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形成范文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1

1.1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不足

农业生产越来越商品化、专业化，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需要，而是要求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合作。农户之间的合作不能依靠强行的手段，而是要在各个农户之间出现相当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时，各个不同的环节、阶段由不同的组织去完成的情况下，农户之间才会形成良好的合作。

1.2传统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

单独的家庭经营模式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没有很强的抵御能力，而且农业生产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因此，农户需要通过农业合作经济，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1.3农产品的特性

农产品的不易保存与专用型决定了农业需要合作经济制度，大部分的农产品都不易保存，而且销售时间都很短，一旦在成熟或采摘之后没有尽快销售或加工，丰收的农产品就会很快腐烂，也给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许多生产资料都是针对农业方面的，如果放弃农业经营，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为了减少上述方面的损失，农户希望能够寻求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稳定合作。

1.4传统农业缺乏竞争力

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没有竞争力。通常来说，农户的经营范围较小，不能形成大的规模。农户在单独采购生产资料时，因采购量太少而不能获得优惠的价格，而小批量的出售农产品，也难以获得较高的价格。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不可以采用大型机械，不能使成本控制到最低。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就需要各农户联合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农业活动来提高收益。

2农业合作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作用

2.1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首先农业合作经济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没有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之前，农户的小规模经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农户的收入也不理想。农业合作经济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也加强了农民自身的竞争力。这样，既能使农民在交易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也增强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农业合作经济有利于大型机械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2.2农业合作经济促进农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合作经济的形式是农户自愿地组织在一起，进行共同生产、共同销售。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管理上和技术上都需要改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也值得共同学习借鉴。农业合作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管理水平。

2.3农业合作经济能够促进我国农业市场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单个的农户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所以合作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合作经济可以把单独农户的资源进行整合，改变其市场地位并提高经济效益。纵观全球，农业合作经济已经在大部分的农业发展中国家占据着重要地位，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农业合作经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小结

农业合作经济是在农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比较落后，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我国要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农业合作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合作经济关系到社会民生，要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更要在农业合作经济方面不断努力。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2

关键词：农村生产合作经济；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001-04

近年来，中央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放在了重要地位，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方针、政策、法规。2006年1号文件指出，“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07年的1号文件则提出了“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合作经营农业机械，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2007年7月1日，我国颁布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法法，明确了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2008年1号文件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提出了：“支持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代耕代种、用水管理和仓储运输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综合服务组织，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便民利民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公益服务站”等。从中央最近的有关文件可以看出，我国正积极鼓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改善农民与机器大工业竞争中的地位，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经济组织，这些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是农民内在需求诱致的一种制度变迁，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作为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有其适用范围，存在着自己的边界，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边界问题，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中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频次过繁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

目前，我国农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新型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以提供劳动力为纽带的生产合作组织形式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以提供劳动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主要有帮工、换工、雇工以及有组织的雇工等几种形式。

帮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家族）成员为合作对象，是各个家庭之间的平等协作关系，具有非正式性、稳固性的特点，包括家族内部的帮工和关系比较好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工，体现的是一种人情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等价交换行为，也没有硬性的时间、条件约束，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关系好的亲朋之间多采用帮工这种农业互助方式，其内容不仅仅限于农业生产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也有相互帮工。

换工是农忙时期农户之间的一种劳力互借形式，“无需出资雇佣而能获得帮助，对于这种帮助同样要以劳动力来无偿回报”。作为家庭劳动力“相互供求之一种形式”的换工，它是无偿的劳动交换，是一种“应实际需要相互帮助的习惯”。

雇工是指占有土地、耕畜、农业生产工具，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农民，他们在完成了对自己承包地的耕种以后，开始帮助一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雇工组织一般是由工头，成员构成，雇工组织突破了帮工、换工和雇工在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在工头的带领和联络下，雇工成员不仅可以为本村或本地的种田大户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提供劳动，还可以在工头的联络和组织下，到外村、外县甚至跨省提供劳动力。

（二）以联结农户为手段的生产合作形式

要推进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的进程，必须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农民股份合作制能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把农民拥有的稀缺资源整合起来，提高农民手中有限资源的经济效益。是若干个劳动者或投资者，按照章程或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按照按劳分配与按资金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分配经营成果，并留有公共积累的企业经营制度。通过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的目标。

（三）以获取规模经济为动因的生产合作济形式

目前我国2.5亿户的农户，只有10%左右加入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分散经营的状况不利于取得规模经济。基于获取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了。

