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概念范文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1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2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 中国 社会 学 研究 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 影响 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 农村 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 发展 》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 经济 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 问题 。”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 现代 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 英语 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 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 理论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 总结 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3

之后多年，社会所理解的“农民工”大致上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主的一类人群。

一、“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的出现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并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的过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以先进的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依托，“农民工”会逐步稳定到城镇和农村，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体，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区域差距逐步消失，我国农民工问题将逐步得以解决，“农民工”也终将融入城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出现了关于“农民工”称谓欠妥的看法，并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第一，“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存在局限性。“农民工”的概念是一种通俗的称谓，但这一概念在表述上具有不确切性，在分类上具有不准确性，在范围上具有模糊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农民工”已经由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并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显然，这一称谓已不适合于他们。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虽然生在农村，但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远离农业生产。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父母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与“农村”、“农业”的关系更加疏远，“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更是名不副实。

第二，“农民工”概念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的表述有“歧视性”。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堪忧。另外，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农民工”一词还与“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弱势群体”等固有印象紧密相连。

鉴于“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提法代替“农民工”。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均有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从而演变成为产业工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更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融入了城市，跳出了“三农”圈子。因此，“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比较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

第二，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劳动大军，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从事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既能体现“现状”，也能体现行业特征和职业特点，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第三，“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群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将逐步融合为“一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工”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第四，和谐社会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逸、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状态，保持稳定、促进和谐的关键是要减少贫困和不公，使公民依法享有公平的待遇和权利。农民工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同样职业的相同劳动，但待遇偏低；同样为中国公民，社会保障却缺失；同样为人父母，子女却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还要忍受种种歧视和偏见。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对农民工在政治上尊重，使他们在待遇上平等，文化上融合，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战士”；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看，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来表述更加彰显公平、正义以及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准确把握。

此外，笔者在研究和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注意到：“农民工”输人大省广东和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明确表示，“农民工”称谓本身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党建》杂志社等联合举办的“农民工——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生力军”青岛港经验高层研讨会上，把农民工称为“新时期产业工人”；河南中牟县称呼“农民工”为“新型合同工人”；社会上对“农民工”也有一些其他的称谓等。这说明党和国家以及地方、企业、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组织从关爱农民工、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等角度，都在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地寻找“农民工”的替代性称谓。

二、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称谓的意义

“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同步发展、进步，农民工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在成长、壮大、分化，大部分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是时展变化和农民工群体发展变化的体现，标志着这一群体由“农”向“工”、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客观体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和贡献。“新兴产业工人”这一概念，客观地体现了该群体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实际，以及为我国工业化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贡献，体现了新时代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化既是该群体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也是该群体为时代和社会作出的主要贡献。

第三，“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该群体提供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称谓。一方面，肯定了农民工作为“工人”的基本属性，同时体现了该群体的成长性，说明该群体是还处于“成长发展”中的“新兴”群体；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群体的很多新特点、新情况和面临的新问题。

第四，“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凝聚力量。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新兴产业工人”来自农民，转化为工人，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元”，建设我国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中坚力量。发展好、维护好、凝聚好这支生力军是“三个代表”的真实写照，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新兴产业工人”是当之无愧的称谓。

“农民工”概念的扬弃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让这一群体具有符合自己实际的称谓，体现了该群体的历史作用、时代贡献和光荣使命，对于激励这一群体进取向上、创造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转变趋势，具有本质性、趋势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对于全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培养造就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农民工”的概念，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群体作为新生事物登上历史舞台后，能够反映其时主要特征的通俗化概念。“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对于深化研究这一特定群体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研究该群体对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时，先后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本质”，这三重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具有颇多启示和激励。同为中国公民，“新兴产业工人”的称谓、培育及其发展更有望让我们这个社会缝补差距、营造和谐、体现尊严、促进发展。

