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范文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1

一、组织形式

由互助基金协会组织会员，每5户企业组成1组联保体，每户贷款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时，由省担保公司（或银行准入的其他担保公司）作为担保，每户企业缴纳贷款额度的50%保证金，该保证金存入担保公司在银行，开立的监管账户，结构图如下：

二、贷款要素

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万，期限：1年，利率：银行基准利率上浮30～40%，担保方式：共有3道担保防护栏，第一道担保防护栏：担保公司担保，出现问题，担保公司首先代偿，然后处置贷款企业交50%保证金，第二道担保防护栏：再处置每个联保体成员以50%的保证金的10%相互担保，第三道担保防护栏：剩余的贷款40%，由其他联保体成员按照贷款比例代偿。

三、代偿顺序

当客户出现逾期或不良时，首先处置客户自己交纳的50%普通保证金，剩下贷款额度的10%由联保体成员按照贷款比例分摊，最后剩下的40%，再由全体基金协会会员承担。如果一个联保小组全部出现逾期，则首先扣除50%保证金，剩余部分由其他联保小组成员按照贷款比例分摊。举例说明比如基金协会有5组联保体会员，每组会员有5家企业，每户贷款都是800万元，贷款额度共计2亿元，保证金比例为1亿元。

假如1户企业贷款出现逾期，则首先处置自己贷款额度的50%（400万元），其中剩下的10%（80万元）由联保体成员从保证金中每户扣除80/4=20万元，最后剩下40%由全体基金会员按照贷款比例在保证金中扣除，即320/24=13万元，对于出现逾期的联保体小组其他成员，每户代偿33万元，是贷款额度的33/800=4.12%，对其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至于连累致死，对于其他小组成员，每户代偿13/800=1.6%，影响更小，甚至忽略不计。

如果1个小组内同时出现2户逾期，则首先扣除自己的50%保证金，2户，800万元，剩余的10%由小组内另外3户按比例分担，每户代偿800*2*0.1/3=53万元，最后的40%由会员分摊，每户分摊800*2*0.4/23=27万元，逾期小组内联保体成员每户代偿53+27=80万元，代偿比例=80/800=10%，其他成员代偿比例为=27/800=3%（此时能覆盖不良率为1600/20000=8%）。

出现小组内同时出现3户，首先扣除3户50%的保证金，1200万元，剩余的10%由小组内另外2户企业承担，每户承担3*800*0.1/2=120万元，其他成员承担3*800*0.4/22=43万元，小组成员代偿比例为163/800=20.37%，其他小组成员代偿比例为43/800=5.37%，此时覆盖不良率为2400/20000=12%

假如协会分为5组，每个联保体成员5个，每户贷款均为800万元

四、客户综合成本分析、风险因素分析

假如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一般情况下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率为3%，为了降低客户的综合成本，银行可以把客户交给担保公司的50%保证金设置成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者上浮比例较高的定期存款，如上浮20%～30%），一般银行T+0（与活期存款类似，随时支用，随时支取，按天计息，最慢半个小时之内到账）型理财产品收益一般为4.5%左右，理财产品收益归担保公司所有，客户可以不用交3%手续费，以理财产品作为担保公司收益的弥补。则客户的综合成本为（以800万元贷款为例）。

800*5.35*1.4/400=14.98%

五、银行收益、安全因素分析

出现逾期或者不良时，担保公司承担第一连带责任保证，处置化解较为有保障，同时50%的保证金存入担保公司账户，有利于风险处置，该模式下不良率最高可覆盖50%，如果出现50%的不良率，可以说整个社会出现金融系统性崩溃，这种概率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对于银行来说，风险系数较高，相对安全。

假如一个互助基金协会发展5组会员，每组5户企业，假如每户贷款800万元，则银行的利息收入为：800*5.35%*1.4*25=1498万元，带来存款或者理财25*800*50%=10000万元。贷款 800*25=20000万元。

六、担保公司收益、风险因素分析

担保公司收益 20000*50%*4.5%=450万元（保本型理财）折合担保费率 450/20000=2.25%

或者20000*50%*3%=300万元（定期存款）折合担保费率 300/20000=1.5%

因为本方案可以覆盖50%的不良率，担保公司风险几乎为零。

七、社会效益明显：该模式可有效化解担保圈问题

因为该模式下，企业的担保方式为担保公司担保，即使哪家企业出现风险，征信显示的只是担保公司，反担保企业不上征信，并且该模式下，联保体成员代偿比例较低，受影响较小，避免之前企业为企业一对一担保模式中，借款企业出现问题，银行追偿担保企业，担保企业无条件百分之百代偿，许多企业因为被担保企业连累，被动代偿，最终资金链紧张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最后破产倒闭。通过该模式在各金融机构的推广，担保圈问题可以逐步化解。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2

担保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国家对担保行业特别是融资性担保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规范性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1．担保规模偏低，担保供应面窄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促成的贷款额偏低，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所提供担保业务的企业数量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中国庞大的中小企业数量相比所占比例太少。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担保业务。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迅猛、融资又相当困难的微型企业，因资产规模小，缺乏合格抵押品，所以要想获得信用担保更加困难。2．担保机构面临“制度”与“市场”两难境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出资方主要是政府，服务方主要是中小微企业。这就要求，一方面担保机构应站在政府的角度，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追求高利润;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也就必然面临着市场的高风险。担保机构在政府制度的要求下，承担着市场的风险，若坚持制度的低利润、高社会效益的要求，担保机构的担保资金肯定面临很大的亏损风险;若坚持规避风险，就会造成“好大偏小”、“嫌贫爱富”的状态，不能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违背设立信用担保机构的初衷。3．担保行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就担保行业相关的法律制度而言，目前只有《担保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没有更加明细的法律法规，针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等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和健全。就担保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而言，管理主体不明确，业务监管不到位，操作规程不严格，这些都会导致担保业务操作不规范，担保风险增大，担保成本提高等问题的发生。4．银行与担保机构的不合理风险承担比例，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对于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和担保企业之间的合作，一般采取风险按照2∶8比例承担，担保费率按规定可以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5%。中国目前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与担保企业之间的风险分担比例、担保费率等方面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缺少相关制度，而且担保机构和银行尚未达成一定共识。由于银行和担保机构的性质不同，造成在实际操作中，担保机构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责任，加重了担保机构运营的风险性，阻碍了担保机构的正常运营［1］。“风险高、利润低”是当前担保行业的常态，这也成为迫使担保行业想尽办法通过自有资金或保证金来获得非法回报的原因之一。这种不正常的获利形式更加增大了担保行业的风险，影响了该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5．担保机构实力弱，人员素质低担保机构以信用为经营之本，以风险为管理对象，因此，担保机构的良好经营对担保机构的实力和业务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于目前大多担保机构的实力弱，机构的担保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下降，一旦出现个别担保风险，整个担保机构的风险会数倍放大。所以，增强担保机构实力是当前担保行业良性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调查显示，目前担保机构的整体实力不强，盈利能力较弱。以河北省为例，据河北省中小企业局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河北省共有担保机构565家，担保资本金规模329亿元，其中由市与区县两级财政出资并管理的担保机构26家，担保资金规模50亿元，从业人员280人，担保实力亟待提高。由于担保行业起步相对较晚，且具有较高的风险，普通公众对担保行业比较陌生，普通高等院校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也相对较弱。目前的从业人员中有相当比例是由其他行业转行而来的，无论在金融、法律、担保等方面的专业功底，还是对国家政策的宏观把握以及对市场变化的判断，都难以满足担保行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急需进一步提升担保行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担保机构未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尽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银行对其放贷的审核关注的就是其还贷能力，也就是其信用水平的高低，因此，应尽快建立科学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其中，财务类的信用评价指标须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小企业的整体经济实力;二是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中小企业的经济实力主要由中小企业所拥有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来体现。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主要包括财务结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增长能力等。非财务类的信用评价指标主要从企业基本素质、企业技术与创新能力、企业产品与市场、企业成长与发展能力等方面来选取。企业信用评级指标建立后，采取适当的数量分析工具，进行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2．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担保实力担保机构主要是政府出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业务，但目前担保机构的实力普遍不强，远远不能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担保需求。为此，担保机构应积极扩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担保实力。一是通过引进民间资本进入担保行业，让一些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闲散资金进入担保行业;二是研究制定吸引外资进入担保行业的政策法规;三是加强宣传，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担保行业融资。3．加强银保合作，充分放大担保资金作用今后，担保机构应主动加强与银行的多方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增加合作渠道，以使有限的担保资金获得最高的担保效率。目前，市县担保机构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合作，放大比例一般在1∶1至1∶5左右［2］。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在考虑担保风险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高放大比例，最终形成银行、企业、担保机构的三方共赢、良性互动的良性循环。4．创新担保业务中小企业找担保机构进行担保，比直接找银行进行不动产抵押贷款的费用高，这对中小企业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中小企业在资金短缺，进行融资活动时，首先想到的是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此外，由于担保行业面临的服务对象大都是自身缺乏抵押、信用等级较低、银行不愿意放款的客户，因此担保机构的收益低，抗风险能力弱，反担保措施难以落实。在这种状况下，担保业的自身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基于此，担保企业可以在增加担保抵押品种类等方面进行业务创新，改变高风险低收益的状况。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基于担保行业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综合能力有待提升的现实，担保行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提升管理机制。一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从担保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专业培训;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懂专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担保行业。二是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保证业务强、素质高的员工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绩效奖励。6．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要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共同的财政支持力度，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形成合力。二要制定针对不同地区的财政支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给予合理倾斜。三要将对担保行业的财政支持纳入制度保障范围，形成科学合理、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政策。另外，要逐步提高财政支持效率，突出财政支持对国家产业发展、增加就业的支持效率，形成财政支持与政策性担保的风险共担和谐互惠机制［3］。

本文作者：薛钰显田慧竹工作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3

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起源于家族经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罗马法就已对合伙作出了规定，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起来，合伙企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人合性，人合性表现在合伙企业上就是合伙人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并共担风险的，对于合伙企业我国现行《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对其性质是这样定性的，合伙企业是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分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营利性组织”，也就是说这里所说合伙企业是不具有法人性质的。合伙企业较其他经济类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人合性，合伙人之间有着比公司股东更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合伙企业存在的基础。“合同即法律”在合伙企业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基于合伙企业的这一显著特征，使调整合伙企业的强制性规范较少，从而也使合伙企业案件特别是涉及合伙企业内外联系方面的案件在实际审判中存在一定的难度，笔者在这里仅从最能反映合伙企业的特征的合伙企业的内外联系上发表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