当前，我国以获得规模经济为动因的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联合体，是指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环节经济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它能将分散的个体农户生产与外部大市场联结起来，从而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二是社会化服务型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是指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农户建立的经济联系与经济联合组织。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有密切的联系，有利于政府支农、建农政策和措施的具体落实和贯彻执行。这种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组织能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体现了农民自主自愿，是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与建国初期的，政府通过外部强制力量推动建立的组织是根本不同的，这种由农户内在需求诱导产生的生产合作组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一）生产合作经济组织规模调整灵活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3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promot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and the town was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with rural econom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proc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Meantimes it was thefoundation of the urban market too.Through town the urbanmarket made contact with the rural market.The rural market，the town and the urban market formed the net of commercialcirculation.The tow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economy.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糶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鎛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糶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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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形成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小农经济；商品率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53-07

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在我国已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而不分析具体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分析当时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困难，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本文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共产党围绕如何对待小农经济进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进行分析，从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

一、小农愿望：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前提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的决议。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苏共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余粮征集制，也包括着忽视农村条件和农民愿望，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共“承认农村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满足农村的基本需要”，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的社会政策。［1］22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列宁所说的农民，主要是农村的小生产者。因此，当苏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其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小农的愿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2］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村社)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3］236。

苏联共产党选择在农村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案，而拒绝了建立大型农场主经济的方案，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令人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斯托雷平改革都证明，大农场主经济将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商品化的农产品。而且这一方案也与列宁一贯的思想相矛盾，正是列宁曾经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实际上，苏共选择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它别无选择。

俄国农村在历史上形成了村社土地共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障碍。在沙皇俄国存在的最后十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了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革。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率。在1913年，俄国地主的单位粮食产量是中农和贫农的2到3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改革前提高了50%，而且，这些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4］32但是，斯托雷平改革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的破产，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并为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主要力量。虽然1917年革命的“政治中心舞台在彼得格勒，但其背景却是由俄国农村提供的。正是俄国乡村的形势发展，决定了彼得格勒政治精英行动的条件”［5］64。这个条件就是，那些破产以后“背井离乡的贫农，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参军成为士兵。1917年革命的主力军――工人与士兵，斯托雷平改革都创造出来了”［6］265。

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列宁进行过认真研究。列宁在斯托雷平改革开始时就指出：“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209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8］78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9］187-188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10］苏联共产党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土地纲领就是根据列宁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和俄国农民的愿望分析制定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7］对斯托雷平改革后果十分清楚的列宁，只能选择顺应小农愿望的方案。

同时，苏共能够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根据当时俄国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符合大多数小农要求的土地政策。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一般都是通过农村公社进行的），“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11］113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大经济已被消灭，农村公社夺回土地以后，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这造就了由家庭农户经济构成的苏联农村经济，也恢复了村社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据1919年的统计，当时俄国农村将近97%的土地掌握在家庭农户手中，约有3%的土地由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耕种。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共选择在农村建立大农场主经济，即实行新的斯托雷平式改革，将失去俄国农民对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一度对小农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列宁后来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指出：“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12］46

而且，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是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13］26。苏共决定顺应小农愿望，满足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发展必须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列宁又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4］6当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选择时，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小农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主经济）。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颁布土地法前，预先颁布了土地协作社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3］235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小农经济演变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俄国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也有巨大影响。虽然斯托雷平改革下了极大的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但实际成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那些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本人到这些地方视察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15］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是鼓励村社发挥作用，只不过规定它的作用应该与苏维埃一致。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农民欢迎这样的制度安排。到1927年，在俄罗斯联邦，91%的耕地属于村社所有。以至于有俄罗斯学者得出结论：“只要历史一给俄国农民短暂的喘息之机，他们就明确地选择了村社类型的生活方式。”［15］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应小农的要求进行政策选择。这一选择不论当时看来多么合理，后来苏联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却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政策的反向激励与小农经济的困局

按照恰亚诺夫的方案，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所有农村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护贫农和中农，帮助农村无产阶级，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持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租赁和使用雇工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行为，苏维埃政权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6］222

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2］这说明，苏联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符合苏联共产党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6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7年，有7%的农民（人数约为270万）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有2700万农民完全没有马和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贫农，其人数大约占35%。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53%-55%，但他们的生产工具依然非常原始，在中部黑土区有92.5%的农户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6年，在农村只有5%左右的农民成功地使自己富裕起来，这就是被称为富农的那些农民。大约有3.8%的富农使用雇佣农业工人或者出租农业生产工具。［17］9，25-26对于当时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占29.4%（其中包括7%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占67.5%，富农仅占3.1%。［18］209不管哪一种估计更准确，都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确顺应了小农的愿望，达到了保护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限制富农的目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禁止买卖，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受到限制，大农户的部分利润由国家通过高额课税的办法加以征收，富农获取土地耕作资料也受到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革命前时期的富农概念。在1920年代，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活力、拥有一定的财富，在革命前属于中农范畴的人。”［4］679-680新富农的出现，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1925年苏共政策变化的结果。当时苏共向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发财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19］并正式允许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新富农阶层并不是革命前的富农，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尽管如此，富农仍然在经济活动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一度放松以后，又不断加强。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限制了富农的发展，在苏联农村形成了一个以中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农村社会结构，正是苏共在政治上所希望的，也是小农所希望的。中农和贫农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13］88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有大量可以作为商品销售的剩余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销售除了种子和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有时甚至连口粮都不能保证充分留足。贫农和中农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以便减少对富农的依赖，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虽然有少数中农有逐步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但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却使这些中农不愿进行积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俄国的农业经济。

