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产生范文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1

八十年代初，有的同志提出：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有两种小生产。一种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曾构成漫长的封建经济的基础，特点是自给自足，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分析的法国小农等，即属此类。另一种是商品经济小生产，其历史虽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但在整个古代社会只处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获得典型的形式，《资本论》中论述的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直接前提而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小生产即属此类。只有商品经济的小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混淆两类小生产，否认小商品经济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是导致左倾经济理论的根源之一。[19] 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从小生产的地位和性质看，均无划分两种小生产的必有。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和《资本论》提到的小农并无本质区别。小商品生产从来没有也根本不会取得统治地位。它大量存在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又会不断分化。[55]不过，两种小生产区分还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并作为分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一种工具。但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中，尤其是它的后期，何种小生产占居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小生产是否构成过独立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认识。

陈家泽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小生产得到了几乎是纯粹的自身形态的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则始终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但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又呈现出不完整不纯粹的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细胞，自给程度远逊于西欧中世纪庄园，故小商品生产很早就作为自然经济小生产的补充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这种不完整性和变通性导致商品经济的早熟及其对自然经济的依附和从属。他认为这种商品经济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是“非商品生产的商品经济”。[47]龙登高认为宋代随着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力趋于成熟和小农家庭独立经营能力的加强，小农与市场联系更密切，代替了前此与乡里宗族的联系而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并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16ab]薛虹赞成“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提法，但强调明清小农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明清以前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基本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商人资本尚未进入小农经济领域，可视为自然经济产物.自给性生产的补充；明清商业资本进入小农经济领域，控制小农生产，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已超出自然经济范畴，不能再视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他认为明清小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剥削苛重.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和人稠地少相互诱发促成的，是由于农业生产不足追求的补偿。其运营总趋向是下滑的倾势，是生产投入增长率递增而产品价值增长率递减的二律背反的生产。在这基础上中国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90]陈庆德不同意把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不同意把清代商品性手工业简单划归自给性典型的耕织结合，他认为油價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手工业商品生产向农村家庭化扩展，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小农毫无例外地卷进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它的根本动力是日益深重的农业危机，即人口激增形成对土地的沉重压力下，为补充农业生产不足维系小农生存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与自然性农业结为一体的商品生产正是个体地域性经济中商品经济形式发展的历史特点。”陈铿则强调了封建社会中从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小商品经济形态的独立存在和历史进步性。[44]柯建中也论述过明清从自然经济到小商品经济的转化。[61]

在小农经济中，区分自然经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小生产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把这种区分绝对化，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未必妥当。一般而言，小农经济自始至终包含着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两者的比例各不相同罢了。根据这种比例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区分为不同类型。总的发展趋势是小农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的缩小和商品经济成分的增加，相应地是自然经济小生产类型的缩小和商品经济小生产类型的增加，但终封建之世，小农经济并没有完成从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资本论》论述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经济（自耕农），从其农产品大部分供自身消费，谷物价格不受平均利润率的支配看，也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性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但是否已构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独立的小商品经济的阶段，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论证。我们下面的介绍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在海外学者中，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研究是影响比较大的。他着重批评了认为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不相容和必然导致近代化的观点。他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为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在小农经济范围内发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家庭式农场（按，黄氏所说“家庭式农场”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由于规模狭小和地租高利贷剥削的苛重，要依靠家庭手工业和佣工作支撑。但他不同意把中国家庭工业与小农耕作的结合视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18世纪华北平原已高度商品化，小麦成为一种商品作物，棉花已广泛种植，手工业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而成为市场经济一部分。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作了顽强的抵抗。这种商业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商品化带来的不是家庭单位的削弱，而是它的更充会完善和强化。它把更多的妇女和其它家庭成员吸收到生产领域，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实际上反映了家庭生产在商品化推动下的这种完善和加强，明清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化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化？黄宗智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的商品化，不同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导致的过密型家庭生产，使用低报酬的劳动（低于市场上男劳力的工资）的家庭劳动力，形成一个依赖雇佣劳动无法与之竞争的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虽可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则是逐渐递减的。[93ab]

与上文提到的特定类型自然经济论相比照，黄宗智的观点可称为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论。除此之外，又有即区别于自然经济又区别于商品经济的交换经济论。

崔晓黎通过对1929—1949年无锡清苑农户家庭经济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剖析，提出传统农业是交换经济的观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材料和老农对解放前生活的回忆，当时粮.肉.油.棉等能自给自足或大部自给，灯油.煤炭.烟.酒等则需用货币购进或支出。生产资料投入（种子.农家肥等）基本自给，靠货币购买的为数极少。农户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清苑为45.5%，无锡县为70%。他把一个或几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市场所覆盖的区域范围称为“市场社区”，反过来把这一区域内的市场称为“社区市场”。清苑县一个4000户左右的市场社区货币流通总量约为一百万元，在社区内和社区外流通部分各占64%和36%。在与社区外的货币流通中，30—35%为工业品。进入传统农村社区市场的三大工业品是棉布.煤油和煤炭。洋布受到农户中利用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生产的土布的顽强竞争，发展缓慢。煤油已基本代替农户的食用油照明，因它物美价廉，且可省点地种别的。清苑燃料短缺，故廉价的煤炭有相当发展。崔晓黎在分析了这三种工业品替代传统产品不同方式后指出：农民的生产.交易行为确实是处于一个大的广义市场环境约束之下。传统集市市场形成与人口发展同步，属“人口密集成因”。市场有明显历史沿袭性，长期不变，表明农民对市场的内在依赖很高，农户家庭经济的自身运行，是建立在时时刻刻的比较利益之上的。因此，传统农村社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它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于它是一非利润约束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制衡机制，交换的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等等。从原始社会的比较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交换经济，再到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比较效益的意识和行为。马克思说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这是与工业社会相比较，从农业内部低商品率.农民自给自足部分很大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而不是社会发展内在动务角度提出问题。所以自然济与交换经济提法并不矛盾。

