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1

【关键词】传播学 历史 发展 特征

一、阶段性发展特征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 年的春天，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 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 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的壮大，其发展脉络可归结为受自身的发展，受环境的发展，受政策的发展和舆论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应迈入新的历史起点，发挥其作为领航的风向标，为我国社会化进程增加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可，张军芳，潘霁.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J].新闻大学，2008，01.

[2]赵为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3]赵玉明，庞亮.三十年间两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新闻教育到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8，09.

[4]赵玉明，庞亮.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05.

[5]廖圣清，申琦，柳成荫，李硕德，秦悦，秦绍德.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J].新闻大学，2013，06.

[6]张智华.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J].新闻世界，2013，06.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4

【关键词】完全学分制；新闻传播；云计算

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教育，要求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参与媒体工作的实际操作技能。完全学分制的实施，对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本文探究了在新的学分制度下，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一、完全学分制概述

当前，国内部分学校已经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完全学分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取得总学分作为毕业要求，以人为本，较好的实现学生丰富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合理分配学生和教师资源。对教师而言，教育教学应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它不仅是科学，更是一门艺术[1]。完全学分制改革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为教师带来较大的发展契机和发展空间。对学生而言，完全学分制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学生还可以修读双学位、二专业，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给未来的职业道路多一个选择；完全学分制的弹性学制，在2-6年内毕业，学生能够灵活安排课程，多参加实践锻炼，为提高实践能力打下基础。因此，实施完全学分制符合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下的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条件。

二、全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技术，在传媒理念和计算机应用上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成为人们探索的热点问题。在教育领域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为教学的形式手段与资源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2]。因此，新闻传播领域必须进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以适应未来传媒业的发展[3]。在媒介融合时代，由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多种平台都有一定的受众面，而且，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不一。为了达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新闻从业者要同时在多种媒体平台以最合适的形态新闻产品。新闻媒介单一的传播形式将被改变，新闻从业者必须灵活应用不同媒介形态以适应不同的事件，针对不同新闻事件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报道方式在合适的媒体上。“通晓新闻、善用技术、晓得管理”的全面型新闻工作者将更容易适应各种媒介并存的时代。就新闻教育而言，新的媒介生态必然要求新闻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无论是理论教学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唯有通过必要的改革，新闻传播教学才能契合现实传媒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4]。对传统的各细分专业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突破传统专业人才割裂培养的人才模式，培养全媒体所需要的复合型专业人才[5]。

三、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有巨大需求，新闻传播需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熟悉新兴媒体技术，掌握新的新闻传播手段，灵活应用新的新闻传播技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认为：“在传统媒体融合的趋向下，社会将需要两种全新人才，一是能在工作中整合各种新闻传播形式的高效率管理人才，二是能拥有多种全媒体技术的编辑、记者。”在融媒时代、大数据时代下，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必须对各种传播媒介进行综合运用，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长处和优势。因此，新闻业界更需要掌握多种技术、拥有宽广专业背景的人力资源，需要掌握整合技巧的实践型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懂得高效率的管理和整合信息的新闻从业者。学习者需要具备的素质也越来越全面，不仅需要具备用多种新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新闻，同时，还要有很强的信息管理及编辑能力，能够把大量繁杂的信息根据传播需要进行整理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准确地选择不同的传播渠道。马云指出，“人类正在从IT时代逐步走向DT(DataTechnology)时代，IT时代以自我管理、控制为基础的技术，而DT时代则是以为大众服务、推动劳动者生产力为主的技术。”从表面看，IT和DT似乎只是一种技术的差异，但是，DT时代更强调对使用者需求的关注，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差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要从思想上具有大数据的观念。

四、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传统教学形式主要以“老师+学生”、“讲义+课本”，以及单一的“粗放式实习”相结合的形式。新时代下，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因此，实践教学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和平台建设。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常规的理论教学，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掌握必备的技能，因此，为适应高校完全学分制的弹性教学需要，建立基于云计算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平台包括三个模块：实验教学模块、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和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如图1所示。实验教学模块：学习者通过该模块的使用，较好的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实验内容和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实验，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将实验教学中心的演播厅、播音主持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灯光实验室、校园广播台等进行虚拟化，并托管至“云”端，采用仿真模块进行综合实验教学；创新创业实践模块：整合学校新闻传播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新闻类”竞赛作品等数据资源，建立新闻传播教学资源库，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及创作平台，在培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和成果的创作质量。实践教学平台特点为：一、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元化，不仅要有相关传播媒介技术手段方面的教学，也要有管理方面的相关教学；二、实践应用平台的多样化，立足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实践、创新、创业一体化，充分利用社会各方的资源，搭建一个融通校内外的全媒体创新创业实习平台。高校在新闻传播实践环节里，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优势，打通学校与业界的界限，为学生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机会，使新闻从业者得到更多的媒体技术。此外，新闻传播实验中心应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通过在信息和功能上，将各实验模块相互联通，把书籍、报刊、广播、电视、数字产品、计算机及网络等各种媒介融于一体，实验平台作为学生校内实践的基地，几乎还原了社会媒体中的实况，为学生步入社会媒体做好铺垫。