三、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

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

“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协调联动大力推进。第一，从政府层面来说，正确的政策导向很重要。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11号)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做了具体指导，提出了具体目标。“意见”指出，按照培养合格技能型劳动者的要求，逐步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和资金统筹管理体制，使培训总量、培训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相适应。“意见”是今后做好“新兴产业工人”培育工作的重要指南。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离不开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列入地方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监督。“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对职业教育、对企业的培训培育工作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如：企业开展“新兴产业工人”培训培育工作，政府可以按照企业规模和用工数量确定指标，对能够较好完成任务的企业进行奖励或税收减免等。另外，党和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在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户籍、荣誉评选、各界代表产生等方面给予“新兴产业工人”更多的关怀和支持，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另外，建议针对各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全国统一的技能分级管理制度，进行技能培训鉴定，并建立相应的薪酬管理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参加培训和考试。简化考试程序，突出实用性，为“新兴产业工人”在专业技能方面的不断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政府对于培育“新兴产业工人”所起到的是政策导向和制度建设作用，而企业是培育“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阵地，要以人为本，创新机制，着眼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着眼于加快自主创新、提速增效，在员工考核管理机制、薪酬管理制度等方面创造机会，完善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提高技能水平，成长成才。

第四，政府和企业之外，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不可或缺。“新兴产业工人”流动频繁、分布广泛，具有无序性特点。加强“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运用党组织灵活、凝聚力强、覆盖广泛的优势，加强新兴产业工人党建探索创新。这样，一方面各级基层党组织可加强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另一方面也在“新兴产业工人”中大力加强了党组织建设。通过组织的力量，大力实施“双培”工程，即把“新兴产业工人”中的业务骨干培养成为党员，把“新兴产业工人”中的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实现其全面发展。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4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4](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3 Keith Hoggart，Henry Buller.Rural Development—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USA:Croom Helm Ltd，1987.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5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个人满足无穷欲望的自利性，并且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指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无止尽的欲望，个人会用各种可能手段来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第二是‘财货的稀少性，个人因此要依自利性与极大化来选择财货的配置方式，并且时常要和其它人竞争财货’，因为强调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要素的有限性，而个人欲望无穷又加强了这个有限性，选择、竞争甚至冲突乃无可避免。Polanyi与Thompson这两篇文章的重要主旨，都在用实际例子反驳上述主流经济学的两个假设，Polanyi使用的实例为Aristotle的‘经济’（economy）思想，Thompson使用的实例为十八世纪英国的米粮‘暴动’。

首先，Polanyi将‘经济’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实体（the economy itself），一是‘经济’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economy）。他认为举凡和人群生计、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等社会行动有关的经济过程，一直是构成人群社会生活的重要部份，都和‘经济’实体密切相关，诸如农业收成、长程贸易、家庭中准备各式食物等活动，很早即是构成初民社会中经济实体的重要成份（页71）。然而，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概念，则有所演变。在作者看来，‘交易’（exchange）、‘互享’（reciprocity）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三种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构成了人群社会中的不同经济过程。[4]当市场经济不发达时，‘互享’与‘再分配’占主流地位，而这二个元素的顺利运作，则密切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撑和配合，所以是一种‘??植式经济’（embedded economy）。当‘交易’成份在经济过程中作用愈明显时，‘市场制度’愈形发达，经济过程也逐渐独立于其它非市场制度的‘社会制度’之外，可称之为‘非??植式经济’（disembedded economy）。作者强调，在‘??植式经济’中，因为‘经济’和其它社会制度的关系太过密切，从而很难被独立区分出来，不似‘非??植式经济’明显地独立于其它社会制度，作者称此种现象为‘经济的匿名性’（the anonymity of the economy）。Polanyi并对‘经济的匿名性’的形成，列举了八项可能原因（页72-78）。

因为‘经济的匿名性’的存在，造成了‘经济’实体源远流长而‘经济’概念则很难被发现。Polanyi认为，欧洲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对‘经济’概念的发现，一次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由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所发现，一次则在公元前四世纪由Aristotle所发现。作者强调，两次发现的‘经济’概念相当不同，前者发现的只是相应于‘非??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后者发现的则是‘??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Aristotle所发现的经济概念，是由‘社群’（community, koinonia）、‘自足性’（self-sufficiency, autarkeia）与‘公平’（justice）三者所组成，他强调的是人群或个人追求财货的目的，在于满足家庭、城邦等‘社群’的基本经济生活获得满足，而各种财货的价格也必须‘公平’，要以便利财货在社群中有效流通为准。简言之，经济过程的主要目标，即在于能够完成社群经济生活的‘自足性’要求，使社群经济生活满足后，能使其成员有充份余暇献身于对公民生活与城邦政治的服务（页81）。因此，在Aristotle看来，人的欲望不是无穷、财货也并非有限，经济行为的动机不在‘自利’与个人满足生物欲望的利益极大化，而是对社群生活的‘良善愿望’（good will, philia）。可以说，由Aristotle发现的经济概念，基本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过程应该是‘道德的’。