“如果要使农民努力工作，或者至少使他合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物质激励就是必须的。”［20］51而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化农产品的农业发展起到的却是反向的激励作用。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为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起到的是降低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无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对于苏联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苏共的农业税政策，对于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民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沉重。苏联实行的农业税是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4］679那些能够更多耕作土地，生产更多粮食的农民，税收负担就更沉重。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苏共实行的农业税政策固然发挥了限制富农的作用，却使苏联农村出现了大量未得到耕作的土地。［13］102其后果就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以后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1］82收入低下的农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

限制富农的政策也影响到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代，富农的比例极其微小，按最高估计不超过5%，多数估计为3%多一点。苏联农村的富农有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是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些中农上升为富农，但人数并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这不是因为中农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富农的能力、机会和资源，而是因为苏共限制富农的政策，使这些有可能成为富农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在经济上进一步富裕从而跻身于富农的行列。为了限制富农，苏共不仅实行对富农的高额累进农业税，而且在政治上取消了富农的选举权。对于这些措施，即使被认为是富农利益代言人的布哈林也认为是必需的。这使得一些农民主要是中农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发展生产，因为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而且，农民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22］550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这些政策在保证苏联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

贫农由于收入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他们不得不向富农租用生产工具，为了还债，他们又不得不给富农干活，或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富农。富农因为拥有生产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影响不断扩大，“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3］。这显然是苏共不希望发生的。为了削弱富农在农村正在扩大的影响，1926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改变课税等级，加大课税的累进率，完全免除力量薄弱的农民的赋税，加重对富裕农民和富农的课税。这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反向激励，农业生产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农业已没有发展的潜力。但苏联已经形成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家庭农户经济和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显然无法释放这些生产潜力。

三、粮食商品率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当时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经不具备在粮食产量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突破的可能。而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提出了对农产品的巨大要求。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城市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这就使得城市人民的生活遇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产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不能满足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农村青年的需要，甚至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4］。

经济困难使党内争论重新激化，也促使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对于新经济政策，苏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激烈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意见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党员和工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25］15。1927年，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反对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当时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抑制了富农的发展，但联合反对派却在其纲领中认为：“2500万小农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源，从这些小农中产生的富农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指责苏共领导，“低估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分化，掩饰富农日益增长的作用”，认为“富农正使中农和贫农在政治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以反对无产阶级”。［26］因而要求党在农村展开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替代原有政策的政策主张。［27］农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要求。反对派的纲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要求实际上说明，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调整。

虽然面临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还是明确拒绝了这些指责和要求，但反对派纲领中提出的替代政策，将对斯大林重新进行政策选择构成限制。1927年，斯大林就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调整。但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仍然明确地支持继续新经济政策甚至扩大新经济政策”［28］22。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即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

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对苏联农业发展看法不同，但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农户经济达到纵向集体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农村中的上层（富农）比例很小，目前仍应以农户经济为主，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29］484-534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1月批判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但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见解仍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的粮食商品率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革命后形成的以家庭农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所生产的粮食，成为商品被出售的只有11.7%，而革命前的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却高达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30］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在商品率问题上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见解一致，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要解决苏联的农业发展问题，新的政策选择应是建立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大农业经济。

于是可供苏共选择的就有这样一些方案：A.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B.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就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已经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C.实行集体化，建立一种大农业经济；D.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以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同时采纳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从而形成了苏共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几个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不但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的，而且远远高于富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这不仅因为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因为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仍然是斯大林这一代人清晰的历史记忆。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他能选择的，只能是另一种当时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苏共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这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小农经济是否能够具有大农业所具有的商品率，对斯大林而言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斯大林在1928年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道路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31］，不能简单认为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最初的设想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自愿的计划，没有任何粗暴的强制特点。”［28］后来它为什么变成了充满强制的灾难，已经不是本文能够说明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斯大林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大农业经济能够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而农业集体化被他认为是建立大农业经济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32］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也开启了势力强大的传统主义的闸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但生活本身却迫使苏共对可能与愿望进行严肃的重新估价。苏共对要反对什么比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认识上要清楚得多。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目标，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11年后，斯大林在苏共18大的报告中说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33］又过了几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说，实行集体化政策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几万个贵族和大地主，只有几百万小农，几千万小农。斯大林抬抬手说：为了避免不时发生的饥荒，俄国必须使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4］705斯大林多年后的这些言论无非再次说明了他的追求，也说明苏共在1921选择的顺应小农愿望的农村经济政策，最终成了新经济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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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形成篇5