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是指合伙企业与各合伙人之间及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合伙企业人合性的内部体现。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具体包括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义务、对合伙企业财产的共同支配权、对合伙企业经营活动损益的共担、对合伙企业事务共同决策权的享有、以及对合伙企业负有的竞业禁止和交易限制义务。基于合伙企业财产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从而使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在实际审判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一）关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权

基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共有性，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亦享有共同的处分权。理论上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财产的处分应该共同决定或在征得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具有代表权的合伙人进行处分，合伙人不得独自对自己的财产份额进行处分。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合伙企业对合伙财产的处分经常是通过合伙人的具体行为体现的，对受让人来讲，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明知合伙人擅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二是对合伙人是否擅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并不知晓。对此，合伙人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如何确定其效力呢？按照通常的规则，一般以受让人是否为善意作为区分标准。何为善意呢？笔者认为受让人在接受合伙财产时应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合伙人处分的财产是合伙企业的财产或者是该合伙人无权处分的合伙财产。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来判定善意的标准呢？首先从财产的性质上来判断,这种受让的财产应为动产，因不动产必须通过公示进行转让，故不应作为善意转让的对象。其二,出让人无权处分合伙企业的的同时受让人取得该合伙财产应为有偿取得。对于善意取得合伙财产应采用民法的善意取得理论对受让人予以保护，反之如果受让人并非善意取得，而是明知合伙人无权处分而与之进行的交易，更有甚者是与合伙人通谋共同侵犯合伙企业的利益，则应依法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从而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亦对合伙财产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二）关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问题 

合伙企业财产转让分为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两部分。内部转让是指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其他合伙人的行为。外部转让是指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拥有的权利来看一般是允许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进行转让的，但在程序上应区分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作出不同的限制性规定。当合伙人进行内部转让时因不涉及合伙人以外的人加入合伙的问题，合伙企业存在的决定性基础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不需征求其他合伙人的意见，但因合伙企业具有人和性，合伙人之间具有诚信的义务，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也会引起合伙人之间财产份额比例的变化，故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应履行通知其他合伙人的义务。当合伙人进行外部转让时则不仅涉及到财产份额的变化而且涉及到合伙人的变更，应属于是合伙企业的一项重要事务。根据合伙企业人合性的特点，只有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才能与接受转让的人共同经营合伙事业，如果不同意转让，合伙企业就无法形成人合，达到共同经营的目的。所以，合伙人向外转让财产份额时不仅要征求其他合伙人的意见，还要取得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同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还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三）关于合伙企业财产的盈余分配和亏损负担的问题 

《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的性质界定为共享收益，共担分险的“营利性组织”。所以说合伙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益，这就涉及到盈余分配和亏损负担的问题。合伙企业的盈余分配是指合伙企业当年或一段时间内经营盈利时对依法缴纳税款、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备基金之后所剩余的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是指合伙人之间按比例来分担债务。关于利润分配的时间，原则上应由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一般应按年度进行,即根据年终进行结算的结果进行分配。但是,对于特殊的或者临时性的合伙企业,也可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后按一定时期进行分配一般来说,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在进行盈余分配时必须保留足够的财产用以清偿债务。关于利润分配的方案依法应有三种（1）按照合伙协议规定的比例；（2）按照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决定；（3）按法定比例即平均分配比例；关于合伙企业的分配比例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1）固定比例,一般平均分配,也可由当事人确定;（2）资本比例,按出资比例分配;（3）混合比例,即先支付资本利率,然后按固定比例分配剩余利率。其中,资本利率或采用银行利率或由当事人约定。同样合伙经营亏损的分担的办法与盈余分配相同,盈余分配的比例即是亏损分担的比例。同时从合伙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宗旨出发,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全部分配给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全部承担亏损，即使作出上述规定也将被认定为无效约定。 

二、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

    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主要体现在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上，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性质且具有人合性质，其外部关系较公司企业的外部关系有很大的差异，其在实际应用上突出体现的问题便在于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的问题。

（一）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的基本特征 

合伙企业债务属于合伙的消极财产，是指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对他人所欠债务。合伙债务发生的原因基本包括合伙人对第三人的合同行为或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等原因,承担债务和履行债务的主体包括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履行债务的包括合伙企业财产和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4

当前河南地方各级政府主导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设立由农业部门、气象部门、财政部门和保险承保单位构成的工作组来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农业保险效率和效果明显提高。但在政府加强主导的同时，保险机构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经营主体地位无形中有所弱化，影响了保险机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保费的稳定增长。农业保险保费、费率和保险金额的制定者河南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保险金额、费率和保费是根据每年全省农业生产的平均物化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耕和地膜成本)以及种植区域发生损失的风险概率(单一风险概率)来确定，承保保险公司没有变更的权力。部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承担者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对省内所开展的农业保险进行保费补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政府财政补贴保费的40%，省级财政补贴保费的25%，分别补贴能繁母猪、奶牛、水稻、玉米、棉花、小麦等险种的保费;另一种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不予补贴，由市、县两级政府财政补贴，险种只有烟叶和肉鸡两种(表略)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角色在农业保险中，市、县两级政府的角色不容忽视。无论是中央补贴保费的农业保险还是地方补贴保费的农业保险，能否实施的关键都在于市、县政府财政补贴是否到位。当前市、县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角色主要是:1．农业保险政策的执行者多数市、县都是在省政府的农业保险工作方案确定后，按照省政府指示制订各自的方案。市、县政府在险种、保险费率、保费和保险金额方面没有决定权，只能执行省政府的规定。2.农业保险保费部分补贴的承担者与省政府相比，市、县政府承担补贴的角色更加突出。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市、县政府负担补贴的比例小一些;没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市、县政府负担补贴的比例则要大一些(表略)。这无疑给市、县财政增加了不小的负担。从补贴流程上看，只有农户和当地政府将各自承担的保费缴齐后，才能获得上级政府的补贴。但是补贴直接补给了承保农业保险的公司，当地政府除了需要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进行补贴之外，并没有其他利益可言，因而降低了当地政府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当前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的确极大地促进了农业风险管理，为农户转移风险提供了有效途径。但是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在高速发展了几年之后，很多地方出现了农业保险规模停滞不前的现象。河南农业保险规模在2009年达到最大规模后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政府角色定位不清，在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中同时存在过度介入和介入不足的矛盾现象。(一)省政府过度介入和介入不足1．省政府过度介入保险经营保险经营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它涉及精算、风险分析、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保险专营机构通过专业人才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公众，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险经营既非政府职责，也非政府专长。但现实情况是不擅长经营风险的省政府取代了以经营风险为生的专业保险机构的角色，忽视了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风险不同、风险出现的概率不同等因素，依据年均农业生产物化成本制定保费、保险金额，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统一标准，从而导致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失，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河南省政府为了降低农民的负担，将水稻和棉花的费率由2008年的8%调整为2010年的6%(详见表2)，［3］但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人保财产总公司共同承担的“全国种植业保险区划”课题组根据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风险及风险出现的概率所设计的费率计算模型，测算出河南省的水稻费率应该为11．3%，棉花费率应该为18．0%。［4］两者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站位不同。政府从发生风险时保险金额弥补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损失的角度出发，课题研究单位是从农业保险承保单位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即站在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测算，二者应有机结合，确定符合实际、有助各方互利共赢的保险金额、费率和保费等标准。政府越位制定的保费、保险金额导致承保农业保险机构在经营农业保险时出现赔付率过高、经营亏损等现象，降低了承保机构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2．省政府介入不足(1)在保险种类上介入不足。目前，省政府只对基本的种植和养殖业给予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对特色种植业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扶持。如中牟县是经济作物主产区，其生产的西瓜、草莓、大蒜等是河南经济作物的主要供给品种，但是省政府农业保险工作方案只是鼓励市、县政府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扶持政策，将保费补贴的财政负担转移给了下级政府。相比较，上海当地政府通过开发新的保险品种，对本地的蔬菜种植户给予农业保险补贴，增强了种植户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2)对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扶持不足。目前，在河南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主要是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的分公司。这两家保险公司是综合性的财产保险公司，它们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还经营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在农业保险上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保险业务的赢利来弥补，也就是所谓的“以险养险”。但是政府不给予一定的经营补贴，仅靠营利性保险机构的其他保险业务弥补农业保险的亏损，势必会降低保险机构的总体赢利状况，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河南农业保险采取的是农户自愿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在农户自愿参保并交纳由其承担的保费后，由各级政府承担的保费才会进入承保机构的账户。这样一来，尽管政府指定了上述两家保险机构承保河南的农业保险，但是保险机构并没有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补贴不到位而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随之出现。(3)对巨灾风险分担介入不足。农业原保险承担的是农业生产单位同质风险中风险个体的风险损失，当自然灾害发生导致同质风险单位全部受损时，农业原保险则无力承担损失赔偿。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巨灾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担巨灾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一般是通过再保险即原保险业务经办机构通过购买再保险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但农业一旦发生自然因素引起的巨灾风险，即使是再保险，很多时候对自然灾害产生的巨大损失也难以承担。因此，除了再保险分担一部分巨灾损失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来分担一部分巨灾损失。河南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是由承保农业保险的机构来建立的。《河南省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方案》要求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把省政府承担的种植业险种保费补贴资金作为巨灾风险准备金，实行专账管理，逐年滚存，直到资金积累达到年度平均保费收入100%左右时为止。［3］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在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方面，河南省政府并没有给予资金上的扶持，只是将其承担的原保险保费补贴转为巨灾风险补偿基金。若当年的农业保费收入低于当年的农业赔付率，而且没有发生巨灾风险，农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则不能动用这部分原保险保费收入，其营利能力必然下降。另外，根据规定，农业保险再保险的主体是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政府并不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经济上的补贴。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出现因政府在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上的缺位而影响巨灾发生时保险机构的支付和赔偿能力的情况。(二)市、县政府介入不足由于农户参保必须自愿以及市、县政府保费补贴必须先行到位，所以市、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指导村、镇开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开展哪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都需要县级财政提供保费补贴资金，因此，县级财政收支状况、农业保险经营好坏对其政绩的关联程度是影响当地农业保险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市、县政府主导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否到位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市、县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介入不足。1．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业务开展介入不足河南农业种植和养殖多以家庭为单位，这就为农业保险业务带来了不便。一方面，农业生产者拥有影响农业保险经营者决定其是否承保、理赔的信息;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经营者拥有保险承保责任、免责等保险专业知识的信息。各自独有的信息优势容易导致双方片面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保险业务办理纠纷。为减少和避免纠纷，需要由中间人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但目前的农业保险机构尚没有信息沟通机制，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仅限于县级，在乡镇和行政村基本上没有派出机构。县级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对乡镇的管理权，在行政村设立农业保险协助单位，并建立保险双方的信息沟通机制。由于农业保险规模大小和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不一致，所以县级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的动力不足，在协助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上介入不足。2．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介入不足农业保费规模越大，市、县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越多，在财政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增加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势必会压缩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当地政府在权衡利弊后，很有可能选择放弃对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补贴，或者消极对待政策性农业保险，降低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这也是河南省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在没有中央和省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开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河南地方各级政府矫正角色的主要措施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5