五.商品率与剩余率

对我国小农经济的商品率也有不同的计算。兹略举数例：李文治最近估算明清各类地区各类农户商品率：一.买布而衣地区30—50%；二.产粮为主兼植棉纺织地区，黄河中下游自耕农，售麦售布者约35—40%，只售麦类或只售棉布者，20—30%，租佃农交实物租者略减，交货币租者30%以上；长江流域自耕农约30%或更多，租佃农约20%，交货币租者超过30%；三.植棉纺织专业区或专业户，低者60—70%，高者80%以上；四.棉蚕以外其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混合种植区，多为50—60%。他据此对该时期地主制经济是否仍用自然经济这一术语概括提出疑问。[35c]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农家经济商品率常达50%以上。近年杜昌修整理发表1936年对定县.南京.肖县农村的调查材料，其农民经济商品率分别为64.4%，62.04%.66.96%。[48]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结果则是：粮食商品率约为收获量的25%，棉花商品率达90%以上，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各占50%左右。[81a]上述农家商品率，均系指农副产品中出售部分占总产量或总产值的比例。对于近世学者调查或估算的相当高的农家商品率，不少学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虚假成分。如卢锋指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应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剩余产品量的提高为前提。但近代中国往往是耕作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商品率水平反而比较高。这是因为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产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完租还债，又往往在收获时贱价出售农产品，冬春青黄不接时又要买回农产品维持生活。这种同一生产者对同类产品卖出复买进的市场行为，虽然在统计上增大农产品交换比重，却不能真正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水平。[14]有人称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为“饥饿的商品生产”.“虚假的商品流通”。[1]或提出应将这类与剩余产品无涉的商品交换排除在商品率之外。吴承明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商品率的估算方法与此不同。以粮食为例，其商品量是非农业人口用粮，经济作物区人口用粮与商业用粮（酿酒.上浆等）的和，商品量除以总产量为商品率。这样算出来的粮食商品率，基本排除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以及为完租等被迫出卖.日后仍需反销的口粮，比较接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按此法估算，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棉布和丝的商品率分别为10.5%.26.3%.52.8%.92.2%。在国内市场中商品值比重前三位分别为粮食.棉布和盐。吴承明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作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基本指标的粮食商品率仅有10.5%，经调整（排除引起产品单向流动的租赋等因素）后不到10%，商品粮中用于远距离运销的只占20%左右。棉布商品量虽大，但主要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农村中的粮布交易属农家间的品种调剂，是耕织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总之，当时农村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28]徐新吾也认为，近代农产品的商品化虽有发展，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自然经济始终占优势。据他的估算，农业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比例，1920年为38：62，1936年为44：56。旧中国农村已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说法难以成立。近代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受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以至下降趋势的严重制约，和出口贸易兴衰的支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贫困的商品经济”。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和饲养业的发展，粮食商品率反而下降，即其反证。[71b]

有些世界史研究者根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强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 与精神力量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终极原因，倡导开展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也对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净余率和商品率作出估算。庞卓恒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以他们的能力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他据《管子·治国》“一夫为粟二百石”推算，西汉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2700公斤，高于12—13世纪英国全份地农奴的劳动生产率（2300公斤），以“中农挟四”算，一个全劳力剩余产品已达80%，也高于英国全份地农奴（77%）。但英国平均地租率为21%，净余率为26%，中国农民除唐代受田农民有10%的净余率外，大部分时期，剩余产品全被剥削掉了，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掀起促成自然经济解体.封建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61b]侯建新根据他对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计算，得出商品率11%，扩大再生产部分及净余率为7%的结论。（以后又调整为商品率14%，储蓄率6.7%）它大大低于英国十三.四世纪的水平（商品率53%，后调整至45%）的水平，根本无法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结构。[65ab]这里的净余率为收支相抵的余额，商品率为进入市场部分。据侯建新计算，农户收获粮食除地租.口粮和生产性支出外无剩余，能进入市场者仅为部分棉布，故与李文治等人估算相去甚为悬殊。箫少秋和陈景彪也具体分析了15—17世纪苏松地区的农户生活状况，据他们计算，16世纪苏松农户净余率为4—30%，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17世纪米贵布贱，加上赋役地租率上升，各类农民均无剩余，农村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灭顶之灾。[78]

王家范.谢天佑对我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收支情况作过估算，其中农民占有剩余劳动余额一项与上述学者所言之净余率一致，亦可供参考。兹将其估算表列如下：

五口之家 汉 代 唐 代 清 代

（二大三小）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面 积 50（汉大亩） 30（唐亩） 10亩

总 产 3×50=150 100 1.5×30=45 100 3×10=30 100

口 粮 90 60 28 62.2 20 67

农 本 10① 6.7 3.8③ 8.5 4.5 15

赋 租 19② 12.6 7④ 15.5 5 16

(衣着) （15） 10 （3.5） （7.8） （2.34） （7.8）

衣着不算 31 20.7 6.2 13.8 0.5 2

扣除衣着 16 10.7 2.7 6 （－1.84） （－5.8）

① 包括种子饲料等。

② 包括田租.口算赋.更赋.刍藁.未包括徭役

③ 包括种子.饲料.农具损耗等。

④ 包括田租.庸调.地税

上表表明，每一朝代自耕农的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与最低必要耕地限量几乎相同，在影响自耕农占有剩余劳动量多少的诸变量（亩积.亩产.口粮.农本.法定赋税）中，虽然单产有所增长，但由于亩积缩小.法定赋税量增大，综合的结果是农民占有的剩余劳动余额反趋下降。[8]

对庞侯等人的估算和比较，学术界有不少不同看法。如毕道村按宋代亩产309市斤.每户占地30亩计算，得出每个农户年产粮8343市斤，为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1.8倍。佃耕30亩的客户，扣除50%的地租和口粮.种子后，有余粮1521斤，为其收入的36%，远远超过西欧中等农户。明清农民的境况恶化是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土地兼并等因素导致的。[25b]就我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看，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往往不仅仅是他们生产生活消费后剩余的部分，而农民交纳的地租赋税，也会有部会转化为商品，因而，按农民“净余率”推算商品率会出现误差，但以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仍不失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有意义的视角。

转贴于 六.价值规律与劳动消费均衡公式

为了正确判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性质，除了要对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作出量的估计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小农经济的有关运行机制，考察价值规律对小农经济作用的范围.程度和特点。

对于封建地主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胡如雷作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封建社会虽然 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始终存在简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但对商品生产的商品，而且对非商品生产的商品，即对整个商品经济领域起着制约作用。但商品价值通过价格的摆动而测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所发生的作用，又受到很多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如农民丰收时低价出售粮食，歉收或青黄不接时，不计成本低价出售手工业品以换取谷食，又如货币征税远远超出商品经济的实际水平时，纳税人被迫出售产品，造成供过于求和谷价病态下落，都会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干扰和破坏。价值规律能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分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当农民为出卖而生产一部份产品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价格而决定自己的生产安排，尽量选择价格对己有利的生产项目，并根据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调节各项生产比例。但农民经济中占大头的自给性生产，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实际需要，不受价值规律的任何影响。[67]方行根据清代前期的史实，对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指出清代前期棉.丝.烟.蔗等商品性农产品和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有颇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比种粮有利，体现了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但封建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受到种种限制。如用作租赋的粮食生产，农户经济中的自给性生产都不受价值规律制约。农民不论从事自给性生产或商品性生产，均由家庭劳动力负担，就自给性生产而言，只要能养家糊口，即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不表现为经营土地的界限。就商品性生产而言，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是可以不予考虑的固定开支，只要家庭手工业产品能收回原料费不略有盈余，这种生产就会继续下去。而其商品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必提到与其相等的水平。因此，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是十分迟钝的。气候.土壤和耕地面积等不优裕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限制的因素。方行认为“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整体看，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取决于农民对直接使用价值的需求结构与数量，而不是取决于价值规律。”但他又认为，全部农民的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是由价值规律来实现的。[10d]

一些主张秦汉是古典经济的学者认为汉代价值规律已能发挥其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的作用。如秦晖认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致失常”。《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就是汉代已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明确记载。[73]薛平栓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汉代和后世都存在农民“弃本逐末”现象，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尚不建全，没形成平均利润率，致使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利润的缘故，“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88]

关于上述谚语，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价值规律发生了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作用。胡如雷对此亦有分析，认为经营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有利是各种因素造成的（如经营农业所需垫支较大，生产周期较长，税负重而难以逃避等），基本上与价值规律无关。[67]叶茂则指出：“由于商品经济既有发展又不够发展，由于流通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生产，没有能够形成发达商品经济社会那样的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农民经营既没有平均利润为最低界限，商人赢利亦不受平均利润的制约，商品价格遂在农副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端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对价值的偏离；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利益经常受损，商业利润却居高不下。农工商之间这种比较利益差距与其说反映了价值规律起作用，毋宁说反映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被扭曲，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15]