关键词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WTO 政策支持

农民(或农业)合作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农民的合作组织，并且这种组织在经济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后，中国农业要迎接挑战，除在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取得竞争实力外，还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民之间的合作，形成一种能与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的力量，改变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赢得主动和优势。

1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性

1.1 分散经营的农户随着我国加入WTO势必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

分散弱小的家庭经营难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日趋激烈的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农民不仅面临着国内市场风险，而且面临着国际市场风险。这种环境下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就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小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因为中国农村的家庭经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如经营规模小、专业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低、信息不灵、经济实力弱、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差等。前些年刚取消粮食定购计划时，政府提出要调整农业结构，号召农民市场需要啥种啥，但单个农民面对市场却茫然不知所措。在此方面哈尔滨市动力区朝阳乡平安蔬菜协会的做法颇值得借鉴。这个协会在组建过程中向农民发出一则启示: “组织起来，通过协会这道桥梁，共同走向市场，走向富裕。加入协会，通过自己的组织，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通过建立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农业国际化商海中构建出“绿色航空母舰”，应该是当前农民的最佳选择。

1.2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加入WTO后的现实选择

我国已加入WTO，这使得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WTO的基本原则要求其成员国取消农产品非关税措施，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按照有关协议规定，我国要在2004年根据农产品的不同品种，降低关税到10%～12%，这给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粮食生产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农业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看反映在关税降低、进口量剧增等方面，实际上却是来自国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带来的压力。入世后，我国农业组织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规模化、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大农场主及其组成的合作社联盟，大公司企业、跨国公司，甚至是由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国际性垄断集团。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我国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的农户在竞争中将处于十分弱小、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中国入世后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优势，以合作经济组织这一整体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3 现存农村经济体制和组织不能适应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形成的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在“统”的层次上曾发挥着组织协调、生产服务、公共积累等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部门对农村的乱摊派、乱罚款，以及名目繁多的达标竞赛等，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在无可奈何的充当着各级部门加重农民负担载体的同时，使自身的机能遭到了重大损伤，以至于经济上相当一部分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统”的功能丧失殆尽，作为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集体经济已失去了经济基础。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资料，黑龙江省村级合作经济组织资产总额188亿元，其中债权102亿元；村级负债总额80.4亿元，其中高息贷款近30亿元，如果扣除30%的无效债权，村有集体经济组织家底所剩无几，在全省1万多个村中，有70%以上的村是空壳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上的薄弱与某些管理者的****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作为“统”的层次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向心力、凝聚力下降。

2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障碍

2.1 思想认识问题

农民对中国过去的由于行政命令而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心有余悸，会降低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其次领导观念问题的限制。由于农民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一些农村领导将不情愿支持。

2.2 法规政策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政策法规既是一个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同时也约束这一组织的各种行为。然而几十年来，我国没有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至今我国仍没有出台《合作社法》，在《公司法》等有关其他经济组织的法令中，也没有专门适用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款或章节。而由各部委颁发的条例、章程毕竟不具有国家大法的权威性。因此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业务内容、出资要求、社员及管理层的产生、登记和成立与解散手续、惩罚措施都没有做出法律规定。这导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名称繁多而无法统一，兴办的实体或登记部门五花八门，不利于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宏观管理。

2.3 体制束缚问题

农村经济改革存在着不彻底性。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大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足足让广大农民欢喜了十多年，他给中国所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只是在“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爆发力的结果，从长期的发展过程看，农民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集体“统”的束缚。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定购指令性任务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去逐户落实，农民处于让种啥就种啥的被动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农民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使农民产生了对国家和集体的依赖心理。

2.4 中国尽管有农业推广体系，但是结构和功能非常低效

教育和推广工作彼此分离，在满足农民需要方面不能到位。合作组织的成立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工作部门相互协调对农民进行全方位的服务，这恰恰是中国农业推广系统最为薄弱的环节。却是乡村合作组织推广工作的核心。

3 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3.1 增强加快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建设的紧迫感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80%以上是合作社的社员，80%以上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8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由合作社提供的。利用合作制是世界各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普遍做法，是最受世界各国农民欢迎的组织形式。从我国实践看，合作经济组织满足了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趋势。