一、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

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是指合伙企业与各合伙人之间及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合伙企业人合性的内部体现。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具体包括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义务、对合伙企业财产的共同支配权、对合伙企业经营活动损益的共担、对合伙企业事务共同决策权的享有、以及对合伙企业负有的竞业禁止和交易限制义务。www.133229.cOm基于合伙企业财产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从而使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在实际审判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一）关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权

基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共有性，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亦享有共同的处分权。理论上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财产的处分应该共同决定或在征得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具有代表权的合伙人进行处分，合伙人不得独自对自己的财产份额进行处分。但 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合伙企业对合伙财产的处分经常是通过合伙人的具体行为体现的，对受让人来讲，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明知合伙人擅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二是对合伙人是否擅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并不知晓。对此，合伙人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如何确定其效力呢？按照通常的规则，一般以受让人是否为善意作为区分标准。何为善意呢？笔者认为受让人在接受合伙财产时应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合伙人处分的财产是合伙企业的财产或者是该合伙人无权处分的合伙财产。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来判定善意的标准呢？首先从财产的性质上来判断,这种受让的财产应为动产，因不动产必须通过公示进行转让，故不应作为善意转让的对象。其二,出让人无权处分合伙企业的的同时受让人取得该合伙财产应为有偿取得。对于善意取得合伙财产应采用民法的善意取得理论对受让人予以保护，反之如果受让人并非善意取得，而是明知合伙人无权处分而与之进行的交易，更有甚者是与合伙人通谋共同侵犯合伙企业的利益，则应依法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从而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亦对合伙财产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二）关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问题

合伙企业财产转让分为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两部分。内部转让是指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其他合伙人的行为。外部转让是指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拥有的权利来看一般是允许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进行转让的，但在程序上应区分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作出不同的限制性规定。当合伙人进行内部转让时因不涉及合伙人以外的人加入合伙的问题，合伙企业存在的决定性基础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不需征求其他合伙人的意见，但因合伙企业具有人和性，合伙人之间具有诚信的义务，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也会引起合伙人之间财产份额比例的变化，故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应履行通知其他合伙人的义务。当合伙人进行外部转让时则不仅涉及到财产份额的变化而且涉及到合伙人的变更，应属于是合伙企业的一项重要事务。根据合伙企业人合性的特点，只有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才能与接受转让的人共同经营合伙事业，如果不同意转让，合伙企业就无法形成人合，达到共同经营的目的。所以，合伙人向外转让财产份额时不仅要征求其他合伙人的意见，还要取得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同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还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三）关于合伙企业财产的盈余分配和亏损负担的问题

《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的性质界定为共享收益，共担分险的“营利性组织”。所以说合伙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益，这就涉及到盈余分配和亏损负担的问题。合伙企业的盈余分配是指合伙企业当年或一段时间内经营盈利时对依法缴纳税款、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备基金之后所剩余的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是指合伙人之间按比例来分担债务。关于利润分配的时间，原则上应由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一般应按年度进行,即根据年终进行结算的结果进行分配。但是,对于特殊的或者临时性的合伙企业,也可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后按一定时期进行分配一般来说,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在进行盈余分配时必须保留足够的财产用以清偿债务。关于利润分配的方案依法应有三种（1）按照合伙协议规定的比例；（2）按照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决定；（3）按法定比例即平均分配比例；关于合伙企业的分配比例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1）固定比例,一般平均分配,也可由当事人确定;（2）资本比例,按出资比例分配;（3）混合比例,即先支付资本利率,然后按固定比例分配剩余利率。其中,资本利率或采用银行利率或由当事人约定。同样合伙经营亏损的分担的办法与盈余分配相同,盈余分配的比例即是亏损分担的比例。同时从合伙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宗旨出发,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全部分配给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全部承担亏损，即使作出上述规定也将被认定为无效约定。

二、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

合伙企业的外部联系主要体现在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上，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性质且具有人合性质，其外部关系较公司企业的外部关系有很大的差异，其在实际应用上突出体现的问题便在于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的问题。

（一）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的基本特征

合伙企业债务属于合伙的消极财产，是指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对他人所欠债务。合伙债务发生的原因基本包括合伙人对第三人的合同行为或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等原因,承担债务和履行债务的主体包括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履行债务的包括合伙企业财产和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二）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原则

正是因为合伙债务发生的原因的多样性，承担和履行债务的主体和清偿财产范围的可选择性，使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成为了实际审判中的难点问题，首先在合伙企业财产和合伙个人财产清偿顺序问题,《民法通则》未做规定,仅《合伙企业法》对此做了规定,认为合伙企业清偿到期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不足时,再以合伙人的个人财产清偿。《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界定了合伙个人财产与合伙共有财产的偿还顺序,与国外多数国家的立法相一致，采用的是无限连带责任。依据无限连带责任，在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选择合伙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起诉，被起诉的合伙人不得以其他合伙人应共同诉讼或其应以债务份额比例为由抗辩，债务人的一人履行全部债务后，减少了债权人的诉累。即使合伙人中无力还债，并不影响债权的实现，从而以合伙企业人合性的特点对债权人的利益作出了充分的保护。第二合伙债务及个别合伙人个人债务的区分上，合伙企业的债务是指合伙企业在其存续期间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人所负的债务。合伙人的个人债务是指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人所负的债务，因为合伙企业系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非法人企业，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全体合伙人均负有无限清偿责任，同时又因合伙企业具人合性质，其内部财产界定具有非强制性，因此在合伙债务及个别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上有一定的难度，在通常理论上，合伙财产是有独立性和稳定性，对合伙债务的清偿应由合伙企业先以合伙财产先行清偿，其财产不足清偿部分才能进一步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但这个程序笔者认为应引入破产的经验，先由全体合伙人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而合伙人的各债务的当事人应是合伙人与债权人，与合伙企业事无关。正是基于二者的上述区别，要求合伙企业在清偿其债务及合伙人个人在清偿其个人债务时，应将二者严格区分《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合伙企业财产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其不足的部分，由各合伙人按照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比例，用其在合伙企业出资以外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合伙企业中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人，不得以该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不得代位行使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当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所负债务的，该合伙人只能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来清偿，但如果合伙人的债务人想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但此时债权人必须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而不能竟行主张。

三、在处理合伙 企业 内外关系上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是否可以主张抵销权

合伙人的债权人可能在对合伙人享有债权的同时又对合伙企业负有债务，因合伙人个人在合伙企业中享有财产权利，二者是否可以相互抵销呢，笔都认为是不可以的，原因在于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负有债务，他是合伙企业的债权人，该笔债权系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而不是针对个别合伙人，因合伙财产具有独立性即合伙的债权应由合伙人共同享有，如果与合伙人的个人债务相抵销，必然侵犯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不利于合伙企业的 发展 。但并不是合伙的债权合伙人的债权人就不可主张，他可依诉讼程序主张合伙中的债权。

（二）合伙人的债权人是否可对合伙债权主张代位权

代位权指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权利的权利。当债务人享有对第三人的权利而又怠于行使时，致使其财产应能增加而未增加，危害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代位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以增加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使债权得以实现，在合伙的内外关系方面体现的问题是合伙的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可否对合伙的相关权利主张代位权，笔都认为合伙的债权人可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收益和财产份额，但对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其他财产权利或非财产权利，因与合伙人的地位密切联系，具有专属性，不得代位行使。原因在于如果允许合伙人的债权人行使，必将侵犯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如果允许合伙人的债权人随意插手合伙企业的事物，势必影响合伙企业的稳定和合伙人的关系。如德国、英国和我国 台湾 地区都有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扣押合伙企业财产的规定。但为了保护合伙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3条1款作了变通性规定即“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债务时，债权人只能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也就是说合伙人债权人必须以诉为之，必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进行，债权人不得自行接管债务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同时在强制执行个别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这样就在保护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合伙人债权人的利益。

（三）合伙人之间的债务追偿

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债务的情况下，超出了按份之债的部分，可以向其他应承担责任的合伙人追偿，追偿的条件是1、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的数额已超过其应承担责任的按份之债；2、应向承担合伙企业债务不足其按份之债的合伙人追偿；3、向某一合伙人追偿的债务不得超过其应承担的份额。这方面的规定合伙企业人和性的补充。

四、对合伙企业内外关系方面立法的一点建议

现行合伙企业的立法要求是合伙人均应是 自然 人组成的无限合伙，这里的有限有两层含义，首先参加的合伙人是负无限责任的自然人，之后才是合伙企业自身亦是负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这种双重制约的企业形式十分有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但却不利于合伙企业的发展，合伙企业这种不协调的内外关系不能适应社会 经济 发展的需要，因此笔者才认为在规范合伙企业的 法律 中应补充合伙企业的形式，即将合伙企业由一种类型丰富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类型。

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可以有两种合伙人，一种是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一种是承担有限责任。这种类型的合伙企业既有合伙企业的优点又有公司企业的优点，从而更能充分满足很多投资不同的投资需求，满足有些投资都在合伙企业中限制投资风险的需要，关于“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则特别适用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 会计 师事务所，这个企业形式的好处便在于合伙企业中对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合伙人由其来承担无限责任，而对于其他合伙人则承担有限责任，这种企业形式可以有保障第三人权益的同时，给合伙人更多，更直接的权利去参与管理。

总之笔者认为，对合伙企业类型的充实，加入有限合伙企业类型将最大限度的调节合伙企业的内外法律关系，进一步减少合伙企业的矛盾和冲突，促进合伙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 文献

1、金秀琴 许丽英 《民法学教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6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责任分担模式；经费负担机制

中图分类号：G522.3；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35－05

近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力度较大的农村财政改革，即始于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始于2003年的取消农业税改革，使我国农村财政经济进入了结束农业税费的新时期，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减负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发生变化，农民投入退出较快，政府投入跟进不足，使经费不足问题愈加凸现，如何在这一新形势下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供给成为当前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村义务教育政府供给的必要性和政府责任分担模式，深入探讨了目前我国“以县为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构建新时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分级负担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农村义务教育产品的属性。要求政府部门承担起供给主体的责任