以上是主张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学者的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与自然经济主导论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张明清以后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或者径已进入商品经济阶段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价值规律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已起支配作用，他们把谋生而不是谋利作为小农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下面举两个例子：

陈春声.刘志伟认为，清代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农户的生计已同市场有较密切联系；十八世纪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法国相媲美。但即使是与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农户，其生产经营活动也仍是以生活上的满足和群体和谐为根本目的。市场上某种农产品较优裕的价格，或者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吸引力，使他们改种这一作物。但他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不是这种作物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后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需要。农户收益要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收益大小也取决于市场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拨付使用和劳动力的投入，却没有也不必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土地收益率的提高是以更多的物资和劳动力投入来获得，至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或利润（如果有的话）下降，则一般不会被考虑。这种现象，陈.刘称之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把它和所谓“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作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并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不能单从经济层面.而应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根源。[45]

如前所述，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已充分商品化，但他也强调小农经济是维持生计而不追求利润的经济。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氏提出区分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法，自称综合了以舒尔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农民学理论。认为革命前的中国小农具有三种面貌，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富农与经营式农场主较象前者，佃雇农更像后者，而自耕农则以中者相似。认为马克思只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种误解，经营式农场主也难以划入小农经济范畴，而自耕农和佃雇农在某种意义都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氏进一步指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兹的逻辑，而是按照蔡雅诺夫的逻辑推的。”[93ab]

以西奥多·舒尔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舒尔兹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反响，农经界自不必说，史学界也有尝试应用他的理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如樊树志即根据舒尔兹关于理性小农的论述，指出小农是在传统农业范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把小农和小农经济描写成一切陋俗恶俗的渊薮，未免有失偏颇。[88]不过，舒尔兹等的理性小农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的小农为模特的。我国传统小农是聪明的，有经营头脑的，但很难认为他们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故有人根据韦伯理论提出“广义理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传统小农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利益和效用的追求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具有创造性和在一定范围的整体中寻求均衡的倾向。[40]

蔡雅诺夫的农民理论是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为理论原型的。他认为劳动家庭经济单位类型是独立的经济关系类型，不适合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其特点是不使用雇佣工资劳动，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它包括完全自然经济的家庭单位和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前者固然以家庭需求的满足为经济活动的依据，后者更关心取得最大的劳动报酬，但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最后原则，而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所谓“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是指以家庭内部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程度的评价为决定家庭经济活动的准则。消费需求没获得满足，即两者未达到均衡。这时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劳动投入将继续，哪怕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或以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相反，一旦需求已基本满足，即达到均衡点，则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消费都是无意义的。家庭消费需求是家庭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72a.49.73b]蔡雅诺夫认为，代役租农奴经济接近于劳动家庭农场，基本上适用“劳动—消费”均衡的原则。蔡雅诺夫理论的出发点是既作为生产单位又作为消费单位的个体家庭，亦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相结合的小农家庭。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结合决定的。其理论对自然经济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有普遍意义的。蔡雅诺夫注意到小农经济中经济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注意到由家庭人口自然发展所决定的家庭规模与构成及其对家庭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但他忽视小农庭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忽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难以全面准确地阐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揭示的小农家庭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对于自然经济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来说，恐怕是难以移易的准则。

李根蟠把“劳动一消费均衡公式”视为“自然经济决定的原则与机制”，并以此分析《管子·国蓄》中“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的话。“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多，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作用。”[34b]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并非完全自给自足，他们与市场已有较多联系，小农经济中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成份，在整个地主制经济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这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事实，但解释各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和它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有很大差距，相当部分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从总体看，当时的小农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或因其既包含商品经济成分，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或依托而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已使它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属于商品经济中的一种类型；但这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小农经济贫困化基础上的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新的生产方式难以建立。——在这一点上两种意见又趋向接近，不过，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生产的发展，能否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则不但在两种意见间，而且在两种意见内部，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

如果光从小农经济产品进入市场的数量和比例看，的确很容易得出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已经商品化（或已脱离自然经济）的结论，但若从社会分工发展程度，农民劳动生产率和他们所能掌握的剩余产品作些分析，这种商品经济的实际水平就值得考虑了。如果进一步考察小农经济的运行机制，上述结论恐怕就难以成立了。陈春声.刘志伟所说的“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撇开概念表达的歧异，与蔡雅诺夫所揭示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活动的原则，并无本质的区别，似乎也不需要到传统文化中去找寻清代经济运作特殊性的根源。黄宗智既然承认中国明清以来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依据蔡雅诺夫的逻辑来推动的，则他所谓明清以来小农经济已高度商品化的结论就可以商榷了。把维持生存放在首位，不正是可以理解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原则吗？个体小农之所以能在边际报酬低于正常工值的条件下投入家庭劳动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并以其低廉价格获得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正是因为有自给性生产作了它的底垫的依托吗？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土布之所以能维持低廉的价格，其“秘密就在于它不是基于商品生产，而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将支出压至最低限度而几乎不考虑工资部份，才使低价格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低价格是完全无视‘商品’化相对应的价值问题，基本上是‘劳动力浪费体制’才得以实现的。”[29]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2

关键词：农业经济；泰尔指数；象限图法；增长差异；甘肃省；

作者简介：罗君(1985-)，女，四川武胜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经济地理。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分析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对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农业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多借鉴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田云等采用聚类分析对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1]，徐茜等和晏路明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和福建省的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2，3]。大多数学者偏重于运用Theil系数、因子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模型等，结合GIS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4，5，6，7]，揭示农业经济的空间特性。研究的视角多聚焦于农业较发达的区域或省份，对欠发达区域和农业落后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8，9]。甘肃省经济欠发达，但作为西部的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学者对甘肃农业资源的开发优势评价和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分析均表明，甘肃农业资源分布、农业利用效率存在地域差异[10，11]，即从另一角度表明甘肃农业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从定量角度分析甘肃省农业经济在县域层面的发展差异，为推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开发政策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甘肃省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地处黄河中上游，介于92°13′-108°46′E，32°11′-42°57′N之间，东西长1655km，南北宽530km。地形呈狭长状，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陇南山地、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河西走廊以北地带六大地形区域。气候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从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再到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由于甘肃高差悬殊的地势，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不同组合的地貌与气候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农业生态气候，决定了甘肃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

甘肃全省现辖12个市、2个自治州；86个县(市、区)，其中包括4个县级市、58个县、7个民族自治县和17个县辖区，本文的研究区域以69个县(包括4个县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1年各行政单元的农业总产值(现价)，农业人口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源于2001-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部分缺失资料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本文的农业是指小农业，分析变量为县域农业总产值和县域年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单位：元/人)。部分县名在研究期间有变更，文中的县名均以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中的名称为标准。

2研究方法

2.1泰尔指数(T)

泰尔指数(Theil)适合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地区进行分解，把区域的整体差异划分为区内差异和区间差异。其加权方式有两种，以各区域的人均GDP为权重和以各区域的人口比重作为权重，本文以各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权重，其公式如下：

Nij和Yij分别代表单个县域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i和Yi分别代表各分区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和Y为所有县域的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总值。Y軍i为各分区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权重值，Lpi为各分区的T指数。