五、结语

完全学分制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的研发，为适应发展而做出变革，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优势。弹性的教学计划和宽松的选课制度，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学生可以充分培养自己的相关兴趣，加强实践训练并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或者通过修读双学位、第二专业培养自己跨学科领域的综合能力。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学生培养形式也需要进行不断探索，为未来教学的指引方向。

作者:黄伟波 杨增辉 林茵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丹，完全学分制背景下高校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策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36）82-83.

［2］孙宁，基于教学资源建设的新媒体环境解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3（7）91.

［3］程忠良，“互联网+”时代新闻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的五个方向[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8-161.

［4］吕艳，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专业教学创新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35(1):96-98.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5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6

1 新闻传播学发展历史

一九九七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被确定问一级学科。此学科的固有根本是新闻学，在环球范畴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新闻学渐渐和传播学结合成一科顺应当代社会的新闻传播，从而顺应社会一般新闻扩散的独有科目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学教育及探究的开始，以一九一八年十月北大新闻学研讨会的组成为标杆。并由校长蔡元培亲自担任会长，在美国学新闻学和金融学学成归来、在首都大学执教的徐宝璜以及首都报主编邵飘萍为老师。一九九一年，徐宝璜的作品《新闻学》印刷，被视作我国首本新闻学作品。

2 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文献建构

（一）国外新闻学早期基础文献

新闻学的学术文献，汗青记载可追述至一六九零年，可一六四四年England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演讲词《谈出书自由》，十八世纪末被重点发家国度的新闻业界视作必须阅读作品，以树立新闻职业概念。新闻学在欧美国度是一科应运课题，对于课题的文章有上百年的累积，但是在学术界获得认可的很少。现阶段对我国新闻学探究有反响的国外的根本性著作，相对早的是一九四七年三月USA新闻自有委员会的探究报告《一个自在且负责的新闻界》（又称哈钦斯报告）。现阶段学术界相对关心的是由德国新闻学的领衔人物、伊尔默瑙产业大学导师马丁劳福霍兹（MartinL?ffelholz）和USA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教授、前任美国新闻与群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大卫韦弗尔（DavidWeaver）主要编写的《环球新闻学探究：科学、办法、发觉和将来》，此书涉足环球新闻论理、新闻学探究办法、新闻学探究例题及发觉、新闻学探究的将来等四方面问题，初次对环球范畴的新闻学探究实施了周全系统的整理及剖析。

（二）中国新闻学早期根本文献

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讲，奠定性的著作产生于五四新文化活动时期，重点是四位我国新闻学的开拓者和他们的六本书：一九一九年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九二二年任白涛的《运用新闻学》、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邵飘萍的《现实运用新闻学》和《新闻学畅谈》、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戈公振的《新闻学提要》和《我国报学史》。一九四九年之后，我国的新闻学逐渐政策化。一九五七年，复旦大学党委常委、新闻系主任王中的《新闻学道理纲领》曾今特别有影响力，但是不久就受到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百分之九十刊物停止出版（七百二十三种报刊仅剩四十家刊物、两家杂志及十八家对外期刊），传播电台和电视台军管，政界语言全部代替新闻论述。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版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新闻学小辞书》（三百一十八页）中，工人阶层新闻学作品之下二十七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新闻作业的作品及指引，无一本学术著作；地主阶层新闻学之下以批判的名义只罗列了四本作品，全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九七八年开始正常探究新闻学，从探讨什么事新闻着手。在这时期，扩散学根据启动的国内外学术交换，让新闻学界知晓，并重点在新闻学界扩展引介和研讨。

