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范文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1

关键词：铁路企业；内部财务监督；思考

一、铁路企业内部财务监督的必要性

铁道部通过制定加快转变铁路发展方式、确立运输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等改革推进方案，使体制机制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加快市场经营，谋求企业效益最大化变成铁路企业的重要任务。只有提高铁路企业的内部财务监督，进一步促进铁路企业财务工作规范，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管理水平，才能为铁路实现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1.是规范企业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随着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投融资业务的不断开展，社会对铁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铁路企业通过实施内部财务监督，能健全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强化财务管理过程控制，提高行业会计规范化管理水平，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完整、真实和可靠。

2.是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障经营合法合规的需要。随着当前铁路体制机制改革，多元化经营战略实施，财务工作势必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实施内部财务监督，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财务风险，规范铁路企业经济行为。

3.是加快企业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需要。加强内部财务监督，可以约束企业非理性经营行为、节约开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二、上海铁路局内部财务监督实践及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笔者任职的上海铁路局，除定期接受国家审计署、铁道部审计中心、社会中介机构的外部财务监督外，也定期开展内部财务监督，建有比较完整的财务监督体系，完善的财务监督管理制度。

1.建立内部财务监督体系，促进财务管理水平

(1)总会计师。主要职责有：组织对全局资产资金安全、财务收支、内部控制制度等情况进行审计检查，指导开展专项审计检查；协助组织财务预算、落实情况，实施全局国有资本监管、建立完善企业内控制度，企业投融资、担保、抵押及大额资金支出等重大事项的安全监管，强化财务监察工作，确保全局资产、资金安全等。

(2)审计处。是路局行使内部审计监督职权，管理全局审计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有：贯彻国家、铁道部有关审计法律法规，制定全局内部审计规章制度。根据局有关规定，对局属单位年度业绩进行考核审计，对局属单位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各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有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有效，执行财经法规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局属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各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促进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3)财务处。是路局财务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有：贯彻国家、铁道部有关财经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负责全局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筹集运用、会计核算、国有资本监管等财务管理工作，检查督促局属单位和控股合资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在内部财务监督方面设有：一是财务监察，负责监督检查局属单位执行《会计法》及国家、铁道部、路局财经法规情况，全面预算编制、内部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会计基础工作、国有资本营运、管理情况，内外部审计问题整改情况等；二是资金结算所，主要加强资金监管，规范使用、管理资金，落实局属单位大额资金监控、现金管理、建设资金支付实时监控等工作，实行每日资金动态报告制度。

2.完善财务监督管理制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以转换经营机制为主线，逐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并实施《上海铁路局财务监察实施细则》,重新修订《上海铁路局内部财务会计控制制度》、《上海铁路局财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财务管理办法，以制度促管理，切实提高财务保障能力。

(2)加强国有资本动态监管。在工作中，严格执行《铁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落实逐级负责制，严格执行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加强评估项目的过程监管。

(3)加强资产的日常监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并全面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对外投资等经济事项事前分析认证、事后评价考核制度。开展优化资产配置的专题研究，盘活闲置资产，努力实现资产效益的最大化。加大对企业改制、重组、对外投资、产权转让、重大资产处置的监管力度，强化资产源头的动态控制。

(4)强化财务监察监督职能。充分发挥财务监察队伍作用，强化财务监督职能，结合阶段性工作重点，采取日常检查和抽查、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生产过程控制，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制度。

(5)开展财务管理包保调研工作。建立财务包保管理制度，加强对所属单位财务预算管理的调研、检查、分析和指导，督导各单位进一步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合理统筹各项财务资源，实现运输生产过程成本可控，有效发挥财务包保作用。

3.内部财务监督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

(1)取得的成效

一是有效防范经营风险。通过路局设立总会计师、所属单位试点配备总会计师，参与企业经济活动的策划、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利用专业的财务知识，有效地防范重大经济决策失误 给单位带来重大损失，合理规避了经营风险。

二是有效保证资金安全。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决策、大额资金联签、货币资金内控等资金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了资金安全控制，提升资金管理效益，保障全局资金安全、有序运行；加强内部资金调剂过程管理，合理控制资金调剂规模，提高了内源性存量资金的效益，确保结算资金安全可控。

三是夯实财会管理基础。举办2010年会计规范年活动，对所属单位进行会计基础达标考核工作，实现财务管理常态化，夯实会计基础规范管理，进而在2011年的复验工作中，取得会计基础规范化单位达标率100%的成效。

四是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强化财务监督职能，由路局财务处、站段总会计师组成兼职财务监察队伍，开展财务监察专项活动。通过开展交叉检查、定期检查、财务监察、季节性监察等，强化全局财务预算管理过程监控，做好经营管理的参谋和“保健医生”，为加强增收节支提供有力依据，为完成财会重点工作奠定基础，并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举一反三，坚决督促整改，并从制度、机制入手，进一步完善、建立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

(2)存在的问题

一是内部财务监督信息未能实现资源共享。目前，我局缺乏一个路局财务处、审计处以及各单位共享各类审计信息的平台，通常是外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即审计处）、财务处组织的财务监察小组各自按照财务监督工作要求，完成对单位的审查工作，提交审计报告或检查结果。财务处负责统一督办整改情况，做好外部审计函复；内部审计则由各单位自行复函，财务处则收文督促整改。如此，一方面，财务处无法得知单位整改情况，需不时电话督促，跟踪效率低；另一方面，对于共性问题，各单位整改程序不尽相同，没有规范的流程。

二是内部财务监督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虽然，通过路局内部财务监督系统，各单位未出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但是仍然有少量诸如会计核算、会计基础不规范等情况在外部审计报告中出现，有时还是重复出现或未及整改，反映了我局财务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之处。

三、对进一步加强铁路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工作的建议及对策

铁路企业虽然大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财务监督体系，但普遍由于线长点多，局内单位跨省市跨地区，在内部财务监督工作中难免会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笔者对此提出以下两点思考：

1.设立路局内部财务监督信息平台

(1)总体思路及具体步骤

总体思路：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创建“财务规章知识库”和“审计检查问题库”，搭建路局相关处室与所属单位共享的查询督办平台，具体权限由路局合理设定。在“财务规章知识库”分类置放国家、铁道部和路局财务规章、文件，在“审计检查问题库”分类置放外部、内部财务监督发现问题；规范整改业务流程，建立问题跟踪、预警、反馈机制，督促单位分析查找问题产生根源，达到对各类问题的动态监控；分析统计各类审计检查问题，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达到对违章违纪行为的及时防范；建立审计检查评价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单位遵纪守法情况，达到对所属单位经济行为的有效控制。

具体步骤：首先，科学、合理分类财务规章文件、审计检查问题，运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手段，创建“财务规章知识库”、“审计检查问题库”，实现财务规章、审计检查问题信息资源共享，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重复审查，浪费资源；其次，在共享审计检查问题库的基础上，规范整改业务流程，建立问题动态实时跟踪、预警、反馈机制，督促单位分析查找问题产生根源，反馈整改情况，从源头防范违规、违纪问题的重复发生；再次，在进行对各类审计问题综合统计基础上，根据统计结果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及早防范经营和财务风险；最后，根据审计检查发现问题的类别、性质、金额大小，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复合分析评价方式，做到对事的控制和对人的管理相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审计检查结果评价体系，对各单位遵守财经纪律情况给予科学公正的评价，并据此进行通报和奖惩。

(2)建立内部财务监督信息平台的预计作用

一是有利于规范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减少违法违纪行为发生；二是有利于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三是有利于实现规章信息资源共享，提高企业决策效率；四是有利于各部门工作交流，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五是有利于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2.提高铁路企业内部财务监督水平

(1)加强财务法规和政策研究。只有加强财务法规、各级政策文件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法规意识，才能使铁路企业财务工作运作合理合法，财务监督运行及时高效。

(2)制订内部财务监督条例。监督条例应当体现群众监督、组织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原则，以利于铁路企业财务工作自觉遵纪守法，监督有理有节。

(3)加强内部财务审计。通过对企业各项财务管理、经济活动进行审查，帮助及早发现问题、纠正问题，使铁路企业财务工作符合财务管理制度，促进多元化经营健康发展。

(4)将监督活动渗透于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及全过程。内部财务监督不是只对某一项，如资金活动的一定过程进行监督，而是要贯穿于资金活动的全过程，并且贯穿在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等各个环节。

(5)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充分利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平台，选择路局纪委、审计处等部门，结合案件案例，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不断增强财会人员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自我约束能力，抵制不正之风，保持队伍纯洁。