2.2象限图法

笛卡儿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横坐标轴X与纵坐标轴Y形成的区域称作象限，以原点为中心，X，Y轴为划分依据，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X>0，Y>0)，第二象限(X<0，Y>0)，第三象限(X<0，Y<0)，第四象限(X>0，Y<0)[12]。结合四象限法在区域经济中的研究[13]，选取2000-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两项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在笛卡儿坐标系中以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横坐标，以2000-2011年两个指标的变化率为纵坐标，划分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类型。

3农业经济差异特征

3.1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

根据公式(1)计算甘肃省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其值介于0.537-1.086之间，其差异最大值年为2001年，最小值年为2009年。从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农业经济差异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农业经济差异呈倒V型波动下降，主要表现为2001年农业经济差异较2000年和2002年显著增大，呈倒V字型。2002-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小幅波动下降，于2009年下降到最低值，成为整个研究阶段中差异最小的一年，这一阶段中，2003年和2006年农业经济差异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未对差异整体下降趋势造成关键性影响。2009-2011年，区域经济总差异反弹增加，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值为0.537，2010年为0.615，2011年为0.670，其差异值在这一阶段逐年上升，农业经济差异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3.2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依据泰尔指数的空间分解特性，将甘肃省农业经济整体差异分解为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明确差异的主导因素。农业经济的分区参考白永平对甘肃农业生态气候类型的划分、尚正永等对甘肃农业地域类型的聚类分析成果[14，15]，结合甘肃省农业生产的地域条件及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本文将甘肃省农业经济的地域类型划分为河西地区(除嘉峪关外的河西走廊县市)、陇中地区(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陇南地区(陇南市、天水市)、陇东地区(庆阳市、平凉市)和民族地区(甘南州、临夏州)，共5个农业经济区，作为测算农业经济区间差异的标准。

对区域总体差异与区间和区内差异进行拟合发现，总差异与区内差异、区间差异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93和0.97，即它们之间高度线性相关，表明区间和区内差异的变化趋势与整个区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总体差异与区间差异的拟合值较高，表明区间差异与总体差异的关联度更大。从区间与区内差异的比重上看，区间差异的比重历年均保持在总差异的2/3左右，表明区间差异是造成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构成上也可以看出，区间差异的曲线与总体差异的曲线保持高度一致，且区内差异的曲线值较小，也表明在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中，区内差异的贡献较小，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进一步分解区间差异(表1)发现，在区域上，陇中、陇南和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泰尔指数历年的值均为负，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这三个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其中民族地区泰尔指数最小，表明该区农业经济是全省最落后的区域。陇东地区大部分年份的泰尔指数均为正，相对而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其值较小，表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强。河西地区历年的泰尔指数均为正，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且其值较大，成为推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从时间上看，陇中和民族地区的泰尔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地位在不断降低，在全省农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逐渐降低。陇东和陇南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增大，而河西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减小，农业经济差异不断向中间收敛。从数值上也可以看出，2000年的区间差异为0.561，到2011年减小为0.454，区间差异不断减小，但总体上，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中仍处于支配地位。

4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分析

4.1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为反映各县农业经济的增长能力，采用相对发展率(Nich)测试各县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大区域的发展速度，用各县域某一时段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与同一时段整个研究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的比值进行测算。经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Nich值分布(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县的相对发展率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4个特征：(1)nich值大于1的县域个数为29个，小于1的个数为40个，即全省大部分县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呈现出少数区域拉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现象。(2)相对发展率有正有负，最高的金塔县3.583，最低的迭部县-0.148，相对而言金塔县是全省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县，迭部县的农业经济发展则显著落后于全省的平均发展速度。(3)相对发展率最高的县市全部集中在河西地区，分别为金塔县、敦煌市、高台县，其值明显高于其它地区。(4)相对发展率最低的县全部集中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别是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迭部县和合作市，6县市中仅卓尼县的相对发展率为正，其余5个县市的相对发展率均为负，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

4.2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

根据公式(2)绘制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图(图3)，从农业生产总值的大小和增长速度来看，其散点位于坐标象限的一、二、三象限，表明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增长速度较快的县域，如民勤县、靖远县、静宁县、民乐县和武山县等，此类县域共有36个，占县域总数的52.17%。第二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但增长速度较快，如阿克塞县、肃北县等28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40.58%。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且增长速度也较慢的县域，该类型的县域个数不多，仅有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从人均农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上看，县域农业经济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增长类型。象限一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大，且增长速度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高台县、瓜州县、玉门市等，该种类型的县域个数为23个，占县域总数的33.33%。象限二的县域人均占有量小但增长相对较快，如秦安县、武山县、积石山县等，此类型的县域41个，占县域总数的59.42%。象限三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小且增长速度缓慢，如合作市、玛曲县等，该类型的县域仍为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4.3农业经济类型划分

对比象限分布图，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发展的散点均未在第四象限出现，即不存在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大，但增速缓慢的类型，表明全省农业经济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趋势明显。以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衡量的农业经济在第一象限的散点个数明显减少，表明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在多数区域受农业人口总量的限制，人均水平较低。无论以农业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在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个数均为5个，分别为玛曲县、碌曲县、合作市、迭部县、夏河县，表明这5个县的农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关系，将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划分为5种相对发展类型(图4)：

(1)活跃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大于0；(2)人口动力型：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3)人口阻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4)潜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增长率大于0；(5)滞后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小于0。其中，活跃型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可认为是引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人口动力型和人口阻力型则与区域内农业人口数量有较大关系，农业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总量保持增长趋势，但受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均占有量小，农业经济缓慢增长，成为人口阻力型；人口动力型总体上表现为区域内经济总量不大，但由于农业人口较少，人均占有量呈增长趋势，农业经济也呈缓慢增长状态，表现为人口动力型；潜力型则是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占有量均为负，但其增长速度为正，有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区域；滞后型则是整个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区域，农业经济呈负增长。

图5显示了甘肃不同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在农业经济区上的分布情况，活跃型县域和滞后型县域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活跃型县域共17个，其中河西地区10个，所占比例为58.82%，陇中、陇南、陇东地区分布的活跃型县域个数分别为3、2、2，分别占活跃型县域的17.64%、11.77%和11.77%。五个农业经济区中仅甘南民族地区没有活跃型县域分布，且滞后型县域全部分布在这一地区。潜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和陇南山区，占整个潜力型县域的72.73%。人口动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东，人口阻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中和陇东，即在陇东和陇中地区，农业人口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为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缓慢增长的区域为陇中、陇南地区，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是甘南民族地区。

5农业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5.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的好坏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优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造成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河西地区拥有良好的光热资源，地势平坦，利于机械化操作。该区有黑河、疏勒河、石羊河三大内陆河流域，年径流量41.9亿m3，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全区水资源总量80.34亿m3，人均占有1000多m3。良好的地形、光热条件和水资源灌溉条件，使该地区成为引导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陇中地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属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200-500mm，受干旱低温的牵制，该区几乎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陇东地区是甘肃省的农业生产老区，气候温暖湿润，光照条件良好，降水量基本满足农作物生长要求，土地垦殖率较高，适宜农作，是全省发展粮食作物的又一重要基地，在区域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相对较高。陇南地区主要以山区和丘陵为主，河流分属嘉陵江流域和渭河流域，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由于地形限制，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其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不足1/10，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1/3。另一方面，该区生物资源有一定的潜在优势，药用植物有1000多种，产量占全省的70%，但农业生产受山地地形影响和限制，产出效率不高，从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海拔超过3000m，气候高寒湿润，热量不足，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其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成为全省农业经济最落后的区域。

