难题；另外如何实现多源异构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一种例题形象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有利于主动防控、精确打击，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我国钱财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侵财犯罪逐年走高，暴力犯罪降幅明显；近年来侵财犯罪在所有犯罪发案的数量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基本上在80%左右，相比之下侵犯人身、爆炸、纵火、绑架等案件发生率有所降低；2）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侵财案件屡有发生，这一特点的侵财犯罪是指具备犯罪案件的成因中有一些过于敏感的因素、人民群众或者多方媒体平台对案件的关注度极高、案件的发生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对群众的人身安全或心理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多发财犯罪相对稳定中呈现变量，盗窃案件始终保持刑事发案数量首位，诈骗犯罪呈现快速增长，抢劫案件逐年下降；4）侵财犯罪时间有较为明显的分布规律；发案时间：犯罪事件一般在一些重大活动、节日等，空间分布：地域经济发展对发案数量和类型影响明显；5）地域财犯罪职业化发展态势明显，手城乡收入差异较大的影响，产生的一些心理失衡，加之生活压力较大，容易滋生犯罪心理，并且特定区域、特定手段等非一成不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犯罪分子自身的经验不同会有不同的手段和方式；6）作案手段更替迅速，多种方式叠加使用，寄递渠道越来越多被应用于犯罪，利用网络实施侵财犯罪逐年走高，犯罪流程“精细化”实现利益最大化；7）流动性、低龄化成为犯罪主体突出；青少年、流动人口二代犯罪现象突出，由于在一些经济较为发的城市，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 会带着孩子一起留在同一城市，但流动人口的子女大多都疏于家庭的教育，一定程度上难以融入城市，会受到一些不正确价值观和消费观等因素影响，致使流动人口二代侵财犯罪现象突出。

2 侵财犯罪侦查战略思路的建构与策略

侦查队伍建设实际完成犯罪案件勘破的基础工作，专业化的建设就更是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我国公安机关对于侵财犯罪的侦查队伍建设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强，力求完善每一环节的侦查细节，为的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环境和趋向以及案件自身的侦查需求。

在进行专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三个层面的工作细节：强化复合培养，要求侦查队伍中的人员适应大数据环境下的案件侦查思路， 熟悉侦查流程，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案件的侦查；其次强化证据意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一些不法分子做假证提供了机会，这就使得法治环境对取证程序、取证效果的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则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确保诉讼；另外强化专家合力，侵财侦查队伍的建设，不仅需要内部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组成，也需要适时的引入相关专家或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员，内部与外部的优秀人员合力建立起更加专业有利的侦查队伍。

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深化侵财犯罪侦查工作机制，高度关注地域财犯罪人管控机制，探索“流动人员”社区矫正机制；提升侵财犯罪侦查多维手段，主要有持续丰富信息碰撞方法、探索延伸新型方法、深度参与视频体系建设、重视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交互运用。

3 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侦查策略之深化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云计算、自媒体等多方面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大数据时代，对数据本身价值的挖掘和利用已经成为时下的重点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咋繁复错综的数据中调取出有用的信息有一定的难度，但当出现犯罪案件时，广泛全面的数据可以为公安机关提供更多的侦查入口。

3.1大数据侦查的提出与界定

大数据侦查是在近年来大数据时代逐渐产生的环境下提出的较为新型的概念，是一个概括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相关案件的侦查活动的专有名词；大数据侦查与传统概念下的信息化侦查有一定的区别，更强调利用数据整体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用大数据进行案件侦查，必须有强有力的系统平台为支撑。对于大数据侦查进行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围绕侦查工作目标，以现代技术搭建平台为支撑，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处理和专业分析开展侦查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之统称。

大数据侦查在侵财犯罪中的应用，为侦查过程及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侦查模式变革，由数据到案件的形成，如图2所示；侦查应用核心―依据数据分析提供可量化的预测；思维方式演变―大数据思维，从精确性到相关性。