(2)迎接入世挑战，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迎接入世挑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为我国千千万万的小农户无法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农场竞争。我国应加快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股份合作组织等，在农民与龙头企业之间架起桥梁，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带领农民进入市场。

(3)坚持正确的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兴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定要从国情、省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要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二要根据农民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三要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自主选择合作经济组织。四要实行民主管理，把合作经济组织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3.2 尽快制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

合作社做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内部制度与现代公司型企业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股份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利润意识基础上的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社内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股金”多少。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交易上的必要服务。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是它与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公共积累外，大部分要根据社员与合作社发生的交易额的多少进行分配。当然，合作社与其它经济主体的交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且必须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对合作社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必须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我国近年来已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法规，惟独没有制定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涉及的对象十分复杂。包括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传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分化和改革过程中，在立法时，要考虑到传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能的变化，为其分化留下足够的空间。可以较为笼统的提出支持供销社领办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鼓励发展为农民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等。立法的侧重点应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应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农民明确政府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等。

3.3 加强政策支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要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对农民自愿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以至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重点给予扶持帮助。

(2)要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拓展业务，强化其为“三农”综合服务功能。首先，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凡是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包括金融、保险业等，都应当允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不要行政干预。其次，将目前散落在乡镇的“七所八站”等一些与农村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单位或机构，应由农民监管，变成真正为农民自我服务的组织。

(3)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高度关注与市场经济和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村供销合作社，通过深化改革和必要的支持，使之变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参考文献

1 杨戈.走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与创新[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 韩元钦.中国农村的合作经济[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6

产业集群经济形式是浙江省富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形式，它的形成不仅大大地发挥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益，也因此而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省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全省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展示出产业集群的神奇；同时，产业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对解决农村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全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一、产业集群经济的独特效应

产业集群经济又称块状经济，它主要是由市场自由选择、当地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并在一定地域空间集聚而形成的具有比较优势、能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经济。产业集群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经济形式，具有地域集中、产业惟一、经济体内多为民营中小型企业等特点，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其独特的效应：

1产业升级效应。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都与集群产业相关。产品的单一化使企业内部对产品分工要求较高，进而使其内部企业分工形成专精尖的特点。由于分工的专业化，其中一个部门的技术发展不仅影响到本企业，而且也影响到其它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因而各相关部门之间会彼此产生“挤压效应”和“带动效应”，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正向反馈，最终会推动产业升级，产生产业升级效应。

2规模经济效应。集群经济的一个重要优势即它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企业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经济。集群体内的诸多企业由于其地域相对集中，企业之间在技术方面相互影响，在节约成本方法上也相互传播和推广，进而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作用，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信息成本及管理成本均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经济收益大大提高，增强了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企业群体的规模优势也构成了它的成本优势。

3小城镇效应。大量企业的集中，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公司、供应商得以生存，形成密集的专业化物质设备供应网络体系。供应网络体系的形成对人流、物流与信息流服务体系也形成市场，交易也越来越集中，最终有助于小城镇的形成。小城镇的形成对周边农村地区经济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有助于促进周边农村地区农民就业及农村相关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

浙江产业集群经济对整个浙江省经济的兴起起到了强大的推动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产业集群经济作为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对吸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及“三农”问题的解决都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尤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民市民化转变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其成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农民失业的概念，因为农民手中有国家分配的可终生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长期以来，失业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言。但最近几年民工潮的大量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陈旧的观念给予重新思考并加以重新定位，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农村隐性失业现象确实大量存在，农民也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但我国并非农业强国，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接近于零。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只要工业部门可以吸纳劳动力，农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输送大量劳动力。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及农村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并不需要太多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从事其他可能获得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出现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游离出来的农民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仍滞留在土地上，便处于隐蔽失业状态。

农民失业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隐性失业。对于隐性失业，其定义各不相同，通常把劳动者具有名义上的劳动关系，但在事实上由于没有工作或工作时间不足而处于在职失业的现象，称为隐性失业。在农村，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其实质即是隐性失业。据农业部课题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为1.96亿人，按199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3.48亿人计算，剩余劳动力1.52亿人。到“十五”期末，考虑到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估计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万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种植业劳动负担耕地规模将增长，在现有耕地不变的情况下，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进一步降低到1.68亿人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然而，这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若加上农村新增劳动力和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富余劳动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今后的几年内将可能达到2亿人左右。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庞大。

2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带来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是对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之一。究其产生的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不少农产品总量供过于求，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等。从深层次上分析，这种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质量不高、增长方式比较粗放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求在农业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的同时，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保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因此，为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政府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但是由于新兴的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民大多素质较低，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求，造成劳动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工业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劳动需求逐步下降，致使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导致农业中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农村失业人员增多。