5.2农业生产规模及模式

在5个农业经济区内，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生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从全省来看，人均耕地面积为0.1712hm2，其规模较小，其中河西地区相对较高，为0.2428hm2，民族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最小。农业生产规模较小，使农业生产不能达到规模效应，农业生产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河西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陇东地区虽作为甘肃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各区更是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经济随农业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方面，河西地区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在制种业、玉米、洋葱等生产上实施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同时依托敦煌种业、莫高股份、皇台酒业、荣华实业等四家以农业为基础的上市公司，逐步形成“公司+农户+基地”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相应的农业生产基地，保障公司与农户的利益链，进一步带动制种、酿造等农业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河西地区还不断推广温室大棚种植果蔬，正在逐步推行瓜果蔬菜基地与加工销售综合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的发展一方面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陇中、陇南的部分区域，虽然也提出“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但多数是只提出农业发展的概念，还没有从整体上形成真正的产业链，农户各自为政，以试探性发展为主，对区域农业经济还不能起到推动或引领的作用。

5.3用于农业的投入

用于农业的投资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数量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大农业经济差异。2011年，甘肃省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上，各区均不到10%，投资比例较小。在区域分配上，5个地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陇中地区10.97%、河西地区37.37%、陇南地区16.79%、陇东地区28.79%和民族地区6.08%。就投资而言，甘肃省的农业经济投资向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倾斜，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推动这些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经济差异，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的科研投入较低，近年来甘肃农业研发强度(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不断增长，2012年为0.3%，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研发强度适当标准(1%)相比，差距较大。科研投入少，科研转化率较小是甘肃农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的重要因素。

除以上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农业经济还受农业政策、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农业区位、交通及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

6结论

通过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对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不断减小，2000-2011年间呈现倒V型下降、小幅波动下降和反弹回升三个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差异的分解特性上，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与总差异趋势相同，但区间差异大于区内差异，是全省县域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各地区间农业经济差异呈收敛趋势，区间差异不断缩小。

(2)河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是全省最落后的区域，陇东地区相对于陇中地区和陇南地区发展较好，总体而言，高于全省农业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县域不多，农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发展趋势上，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主导地位有减弱趋势，陇东和陇南地区趋好，而陇中和民族地区有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趋势。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3

关键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策略

县域农业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推进县域农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应当紧密结合时展潮流，针对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可行的发展对策，切实推进县域农业经济增长，拉动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1农业产业化问题

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处理不到位，势必会影响县域农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严重制约着县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为促进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化问题的妥善解决，以下从扶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以及深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策略。一是大力帮助和扶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中龙头企业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它带动着农业向产业化的发展。对此，针对于龙头企业来讲，要对其制定一个可行性的实施措施，对于龙头企业的各项申请都要给与优惠，大力的引进一些龙头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重点对农产品的加工业进行培养和扩大，同时为了达到符合市场的要求，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了符合市场的需求，要帮助一些龙头企业和农户建立“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培育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农业经济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发展导向，制定一个可行性的管理规章制度，要大力的培养和帮助农村经纪人，使农村经纪人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和壮大。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于当地有文化水平高的农民，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将其纳入县级统一管理。三是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在耕地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调整好农村耕地区域面积结构，合理利用农业资。调整就业结构，要将农村的劳动力尽量的转移，将种植业的劳动力逐渐的转向农业的加工服务业或是非农产业分流，同时这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途径，要积极的引导农民合伙经营，推广联合种植的生产模式。

2小城镇建设问题

就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城镇建设问题是一个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城镇规划建设的整体效果，甚至严重制约着县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为促进小城镇建设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结合地区农业生产现状，采取可行的经济发展策略，以下进行具体分析：一是坚持走农业产业化及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之路。也就是说，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应当在坚持农业产业化的同时，积极促进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将小城镇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小城镇建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并且有助于推进县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小城镇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小城镇建设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具体特点，并探寻乡镇企业自设经济建设优势，通过协调促进，优势互补，推进县域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二是充分做好小城镇建设规划工作。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若想要扎实推进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进步，应当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充分做好建设规划相关工作，给予科学性和现实性等原则，对小城镇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小城镇规模小、水平低等问题，全面推进小陈正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结合小城镇发展实际，积极创设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有限，为确保资金运用的合理性，应当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创设多元化的投资体系，结合市场经营模式调整资金投入力度，并充分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县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四是加快小城镇综合发展步伐。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快推进小城战建设步伐，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并对使用制度进行优化调整，政府在准确把握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依据。

3生产力与科技水平低的问题

生产力与科技水平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于县域农业经济也不例外。而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生产力与科技水平低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县域农业科技项目建设以及农业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以下就当前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中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发展策略。一是重点突出农业科技项目建设，着力发展技术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面对外经济的技术合作，在与合作的过程中，采用正确的方法来改善环境，从而吸引投资商。重点开发有实力的技术企业，让这些有实力的技术企业成为真正的龙头企业。二是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突出技术的创新，对传统的工业进行改造和提高。第一，采取使用新技术的措施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同时还要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质量。第二，大力发展并引进一些高新技术，将促进技术和农业资源的优势互相融合到一起，同时政府要给与一定的帮助和支持。第三，尽快的研发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三是将农业科技进步放在重要的位置还要高度重视并突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包括农作物良种化、高效养殖科技、农产品加工技术、避灾农业科技、农村科技引导与培训。四是提高科技意识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强化科学研发建设发展的力度，并创建完善的专家顾问体系机制，与此同时，大力提倡科技人员的参与和做好技术服务的分配，尽量的发挥科技人员的潜能。

结束语

县域农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县域农业经济也面临着特殊的发展形势。为切实推进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应当结合新时期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产业化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以及生产力与科技水平低等问题加以全面分析，并积极采取可行的措施推进县域农业经济发展，从整体上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王阳.关于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J].科技与企业,2013(9):6.

[2]李珂,罗顺.根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J].决策论坛———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2016.