(6)进一步健全财务监督的组织体制。加大所属单位总会计师配备力度，在内部控制、投融资决策、公司治理、财会信息化、财务监督和生产经营等领域切实发挥站段总会计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杜建英:浅议减少铁路违纪问题的方法和手段[J].新疆财会(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49-52.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2

一、财产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特性

（一）资金来源广泛，运用较为集中

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资本金和保费收入。就目前市场主体而言，注册资本均远高于监管要求的人民币二亿元的最低限额水平，且资金实力雄厚。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财产保险业呈迅速发展的态势，保费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保险资金来源体现多样性特征，保险范围涵盖了所有产业链。与寿险企业不同，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主要为短期产品，保险期通常不超过一年，对保险资金的流动性要求较高。出于外部监管及内部管理的需要，很多保险公司都采用资金集中管理的方式，由总部统一管理，并进行专业的资金运用，投资收益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据统计，目前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性资产（含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60%左右。因此，如何加强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业务过程特殊，容易出现漏洞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为了抢夺更多市场份额，大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存在重业务数额、轻管理和质量效益的问题，常常“以保费论英雄”。这样的企业文化往往造成公司内部人员对财务风险不重视、内部控制不到位的现象，为公司经营埋下风险隐患。保险公司的经营有其特殊性，经营的产品就是风险。在承保、核保、查勘、理赔等业务关键环节中，如业务流程存在漏洞或者公司内部员工操作不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引发客户的道德风险，最终可能导致公司成本上升，造成直接损失。

（三）会计负债不确定，影响偿付能力

财产保险公司是一种以负债模式经营的机构，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主要表现为各项准备金，主要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这些准备金按照不同的方法与比例进行估计，由于财产保险标的物出险的时间不确定以及偿付金额的不确定，就造成了保险公司偿债时间和偿付资金的不确定性。提存额度偏高，将会导致资源浪费；提存额度不足，将影响保险公司的偿债能力。由于其负债项目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了财产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

二、财产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

正是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上述特性，致使其在不同的业务环节面临诸多财务风险。

（一）资金管理不善

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量较大，由于产品保险期限相对较短，所以流动性需求较高。资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若得不到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不仅得不到有效增值，还会存在较高的风险。首先，核保、核赔制度制定不够详细、执行不严，会使保险公司经常出现逆向承保、通融赔款等现象，资金进出控制不力；其次，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资金申请审核和监控机制不健全，难免会在分支机构中出现资金串用、超限额使用的情形；再者，由于分支机构众多，存在多头开户现象，保险公司银行存款较为分散，直接导致总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和分公司资金分散占用并存的矛盾，并会使资金成本大量增加。

（二）业务数据不真实

业务数据失真是财产保险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争取顾客投保，企业往往将最大限度地取得保单作为经营重点，而忽视了财务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很多公司缺乏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在承保、理赔环节制度不够明晰，造成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虚假保单和虚假支付、费用超标、业务人员非法操作等现象。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常见的财务风险如：采取拆单、甩单等方式跨年度调节保费收入；通过虚构经济事项或虚假发票报销套取资金、虚列费用、私设“小金库”；虚假理赔、虚假列支理赔查勘费；通过虚假业务套取手续费、向无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支付手续费、用手续费冲销虚挂的应收保费、支付高额手续费；为争取顾客投保或收取庞大金额的保险费而采取延缓收费方式造成过多的应收保费等。

（三）准备金提存不当

保险公司经营的特点是在危害发生之前即向投保人收取固定的保险费，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再根据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相应的保险金。由于保险合同的签订先于保险责任的履行，因此，在保单起保之时就必须依照规定提取充足的保险责任准备金，以备不时之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保险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最大的负债项目。通常准备金提存不足或不当，可能导致的后果有包括：无法显示公司正确的财务状况、影响公司未来的偿付能力、无法应付保户可能解约的要求、可能会产生虚饰盈余而导致不恰当的红利分配等。

（四）资产负债不匹配

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负债率，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绝大多数产品为短期产品，因此对流动资金储备要求高，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现金支付能力应付支付赔款、退保金等情况的发生。在保险公司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下，负责投资资产管理的资产运营部门和负责负债管理的产品开发、定价以及营销部门之间是相互分离的，而这种缺乏有效沟通的管理模式直接影响了资产负债管理的效率。流动比率过高，大量短期资产的经营将受市场利率的波动影响，导致保险业务经营的不稳定性；流动比率过低，则资产变现性较差，将大大削弱财产保险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突发性事故的应对能力。资产负债管理失衡，增加了保险公司未来可能要面临的财务风险。

（五）偿付能力不足

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用来承担所有到期债务和未来责任的金融支付能力，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资本/最低资本）的监管要求在150%以上。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保险费率、资本金、准备金及公积金等，除此之外，保险资金的运用、再保险业务等情况也对偿付能力有影响。随着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部分公司由于经营方式粗放、业务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出现了连年亏损，未能建立起内源性资本增长机制，最终导致偿付能力持续下降，使其面临增加资本金的巨大压力。偿付能力充足率的下降，将大大影响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

三、财产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导致上述财务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还在于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管理已成为控制风险的关键。以下仅从财产保险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健全制度，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保险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由内部控制基础、内部控制程序和内部控制保证三部分组成，它是在企业风险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动态管控体系。在内部控制体系的高效运行下，可以有效地规避财务风险，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应对财务风险的基础措施，只有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并有效运行，才能保证财产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有效地规避和应对各种财务风险。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严密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公司预算、核算、费用控制、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告等控制事项，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财务风险应对能力。同时，建立安全可靠的财务风险信息系统，如客户信息系统，其中包括客户的财务信息、账户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再如保险公司风险监控系统，其中包括不良财务的信息、保险公司违规性信息以及客户监管信息等。合理利用风险管理手段可以及时地检查财务人或财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等；采用完善的风险管理检测与控制的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提高风险监控的效率和权威性，还可以有效管理和控制员工的行为，防止出现内部风险；通过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防止风险的判定及管理水平受到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

（二）培养人员，树立风险管控意识

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提升财务工作水平，财产保险公司要注重财务人员的管理和培养，不断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管控力和执行力。一方面，财务人员要自觉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知识学习，广泛掌握有关保险业务专业知识，了解承保、理赔过程中的风险点，不断提高保险财务管理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应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职业培训，不仅包括保险会计专业理论与实务，尤其要加强对风险分析、风险控制、内控建立与运行、财务管理优化的培训，以使其在日常财务管理工作中树立风险管控意识，提升其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应建立定期轮岗机制，使财务人员全面了解财产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和主要财务风险。同时，为调动财务人员的积极性，应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定期考核，作为晋级或涨薪的主要依据。

（三）注重细节，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

会计基础工作是财务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需要操作的一系列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这些工作是财务工作的基本环节，是控制财务风险的前沿阵地。如果没有完善的会计基础工作管理，会计工作水平就无法提高，收集、处理、利用和提供的会计信息就会失去其可靠性。从会计人员岗位设置，到财务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只有通过设立严谨的操作规范并加强过程控制，才能使会计基础工作得到有效管理，从根源上堵塞业务流程中的可乘之机，降低财务风险。具体措施包括：

1.资金管理方面。应当建立专人专岗负责各类资金的划拨、清算；总公司应当对银行账户进行统一管理，各级机构开设、注销账户必须报经总公司批准后方能办理，严禁私设“小金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分支机构保费及其他收入上划总公司，费用及业务支出由总公司拨入；佣金和手续费应当由总公司或省级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集中支付，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2.单证管理方面。应当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保证承保过程中有价单证流转的安全性，重点关注投保单、保单、保险卡、批单、收据、发票等保险单证的申领、发放、使用、核销、作废、遗失等控制事项，做到定期回缴、核销和盘点。

3.应收管理方面。通过推行全险种“见费出单”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在制度上杜绝应收保费的出现，同时要求各级分支机构加大对应收保费的清收力度，尽可能减少应收保费余额。

4.资产负债管理方面。不仅数量，在期限和结构上也要保证资产负债的匹配性，在满足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和一定约束的条件下，确保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应当结合保险资金负债的财务特性，强化成本收益管理、期限管理和风险预算，加强与公司产品开发、精算和风险管理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合理采用久期法、情景模拟法等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科学评估资产错配风险，以提高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有效性。