Thompson以十八世纪英国农民的所谓粮食‘暴动’（food “riot”）为研究课题，质疑一般分析农民粮食暴动著作中所预设的‘经济人’动机与行为模式。他强调，农民粮食暴动的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正当性’概念为基础，并非粮价上涨、粮食出口导致农民饥饿难耐等简单动机和因素所引发（页185、258）。在对1709、1740、1756-7、1766-7、1773、1782、1795、1800-1诸次农民粮食‘暴动’事件的分析中，作者以许多原始地方性档案论证了各次事件中，参与运动的农民其实经常是很有‘纪律’并且具有明确诉求目标的，在外观上实在很难说是迫于粮价上涨导致饥饿难耐而产生的‘暴动’。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无论是参与运动的农民本身、当地社会的舆情反应，甚至是政府当局，都在事件中反映出某种对粮食‘暴动’本身‘正当性’的认知或肯定。在抢粮运动‘正当性’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一套具有一致性的社会规范与义务观念，也就是一套‘道德经济’的观念。（页188）

作者以为，至少在英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中的某些地区，这套‘道德经济’的观念确实能够有效运作，人们认为社群中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经济生活负有责任和义务，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该侵害了别人的基本经济生活，特别是在物资缺乏的难关时节，即使物资的确短少，但也不该使粮食财货超出了正常时节的价格水准（页253）。

支撑道德经济有效运作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social configuration），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群，其规模较小但密切程度更高，在其中，社会上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道德假设是与当代社会不同的（页252-3）。然而，十八世纪末叶之后的英国，主要因为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绅士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强烈反对亚各宾主义（anti-Jacobinism）的风潮，以及另外一套有关‘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在政府部门中逐渐取得正当性，另一类意识形态逐步成形（页249-50），使原先道德经济的观念逐渐松动瓦解，最后只留下了慈善事业与Speenhamland等济贫法案的陈迹而已（页258）。

注释：

[1] J. C. Scott,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有关‘道德经济’议题引发的相关学术论辩，以及这议题如何引介到中国历史的讨论，可见：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特别见页29。

[2] K Polanyi,. 1957. “Aristot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Pp.64-94.

[3] E. P. Thompson, 1993(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ustoms in Common. Pp.185-258.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6

关键词：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PESREI

前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村镇宜居社区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日程，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村镇宜居社区”只有本课题组的些微相关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文献研究和建设实践，提出并明确界定了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概念及其内涵，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实践指导性。

1 相关研究

1.1 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

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各类社区建设工作，但未使用“社区建设”这一概念，而是更多地采用社区发展、社区组织、社区工作、社区福利、社区照顾等。联合国1995年发表的《社会发展经由社区发展》一书中，将社区发展定义为“一种经由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创造力，以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在我国，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并推行社区服务，到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和推进社区建设。由此我国“社区服务”的提法进一步延伸扩展为“社区建设”，这一概念相当于国际上所流行的社区发展概念。关于社区建设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但大多强调社区建设是全方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建设必须利用社区资源，依靠和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等[1]。

从区位和内涵上来说，社区发展则是社区建设的外部要求和保障；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局部任务，社区建设的成效取决于社区发展的水平，依赖于社区发展的培育；解决社区建设困境的出路在于社区发展[2]。细究二者的区别，社区建设着眼于“社区”这个小范围，社区发展着眼于“区域”这个更大的地区规模；社区建设侧重于硬件设施以及社区眼前的任务，社区发展更侧重于软件设施以及有关区域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建设。

1.2 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

对农村社区建设，国内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李增元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社区真正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承担起促进农村政治民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载体[3]。黄小晶（2006）分析了农村新社区的五种主要功能，即发展社区经济和福利功能、传承社区文化和情感功能、促进社会文明和稳定功能、提供社会保障和共济功能；认为农村新社区建设应包括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六大任务：社区经济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环境建设、社区服务建设、社区治安建设、社区组织建设[4]。陈建胜（2011）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把农村作为一种自然型的社区而进行的整体性的建设，包括经济发展、基层政权构建、文化团结建设及其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多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广义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乡村社会发展建设，在很多国家又叫做农村“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复兴运动”、“社区重建运动”、“新村运动”等。而狭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借鉴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而在农村社会“移植和嵌入”的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5]。