[3]王宇宏,刘福,苏小芳,余柯佳,王翔对山西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分析[J].山西科技,2016,31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4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又称农业合作社，是指农民尤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了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及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守合作社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组成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新型的农业合作关系，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归大堆、硬撮合”，而是农民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自发性地广泛联合，是农业生产者自愿结合起来，将资金、劳动、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料作为股份入股，按自主劳动、经营和民主管理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管理，从而实现互利的目的。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

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使得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业经济主体的合作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市场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的一般特征。包括成员的自愿加入和退出、民主平等管理、互助共赢和利益共享等。

2．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协作经营。农业作为特殊的行业，即经营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从而农业经营的个体经济就是家庭经营经济，这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更带有社区性和综合性。

3．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启动有较大难度。农业经营是一种典型的分散经营，尤其是传统农业，其商品化率很低，农民的合作欲望和合作意识不高，这说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壮大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由于农民的合作意识较差，自我管理能力不高，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启动和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在教育、培训和信息方面予以积极的支持。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基本原因

1．社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制。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农业生产越专业化、商品化，就越要求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或联合。如果利用非经济手段强行地把不同的农户组合到一起，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各个农户之间，出现相当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阶段由不同的生产组织去完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才有合作的必要。

2．为了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农业需要合作制。分散的农户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骤增；农业还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产业，单家独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

3．农产品的易腐性和农业资产的专用性使农民需要合作制。大部分农产品具有易腐性，特别是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这些产品一旦成熟或采摘以后，如果不进行储存或加工，就必须马上卖掉，否则就会腐烂，农户会因此蒙受损失。农业生产中所购买或建设的许多生产资料具有专用性，若放弃该项经营的话，处理这些资产的价格也非常低廉。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农户也在寻求长期的合作。

4．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需要合作制。一般来说，农户的经营规模比较狭小，单独采购生产资料难以获得价格优惠和运输上的经济实惠，单独出售农产品也难以卖得好价钱。在生产中单独使用某些大型农业机械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也可能变得不经济。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盈利，就需要通过合作制联合起来，借助外部交易规模的扩大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寻求规模经济。

5．农业合作制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合作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的扩张是农业合作制产生的土壤，而农业合作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为它的进一步协调发展起推动作用。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发展农业市场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笔农产品的交易量日趋增大。分散的小农户也没办法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大市场。因此，发展农业市场，农民合作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能够把农户的单体资源在合作框架下进行整合，改变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化解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控制开支，提高市场效率。国外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合作经济组织，并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角色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双层经营和市场运作效率的提高上，而且还集中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社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瑞典约有75%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其居民消费的食物中有1/3~1/2是由农业合作社的企业加工生产的。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在大规模的农业市场前提下，在农业市场的大宗交易中，无论单个农户经营的规模有多大，其交易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强势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样既有利于让农民分享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各环节的利润，获得更多的收益，也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单个农户自愿结合起来，使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按自主劳动、经营和民主管理方式对农产品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仅便于使用大型农用机械设备，而且还便于实施先进的农业技术。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

实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民主管理”，而且，将一些农户组织起来，共同生产、共同销售，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能够有效地实施，从而获得规模收益，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水平。

三、我国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缺陷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后完成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当时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以避免小农经济“两极分化”。第二阶段是实行集体化及高度集中的化。由于违背了自愿、民主的原则，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最终导致失败。第三阶段，是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到现在的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时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规模较大、管理较好以及活动比较规范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10万余个。然而，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和经营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许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不够规范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国际上公认的原则主要有七个：自愿与开放原则；互助合作性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一人一票原则；非赢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自主和不负债原则；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以及社会性原则。然而，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数不符合这七条原则。很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目标定位不明确、商业化程度较高、以赢得为目的、服务职能较差，这就使得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开放程度不够。甚至有些地方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被忽视，业务范围过于繁杂，从而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及有序发展。

（二）多数农民受传统意识影响严重

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小户的生产经营习惯形成了较强的“小农经济思想”。再加上我国大部分农村比较落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使得不少农民素质较低，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表现得比较急功近利，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抵触，爱打个人的小算盘，不听从合作经济组织的决策安排。从而使组织内的经营行为难以统一，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除了小农意识以外，很多人还会受到“大锅饭”时期思想的影响。认为搞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实施以前的“化”等“一大二公”的“大锅饭”体制。并且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而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政府支持不够

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许多促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然而许多政策的实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法律支持，如果不能从立法上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做出明确的规定，那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进而会阻碍国家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一）加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规范

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常常和村委会、党支部混为一体，经常出现领导在三者之间相互兼职的状况。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是为农民服务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相互混淆，职能不清。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应该明确管理责任，增强运营规范。要使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动围绕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业生产而展开，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机械化和规模化。

（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要加大政府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努力改善和优化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各级政府应该做好组织领导、宣传协调等指导工作。要转变政府工作职能，优化市场环境，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另外，还要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完成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法可依。

（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5

一、农村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

我县农村小康建设，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几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小康村建设为基点，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到乡和村组开展抓建小康村、小康乡镇工作，发展主导产业，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两高—优”农业和乡镇企业，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应当看到，我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程度比较低。二是全县农村人口比重比较大，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还有42％的人口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三是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2008年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741元。四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乡（镇）之间、农户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很高，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较低。全县还有特困户72户226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五是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逐步拉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的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更是大大落后于城市。

由此可见，我县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县这个全局来说举足轻重。在我县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稳定的解决温饱，不断加快跨进小康“门槛”的基础上，今后的20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由小康到宽裕型小康，进而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

在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实现温饱，农产品供给保持基本平衡以后，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农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都有赖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根本措施。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的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低迷，结构雷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问题。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反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反映。所以，必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尽快由满足温饱需求向满足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转变，把农业增长的基点转到质量效益上来，由农产品品种质量结构单一，向优质化和多样化转变，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来源。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全面升级。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的“13341”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要求的全局性调整，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加快退耕还林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和优势区域做大做强，尽快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尤其要以果业、畜牧业产业化为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培植和硕农业的名优品牌，增强我县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积极发展优质化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满足市场优质化、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全面提升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要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大力调整种养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按照“限制山区、发展农区、以大换小、以草定畜、禁牧轮作”的方针，积极鼓励引导农牧民发展肉（奶）牛、牦牛、肉驴、骆驼及“两小”养殖，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我县农业的又一大支柱产业，更广泛合理的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第四、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近年来我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很快，对带动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起了重要作用。今后，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上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上来。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工业化主导产业之一。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龙头企业发展，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我县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发展，态势良好。特别在果品、粮油、肉类、棉花、鸡蛋、蔬菜、食用菌、奶业等产业中，出现了一批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龙型”经营组织。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情况下，有效吸纳先进生产要素、与农户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把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传递到农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营的好形式。

因此，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一是要大力开发支柱产业，建设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为产业化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二是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突破口。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培育集高科技、新技术、科研与生产、良种与良法、推广与服务于一体的一批规模大、起点高、辐射能力强，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双赢。三是围绕“龙型”经济，积极推进科技进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把整个“龙型”经济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使新技术、新成果渗透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四是要抓好产前产后服务，为农民提供种子、饲料、生产资料、技术指导、科技服务、卫生防疫等各项服务。

四、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需要。目前，农民收入之所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壁垒分明，城市化严重滞后造成的。如果继续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农村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实践证明，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的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农民收入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所以，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注重发挥小城镇增加农民就业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合理集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应取消所有歧视性限制政策，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五、在稳定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保证

体制不改，机制不活，是束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出现了走形变样现象，一些地方违背民意，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抓发展，又要抓改革，要多把功夫用在农业之外，从体制、机制、政策的落实上扫除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各种因素。坚持市场改革取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发展培育和造就一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形成先发性体制优势和所有制结构优势。

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自治州、县委的规定，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强化农户的市场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完全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长期坚持。现在农户是市场主体，家庭经营是双层经营的基础层次，制度创新必须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这是保证农村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的根本问题。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是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的利益，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通过公司+农户，包括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农产，行业协会+农户等形式，实现千家万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构筑发达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和产业的良性互动，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营造政府创造环境、农民创造财富的宽松发展氛围，依靠健全的市场和灵活的经营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尤其要把改革和创新的重点转移到“中间村”上来，这些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有些村已接近小康水平，只要坚持市场改革取向，在发展思路上进行优化，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在资源分配上进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加以调整，建成小康村，进而走向宽裕型小康，是完全有可能的。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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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回顾