（四）谨慎授权，对机构实行分类管理

市场上的保险主体分支机构较多，大多财产保险公司在财务管理的诸多环节采取了集中管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财务风险起到了防范作用。而对于不宜或不易进行集中控制的财务工作，建议通过适度授权的方式进行控制。财产保险公司应当通过授权书或内部管理规定等方式，根据总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管理能力，结合机构以前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管理能力，评估各机构的管理水平，将机构分成A、B、C三类，进行差异授权，实施差异化的分类管理。例如，对于管控能力较好A类机构，下放保单成本的财务管理权限；对于机构财务力量薄弱、财务管理风险较高的C类机构则加强管理，推进向分公司集中的财务管理模式。这样有利于公司整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适应差异化、精细化管理的需要，降低业务成本。同时，通过实施分类管理，明确分支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运营规则，优化组织内部机构架构与流程，健全了分支机构财务管控体系，有利于实施对分支机构的全方位的动态管控，从而提高分支机构的财务工作效率，有效防范各类财务风险。

（五）全面预算，确保决策目标实现

预算控制是将公司的决策目标及其资源配置规划加以量化并使之得以实现的内部管理过程。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方式，财产保险公司为更好地做好财务风险的防范，除以上措施外，重点还要做好全面预算管理。首先，应当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分析、调整、考核等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设立单独的财务预算管理部门或人员，根据发展战略、经营规划编制预算，确定科学、合理、明确的预算目标。其次，应当以偿付能力充足为前提条件，编制资本预算、利润预算、融投资预算、机构设立预算等各项预算，采用“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程序，将预算目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分支机构，明确各分支机构的责权关系，便于它们进行自我控制、评价、调整。最后，为了保证全面预算的有效执行，各级机构必须认真组织实施，定期跟踪监控预算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预算执行差异，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的问题，并辅以相应的奖惩措施，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3

关键词：科学理财；军队财务；创新理财模式

创新理财模式，促使有限财力最大限度转化为保障力、战斗力。综合考虑今后一个时期的保障任务和环境条件，推进财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需要进一步提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一、完善经费分配制度，提升财力资源统筹配置能力

提升财力资源统筹配置能力的关键是优化经费的投向投量，使有限的经费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一）增强党委科学决策能力，确保经费投向正确。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集中各种财力，完善理财制度，健全理财机制，克服理财权责不明晰，理财方法程序不规范，财务监督弱化等问题，逐步实现党委理财科学化。财力分配要统筹好平时与战时、一般与重点、局部与全部、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坚持效益优先，强化作战牵引，向重点建设部队、应急作战部队倾斜，同时兼顾其他项目，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保证财力物力投向投量正确。其次，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充分发扬民主，财经决策集体研究，重大项目专家论证、评估、审核，领导决策和专家辅助决策相结合，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建议，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二）搞好年度预算与军费保障五年计划衔接，建立以规划计划为主导的军费资源配置体系。以往，规划、计划、预算三者经常出现衔接不紧的问题，单位为争取多上项目、多报经费，编制预算时虚报数目，同时年度工作计划任务和预算编制时间不同步，造成规划、计划任务与军队预算相脱节。随着“十二五”规划任务的明确，军队预算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保障重点。加强建设发展规划计划的研究论证，做到年度预算与规划计划有机衔接，建立起以规划为中心的财力资源配置体系。同时调整现行预算编报时间节点，尽量与军队建设任务计划下达时间一致，增强预算编制的时效性。

(三)统筹使用军队资产，确保财力资源集中调控。资产管理是经费的存量管理。统筹财力分配时，克服重钱轻物、重物轻管的思想，将各项资产视同经费纳入到预算，确保财力资源集中控制。建立钱物统管机制，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统筹使用军队资产，使用、核算、报销，充分挖掘潜力，尽量减少经费支出，防止资产重复建设，调节闲置资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财务精确保障能力

推进财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就是要克服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运用多种方法手段，对保障资源投向投量的精确控制，实现保障效能最大化。

(一)统筹结合财力资源需求论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优化经费供应标准结构体系，做到细化量化科学化。根据任务需求和财力可能，进一步优化标准结构，对预算及综合计划制度、财经制度、会计制度、资产制度，收入结算管理等内容，进一步细化深化。归并简化不适用的标准项目，提高经费供应的针对性科学性，使之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需要。同时健全财务标准动态调整和修订完善机制，不断提高财务保障标准化水平。随着保障任务不断增多，相关改革逐步深化，扩大经费标准化供应范围，出台战储物资维护保养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针对行政消耗性开支这个难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量化标准，限额保障，“刚化”行政消耗性开支的弹性。以联勤部为例，根据多方论证，对此实行精细化管理。对公务接待费、办公费、会议费、车辆购置和维修费实行限额控制；对电话费和业务报刊费，实行货币化支付；对差旅费、水电费和车辆用油费实行包干管理。

(二)预算管理更加规范，资产配置标准逐步健全，按预算和事业任务进度适时适量拨付资金。针对项目预算，一方面职能部门要对项目经费需求、财力可能、预期效益等进行综合论证评估，另一方面，要建立预算评审专家制度、咨询制度和听证制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必要时，可以聘用、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壮大现有投资评审中心的队伍，搞好定量分析，确保经费分配科学，项目透明具体。事业任务，根据事业建设规划，充分论证项目经费需求，运用数学方法，搞好定量分析，适时提高与战备训练和官兵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务事业费标准，科学确定各项经费的投入比例。对重大改革和建设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前期科学论证，要建立决策跟踪反馈、纠错和问责制度，提高决策防范意识，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盘活利用实物资产，严格执行“三个结合”，“四个不准”，各级根据财力可能和事业需要，制定统一的资产编配标准。购置资产时，财务部门认真按照标准核对，集中采购，严格经费供应。

三、健全法规体系，提升依法管财能力

财务管理法制化是科学理财的目标，为全面推进财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构建层次分明、门类齐全、结构严密、衔接配套的军队财务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健全顶层财务法规和基本财务规章体系，及时修订，符合管理需要。现行的军队财务法规体系，不够权威，不够细化，不够规范，执行效率不高。军队权力机关应清理现行法规体系，总结吸收成功经验做法，及时研究制定符合需要的财务法规、修正现有法规，进一步提高财经立法层次，完善财经法制体系。积极推进《军队预算法》、《军人保险法》、《军队财务工作条例》、《军队资产管理条例》、《行政消耗性经费管理规定》等顶层立法工作，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办理程序，使军队财务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及时对各项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增强时效性。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4

夫妻财产约定制是关于法律允许“夫妻”用协议的方式，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事项作出约定，排除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我国《婚姻法》着眼中国具体实际，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利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其中夫妻财产约定制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概述

（一）什么是夫妻财产约定制

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制， 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做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约定自愿决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夫妻对财产权利民主行使的结果，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目前，世界各国大多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种类及特点

1.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种类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据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确定的约定财产制有三种：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或称部分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

2.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特点

（1）从夫妻财产约定的成立及生效必须具备的要件来看

夫妻财产约定的行为作为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夫妻财产约定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依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合同法》相关规定以及夫妻财产约定的身份特点，夫妻财产约定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包括：①当事人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夫妻财产约定不适用代理制度；②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③约定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④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合法夫妻。夫妻财产的约定是要式法律行为，依《婚姻法》规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探其原因：其一是夫妻财产的约定事关婚姻本身，不可等闲视之；其二是夫妻财产约定一般存续时间长，若不为书面形式则容易发生争议；其三是夫妻财产约定事关他人利益及交易安全，书面形式易于核实。至于是否需要公正、鉴证、登记则未予规定，出于保护双方及第三人利益的考虑，应倡导采用以上形式，特别是公正程序。

（2）从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与范围来看

一般而言，夫妻财产约定既可在婚前进行，也可以在婚后进行，但均从婚后发生法律效力。夫妻财产约定的范围较为广泛、自由，既可在婚前财产进行约定，也可以在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财产进行约定；既可以对全部夫妻财产约定，也可以对部分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概括地约定采用某种财产制，也可以具体对某一项财产进行约定；既可以约定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或者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处分权的行使，也可以约定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债务清偿的责任、婚姻关系终止时财产的分割事项。

（3）从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来看

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是指夫妻财产约定在夫妻之间或对第三人的法律约束力。一般分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①对内效力，即夫妻之间的效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财产约定一经生效，即在夫妻之间产生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拘束。夫妻双方必须依协议约定行使财产权利和履行财产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②对外效力，即夫妻对财产的约定是否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国外立法一般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必须经过登记或为第三人所明知时，才能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例如德国立法以约定已登记为一般情况下的公示方式，以约定为第三人所明知为向第三人的公示方式，而日本则以登记为约定的惟一公示方式。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可见我国立法采取以第三人知道为对抗之要件，即在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如果第三人知道该夫妻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就以其一方的财产清偿。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有财产约定的，该约定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进行偿还。