公共产品是指这类在消费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依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两大类，按受益范围不同还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联合或共同消费，若由私人部门按边际成本定价会血本无归，并且产生的“免费搭车”问题也使私人部门束手无策，因此这类产品一般由公共部门来提供。按照公共品有效供给理论，全国性纯公共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纯公共品应当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准公共品的提供方式相对复杂些，既可以由政府部门以免费或收费的方式提供，也可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李文星，2006)。

由于农村义务教育通过立法规范受教育者家庭及各级政府行为，在普及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妨碍他人同样接受义务教育，也不存在因某些人没有或不愿意付费就将其排斥在义务教育受益范围之外，因此农村义务教育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此外，农村义务教育还具有全国范围内生产、消费的双重正外部性：不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所培养的学生通过在高等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往往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创业发展，使得发达地区享受了不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个体消费义务教育既使自己受益，国民素质(特别是农民素质)的提高也降低了社会的“维持成本”，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享受到了农村义务教育消费带来的正外部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产品的属性近乎全国性纯公共品粟玉香，2000)。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其私人效益，这种公共产品若由市场上理性的私人部门来进行投资是否有效率呢?我们用图形加以分析(见图1)。

在图1中，MPB为私人边际收益曲线，MEB为外部边际收益曲线，MC为边际成本曲线，MSB为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且MSB=MPB+MEB，因为存在正外部性，农村义务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为实现私人利润最大化，私人部门会根据MPB=MC来确定供应量Q1，但其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产量为MSB=MC时所确定的产量Q2。可见，只要存在正外部性，一种物品或劳务的私人边际收益就会小于其社会边际效益，因而依据私人利润最大化原则作出的供给决策将会呈现不足状态，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既然农村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的受益对象是全社会，那么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理应为社会所获得的这部分收益付费，通过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预算拨款承担外部效益的成本，使其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实现正的外部效益内在化。

二、农村义务教育政府责任分担模式及分级负担的博弈分析

(一)发达国家农村义务教育政府责任分担模式

在存在多级政府的前提下，各级政府的职能和责任范围是不同的，因此在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这种公共品需要由政府提供之后，还要进一步分析各级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农村义务教育产品能够有效供给的关键所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其义务教育的管理及政府责任分担模式基本上经历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到“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经费”的变迁，并且投入主体的重心从原来的三级行政当局上移至一级或二级行政当局，如美国将义务教育支出的主体从地方学区上移至州，州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40％，联邦政府的投入比重也由1940年以前的0.4％提高到1980年的9.8％；法国从市镇上移至中央，中央政府通过国民教育部把全国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帐户，从而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德国从市镇上移至州，州政府将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帐户，约占义务教育经费的75％；日本从町村上移至中央和县(相当于我国的省)，二者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5％和68％(蔡红英，2005)。

之所以进行上述改变，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农村义务教育具有全国范围的正外部性，基层地方政府基于财政效率考虑，通常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财政责任，而中央政府作为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者，为了增进社会效益和福利，有足够的动力来承担这类公共品的供给；二是长期推行低重心的地方政府负担模式，在财权上移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通常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而在财政收入上处于优势的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负担这类公共品的供给；三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办学容易造成义务教育结果不公平，而具有公平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央政府可以站在均等化服务的高度来促进地区间、人际间义务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实行“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经费”的农村义务教育政府责任分担模式，不仅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基层地方政府负有一定的投资责任，而且中央或较高层次的地方政府负有比基层地方政府更大的投资责任。这一模式既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管理义务教育的积极性，又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量和稳定雄厚的财力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因而成为当今各国政府的首选。

(二)分级负担机制：政府间的博弈

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分担过程涉及各级政府自身利益的划分，必然会导致上、下级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制定及实施经费分担政策过程中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策略选择。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上级政府在分担比例的确定上具有行政指令优势，能够决定下级政府应该分担的教育经费比例，并将其量化；而下级政府只对分担比例合理与否具有信息优势，对上级政府制定的支配策略只能被动接受，并适度采取利己措施(刘乐山，2004)。二者的具体博弈过程如下：设P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若上级政府制定的下级政府分担比例为K1，且K1小于下级政府能承受的最大比例K，此时下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最小，而上级政府的支出最大，因此上级政府会出于自身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最小化的考虑，重新调整分担比例，偏好于让下级政府承担过高的分担比例K2；而下级政府亦会考虑自身支出最小化而采取不接受这一高于其承受能力比例的不合作态度，这样使得上级政府制定的过高分担比例将无法实施，从而迫使上级政府适当降低下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但又不会采取先前较低的K1，最终将下级政府承担比例定为其能承受的最大分担比例K，该博弈的最终稳定解组合为[P(1-K)，PK]。

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分级负担机制是一个上、下级政府不断博弈的过程，如何确定让各级政府都能接受的经费分担比例便成了该博弈过程的核心内容。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以及政府间财力分配模式不同，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在不同国家各级政府间的配置存在差异，各项经费的负担主体可能不同，因此没有一个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标准化的多级政府分担机制。但从各国的一般经验来看，各级政府的经费分担比例与其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密切相关，均根据自己财政能力确定各自应负担的比例，而且中央和省级政府一般都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以上，其余约30％部分由各级基层地方政府筹集。此外，各国还用法律手段将经费负担责任、比例或数量等固定下来形成规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有效防止了政府投入的越位和缺位，保障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稳定。

三、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分担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为了适应新的农村教育形势，我国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管理机制，并将政府投资的统筹主体从原来的乡提升到县，同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新机制加强了县级政府在教育管理中的责任，有效解决了乡镇财政薄弱、协调统筹能力差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阻碍农村义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是投入主体脆弱，责任分担不够清晰。新机制规定让县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和投入的主要责任，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得欠发达地区脆弱的县级财政根本无力承担这部分经费开支，一些地方的县级财政支出中50％以上都是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财政”。而且新机制只是分清了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责任，但对各级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承担多少以及具体的经费分担比例和分担机制并未明确，因此导致人们将农村义务教育过多地看作基层地方政府的责任，加重了基层地方政府的负担，也限制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孙宵兵，2005)。

二是投入比例相对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较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2.3％，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的绝大多数，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所占比重还不足40％，明显与该阶段所负担67％的学生人数不相符。尽管近年来由于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有所增加，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人口的增加数始终大于财政拨款的增加数，教育经费缺口问题依然存在，如2003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1365亿元，比实际基本需求相差476亿元，这显然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三是投入结构不合理，地区投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各地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水平相差悬殊。表1选取东、中、西部地区几个有代表性的省份的相关数据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区域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

(二)原因分析

存在上述问题必然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但笔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我国财政体制与“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不适应，以及农村教育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首先，分税制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从财权上看，分税制使全国60％－70％的税收进入国库，属于地方的税收只有30％－40％，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在事权上，由于投入主体责任没有明确划分，上下级政府之间强权博弈的存在，使得上级政府必然将兴办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下放给下级政府，政府级别越低所承担的责任越大，据统计，县乡财政负担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87％左右，省(地、市)负担了11％左右，中央政府只负担了2％左右。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重要制度原因。

其次，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规模偏小和制度不规范难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均衡发展。目前针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以税收返还的方式进行，富裕地区必然享受较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贫困的农村得到的资金较少，而且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也不大；转移支付决策过程既不公开也不透明，随意性较大，在专项资金拨付上依据上级确定的目标，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各所学校的实际需要，而且以基数法确定的专项补助数额也使财力薄弱、教育水平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惠及较少，严重影响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

最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不健全，预算约束力软化。目前财政预算等级分为“类、款、项、目”四级，教育经费在预算上分为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础投资，分别列为“款”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并没有独立的预算科目，政府向人大报告时通常只涉及“类”级科目的预、决算执行情况，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游离于财政预算监督之外，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而且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下拨环节过多，在拨付、调度、使用过程中性质容易发生变化，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经费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四、构建新时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分担机制的思路与对策

农村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增进农民福祉的重要保证，也是当前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应当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笔者认为，要使农村义务教育走出困境，必须把财税体制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重新审视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的供给问题，克服取消农业税给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带来的冲击，努力建立与财税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相适应的新型经费保障机制，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对称以及地区间教育公平原则，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体，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府保障新机制。

(一)树立公共财政理念，提升投入主体重心，明确各级主体投入比例

在我国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应当转变办学观念，改革政府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包办过多的财政拨款体制，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不断优化教育支出结构，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及时足额供应。同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建立与国家财税体制相适应的各级政府合理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按照国际惯例，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我国目前的分税制条件下，这两级政府也具备了成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财力，因此，依据义务教育经费在全国的平均值和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份额，可以设计在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中按3：4：2：l的比例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即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70％左右的经费，地(市)、县两级政府分别承担20％和10％的经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后财力薄弱，允许其退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东部乡镇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按照县乡两级政府财力的强弱，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出发，应与县级政府平均分担经费。当然，经费的管理不必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负责，可以委托县级财政进行管理，由县级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安排使用。

(二)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扶持力度，规范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是一种接受对象为市县政府，遵循横向公平为主和适度差别的原则，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缺口进行补偿的机制，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扶持力度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在中央教育投资中的额度和在中央扶贫专款中的比重，增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专款、“义务教育危房改造工程”专款等专项转移支付在义务教育总支出中的比重，同时增加城市向农村、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保证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最低经费需要。

要真正实现地区间农村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发展，必须对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进一步规范。首先，将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决策过程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由政府的教育、财政部门通过实地调查和科学论证提出转移支付计划，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表决通过，并将执行情况在主要媒体上予以公布；其次，减少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形式的补助数额，增加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数，并根据财政经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转移支付范围，应该直接算到县、定到县、转移到县；第三，结合上级政府发展目标和各地学校实际需求确定专项补助计划，并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来确定教育专项补助的数额；最后，超出县级财政能力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要严格按照上级财政义务教育补助公式计算出来，即补助额=标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收入一标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其中标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收入=地方可支配财力×(1+增长率)×标准努力程度，标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标准农村中小学教师数×单位人员经费)+(农村中小学学生数×单位财政保障的公用经费)]×调整系数。

(三)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提高财政预算约束力度

鉴于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提高教育经费预算分配的级次，将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合并，由款级升格为类级，将原来属于社会文教费级次的教育经费预算单独列示，形成专门的国家教育预算管理体制，将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六大来源――财政拨付的教师工资、靠学校收取杂费的学校公用经费、税费改革后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危房改造专款、城镇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发展费，全部纳入到教育预算的管理中。同时赋予教育部门编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的权力，该预算在平衡经费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编制，先由教育部门根据所辖农村地区各所学校的实际需要提出义务教育经费需求预算，然后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财力基础平衡需求与供给，提出预算建议并纳入政府预算当中，报同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从而避免经费安排与实际需求脱节现象的发生。最后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分级拨付方式改革为国库直接支付，即包括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在内的政府预算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由财政部门直接通知国库对需要经费的学校进行直接支付，这样做既可以加强财政部门对教育资金的管理，又可以防止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层层下拨过程中被截留、挤占和挪用，有利于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此外，鉴于我国“穷国办大教育”和零农业税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扩大的现实，拓宽筹资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发行教育，广泛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开征教育税取管不规范的教育费附加；建立教育基金会，全面管理单位、个人对教育的捐赠；引导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办学，对其投资成本依法进行税前列支等，作为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入机制的有力补充，共同开创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7