“九五”以来，我市各级以“奔小康”总揽农业农村工作全局，切实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不断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为“十五”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主体农业稳定发展，大宗农产品供给充裕。

“九五”期间，全市各级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农林牧渔全面发展，1999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41.5亿元。粮食生产保持了基本稳定，1999年全市粮食总产169.5万吨。“菜篮子”生产不断发展，1999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108.5万亩，肉、禽(出栏)、蛋、奶、鱼、菜产量分别达到23.09万吨、3833.47万只、5.68万吨、3.86万吨、8.65万吨、203.07万吨。大宗农产品供给充裕，结束了长期短缺的历史。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九五”前四年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55.11亿元，完成土石方18830万立方米，建成钱塘江标准堤塘56.6公里。综合防灾抗灾能力明显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建立现代农业园区99个，面积9.87万亩。加快农机应用推广，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264.41万千瓦。进一步健全农机服务体系，提高农机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全市绿化造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八五”末的61.9％提高到62.8％。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农业气象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全市建成较为完善的气象业务、科研和服务网络。

(三)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显著，农业产业化经营稳步发展。

“九五”期间，认真组织实施《杭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全市建成各类农产品基地437.18万亩，兴办农业龙头企业1626家，其中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60家。

茶、桑、果经济特产稳步发展。茶叶生产连续五年增产增值，1999年全市茶叶总产量24915吨，总产值4.01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7478.6吨，产值3.3亿元。全市蚕茧总产量8349吨。水果总产量13.07万吨。

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加大优质良种、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1999年，全市引进粮油、蔬菜新品种129个，良种推广面积470万亩，良种覆盖率在95％以上。

(四)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1999年，全市共有乡镇企业10.9万家，从业人员108.1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3.5％，完成企业总产值1468.88亿元，“九五”前四年平均年递增17.8％。外向型经济持续发展，1999年完成出货值167.7亿元。个私经济迅猛发展，到1999年，全市共有农村私有企业10.24万家，完成产值751.7亿元，占全市乡镇企业总量比重51.2％。“九五”以来，全面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乡镇企业转制工作，到1999年底，全市乡村集体企业转制面达96％。乡镇企业整体素质明显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78只产品被评为市级以上名牌产品。

(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九五”期间，我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切实加大扶贫攻坚和帮扶工作力度，加快全市农村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到1999年底，全市除淳安外的区、县(市)都实现小康，163个乡镇实现小康，占全市乡镇总数的70％。1999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315.0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4209元。

“九五”期间，我市农业农村经济虽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增产不增效、农产品卖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还不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农业生态环境仍显脆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先进适用农业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不够普遍，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还不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市场缺乏有效联接，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和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体系有待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农村工业化步伐，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突出，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HT〗

(一)指导思想。

“十五”期间，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围绕《杭州市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划(1999-2010年)》确定的总体目标，突出阶段重点，积极实施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形成产业优化协调发展的新布局；坚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构建农业支持和保障的新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和健全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新机制，努力加快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基本原则。

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应坚持的六条基本原则。

一是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以实施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要措施，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认真贯彻计划生育、土地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保护和合理开发各种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的原则。充分发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的技术经济互利合作，大力提高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的外向度。

四是坚持充分依靠科技的原则。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乡镇企业，使农业和农村经济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的发展路子。

五是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通过政策倾斜和增加投入，促进生产要素和人才有序流动，加快西部山区和欠发达乡镇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六是坚持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同步推进的原则。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五”计划的总体目标。

——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全面增强。到“十五”期末，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2300亿元，年均递增10％；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增加值达到130亿元，年均递增5％左右。

——农业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到“十五”期末，种植业中，大田粮经作物种植面积比调整到55∶45，养殖业(畜牧、渔业)产值占农业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农业投入产出水平比“九五”明显提高。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100万亩高标准商品粮田；加大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完成钱塘江标准堤杭州郊区段的建设，水库完好率提高到90％，全市增加蓄水量5000万立方米；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3.5％，森林蓄积量达2500万立方米；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到288万千瓦，每公顷平均农机动力15千瓦，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60％。

——全面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进一步重视适用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每年引进、改良示范新品种100个以上。加强基层农技队伍建设，全市50％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达到“五有”要求。“十五”期间分别培训农民和持“绿色证书”的骨干农民50万名、5万名。

——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十五”期末，乡镇工业年增加值达到415亿元，年递增12％以上。提高经济外向度，出货总值占工业销售产值的15％。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促进产业和乡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农村城镇人口的比重达到42％。

——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健全。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5600元，年均递增5％。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明显见效。农民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4。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享受一项社会保险。

——现代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到2005年，郊区和萧山、余杭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富阳、临安、桐庐、建德进一步加快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淳安加快小康建设步伐。加大对中西部山区帮扶开发的力度，加快欠发达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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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实施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构筑效益农业发展新格局。

“十五”期间，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要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实施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着力提高养殖业占农业的比重。按照优质、高效的原则稳定发展生猪生产，形成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格局。根据市场需求和自然资源条件，积极发展优势畜牧品种。积极发展城市郊区奶牛业，提高乳品生产加工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保护和合理开发宜渔水面，在巩固提高渔业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名特优新水产品养殖比重。建立完善畜禽、水产品储藏、保鲜、加工体系。合理调整种植业区域布局，积极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形成特色明显的专业化、集约化的产业带、产业区。粮食生产要按照稳定总量，改善品质，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效益的总体思路，在保持全市175万吨粮食生产能力，生产总量150万吨左右的基础上，压缩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和品质差的粮食品种，大力发展优质作物品种，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适应发展养殖业的需要，积极扩大优质饲料作物生产。城市郊区要积极发展城郊型旅游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扩大设施栽培，稳定“菜篮子”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丰富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东部平原要巩固发展高效农业和外向型创汇农业，不断提高生产的集约化水平。西部丘陵山区要加大资源的综合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积极发展农产品产后加工。

(二)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十五”期间，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各级政府投入为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投入为主体，社会其他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元化、多形式投入机制，持续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到2005年完成水涛庄水库和分水江水利枢纽的建设，加快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因地制宜兴建一批中小型水库，抓好渠系配套建设。发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步推行业主经营机制，调整利益分配关系，探索资源共享，提高效率的市场营运模式。加快气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加快防洪减灾的现代化决策系统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工程带动，对全市中低产田(地)实行综合治理和改造，提高全市农田的综合生产能力。改造要推广实行项目管理制，注重实施质量。继续抓好多类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根据粮食生产型、多种经营型和设施栽培型的不同需求，完善设施装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应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园区的科技含量。重视老鱼塘改造，加大商品鱼基地建设力度。加快农机化建设步伐，因地制宜引进、开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机械，重点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程度，完善农机服务网络，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使全市农业生产条件比“九五”有明显的改善，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有较大提高。

坚持长期稳定林业政策，深化林业经营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森林分类经营，调整林业发展结构。把以发挥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主的各类防护林和特用林划为生态公益林，到2005年，全市建成生态公益林面积400万亩。加快实施城市周边绿化，改善生态环境。把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各类经济林、用材林等划为商品林，按照“谁开发、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商品林基地建设，满足社会的经济建设需求，到2005年，全市建成商品林基地面积395万亩。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格局。