二、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修改后的《婚姻法》较完整地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但是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和不足，不利于法律保护夫妻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具体的说明或解释，以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正确适用。

（一）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缺陷

1.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约定类型的理解有分歧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用了一种选择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自由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做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势必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2.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程序不明确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仅限于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使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片言支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类型、有效要件、程序要求、约定范围及约定的效力等皆未作必要的明确，“尤其是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程序要求规定的欠缺，使在夫妻离婚时易产生关于财产方面的纠纷及可能使相关第三人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中的重中之重。”在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方面也缺乏公示程序，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新婚姻法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书面约定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无公证机关的介入，该约定毫无公信力，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因此，善意第三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

3.缺乏夫妻财产约定的变更及撤销程序

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在夫妻财产约定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而我国立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本人认为，夫妻间财产约定是契约性，应参照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则，缔约、解约自由。在夫妻财产约定生效后，可以变更、撤销，但变更、撤销应具有法定事由或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否则原约定继续发生效力。

（二）完善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缺陷的建议

1、明确采用自由式约定财产制的类型

约定财产制是在法定财产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它的出现是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完善的外在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欢迎约定财产制，主要是欲利用其备用功能和修正功能来弥补单一的法定财产制之不足。夫妻财产契约和约定财产制自产生以来之所以能绵延久远而不绝，是因为其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约定财产制的修正、缓和与备用功能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意思自治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多元需求，允许婚姻当事人在不违反民法、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财产做自由的处置，这是约定财产制应当达到的法律目标 。如果我们一方面允许婚姻当事人在法定财产制之外约定他们的财产关系，又圈定几种财产制类型作为约定的限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违背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从而失去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基本意义。我们应该很清醒的认识到现行的这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类型，并不可能完全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需求。为遵从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和充分发挥约定财产制的功能，尽可能满足婚姻当事人的需求，约定财产制应采取自由式约定财产制模式。

2、明确约定财产制的程序——公证、登记、告知

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之所以约定财产制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笔者认为没有完善婚姻法实体性规范是主要原因。在《婚姻法》解决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时，无不有规可循，例如在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实务中，都有国家公力干预，并伴随一定的公示形式或登记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对夫妻财产制程序方面的完善主要在于对约定财产制程序的完善。对于夫妻财产约定，适用一个合理且有效的程序机制来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维护第三人权益（交易安全）。对调控形式的选择，应建立在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相契合的基础上，应建立在有利于夫妻利益、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利益基础上 。但是，根据我国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公证与登记结合制”的程序规定还是不足于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建议在约定财产制的程序上采取在“公正与登记结合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条“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告知义务”，其理由如下：

（1）把公证程序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要件

①从程序的选择上看，登记是国家公权力行使的一种手段，公证则是一种私权力行使的行为。我的国婚姻登记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结婚登记最能体现登记为公权力手段这一本质。相比之下，公证制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愿，体现了私权自治原则，能够防止在夫妻财产约定方面公权力对私权关系领域不适当的干涉。而且从主体地位上讲，公证机关是司法证明机关，其职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证权。公证机关首要任务是依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对没有争议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进行审查，依据法定程序证明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可见，公证机关所有的职权活动都是围绕证明活动而展开的，公证权的行使是私权力作用私权关系领域的过程。

②从制度的运作程序上看，公证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我国公证制度的运作程序而言，它能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在公证活动中，公证机关能有效地给夫妻双方就财产约定事项提供一些法律上的相应建议和咨询服务，双方当事人明确其财产约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并基于此做出自己合理的选择。与此同时，公证活动中所采用的询问证人，调取证书、物证、视听材料、现场勘验等法定取证方式及公证程序的严格设置可有效地保证作为公正对象的约定本身从形式到内容的真实、合法。这些功能都是登记所不具备的。

③从制度作用上看，公证制度与登记制度相比，在夫妻财产关系领域更有利于诉讼成本、社会成本的节约。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公证有三方面作用：其一、公证具有诉讼证据的效力。其二、强制执行的效力。其三、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公证作用使得夫妻双方在发生争议诉诸法院时，人民法院无需以司法程序对公证事项进行实质审查，可径行采用公证所确认的事实，做出裁判或认可公证书的执行效力。这无疑节省了大量的诉讼成本，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而登记制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证据效力、执行效力，其如果在婚姻财产约定领域单独适用，可能导致两大恶果：其一，在夫妻双方发生争议诉诸法院时由于对登记的效力没有明文规定，人民法院还需对登记进行司法程序的实质审查，使得白白浪费诉讼成本。其二，由于登记没有执行效力，使得当事人不能要求或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当事人只有在经过法院司法实质审查后才能预期是否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强制执行的效果。很显然，关于登记程序性控制机制的设置在发生纠纷时是无计可施的。

（2）把登记做为夫妻财产约定对抗第三人的对抗要件

公证的作用在于使夫妻双方意愿的真实性、合法性得到审查、保障，但由于其不具有权利公示性，因而单独适用公证制度容易导致对第三人利益的漠视与侵害。登记是行政机关的一项行政管理行为，虽然实行形式审查，但由于其是国家组织力量的介入，经过较为严格的程序，具有相应的文字记载，能客观地反映权利状况，准确率较高，因而是较好的公示方法。在夫妻财产约定领域，能较好防止夫妻利用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使第三人利益受损。因此公证与登记的结合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相互结合上也要注意：在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时，只须凭当事人提供的公证书作形式审查即可进行登记，登记后公示的内容只可涉及与交易安全有关的财产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与处分，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并不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

（3）将告知作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和第三人交易时必须履行的法定附随义务

然而，所谓用登记的办法来进行的一些公告，并未达到它们的目的。因为没有人注意这些登记。由于夫妻财产约定中所涉及的夫妻财产即包括不动产，又包括动产，如果以登记或公告为对抗要件，第三人将处在不利的地位，不利于交易的快捷与安全。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系以在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第三人是否是知道财产约定为对抗要件。在国际上，法国、德国在登记公告之外，将夫妻对第三人的事先申明或第三人的明知也规定为夫妻财产契约的对抗要件，允许夫妻根据自身情况加以选择 。此所谓“双轨制”的对抗要件。如果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即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则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所谓“知道”，不但要知悉该约定的存在，而且须知悉该约定的内容。《若干解释（一）》第十八条指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由此，对于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夫妻，如果欲使其约定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夫妻一方或双方在与第三人交易时负有告知的义务，而第三人并无当然的注意义务。除非夫妻一方明确告知约定的内容，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是否知晓夫妻财产的举证责任，应由负有告知义务的配偶一方承担。告知应为夫妻一方或双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必须履行的法定附随义务。如果夫妻双方或一方在与第三人为交易时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当第三人不知此约定时，一方之债仍应由夫妻双方共负清偿责任，其结果是，夫妻双方尽管约定了财产归各自所有但却达不到免负连带责任的目的，这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侵害了承担连带责任的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权利。

3、增加财产协议变更及撤销程序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当事人能否变更、撤销夫妻财产约定？我们知道夫妻财产约定虽然受到夫妻身份关系的约束，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契约，是婚姻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一经成立即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随着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当事人对婚姻、财产的态度及对对方的看法等也会发生变化，使得原有夫妻财产约定内容不再适应婚姻当事人，因而，需要变更或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以及时调整变化了的夫妻财产关系。夫妻财产约定既是契约，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但夫妻财产约定的变更或撤销，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依契约一般法理，财产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协议一致的结果，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也要求双方平等自愿地协商，达成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的一致的意思表示。一方要求变更或撤销约定，另一方不同意的，不得变更或撤销夫妻财产约定。否则，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法律也可以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夫妻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变更或解除夫妻财产契约，以应对因特殊情况遭受或可能遭受不利益的夫妻一方提供救济。

结语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5

未成年人财产指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因继承、赠与或劳动等取得的依法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我国相关法律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作了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上述规定，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存在许多不足，尤其在离婚案件中，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方面有诸多缺陷。