内容提要: 中国债权受偿顺位遵循“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两大规则。但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尤其是在发生大规模人身损害而遭遇破产的情况下,恪守这两项规则不仅会使人身侵权受害人得不到必要的救济,而且无益于实现侵权责任法遏制侵权行为之基本功能,形成法理上的严重不公和逻辑上的严重欠缺。基于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在救济环节的差异,侵权之债原则上应该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考虑到不可能、也没必要彻底动摇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地位,以及人身侵权尤其是物质性人格权侵权之债相对于财产侵权之债应该具有的优位性,在侵权债务人破产时先行有限度地确立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地位,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备选方案。

随着2009 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 我国由《民法通则》、《合同法》、《企业破产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构筑的债权受偿顺位框架图谱基本形成, 其核心内容表现为“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两项规则。据此, 无论债务人是否具备清偿能力,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都具有绝对优先的法律效力, 而侵权之债[包括人身损害赔偿之债] 作为普通债权,[1]与包括普通合同之债在内的其他普通债权一起劣后于有财产担保债权。

上述债权受偿的顺位规则, 在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 其公平性与合理性至为明显,或者说, 这两项规则的合理性基础是建立在债务人没有破产这一重要的事实之上。WWw..coM但在债务人破产之时, 严格恪守上述债权受偿顺位, 则有可能导致各种债权受偿结果的不公平和无效率。即便是2009 年底颁布的《侵权责任法》, 也和其他传统民事部门法一样, 没有具体考虑侵权债务人破产这一特殊情形的损害赔偿规则。因而有必要以债务人破产清算程序中债权人的受偿顺位为切入点, 对“担保物权绝对优先”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这两项规则予以重新考虑, 从而在整体上推进对债权受偿顺位的思考。

一、大规模侵权事件与民商法的新课题

肇始于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型侵权事故,在某些范围内,产品责 任、环境污染、危险作业等造成的严重大规模群体性侵权损害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方面占尽先机,享受工商业发展带来的众多文明和社会经济福祉;另一 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先行遭受由此带来的包括大规模侵权事件在内的负面危害,随之而来的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重演发达国家“工 业灾害”的历史。

虽然工业产品的安全性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总体上会不断提升,但由于技术发 展的局限、现代工业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工业产品事故有可能愈加突出。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代,虽然事故概率未必高于前工业社会, 但一旦发生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工业事故,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遭受损害[尤其是人身损害]。由于此类侵权事件涉及的受害者人数众多、时间跨度久远、损害赔偿金额巨大,被称为“大规模侵权”[mass torts]。[2]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企业不堪巨额索赔,被迫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或者主动提出破产预防的救济申请。

近年来,大规模侵权事件在我国也呈现层出不穷之势,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致害等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三鹿奶粉事件即为典型,并把相关问题推到了民商法理论的浪尖之上。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后,全国约有30万 婴幼儿患者受到损害。由此产生的债务有:三鹿集团向中国乳制品行业协会先期支付的9亿元治疗费用,包括三鹿集团在内的22家责任企业主动支付的2亿元医疗 赔偿基金以及对死亡病例、重症病例、普通症状进行赔偿的费用等。[3]2009年11月底,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4]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集团获得任何赔偿。

对于三鹿集团在濒临破产之前向中国乳制品业协会优先垫付医疗费用、死亡或者伤残 赔偿款的做法,社会公众在破产处理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对生命权、健康权侵害的优先赔偿,在伦理层面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但这种做法与“有财 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普通债权平等受偿”的规则显然相左。因为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包括医疗费、赔偿金在内的各项赔偿费用只能作为普通债权列在 一般优先权之后,与一般合同之债同等受偿,债务人在临近破产之际也不得向特定债权人实施任意的个别清偿。

那么,究竟是立法出了问题还是现实的做法违反了破产法的规定?人身损害的医疗、死亡和伤残赔偿费用是否应当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现行立法是否应当因应社会需求,对相关的债权受偿顺位重新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

应当承认,整个债法体系以及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债务清偿制度,是建立在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这一假定之上。因此,民法关于债务清偿的规范,除了争议较大的优先权制度外,大多不考虑债务人缺乏清偿能力之情形,不考虑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合理 处置不同类型债权人之间就破产财产的受偿顺位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留给了破产法。然而,现实中的破产法更多地突出了其作为程序法的特质,几乎不改变破产程 序开始之前各种不同实体权利的性质,以及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实体法中既定的权利排序规则。比如,在对待普通合同债权与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方面, 破产法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现代社会频繁发生的人身伤害型侵权行为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及相关的破产救济问题,忽视了侵权之债的特殊属性及其内在的特殊救济需 求。同时,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普通债权一概劣后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受偿,也使得那些有能力对企业侵权行为实施制约和监督、并能理性分担企业侵权风险的债权 人[主要是担保物权人]缺乏监督债务人的动力,债务人本身的自我约束动力也因此减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侵权责任法对不法行为的威慑和预防功能。

诚然, 当今各国民商立法普遍赋予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 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融资和商事交往, 影响到日常交易的安全、成本和效率, 甚至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到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可能因此遭致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反对。问题在于,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具有绝对优先的效力?人身损害赔偿之债是否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和其他普通债权处于同等受偿顺位? 进而, 如何协调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与侵权之债的特殊性质和地位诉求, 已成为当下破产法、侵权责任法乃至整个民商法不得不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二、侵权之债现行受偿顺位的法律评价

遵循《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划一规定,破产法首先在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上维持了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同时在契约债权和侵权之债的分配方面,也仍沿袭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而没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债权区别对待。

《物权法》在借鉴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债务人可利用的财产担保的类 别作出非常详尽的规定—乃至于包括浮动抵押和应收账款抵押。这两项担保形式的确立,意味着债务人不仅可以就自己零碎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设定抵押,而且可以 将未来的应收账款予以质押。据此可以推断,当债务人陷入破产之时,其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所剩无几。如果此时债务人因为实施了大规模侵权行 为,不堪巨额侵权损害赔偿之累而陷入破产,那么,位居优先权地位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是否因事先对债务人的财务或现金流支持而同样难辞其咎?下文将首先对有 财产担保债权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展开讨论。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与效率缺失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缺失不可否认,如果着眼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意志自由对破产债权的分配顺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公平合理,因为无论是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还是普通债权的劣后 地位,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基于平等自愿而进行合意谈判的结果。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或许正是通过比较低的利率或交易条件换取相对较高的获偿概率,而普通债权人 则 可能是通过获偿几率的降低,换取了较为优越的交易条件或较高的利率。[5]这种安排看起来各得其所、相互持平。

但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的理论与侵权之债进行比较便会发现,由于 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一些债权人,通常无法事先预见到其债权是否确定发生,以及发生后的规模或者额度,更无法判断他人的担保对自己日后的债权可能产生的影 响,从而不能相应“调整”其债权的具体内容、数额或者风险,所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此种债权人又被称为“不可调整的债权人” [non2adjusting creditors] ,即不能够通过意思自治而对债权的产生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内容作出选择的债权人, [6]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即属此种情形,且其债权的产生具有非自愿或非合意特征,属于非自愿和不可调整债权。[7]

正是由于侵权之债的受害人不能与债务人讨价还价,因而,当债务人将本来可以用作补偿侵权之债受害人的财产拿来设定担保时,便缺少像普通合同债权人那样可以防范风险的救济机制。[8]显然,将这些并非基于合意的侵权债权,嵌入到以合意为前提的合同债权的分配框架中,并将有财产担保债权相对于普通合同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不加区分地适用于侵权之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结果必然对侵权 受害人显失公平。

破产法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降低该债权的破产受偿顺位。其他民事特别法在某种意义上也禁止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来改变既定的权利义务排序,从而降低他人的权利顺位。[9]但这个原则在有财产担保债权与包括侵 权之债在内的普通债权之间并没有得到遵循。

2. 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效率缺失

财产担保的设定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来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将担保对债权 人的收益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贷款前调查债务人资信状况的成本;第二,降低贷款后监督债务人合理利用贷款和维持资信的成本;第三,降低贷款本身 的风险,确保款项按期如数归还;第四,节省债权实现的成本。[10]应当说,这四个方面的概括十分贴切到位。

然而,评价法律规则的效率高低通常难以绕过两项标准:一是该规则是否为有效率的行为提供激励机制;二是该规则是否在相关主体之间对损失之风险进行有效的分配[毕竟有些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风险分配同样重要]。[11]就侵 权之债的效率规则而言,第一项标准可以降低侵权事故的发生概率以及事故预防的总成本,第二项标准则可优化对这些成本或损害后果的分配。按照这两个标准,有 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对于债务人企业和普通债权人,并不必然是高效率的制度安排。

就第一项标准而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至少会导致三种低效率行为:首 先,对担保方式的过度依赖和担保的广泛采用,会扩大市场交易的社会总成本;其次,在担保的成本和风险比其他约束性协约低的情况下,绝对优先规则会导致债务 人和债权人宁愿选择设定担保,而不选择或者较少选择用约束性协约作为交易风险的防范手段。[12]如此一来,债务人从事低效率行为的概率将会增加;再次, 由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能够确保自己优先受偿,便会依赖此种优先受偿的顺位安排,放弃或者放松对债务人资金运用行为以及冒险行为的监督,而债权人疏于监督, 可能难以保证债务人将获得的信贷等交易资源,投入到产品研发、产品质量的保障、侵权风险的防范等方面,甚至背离贷款的合理用途去从事侵权性的冒险活动。

就第二项标准而言, 在债务人因面临巨额侵权之债而破产的情况下, 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意味着普通债权人[包括侵权之债] 须承担企业侵权的风险, 最终造成债务人侵权风险的外部化, 从而在风险负担方面造成无效率。企业的财务状况决定了其财产大多会因融资或其他经营之需, 而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设定担保, 当企业破产时, 能用于满足普通债权人清偿要求的财产往往所剩无几。其结果是, 本来应当由侵权企业自身承担的侵权责任, 实际上转嫁给了侵权之债的受害人。而如果由侵权受害人承担侵权风险, 就不能有效促使企业为保证自身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安全生产, 去从事必要的研发活动或采取必要的预防行为, 而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资助”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二]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平等受偿规则的逻辑缺陷