深入实施《杭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围绕主导产业，加大投入力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发挥资源优势，坚持老基地改造和新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一起上，大力发展龙头企业，择优扶强，到2005年培育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10家，提高企业对基地和农户的带动作用。依托主导产业和主要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以产地专业批发市场为重点，乡镇综合交易市场为基础，各类农贸市场为补充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培育发展农民中介服务组织和农民贩销队伍，开通农产品运销“绿色通道”，促进农业与商贸业联合，多形式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到2005年，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到70％。加快农业质量标准的制订工作，强化农产品标准的实施与示范。

“十五”时期要以培育农业龙头组织为重点，大幅度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宏观指导，按照“扶大龙、兴小龙、育新龙”的思路，积极扶持发展加工、市场、信息和种子种苗四类农业龙头企业，增强对广大农户的带动。引导乡镇企业参与创办龙头企业，深化国有农林牧渔场、供销社经营体制改革，转型创办龙头企业，鼓励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创办龙头企业，吸引外资创办龙头企业，到2005年，全市创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00家。正确处理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积极探索农民与企业以产品和生产要素入股，采取多种方式合作、联合，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切实增加农民从加工和流通环节获得的收益。探索以订单方式引导农产品生产，形成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格局。依托龙头企业，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开展农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引进国(境)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及管理方法，积极发展外向型、出口创汇农业。

(四)广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十五”期间，我市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兴农力度，着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坚持自主研究与引进消化相结合，成果研究与推广应用相结合，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扩散速度，重点开发和推广现代化集约种养技术，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和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增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储备，逐步形成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发展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支持科研院所参与兴办研究、开发、应用一体的农业企业，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先进技术产业集团。提高农业园区的科技应用水平，加快科技应用的更新。面向农业和农村，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稳定农技推广队伍。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积极性，鼓励个人以技术要素入股参与开发经营。扶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与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扩大实用技术培训范围，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造就一支掌握农业新技术的劳动者队伍，提高农村基层管理干部的专业技术水平。

(五)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十五”期间，按照城乡一体、合理布局、完善功能的原则，认真实施《杭州市小城镇发展规划》，重点发展7个县(市)城和对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中心城镇，切实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比较完备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城镇防洪、污染治理的现代化配套市政设施，加强以新能源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深化小城镇综合体制改革，扩大小城镇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强化协调与服务功能，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工业和商贸小区建设，促进人口和产业向小城镇集聚，增强小城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功能。保护和改善小城镇生态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快文化卫生事业发展。

乡镇企业要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和内部各项制度建设，推进企业经营机制创新。加快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结合农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结合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商业、饮食服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积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大技术改造和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力度，逐步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到2005年，乡镇企业要创60只市级以上名牌产品。引导和培育特色优势明显、产品市场覆盖广的块状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政策环境，促进个私经济健康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农村经营管理，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坚持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立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各业承包合同的管理制度，规范合同档案，及时调处纠纷，组织合同兑现。在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和完善土地、山林、水面使用权流转制度，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以专业大户为主的规模服务。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益分配制度。

继续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推进经营管理体制创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管好用活集体资金。通过开发资源、开展服务、开拓市场，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壮大集体经济。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健全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的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盘活存量资产，化解不良债务。引导和规范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改善管理方式，活跃农村经济，扩大农民就业。按照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制创新。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引导促进农村资金、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联合，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综合型、网络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合作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中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坚持和规范政务、镇务、村务公开工作，完善决策民主制度。

(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切实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以“六好”乡镇党委和“五好”村党支部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配套建设，进一步把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组织建设好，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业余文体活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健全农村各项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八)加强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任务的如期实现。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7

关键词：小农经济；改革；土地制度

一、小农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随着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度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由于允许私人进行土地买卖，必然的出现了土地兼并现象，这种现象最终导致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对立局面，社会最终形成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和只拥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阶层，然而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的制约，土地高度集中并不能发挥出其优势，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依然占据社会的主题。

在封建社会，由于整个社会的负担都压在了农民的肩头，繁重的税赋极易激化阶级矛盾，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朝代更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从上个朝代承袭下来的制度很快又使整个社会步入原始的循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三国时期推出了“屯田制”，北魏至唐朝一直延续“均田制”，都从一定程度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根本制度的不变导致了社会矛盾只能缓和不能化解，分配不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

建国以后，由于连年战争，国内经济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百废待兴，人民流离失所，急需一个高效的制度使社会迅速稳定下来，步入正规，于是，中国进入了集体化时期。这种完全依靠政府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度，虽然对社会稳定以及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恢复效果显著，但是并没有成功的改造中国农村经济体系，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另外，对农业经济控制过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低下，以及人口迅速膨胀，都使得集体化经济急需转型。

19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时期，体现在农业上，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虽然土地依然归属国家，然而使用权是属于农民的，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新的科技手段如机械农药以及化肥等使用于农业领域，也极大提高了生产水平。在市场经济下，富裕的劳动力开始脱离农村，参与到城镇生产建设中。但时至今日，农村仍然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务农劳动力仍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收入也因此十分低下这是今天的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局限性

首先，生产规模小，以家庭为单位。中国的农村，普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模式，人均占有土地少，可以自主耕作，单家散户、简单劳动与土地直接结合的传统式小农生产方式统治农村；其次，自给自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很少进行商贸交流。在传统式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差、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积累少、市场化程度低等情况必然存在[1]，小块土地的收益有限，农民的收入有限，农民的农业投入有限，向非农产业投资就更加有限，因而农业和农村的面貌也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小农经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束缚，三农问题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最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不可能在工商业不断转型升级下，长期脱离经济运行的主轨道而固步自封在落后状态；第二，小农经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已无法承受上游农资产品的涨价压力，农民增收将越来越难；第三，城乡一体化和工商业向传统农业区域转移，土地作为生产力要素在市场规律下流动和配置，将会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力取代小农经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已具备了条件。

三、小农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小农经济社会里，他们是通过政府资助的综合农协组织把广大小农户联结起来，组成庞大的协作链，实现小农经济的社会化合农业现代化。[2]显然，这值得我国借鉴，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能照搬这些国家的农业模式，因此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当下重要课题。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根据舒尔茨的理论，就是要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

这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稳健制度保障：提供以小家庭农产为主要目标的融资渠道（如,免息或低息贷款），触发以小家庭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协作，为他们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必要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廉价后工业时代生物技术。从经营组织上看，就是要转换小农经济而形成现代化大农业经济。这样，才有可能创建舒尔茨所强调的使用新技术的低成本、高收益经济环境，凭此充分发挥小农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为农民提供基本医药保险，解除农民今天在城乡对比下强烈感受的不安全。事实是，唯有在国家的积极领导和扶持下，才可能触发舒尔茨理论中的那种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总之，转换小农经济，重建我国新型的集体化大农业，改革和转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广大农民成为改革的主人，直接分享改革成果，实现邓小平通知指出的农村第二个飞跃，提高农业和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和创新能力，让农业能够更好的利用现代生产要素，转换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这样才是健康的经济模式，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1］简新华,何志扬.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导刊,2007,(2).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8

因为小农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不会出现缺物资的现象。

小农经济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私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

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自然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物质生产的自足自足，和商品经济相对立，而小农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块土地上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进行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地位不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来源：文章屋网 ）