国外对于农村社区建设，一般采取农村社区发展的概念。如Cavaye，D.J.（2001）分析了乡村社区发展的内涵，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发展是财富的衡量标准――财富意味着人们珍视的事物。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改善。而农村社区发展取决于多个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1）支持经济活动和社区生活的充足的基础设施；（2）新业务或建立新的行业和企业、可获得的风险资本、高效率；（3）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竞争、社会公正和环境负责任的政策；（4）维持就业、人口和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社区服务。但长久的农村社区发展也依赖于更多无形资产的发展，比如社区所有权、地方领导权、行动、“反思”和动机[6]。

2 结束语

由村镇宜居社区的内涵得知，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和小城镇宜居社区。相应的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亦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建设和小城镇宜居社区建设。即相比较村镇社区建设而言，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本质体现在社区的宜居性上，即社区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村镇社区居民的需求完善社区的软硬件设施。

总之，我们认为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主要指社区硬件设施建设，如住宅、市政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而广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不但包括硬件设施建设，更包括涵盖社区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软件设施建设，意即村镇宜居社区发展运动。文章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指广义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涵盖如下几个方面：社区人口（people，P）、经济社会（economy & society，E&S）和资源环境（resource & environment，R&E），简称PESRE。另外如果为了强调社区软硬件设施的区别，突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可以把基础设施进行单列，即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内容亦可以细分为社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I）四大方面，简称PESREI（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张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研究[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2]刘平.问题与思路从社区建设到社区发展[J].学习与探索，2002.

[3]滕玉成， 牟维伟.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述评[J].东南学术，2010（6）：86-95.

[4]黄小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社区[J].农业经济问题，2006（4）：47-49.

[5]陈建胜.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浙江学刊，2011：41-46.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7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 et 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 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 Lichfield & 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 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伍瑛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征[J].生态经济，2000（2）

小农经济的概念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法律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商主体法定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国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主体以企业的形式出现，传统商法理论所表述的商主体体系已意义不大，我国应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主体体系。

关键词：商主体 企业 资合

提 纲

一、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一)法国

(二)德国

(三)日本

(四)美国

二、一些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及其不足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

(一)公司

(二)独资企业

(三)合伙企业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

四、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一)个体工商户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

商主体又称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传统商法中，有的国家称其为商人。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体，它既关系到商法的调整范围和法律的适用，又关系到商主体的专门保护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商主体法定成为了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即对商主体的表现形式以相应的商法规定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法律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各国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该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商人者，以商行为为业者。这一规定强调了商主体资格对商行为的依存，创立了通常所说的规制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原则。

（二）德国。德国旧商法仍以商行为来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国新商法典则确立了“商人中心”原则，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法典意义上的商人是指从事商事经营的人。”它以商人构成要件来界定商主体，而不管商主体以何种类型出现，将商人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其他人为之则适用其他法律。这确立了规制商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

（三）日本。日本现行商法典第四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它以行为标准为核心，兼顾名义标准和职业标准，一方面从一定的行为自身性质将其视为商行为，另一方面又列举出另外一些行为，仅在特定条件下视为商行为，并将行为人视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监护人进行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营业活动时，经过登记的，可以认为是商人。这种做法融合了客观主义原则和主观主义原则，因而被称之为折衷主义原则。

（四）美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主体没有严格限定，范围很广，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从事某类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他方式表现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做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标准中，以日本商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原则将概括主义与限制列举主义有机结合，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较为合理，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我国在制定商法典时也应以折衷主义为界定商主体概念的原则。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适合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统一使用“商主体”这一概念。

二、一些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及其不足

商主体如采用不同的标准，其表现形式的划分也有不同，传统上对商主体划分的理论有：依商主体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以及组织形态为标准，可以将众多的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依据商主体是否以注册登记为其条件，可以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依商主体的规模为标准，商主体可以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等等。这些分类标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将商主体分为商法人、商个人和商事合伙与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比如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的一种，又因其以组织体形态出现而成为企业类型之一，这就使该种划分与企业在外延上形成一种交叉关系，不尽合理。