虽然民法理论界已经为侵权责任法的独立地位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13]并且从中可以发现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至少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受保护的利益界定、赔偿范围、时效、能否抵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14]但这种 区分并没有在债权的最终实现或者权利的最终救济方面体现出必要的差别待遇。

具体来说,普通债权同位受偿规则忽视了侵权之债与普通合同债权的如下差异:[15]

1.两种债权救济的目的不同

在商品经济欠发达年代,合同当事人违约所须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在于合同的实际履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作为原则,产品在其生产之初,对生产者及其所有权人就无任何使用价值而只有交换价值”,[16]违约方承担责任的主要形式也就变为赔偿损失。

侵权行为中虽然部分侵犯财产的行为通过赔偿损失、修理等救济方式可以实现弥补受 害人损失的目的,但对人身侵权损害而言, [17]受害人的损失往往无论通过任何救济手段都难以弥补或者恢复原状,金钱赔偿仅仅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救济方法。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原本仅以所受损害的回复为目的[相当于合同之债中的“实际履行原则”],并且“回复以完全复原为理想,但多数场合里此为不可能,故代之以金钱赔偿,亦即以恢复原状为原则,金钱赔偿为例外”,[18]然而,侵权的救济方式一旦沦落到以金钱赔偿来消弭侵权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本身便意味着受害人救济目标的落空。可见,两种债权赔偿方 式的实现本身就蕴含着不合理成分。

2.当事人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实际获得救济的效果不同

合同之债的当事人由于对合同风险有合理的预期,可以就对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采取 诸如设定担保、同时履行抗辩、不安抗辩、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等预防措施,否则,则意味着债权人在财产和心理等方面已经做好了风险自担的准备,或者债权人对违 约风险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主观上的疏忽。然而,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往往不可预期，很难事先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再者, 如果说对合同之债的救济体现为“增值”, 那么对侵权之债的救济就体现为“保值”, 在具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甚至可能体现为“保护无价的生命”或者保证身体器官和各器官功能的完整性。正如英国学者托尼·韦尔[ tony weir] 所言, 侵权之债的规则主要起保护财富的作用, 合同之债的规则应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19]

诚然, 与合同之债相比, 侵权之债除了致害人赔偿之外, 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商业保险制度等多元的救济渠道。对待三鹿奶粉这种大规模侵权事件, 长远和根本的解决之道, 仍在于健全的社会保障与完备的商业保险制度, 债务人破产之时仅仅依靠债务人有限财产的赔偿并不能解决“僧多粥少”的难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我国社会当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的救济作用非常有限, 商业保险同样并不发达。退一步讲, 即使侵权受害者可以从社会保险或者商业保险中获得补偿, 也并不意味着, 侵权受害者在获得保险赔付后不能继续请求获得侵权损害赔偿, 或者必须接受其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劣后造成的不利处境。《保险法》第46 条规定的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后, 有权继续向造成损害的侵权人索赔, 便是这一法律立场的明证。故而, 在社会救济之外寻求不同利害关系人之间对风险的重新分配方案, 仍然是当下必须作出的选择。

3.对债权救济的终极需求不同

尽管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无过错责任的确立,对于提高侵权受害人的胜诉几 率和降低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其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也仅在于有助于侵权受害人获得一纸可以强制执行的判决,并不能保证受害人获得充分补偿。而债权救济程序的终极意义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以充分救济债权人,而不是获取一张不能兑现的裁决书。[20]这种不能充分受到保护的风险加上预防手段 的欠缺,使得两种债权在终极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方面并未区别开来。而两种债权之间合意与非合意、自愿与非自愿、可事先防范与不可事先防范的差异,都需要 在债权实现的先后顺位上体现。

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有三: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对侵权行为人予以惩罚以及预防侵权行 为的再次发生。但当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陷入破产之时,侵权法的预防和惩罚侵权作用,由于侵权人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意义,或者仅仅具有“画饼充饥”的作用, 对于受害人而言,补偿作用则可能凸现为唯一可以期待的目的。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破产法程序中的补偿可能只是按比例或者零分配。

据此,有必要率先在破产法中对侵权之债与普通合同之债的受偿顺位作出区分。 [21]因为,除了侵权行为之债所具有的非自愿、不可调整的基本属性外,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的人身损害[甚至包括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损害],几乎都不可能通 过恢复原状等金钱赔偿之外的责任方式获得充分救济。

三、侵权之债受偿顺位的提升方案及评析

早在1978年美国破产法改革前夕,便有学者意识到侵权债务人破产之时,矫正侵 权之债受偿顺位的必要性美国破产法理论界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一问题,提出了诸多旨在提升侵权之债受偿顺位的方案,, [22]但当时并未引起充分的关注。之后,受一系列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持续影响, [23]并以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条“担保交易”修订讨论为契机,兹择其要评介如下。

1.中间顺位方案

中间顺位方案,是指赋予侵权债权劣后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的受 偿顺位。[24]该方案一方面可以使侵权之债得到比现行同位受偿规则更有力度的债权保障;另一方面降低了普通合同债权的受偿顺位,促使这些合同债权人以更 广泛的监督来确保债务人更好地履行义务。但该方案并未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因此,当债务人的财产仅能满足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受偿要求时,该 方案不仅不能保证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对债务人形成有效约束, [25]而且可能迫使一些普通债权人竞相要求债务人提供财产担保,从而转化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人。[26]

2.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方案

侵权之债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方案,是指给予侵权债权与有财产担保债权相同的受 偿地位。[27]该方案提升了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使侵权之债能够与有财产担保债权一同加入到对债务人企业的约束和监管当中,侵权债权人的受偿也得到了更 多保障。在提升侵权之债的受偿地位方面优于前述中间顺位方案。[28]但该方案存在如下缺陷:其一,由于担保权设定和实现方面所应遵循的时间顺序原则,它 会使那些早先为企业侵权行为提供融资、并应为该结果承担责任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通过在先行使担保权来规避相应风险,把债务人的侵权风险留给产生于其后的 那些或许并不应对损害负责的债权人;[29]其二,由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既可能针对不同的特定财产设定担保,也可能针对同一特定财产设定两个以上的担保,而 后者是按照担保权设定的先后顺位来满足担保权的清偿要求,在侵权之债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位受偿规则下,如何确定顺序不同的担保权与侵权之债之间的受偿顺位 本身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3.超级优先方案

超级优先方案, 是指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受偿顺位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该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保有财产担保和普通债权人通过提高交易条件或利率、停止进一步向债务人授信、加强监管等方式, 促使债务人更好地履行其注意义务, 最终使债务人的侵权成本内部化。[30]但该方案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 彻底动摇了担保绝对优先的原则, 有走向极端的嫌疑; 其二, 必然会相应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 某种程度上也会遭致一些以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投融资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府的反对。[31]

4.裁剪方案

裁剪方案是指从债务人设定担保财产的价值中裁剪一定比例给普通债权人[包括侵权 债权人]。[32]裁剪方案的难题在于,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债务人的部分财产[即可设定为浮动抵押的那部分财产],故其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即使可以通过立 法扩张其适用范围,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仍无法克服,即债权人可以要求担保人设定超额担保,削弱裁剪效果。

5.部分优先方案

部分优先规则是指将一部分或者一定比例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转化为普通债权,仅部分削弱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顺位。该方案主要包括“可调整优先”和“固定比例优先”两种规则。[33]

可调整优先规则,是指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对应于不能调整的那部分债权额转化为普 通债权,将剩余的债权额仍作为有财产担保债权对待。不可调整型债权人的受偿,仅以有财产担保债权中被视为普通债权的这部分价值为限。举例来讲,假定企业破 产时其财产价值为120万元,债务总额为300万元,其中100万为有财产担保债权, 100万为普通合同债权, 100万为不可调整型[侵权]债权。假定没有担保债权的存在,三项债权将就120万元获得平均分配,每项受偿40万元。而在绝对优先规则下,有财产担保债 权受偿100万元,另两项债权各受偿10万元,实际上是把本可用于分配给普通债权的60万元[各30万元]转移给了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可调整优先规则的 要求,有财产担保债权应当以不能调整的债权数额[在上例中为侵权之债的30万元]为限被视为普通债权,而后将此30万元返还给不可调整的侵权债权受偿,保 留受偿70万,调整型的合同债权仍受偿10万。

可调整优先规则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消除绝对优先规则的低效率问题。但其不足在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无法预测其债权中究竟有多少份额属于不可调整的债权额,使有财产担保债权的风险防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固定比例优先规则是指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一定比例作为普通债权对待，对其余债权 额仍承认其优先顺位。它与可调整优先规则相比,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不确定性更小,也较易于操作; 与裁剪方案相比较, 虽都是以特定比例的价值用于清偿普通债权,但要优于裁剪方案。原因在于:首先, 裁剪方案仅适用于债务人的部分财产,不能适用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其次,由于裁剪方案针对的是担保财产的价值,故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增加担保价 值,或者提供超额担保来消解裁剪的后果。而固定比例优先规则直接针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在破产债权申报时数额已经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进行“裁剪”,故无 从规避。

不得不承认,美国学者提出的上述方案在美国并没有得到采行。一个基本的现实原因 是:担保制度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如果动摇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如哈里斯[s. l. harris]教授和穆尼教授[ c. w.mooney , jr. ]在总结其对各种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方案的反对意见时指出的,“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些方案不可能在现实中获得广泛支持和采行。企业冒险精神是美国社会结构中不可除却的一个特征”。[34]即使通过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性,上述大多数方案仍然会被市场抛弃,因为最终获胜的必然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市场 参与者。[35]

但是英国的情况却很不同。[36]早在1982年,英国科克委员会[cork committee]在其破产法评价报告中就建议将浮动担保财产变价收益的10 %提取出来用于保障非担保类债权的清偿,不过,在当时并未得到各方的支持。时隔20年之后,这种裁剪方案在英国得以施行。英国《2002年企业促进法》 [enterprise act 2002]第252条规定,清算人或者破产管理人须将被设定浮动担保的财产的“既定部分”[prescribed part]用于普通债权的清偿,且不得将该部分财产分配给享有浮动担保的债权人[除非该部分财产价值超过普通债权额]。该“既定部分”是指:如果设定浮动 担保的财产价值不足1万英镑,则既定部分为该价值的50 %;如果设定浮动担保的财产价值超过1万英镑,则既定部分为5000英镑,外加超过1万英镑部分的20 %;但是在每一起案件中其总额不得超过60万英镑。不仅如此,英国新近的判例还确认:即使担保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有财产担保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就其无 担保部分的债权,也不得适用前述规定优先得到清偿。[37]之所以有别于美国,是因为总体上美国破产法是“亲债务人型”,而英国破产法则是“亲债权人 型”。[38]英国《2002年企业促进法》的要旨之一,在于以倾斜于债务人和普通债权人的方式进行平衡调整,这种为了普通债权人利益而对有财产担保债权 实施的裁剪方案,是该法平衡调整机制的一部分。[39]