3.2大数据侦查的发展思考

首先要转变理念做出相关的发展规划，从侦查实践出发，研究发展计划、研究数据需求、明确案件所需的数据信息的采集计划、制作预警指标和数字模型等；拓展整合数据来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无限、微软等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法，实现多种形式的交互，则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数据源，使得案件侦查工作可以找到更多的突破口；提升智能处理设备，现有的智能设备虽然能满足于现阶段的使用需求，但相关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力度还是要不断加强，与时俱进，保证大数据的价值不能只在规模庞大层面，要将其上升至“具有较高加工处理能力”上；同时一定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数据固然能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但不代表能完全替代，并且对数据的深度分析和研究还是要依赖各领域的专家。

4结束语

大数据环境下对侵财犯罪的侦查工作步骤，大多都需要借助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和挖掘算法技术，深度挖掘、构建动态的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实现高危人群的团伙活动趋势预测和规律推演，进一步定量分析犯罪团伙内部的关联关系，打击流窜性团伙犯罪，特别是现阶段国际反恐形势严峻，该技术有助于推动全国反恐、维稳等工作的高效开展，促进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海量的社会关系数据中高效、快速地完成对人员的多层关系过滤与挖掘。该技术能有效的辅助并提高案件在侦破过程中的效率，极大提高了串并案的破案率。

参考文献：

[1] 钟政.大数据背景下多发财犯罪预警模式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13（3）：55-57.

[2] 李蕤.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的发展演变与侦查策略探析――以北京市为样本[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4）：150-156.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8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单一目的　双重目的

一、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何以成为独立研究课题：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概念说起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上位概念是侦查模式和模式，明确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确切指谓，可以从分析侦查模式和模式的具体内涵入手。可以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理解为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在立法精神和侦查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侦查程序和侦查行为的规律性认知、概括和抽象出来的类型和样式。

职务犯罪侦查何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方面，这与中国侦查权配置的现状有关，法律将检察院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唯一主体，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表现出独特特征。另一方面，这与职务犯罪侦查的独特规律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是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犯罪的侦查，具有侦查难度大、侦办压力大等特点，使得单独研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成为必要。

二、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研究的境遇：从职务犯罪犯罪侦查的类型说起

当前学界谈到侦查模式的类型时存在着以下主要观点：一是从不同法系的大背景出发，将侦查模式分为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和职权主义侦查模式　；二是从刑事诉讼结构的大框架出发，将侦查模式分为对抗式和纠问式　；三是从诉讼性的有无分为行政治罪模式和诉讼追诉模式　。上述分类方法分别从法系类别、诉讼结构和诉讼程序的角度展开对侦查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从外部背景到外在结构再到内在特征的过程，显示出层层递进阶段性进步。但用这三种分类方法解释当前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总是存在着不能准确对应的问题。严格来讲，我国当时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们还是不能明了。于是就有了“带有当事人主义倾向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呈现出行政治罪模式因素和诉讼追诉模式因素兼有的混合性”种种论断。由此产生了对侦查模式自身定位的模糊不清，并造成对发展完善侦查模式的创新不足。

遵循上述由外部到内在、从结构到特征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侦查程序效果和侦查行为特征的角度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划分为达成实体正义单一目标的侦查模式和达成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目标的侦查模式。前者代表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将惩罚职务犯罪做为首要目的的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凭借较大的侦讯权力调查讯问相对人、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事实，强调惩罚犯罪的终极目标，轻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追求实体正义价值而对程序正义关注不够。后者代表了以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正在进行的、强调准确打击犯罪、尊重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的侦查模式，要求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惩罚犯罪的程序规制，授予侦查机关侦讯权力的同时设定严格的实施条件，追求实体正义的同时要求程序必须正当。

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发展的进路：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考察背景

（一）目的性分析

1．准确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准确性要以合理的取证程序和科学的确证体系为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建立起合理的职务犯罪取证程序：完善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细节，修改并完善了法定证据的类型，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力，明确了特别重大贪污贿赂案件可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建立科学的确证体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了如下规定：在侦查程序中设定了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贯穿到整个诉讼环节。