一、未成年人财产范围之确定。

保护未成年人财产，首先要界定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自古以来，未成年子女没有独立的个人财产。 在罗马法上，父亲对于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利，曾经发展出一项：“父权准法律原则”（aquasi-legal doctrine of patria ptestas）。早期英国普通法亦采纳此原则，在封建制度以及基督教家长制家庭下，父亲在法律上才是一家之主，对其未成年子女具有绝对权力。 我国古代立法亦此，中国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可知中国古代，父母生存中，子不得拥有财产。 近世欧美各国民法，多认为其子之特有财产，此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 一直到建国以来，我国才设立相关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规定，未成年子女财产分为两部分，一为特有财产，指未成年子女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此特有财产归未成年子女所有；二为非特有财产，指因劳力、经营或其他有偿取得之财产。此项财产是否归属未成年子女私有，构成责任财产，由于受固有传统的影响，并无定论。依台湾民法立法之意旨，未成年子女之财产应限于特有财产，其因劳力或其他有偿而取得之财产，非归未成年子女私有。然而台湾地区的司法判例却有所突破，在学说方面，也有较大分歧。陈棋炎先生、王泽鉴先生都认为，承认未成年子女因劳力或其他有偿方法取得之财产，应归其所有，符合超越法律造法之原则，具有促进法律进步之功能，确有正当依据。

从我国立法之宗旨及司法实践来看，应认可未成年人私有财产之存在，并且应包括未成年人依法取得的所有财产，这符合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应包括以下财产：

1．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

这些财产包括未成年子女因隔代继承、赠与，父母置产赠与，父母离婚分割财产时的赠与，财产增值（因未成年子女财产增值产生的收益，包括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以及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台湾地区称之为未成年人特有财产。

2．因劳力或其他有偿取得的财产。

这些财产包括未成年人的劳动报酬，因人身损害所获赔偿金，人身依附性之奖励，知识产权利益，以及其他通过有偿获取的财产，台湾地区称之为非特有财产。

二、离婚家庭中未成子女财产权利之行使。

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之保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现代的监护制度完全是为了受监护人的利益而创设的，而最初的监护制度更多考虑的是监护人。” 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婚姻法》也规定了，“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解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因此，我们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最佳监护人，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人的身份不因父母间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当然丧失。无论父母婚姻关是否存续，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当然也是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监护人，而且是第一顺位的监护人。司法实践中，当一方侵害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时，另一方可向法院提讼，即是对其主体资格的一种认可。然而，由于婚姻关系解除这一法律事实的存在，在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之间仍须确定一具体财产的监护人，以更有利于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权益。

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主体的确定应坚持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我国虽未明文规定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但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已充分体现了该项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依此为处理具体案件的考量标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当然成为我国未成年子女保护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并可依此原则确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监护主体。具体如何确定监护人，还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最重要的是考量离婚父母双方的品行要素（被选任之监护人如有行为失检或品行恶劣时，选任之官署，在选任监护人时应注意及之 ），还有其它要素，由法官凭借审判经验、生活阅历等，予以综合评判。

在实践中，如果遇到因未成年子女父母行为能力受损、丧失，导致监护不能时，可依据《民法通则》第16条之规定进行变更。如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致被监护人财产价值减损或灭失，另一方监护人可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原监护人监护财产的资格，申请作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监护人。也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之规定引入公力救济。

三、监护人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之效力认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根据该条规定，我们可以得出，监护人得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处分其财产。因此，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行为效力，可依是否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加以区分。

(一)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行为的效力

监护人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处分未成年子女之财产或财产权益，应以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同时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子女财产之管理义务，“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具体到个案中，可就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1．处分属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不动产。不动产属于未成年子女的一项重要财产，应予以重点保护，即使为未成年子女利益之处分，也应由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双方协商一致共同处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单方出卖不动产，原则上应为无效。处分不动产事项重大，理应由监护人协商一致，并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才可处分。单方出卖的，原则应认定无效。利益受损的未成年子女或其父或母一方可根据物权法第19条第2款所规定的异议登记制度，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提出异议，记入登记簿。使登记簿上所记载权利失去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第三人也不得主张依照登记的公信力而受到保护。若不动产已被擅自处分，则可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和内部求偿予以处理。

（2）租赁不动产。属于未

成年子女的不动产，在不影响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学习的前提下，可代为未成年子女出租，其行为可认定有效，但该出租获取的收益应归属于未成年子女，并为其利益使用。

实践中，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中，经常有父或母一方将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赠与给未成年子女。其后，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不动产进行处分（设立抵押或出卖）而引发纠纷，另一方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共有房产。此类纠纷涉及物权法与婚姻法，具体处理上，笔者认为可遵循以下思路。

共有财产分割是共有人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之一，物权法对此作出规定。但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离婚后向其中一方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则不仅不能轻易适用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的规定，就是对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其他重大理由的认定，也要结合民法通则关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以及婚姻法关于抚养的规定，运用法律方法，体现法律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目的和精神。

首先，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财产享有平行的监护权，未成年子女随时要求分割共有财产的权利是受限制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上的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对被监护人的人身监护、财产监护以及被监护人的权利和职责。离婚后父母仍然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无论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共同生活，父或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关系并不改变．享有同等的监护权利，承担同等的职责，拥有共同的监护权。

未成年子女要求分割共有财产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主要取决于其财产权是否因父或母一方的处分行为而受到侵害，或存在危险威胁，以及仅仅分割财产是否有利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分割财产的必要。

如果一方的处分行为没有导致共有的基础丧失或成为需要分割的重大理由，即处分后的财产关系状况并不影响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安全，那么其财产权益就不存在通过分割加以特别监护的必要。再者，分割共有财产是否利于维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其一，要求分割不动产的未成年子女及其法定人必须说明要求分割并折价处理共有财产的优越性和必要性，相反甚至会造成分割后财产的管理困难和流失危险。其二，此类纠纷涉及不动产的特殊情况也值得考虑。未成年子女对其不动产的所有权既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同时也是对其居住权的必要保障，并且区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因此，在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住房并不困难，经济条件也不困难，以及另一方经济不富裕、分割会造成其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不应支持分割未成年子女的不动产共有权。

当前，越来越多的父母将自己的未成年子女也登记为不动产的共有人，类似纠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审判中如何准确、合理地把握此类问题，以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2．处分未成年子女的动产。

（1）以未成年子女财产进行风险投资。我们认为，在资金的安全性与效益性的权衡上，应以排他的安全性为首选标准。由于投资在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也要承担投资款减损的巨大风险。因此，对于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用于证券等高风险投资的行为，法院不宜轻易认可，应认定为无效。若在安全性有保障的前提下，可允许作适当投资，如适量购买有保障的银行理财产品或金融保险产品。

（2）行使未成年子女的债权。未成年子女对外如享有债权或是因受到侵权行为伤害的，父母作为法定人代为行使求偿权或是追索债权时，应为未成年子女争取最大之利益，一般情况下，不得无原则让步，否则无效。但如法院主持调解，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作出的适当让步，其为未成年子女处分债权的行为应为有效。

3．处分未成年子女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地域性、时效性，其财产价值须通过许可使用或转让才能实现，而且知识产权的推广应用，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对于合法处分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强制许可的情形，应为有效。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或转让取得的收益，应归属于未成年子女，其使用、管理与处分与未成年子女之财产等同视之。

需要指出的是，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行为的效力，均以父母双方一致同意为前提。根据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父母是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最佳监护人，而父母共同监护则是保护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最佳方式。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保护仍应以共同监护为原则，但以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为主。因此，在离异家庭中，单方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必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若系在为子女最佳利益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的过程中，受到另一方无理阻挠，则可引入公权力进行适当调整。

（二）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行为的效力

由于法律在此处规定了“不得”，应属强行规定，因此，父母非为子女之利益，处分子女之财产，应以无效为原则，有效为例外。

1.对于无偿处分行为，因违反禁止性规定，一般应为无效。如对外赠与、设定担保等减少积极财产，增加消极财产的行为，原则上应属无效。但若捐赠系用于慈善事业，且该捐款未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出于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考虑，则应认定有效，但法院不应轻易认可该种行为，该捐赠应慎重从事。

2.对于有偿处分行为，如果有证据证明财产受让方非善意，则为无效。如果财产受让方系善意取得，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第三人的利益，可认定交易的有效性，给未成年子女造成财产损失的，如前述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私自出售与未成年子女共有的房屋，占有售房款的行为，未成年子女可依据《民法通则》第18条的规定，行使内部求偿权。

对于因有偿转让取得的归属未成年子女的钱款，司法实践中，对财产管理形式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一般维持原状，仍由原监护人管理和保护。我们认为，由于原监护人私自处分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若仍维持原状，则不足以消除对未成年子女财产安全之威胁，也有纵容违法行为之嫌，故对该赔偿款可引入公力进行管理。