（三）传播学文献基础

传播学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研究水平较低，只是处在引进国外的成果逐渐的吸收的状态，近些年才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少的青年研究人士对于这一学科的钟爱以及他们的成果显示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希望，然而即使是现阶段我们的研究水平也还是比较低的，对人们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是外来引进的教材吧，大概包括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共计出版印刷了四次，主要是郭庆光、王怡红、胡翼青、张国良等人主编的，这些教材对于中国传播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我国东、中、西部九个省市自治区影响更为明显。

3 新闻传播学科当下发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当下发展实践中的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高等院校传播专业激增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质量且不见提升。大约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际接轨，新闻传播专业逐渐的还是走俏，成为学生们的新宠，各类院校都在开设这一专业，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高校中该专业有资质开展教学的达到九百余家，多数是以广告专业为主，设有新闻传播院系的也能达到四百家高校，因为人才的缺乏，学校的师资力量严重的不足，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老师边学边教，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也要强硬胜任的情况，所以整体的水平不高，只是停留在学习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的层面上，专业书籍缺乏，常人可以接触到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基础教材，即使是这样水平的教材也在市场上十分的紧俏，往往是销售一空，可是对于专业学生而言实际的帮助并不大。往往各大高校或者是社会团体组织的学术类的研讨会多数是一票难求，可是大家说的一些东西多数没有什么新意，指导的意义不大，所以说学习的热情固然非常的重要，可是太过盲目也是会成为一种负担。

二是经世致用的问题，导致整个学术研究总是被动的限于对过去或者是当下问题的解释中，很难将精力集中在研发环节中，随着新闻传播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扭转局面，所以很多时候学术团体压力山大，无法专心的研究，很多时候还必须站出来解释本应该是管理部门解释的内容，外界对研究者们影响太过严重。

三是研究的问题缺乏实用性，从二十世纪出开始，我国一直都是处在学习追逐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概已经翻译学习了国外的各种作品400余本，可是没有人想过国外的著作都是以国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为背景而成的，我们一直不停的追逐着人家的脚步，研究的价值又有多大，所以当下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融入自己民族独有的元素，不应该只是被动的叙述国外的前沿文化，而应当主动的论证国内的问题，应该有目标我们的论题也有可能引起国际的关注外国人提出的各种传播学理论假设、公式等，是在那里的新闻传播体制下，通过研究、调查、试验和批判而形成的，有些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下很难直接加以运用，或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传播问题。

4 如何转变研究方式，取得研究新成果

想要转变研究方式，取得研究新成果，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应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7

新闻是在传播一种文化，也是文化传播，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说，新闻传播主要是传播一种大众文化。用新闻来传播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传播的大众性和传播性，所以，这就必定要求文化传播的内容上要符合大众化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需求。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就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文化差异越明显，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就面临着越大的障碍。

一、新闻传播学中跨文化的差异

（一）符号层面存在差异

一切文化的根源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符号，人们就是根据这些符号进行活动。新闻传播学主要是达成意义上的共享，就需要一种符号，能够对对应的关系被社会成员认可。根据符号学这种观点来看，传播的使命就是面对文化间的差异，打破语言的障碍。这就需要专门的翻译人员。根据语言相对论来说，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会相同。就我国的民众来说，一般都习惯于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进行语言文字创作的时候，喜欢用华丽的辞藻，还喜欢修辞的时候使用大量的成语，文化表达方式多种多样，这就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和体会，主要表现出了意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在汉语交流过程中，听者已经能从这些交流中掌握很大的信息。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国外的读者来说，就需要转变感情，注重感情基础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二）文化价值方面的差异

通常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个体文化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的文化个体都有非常明显的文化边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观是一种信仰，也是人与社会的一种既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是稳定的，也是容易变化的。生活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主体的人们，会在不自觉的表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

（三）宗教和社会规范的差异

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宗教，宗教也是存在于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宗教不同，文化的倾向也不同，戒律也不同，这就直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其价值观的存在。宗教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包括了教徒的信仰以及宗教的节日，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交规，宗教的戒律等等，如果缺少对于宗教文化的了解，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误导，甚至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社会规范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也是社火大家都普遍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不相同，就算是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也会存在差异。所以，风俗习惯也是一种文化因素牧野会对新闻传播产生影响。

二、跨文化新闻传播对策

（一）根植跨文化观念，坚实传播基础

要认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建立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新闻在不同的国家传播，就会面临不同国家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国新闻媒体就要不断的烦死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要拿自己这边的文化视角来反思和判断对方的行为。中国新闻媒体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时要勇于抛弃原有的文化视角，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目标国文化，以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从新闻的智能上来看的话，西方的公众就会觉得新闻就是一个社会公器，是要发挥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的媒介。中国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强调正面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媒介的监督智能，很难被西方受众接受。