②农业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土地收益力下降是导致农民失业的直接原因。自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80年代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土地的收益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土地是他们的一切。但至90年代初，随着农民物质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农业报酬递减促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便愈加突出，致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直接减收因素。不断减少的土地回报率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有的地区甚至仅能解决农民的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更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最终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成为隐性失业者，开始走向城市以寻求回报率更高的行业。

③农村耕地的渐进性缺失。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耕地面积尤其较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农用耕地数量正在快速减少。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近1.3亩，仅为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1/4左右。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及一些对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国耕地正在以每年500-700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却以每年1000至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且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这种农村劳动力总量上升的趋势将一直延续到2025年左右，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

④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的农业观念使国家及每个农民都深深地意识到：科技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科技成果得以广泛实施。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如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收割机和插秧机等机器的使用都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为积肥、收种、除草、灭虫等的田间管理劳动。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益不断增加都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提高，使农业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一直在下降：1978年农业劳动力就业率为70.5%，到1991年下降至59.7%，1997年降至49.9%，这与我国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使资本要素替代劳动是密不可分的。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国逐渐过渡到工业国的必经之路。我国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降低农业占总体产业的比重，减少农村人口的数量，增加工业人口，使农村逐渐城市化。但是，农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其前提是国家非农产业的不断增加，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而我国目前急需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浙江的产业集群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为农民就业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也为浙江省解决农村问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三、产业集群经济在解决农民失业问题中的作用

产业集群经济是浙江立足本地实际、顺应需求导向、尽施地方特长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使浙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20多年以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发展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集群经济的快速成长和由此产生巨大活力的支撑。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1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在浙江省86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集群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75个大小行业；所涉及的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同时，集群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又为浙江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了一种有效的空间集群地域组织模式，并产生良好的规模效应和相应的人口空间聚集效应，进而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发展。

1集群经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多是根据地方优势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者整体素质要求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恰可源源不断地向其输入，且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也不高，无形之中降低了企业产品成本；为了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集群体内企业地点的选择多是在城乡交界地区或偏向小城镇地区，且产业集群经济具有的小城镇效应，可以大量吸纳城镇周边的农民就业。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已较为成功地把农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民从事一、二、三产业的人员比例分别为34.5%、32.7%和32.8%；到2002年底，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为2282.76万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约1300余万人，这与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大量吸纳农民工是密不可分的。

2集群经济带动农业经济发展。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集群经济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之后，他们的生存来源依然需要来自农业和农村，生活需求的不断增加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活力，也相应地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城镇务工农民的住宿需求也带动了周围农民的房产业，进而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链状经济结构。

3集群经济提高了农民素质，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用人企业或单位会不失时机地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以提高生产效益；另一方面，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农民工也逐渐意识到知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要求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技之长，以增加竞争优势。另外，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镇谋职业，加大了农民生活和就业的风险，进而增强了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在浙江省社会保障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可享受同等待遇，如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今年七月份，浙江省又率先出台了《浙江省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工作标准》，从就业时间、收入水平以及生产资料拥有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界定失业农民的标准，并在省内10市县开始进行试点。在这些地方，只要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农民进行就业登记，就会有人关注他们的就业情况，为之提供求职指导和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就业待遇。这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台在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社会保护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真正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产业集群经济在浙江省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为进一步巩固取得的成果，浙江省政府开始逐步建立以市场导向为核心、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完全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地域、身份、户籍等限制性政策，按照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实现用人单位自主用工，劳动者公平竞争就业，促进城乡就业的协调发展，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活农村经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全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树立了榜样。

四、产业集群经济对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启示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而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就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就要求我国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多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因此，借鉴浙江产业集群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在我国一些农业大省，如安徽、湖南省多发展一些产业集群经济，既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极大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可大大促进我国的小城镇建设。