对于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处分其财产之效力，王泽鉴先生给出其意见，一是未成年子女之财产，不宜分为特有财产及非特有财产，而区别父母对其管理及处分之权利；二是为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及交易安全，父母处分未成年子女之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或作为绝对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法律行为（利于保证），应事先得到亲属会议（或法院）之允许。

四、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中如何完善我国保护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的建议。

1.建立未成年子女财产举证制度。

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父母双方是案件的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权益举证比较积极，而对于子女的权益来说是次要地位，一般离婚双方是少举证或不举证，造成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无法获知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进而保护不到位。如果在离婚案件的立案时就要求原告对子女的财产进行申报作为一项诉讼请求加入到离婚案件中，使未成年子女在离婚案件中的特殊诉讼地位更加明确，也促使双方当事人更加冷静理智的思考离婚行为给子女带来的影响。

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中，几无例外地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要制作清册，这是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行使管理权的首要事务。多数国家还规定，监护人须就未成年人之财产状况定期向监护监督人或监护当局报告。在通常情况下，制作财产清单均须有监护监督人或者监护官员在场，所制作的财产清册还要交到监护当局备案。 我们也可引入该制度，结合举证义务来保障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

2. 确立公权适当干预制度。

对监护活动没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监督，是监护立法上的一大缺陷。根据《联合国儿童公约》第3 条的规定，“缔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探究该条文意，不难看出，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的保护须以国家公权力特别是司法权为保障，在其财产权益受到威胁或是侵害时进行适当干预。德国、法国、瑞士等三国也规定，“关于父母涉及子女利益之行为，应得国家机关之许可，而且涉及子女利益之行为，不仅限于子女财产之处分，尚包括使子女承担债务或负担保证债务等。”

因此，公权干预制度也是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一项重要的保障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也规定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为了适应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保护之要求，建议通过完善相关立法确立公权适当干预制度，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结合。

3.完善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管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时，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负有同一注意义务，即应以处理自己事务的同一注意程度来管理。父母未尽注意义务，导致未成年子女财产受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危及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可由监护监管机构或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亲属向法院申请宣告亲权停止。父母因亲权行使不当,给未成年子女造成财产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对于第三人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如赠与人或遗赠人明确声明排除父母的管理权时，对该受赠财产，父母不享有管理权。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6

关键词：财务违规；合规文化；风险管理；队伍建设；独立性

现如今，全球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要面临不可逆的局势，而国内经济短期内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对保持稳健经营和盈利转型提出了新挑战。要充分做好应对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所带来的风险，商业银行就需要保证自身的操作足够标准，以此避免因为内部原因而导致的资金风险出现，由此，类似于“遏制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以及“建立合规长效机制”等问题开始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研究课题，笔者作为金融业的一员，有资格也有义务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分析，为我国商业银行有效避免财务合规风险提出具有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合规风险管理的意义

第一，提升国有商业银行人员对财务合规风险的识别以及应对水平。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建立合理的管理机制来提高内部员工对财务合规风险的防范意识，再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分别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可以大力提高应对风险的应对水平，避免因此导致的一系列损失。第二，落实财务合规风险管理制度。在已有的财务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可以全面展开国有商业银行的落实管理制度工作，做到切实管理各岗位职能，在各方面都形成高度统一的标准和理念，从而确保制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的特点，提高综合竞争力。第三，形成资金安全保障屏障。发挥合规文化的正面导向作用。通过正确财务价值观去树立一个标准的业务操作规范，也可以直接激发员工主动向正确的财务价值观靠拢，从而由自身理念到具体的操作行为都与银行的经营目标高度统一，以此来提高银行的价值创造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员工职业素质，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安全运营的保障基础。

二、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合规风险具体表现

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合规风险所表现的形式具体有五个方面，即：财务核算风险、财务审核风险、财务管理风险、资产管理风险、税务工作风险，具体分析如下：

（一）财务核算风险

涉及财务核算类型风险的操作包括：成本费用预算出现违规现象；费用科目分列出现错误；账簿设置不规范；部分成本费用出现没有按照常规流程产出；成本费用计算时间不准确；会计原始凭证出现不完整的现象；各项目往来账款清理不及时；不按规定进行账务调整；提计税金不准确等。

（二）财务审核风险

涉及财务审核风险的表现主要有：没有遵循相应的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安排处理有关业务，报销票据签字不全财务报销或没有向专门审批的负责人进行审批就私自进行的财务支出往来；各费用超金额批准列支；采取各种避免审批的采购方式；大金额的业务项目逆流程审批；财务发票不合规列支、缺乏真实用途虚报发票套取资金，甚至使用“虚假发票”等。

（三）财务管理风险

财务管理风险主要有：超额支付；库存现金超额；账户审批不按标准流程；账外经营；抵债资产自己固定资产租赁没有及时入账或直接不入账；潜藏资产；利用职能便捷留取利润；财务收支违规挂账、以收抵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套取现金，用于其他用途，私设“小金库”等。

（四）资产管理风险

资产管理风险主要有：固定资产预算执行情况不够真实准确，存在虚列固定资产情况；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审批程序不合规，存在反程序操作情况；未按规定的装修标准及面积标准进行装修改造，存在超预算、超规模问题；未按照竣工决算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办理项目竣工决算，房产权证办理不及时；存在不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资产入账以及系统方面的其他不规范操作；办公用房配置不符合负责人履职待遇规定；漏报、瞒报房产情况，闲置资产处置过程不合规；入账操作不合理；无形资产管理未按标准流程执行：出入库台账手续不完善等。

（五）税务工作风险

税务工作风险主要有：工作人员未根据相关规定审计相关费用、开具税务发票等；未按规定完成纳税申报、纳税申报资料及附属报表未妥善保管；未按规定按月核对增值税进项税，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账联、增值税专票抵扣联、税务检查资料等税务档案未装订及时归档等。以上风险不仅会直接侵害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利益，还将间接导致银行的声誉和信用受损。

三、国有商业银行中财务合规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财务合规意识薄弱，合规文化体系不成熟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仍一定程度存在财务合规意识不强、风险观念淡薄、财务合规管理文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一方面是对违规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很多违规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员工不认真学习相关法规政策，不懂法律和制度规范，或者尽管知晓清楚财务制度规定，但合规意识疏忽、自身行为散漫，甚至以信任替代制度、迫于领导强权屈从，造成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触碰合规底线。另一方面，考核激励机制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仍在一定程度凸显，银行经营机构迫于市场竞争和内部各部门业务指标考核的双重压力，逐渐形成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可以不考虑长远发展而选择偏向于激进类型的风险策略的氛围和风气，从而直接放弃顾及合规制度的约束。例如为完成年度营业收入目标，基层经营者往往违背会计核算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而将大额手续费收入一次性入账。这就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原有的合规机制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而引发财务合规风险在商业银行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机率和影响力。

（二）财务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制度执行不到位

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的国有商业银行中的财务人员配备普遍短缺或是专业能力不强，而国有商业银行为了使得平时业绩表现良好和平稳运营，在人员配置上多向基层机构、一线营销岗位倾斜，对于财务人员招收要求“退而求其次”，也默认了人员兼岗的现象，也就使得银行大部分财务人员都不是专职人员，因此，银行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能、职责等都出现互相兼容、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这种缺乏科学合理的人员安排和配置也会大大制约了合规机制的有效落实。其次，银行财务人员财务知识贫乏老化，专业技术水平不精，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力和经营战略的理解力有所不足；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员工没有进行过系统化的培训和学习，对于财务规章制度了解不够清晰，制度执行流于形式。此外，上级行制定的财务规章制度，往往未能深入基层调研，与基层实际脱离，操作难度大，反馈评价收集不全面，因此对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很难及时掌握并解决。

（三）全流程内控管理缺位，事后监管效果不佳

一是全流程管控薄弱。现如今各事物更新换代过快，越来越多的新型资金产品层出不穷，进而增加了更多新型的财务交付流程，这也加剧了商业银行财务监督体系的配套跟进压力，财务审核人员因专业性不足而未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的规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也会因政策把握不准形成财务违规。此外，银行财务监督几乎涉及所有部门和员工，涵盖各个业务板块和条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无法实现各岗位职能的有力结合，最后使得管控实施流于形式。二是事后监督力度欠缺。由于前文所述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财务人员的专业性欠缺，在面临新型业务流程迅速更新换代时，就会出现财务检查力度欠缺的情况，从而无法完整地把控当前的财务风险形势，也没有能力应对风险带来的破坏力。同时，银行内部也存在对监督检查的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检查流于形式，也间接助长了财务违规操作的风气。