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的典型是德国商法典，由于采取主观主义原则，德国商法对上述三类商人具体从事的行业作了规定，这使法律具有了保守性，难以涵盖新兴行业，也增大了规范的复杂性。而且按经营范围来划分商主体也使得某些企业和经济领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德国也已着手修改商法，试图增加商主体表现形式划分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将商主体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是以商主体规模为标准，姑且不论单纯以资本金额来判别商主体的规模是否合理，这一划分也很难跟上时展，因为资本金额的实际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变动。况且所谓“大商人”这个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与小商人相对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建立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的要求。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商主体的内涵，各国商法的一般规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商主体范围予以科学的界定。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虽存在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商主体。对照上述商主体的要件与要素，以及我国从事商事营业必须经过注册登记的法律实践，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商主体界定为企业，而在我国企业均指商事企业，故具体可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等形态。但鉴于商主体由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发展的时代趋势，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具体到对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他变态形式等商主体具体形态予以研究。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

企业是出自经济学、经营学上的概念，是指“经营性的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的某种主体，作为概括的资产或者资本和人员集合之经营体，企业也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 企业这个概念被引入法律是为了弥补传统商主体概念的不足，“商事个人的概念显然不同于作为团体的商业组织，而商事法人的概念也无法涵盖非法人形态的商事组织”， 于是企业便与商法联体，增添了商法的活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自然人个人名义或以“家庭”、“户”的名义所进行的商事活动，无论是在商事交易的数量上，或是总的数额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在大量涌现的商事交易中，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的主要是企业，企业已成为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按企业的组织形式，以是否具备企业形式来划分商主体是现代划分的趋势。由于典型意义上的企业的本质与商主体的本质，其存在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在划分我国商主体的表现形式时，应该以企业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企业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轨迹。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要以公司、合伙、独资的形式存在，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过去由于受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将企业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划分企业类型，首先应当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是资本结合，而非人合或劳合。企业设立时的出资数额是企业对外交往信用度的衡量标准，并最终成为企业承担责任的基石；企业于经营中所积累的财产亦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作为独立主体的重要基础。资合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减少投资风险，吸纳资金，增强竞争力，更大程度地提高资本利用率；另一方面，资合能使企业吸收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域、血缘的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所要求的稳定性特征。

以资合为目标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当然企业采取一个目标模式，总体上朝资合这一目标发展，并不是说企业只能有一种类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允许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其他的企业类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时期，更是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共生共存，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可以分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一）公司。公司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有泛化的现象，甚至成为了企业的同义语，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文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投资而设立的企业法人。在我国，公司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已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态，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

（二）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是商个人进行经营的企业形式，依我国法律规定，独资企业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个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独资企业在管理上有较大自由，适合于小规模经营，在各国企业中占有一定比重，构成商主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独资企业资金来源有限，难以扩大生产经营。同时，出资者对企业要负无限责任，风险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资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三）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由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商事组织。合伙实现了对商个人的超越，使资金来源更多，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经营负担和经营风险也得到了分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伙企业经营较灵活，成员结构较稳定，人合性质很强。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重义轻利”的思想，讲究人情关系，适合合伙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企业形式，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在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职工出资参股，共担风险。在坚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的同时，有步骤、有选择地放开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

以上是以企业的组织形态为前提所进行的划分。在国内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把企业分成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与上述类型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提法。中外合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中，法人型合作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型的实质上是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因此，三资企业也属于我国商主体的范围，但并不是独立于上述类型之外的企业。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已经进行了公司制改组，或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模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无疑都属于商主体的范围。那些在短期内不能改组的、没有条件改组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要它们在市场交易中以经营体的身份出现，都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并在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使其真正商主体化。

四、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不具备企业形态的个体经营者也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在我国，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作为经营资本，依法核准登记并在法定的范围内从事非农业性经营活动的个人或家庭。” 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其经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者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对于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有积极意义。我国目前对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规制仍很严格，而且在执法上也存在着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个人合伙在领取营业执照时使用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名义。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农村承包合同的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独立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由一人或多人组成的农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举，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有几千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理念，商业发展在农村一直阻碍重重。而农村承包经营制度将商业文明的种种观念引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客观上开阔了广大农民的眼界，提高了农民素质。

另外，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从事小商品买卖活动的人，如摊商、流动商以及手艺匠人等，有时无需经过工商登记也可进行买卖活动，对于他们是否属于商主体还有争论。笔者认为，只要他们具备了最起码的经营形态，或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一定的字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都可以被视为市场交易主体而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国家在对他们进行管理时应当尽量宽松，管理手段、管理内容等也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各地管理机关自主决定。

参考文献：

① 范健： 《商法》，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9页。

② 赵中孚： 《商法总论》，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8—79页。

③ 史际春、温烨、邓峰： 《企业和公司法》，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2页。

④ 赵中孚： 《商法总论》，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