1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农民就业尽管有多种方式和方法，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却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大大降低企业产品的成本，增强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其实，一国的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该产品的成本高低，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就会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运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由一个国家的自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目前我国的要素禀赋即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技术相对稀缺，因此要使企业具备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可在城镇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样既可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也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发展集群企业，提高农民就业率。很大程度上，集群经济体现出的更是一种规模经济产生的实力，商品极大丰富形成的磁石般的吸引力。集群经济企业的特征即是一个村或一个镇共同生产一种产品，进而形成地区规模效应，增强产品竞争的经济实力，这种企业间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其结果即是产品价格低，利润薄，一般在5%左右。这种经营模式主要得力于薄利多销，广泛地占领市场，吸引全国甚至国外的更多的经销商，以便更多地赚取利润。企业集群可以克服因企业单一而产生的经济势力单薄、市场信息不畅通、自由竞争力弱及缺乏经济整体优势等缺点，而集群经济企业势力的增强对吸纳农民就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不断壮大的企业需要招收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随着集群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外部效应也逐渐显现：因企业的聚集促使小城镇逐渐形成，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就业率不断上升，农民市民化加速，农村人口数量渐渐减少，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等，其外部效应的最终结果便是更加接近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3发展民营企业，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对待民营经济的态度和对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态度迥异，致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制约因素，如财政政策不够放宽、行业进入不自由等，且因思想观念不够解决及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民营企业的位置仍没有得到正确的调整。但事实证明：我国的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其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也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它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对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所要做的应是给予更多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少一些政府干预。如果政府不进行太多干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发展得比较好，而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其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而企业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相应较快，故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应增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较大，农民就业率就会提高。因此国家应更多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以便更加有效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版权所有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7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信用障碍；家族信用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改革30年以来，农产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且随着加入WTO，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不仅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直接面对统一的大市场时，还愈来愈受到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以致难以准确把握必要的市场信息，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外部市场的内部化，不仅表现为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表现为将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外部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费用。世界农业发展史也表明，农村合作经济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重要的组织基础，而且已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04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理论界同样也是对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例如，到2005年底山东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 126个，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入社(会)农户达到46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22%，大大高于全国9. 8%的平均水平[1]。这相比国外近80%以上的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覆盖面仍较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信用缺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1.信任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最基础的资源要素

合作组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主要原因就是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利益驱动。信任度与合作绩效相辅相成，信任度越高则合作绩效越明显。而目前农村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缺失造成的负效应，或增大了农民的交易成本，或让农民从历史的博弈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从而抵消了这种组织形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农民的内心不能支持这种合作机制，导致了合作组织在目前信用状况下的举步维艰。

2.合作组织变异的历史，使农民不相信合作能带来效益的机制

合作社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早在1956年,我国就有96.3%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也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从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当时合作社的实质其实成为一种剥夺农民入社与退社的自主权，对私有财产进行集体无差别占有的集体经济形式,而后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更是使合作社变异成为一种管理农民的政府机构,这种变异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的农民受过去合作化运动阴影影响，心有余悸，“恐合”心理严重，认为合作化就是集体化，就是剥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无视农民的意愿和权利，甚至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逼合”，农民对此更是非常反感，并由此产生“排合”意识，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合作化的难度。这种农民对政府政策及行为的不信任，也是基于中国农村发展历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因素。

3.社会整体的信用缺失，使农民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不信任

中国目前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农村亦无可避免，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合同协议履约难，股份合作分红兑现难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统计，目前农产品商品合同履约率不到20%。而目前由于《合作社法》的缺失，对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以及组织内部的产权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没有原则性的界定和保护，一些以企业或大户支撑、由企业或大户主导和控制的合作社就有可能不再是服务小农户的机构，而成为企业、大户损害农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合作组织中出现的大户吃小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因商贩哄抬收购价导致社员不履行合作协议的事情也很常见。这种种的前车之鉴更加深了农户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的不信任，即使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这种不信任依然会使合作组织的运作成本很高，从而导致合作绩效的低下，甚至组织的解体，同时也使更多的农民从历史重复博弈的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因此而丧失了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阻止了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

三、面对农村当前低信任度的社会结构，合作组织应首先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

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农民由“不信任”转为“信任”，亦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下，农村的家族信用正取而代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信用程度高，信息失真小。因此，在农村当前状况下，发展合作组织，应该充分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这样能使合作组织的资金、劳动力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取得，同时维持组织运转的监督成本也会低，这也是目前突破“囚徒困境”的一条捷径。

在东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所论述的，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这种团体格局下，首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强调个人的独立和平等，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因而家庭的概念和含义较为简单，这种家庭以生育为主要功能，是暂时性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声誉远远高于其他组织。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人与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束，与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远。这种社会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根据需要沿着差序向外扩大。因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它不仅仅限于生育功能，而是一个事业组织，而且这个意义上的家不仅仅限于亲子所构成的小组合，而是依着需要扩大的、长期的、连续性的动态之家。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伦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的关系。因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以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为衡量标准，形成了对家族内部的高信任度和对外人的低信任度。人际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所谓一般信任是指对一般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是对有共同经历、相互熟悉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的信任。特殊信任限制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而一般信任是构成一国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