四、加强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合规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巩固完善财务合规文化体系建设

一是要提升学习效果，强化理念培育。积极采用各种形式，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合规培训和政策再宣讲，加强制度传导的深度与广度，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和树立良好示范典型，完善员工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明确合规的底线和道德准则。让合规经营理念这只“看不见的手”规范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只有通过管理者带头遵纪守规，使财务合规的价值理念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同，才能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理念。二是重新制定合理的考核机制，保证财务内控评价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把员工考核指标扩大到各个方面，其中就要包括财务合规风险的考核指标，此外也要直接将财务合规目标与员工个人绩效收入相挂钩，从而有效规范财务人员操作，发挥财务合规风险管理的最大效益。三是建立并落实财务合规问责机制，并罗列相应的惩罚条例，进一步增强追究力度。严肃处理新发现问题，坚决遏制屡查屡犯。对新问题从严问责，对于屡查屡犯、违规问题严重且整改问责不力的机构及责任人，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和管理责任，还要上追领导责任，严肃追责问责，警示教育全员，有效制止违规违纪、有章不循现象。

（二）建设完善的财务制度

一是建立相应的财务合规管理制度。对于管理制度而言，财务合规管理需要做到切实可行，这就需要财务合规管理要全面覆盖到预算、审批、采购、核算、管理等环节，并且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财务合规管理制度上有相对应的条例，才可以使其在完全贯穿于整个业务流程之中。对单位内部及各部门间的财务内控职责进行科学分工，落实各岗位职责和责任，资源配置完全公开透明。在兼顾效率的情况下，从严从紧扩大事前审批范围，从源头抓好合规管理，严肃队伍纪律，降低基层机构违规风险。二是增强财务制度规范的操作性、执行性。对现有的流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将财务制度科学合理的融入业务流程中，让执行过程有清晰的条例可以作为依据，从而稳步提升财务制度的约束力，避免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三是强化财务制度传导执行。形成了涵盖负责人履职、费用开支、集中采购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税务管理等财务管理领域的全流程制度，构建起全面覆盖、监督有效的财务制度体系。严格对照各项制度要求，系统梳理检视执行情况，紧盯风险突出的重点业务、重点环节，规范本机构的操作。对薄弱环节、问题易发业务要着重关注，确保制度到位、制度有效，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事。

（三）重视和加强财会专业队伍建设

一是配备充足且合格的财会人员，保障国有商业银行财务人员都具有相当的专业素质。注重人才培训管理机制，促进基层机构财务队伍建设，优化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和会计基础达标考试，狠抓专业资格持证率，鼓励员工自主学习，实现自我提升，例如组织员工考取外部专业资格证书，培养高层次、复合型财会人员。定期培训财务人员，采用现场培训、网络培训、专业能力测试、以查代训等方式，开展以财务应知应会、业务操作、岗位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专项培训，提升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对无法胜任财务工作的人员进行动态岗位调整，并将财务人员梯队建设、能力素质提升效果纳入机构绩效考核范畴。二是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各岗位之间相互制衡。轮岗、休假、转授权管理等都要严格落实执行，合理安排会计岗位机制可以极大程度降低员工道德风险。

（四）强化督导检查

一是保证会计监督团队的独立性。建设一支高效的财务合规监督队伍，要求部门之间的监督工作互相分离，从而独立开展会计监督工作，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二是加强会计检查监督。制定年度财务管理条线内控风险重点防范工作、检查要点和检查实施计划，细化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与监督方式，选择最科学合理的检查方法，对财务管理的重要业务、薄弱环节、关键岗位要实施定期重点检查，有效保证财务监督覆盖面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增加。会计监督人员要提高自身专业胜任能力，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利用大数据筛查功能，建立常态化合规风险预警和处理机制，实现对财务违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警示，精准定位问题，推动预警“向前一步”，及时发现和制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强非现场全流程管理，提升合规管理“机控”“智控”化程度。三是坚持检查与辅导相结合。不仅要将监督工作常态化，还应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强化机构自查自纠能力，提高检查工作成效，一旦出现财务违规现象，要做到可以及时掌握准确的情况，并快速分析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再将问题清单落实整改责任到人，确保整改实效。

五、结束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市场经济变化动荡不安，国内金融环境也愈发复杂多变，为了更好地维持银行稳定运营，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快速适应越来越多的新型业务形式，而在此过程中，财务合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应直面问题，精准施策，从合规文化体系建设、财务制度完善、专业的财务队伍构建、独立的监督检查制度建立等方面入手，健全财务合规体系，保证其可以完全适应国有商业银行业务流程，打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合规文化，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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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7

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是指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就有关当事人的财产作出临时性强制措施，以保全申请人的权益，保证将来作出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

目前，在国际上，赋予仲裁庭与法院共同决定财产保全的并存权力（concurrentpower），并将法院的权力限定在支持和协助仲裁的范围内行使；设立并完善仲裁前财产保全制度，使当事人能够根据案情的需要，在仲裁程序进行中或提请仲裁前及时地申请财产保全已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实践。在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5年《仲裁法》以及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对仲裁中的财产保全问题作了规定。2000年《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几经修订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还专门就海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问题作出了规定。尽管如此，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国际普遍实践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专属于人民法院，仲裁庭不享有这一权力；

2 仲裁前财产保全措施的采取仅限于海事领域，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和推广；

3 仲裁中财产保全的申请还须由仲裁委员会向人民法院传递和转交，这种辗转的申请程序极易导致延误。为了促进我国仲裁中财产保全制度与国际普遍实践保持同步发展。笔者针对上述不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应赋予仲裁庭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

在我国，对于仲裁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由谁来作出决定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法律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时期，仲裁庭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从来未获得过承认。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9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认为需要采取保全措施，应当提请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或者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依据该法，将决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交给了人民法院。但是，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仲裁委员会保留下列权力：①当事人仍须向仲裁委员会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②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拥有审查权和预决权，即仲裁委员会只在对当事人的申请经过审查后，认为确有必要采取保全措施的，才会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因此，人民法院享有的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仲裁委员会的限制。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相继出台后，人民法院获得了完全的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仲裁法》第2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与此相适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也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人民法院或海事法院裁定。①由此，有权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决定的只能是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只能履行提交申请的义务，仅起到一个传递和转交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采取上述做法亦存在诸多不当之处，且与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潮流越来越不合拍。首先，仲裁庭是实体争议的处理者，对案情最为了解，对是否需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最为明了，因而只要当事人是在仲裁庭组建成立之后提出申请的，由仲裁庭来决定是否采取保全措施最为合适。其次，依照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仲裁庭无权决定财产保全，当事人只好求助于人民法院却又不能直接申请，而须经过仲裁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来转交和传递，导致了不必要的延误。而这对于财产保全来说，恰恰是需要加以避免的。再次，由于法院不了解整个案情，很可能作出错误的裁定。最后，只由法院行使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不仅使仲裁庭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利于仲裁庭高效地组织和推进仲裁程序，也使法院对仲裁程序的干预增多，与当今提倡限制法院干预、强化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和协助的国际潮流相悖。

有鉴于此，我国《仲裁法》非常有必要赋予仲裁庭决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尤其是当争议的财产为一方当事人所占有或控制时。例如，在情况紧急时，或在仲裁庭无权或不能合理高效地行使权力时，由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行使该项权力，为仲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协助。

二、应全面确立仲裁前财产保全制度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大多事出紧急，如果一定要要求当事人须在提请仲裁之后才能申请财产保全，“财产”可能早已被一方当事人隐匿、转移、变卖或毁损，易腐物品可能早已变质腐烂，一文不值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确立仲裁前财产保全制度，使当事人不仅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提请在仲裁前及时地申请财产保全。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出台以前，我国法律对仲裁前财产保全问题一直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需由仲裁委员会将其申请提交人民法院裁定。这两条规定颇有否定当事人提起仲裁前财产保全之意，因为仲裁委员会只可能在当事人提请仲裁之时或之后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民事诉讼法》第252条的规定进一步排除了当事人申请仲裁前财产保全的可能。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这似乎意味着任何财产保全申请人一旦被准予诉前财产保全，就必须于30日内在法院提起诉讼，否则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将解除财产保全。也就是说，申请人要想维持财产保全程序或已取得的担保，就必须在30日内进入诉讼程序，别无其他选择。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一项仲裁协议，申请人也不得不改变将争议按仲裁协议提交仲裁的初衷。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7条的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①当事人为维持财产保全而不得不放弃仲裁协议而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并不能得到准许，当事人为此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生效实施，终于使海事仲裁前财产保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该法第14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是仲裁协议的约束。”第18条第2款规定：“海事请求人在本法规定的期间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未按照仲裁协议申请仲裁的，海事法院应当及时解除保全或者返还担保。”第19条还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由此可以明确，任何订有海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都可在提起仲裁前向有关的海事法院申请保全，并须在法定的期间内依仲裁协议提请仲裁，使仲裁前保全转为仲裁中保全，否则海事法院可以解除保全或者返还担保。