如果说一国的经济立法更容易受本国相关经济力量的影响, 那么, 有关国际经济组织更可能超脱于这种直接影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07 年12 月的《担保交易立法指南》指出: 立法者可以规定某些债权的受偿顺位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 但这些债权必须最小化, 并且须在破产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40]这表明, 该示范法肯定了内国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顺位予以减让, 只是这种减让必须具有法律透明性。

实际上, 我国相关立法已经为限制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性预留了空间, 《物权法》第170 条规定: “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中的“但书”或可表明立法者原则上允许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通过其他法律的规定适当降低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性。

四、人身侵权之债相对于财产侵权之债的优先地位

在确定不同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时,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侵权之债进行分类,以及根据 哪些考量因素对不同的侵权之债进行优先权的选择。此种分类主要包括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人身侵权与财产侵权等。笔者认为,当前现实可 行的做法是将侵权之债区分为人身侵权之债和财产侵权之债,以人身侵权之债优先于一定比例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受偿为妥。

基于篇幅以及当前我国人身侵权之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本文仅选取人身侵权之债相对于财产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作为分析样本。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 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根据该条款对作为侵权客体的民事权益的分类,可以把侵权责任区分为人身性侵权与财产性侵权两大类型, [41]而人身性侵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格权侵权与身份权侵权,人格权侵权还可区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侵权与精神性人格权侵权,其中物质性人格权侵权是指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行为。

笔者认为,破产法中的侵权之债应该从侵权客体的角度来认识其性质和意义。据此, 本文把人身侵权之债的范围,限定在基于人格权中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亦即对人体的有形损害所产生的请求权,习惯上称 为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与之对应,财产侵权之债则是由于财产权利与利益遭受侵权损害而产生的请求权。至于包括身份权侵权以及精神性人格权在内的其他人身性侵 权,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确立人身侵权之债优先顺位的根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全部侵权之债都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通过担保促进融资信贷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实现的社会需求仍然比较强烈。如果财产侵权之债与人 身损害之债都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极可能对金融信贷供给等产生抑制作用,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人身侵权之债具有不同于财 产侵权之债的内在属性和救济需求。这里,我们试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从立法政策权衡选择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1.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身对财产的不同依赖及保护理念的差异

财产是构成人类自然生存和社会生活必要的物质基础,因而人类对财产具有较大的依 赖性,这对侵权受害人而言尤为突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一般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有理由认为,人身侵权的 上述赔偿既因人身侵害而生,又是为维持受害人后续康复或者发展所必需。如果受害人不能及时充分地得到赔偿,则其人身利益必然会受到消极影响,甚至有致残危 险,威胁到被害人的活动自由。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人身对财产[包括上述赔偿费用]的依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程度存在差异。

在人们没有摆脱温饱之前,人身对财产有高度的依赖性,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就意味 着剥夺了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甚至人格。毕竟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人,即便从法律上并不丧失其人格,但因其可依法从事社会交易、参与社会生活、拓展自己生活 空间的机会极少,易被社会边缘化。此时,对[仅仅具有生存依赖这一独有功能的]财产的保护应当置于对人身保护同样的地位。

当社会摆脱温饱、进入小康阶段之后,广大社会公众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必要财 产之外,已经积累了数量不等的“富余财产”,此时,民众的财产可大致区分为两个功能不同的组成部分,即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基本财产”以及超出基本生 存需要的“富余财产”。相应的,对财产的保护就应当区分不同功能的财产,在保护顺位上区别对待,树立人身优先于财产的全新理念,对前者的保护应当优先于后 者。这样才有助于改变侵权责任法预防功能虚置的现象。

进入小康阶段之后,树立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基本理念的理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富余财产”的侵害,基本上不会危及民众的生存所需,而对人身权侵害的赔偿作为基本生存条件[受害人可能程度不同地丧失劳动能力]和基本医疗条 件等方面的赔偿项目,应当与“富余财产”的赔偿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还没有达到完全弥补侵权所造成的全部损害的水平,人身侵权受 害人不仅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侵权人的赔偿,而且需要侵权人对基本生存费用和医疗康复费用优先赔偿。而财产侵权的后果,除非关涉基本生存与生活条件,与维持 生存并不直接相关。

2.人身侵权救济相对于财产侵权救济的弱势状态及现行救济顺位的不当重合

众所周知,人身权承载着对人格和身份的双重法律保护,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民事主体丧失这些权利,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和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基于此,人身权才取得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并日益受到重视。[42]

法律对人身权中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 赔偿四个时期。[43]在同态复仇时期,对人身损害的救济表现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其方式虽然残酷,但却表达了一个朴素的思想,即人、物有别,“血 债要用血来还”,对人的损害不能以物来填补或救济,法律对人和物的救济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到了自由赔偿时期,法律对人和物的救济开始交叉,受害人及其血 亲可以自由选择要求对方当事人金钱赔偿,或坚持血亲复仇;到推行强制性金钱赔偿之后,原本平行的两条轨道完全重合,对人的身体、健康、生命的侵害一律实行 强制性的金钱赔偿。[44]

民法的损害赔偿本来只有自然恢复[恢复原状]和替代补偿[金钱赔偿]两种方法。 由于自然恢复的方法无法用来保护人格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最终不得不以金钱赔偿作为替代补偿,这在绝大多数人身损害案件中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两个领域救济途径的交叉,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把对人身侵权的救济方式转换成金钱请求权,并与财产的救济方式完全等同,无疑是 把人降格为物。[45]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至少在债务人破产这一特定情势下,应当承认人身侵权之债优先于财产侵权之债受偿的必要性。

当代民法应当秉承人重于物、人身重于财产的人本主义理念和精神, [46]应将人身侵权之债的受偿顺位提升于财产侵权之前。

五、人身侵权之债优先受偿与现行优先权制度的契合方案

[一]人身侵权之债优先权与现行优先权制度的契合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民商特别法中的优先权规范已 经大量存在。这些优先权既包括在债务人特定财产之上存在的特别优先权,又包括针对债务人一般财产所享有的一般优先权。对于一般优先权,《企业破产法》第 113条规定: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从上述第一顺位优先权的内容来看,其中“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应当划 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均属于保障人身健康和获得医疗条件的必需费用。 [47]这些费用的性质和用途绝大部分与人身侵权之债通常所计算赔偿的项目、内容、性质和用途相吻合。[48]

问题在于,尽管破产企业所欠本企业职工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等费用,与人 身损害赔偿中各项赔偿费用的性质和基本用途没有太大差别,但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企业所欠本企业职工的上述债权被列入第一顺位优先权范畴,而企业之外的 社会公众遭受企业人身损害的费用和请求权,却被列入普通债权,按比例进行分配。同样的债权性质、同样的赔偿责任类别和赔偿用途,仅仅因为债权人的身份不同应同时承认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顺位。毕竟,而应当依照权利的性质,就内外有别,显然有违设立该项优先权制度的初衷,不能完全实现该项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社会 政策目标。

因而,既然破产法已经确立了与人身损害赔偿金功能十分类似的职工债权的优先顺 位, [49]那么,为避免前述“内外有别”之弊端,优先权的排序, 不应当因权利人的身份而有区别, 而应当依照权利的性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医疗康复等需要的最低社会保障性质] 差异, 来确定是否统一赋予其优先受偿的顺位。

[二]人身侵权之债分配顺位的可选方案

如果仅仅基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合同债权与侵权之债在自愿性与非自愿性方面的 差异,一概确定侵权之债的优先地位,就有可能矫枉过正。因为合意之债的债权人固然可以对企业的侵权风险事先作出判断和防范,但其对有些侵权之债的发生与否以及发生之后所产生的侵害后果的严重与否,并不当然拥有确切的判断和把握。况且,合意之债与侵权之债有时还会产生竞合,这就会影响到合意之债在债务人出现 大规模侵权行为时对自身风险预见和防范的效果。侵权之债取得优先权地位之后,由于侵权行为的后发性特征,很容易置合意之债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这种被动性很 大程度上会销蚀合意之债中债权人对债权风险防范的主动地位。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忠告:“当我们研究保护侵权之债受害人利益的各种方案时,我们必须注意平衡 商事活动中各交易主体与社会上无辜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50]可以看出,前文评介的国外学者关于侵权之债受偿地位的若干改进方案,并没有一种可供我 们直接选择和运用。

但如果我们承认基于担保制度的绝对优先规则在效率和公正方面的欠缺,坚持进一步 区分契约之债与侵权之债,坚持人身重于财产的人本主义理念,同时又承认不可彻底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这一现实主义的立法态度,那么最终只能形成一种折中 的、具有事后风险分配功能的、[51]“固定比例优先方案”作为备选。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将有财产担保债权额中的一定比例作为普通债权,其债权额度所 对应的担保财产优先用于清偿人身侵权之债[包括《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人身侵权之债],这实际上是在有限的额度内,赋予人身侵权之债以超级优先顺 位。[52]

如此排列的基本理由在于,一方面,上述方案已经对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作出了特别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113条所规定的优先权[即工资、税收等]与侵权之债同属不可调整型非自愿债权;此外,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权数额, 只能限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被“裁剪”的固定比例的债权数额。

再者, 上述方案仅仅是选取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合同债权作为参照对象。如果将《企业破产法》第113条所规定的一般优先权与上述方案一起分析, 又将面临重新排序的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 破产清算程序中凡有侵权之债和有财产担保债权竞合的, 应当首先按照上述方案,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剥离下来的“固定比例”担保债权额所对应的担保财产的价值, 优先于满足人身侵权之债的赔偿要求, 而后可将人身侵权之债的不足受偿部分合并于《企业破产法》第113 条所规定的第一顺位优先权之中, 财产侵权之债合并于该条规定的第三顺位之中。