四、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协调成本

从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制度背景看，东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形成于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如果根据美国着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技术、市场和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条件具备后，意味着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就会自然向现代的经理式企业制度过渡。但是，家族制在中国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长期渗透和影响，再加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致使我国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不会像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那样顺利地向现代企业转变，而是要有一个长期、漫长的演变过程。另外，家庭是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为了维护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倡导“孝”、“忠”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经济生活中，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把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农业劳动与手工劳动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协调家庭成员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就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承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手工业和商业长期也是以“夫妻型”、“父子型”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贩的形式出现的，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过是将其生产功能移农于工、移农于商而已。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忠信”、“服从”的观念以及家庭成员彼此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在私营企业中形成的家长制权威，以及相应地采取的“人治”管理方法，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家庭内部的凝聚力使家庭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创业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对于降低经营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家族及其扩展的地缘、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制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的秉性、爱好都彼此熟悉，由此可以减低管理磨合的成本，使家庭成为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

如果说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管理之道，而管理的核心是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利益就是家族利益，家族成员就是企业员工，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高度认同，互有归属感。这一层亲情的黏合剂容易使员工与领导之间更为融洽，思想上更容易相通，行动上更趋一致，从而大大降低了协调成本。家族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深厚感情和默契关系，也有助于化解企业内部的矛盾，使决策能够迅速贯彻。

不过家族信用仍然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家族成员很难再满足组织的需要，因此不能死守住家族信用，最终依然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李红兵.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李昆.重释农业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因[J].农业经济,2004,(1).

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0，(1).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8

孟德拉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这样的问题：“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7页。）从其科学属性来说，生产土豆与制造卫星缺乏严格的可比性，但是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在解决农业问题上，走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发生初期，就通过农艺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把农业作为科学与工业进程的一部分。

中国的农业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最先进的，但是，在纯粹农业发展数千年后，农业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结构而存在着，面对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业没有汇入工业的发展之中，而是与工业“滞后式平行”的方式循着“两条轨迹”发展着，这是中国农业之所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就农业本身而搞农业，这一方式在中国奉行三千多年。但是，在现代社会把农业置于工业发展之外，作为传统的国家“两部门经济”的存在形式，使农业只能是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进化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质”的飞跃。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都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走进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提高都市化水平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创造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体系这一社会与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与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相辅相承最终使“乡村人”成为“都市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方社会的历史是乡村都市化。乡村都市化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没有了城乡差别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就没有了属于乡村的农业。为此，应该创造并选择“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中国农业一直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虽然沿海都市及地区的农业在近代以来有一部分开始踏入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中，但是始终是处在“商品经济的边缘”。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农业已经不可能成为“独立靠天生存的自然系统”，而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关系，依靠工业与高科技为发展基础的经济系统。如果能确立这样的认识前提，中国农业社会的转型才不仅仅是站在都市社会之外，而成为都市社会转型的“不大转动的”。

近几年来，由于市场关系中人们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不合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弃农经商”，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也存在。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工商业的低投入高产出；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自身的“比较贫困的概念”。从理论与实际需求的关系来说，越是发达地区，越需要良好的农业条件作为其发展、生存的前提。因此，无论本质关系上还是理论认识上，加快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都市化进程和水平，是在整体上转变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摆正农业与都市工商业发展关系，尽快使农业形成“工业农业模式”。其基本的理论认识及方式选择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1.都市社会结构变迁最终是以实现城市化和都市现代化为目标。加快社会整体的城市化、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为中心构建农业经济，形成四种模式：一是大都市圈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如上海地区的农业，可称典型的大都市农业；二是都市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主要指大中城市郊县农业，可称为都市所属农业；三是城镇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城镇农业经济；四是商业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规模性的商业农业经济，以各种各样的农业经济公司、农业经营的服务公司和托拉斯为其主体形式。这些可归结为一个总体概念，即“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这一目标的发展指标之一，是在未来50年内使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都市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50%以上。

2.为了适应发达地区都市的高速发展，发达地区应该尽快形成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工业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和结果，没有规模农业，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能力。

3.要尽可能地加速农业的商品化和经营集团化、托拉斯化的进程，并形成专业性农业经营模式，至少在发达地区可以首先实行这一经营形式。使经营土地的人成为懂得商品经济规律，懂得高科技的社会群体。这样可以少走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使农业生产者不仅是农业经济的生产者、创造者，而且也是都市经济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同时又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作为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175页。）

4.创造都市型结构农业。值得理论界思考的是，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是再用传统农业方式创造新的传统农业，即用落后创造新的落后。有些学者仍然在用传统的方法指导现代农业，甚至用现代的方法装点传统农业，这犹如在一双传统的“三寸金莲”上绣上现代符号，或者是在“三寸金莲”上装上一个集成电路，但是，让被束缚的“三寸金莲”腾飞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打破旧的结构关系，创造新型的结构与功能，才能使传统农业走向新生。在与西方发达农业比较中，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把中国的农业放在都市经济的结构框架中来发展，最终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生产形式，而形成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