（二）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感

中外阅读的习惯不相同，所以，在对外新闻传播的时候，如果运用太过华丽的辞藻，就会简化传播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在夸大宣传效果，特别是英语语言读者，他们更加倾向于低调的陈述，用词太过夸张的话，显然他们是接受不了的。要创造一种亲近性的文本，这样能够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方面的距离，这样才使得交流与传播有了基础。如果要进行一个深层次的交流，人们才会对不同于自身文化做出理解的价值判断。传播系统要作为社会公正舆论的支持者，增加一些人性化的报道，让受众更加近亲，关心人权，全面发展，增加新闻价值的接近性。

（三）协调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

新闻传播学研究篇8

在这里我们无意深究传播学发端的思想源流和历史意义，但上述背景提醒我们，传播学在 美国，最初是由一些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开始进行的；它植根于当时美国社 会的实际经验，并且以维护民主制度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奠基者们，从来都 不单单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局限在所谓的传播学领域，无论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还是霍 夫兰，他们从来都是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 学术框架之中，更何况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合作本身，就显示出美国早期传播学 研究当中来自欧洲的文化批判传统和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碰撞造就的整个学科知识的多元开放氛 围，尽管在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源自芝加哥学派与当下社会、政治问题相关 联，对有关传播问题的历史和文化阐释，越来越多地被行为科学取向所取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 前后，社会科学的范式危机才促使传播研究对自身学术取向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重新审视文化价 值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无论如何，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 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引进开始，就隶属在新闻院系的学科建制之下。相比起传播学在美国 的发生和发展，其先天不足有三：一是在理论层面，由于新闻专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文学科， 而非社会科学，因此使得传播研究缺少社会理论的支撑；二是在现实层面，由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质，致使人文教育在新闻学科当中往往被简约为写作能力的培养，其中最为核心的人文关 怀，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却偏偏严重缺失；三是中国媒介的急剧发展，商业化、市场 化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立起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时候，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 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到传播学研究从 理论到方法的多元发展。

近年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所谓美国传统的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开始被越 来越多的中国同行使用。但是，这一范式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已经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社 会对有关媒介-社会关系知识的关注中心转移，以及社会理论不断丰富，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和变 化，而这些历时态的变化的结果，共时态地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学术话语，产生这些研究结论的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往往被忽略了，致使目前中国传播学的经验研究，从总体上非但很难 达成提炼和阐释概念、发展和建构理论、促进和完成社会变革这一学理目标，离将大众媒介作为 研究对象或客体，通过改进测量方法来促成更有效的媒介效果这类传统的实证主义、行为主义范 式最基本的贡献，也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许多人文学者开始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问题，发表了相 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学科划分的区隔，这类研究成果对新闻院系建制下的传播学研究，影 响比较有限；再加上一部分新闻传播学者认为这些文化学者对于中国媒介的现实状况认识不足， 对中国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判断过多地以欧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框架为 参照，忽视了市场化、商业化对中国媒介突破单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以及多数的文化研 究，批判的目标只能指向媒介产品和媒介文本，无法指向媒介产品的生产机制和更深层次的制度 因素。因此这类研究本身无论在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都存在局限和不足。

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在社会、政治、文化的真空中进行的。传播学尽管在名分上已 经获得与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是，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 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 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 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基于此，中国传播学研究在着眼于未来的时候，要格外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需要从不同的理论 成果中汲取养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相关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为美国主流传统的经验主义 研究做出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些基于传统主流 社会理论的经验研究，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媒介-社会关系的一大类知识。立足于中国的社会 现实和媒介环境，即使在经验研究的相对狭窄的语境中，我们也还有太多的空白可以提问――建 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并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或许是中国传播学研究可能打 破美国主流范式并提供新的理论阐释的机会。

第二，文化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伞状物，每一个分支都是一个不同的理论起点，一个不同的价 值立场。理论不是教条，既然我们将传播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来处理，将媒介置身于广阔的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下，对与传播有关的各类影响因素涵盖在批判性的分析框架之中，那么 我们更需要立足于考察中国媒介的制度、结构、控制、组织和媒介文化生产过程相互关系的特殊 场景。文化研究的多元性，恰恰是建立起传播研究多元理论平台所需要的。而人文精神则为传播 研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增添了较为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