之所以削弱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 除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公正与效率缺失之外,还在于《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 可能造成债务人在企业破产时, 不可能给普通债权留下必要的责任财产。当物权法通过浮动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手段穷尽了担保债务人可以用作担保的一切财产, 而不给普通债权预留哪怕是满足侵权受害人基本生活和医疗等费用的责任财产之后, 立法对普通债权、尤其是人身侵权之债的“人道救济”问题, 就会凸现出来。法谚有云,“财富是法律的产物”, 某种意义上讲, 不同债权之间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实际上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安排。当法律一方面允许有财产担保债权通过与债务人的自由协商和选择来为自己设定先顺位, 并确立侵权之债和普通合同债权的同位规则; 另一方面又允许物权法完全挤占了人身侵权债权人可利用的责任财产时, 侵权之债的不利地位及企业侵权风险的外部化就完全演变成了立法在经济强者[而非弱者] 之间的博弈。

在笔者看来, 上述债权受偿顺位的排列, 兼顾了以下多种优先权制度的基本理念: 人身侵权之债的超级优先地位, 贯彻了人本主义理念; 侵权之债优先于普通合同之债, 在将非合意之债与合意之债的区分推进一层的同时, 贯彻了民法的意思自由原则; 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固定比例优先, 既承认了担保的制度价值, 不至于严重冲击现行担保制度, 又可通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固定比例劣后, 使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较之于在绝对优先规则下更加谨慎放债,从而对企业债务人具有较多的约束动力, 促进了企业风险分配的内部化[至少可以弱化企业风险的外部化] , 某种程度上可收两全其美之效。

余

论

人与物、人格与财富孰重孰轻? 这是一个永恒追问, 似乎并没有终极答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所追求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 决定了其在对社会和谐安定的追求、对弱者保护与救济效果的追求、对[大规模] 侵权行为的防范机制和防范方式的追求等方面, 相应地也存在差异, 因而, 在破产法和侵权法中, 对侵权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合同债权的态度同样也存在差异, 其间不同的立法态度未必有明确的是非对错之分。本文意在揭示, 债权的受偿位序, 并非只有现行立法一种可行方案。如果说目前实施上述方案的经济社会条件或者法制环境尚不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破产立法或许需要寻求更多其他不同的选择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经历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变。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科学发展路径和发展 目标之下, 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理顺有财产担保债权、侵权之债[尤其是人身侵权之债] 、普通合同债权等不同性质的债权在债权受偿图谱中的地位及其应有的和谐关系。而把人身侵权之债的分配顺位率先加以提升, 也许不啻为践行我国社会经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步。

注释:

[1]“普通债权”是《企业破产法》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的统一称谓。《企业破产 法》第109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110条规定:“享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权利的债 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2]从国内外相关案件涉及的具体侵权形态来看, 大规模侵权案件主要涉及产品责任、医疗[医药] 事故、环境污染、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参见朱岩: 《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 《法律适用》2006 年第10 期]

[3]参见崔晓红:《三鹿破产, “后事”难了》, 《新财经》2009 年第2 期。此外还有各级政府代垫的治疗费用。

[4]《三鹿破产　结石儿获赔无望》,《广州日报》2009 年11 月29 日, a2 版。

[5]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stan. l . rev . , vol. 36 , no. 4 [april 1984] , pp. 105021051.

[6]reinier kraakman , “concluding remarks on creditor protection ,"european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review , vol. 7 , 2006 , p. 465.美国有学者还指出了破产案件中不可调整型债权人的普遍性。参见elizabeth warren & jay lawrence westbrook , “contracting out of bankruptcy: an empiricalintervention ," harv. l . rev . , vol. 118 , no. 4 , 2005 , p. 1197.

[7]为了分析的简便,本文不把产生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之前的合同债权当作非调整性债权对待,因为其应当预见到债务人在其债权产生之后设定担保的可能性。

[8]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55.

[9]比如,《物权法》第194条第1款第2句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10]许德风:《论担保物权的经济意义以及我国破产法的缺失》,《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1]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58.

[12]此种“协约”[covenants] ,也称限制性协议,是指债权人[银行]和债务人约定的限制债务人非理性行为的制约规范或制裁规范。[参见许德风:《论担保物权的经济意义以及我国破产法的 缺失》,《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协约可以根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具体情况订立,以银行为例,其内容可以包括银行信用额度的限缩、贷款的提前收回、市 场浮动利率体制下对债务人贷款利率设定的高低差异、法定贷款利率放宽限制后银行对债务人不利的浮动利率的采用,如果是贷款以外的担保交易,则其交易条件的 优惠与否等。[参见lucian arye bebchuk &jesse m. fried , “the 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secured claims in bankruptcy ," yalel. j .,vol. 105,no. 4,1996,pp. 9002902]

[13]参见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权的关系》,《法学前沿》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第92 —119页。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28 —31页。

[14]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77 —79页。

[15]以下分析主要参见韩长印:《破产优先权的公共政策基础》,《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6]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第13页。

[17]本文限定的人身侵权之债的范围限于“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即生命、健康和身体受到侵害的赔偿。为了行文方便,文章不对人身侵权之债与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的用词作出区分。

[18]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633页。

[19]basil markesinis , et al. , the german law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treatise , oregon : hartpublishing , 2006 , p. 2.

[20]基于受害人有时候进行诉讼的成本以及诉讼本身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伤害本身,胜诉判决的顺利取得也弥足珍贵。

[21]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破产法规定,故意侵权之债所生债务属自然人破产中不可免责的债务,就是对此种债权所赋予的特殊保障措施。

[22]stephen allen edwards , “tort claims under the present and proposed bankruptcy acts ," u. mich. j.l . ref orm , vol. 11 , no. 3 [spring 1978] , pp. 4402441.

[23]《康奈尔法学评论》曾专门就此问题组织了一次论坛并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参见cornell l .rev .,vol. 82,no. 6,1997]

[24]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7.

[25]abhinav ashwin , “tortious liability of company in winding up : an analysis ," comp. law . ,vol. 26,no. 6,2005,p. 176.

[26]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9.

[27]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 1079.

[28]abhinav ashwin , “tortiousliabilityofcompanyinwindingup:ananalysis," p. 176.

[29]abhinav ashwin , “tortiousliabilityofcompanyinwindingup:ananalysis," p. 176.

[30]christopher m. e. painter ,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worst of times ," pp. 108021081.

[31]甚至一定意义上也会影响到国际银团或者金融监管机构对该国国家风险的评估。但某种程度上看,这本身就是市场风险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破产,就没有这样的国家风险。

[32]memorandum from elizabeth warren to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转引自kenneth n.klee , “barbarians at the trough : riposte in defense of the warren carve2out proposal ," cornell l .rev . , vol. 82, 1997, p. 1469; jesse m. fried, “tak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priority seriously ,"quarterly report , vol. 51 , no. 4 [fall 1997] , p. 328 , note 6.

[33]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 “the 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 secured claims inbankruptcy ," pp. 9052910.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论证了部分优先方案的合理性,主张破产法原则上应当在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社会之间实现利益平 衡之理念,那些更有能力抵御风险的大额债权人应该为了小额债权人之利益而让渡其部分债权的受偿额。 [参见karen gross , failure and forgiveness: rebalancing the bankruptcy system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hapter 10 ; susan block2lieb , “book review : a humanistic vision of bankruptcy law ," a m.b ank r. i nst . l . rev . , vol. 6 , no. 2 , 1998 , pp. 4712472]

[34]stevenl. harrisandcharlesw. mooney,jr. , “measuring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and identifyingthe victims of subordin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in bankruptcy ," cornell l . rev . , vol. 82, no. 6, 1997,p. 1371.

[35]stevenl. harrisandcharlesw. mooney,jr. , “measuring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and identifyingthe victims of subordin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in bankruptcy ," pp. 137121372.

[36]gerard mccormack , 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 merican l aw , cambridge :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 2004 , p. 31.

[37]thornily v. revenue and customs commissioners , [2008] ewhc 124 [ch].

[38]参见julian r. franks and walter n. torous , “lessons from a comparison of us and uk insolvencycodes ," ox f 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no. 3,1992,p. 70.

[39]gerard mccormack , secured credit under english and a merican l aw , p. 32.

[40]uncitral ,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 new york: uncitral , 2010 , recommendation83 , p. 231; para. 93 , p. 209.

[41]单清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就“人身性债权”这一内涵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参见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法学院, 2004年,第4页]但该定义实际上是指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其外延广于“人身侵权之债”。

[42]该方面论述可参见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37 —38页。

[44]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第23 —24页。

[45]单清峰:《人身性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法理分析》,第24页。

[4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第35 —36页。实际上,人重于财产[物],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前追求的价值观。例如:孔子得知马厩失火之后,首先关切的是人身安全,而非财产[马]是否受损。 “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之十七]

[47]按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这属于“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48]从前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看,《侵权责任法》除了缺少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时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明确规定外,几乎完全肯定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赔偿范围。

[49]实际上,确立企业清算时职工优先权的相关法律远不限于企业破产法,诸多商事组织法如合伙企业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民事诉讼法都有与此相似的规定[但诸多法律并没有随着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更新而在赔偿的范围和顺序上及时跟进]。

[50]abhinav ashwin , “tortious liability of company in winding up : an analysis ," pp. 163—164.

[51]虽然,政府基于其担负的“国家伦理义务”,往往会对安全生产等领域的大规模 人身伤亡出手相助,但“如果政府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法官便不得仅仅因为由政府补偿原告的损失会更好,就判令政府向原告支付赔偿金”。[迈克尔•d.贝勒 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第248页]何况,政府在大规模侵权与个别侵权的场合担负着不同的救济责任。在前种场合,政府可能会先行垫付或者直接支付赔偿款或者救济费 用;而在小额侵权的场合,政府或许就不会出面。这其中除了取决于政府对大规模受害人承担的宪法上的救济义务外,还程度不同地受着与此相关的安全问责、舆论 监督等因素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救济侵权之债可能产生相应的负面效应:首先,由于可期待政府的随时救援,以及政府作为“终极保险人”对侵权行为“买 单”,必然会降低侵权债务人对侵权事件的注意程度,甚至诱发道德危险[christopher m. e. painter ,“tort creditor priority in the secured credit system: asbestos times , the worst of times ," pp. 107321074] ;其次,政府是否出手救济,可能会从侵权行为的政治、社会评价或者侵权企业的所在领域等方面进行考虑,而这往往超出当事人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形成对侵权 受害人救济与否的不确定性。不同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环境,对侵权行为的影响以及救济方式是不同的。

财产保全担保的比例篇8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三）税收优惠针对当前我国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并且仅界定在种养两业范围偏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自我积累的能力，还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力度。在减免种养两业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免征种养两业保险业务的所得税，并将对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它涉农保险业务，为农业保险顺利开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税收条件。在各地区开展试点的过程中，适当下放有关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减免权限，对税收减免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可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利于各地区更好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出更有利于各地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模式。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我国农业保险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