2001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2条对上述规定进行了确认，明确引进了仲裁前财产保全制度，要求当事人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在仲裁前直接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申请。

三、应改进仲裁中财产保全制度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还不承认仲裁庭有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当事人因而无法向仲裁庭提出保全申请，但要求当事人必须先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然后再由仲裁委员会提交给人民法院，这就将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人为地分割成申请。和提交权并交由当事人和仲裁委员会在前后两个时间阶段分别行使，显属多余，且必定不同程度地导致时间的延误。鉴于此，建议取消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程序中替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转交财产保全申请的程序设置，允许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以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权利。当然，一旦我国立法赋予仲裁庭决定财产保全的权力，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即可直接向仲裁庭申请财产保全。即便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也应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而不再需要仲裁委员会介乎其中做多余的传递和转交了。

财产保全的效力规定篇8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张，盈利能力却未加强。2008年，我国财险公司中盈利公司16家，亏损29家；至2011年，盈利总数增长到30家，而亏损数则增长到了56家。可见，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不乐观。目前，对财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分析和评价多采用指标分析方法：即“承保利润率”，“投资利润率”和“总资产回报率”等衡量财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并以此为依据对各大财险公司进行比较和评价。如祝向军，刘玲玲（2010年）对利用“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和“承包利润率”对我国七家财产保险公司十年的盈利能力进行评价；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2010年）则采用“承包利润率”和“投资收益率”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寇世富（2012年）利用“总资产回报率”，“投资资产占比”，“承包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和“人均利润”等指标对我国46家财产保险公司进行了排序。然而，利用此类指标衡量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在衡量中注重产出额，忽略投入额，导致评价结果可能致使企业为提高利润指标而过度加大投入，致使公司经营缺乏有效性，并使企业之间的比较缺乏客观性；在衡量中缺少对于改进的建议，使评价的结果不能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改进发挥直接作用，评价结果缺少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利用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其他方式，以充分衡量和评价涉及财险公司盈利能力“投入产出”指标的综合有效性，并将相关指标向有助于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改善的方向转化。

二、DEA-Malmquist指数涵义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由 Charnes、 Coopor 和Rhodes（1978）提出的用于评价生产效率的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DEA 计算给定样本中多个决策单元 （DMUs）的相对效率值，通过把一个决策个体和其他被认为有效的个体相比较而确认其效率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衡量决策个体的相对效率。Malmquist 指数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提出，利用距离函数的比率来计算投入产出效率。根据Fare等人（1994）的观点，Malmquist 指数衡量t期相对于s期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Tfpch），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主要用以测度s期与t期之间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指数主要用以测度技术改进或者技术进步，为s期与t期技术变化的几何均数。当Tfpch大于1 时, 全要素生产率进步； 反之， 全要素生产率退步。当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或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 时，即表明它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反之，则是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根源。

三 、财产保险公司盈利能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选择我国近年来年保费收入和企业规模占优的六家中资财产保险公司（人保财险，国寿财险，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大地财险和太平财险）和三家外资财险公司（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和三星财险）作为研究对象，截取其2010~2012年三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和各大保险公司年报。

（二）指标选取就财产保险公司而言，本文认为，涉及“盈利能力”指标最为重要的几大投入包括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其中，劳动力投入既包括财险公司正式在职人员的投入，也包括财险公司雇佣的保险中介部门（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的投入，因此本文以所有者权益额（X1）代表财险公司的自有资本投入额；以职工人数 （X2）代表劳动力投入，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X3）代表保险中介部门的劳动力投入；以固定资产扣减累计折旧额（X4）衡量财险公司资产投入额。本文选取四大重要的财务指标衡量财产保险公司以盈利能力为核心的产出水平，包括：

（1）投资收益率（Y1），反映财险公司投资业务的盈利能力。作为财险公司另一重要的盈利手段，投资收益对于财险公司的重要性同样不容质疑。该指标越高，说明财险企业投资获益越高。然而，本文认为，作为财险公司的基础，承包利润率仍应是财险公司关注的重中之重，投资收益率不宜过高，否则会影响财险企业的经营安全性。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平均投资资产×100%。其中，由于各大财险公司在计算平均投资资产时采用指标不统一，本文在计算中投资资产包括货币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保户质押贷款，贷款，定期存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

（2）所有者权益回报率（Y2），反映企业的自有资本应用效果。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依靠自身资本获利的能力越强。本文采用公式如下：所有者权益回报率=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100%

（3）总资产回报率（Y3），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应用效果。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运用效果越好。本文采用公式如下：总资产回报率=净利润/平均总资产×100%。

（4）承保利润率（Y4），该指标反映财险公司承保业务的盈利能力。财险公司的主业为承保业务，承保业务既是产险公司现金流的主要来源，又决定了保险公司的融资成本，因此，该指标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该指标越高，财险公司依靠其主营财险业务获得利润的能力越强。由于各大保险公司对于该指标的计算公式并不统一，为保证本文中承保利润率指标的可比性，采用如下公式：承保利润率=本期保费收入占前五位的保险产品承保利润/已赚保费×100%。

本文选取的各项指标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从表2可以初步获知：近三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整体产出显著下降，除投资收益率基本持平外，其他盈利能力指标降幅都超过20%，承包利润率的下降幅度接近40%；而与此同时，财险公司的投入却都在以较大幅度提高，自有资本增加额超过30%，增长最低的固定资产额已达到11%。可见，近三年，我国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就其原因，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财险公司自身扩张的盲目无效也是影响其盈利效率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衡量各大财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年度变化，利用DEAP软件采用DEA-Malmquist指数进行测度，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获知：我国财险公司在三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值仅为0.648；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为0.891，而技术进步指标仅为0.72，说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盈利能力投入产出的低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水平不足造成，尤其是在2011年~2012年间，财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1，而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同样导致了Malmquist指数小于1 ，说明技术退步对我国财险公司盈利能力巨大的负面影响。可知，我国财险公司长期以来奉行的单纯依靠扩大保险人等营销队伍的规模带动保费收入增加和利润上升的模式，在近年间已不能在为财险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反而会导致财险公司由于过度投入，致使盈利有效性不足。财险公司在未来的经营中，应更当重视精算技术，现代化信息技术等在保险公司中的应用，才能真正提高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

为了对各大财险公司的盈利效率进行评价，笔者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进一步分析，获得2010~2012年我国9家财产保险公司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构成，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2010~2012年间我国内资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投入产出效率明显低于外资保险公司，内资财险公司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值仅为0.847，仅太平财险公司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而外资财险公司的对应指数则全部大于1，平均值达到1.037；而在技术进步指数方面，内外资财险公司基本持平，说明我国内内资财险公司在技术水平并不落后于外资公司，然而在如何更好的对现有资源和技术进行应用，以实现更好的产出方面，则明显落后于外资财险公司，这一点从规模效率指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实际上，近年来，我国财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和手续费率持续上升，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由于过分追求保费收入的增长，我国财险公司大多呈现规模的无序扩张，而由于保险技术的提升无法马上产生利润，大多财险公司忽视了保险技术的重要性，致使我国财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不升反降。同样由于规模的无序扩张，相对外资保险公司，我国内资财险公司虽然在技术水平上不存在差距，然而在如何对现有资源和现有技术进行整合和应用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差距，并导致我国内资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于外资保险公司。因此，要提升我国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需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解决规模不当问题，不断增长的保险人队伍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利润，而应当立足于现有的规模，更加关注如何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素质和资源应用效率；同时，我国财险公司应尽快接轨国际趋势，对新的保险精算技术，销售技术和查勘理赔技术等进行研究，尽快实现技术进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盈利能力的改善。

参考文献：

［1］祝向军、刘玲玲：《我国财险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保险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