2．全面保障人权。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保障人权放在突出位置，并做出系统有效的程序规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使得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在侦查阶段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辩护制度，有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构建起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相一致的取证、确证机制，完善了讯问程序，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建立特别保护措施和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强化辩护人、证人和被害人人权的保障。通过严格技术侦查的申批手续，加强了对公众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二）特征分析

1．职务犯罪侦查的可辩性。侦查的可辩性要求在侦查阶段合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构建侦辩二元对抗结构。诉讼的对抗性不能只体现在庭审阶段，而应贯穿到诉讼的全过程。特别是在更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侦查阶段，更需要辩护律师的介入来平衡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力量，以实现对侦查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对人权的有效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能将辩护权的及时介入视为阻碍办案的洪水猛兽，而应从刑事诉讼的科学构造角度认识到诉讼结果的正义和诉讼程序的正义都需要侦辩二元结构的建立。

2．职务犯罪侦查的可诉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司法实践中侦查的可诉性仅仅意味着侦查结果的可诉性，侦查程序不合法并没有后续的可诉性支持，由此产生了侦查程序的非正义，甚至造成了冤假案的发生。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实现对所有非法侦查程序的可诉性，但还是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角度确立了犯罪嫌疑人对一些瑕疵程序的可诉性主张。

3．职务犯罪侦查的双向性。由于侦查的可辩性，侦查既要面向犯罪构成的成立收集固定证据，又要面对辩护方的辩解和建议释法说理、取证固证。犯罪嫌疑人从被动的调查对象转变成了辩护主体，由此侦查机关与辩护主体之间双向沟通的特征显现出来。另外，由于侦查的可诉性，有罪证据的成立与排除的变数增大。侦查机关不仅需要应对确立有罪证据，而且需要加强防范侦查程序对有罪证据的破坏。

4．职务犯罪侦查的公开性。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特别是律师会见制度、律师阅卷制度的确立，使得侦查内容、侦查阶段在一定范围内被公开，这无疑会对侦查过程产生不利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目的、侦查意图、查办思路容易被摸清，使得案情在律师介入后的侦查阶段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

5．职务犯罪侦查的科学性。信息时代给侦查带来了更多的搜集信息的途径，科学技术给侦查带来了全新的收集信息的手段。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根据司法实践对证据形式的迫切要求完善了证据有关规定，顺应侦办职务犯罪的需求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的合法性，提高了侦查的科学化水平。

（三）趋势分析

1．从角色定位来看，要实现职权主义侦查向诉讼主义侦查的转变。正确认识检察机关自身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深刻理解加强对抗性的诉讼价值，畅通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寻求法律支持的通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权利告知、权利保障、权利救济义务，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有效保障。

2．从阶段划分来看，实现“套取口供”到“重视初查”转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第一次讯问后的侦查程序做了严格设定，使得初查和第一次讯问成为取证固证的黄金时段。首先要改变以前将传唤和讯问作为办案起点的传统思维,重视初查阶段,广泛获取外围证据,全面掌握被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财产状况和经济往来资料,找准案件的突破口。其次要建立初查后期信息分析研判机制，评定口供以外证据的完整性和证明力，估算出职务犯罪立案后成案的可能性，明确侦查计划和策略。

3．从工作机制上，实现“进攻型”向“攻防结合型”转变。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仅搜集证据，而且要审查证据，完善证据审查机制，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具体到部门、具体到人员。不仅要审查证据，而且要针对容易产生非法证据的办案环节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不仅要突破案件，而且要保障办案人员依法行使侦查权，提高侦讯人员应对、抵御办案风险的意识和水平。

4．从取证方式来看，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摆脱“口供情结”的影响，充分利用网络、通信等多种渠道收集犯罪证据,用多样性的证据形成对犯罪嫌疑人强大心理压力，为获取口供赢得有利条件。加强与公诉、审判机关的沟通与联系，明确对零口供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零口供案件。

5．从取证手段来看，实现“一张嘴、一支笔、两条腿”向“信息化、科技化、技术化”转变。抓住刑事诉讼法带来的大好机遇，充分发挥技术侦查的强大优势，积极探索更多的合法取证模式。提高新型证据的转化与固定能力，确保新型证据在庭审阶段得到有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